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学术简史

现代的具有学术根基的历史学科发端于19世纪，是欧美各国兴邦建国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当时的专业史家而言，第一要务是要塑造一种令国民自豪的民族国家史（在当今荷兰被称作“爱国史”），这种历史的目的是为国民赋予新的社会认同。这些史学家效仿的先例是古罗马的史学家，比如提图斯·李维（Titus Livy，约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爱国史的书写特别强调使用文字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史家除了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之外也会旁及其他地区的历史，而民族国家史也变得日趋超脱。但在学术界，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史的至今仍不多见。[10]究其原因，可能是人类史会导致全球认同，而这一认同在目前还找不到实存的国家社会来支撑。

由于强调文字史料，大多数史学家在概述中均把历史的开端置于文字的出现阶段，其书写的重心通常是作为“自己”国家先驱的早期国家（通常被称作“文明”），而人类史的其他部分则被称为“史前史”（prehistory），属于考古学家的研究范畴。[11]虽然这种学术分工似乎主要是强调文字史料导致的，但可能同时另有他因。美国史学家丹·斯梅尔（Dan Smail，1961— ）在2005年曾强调指出，现代史学家极力凸显的约6,000年的历史时段与《圣经·旧约》叙事中的整体时段非常接近。读者可能还记得英国圣公会大主教詹姆斯·厄舍（James Ussher，1581—1656）1654年那次有名的计算，即根据《圣经》的记载，世界应该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圣经·旧约》叙事的时段与专业史家确认的历史时段竟如此接近，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斯梅尔不由得心生疑惑：莫不是现代史学家仍在“神圣历史的掌控之中”？[12]

如前所述，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西欧和北美的大量历史畅销书仍然把《圣经》中《创世记》的记述作为历史的开篇。接着，作者们又把最新得来的有关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历史缀合到一起。其实这种叙事是延续了上述中世纪早期的大历史传统。这种书籍有的非常流行，印数也非常可观。这种形式的历史直到19世纪中叶仍享有众多读者。

不过到了1840年前后，受工业革命的激励，地质学迅速兴起。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向法、英、美等国的学者清晰说明：地球的历史远比人们以前想象的要长，虽然此时的地质学家还不能说明地球史究竟有多长，因为当时还没有可靠的岩石和化石年代测定技术。这一拉长了的历史时段必然就意味着《圣经》的创世神话不可能是正确的叙事。美国学者约瑟夫·伍斯特（Joseph E. Worcester，1784—1865）1850年在其新版《古今历史要略》（这本书可是“哈佛学院录取新生入学考试的必读书”）的第5页这样写道：

现代地质学为世人廓清了一系列此前不为人知的重要且有趣的事实，在科学人士中间树立了一个信念，即地球史要比先前认定的时段漫长得多，甚至基督教会中最有学问的神职人员也已经采纳并按照这一观点重新解释《圣经》中的创世神话。

只是非常遗憾，伍斯特并未说明这种新的《圣经》创世神话的解释究竟是什么样子。

然而，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随之成形的专业史学的发展，正在萌生中的大历史却被学术界忽略了。新兴的专业史学摆脱了《圣经》的叙事传统，开始依据更为合理可靠的文字史料构建历史叙事，即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国家，这种远古社会被专业史家看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先驱。这样，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及为自身的文化传统溯源（在美国，这项工作被称为“西方文明的轨迹”）在实践中超越了为整个地球人写史的努力，包括人类的起源问题。

专业史家在抛弃有关创世问题业已不可信的传统解答的同时，也放弃了有关万事万物起源的大问题。这种放弃似乎是在完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取而代之的是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国家起源及其所谓文化根源问题的关注和解答。此外，由于大多数史学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自古至今人的行为上面，自然环境的因素也被相对忽略了，后者逐渐成为新兴的地质学和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人们更多关注人的行为的趋势在其他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发现，比如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因此，究人事之学逐渐远离生物圈之类的话题，更不要提整个宇宙了。

当然，也有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及其继承者——对自然环境给予了系统关注并将其视为历史研究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但大多数史学家却并不以为然，而喜欢围绕人的行为展开自己的历史叙事。至于本是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诞生的历史分支学科环境史，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的主流。

史学缺少对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注，这一点恰好反映了基督徒所谓《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差别：在前者占据《圣经》的大部篇幅中，本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注的，而在后者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叙事中，其关注点几乎全在人事。这种状况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新约》的作者及19—20世纪大多数的专业史家居住在城市，城市环境使这些人无法直接体验人与自然之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和互动，所以在书写历史时就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至今仍颇为流行的“西方文明的轨迹”就可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俗版的耶稣生前事后的故事，基督教世界自然是主流，而其他社会进入故事与否则取决于其与基督教文化圈是否曾有交集。

由于民族国家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世俗人类史在学术界始终未能成形，虽然专业史学的文化翘楚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本人曾热衷书写人类史，兰克称这种人类史为“世界史”（Weltgeschichte）和“普世史”（Universalgeschichte）。[13]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如大卫·休谟、爱德华·吉本、威廉·罗伯逊、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德·伏尔泰等，都成了专业史家笔下的文化英雄，他们在疏远宗教叙事的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却放弃了有关万物起源问题的探索。这些文化英雄有时也会痛斥通俗的人类史，而去书写“自己”国家或类似其他国家的历史，或追溯远古以来“自身”文化的历史。

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只是由于极少数坚定无畏的专业史家的努力，人类史才得以幸存下来，这其中最突出是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而在学术界之外，人类史的著述反倒非常流行，比如韦尔斯（H. G. Wells，1866—1946）的著作。究其原因，这很有可能是受全球化进程的激励。不过尽管有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早在1955年就极力主张要书写全新形式的“普世史或通史”，直到今日，大多数专业史家依然不为所动，拒绝书写任何形式的地球人类史。[14]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转变。一些富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效仿汤因比的做法治史，尤其是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和L.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vrianos，1913—2004），英国史学家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1928—2003）也写出了一部《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这些史学家认识到，要真正理解最近发生的历史，就有必要追溯地球的发生史甚至久远的过去，并因此更加重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近年来，约翰·罗伯茨的学生，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史学家鲍勃·莫尔（Bob Moore，1941— ）也成为人类史在英国的先驱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类史（在美国通常被称作“世界史”）的观念开始在全球传播。

21世纪初则见证了人类史学术的一部力作，这就是威廉·麦克尼尔和同为史学家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 ）合著2003年发表的《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该书提出了许多新观念，同时纠正了麦氏此前《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1963）一书中的不当之处，对此，麦氏本人曾在该书1992年重印版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其中最突出的变革是提出以下两点：要系统追溯全球的人类关联，要特别重视人类对生物圈的依赖。这一改进的观念乃源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和世人日渐高涨的对环境问题的关切。

大多数专业史家对人类史相对漠然，而且只把历史界定为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历程，这种做法实际上把人类周围万事万物的历史都忽略掉了。其结果是，生命史仅成为生物学家关注的领域，地质学家负责地球史，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则只管建构宇宙史。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只有极少数学者曾试图将上述多种历史整合成统一的历史叙事，并尝试依此界说我们人类以及人类周围的万事万物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历史的用途》与“聪明的商人”

《历史的用途》是杰拉尔杜斯·沃西斯（Gerardus Vossius）1632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雅典学院”（Atheneum Illustre）成立仪式上用拉丁文演讲的题目。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成立“雅典学院”实际上是为建立一所大学做幌子，因为中央政府不允许该地建立真正的大学，理由是附近的莱顿已经有了一所大学。所以主办者就给学校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并指派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杰拉尔杜斯·沃西斯（1577—1649）和卡斯帕·巴洛伊斯（Caspar Barlaeus，1584—1648）为新学校壮名。

此后数日，巴洛伊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一个好的商人要聪明睿智并接受良好的教育。此时，两位学者极有可能想要比市议员们想象中的规划走得更远。不过，第一次演讲的内容差不多已被世人完全遗忘，而有关商人要聪明睿智并接受良好教育的说法却在此后数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人中间不断回响，虽然也常见错误引用和胡乱解读的现象发生。后来“雅典学院”终于发展成阿姆斯特丹大学，但大学仍沿用“雅典学院”的名望及其流传的说辞为自身促销。

这是史学家当记取的一个教训。卡斯帕·巴洛伊斯很聪明，他要讨好有钱的赞助商和富有的市议员（其中大多数是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而且做得很成功，但他所说的话却并未被人完全接受，甚至没有理解。相比之下，杰拉尔杜斯·沃西斯则非常直爽，他也不想讨好任何人。但也有可能正因如此，他所说的有关历史用途的话差不多完全被世人忽视了。所以该记取的教训具体如下：对论题做合理的包装可能比论题本身还重要。

凡试图获得成功者，包括在庞杂的社会网络中求发展的商人，都必须对自身生存其中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往往不是大学教授所能传授或觉得有用的知识。因此，数世纪以来，在出钱接受教育者和知识传授者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

因为雅典学院还没有自己的校舍，所以上述两位主持工作的学者就在一间名为阿格涅藤卡贝尔（Agnietenkapel）的小教堂里做演讲。离此不远处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主楼建筑群，名叫欧德曼汇斯波特（Oudemanhuispoort），在该建筑群的院落中，至今还存有这两位教授的雕像，上面长满了青苔，而且每天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几乎都不会停下来看一眼。正是在这一古老的建筑里，我们于1994年12月首次开设了大历史课程。我一边组织大历史教学，一边却忍不住扫视这两座雕像并假想：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呢？

当时，阿姆斯特丹正处于发展的最盛期，而且基本上享受自治的权利，在贸易方面更是在全球范围徜徉无阻。阿姆斯特丹人不光在地理、制图、航海、天文、植物学及其他实用知识方面技高一筹，在历史、哲学、神学及伦理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在所有这些领域，当时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紧张不安和热切讨论，但最多的恐怕还是在后一范畴，因为实用知识都可以用实证证据进行检验，而哲学和伦理学则颇为不同。因此毫不奇怪，很多著名的哲学辩论就发生在阿姆斯特丹，发生在雅典学院的门外，其中就包括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发起的辩论，这些辩论本质上都颇为保守，其核心大多在当时社会的直接需求。不过即使如此，这种辩驳之间肯定会不时地催生出一种对新的更宽阔的世界观的需求，因为只有这种新的视野才能让商人变得更聪慧、更成功。而正是这种走遍全球的商业遗产才在1994年帮助大历史在阿姆斯特丹找到生存之地。

或问：这种情形是不是更大发展格局的一部分呢？商贸群体，尤其是处于商贸活动枢纽的金融家，都渴望拥有一种全球视野。因此腓尼基人、犹太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以及众多类似的其他群体，传统中都特别重视通过学习和讨论实现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包括对世界史的认知，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这种活动和做法塑造了此类群体的文化观，使其变得高深莫测。

上述社会情境足以提供大历史生长的沃土，但却未必滋生大历史。要大历史能够滋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统治地位的精英是否觉得大历史观念有价值。如果他们觉得不甚有价值，那商人们和金融家会将其留作己用，为自身谋利；但如果统治精英足够聪明并鼓励人们学习大历史，那全世界都会受益，因为只有真正懂得历史，我们才能弄清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万事万物究竟是如何成就其现有的状态，也因此能够对未来做出最明智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