历史研究

要理解本书所提出的历史观，读者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历史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 1945— ）曾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研究历史，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不在了。”[2]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说，指明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我们对历史的全部认知只能来自当下，因为如果没有当下的知识，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历史呢？这一原理既适用于宇宙史，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史。这一历史知识只能潜藏于当下的观点对历史学家而言并非新知，却鲜有清晰的表达。[3]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在大历史中比在传统历史叙事中更显突出。

因为历史全部的证据只能在当下，所以要创造一种历史叙事就必然意味着要对当下的证据做一番解析，而解析的过程也脱不开自身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乃缘于我们要体验周围的环境以及自身的存在都离不开这样的解析过程。结果是，全部历史叙事都是某种形式的重新建构，也因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还有一点，就是历史研究不可能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而只能是某种趋近历史真实的真实。换言之，绝对真实的历史叙事根本不存在。这样说好像意味着历史可以无穷多的方式加以审视和解析，但在我看来，倒不是这样。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检验历史重构真实性的主要依据是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极简明、极确切的方式与现存数据相呼应。但有一点也不容否认：任何历史重构都只能涵括经史学家筛选的有限的语境和少许的数据资料。

我们全部的历史知识只存于当下还意味着：对于那些曾经发生但却未留下任何痕迹的历史事件，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认知。甚至对于那些曾发生也确曾留下痕迹的事件，如果还没有被发现或解析，我们同样不具有任何认知。而这样的历史事件可能是最大量地存在的，虽然对此我们永远也无法确认。对历史研究中的这一疑问极少被史学家关注，这一点本身颇令人惊奇。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即对于历史上曾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能够拥有和支配全部的详尽信息，那我们则会被大量存在的信息完全淹没。更进一步，如同威廉·麦克尼尔曾言，从事令人信服的历史重构，其诀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弄清究竟是哪些事件被排除在外了。其结果，全部的历史重构都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斑斑点点，就像地图一般。

要进行令人信服的历史重构，我们至少要做两件事：第一，要弄清数据产生后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包括被人发现；第二，要弄清这些数据能够阐明历史中的什么问题。毋庸置疑，任何学术史研究都必定涵括这两项重构的工作，虽然有时这一点并不明白交代。就大历史而言，美国畅销书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 1951— ）的《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非常精彩地阐释了前一种历史重构，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巨著《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则致力讲述整个历史。与后者不同，布莱森的历史不包括人类史，这可能是因为那时以全球为单位讲述人类史的传统还没有形成。

历史研究，包括大历史研究，是持续不断的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察和理解的讨论，并凭借这一做法，建构最可信的历史发展图景。这种种建构和叙事正是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回应。只不过在现实中，这类问题却经常陈述不清，有时干脆被省略了。这样的话，其得出的结论或历史回应就会显得无中生有或凭空而来。比如，《圣经》中的《创世记》（Beresheet/Genesis）对宇宙时空及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的根本问题给出的是宗教神启的答案，但上述问题本身却没有提及。而带着上述问题研究圣经故事，人们就会看清其中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相信这类故事的人们来说其所给予的答案是多么令人信服。若全世界的学者都这样地对宗教故事加以研究，他们也会将宗教神启故事及相信宗教的那些人置于一个崭新的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待。

现代学者的历史叙事虽然给出的是基于学术的历史回答，但对上述根本问题仍经常三缄其口。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而且要如是教导学生，那就是所有知识，包括大历史知识，都是富有好奇心的人对近乎无穷尽的各种问题求取答案的结果，而求取答案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对话且时刻处于某种具体的社会语境之中。确切地说，大多数学术研究并不特别关注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而只试图求解较小较具体的问题，但原则上，哪怕是这些小的问题的答案也应该能够嵌入整体的宏大历史框架内。所以，大历史叙事必然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无论后者的规模是大还是小。

宇宙世界观的缘起

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自传《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 s Memoir）一书中主张，最早的世界观似可追溯到数十亿年前，那时候最早的生物体开始用最早的原始感官对周围的情况做出镜像反映，而这些镜像又通过神经系统与最初的原始大脑相连接（2005年，第32—33页）。而到了几百万年前，这些感官和大脑的体积业已增大，变得更精致复杂，其交流的能力也得到大幅提高，此时便具备了新物种涌现的条件，新物种不但能在大脑中成像，还能与其他成员讨论并因此改进上述镜像。

早期人类形成的世界观的证据大多数早已消失，因为这些种类的世界观没有通过形象或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也无从去理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早期人类曾经历一个漫长的世界观形成和讨论的时期，基于试错（trial and error），融入各种感官意象，并夹杂着自身的追求和想象。这种早期的世界意象肯定是基于现实并能够促进甚至提高早期人类的生存概率。当然，这种早期的世界观还取决于早期人类社会的规模，社会、认知和技术发展的阶段以及其所知所处的地理范围。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他《宇宙》（Cosmos,1866）一书第二卷有关人类“从物理角度对宇宙的沉思史”中有与上文类似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洪堡对这一主题的综述仍是最有质量的一种，甚至是最好的。洪堡提出，地中海沿岸诸民族伴随不断的迁徙，其世界观得到不断的改进，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日趋增长且变得更精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也曾有起落沉浮，但人类改造世界的技能不断提高，迁徙、贸易和征服更增进了不同地域间人们的彼此接触，包括与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的接触，人们的宇宙世界观也因此变得日趋宽广且日益先进。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西欧，伴随加剧的内部竞争、全球征服和不断拓展的贸易，人们的上述观念得到进一步阐发和改进。

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自己发表于1945年至1959年的《宇宙》系列丛书是上述发展的一个顶峰。不过就在亚历山大·冯·洪堡撰写这一系列丛书之时，科学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从而使得类似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的建构变得愈发艰难。只有到了20世纪，伴随科学宇宙史的出现，这种大型的基于科学的宇宙观才成为可能。

作为长时期不断改进世界观的努力的一部分，世人也学会了更多地从远端观察地球，上述阿波罗号航天员拍摄到的“地球升起”图片即是一例。英国史学家罗伯特·普勒（Robert Poole，1957— ）在其著作《地球升起：人类终于第一次目睹地球》（Earthrise: How Man First Saw The Earth, 2008）中讲述了人类如何历经数千年在世界各地畅想飞向月球并从那里回望地球的故事，想象着镶嵌在宇宙中的地球家园从那里看会是什么样子。此外，人类为整个地球绘制全图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宇宙世界观的形成和不断改进。美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地理学教授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1948—2008）在《阿波罗之眼：西方想象中的地球全图谱系》（A 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e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2001）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至于学术界对现实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否靠谱，我们是无法预测的，因为这取决于相关学者是否有创造力、足够的知识和巧思灵变，还有这些学者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否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有时乍看起来毫不沾边儿的答案却衍生出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举两个例子。1928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爵士看到培养皿周围的微生物显然被器皿中业已污染的霉菌杀死便感到非常好奇，他的研究最终导致发现青霉素，人类也因此对微生物界生物间的残酷战争有了根本洞见。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里弗（Vesto Melvin Slipher，1875—1969）1913年同样是对天空中一群模糊不清的微小物体感到好奇，于是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些物体发出的光正发生“红移”，就是说它们正不断加速远离我们而去。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另一位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1889—1953）对上述微小物体的位置进行测量，发现了整个宇宙正在膨胀的现象。结果，二人共同的发现为全新的宇宙史提供了实证证据，因而对宇宙起源这个亘古至今的老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答案。

在大历史中，为强调问题答案的实证证据，有时我们要求学生在课内对相关问题进行观察和实验，尤其是那些结果尚不可知的问题。此外，我们特别强调好奇心、探究精神和直觉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下述情况：某些问题显得似是而非，人们的理解可能有误，问题本身非常奇特或让人捉摸不透。这是因为，历史上的重大发现，甚至将来的重大发现，都是这样成就的。

当然，对问题给出的答案必须在程序上符合既有的科学方法。全部的历史学术叙事都是借助实证证据并按逻辑推理组织的，此间还包括某种理论框架，后者虽然可能只是隐而不宣，有时也明白发布。当然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现有的全部数据都可以被纳入上述理论框架，只不过在现实当中，这种情况却比较少见，所以才招致人们长时间地讨论究竟应如何看待历史。历史上曾有一代代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探讨过这类一般性的大问题。笔者无意在此对既往的讨论做一全面归纳，我们只讨论人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特征让人类有能力识别模式并依此像制图一样进行构建，这样便可以简化大量的感官数据并把数据归并到某些模式中。人在这方面的能力要远高于其他任何动物[4]，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能力才成就了人类能够发展至今。

人类对历史的建构可能非常不确定，但其唯一可声言确定不移的仍离不开历史。显然，对于未来的发展，我们手头没有任何确凿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所能有的只是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大致轮廓。有人主张当下是可以有确定说法的，但很不幸，所谓当下同样是个稍纵即逝的范畴。我们尽管可以说当下即“现在发生的事”，但一旦我们谈论当下，当下却已经成为过去。这对科学实验也是一样。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时候，我们想要确定的现实却一劳永逸地过去了。不过，我们能够抓住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的话——却还有观察数据，而观察数据更具持久性，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是否做了恰当的记录。结果，我们对当下的研究无可避免地成为对历史的某种形式的建构。正因此，我们说历史研究是科学知识最杰出的全部。

“当下”的确是个颇令人生疑的范畴。我有时在课堂上对学生们曾举例说，人们见面的时候彼此互视，其实彼此看到的却是过去的对方。这一结论实无可避免。凡是我们彼此觉察到的有关对方的任何信息都是基于感官数据。就课堂教学而言，师生间的彼此觉察大致关乎声音、光亮和气味，而这些信息都需要时间才能为人所觉察。声音在海平面所谓一般条件下穿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大约1,225千米（761英里/小时），而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每小时约1,079,252,848千米（670,616,629英里/小时）。虽然在课堂上这类觉察的时间差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时间差却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觉察到彼此过去的形象，而唯一可以确信的当下只在我们自身之中。

不过这样说也还是有问题。比如有人问，觉察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什么地方呢？是在大脑吗？我们不是主张大脑储存我们对自我及周围世界的觉察吗？当然，我们觉察到的任何感官——比如通过眼和手指——信息都需要时间才能抵达大脑。但究竟在大脑的哪一部位呢？因此，我的结论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共享的有关当下的觉察其实是人本身的建构。

深究人际间的直接互动好像是有点儿吹毛求疵。但在大历史中，此类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异常严峻。首先，我们对更大背景下的当下，比如人类当下在宇宙中的位置，该做何判断呢？因为宇宙太大了，所以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地球。一般而言，光抵达地球所需的时间越长，证明其存在的时间越久远。因此，天文学家常说，我们捕捉太空中的光，实际上是在回溯历史。[5]这就意味着：人类根本不可能了解宇宙的现状，因为宇宙当下发出的大量的光还没有抵达地球呢！

因此，历史研究无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时间框架，只有时间框架确定了，我们才可能依此对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排序。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史学家们曾花大力气构建了相对可信的历史时间框架，也因此成为历史的骨架。当然这一历史时间框架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而地球围绕太阳的周期性旋转（界定了年）和其本身的自转（界定了日夜）对人而言也成为稳定的标志，让人类能够依此把历史的时间框架进一步划分为日、周、月、年、十年、世纪和千年。就近期大约1万年的人类史而言，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基本上还算稳定，不至于对研究者的时间建构造成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一旦我们开始审视大约46亿年之久的地球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球的自转实际上是在不断放缓，而且我们也无法确认其围绕太阳的公转是否也曾发生变化。换言之，历史上的年可能不同于现在，而相比过去，日夜实际上已经缩短了许多。

因为在大历史中，我们要追溯到宇宙的起源——据说是发生在138亿年前，因此远在太阳和地球问世之前——所以上述问题会变得愈发严峻。显然，我们除了从现在和地球的视角观察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去追溯宇宙开端留下的早期遗迹。也正因此，我们的大历史建构也无可避免地要以基于地球的时间框架为基，下限为当下或现在。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时间框架来从事建构。因此，大历史叙事的时间框架必然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宇宙演化就是以地球为中心展开的，这里只是说大历史的叙事中心依然是现在。

有关这一点还需些许解释。除了陨石和其他宇宙物体之外，我们人类从宇宙接收的信息都是通过电磁辐射，电磁辐射抵达人类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该天体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和彼此运行的速度。有些天体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且与地球相距较远，可能到现在其发出的电磁辐射才能到达地球，而另外一些天体事件可能最近才发生且离我们较近，却可能同时抵达。至于其他的天体事件，也可能是最近才发生，但由于离地球非常遥远，我们则可能全然不知，因为其电磁辐射还没有到达地球。同理，也有可能早就发生事件的天体距离地球较近，却由于其电磁辐射已经穿越地球且永不再回返，我们也因此一无所知。

因此，人类借助可观测到的电磁辐射重构宇宙史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比如，仅就过去人类史的1万年而言，我们人类在此期间还不可能弄清银河系演变的历史，因为大量的电磁辐射还未能到达地球。至于在全球化期间（大约500年的时间）宇宙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至多只有500光年之遥，而这对银河系来说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换言之，离现在越近，我们对宇宙了解得就越少。趋近当下，我们能拥有的信息只是关乎自己的，而其他信息都是关乎永远消逝了的过去的。所以我们要说大历史必然以地球和人类为中心。

1845年，普鲁士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曾这样描述[6]：

不过，宇宙中的事件只关乎历史事实，事件发生的时间远非其通过光线抵达地球上人类的时间：人类知晓宇宙事件就好像在倾听历史的回声。

也许有人会问：人类观察太空至少已有数千年之久，那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信息重构更长时段的宇宙史了？比如，远古恒星的爆炸，在当代就有人做了观察，这些观察结果再加上现代人的观测，至少能够让人类重构远古恒星爆炸以来天体事件的顺序？不过即使如此，上述疑问却不能否定一般规则，即假如我们研究宇宙天体所依据的实证证据是天体在最近发出的，那么该天体离我们的距离也不会太远。我们当然有理由假定宇宙中的其他天体与离我们较近的天体在演变原理上大致相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历史的框架当然也会更大。只不过凭现有的探测技术，上述假定还缺少实证证据，所以假定本身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我们认定大历史叙事一定要基于实证证据，那么大历史必然是以地球为中心。

总之，由于我们人类建构历史所使用的信息或数据总是无可避免地蕴藏在当下，人类的解析因而总是呈人类中心主义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球中心主义的。因此，要从事宏大的宇宙史研究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亦应胸怀此认知。

这当然不是很容易，但似乎是我们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知识只能存于当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若要了解万事万物的起源，那我们就必须研究大历史。比如，在本书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塑造了当今人类复杂构成的组块以及人类周边各种复杂组成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宇宙最初的诞生与演变。正是这一洞见使得大历史显得异常重要，对所有试图认清万事万物科学起源的人而言，大历史都不可或缺。

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是凭直觉认识到这一点的。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强调指出，已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曾讲述有关其自身及周边万物起源的故事。从学术观点看，这类叙事都属于创世神话的范畴。[7]但这并不是说此类故事或神话不重要，正相反，这里故事和神话为相关社会提供了由群体共享的方向感、意义、认同和目标，因为故事和神话正相当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自身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某种图示。直到今日，人类社会尚有大多数成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触此类故事和神话。当然，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一直相信这类故事。但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试想一下，所有人类社会是不是也都有怀疑此类故事的人呢？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早期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大都接受故事或神话的观点，因为毕竟当时另类的世界观非常有限，如果当时真有另类世界观的话。

早期的国家社会诞生于五六千年以前，那时候，新兴的国家精英开始努力推销自己青睐的创世神话，而不同的说法则被边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大多数或差不多所有的神话性质的“大历史”都只有地方或区域属性，这同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规模及其与其他社会交流的程度。比如，印加人的历史故事当然不包括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更不可能有欧洲人（虽然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某些故事还是提到了白种人）。印加世界的中心就是印加人生活的区域，比如，印加人曾把其首都库斯科（Cuzco）视作世界的肚脐。

而伴随不同社会的规模日趋增大且彼此间有了更多的联系，有些创世神话便开始四下传播，而也有神话故事命运不济。比较成功地传播自身创世神话的包括《圣经》中的《创世记》，《古兰经》的故事与前者有类似之处，印度教的历史叙事等。[8]

在西欧诸社会的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在天主教神职人员指导下制成的所谓“世界地图”（mappae mundi），有时也在教堂里做公众展示，而这也是对创世等大问题的解答。这类地图往往把世界的中心放在耶路撒冷，而且对所有已知的世界都有描绘（如欧洲、亚洲、非洲）。这类通常挂在墙上的地图其实远不只是地理方位的标示。比如，非常有名的大约创作于1300年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Hereford mappa mundi）就同时展示了不同地域的很多历史事件，尤其是《圣经》中的“创世记”故事。所以说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事实上兼具地理指示和历史叙事的功能。在（今）德国美因茨的约翰内斯·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5—1468）于1450年前后在发明铅活字版印刷之后，上述“世界地图”的体裁得以延续，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示例是1544年《世界志》（Cosmographia，或称《宇宙志》）图书系列的首版，其作者是德国制图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图书也是融历史和地理于一身，开篇是基督教的《创世记》。该图书系列的名称《世界志》可追溯到更早的宇宙志，甚至到15世纪早期西欧人重新发现的极富影响的托勒密（Ptolemy）学说。后世作者的作品也有不少使用了同样的书名。

在欧洲的中世纪，也有一些有关世界史的著述，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是雷纳夫斯·希格登（Ranulphus Higden，约1280—1364）在1330年至1360年期间编著的《编年史》（Polychronicon），其开篇为《圣经》中的《创世记》，而终篇为当代史。时人把《圣经》创世神话和世界史融合在一起的观念可回溯到罗马帝国晚期，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对此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学者早已明白指出。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历史称为初期的大历史，因为其叙事将宗教神启的深度史观与更晚近时代的经验史实结合到一起。[9]

肇始于16世纪的全球化进程造成了某些创世神话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传播，其背后总有强大的国家社会所支持，而另外一些叙事则趋于边缘化，甚至完全消失。直到最近，随着现代科学观念在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迅速普及，原有的创世神话大多被推送到私人领域。与此同时，历史研究几乎被全世界各地的大学所垄断，在大学的氛围，历史研究被界定为有文化人的学术事业，所有有别于此的叙事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那么为什么现代学术界要这样界定历史呢？

大历史与其他类型的历史

大历史与其他形式的历史有何不同呢？准确地说，所有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讲述或消费历史故事。五花八门的历史甚至包括私人间的随意交流，比如“你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或“你还记得当时……”之类，以及从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了解到的历史信息。

不过相比之下，专业史家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却有更为严格的标准，即必须基于细致的学术研究和深入的反思。专业史家的成果通常以学刊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发表。除了部分专门面向普通读者的著述之外，专业史家作品的受众大多是同行专家。

但基于专业史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通俗的历史作品，有些是专门服务于课堂教学，还有些被拍成了电视系列节目或成了畅销书。大多数读者喜欢那种有情感诉求的历史叙事，喜欢对异域他乡或不同时代的人物给予同情甚至认同，尤其是这类人物和故事对自身的生活际遇有所启迪的时候。正因此，那种富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有关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历史往往特别受欢迎。

比较而言，那种基于明确的历史模式且带分析性的历史作品往往不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但其优点是对那些有学术倾向的读者颇有启迪，因为这类作品往往把各方的优劣势交代得非常清楚。而在通俗的叙事中，历史证据往往交代不清，也不说明为什么选择了故事的某些方面而舍去了其他方面。

大历史会启发人们思考其他不同形式的历史。比如，放开视野，将整个时空演进都考虑进去，原有的故事情节会发生哪些改变呢？大历史倡导的某些理论方法是否也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较小规模的历史呢？

当然，论讲故事，所有尺度的历史都很重要。有大批锐意谨严的史学家致力于包括人类社会、生命、地球和宇宙等多个尺度的历史研究，其叙事不乏系统的实证证据，也是大历史必须依靠的。大历史叙事要能够容纳多个尺度的小规模历史；而一旦出现大的偏差，则必须严肃深究，其结果可能是实证数据的重新解析或历史叙事本身的改变。这是学术研究的原理，大历史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