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看见和让别人看见
描写，就是自己看见，也让别人看见；就是说出你看见的事物，说出你看见的一切事物，而且仅仅是你所看见的事物。你只能看见你说出的事物。[108]你是读者和听众，但是你也是记述的见证人。
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描写占有重要的地位：的确，《历史》有的时候可以被认为是史实的罗列，有的时候又可以被看作一连串的描写和故事，或者一连串的图景和叙述。史实的罗列：前四卷书主要是各种非希腊部族不同“文化”的描写，后五卷书是希波战争的历史；一连串的描写和故事：第四卷书的第2章和第82章是对斯基泰王国及其文化的描述，而第1章以及后面从第83章到第144章是对大流士远征的叙述。
在分析萨尔莫克西斯这个人物[109]，尤其是分析对斯基泰国王葬礼的描写时[110]，我们已经思考过有关过描写的问题，但是，在返回来看这些奇怪的描写之前，我想先关注游记当中常见的另一种描写：以目睹为基础的景象。比如对在埃及见到的河马的描写：“以下是它的样子。这是一种四足兽，脚像牛一样分叉，塌鼻子，有像马一样的鬃毛，牙齿突出（牙齿长得像野猪），尾巴像马，嘶叫声也像马。它的体型像最大的牛那样。皮很厚，晒干后可以做标枪的杆。”[111]对鳄鱼的样子的描写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模式。鳄鱼为四足，可以在陆地上和水中生活。它下蛋，蛋的体积并不比鹅蛋大，但是从蛋里孵出的小鳄鱼长大后，最长可达17尺[112]，而且还可以更大。眼睛像公猪，牙齿很大，而且突出（或者像野猪的牙齿）。这是唯一没有语言的动物。[113]
我们假设，在叙述者所处的世界和叙述者所叙述的世界之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彼处和此处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正如让·德·莱里在题为《动物、野味、大蜥蜴、蛇和美洲其他怪异的野兽》一章的开头指出的那样，“关于四足动物，一般来说，而且毫无例外的是，在美洲巴西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在任何方面与我们的动物相像”[114]，因此，差异支配了一切。问题是：如何勾画出差异的界限呢？“差异的形象”是与人们在“此处”所见到的事物相比较而产生的差距建立的，因为这种形象是由“此处”的一些形式奇异地组合而成的。河马像牛、像马，甚至像野猪。怪物一向是为人所知的一些元素的组合[115]，而且最好每一个元素都是人们知道的，以便这些元素从总体上的组合呈现出怪诞的模样。
之所以可以这样描写，是因为有见证者的眼睛，不管是主要叙述者的眼睛，还是本地或者授权叙述者的眼睛：“我看见了”，或者“他说他看见了”。另外，在组成“彼处”不同动物的各种奇异元素之间，旅行者的眼睛起到了联系的作用。的确，是旅行者将各种元素排列起来，旅行者是各种元素组合的保证，因此，怪物也就是由旅行者通过对各种可见事物进行不同的分割而产生的；如果没有他，这些元素不可能凑到一起。
让·德·莱里用了很多技术词汇，详细地、完全中性地描写了图皮人（Tupinambas）吃人肉的习性之后，在叙述的最后说：“正如我看到的一样，美洲的野人就是这样将打仗时抓到的俘虏的肉煮熟，或者烤熟的，他们采用的那种方法是我们所不知道的。”[116]因此，描写中创造了一种欧洲人不知道的烤肉方法。描写是以解剖的知识为基础的，有了解剖学的知识，才可以这样描写，描写就像是一双眼睛一样，这里指的是莱里的眼睛，是莱里在讲话，没有通过中介，是他在直接介绍，是“客观”的介绍，或者他的介绍自称是“客观”的。是一双眼睛在讲，在说出眼睛看见的事物。
当希罗多德在描写埃及的海马或者鳄鱼，或者在描写斯基泰的大麻时[117]，当莱里描写美洲新世界的“塔皮鲁苏”（tapiroussou）[118]和植物时，他们采用了一种分类学；当他们在描述埃及的或者斯基泰的情景，或者图皮的景象时，他们将知识在空间上做了划分。[119]阿蒙（Ph. Hamon）指出，在博物学家的文本当中[120]，描写在故事中引入分类。读者在理解时所需要的，不是逻辑的能力，而是词汇学和元语言学的能力。当然，描写不会简单地变为分类，描写不仅仅是分类，因为分类也是通过描写才出现在文本当中的。
希罗多德和莱里都不是博物志作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个人作品中的描写都与分类学有关。于是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描写，就是看见，也让别人看见，因为描写就是将空间和知识连接在一起，就是将知识进行空间的划分，总而言之，就是介绍一幅图景；描写，就是知道，也让别人知道（而这里说的“也让”恰恰就是将事物进行分类）。
这些描写能让人看见，而且是能让人看见一种知识[121]：因为，的确，描写是以一双眼睛为焦点的，是这双眼睛在组织描写的结构（组织可以被看见的事物），是这双眼睛确定其外延的边界，对描写进行控制（控制视域），并对描写进行确认（见证）。因此，是这双眼睛让人以为看见了，而且知道了，是这双眼睛产生了让人相信的效果（peíthō）：我看见了，这是真的。[122]
如果描写中的这双眼睛形成了描写的视角，那么，那些奇怪的描写会怎么样呢？比如为萨尔莫克西斯举行的仪式，或者斯基泰国王的葬礼，这些描写当中似乎是没有任何眼睛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如果有一双眼睛的话，那这双眼睛也不是属于任何人的：那是一双讲话的眼睛。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说和看见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看见和说出，可以看见的事物和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事物之间，可以充分地沟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不是在两个分别的领域内形成的。
前面说的描写（世界的图景）有需要表述的明显标志（“我看见了”），相反，后面说的描写表面看起来并没有这样的标志：的确，后面说的描写既没有以“看见”作为支撑，也没有以“说”作为支撑，归根结底，不管是不是有明确的标志，“说”总是以基础的“看见”作为参照的。然而，不以标志的正面形式表现的表述（描写中没有叙述者，也没有任何叙述者的授权代表），在其表述的状态上就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吗？
让我们再来看对国王葬礼的描写。这段描写是这样开始的：“国王的坟墓在盖尔罗斯人的地盘上，波里斯泰内河可以航行的河道到那里为止。那里（enthaûta）……”[123]这样的表达方式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们在讲希腊语，因为，根据波里斯泰内河可以航行的河道来确定斯基泰国王的坟墓，这种表达显然是在对希腊人讲希腊语。我们可以断定，斯基泰人不需要这种说明，相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河道能不能通航不是可以用来参照的适当信息。斯基泰人不是海员，也不是内河航行的专家，而是靠战车和马匹生活的人。只有当水结冰了，他们才会使用水面，而且也恰恰是为了让战车在上面行走。[124]在谈到那里是航道的尽头时，我是在对希腊人讲话，因为乘船是希腊人出行的常用方式，而且船也是希腊人旅行的手段（我明确说，船在河道上可以航行40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是在对黑海城邦的希腊人讲话，他们对通过河流深入内地的航行感兴趣。最后，我是在对希腊的其他旅行者讲话，在明确说明这个远在天边的地区的空间布局时，我有可能是在补充、纠正其他旅行者提供的信息，而且我是在做一个地理学家该做的工作。明确说这里是河道可航行的极限点，人们的知识也是到此为止了：再远处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在希罗多德的世界结构当中，可以行船的极限，也是空间的极限，是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世界的极限：“它在人们的上边，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当中流过，谁也没有什么话可说。”[125]
后面紧跟着一个“在那里”（enthaûta）（他们在那里……挖一个四方形的大坑），这个词也并不是没有模糊性：这个“在那里”的确是相对于斯基泰人说的（在那里，在北边，相对于他们来说），但也是相对于希腊人说的（在那里，在北边，相对于“我们”希腊人来说）。把盖尔罗斯人的地方说成是偏远的天边（éschata）也是这样。对于斯基泰人来说，相对于他们平时生活的地方，那里的确是一个偏远的地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那里埋葬国王，偏远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对于我这个希腊人来说，对于正在说或者正在听这个故事的希腊人我来说，那里同样是偏远的地方：处在为人所知的世界边缘地带的盖尔罗斯是典型的天涯之地。但是从希腊来看，斯基泰王国从总体上来说也一样是荒天僻地。
实际上，叙述者使用“偏远”（éschata）这个词还有着更多的意义：不管是相对于斯基泰王国来说，还是相对于一个城邦的领土来说，盖尔罗斯的地位是一样的。对国王的葬礼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说明对空间的这种表示，从潜在的意义上正是以希腊的结构为基础的：斯基泰人将边塞当中心，但是，为了让这种行为有意义，也就是说，为了让读者把这种行为解读为与希腊的丧葬习惯相反的做法，在人们的共同知识当中，一方面是盖尔罗斯和边塞，另一方面是斯基泰王国和一个城邦的领土，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似性至少必须是可以想象的。
在文本的最后，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个表述的痕迹，比前两个更加肯定：“在坟墓四周树立起这样（toioútous）排列成环形的骑士（这里指的是50名肚子里填了干草的年轻人）之后，斯基泰人便走了。”[126]对于叙述者来说，这个作为描写结尾的“toioútous”既是对他刚刚所做的描写的评价，又是叙述者抽身站在一旁的一种方式：这样的骑士，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一个痕迹出现在对奴隶制度的一个插入式的说明中：“这些人生来就是斯基泰人。凡是国王亲自下令指定的人，可以成为国王的仆人，斯基泰人没有买来的（argurṓnetoi）奴仆（therápontes）。”显而易见的是，这句话的确只能是针对希腊人说的，甚至是专门针对雅典人说的。对于希腊人和雅典人来说，奴隶首先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这个简短的说明可以让我们衡量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种差别。
在萨尔莫克西斯的故事最后，叙述者用第一人称，以非常公开的方式插话说：“对于我来说，我不会拒绝相信……而且我不太相信……但是我认为……”不过，在第一部分，在讲到给萨尔莫克西斯派遣信使时，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部分也是最为神秘的部分，作者小心翼翼地让文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然而，就像在描写国王的葬礼时一样，我觉得其中还是有表述的痕迹。比如，当希罗多德在这一章开始处提到盖塔人，说盖塔人是“制造永恒者”（oi athanatízontes）时，他在叙述中插话，而且按照林福斯的说明[127]，他插话的痕迹还非常明显，因为他引用了别人的话，也可以说是别人的一个绰号，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使这一形象变得滑稽可笑，用在盖塔人身上，这种表达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同时也把他们归了类。我们还可以提到关于“天”（théōs）的说明，是偷偷摸摸拿来的希腊人的一种世界观，因此也就是评价正在向天上射箭的盖塔人行为的一种方式：一种徒然而可笑的态度，干这种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有眼睛”的描写，或者“没有眼睛”的描写用的都是现在时。然而，这种现在时所意味的，不是现在，不是“此时此刻”，不是“讲话人正在讲话的此时”[128]：的确，在故事和叙述之间，在国王的葬礼和正在讲述或者正在写葬礼故事的希罗多德之间，并不存在同时性。相反，这个现在时意味着时间的不确定，专门用于某些类型的叙述（谜语、谚语、科学实验、情节摘要等等）。[129]格雷维斯称之为表达真理的现在时。[130]这里表达的是关于斯基泰国王的丧葬文化。魏恩里希（H. Weinrich）认为，现在时是最常用的“评说时态”（他的确区别两种时态的类别：一类是评说时态，一类是叙述时态）。
另外，这些使用“表达真理”的现在时描写的情景，是穿插在动作的叙述之间的，因此，斯基泰文化的描写是穿插在大流士决定向斯基泰人报复的决定和报复的准备之间。现在时的意义也是相对于行动的叙述时态来确定的。因此，进入描写，并向现在时过渡，然后是描写结束，又回到未完成过去时和叙述。
除了现在时之外，我们看到的还有作为描写符号的代词：描写是由“这”“由此”“这样一来”“这就是”（tòde, toiônde, tónde, tòn tópon, de）引入的。总而言之，引导词常常是一些第一人称的指示代词。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代词与话语的机制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表述的形式呢？[131]但是准确地说，问题不能以这种方式提出，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些作为描写引导词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后面，常常紧跟着“第二人称”的代词，而第二人称的代词是结束描写的标志：“那”“那就是”“以上就是”（oûtos, toioûtos, hótō）。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口语的结构方法，也就是循环结构（以下是他们如何……以上就是他们如何……）。然而，这些标志也是一种叙述者在叙述中插话的模式，只不过插话的层面不一样：这种模式强调连接，说明分割，的确是在内部对叙述的一种组织。关于叙述者对自己的叙述材料进行的这种加工，我们可以像热内特一样，称之为管理的功能和说明。
日暮时分，马可·波罗和忽必烈在王宫的平台上说着话，皇帝借这个外国的大使之口，描述帝国的城市。那天晚上，忽必烈汗不断地让马可·波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讲，马可·波罗虽然知道不少的城市，可他知道的也都说完了：
“陛下，我把我认识的所有城市都跟你说了。
——其中的一个你永远不会说的。”
马可·波罗低下头。
“威尼斯，”大汗说。
马可笑了：“你以为我是在跟你说话吗？”[132][133]
这段对话清楚地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旅行者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相同的东西还是相异的东西呢？旅行者的努力“相当于”建立一种相异者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应当对于和旅行者相同的人有意义。然而，在游记的视角当中，描写是各种程序中的一种，可以让叙述者产生并传达具有一定相异性的内容。这就是描写的主要效果，正因为描写的目的是产生这一效果，所以描写才会进入旅行者的“设想”当中。
为了产生这种相异性的效果，人们可以用完全中性的笔触，描写一些可恶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可恶），甚至可以用技术性的词汇去描述，好像那是世界上一些日常的、非常简单的事一样。当希罗多德描写萨尔莫克西斯的仪式，或者用干草填在肚子里的骑士围成一圈的那种阴森可怖的情景时，他是用中性的词汇描写的，同样，当让·德·莱里描写图皮人吃人肉的行为时，他一五一十地说明前后的过程，而且明确说，那就相当于在烤肉，而且那种烤肉的方式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种强调野人或者蛮族人相异性的方式，在围绕着一双眼睛而组织起来的、带有明显表述标记的描写当中有，在表述标记不明显的描写当中也有，但是总起来看，两种描写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吗？
第一种类型的描写带有明显的分类引导词（对河马和“塔皮鲁苏”的描写）；对读者产生的相异性的效果是一种指定的、设计好的效果。或者也可以说这类描写建立了相异性，但是同时也提供了一份相异性的说明书。比如，当希罗多德描写斯基泰人的祭祀习俗时，他在一定的时候说，斯基泰人把作为牺牲品的动物勒死，“不点火，不先给神上供，不举行浇祭”。[134]这三个连续的否定（“不”）指出了一种差别，同时也指出了意义，甚至尺度；斯基泰人祭祀仪式的相异性就是这样（部分地是这样）。换句话说，这种描写就像一幅带说明的画，因为描写中提供了应该以何种方式去“解读”文字。
相反，另一种描写没有以明确说明的“看见”为参照，所以没有指出差别，没有说明应该如何理解差别。如果说第一种描写像是一幅带说明的画，那么第二种描写就是一幅不带说明的画，或者画的说明藏在画里（表述的痕迹就是说明）。当然，可以不知不觉地从一种形式的描写过渡到另一种，这主要是由有或者没有某些修辞的形式来表示的。如此看来，第二种形式的描写不用比较的表达式（那里的a就像这里的b一样），也不用相似性的表达式（那里的a之于b，正如这里的c之于d），也不用否定的表达式；相反，它使用颠倒的模式。
第二种描写不给出差别的意义和尺度，我们可以认为它比另一种描写表达了某种更大的相异性，而且这正是它对读者应该产生的效果。只要我们想一想斯基泰葬礼那种极其阴森可怖的情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因此，那是一幅不带说明的画，或者还可以说是一种寓言，因为这种描写只是把事物简单地表现了出来，要由读者去给出“说明”，或者“计算出”其意义。
因此，没有表述的标志，或者表述标志的消除，是叙述者使用的一种技巧，以增加他的故事中相异性的影响力。这种技巧给人的印象是，相异性是“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的，或者呈现出来的是“野蛮”的相异性。然而，描写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的表述的痕迹针对的是读者潜在的知识，引导读者接受描写内容的方向。
描写，就是看见，也让别人看见，但是，对描写中具有分类作用的考虑使我们很快便补充说，描写就是知识，并且也让人知道，或者也可以说是让人看到（明白）某种知识。[135]
但是，在某个特别的故事内部，描写还有一种功能。描写让人看见的知识不是简单地与事件的叙述并列在一起的，它在故事中也具有效率的功能。比如，为萨尔莫克西斯举行的仪式说明，为什么在色雷斯人当中，只有盖塔人抵抗大流士（他们有萨尔莫克西斯）。因此，叙述和描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把描写当作相异性修辞中的一种程序来研究，最终得出的结果，导致我们提出关于相信的问题。在眼睛和耳朵之间起作用的话语，是如何让人们相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