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戴弗里吉亚软帽的中国人：李约瑟

初次发表于《伦敦书评》2009年第31卷，题为“奇迹的时代”，评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所著《炸弹、书和指南针：李约瑟和中国的伟大秘密》（Bomb，Book and Compass：Joseph Needham and the Great Secrets of China）。

若非斯蒂芬·科林尼（Stefan Collini）编辑的著名的1959年里德讲座记录，几乎无人记得当时那场“两个文化”的大战，它造成了剑桥大学文科和理科的分裂，也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刊物上掀起了论战。那场大战宣布了科学的中心地位，并由现已几乎被遗忘的C·P·斯诺（1905～1980）对“文科知识分子”发起攻击；斯诺这种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正是他自己写的那些描绘希望、权力和名声的冗长沉闷的小说使我们了解到他那个时期公共和学术界的生活百态。从某个意义上说，那场大战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辩论。那个十年是科学家春风得意的十年，却又是郁郁不得志的诗人眼中卑劣低下、可耻可鄙的十年。在狭义上，那场大战是剑桥大学文科顽强的背水一战，对手是踌躇满志的自然科学。剑桥的科学家多次赢得诺贝尔奖，颁发的82项科学奖中有一大部分为他们所斩获，他们深知剑桥大学将来的伟大名声（和资金捐助）实质上掌握在他们手中。科学家一心认定未来属于他们，这一点可能最令文科人恼火。在广义上，它是关于理智和想象力之间关系的辩论。在斯诺看来，科学家二者兼备，而文科知识分子因其对科学和未来的无知和怀疑而有着致命的缺陷。两个文化中只有一个真正重要。

斯诺是过激了些，尽管没有他的主要对手利维斯那么荒唐，但从根本上说他是对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两个文化之间的鸿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宽更深；至少在英国，十几岁的中学生就已经开始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划分。

事实上，文科知识分子被拒于科学的大门之外，但科学家却是和文科相通的，因为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基本教育都是文科教育，而当时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大都来自那个阶层。

尽管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一群科学家知识和兴趣的范围与文科知识分子这方面的局限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群科学家主要是，但不都是研究生物学的。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诗人都钦佩科学，可能只有燕卜荪除外（他们诗中多次提到塔台就是证据），但他们与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不同，似乎感觉不到他们生活在科学奇迹迭出的时代。J·B·S·霍尔丹注意到，雪莱和济慈是最后一批了解化学最新发展的诗人。反过来，科学家可以就伊朗艺术开讲座（贝尔纳），著书论述威廉·布莱克（布洛诺夫斯基），获得音乐的荣誉学位（沃丁顿），像J·B·S·霍尔丹那样研究比较宗教——最重要的是能写作，并有历史感。

这些科学家除了有艺术想象力，一般都精力充沛，风流成性，特立独行，政治上倾向革命。这样的组合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更具体来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特点。最明显地具有这一时代特点的莫过于李约瑟。他可能是那个时代灿若群星的“红色科学家”中最有趣的一位。他也可能是最不寻常的一位，因为他尽管坚信革命并身体力行，可《名人录》照样把他收录在内，他最终成为剑桥大学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并被封为“荣誉勋爵”。在冷战期间，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幸运，在错误地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之后，居然没有引起别人的敌意，得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受影响。

当然，他的成就令人敬佩。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使西方人，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中国人对这个题目的认识都完全改观。这部皇皇巨著的撰写工程浩大，自然在西蒙·温彻斯特写的这本生动活泼的传记中占了大量篇幅。温彻斯特是专写个人与伟大成就之间联系的作者。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的原标题是“爱中国的人”。对李约瑟把精力和感情转向中国之前的生活，书中只用了23页的篇幅草草带过。尽管这本书可读性很强，它的成功也当之无愧，不过平心而论，不能说它对卓越非凡但备受忽视的传主的评价是公允的。1

一位对李约瑟的政治观点和个人行为不能认同的批评家在评价《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时，说它“可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综合和文化交流的壮举”。这一成就的宏大规模及其对21世纪的现实意义确立了李约瑟永垂史册的名声。虽然他41岁出版了大作《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后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但他自己的科研成果恐怕永远也达不到诺贝尔奖的获奖水平，他也没有像J·D·贝尔纳和J·B·S·霍尔丹那样，启发激励别人去做出新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在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2中已经表现出他作为科学史学家的抱负（若干年后，他把科学史作为一门科目引入了剑桥大学）。那部书不仅总结了生物化学领域中的现状，而且就它的历史和背景做了精彩的叙述，后来就是作为生物化学史类图书出版的。即使在他投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后，他还在《生命的化学》3一书序言中对“化学的史前史”做了大略的概述，把古人关于“生命的呼吸”说成是“原始气体生理学”，还讨论了炼金术与本尼迪克特甜酒和其他由修道院的僧侣酿制的甜酒之间的联系，文章妙趣横生，令人读来不忍释手。更出乎意料的是，他还用亨利·霍洛伦肖（Henry Holorenshaw）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的小书，很受读者欢迎。

历史和公共活动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科学”的核心。这些科学家学术及学术外活动的范围广阔、密集度高，令人叹为观止。李约瑟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1946～1948），是他把“科学”列入了这个组织的名称。但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忽视历史，尽管使他感兴趣的那个研究人类科学和文化史的项目还是忘了的好。

历史对“红色科学家”至关重要，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年代。对时间流逝中发展和变化的认识，特别是通过探究生命起源这个大问题而得来的这种认识把科学和最令生物学家兴奋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沉浸于对科学与社会之间过去和现在不断变化的关系的研究中。对那个时期的所有回忆都提到1931年的伦敦国际科学史大会，那次苏联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苏联科学家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提出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使英国人（包括与会的李约瑟）深为感佩，倒不是因为他们论文的质量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对科学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视角。1931年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和李约瑟1937年开始对中国的研究被认为是造就了他一生的两大事件。

就我们所知，李约瑟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从未加入或特别接近过共产党，虽然他特有的“千年狂热”4使他比激烈的左翼分子在本能上更加激进。他力劝J·B·S·霍尔丹相信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霍尔丹不久后就加入了共产党；1936年，他为韦布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写的书评被描写为表现出“近乎狂喜的热情”。5然而，他大肆宣扬自己喜欢赤身裸体和跳莫里斯舞，这给他带来了英国式怪癖的名声，冈维尔与凯厄斯学院一贯保守的校董们容忍他政治上的离经叛道，也是因为他们把那看作他的一种怪癖；可是这却影响了他在左派政治中的地位。当然，“二战”之前李约瑟和妻子多萝西以及鲁桂珍之间长期的三角关系还没有建立（温彻斯特说是鲁桂珍激发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热爱），但无论如何，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的一代对他们所钦敬的长者所炫耀的性解放仅予容忍，却无效仿之意。

有一点李约瑟与所有其他著名红色科学家都不一样，他一生重视宗教和宗教仪式，这是他最令人惊讶的特点。他信奉圣公会显然不影响他30年代的政治信念。他去的教堂是壮丽的塞克斯特德大教堂，既然教堂要时刻以苍生为念，于是一位强烈支持社会主义、一度还做过国王爱德华七世情妇的乡绅阶层的夫人为它推荐了一位社会主义革命者康拉德·诺埃尔做神父。一段时间后，李约瑟从圣公会这一地方宗教（“因为我恰好生在欧洲西部，而基督教圣公会恰好是我出生时我的种族的宗教形式”）6逐渐转向道教，他认为道教是民主的宗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源头。他最后认为，他对宗教的看法“肯定过于新柏拉图式，太理想化、太虔诚、离现世太远”。7然而，尽管他也是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现人文主义者协会）的荣誉会员，但他一直相信宗教，认为它是“对神圣的特别感觉，是对超自然类型的体悟，但不意味着有一位造物主上帝的存在”；他也一直相信“集体的遵守和仪式是对于宗教的体现”。8他绝对不认为宗教与科学相冲突，虽然他同意孔子的观点，认为应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宗教形式与政治无甚不同。他在1935年说，共产主义提供了适合我们时代的道德神学，但与唯科学主义针锋相对。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李约瑟想象的完全不同，但从未动摇过李约瑟对唯科学主义或任何形式的简化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的反对，不仅是因为这种简化遗漏了现实中大量重要的东西，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他心目中的科学。在此，值得引用他在1932年为阿尔杜斯·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这篇书评（居然）发表在F·R·利维斯主编的《细读》上。他认为“通过合理推断”，可以断定当时的思想趋势（在他看来包括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左派人士兰斯洛特·霍格本）正向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发展，因为那些人

鼓吹必须用易于表达的概念取代现实的概念。然而，只有在科学中才有可能实现完美的表达性。换言之，我们能说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归根结底只能是以数理逻辑表示的科学主张。科学成了理性的唯一内容，但更糟糕的是，哲学和形而上学也被归于不可说的一类；科学开始时是哲学的一种特别形式，如果继续维持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它将保持它智力上的优越，但现在科学却沦为附属于某种技术的神话。9

作为研究者的李约瑟一直想创立一种生化胚胎学，把化学家的简化方法与生物学家关心的有机体和过程融合在一起。对科学的反机械论（李约瑟喜欢用“有机”一词）观点显然对进化生物学家有吸引力，这类学者包括20世纪30年代由当时颇具影响现在却少有人知的J·H·伍杰组办的理论生物学俱乐部的成员，李约瑟夫妇和C·H·沃丁顿（他是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具体对象）都属于这个俱乐部。他们首先提出了生物等级制的概念，李约瑟的《秩序与生命》（Order and Life，1936）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因而成为经典。他提出，有机体分不同的层次，规模和复杂性随着层次的提高而增加——分子、高分子、细胞、组织，等等，对任何低层次的了解都不足以使人充分理解整个有机体；每一个层次都有其新的行为模式，用低层的行为模式或任何其他办法都无法解释，只能通过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李约瑟在1961年为《生命的化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从碳分子结构到物种的平衡和生态的整体，其间关系的等级制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主导思想。”现实只能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来理解，而进程、等级制和互动就是开启对现实理解的钥匙。

虽然从西蒙·温彻斯特的书中看不出这一点，但李约瑟的这种思想促使他转向了他后来终其一生研究的国家和文明。他写道，中国这个阴阳辩证法的发源地“永远把精神和物质视为一体”；有人说得好，中国的哲学将宇宙当作一部自我谱写的宏大交响乐，里面又有各种小型交响乐。李约瑟对中国的现实了解至深，并不把它看作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实际存在的乌托邦”，更不自认为是把惊人的消息从别处带回西方的信使，像20世纪的马可·波罗；事实上在西方，在这个欧洲在世界上所向无敌的世纪，原来18世纪欧洲思想家对中国在知识理智方面的尊敬已经消失殆尽。

李约瑟热爱并敬佩中国和中国人，但矛盾的是，使他折服的是中国的过去，而不是革命时的中国。不过，他强烈支持并坚决捍卫当时的中国，尽管他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开始批评这位伟大舵手的政策。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满怀敬意地重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他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然观欣然接受，而且衷心喜爱这个建立在没有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基础上的文明，这个不是以原罪理念为基础的伟大文化，这个僧侣阶层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的国家。即使是周朝的学者首先阐发的“庶民有造反的权利这一典型的儒家理念”也是值得敬佩的。李约瑟眼中的中国不是“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这个词是由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发明的，用来与欧洲的专制政体相比较的——而是“所有亲身经历过中国社会的人都了解的传统中国生活中的二元民主”。

他最推崇的是科举致仕的传统，那是中世纪的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这种做法也形成了儒家士子的“公共舆论”，他们“从未失去过独立的思想权威”，这使他们能够抵制朝廷对确立的传统价值观的违反。有哪个西方制度能在政府中容得下与威廉·布莱克、乔尔丹诺·布鲁诺和法拉第相似的人物呢？不出意料，他对中国传统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捍卫刊载在美国的一份马克思主义期刊上，包括在对一部由一个前共产主义者写的巨著《东方专制主义》的长篇评论之中。李约瑟对那本书嗤之以鼻，正确地把它斥为巨型冷战宣传小册子，是“对客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大损害”。10

身穿新买的传统样式的蓝色绸子长衫，在战时的中国各处跋涉的李约瑟显然意识到自己与中国当时名流要人的相似与相近。然而，他世界观的关键在于，历史的前进不可阻挡，它打破了传统，结束了中国长期的技术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史》试图对这一历史过程给出解释，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它的解释感到满意。

现代自然科学在公元1600年左右兴起后发生的事情与之前的情况迥然不同，结果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与所有先前的社会都有着质的不同”。过去是回不去的，但可以向前。李约瑟从未放弃对进步的信念。在他看来，科学和技术虽然没有创造好社会，但它们可以产生实现好社会的工具，尤其是在中国。“那可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和平世界，谁把真正人民的真正需要放在首位，谁就将继承这样的世界。”11

尽管如此，后人怀念李约瑟时想到的不是他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甚至也不是他那受生物学启发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他对一个过去的探索和重现的超常成就。然而，除了进化生物学的课本对他的思想有所介绍以外，他作为思想家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蒙·温彻斯特的《炸弹、书和指南针》没有充分介绍他在思想方面的成就。李约瑟还在等待着更了解他这个当世奇人以及造就了他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人为他叙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