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游者和现场勘察的旅行家希罗多德

我想，我要求从此以后，我周围的一切都要经过测量、证明、确认，像数学一样合乎理性。我必须将岛上的土地勘察一遍，画出所有土地的水平投影缩略图，将这些数据记载在土地册上。我要把每张图都编上标签，每只鸟都要戴上腿环，每只哺乳动物都要用烙铁打上标记。这个令人看不透的、令人难以进入的、充满了在暗中发酵的东西和不祥的动荡的岛，只要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抽象的、透明的、一直到骨子里都可以让人理解的建筑物之前，我决不停歇。

——图尔尼埃

《星期五或者太平洋上的无人世界》

如此看来，对于“让人相信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说：《历史》让人相信，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的差别是权力的差别。权力的规则就好比是一个链条，而故事的情节便环环相扣地发展，而且这种独裁者的想象的形象，既是国王又是暴君，这是文本产生的象征性效果之一。

除了这第一种效果之外，还可以有第二种效果，而且这第二种效果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接受者来说，《历史》展示的是一个有人生存的世界。哪怕是今天，现代的读者一旦合上第九卷书，也仍然从阅读中看到了一个世界的图景：不仅仅是一张地图，比如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的，或者赫卡塔埃乌斯的地图，而是一张动态的地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停止于知识的局部效果（某个民族生活在某处，某条河的流向是……），而是应当关注大的组织程序：勘察、分类、登记、排列，而且通过这些操作，来看一看《历史》的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们仍然用网格的比喻来看，尽管有其不足，我们仍然可以用文字表达说，勘察、分类、登记、排列的作用形成了《历史》的某种网格，而且必然会对接受者产生某种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提出的问题就是：《历史》是如何作为网格起作用的，以及除了作品本身的影响之外，它还产生了何种效果的问题。

现场勘察者

勘察现场自有其快乐，而希罗多德很会领略这种快乐。的确，他很愿意提供某个建筑、某条路、某条河流、某一片海或者某个国家的尺寸，但是，他感到更加高兴的，是说明这些尺寸是他亲自测量的：尺寸是“我”，是“我们”勘察的，比如胡夫金字塔就是这样，[99]或者本都-尤辛努斯的全部尺寸：“其长度为11 100斯塔得，其宽度在最宽的地方是3 300斯塔得。”但是，尺寸是结果，而这个结果不是他亲自测量的结果，而是他计算的结果：我是这样测量（moi memetréatai）的：我知道一条船用X天跨过一片海，我还知道一条船每天行驶Y斯塔得（而且他区别船在白天所行驶的距离和在夜间行驶的距离，夜间行驶的距离略微短一些），由此可以推算出那片海总的长度和宽度。[100]

所谓勘察，也是指把本地的测量单位换算成斯塔得，也就是知道一个波斯的“帕拉桑日”[101]等于30个斯塔得，或者一个埃及的“斯科纳”等于60个斯塔得。[102]王家大道，从海边一直到苏塞的距离是13 500斯塔得，埃及的海岸线长3 600斯塔得。换句话说，这就等于引入斯塔得作为各地路程共同的长度单位，而且从更加深刻的意义上说，因为地球是“统一”的[103]，这就等于说，斯塔得可以说明任何空间，任何空间都可以用斯塔得来测量。

当然，勘察首先是对空间的勘察，对时间也可以进行勘察。在赫卡塔埃乌斯之后参观忒拜神庙的时候，人们把著名祭司的雕像一个个指给希罗多德看，他用年来换算衡量的单位：341尊雕像=341代——可以说，一代人是指从父亲到儿子——而且如果每个世纪算三代人的话，那就是11 340年[104]，这其中没有任何神的干预。赫卡塔埃乌斯说在16代人之后，才有一个神的祖先，他显得太天真了。这种对纪年的测量提供了一种可以用眼睛来看的特点：旅行者的眼睛从一尊雕像看到另一尊，也就测量了其间流逝的时间。

勘察的乐趣，也是一种权力的标志。要想让别人相信我了解一座建筑或者一个国家，尤其是涉及遥远的建筑或者国家时，还有比提供具体尺寸更好的办法吗？这是一种翻译的办法：一种将相异变成相同的方便办法。在游记当中，测量的作用毫无疑问让人觉得自己是严肃的。有一个小故事，说明测量的技术所附带的权力的性质。克洛伊索斯想测试一下希腊神谕的真实性，便问了皮提亚一些问题。皮提亚开始回答说：“我知道有多少粒沙子，我也知道大海的尺寸”……[105]也就是说，我是神谕，我知道得最多；即使是人们都认为不可计数的东西，我也知道其数量；人们都认为无边无界的东西，我也知道其大小。知道本都-尤辛努斯的全部尺寸，不是通过神启知道，而是通过计算，这就等于是在表明，我拥有不同寻常的几乎是超人的知识。另外，这一知识是带有某种权力的，因为知道了尺寸和距离，就意味着可以控制某个空间：如果我知道从A点到B点所需要的时间，这种知识本身就意味着对B点的某种控制作用。

当这一知识传承时，它就变成了航海的工具和旅行的指南——航海志，这种文体从本质上注重各种测量数据：从A点到B点有多少斯塔得，或者需要航行多少天、多少夜，但是航海志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循环性，也就是重复。所谓的环球航行（Circumnavigation）就是指围绕地中海的周边做环形的航行：从赫拉克勒斯石柱出发，由西向东拐，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一直到再回到出发点。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重复，因为不管是谁，只要他知道了航海志之后，都应当可以重复航行，在相同的地方停靠，安排同样的航程。环形，可以重复，航海就像一个向量一样，是确定了方向安排好了的一段海上旅程。另外，航海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海上不是一步步前进，而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从一个名字跳到另一个名字。航海需要考虑的是确认，是定位：确认某些点（地点、城市或者民族），而且将这些点按照相互关系进行定位，并具体地用航行时间将它们连成一条线，也用语言将话语中所有表示位置的词连接起来（使用介词、前缀、词序等等）。[106]因此，《航海志》就是行程的话语（话语是以转录的面目出现的，让人相信它忠实地模仿了行程），也是话语走过的路程（语言“创造”了路程）。

《历史》也将话语和路程连接在一起：“因此，我将按照故事的顺序慢慢述说，按照我走过的有人居住的大城邦和小城邦一一道来；因为，从前很大的一些城邦，大部分都变成小城邦了；现在的一些大城邦，从前也都是小的。”[107]但是，这个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路程，是按照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比例完成的。《航海志》则是从一个名称到另一个名称，从一个地名到另一个地名，而不考虑某一个地点之外的东西；希罗多德则相反，他以勘察遥远的地方为乐事，以标记出某个地方的边界为乐事：他测量埃及，测量本都-尤辛努斯，也测量斯基泰王国和利比亚。如果不关心两个地名“之间”有什么，那么这两个地名之间的空间至多也就是一段距离，或者一段旅行时间，否则就是一片空白。希罗多德则展开了位于两点间的距离，这其中常常是有其他的“文化”的——两种话语之间深刻的差别，可以通过它们给予离题话的地位而看得出来。在《航海志》中，离题话是真正地偏离了所要走的路，是走一段弯路，是暂时中断行程：比如说，如果我沿着一段海岸线航行，遇到突出海岸线的岛屿时，我就会离开海岸线，然后我会立刻再回到我的话语的线索上来。在《历史》当中，相反，离题是行程的规则，是话语的规律；当我们读到叙述者如下一段声明时，我们会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从我的故事一开始，我便追求说一些离题的话（prostḗkas edízēto）。”[108]这些离题的话不是我非接受不可的，不是我在路上遇到的，相反，我走的路恰恰就是为找到这些东西。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thma”（奇闻逸事）与离题话之间的联系：“thma”是离题话的线索，而离题话是阐述“thma”的话语形式。[109]但是，这只不过是离题话的一种模式，还有其他的离题话：比如第四卷书的第2章到第82章，都只不过是一篇大规模的离题话，穿插在大流士的征讨故事当中，是关于斯基泰王国、关于其居民和文化的离题话，这段话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要回到我在这段阐述开始时打算讲述的故事当中去（anabḗsomai es tòn...lógon）：让我重新‘登上’我的故事之船。”[110]在这个例子当中，叙述者对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批注，“是专为吸引耳朵不灵、无精打采的人的注意力”。[111]在为他的文本的分叉处打下标记的同时，在完成吉奈特（Genette）所称的“管理功能”[112]的同时，叙述者“我”以他加入的离题话的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干预，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中断叙述；在他的作品故意追求的“五色斑斓”的内容当中[113]，故事一个套一个，甚至交织在一起、交叉在一起，是他向接受者指明哪里是主航道，哪里是次要的航道。

吟游诗人

但是勘察者也会成为从词汇的本意上说的“吟游者”：各种空间的确是由他连缀在一起的；他是联系人，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各种空间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连续的空间，一直到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边界上。由于腓尼基人和卡里安达的斯基拉克斯（Skylax de Caryanda）的旅行，他知道亚洲和利比亚四周都是水：斯基拉克斯上岸的地方，正是腓尼基人登船的地方。[114]他知道，在太阳升起的方向，印度是最后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再往远处去，就是一片沙漠了，没有任何人知道那里的事情。[115]但是，他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欧洲的南部是不是有一片海；[116]他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欧洲日落的方向尽头处真正是何种情景：那里有没有一片海呢？[117]

在这些各自的或者交叉的边界的内部，比如，他知道有一些不同的区域勾画出利比亚的形状，海的北边是游牧人占据的地盘，然后是野兽的世界，然后就是沙漠的边缘，最后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沙漠。[118]同样，他知道各不同部族的人们，从海边开始，占据着斯基泰王国的地方：从奥尔比亚开始，比如，我们先是看到卡里皮德斯人（Callipides），再往上是阿拉综人，再往上是种地的斯基泰人，最后是诺勒人，再往远处去，“据我们所知，就是一片没有人烟的沙漠”了。[119]在这些区域，叙述者还安插了其他的民族，从海边一直到沙漠或者人无法跨越的高山。

因为，重要的是要一一列举、一无遗漏，一直到什么也不知道为止，一直到话语消失在无垠的沙漠里，碰撞在话语之山上。“在秃顶人居住的地方更远处的事，任何人也无法说得清楚了（atrekéōs），因为，人无法到达的一片高山形成了一道屏障”；至于秃顶人说的话，那就是不着边际的话了，当不得真的。[120]列出完整的清单是叙述者应该做的事，也是他表现自己的知识的一种办法，因此也就是让接受者相信他的一种办法：的确，他知道那里的空间，他知道各个地方的名字：……这就是利比亚人当中我可以说得出名称来的部族[121]，或者，一直到亚特兰蒂斯人（居住在沙漠区域的利比亚人）居住的地方，我可以列出一份各部族人名称的清单（échō tà oumómata...kataléxia），但是，到了那里，就算结束了。[122]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吟游者：像吟唱史诗的歌者一样，他也喜欢列目录。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凡尔纳的计划也可以是他的：“……中部非洲的地图上再没有大片的空白，再没有用淡色和虚线勾出的白块，再没有那些使地图学家感到绝望的模糊的名称。”[123]

他想确定一个国家的边界，将居住在这个国家的部族列出清单，勘察清楚其领土的尺寸：比如他对埃及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换算埃及的长度单位，通过经验的计算。埃及海岸线的宽度为3 600斯塔得，从海边一直到象岛的长度为7 920斯塔得；其组成首先是一片宽广的平原，一直到赫利奥波利斯，其距离相当于从雅典的十二神祭坛到比萨的奥林匹斯宙斯神庙；然后收窄，其长度为四天的航程，在最窄的地方，宽度不足200斯塔得：旅行者明确说，“我觉得”，然后又变宽。[124]再往远处，他的描写就像对斯基泰王国一样。但是如果在两种情况之下，他都是在测量和勘察，但是空间恐怕不一样，因为我们从一个空间突然之间过渡到了另一个空间，我的意思是，从一个具体的空间过渡到了一个抽象的空间，从一个跑马放牧的空间过渡到了另一个知识的空间。

对于斯基泰王国，希罗多德的确是想“说明”，想“让人知道”，想“揭示”（sēmaínein）其尺寸。[125]叙述者说明斯基泰王国的四周，有两面是海，和阿提卡一样，他确定了托里德的位置——相当于苏尼翁海角与阿提卡的相对位置一样，并说明了居住在上面（也就是北部边界）的部族；在此之后，他又接着说，“假设斯基泰王国是个正方形（hôs eoúses tetragṓnou），其中的两个边靠海，尺寸在各个边长上是一样的，不管是从海边向内地深入，还是沿着海岸行走”，都是步行20天；换句话说，相当于——因为据我的估计，如果按照每天步行200斯塔得来算——4 000斯塔得。对空间的几何估算是无可争议的，而且他的推理大致为如下：如果斯基泰王国像（hôs）个正方形一样，那么它的四条边应当是等长的，然而，因为向海的一边和内陆的一边长度一样，那它就一定是一个正方形。这样一来，从潜在的意义上，边长相等既用来证明斯基泰王国是个正方形，又用来证明开始的前提所导致的结果：斯基泰王国“像”个正方形一样。叙述者从“像个正方形一样”过渡到了“通过简单的勘察，这就是它的（实际）尺寸”。

计算的“错误”是一种标志，有利于说明测量的这种双重作用：从西向东，斯基泰王国的确有20天的步行路程，从伊斯特罗斯河到波里斯泰内河有10天的路程，从波里斯泰内河到玛约蒂斯湖沼（Palus Maiotis）有10天路程，然而在第18章和第19章，我们知道波里斯泰内河在斯基泰王国的中部，在盖尔罗斯人的地盘上，而盖尔罗斯是在东部边界之内，有17天的路程。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总长度的不到一半又与总长度几乎相等了？这不可能吧。我们可以修改一下手稿：我们可以证明说，我们已经证明说，希罗多德利用了两种不同的资料来源，而且到了101章的时候，他“忘记”了在前边援引的资料；如此说来，“错误”，吟游者犯的错误，是他忘记了让自己说的话前后保持一致，他的话中出现了一个漏洞。我们甚至可以明确说，在第101章，他实际上使用的是一张地图[126]：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当中，他在行程的具体空间和几何的抽象空间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区别；相反，他让人相信，这是同样的空间。怎么让人相信的呢？恰恰是通过勘察。在游记当中，勘察的作用是让接受者相信其记载的严肃性：我走过的路，是经过勘察的；我讲述的空间，是经过我估量的，因此，你可以相信我。在用勘察的方式表现一个抽象的空间时，我为接受者把这一空间当作具体的空间来处理：我让接受者相信我勘察了斯基泰王国，而实际上，我只是沿着一个几何图形行走。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计算的错误，因为那是两种不同的空间，但是通过使用勘察的方法——叙述者将事情神秘化的方法——叙述者将两个空间重叠在了一起，同时又让人相信他并没有这样做。

对利比亚的描述也证明了这种对空间进行几何化处理的方式，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遥远的地方，利比亚的沙漠地带是通过一系列盐碱土丘作为标记的，每个盐碱土丘距下一个都是10天的步行路程，从埃及一直到赫拉克勒斯石柱。[127]然而，在《历史》中提到的所有国家当中，利比亚是人无法进入的典型的国家。[128]但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知识空间的最明显的标志——不是相对于某个地方来说的标志，而是相对于从总体上来看的“oikouménē”（人可以居住的地方）的标志——是一系列对称的原则：相对于在想象中等于是“赤道”的一条线来说，我们还记得，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是对称的，这两条河代表了两条“回归线”，而且通过伊斯特罗斯河的流向，我可以证明尼罗河的流向，证明尼罗河的发源地是哪里。[129]但是，这一次，叙述者仍然将两个空间重叠在了一起，因为我根据几何空间来推理，让人相信我对具体的空间进行了探索；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我让人相信的是，那不是两个空间，而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完全是几何的空间。

当然，这个抽象的、几何的空间在文化上也是具有导向作用的。吟游者排列的这“一队队”部族的确是有意义的：在远离“赤道”的同时，大致来说，也是从文明的人走向越来越野蛮的人，或者至少是从不那么具有蛮族人特点的人，向最野蛮的人走去，最后达到无垠的荒漠，荒漠里什么也没有，空间慢慢消失，话语也渐渐湮没。

话语的秩序

在具有文化指向性的这一空间，也是有一些方向的，方向的主要标志点是由太阳的表面运动和风向提供的[130]：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方向指的是东方和西方，“midi”指的是南方。北方则是由北斗星指示的，但更经常的是由北风指示。的确，太阳更多地用于指示东西方向，在指示南北方向时，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风。但是总起来看，希罗多德提到了六种风：首先是北风（Borée）[131]，然后是与北风相反的南风（Notos）；西风（Zéphyr）出现得不多，“Apēliṓtēs”是指东风，而“Euros”指的主要是东南风；最后，“Líps”是西南风，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132]除了这些方向之外，还应该补充的是，夏天和冬天太阳升起和落下的特别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的回归线：希罗多德谈到冬天太阳升起的方向，但是尤其是伊斯特罗斯河和尼罗河分别的流向，这两条突出的河流很可能是想象中的南北回归线的具体表现，伊斯特罗斯河是夏至线，尼罗河是冬至线。[133]

空间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以空间的形式出现的布局，实际上代表的是希腊的知识空间。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结构之所以具有连贯性，是因为假设希腊处在“中央”，而且用希波克拉底的话说，是因为“希腊处在两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冬季和夏季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半道上”[134]，总而言之，就是在赤道上。同样十分清楚的是，以风的名字指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向，这就等于是将一种相对的标志点（爱琴海）变成了绝对的标志点。说“nótos”就是“南方”，这就等于是在说斯塔得是所有空间的长度单位。另外，这一知识的空间在运行中经常包括了观察者或者使用者在内：对于太阳的运动来说是这样，对于风来说也是这样，比如：当我们看到“在Borée一边”（pròs Boréēn）时，我们立刻会把它翻译成“向着北边”，但是这个词组指的是“北风一边”，也就是北风吹过来的那边，也就是说，它假设一个观察者“面对着北边”来判断方向。最后，抽象的空间与经验相反。当腓尼基人完成了利比亚远航，说太阳在他们右边（他们从东向西前进，穿过了南半球）时，他们的话是“令人难以相信的”，[135]他们的断言否定了对空间的表现，对于希罗多德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接受的。

勘察者在确定方向时，可以使用这些方向的参照点，叙述者只要提到这些参照点，便可以让接受者确定故事中的方向。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还有另外一个空间，一种备用的空间，或者也可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空间来说的最终的空间——语言的空间。显而易见，当我想说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就要使用字词，而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就要使用语言，语言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表达这一空间的手段：语言描述这一空间。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语言是表达的手段，好像同时，语言也是这一空间的模式；好像语言的联系和空间的分割之间，字词的顺序和部族与地方的安排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好像在语言让人看到空间的同时，也就让这一空间存在了。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希罗多德描写过两次的国家斯基泰：第一次，他是作为人种志学家走过这个国家；第二次，他作为几何学家构筑了这个国家的形状。[136]但是，在两次当中从很大程度上对描述起到组织作用的，是一些前置词，具体来说，就是一些前缀和副词，是语言中所有可以表示毗连、邻近或者远离的词语，以及一切可以表明方向的词语。比如，“在”卡里皮德斯人“上面”（hupér），是阿拉综人，再“往上”，是种地的斯基泰人，再“往上”（katúperthe），是诺勒人，然后，跨过（diabaínein）一条河，叙述者又开始描写，由近及远，渐渐把所有的部族都列数一遍。这仍然是吟游者的工作，而且语言的所有可能性都用来将这些空间的碎片一片片“粘贴”在一块儿，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让人相信这些碎片是可以贴在一块儿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从对空间的表达，从语言的运动可以不知不觉地过渡到语言的空间，是作为具体空间表现的语言，也就是说，是作为模仿的语言。从潜在的意义上说，我的话语假设具体空间的基础与语言的分割具有对应关系，于是可以看见的事物和可以表达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137]：的确，只要看和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距离，极而言之，要让人相信，只要说看见过，就足够了。

但是实际上，对斯基泰王国的描述不仅仅局限于展示语言的空间，并将这一空间加入让人觉得严肃的机制当中（“我们将转述我们通过听说而得来的一切范围尽可能大的准确信息……”），也使用了知识空间。除了前置词和前缀之外，描述中的确还使用了“方位”的确定（在北风一边，在太阳落下去的方向，从晨曦升起的方向，在南边，在东风一边）。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两个系统同时得到了使用：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这个句子里使用的是这种系统，下一个句子使用的就是另一种系统了，甚至在同一个句子里也有系统的变换，或者两种系统是重复的：在王家斯基泰人上面（katúperthe），而且是在北风一边，居住着梅兰奇莱纳人。[138]这些空间在话语中被放在一起，这是叙述者的手段之一，以让人相信只存在一种唯一的空间。话语的连续性掩盖了语言空间和知识空间之间的分离，虽然知识空间离不开语言空间。然而，在打造这一混合空间（但它并不承认自己是个混合的空间）的同时，两个系列起到的作用是不相等的，因为由语言决定的确定性比知识空间提供的确定性要多很多：36∶14，而且在第二种描述当中，斯基泰王国是被想象成一个正方形的，这样差别就更加明显：纯粹语言的确定有48次，而只用“方位”进行的确定只有5次，也就是说，实际上是1∶10的关系，语言的确定占大多数。这样一来，本来是通过勘察和测量来交代空间的吟游发生了变化，发明了语言的空间，而且描述中又多了一种“方位”的确定，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效果”。

如果说知识的空间容纳了观察者本人（“北风一边”之类的表达假设一个观察者的存在），语言空间也是这样。首先，描述是以明确的方式假设有一个主语在国土上走过，他的描述是相对于这个人走过的路程展开的。比如，对于渡过某条河的人来说（diabánti）……对于在某个地区走过的人来说（diexelthónti），对于斜插着走过去的人来说（apoklínonti）……那就会……[139]叙述者描述的空间就是为这个语言上的主语而展开的，就是在他面前展开的，而且同时，他在这个空间当中是个移动的标志点，他一边向前走，一边为空间设下了标志。其次，描述是以另一种方式假设了这个人。如果说一个部族是在另一个部族的“上面”，指的是更向“北”的意思，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奇，但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指的却是向南行进，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比如，在游牧的利比亚人“上面”，而且在向内地深入（es mesógaian）的同时，那就是属于野兽的利比亚了，再“往上”，是沙漠边缘及每隔10天路程一个的盐碱沙丘，再“往上”，就是沙漠了。[140]如果我们知道，这话是一个位于塞拉的人讲的，或者不管怎么样，是面对着国家内地的一个人讲的，那就不奇怪了。这样一来，利比亚的各个地区的确是在我“上面”，不管我是旅行者、观察者，或者只不过就是个语言的使用者。不管我说的是北边或者南边，不管我是从本都-尤辛努斯的海边出发，还是从地中海的岸边出发，“katúperthe”的意思都是“上边”。但是，这样说只能是在先后的次序上是对的，而不能同时都是对的：的确，使用这个操作符号，我不能同时建构北方和南方的空间表现。我可以先建构一个，再建构另一个，但是我不能同时想象两个，因为同一个词在一种情况下的意思是“北风一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南风一边”。总起来看，对世界的这种表现当中出现的限制，那就是不能没有主语：不管以何种方式，主语都是包含在他建构的图景当中的，如果语言的空间和知识的空间真的能将它包括在内的话。

语言的空间就像放在实际空间上的一个网格一样，对那些令人难以捕捉的分散的东西，网格用拼图的方式，将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但这还只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在用希腊语表达地点和运动的阶段。然后是用以表述的句子（语言的具体表达），将这些句子收集在一起，最终便形成了希罗多德关于空间的话语，具体的空间、语言的空间和知识的空间便在这样的话语当中交叉，因此，还有一个话语的空间，叙述者—吟游者便在这一空间里。

因此，叙述者是从多种意义上说的一个勘察者和吟游者，但他也是一个行吟诗人[141]，因为列出“oikouménē”（有人居住的地方）的清单，他必然是在发明一个世界：在“话语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之间，是有关联的，哪怕这种关联只存在于语言的空间。希罗多德认为，400年之前的赫西俄德和荷马为希腊人制定了神谱，“他们将各种形容词用在各个神的身上，将各种荣誉和能力分配给他们，勾画了他们的形象（eídea sēmaínein）”。[142]在完成这种清点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发明了万神殿：他们建立了神的世界的秩序。我们难道不可以认为，希罗多德建立了人的世界的秩序吗？故事的空间自称是对世界的表现，而他作为吟游者勾画各种形象（eídea sēmaínei），他让人们看见，他揭示[143]，他知道。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空间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是分开来的，但是实际上并不独立存在；相反，它们只是相互组合在一起存在和起作用。但是，即使是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进行了这样的安排，可以说，它们也还只是一些空的框架。还要将它们填满，让它们活跃起来，这就是故事所要做的工作了。的确，这些空间当中有代理人、旅行者或者士兵，有一些部族居住在那里，而且这些部族也是可以流动的，在这些空间里可以发生一些行动，可以有人相遇，可以出现战斗。总而言之，除了所有这些空间之外，还应当补充一个故事的空间。因此，由各种空间交叉产生的斯基泰空间，又是某种不同的东西，那是游牧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是一个让人无法捉摸的空间，但是，斯基泰国家的这种特殊性，是通过故事产生的，通过描述斯基泰国王的葬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大流士的战争而建立的。[144]因此，故事的空间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描写的所有其他空间综合产生的一个空间。

以上是对于《历史》本身来说：话语的空间被说成是对具体空间的忠实的描摹（话语模仿世界），而且文本就相当于对世界的表现。但是在《历史》之外又怎么样呢？其他的旅行者和勘察者会不会倾向于戴着希罗多德的眼镜来看待世界呢？《历史》会不会成为使旅行者和勘察者看到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又相信他们是在自己描述世界呢？

正如对待权力一样，提出的问题是从形成（作品的网格）到建立（作为网格的作品）的过渡的问题，或者是作为让人看见世界的机制的《历史》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评估文本对希腊人的想象所产生的效果。我这里说的效果，指的不是知识的效果，而是在塑造，必要时还是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塑造人在表现世界时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不是提出证明，认为这样做就足以建立某种对世界的表现，让这个世界在气垫上演变，然后仍然让它在气垫上传承或者变化，如此等等。我唯一的目的是试图说明，我们可以在这里圈定有哪些东西可以作为文本的效果，因为如果“效果”只是满足于代替“影响”一词，那我们的收益也太小了。[145]

我说的效果有两种，第一种离希罗多德很近，应该说是一种迹象。修昔底德从内心深处想和自己的前人决裂，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挑起无端的争论，没有打算建立另外一种对世界的表现。也许他所要做的事并不要求他非如此不可（不管怎么说，希波战争也没有要求这样做），不过，他这样做的意思，难道不是在承认没有必要对这一问题提出疑义，难道不是在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修昔底德不关心在希腊世界的边界之外发生的事，若为人种志方面的事费心，是会让人走上迷途的，因为他认为，“古代希腊世界的生活方式与今天的蛮族世界是类似的”。[146]因此，他做了一个旋转：人种志用空间的方式处理的东西，他用时间的方式处理；因为，人种志在空间上展开的东西，被他安插在了时间的某一点上。通过这种在时间上的投影分析，他建立了希腊人对蛮族人的优势（因为今天蛮族人的生活就像从前的希腊人一样），消除了对人种志的任何关注：的确，说到底，何必去分析“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呢，反正也无法得知从前的希腊人都知道些什么？而且他也没有想到通过迂回到蛮族人那里，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从前的希腊人。显然，本来就没有办法真正地了解过去，更何况过去也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稍微遥远一些，说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司令和战友那尔肖斯（Néarque），他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只能通过阿里安和斯特拉波间接地有所了解。这本不知标题的书讲述了他从印度到阿拉伯的航行过程，而且有对印度的描述。[147]然而，那尔肖斯到印度去过，他看见过当地的情形，或者至少通过希罗多德的眼镜让人们看到了当地的情形。他的书很可能是用爱奥尼亚语写的，书中不仅参照了《历史》中直接写印度人的章节，也参照了《历史》的第二卷书（完全是写埃及人的一卷书）：他像希罗多德看到埃及一样看到了印度，大概也想像希罗多德写埃及那样来写印度。因此，培育了他的视角的，正是希罗多德对世界的表现。谈论印度，那就是谈论穿过这个国家的各条河流，尤其是印度河。然而，除了与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进行比较之外，还能怎么谈论印度河呢？我们知道，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在希罗多德的地理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48]更加准确地说，那就是采用相似法：的确，印度河之于印度来说，正如尼罗河之于埃及，也就是说，用希罗多德的话说，是“河流的馈赠”。[149]如果说埃及人在解释印度，那么反过来，印度人也在解释埃及，那尔肖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解释一下尼罗河的夏季洪水：在印度，夏天下雨，河流发洪水，所以在埃及也是同样，因为“很可能夏天在埃塞俄比亚的山里下雨，雨水使河水暴涨，尼罗河水溢出河床，流向埃及平原”。[150]印度的事情，在埃及也会有，使希罗多德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尼罗河的行为与其他的河“相反”（émpalin）呢？[151]

对这种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而写的文字，我们还可以再举两个例子。那尔肖斯讲述说，在航海的过程中，他在北边看到过太阳：“当他们远离了大海向南方走去时，影子似乎也转向了南方……”[152]这种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那尔肖斯事实上仍然在赤道的这边，甚至在北回归线的北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种说法与希罗多德关于腓尼基人远航的观点放在一起来看，那就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不相信腓尼基人在围绕利比亚旅行时，太阳曾经出现在他们的右边（也就是出现在他们的北边）。[153]因此，对那尔肖斯来说，这是他利用希罗多德的文本，验证他自己的故事的一种方式：对希罗多德认为是不可信的事物，我们做了实验，但是希罗多德并没有到实地去，所以我说的是对的；我在证实他拒绝相信的事物的同时，通过我自己的故事，让接受者相信这一事物（而且这也假设他知道希罗多德的作品）。

参照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巨蚁的情况就是这样。据希罗多德说，印度的确有一些蚂蚁，个头比狗稍小一些，但是比狐狸要大，在不知不觉当中，巨蚁会找金子。因为它们在挖蚁穴的时候，会把沙子和金子都扔出来。[154]那尔肖斯写了什么呢？“关于蚂蚁，他说他自己没有看见过，但是常看见有人将皮带到马其顿人的营地里来。”[155]因此，他用“皮”这个能指，确认了提供的、可供使用的所指；他看见，或者不管怎么说，他让人看见的这些皮，是作为“蚂蚁”皮出现的。也许凡是那个时候到印度去的旅行者都避免不了蚂蚁的问题：这涉及他的描述是否严肃。

就这样，那尔肖斯援引希罗多德，而且《历史》就是一种模式，他的文本就是根据这种模式组织起来的。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反其道而言之，从时间上离得不远，是修昔底德的例子；另一个稍微远一些，而且是正面的例子；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希罗多德对世界的表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修昔底德虽然想与希罗多德决裂，可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与希罗多德不一样，而那尔肖斯在旅行时，衣袋里携带着希罗多德的作品。眼镜和镜子的确都是有的：从长途旅行回来的人，想“表现/翻译”他对遥远国家，对相异空间的体验，就会戴上这副眼镜，就会观看这面镜子。他不可能不戴这副眼镜，也不可能不看这面镜子，哪怕是为了打碎它。

希罗多德对世界的表现：好吧，但是，这样说，难道没有回顾的幻觉和对语言的滥用吗？由于他是我们能够完整地看到的那个时代唯一的作家，你会不会因此而夸大了他的重要性呢？不管怎么说，你所说的希罗多德对世界的表现，也许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念，至少在知识分子当中是这样，这种表现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爱奥尼亚的科学，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唯一的作家恰恰是他，也许这完全是出于偶然吧？另外，我没有说一定要等到希罗多德的出现，才建立了对世界的表现，我也没有说是他发明了对世界的表现，我只是相信，在《历史》当中，有一种对世界的表现是围绕着空间规则组织起来的（空间规则只不过是故事当中分析的各种不同空间的相互作用）。这一规则不是按照话语的模式提出的，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它是表现世界的结构或者网格，而且我觉得，文本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并通过这一层面而对接受者的想象产生效果，而且其效果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范围，不管怎么说，希罗多德的眼镜的比喻，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思。

让人相信什么，或者《历史》是一种表现吗？更加准确地说，在整个文本当中，有一种对权力的表现，有一种对世界的表现。也许还有别的，但是这两种表现，以及组织这两种表现的规则（权力规则和空间规则），我认为比其他的规则更能够产生效果。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地将这两种规则提取出来，是出于方便，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空间和权力之间是有互相作用的：没有对权力的表现，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对世界的表现；没有对世界的表现，也不会有对权力的有效的表现。

这些关于表现的文字实际上是水彩画家用工具看和让人看的比喻导致产生的一些思考，是围绕这一比喻而阐述的一些思考：《历史》的“网格”和作为“网格”的《历史》；作为使人目睹之机制的《历史》和使人目睹之大师的希罗多德。我的确意识到，用网格来说话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我忘不了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首先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人明白我们想说什么；其次，它还可以让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一个不大容易的问题：关于文本的效果的问题（是文本当中的什么产生效果？一直到何种程度上产生效果？效果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同时避免“影响”这种太容易走的下坡路，以及避免前面提到的过早地从文本中出来。在这里，问题还仅仅是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