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公共宗教之前景
首次发表。
过去50年间宗教的遭遇引人注目。自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宗教都是人们借以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应付日常生活范畴以外无可控制的力量的语言，而且经常是唯一的语言。对大众来说，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现在在印度和伊斯兰教地区仍然如此。人的一生中历次重大事件，从出生到结婚到死亡，宗教仪式仍然是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纪念模式；在温带地区，宗教也为一年周而复始的循环中的节点提供了庆祝的仪式，如新年和收获，春天（复活节）和冬天（圣诞节）。相应的世俗活动几乎从未能有效地取代宗教仪式，这也许是因为世俗国家坚持理性，加之对宗教制度的敌意或不屑，因而低估了仪式在私人和群体生活中的巨大力量。没有人能逃脱那种力量的影响。我记得，一位一贯不信宗教的苏联女士曾要求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帮忙为她坚信无神论的英国丈夫举办宗教仪式的葬礼。她说，什么仪式都不办就这么送他走是不应该的。葬礼是按圣公会的仪式举办的，其实她对这个宗教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圣公会本身完全不重要，它只是当时她能找到的唯一宗教仪式而已。说实在的，我们中间最理性的人也可能会使用最原始的符咒来讨好冥冥中掌握着未来的力量，“摸摸木头”或“交叉手指”这些说法等于基督教徒说的“上帝保佑”或穆斯林的“安拉保佑”。
宗教在当今世界中依然重要，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无神论者的论述目前又趋激烈（这反证了宗教的重要性），宗教也仍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在一个方面，宗教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强势复兴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已清楚地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虽然不是理智的力量。自从18世纪美国革命以来，启蒙运动的理论激励了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再到中国革命的历次伟大革命以及争取社会变革的运动，伊朗革命是第一场放弃了启蒙运动思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革命。中东的政治，无论是在犹太人还是穆斯林之间，成了圣书的政治，而且令人吃惊的是，美国政治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不是古老的传统，而是20世纪的发明。1967年的六日战争使正统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从传统上的反对转为支持，因为以色列的胜利似乎是奇迹，说明一些拉比放弃这一理念——只有当救世主出现后，所有犹太人才能回归以色列——是有道理的；显然救世主那时并未出现，虽然美国一个哈西德派的年老首领自称是救世主。
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裂出来的一个极端主义分支才从故纸堆里翻出了神学上的依据，说正统的范围非常狭小，不属于此范围的人都是“叛教者”，应该杀死。准许杀害无辜的伊斯兰法（fatwa）是基地组织在1992年发出的。事实表明，1979年的伊朗革命建立的不是传统的伊斯兰政体，而是神学统治的现代领土国家。但无论如何，从毛里塔尼亚到印度，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都卷土重来。土耳其政府原来一直坚持世俗化，现在在一个伊斯兰群众政党的掌管下，明显地偏离了过去的道路。印度在1980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印度教政党（1998～2004年间是执政党），开始了一场运动，旨在把印度教五花八门的各个小教派汇合为单一的不容异己的排他性正统教派。在当今的全球政治中，无人敢小觑这一潮流。
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兴起是否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尚不清楚。主要在基督教内，发生过大批教徒从一个教派转向另一个教派的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洲和其他地方，福音派和强调顿悟、依靠领导人个人魅力的五旬节派这些新教教派迅速扩大，教徒的宗教热情不断高涨。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像印度尼西亚这种以前相当平和的地区明显地出现了伊斯兰教的重兴。1这些问题我晚些时候会细细评说。然而，纵观全球，不能说自1900年以后世界的主要宗教取得了任何重大收获，只有非洲是例外，在那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发展尤其迅猛。当然，苏联解体，还有其他以无神论为根本的政权垮台后，被压迫的宗教重新抬头，在俄罗斯还得到了正式的重新确立；不过除波兰以外，宗教在其他地方仍未恢复到社会主义之前的水平。一神教的信仰在非洲扩大了地盘，但它没有影响世俗主义，而是挤压了传统泛灵论宗教信仰的空间，虽然有时这些传统的信仰与新的一神教结合后变身为一种新老调合体。只有三个非洲国家，信奉当地宗教和新老调合信仰的人仍占人口的大多数。2在世俗化的西方，建立新宗教或采用奇怪而语焉不详的精神教派以取代萎缩的旧宗教的种种努力成效甚微。
宗教在民众当中重新大行其道，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这种现象推翻了现代化与世俗主义齐头并进这一长期观点。但其实并非如此。确实，思想家和活动家，还有许多历史学家都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哪怕是最世俗的思想也源自宗教是公共交谈唯一话题的那个时代。他们也高估了世俗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影响的人数，或者说他们忽略未计人类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妇女和农民，而这些人拒绝了世俗化的影响。从实质上看，19世纪的世俗化，如同它政治方面的反教权主义，是一场由受过教育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男性以及平民政治积极分子参与的运动。但有多少历史学家注意过世俗化运动中的性别问题，或这场运动在农村产生的影响呢？他们也通常忽视了宗教在形成19世纪的企业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生意网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如法国和德国的虔诚派纺织厂主，以及专门由胡格诺教徒、犹太人或贵格派教徒创办的银行。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中，宗教对于一些人成为马克思所谓的“无情世界的感情”，但这些人也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简言之，宗教在19世纪的西方屡战屡胜，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能改变过去两个半世纪中现代化和世俗化携手并进的趋势，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过去半个世纪甚至加快了步伐。
从一种信仰转到另一种信仰，掩盖不了宗教的义务和实践在西方日渐没落的实情。如果把印度民众日益接受种姓间通婚作为象征的话，宗教在印度也在没落之中。事实上，这个趋势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速。它最清楚地反映在基督教最大的宗派——罗马天主教教会身上。天主教会正处于一场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之中。与16世纪不同的是，对天主教会的威胁不仅在于教义上的不同意见，而且也在于教众对它的漠不关心或阳奉阴违，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意大利妇女开始大量使用避孕药具。60年代中期，献身天主教的精神开始崩溃，宗教机构的人员亦随之锐减；在美国，人数从1965年的21.5万降至2010年的7.5万。3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都柏林主教辖区2005年全年居然没有举行过神父授职仪式。在现任教皇[29]自己的家乡，过去一贯虔诚信教的雷根斯堡，教皇回乡访问时费尽力气才动员了75个人去欢迎他。
其他传统西方宗教的处境也基本相同。过去，威尔士人虔信各种形式的清教教派和节制性新教教派，至少对讲威尔士语的人来说，那是他们集体特征的表现。然而，当前威尔士政治民族主义的崛起把政治结社的活动转到了世俗的场所，乡间的教堂因此而门可罗雀。有迹象显示出一种奇怪的力量逆转。传统宗教曾经是加强，甚至确保一些人民的民族团结的力量，在爱尔兰和波兰人民中间尤其突出；而现在轮到它从它与民族主义或某一个族裔的联系中汲取力量。4美国的550万犹太人比起其他美国人来，世俗化的程度高很多。他们当中一半人说自己是世俗的、非宗教的，或信仰别的宗教。无论如何，信宗教的大部分人（2000年犹太会堂会众的72％）都属于犹太教比较自由开明的派别，如犹太教改革派，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属于犹太教保守派，两者都为犹太教正统派所坚决拒绝。5美国犹太人基本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而且与非犹太人通婚日益普遍；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传统上界定犹太人并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宗教做法已经失效。与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新奇的）政治实体感情上的认同取代信仰宗教和同族通婚，成为确定“是否犹太人”的标准。即使在倾向于极端正统派的少数人中，除了履行复杂的宗教仪式以外，也加上了对以色列的认同。
可以确定，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自由革命的世界以及它们产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前社会主义政权的世界在各个方面世俗化的程度都比过去更大，尤其反映在与宗教无关的公共领域和纯私人的宗教之间的分隔之中。就连在西方世界之外也可看到类似情况，据一位伊斯兰教专家说，
抛开政治不谈，公众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实现了彻底的世俗化。这并非说人们失去了信仰或虔诚（虽然很多人虔诚的程度淡了许多），而是社区和地方生活的限制被打破了。过去，宗教当局、宗教仪式和一年中的各项宗教活动管理着人们的生活；现在，人的流动、人的个性化，以及与宗教无关、颠覆宗教权威的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兴起冲破了这种限制。6
另外，传统西方宗教机构的作用在继续减弱。2010年，45％的英国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具体宗教。71980年到2007年间，宗教婚礼仪式从占全部婚礼的1/2减少到1/3。8同期，加拿大参加所有宗教仪式的人数下降了20％。9因为在美国常去教堂对名声有益，所以那里公众的虔诚很可能是夸大了的，回答调查问卷中这方面问题的人经常虚报他们的宗教活动。据估计，美国每周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只占人口的25％，或甚至才有21％。10此外，男性比起女性来，宗教热情从来都比较差，据说对美国男性而言，“参加宗教活动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表现”，不是出于精神上的渴望。
若以为世俗化进程的继续和加速会导致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消亡，甚至使民众大批转向无神论，那就太可笑了。它主要意味着世界上的事务将日益在假设没有神或超自然力干预的基础上进行，不管掌管这些事务的人的个人信仰如何。当拿破仑问伟大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他的科学中有没有上帝的位置时，拉普拉斯答道：“我不需要这个假设。”面对一位结构工程师、核物理学家、神经外科医生、时装设计师或电脑黑客，谁能看得出他是虔诚的穆斯林，还是五旬节派的基督徒，是在苏格兰加尔文教派的教育下还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长起来的呢？诸神与他们的工作没有关系，除非某种宗教信仰对他们有所限制或坚持与他们的活动不相容的信条。在那种情况中，要么正统悄悄放弃否决权，如斯大林放任建造核武器所需要的物理研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的小说《生活与命运》里对此有非常精彩的描写；要么教条僵化的宗教统治导致理智和知识的停滞，如14世纪以来的伊斯兰世界。
在过去的世纪中，这造成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现代世界赖以运作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和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主要宗教的叙述和道德训诫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在涉及人和社会的领域中；另一方面，当今大部分人越来越不明白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技术—科学世界，而同时由宗教神圣化了的管理着道德和人际关系的传统制度又在人类生活巨变的压力下土崩瓦解。有40％的美国人相信地球的形成不早于10 000年以前；这些人显然对我们星球的性质和物理历史一无所知，但他们大部分人并不因自己的无知而感到不便，正如超级市场的收银员不懂拓扑学但生活不受影响一样。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组成一直未变，大部分人都是相对或绝对的愚昧无知，剩下还有相当多的人比较蠢笨。到了21世纪，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一大部分人成为多余。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民主国家的一大群选民，或在坚持原教旨教条的统治者领导下，给科学和公共利益，不用说还有真理，造成了重大的麻烦。不仅如此，教育程度不足的人在用人唯贤和注重企业精神的社会中日益受到排挤，得益甚微，这使得失败者怨愤交加，促使他们这些“无知者”起来反对“自由派”（他们的反对目标包括知识本身），而不是穷人反对富人，尽管后者其实更合乎逻辑。
从某些方面来看，1970年后，被边缘化的宗教和四面受敌的科学之间的对抗比自从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发表了两卷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1896）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几十年来，今天第一次出现了宣扬无神论的激进运动。它的著名积极分子都是自然科学家。确实，在智力层面上，神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立足自己的理论向科学发起挑战，它只能找出一些论点，想办法把当代科学公认的结果与神的意志调和起来。即使真的不打折扣地相信《创世记》的人也捡起“创世科学”做遮羞布。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激励他们斗志的不是他们对手的论点荒谬，而是他们新展示的政治力量。
全球活动的世俗化主要靠几乎全部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推动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少数人是文盲世界中能读会写的人，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是21世纪掌握信息社会真正知识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另外一些推动世俗化的少数人是传统的民众运动，包括激进的劳工运动，这类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多是自学成才。唯一的例外是一场真正从基层发起的现代化运动，即妇女争取摆脱历史桎梏获得解放——包括性解放——的运动；不过，就连妇女运动争得的官方在制度上的承认（离婚、节育，等等），也应归功于少数世俗活动家的努力。19世纪时，这些鼓吹世俗化的少数人出奇的有效，因为教育良好的精英是管理现代民族国家的干部；因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异常强大；也因为抵制世俗化的主要力量——妇女、农民和一大批无组织的“穷苦劳动者”——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外，少数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晚期。简言之，那种情况属于政治民主化之前的时代。
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给了大众以更大的决断权，而在大众的生活中，宗教继续起着比在激进的精英分子的生活中重要得多的作用。新民主政治中聪明的世俗政治家十分清楚，他们必须重视民众的宗教感情，包括他们自己阵营中人的宗教感情。1944年墨索里尼倒台后，多年来处于地下的意大利共产党终于得到了合法地位，它认识到，假如不准天主教徒入党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意大利的主要政治力量。结果，意大利共产党决定打破它坚持无神论的传统，解除不准教徒入党的禁令。即使在那不勒斯受共产党管理期间，庆祝城市的守护神圣真纳罗血块液化奇迹的仪式照样定期举行。伊斯兰世界中锐意改革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明白，他们必须接受老百姓传统的虔诚，尽管他们自己没有那样的虔诚。巴基斯坦的国父，完全不信宗教的M·A·真纳动员起印度的穆斯林，成功地组建了一个新国家。他设想国家的宪法是具有明确世俗性的自由民主宪法，规定所有宗教均属公民的个人事务，国家不予干涉。这基本上也是他的对手——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的立场，印度至今也仍是世俗国家。美国的国父也持同样的立场。为照顾虔诚信教的人民，真纳在他的主张中提到了伊斯兰教（它的民主传统、它对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坚持，等等），但只是偶尔为之并且语意笼统，即使是最热情的伊斯兰信徒也不能声称真纳倡导的是伊斯兰国家，但后来巴基斯坦在一个军人统治者手中变成了伊斯兰国家。
欧洲和北美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世俗改革领导人虽然自己没有宗教方面的激情，但可以鼓动民众的排外情绪、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和西方发明的民族主义，当时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包容性的，跨越了宗教和族裔的界限。（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驱者更多的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穆斯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在中东的短暂霸权（“英国的时刻”[30]被推翻，代之以埃及、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民族主义政权。虽然在少数罕见的情形中，力求实现现代化的统治者有足够的政治或军事力量来打破宗教制度，但是，在实践中他们仍必须考虑到宗教在大众中享有的支持。完全彻底的现代派，土耳其之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废除了哈里发，最终褫夺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并改变了人民的服饰和文字，也在较小的程度上改变了对妇女的态度；但就连他也没有试图消除人民的宗教活动，虽然他努力用包括所有土耳其人在内的民族主义来取而代之。对国家的控制掌握在激进的世俗精英手中，他们所依靠的军方坚决拥护国父阿塔图尔克的价值观，并时刻准备在这些价值观受到威胁时出手干预。在1970年、1980年和1997年，军队确实采取了这方面的行动，并坚持以后如有需要它仍有责任干预，但如今的形势不再容许军方领导人为所欲为了。
政治民主化公开了大众宗教和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在土耳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赞同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团体和政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活跃，尽管国家宣布它们为非法，千方百计对它们进行打压，但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今天，土耳其的政府是民选的政府，宪法允许民众选举伊斯兰教徒做总统，不过总统不能以伊斯兰律法来取代世俗的法律。突尼斯推翻了坚定走世俗道路的专制政府后，经民选执政的穆斯林政党似乎在考虑采用类似的办法。
穆斯林占多数的其他国家中的冲突也同样尖锐，甚至更有过之。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冲突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期间血腥的内战，最后是军方和现代派精英胜出。在伊拉克，外国入侵推翻了一个旨在实现现代化的专制政权，在外国占领下，产生了一个由于什叶和逊尼两派的基本教义派相互竞争而陷于分裂的国家，硕果仅存的几个世俗政治家只能尽量为几乎是名存实亡的国家政府争取活动的空间。叙利亚的世俗政府现正处于宗教因素日益强烈的内战之中，内战可能会毁掉这个国家，而最有可能从中获益的是瓦哈比教派的逊尼基本教义派。埃及的问题始于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建立，自那以来，伊斯兰运动有时被禁，有时被勉强容许存在，但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现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举行了民主选举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了议会中的多数。
在世俗化的西方发达地区和共产主义地区，民主化不可能导致这种政治化大众宗教的汹涌浪潮。即使在19世纪，在南部欧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单一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中，教会都是遏制自由主义和理性的力量，不是潜在的，更不是实际的权力。在那些尽管并非民主制，但至少是多党制的国家中，教会动员起一切力量来极力维护它对教育、道德和生活大事的控制。在多宗教的国家中，天主教教会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政治制度之中，挟信徒的选票从政府那里争取一定的让步。这一点在印度与在德国和美国一样明显。20世纪6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的危机严重削弱了天主教教众的政治潜力。在教会不再代表反对力量的时代，政治并未为宗教政党所把持，虽然在意大利，可能还有波兰和克罗地亚，天主教对政治左派的敌意仍然颇有影响力。至于民主化对佛教国家能产生何种影响，我只能猜测而已。在泰国这个唯一信奉佛教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似乎看不出佛教在政治中有任何作用。
政治化宗教的兴起令人警觉的主要原因不是在全民投票的世界中出现了大量的教徒选民，而是宗教内激进思想，主要是右翼意识形态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基督教新教和传统伊斯兰教中尤其明显。两者都积极传播教义，观点激进，有的观点甚至是革命性的；它们遵循的是传统的“以圣书为准”的原旨模式，即回归圣书的原文，去除后加的东西和有损原义的内容以实现信仰的纯正。它们要实现的未来其实是重建过去。欧洲有16世纪宗教改革的先例。伊斯兰教循环往复的周期成了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m）关于历史发展理论的基础：沙漠中严格遵照一神教的贝都因战士定期征服富有、文雅和堕落的城市，然后又被城市所腐蚀。公共宗教极端主义还可以采取脱离宗教的主流，另起炉灶的方法。基督教目前的宗教极端化中就有这种现象，但似乎伊斯兰教并未出现这种情况。
激进伊斯兰教的复兴由于一些政治因素而进一步复杂化，其中突出的一个因素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由于是麦加圣地的所在地和朝觐者的目的地，因而成为全世界伊斯兰教的中心，可以说是穆斯林的“罗马”。沙特王国在历史上一直认同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代表的贝都因的严格拘谨，这给了它得以维持政治稳定的宗教资格，虽然今天这个沙漠王国和苦修完全不沾边。它用它以巨大的石油储藏换来的财富资助教徒到麦加朝觐，导致朝觐人数的急剧增长，还修建众多的清真寺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宗教学校和学院。这些自然都是为了帮助坚守传统、一心效仿伊斯兰教创始时期那几代人的瓦哈比教派。冷战期间，美国在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中支持反社会主义的穆斯林战士，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建立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虽然程度有多大并不清楚。激进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有多大的群众基础不得而知，但一个可见的迹象也许能使我们对其略见一斑，那就是在新世纪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穿起瓦哈比派正统的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袍，而且这一趋势似有加强之势。这在印度伟大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以及英国一些大学的学生中非常明显。在英国和法国有大量穆斯林聚居的城市的街道上也时常看到身裹黑袍的妇女，不过最近法国正式禁止了这一服装。无论如何，新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不管有没有独立的群众基础，都可以视为现代化的改革运动，它要改造的是以社区或部落为基础的传统草根伊斯兰的宗教实践，里面掺杂了地方性民间故事类的传说、圣徒、神圣的领袖，还有苏非派的种种神秘理论。然而，与16世纪新教改革不同的是，激进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缺乏圣书白话翻译的强大支撑。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依然以《古兰经》的阿拉伯语文本为基础（这给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造成了困难），并仍然坚持全球伊斯兰社团（umma）的普世观念。从现代政治语汇的角度来看，伊斯教极端主义明显是反动的。
在这方面，它与宗教极端主义福音派，或者应该说是灵恩派和强调顿悟的五旬节新教教派的飞速扩张有着深刻的不同。那类新教教派的壮大应该算是当今最具戏剧性的宗教形式的转变。像伊斯兰教一样，它在欧洲过去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国家（但不包括世俗化程度较轻的美国），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还有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及中亚地区扩大了原有的文化差距，甚至制造了新的差距。
它最惊人的增长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和大部分非洲地区，现在那里的灵恩派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多也更活跃。另一方面，它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对亚洲其他地方（除了菲律宾，可能还有韩国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影响不大。除了偶尔有中央情报局这类机构试图利用它在中美洲打击社会主义势力，否则它没有重要的政治势力的支持，这反而有利于它的扩张。然而，充当它扩张的先头部队的传教士主要来自北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虽然他们激烈地坚信上帝的旨意和《圣经》经文的微言大义必须传播到整个世界，但是灵恩派，尤其是五旬节教派，实质上应当算是分裂性的小教派，不是普遍的现象。
许多这类的教众集会都源于福音主义。开始时主要是处于社会边缘或底层的受压迫的穷人自动发起的草根运动，成员大多是妇女，在一些激进的基督教派中，有时妇女也担任领导职务。11这些运动对性关系的解放（离婚、堕胎、同性恋以及饮酒）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可能会使当今的女性主义者吃惊，但这种敌意应该被视为意在维护传统的稳定，反对不可控制的和令人不安的变化。然而，福音主义者的公开言论给灵恩运动涂上了一层保守色彩。它所宣扬的个人奋斗和经济自我改善的价值观因再生的基督徒注定会成功的信念而进一步加强，这同样带有保守色彩。这似乎深得中国当局的欣赏，使他们认为五旬节派教徒在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据报道，一位不知名的中国牧师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是福音派教徒的话，中国的经济会更加活力充沛。
不过，这些运动主要关心的不是它们所在社会的政治，而是要在对“再生”的集体体会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社区，这样的集体体会通常是经过个人强烈的精神感受和给人以感情上的满足，使人感到狂喜的仪式来达到的。这类仪式的基本要旨是治愈疾病和抵御邪魔的侵袭。对10个国家中的五旬节教徒的调查显示，拉丁美洲77％到79％的教徒和非洲87％的教徒都目击过神意治愈疾病的奇迹，巴西80％的教徒和肯尼亚86％的教徒亲身体验或目睹过驱魔。12无师自通地“说外语”这种圣灵直接赐福的现象只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教徒普遍深信不疑。最初，这样的群体对它们不满意的社会并不企图予以改造，而是想脱身出来自立门户，但由于它们人数众多，并还在迅速扩大，所以它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情况与19世纪有所不同，那时摩门教徒可以逃往美洲大陆的广阔天地，而如今灵恩派教徒则一改过去的做法，力图劝使全国人民一同皈依。现在很少有人试图离开社会，建立自主的社区。
福音主义并非如美国圣经地带当前的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在政治上属于骨子里的坚定保守派。其实，它的文化保守性可以与多种多样的政治态度相结合。美国圣经地带粗野的白人——更不用说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一度是社会激进主义的同盟，在1914年前的俄克拉荷马州，他们甚至支持社会主义。13在19世纪晚期规模最大的农村运动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激动人心的演讲响彻大草原和山地，动员人民起来反对那些想“把人类钉死在金子做的十字架上”的人，但在1925年著名的“猴子审判”中，他却坚决捍卫《创世记》的绝对原意，反对进化论。在其他地方，灵恩派和五旬节派教徒的政治立场和表现五花八门。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他们不问政治；在皮诺切特掌权前的智利，他们在洛塔煤矿热情拥护社会主义；在危地马拉，身为五旬节教徒的将军对游击队大开杀戒；在巴西，“福音主义者”则同情左派，他们目前几乎已经占人口20％，这还不算数不胜数的其他专修来世的小教派。在非洲，1991年当选赞比亚总统的齐鲁巴先生宣布，他的国家受耶稣基督的统管，为启动这个进程，专门请了一群五旬节教派的牧师在总统府祛除邪祟。非洲五旬节派与古老的信仰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复杂异常，无法归入西方已有的类型。
“灵恩”派一词是1962年美国的一位教士创造的。这个时机并非偶然，因为以五旬节派为突出代表的这类运动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扩大的。（它们自从20世纪中期出现后从未产生过任何引人注意的效果，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们在意大利的几个团体在乡村地区广受尊敬。在大规模农民动乱期间，它们也是受尊敬的，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更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反对天主教会的。意大利共产党在农村的一些支部提议由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或五旬节派教徒担任支部书记，这使共产党的全国领导人大惑不解，认为此风不可长。）在60年代那个十年，更准确地说是自1965年以后，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减少，在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省这个天主教传统的大本营，参加弥撒的人数从人口的80％锐减到20％。14同在1965年，法国时装业的裤子产量第一次超过裙子产量。那也是非殖民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特别是在非洲。总而言之，那个时期旧有的确定性明显衰落，促使人们去寻求新的确定性。福音主义的灵恩派就声称它找到了这样的确定性。
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史无前例的社会变动，尤其是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移徙，为人们皈依灵恩派提供了合适的条件。美国大部分信仰五旬节派的拉丁裔好像都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皈依的。15在一些国家中，战事连绵，加之新来移民通常落脚的棚户区（如巴西城市中的贫民窟）中暴力频发，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人们的皈依。所以，从1967年到1970年尼日利亚骇人听闻的比夫拉内战期间，伊博人蜂拥而起皈依五旬节派；16在秘鲁，一个叫作“光明之路”的组织发起叛乱，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受影响的地区导致了盖丘亚印第安人的皈依潮。一位认识当地人的人类学家对这个过程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和分析。17
简而言之，在给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带来巨大经济变革和危机的狂风骤雨中，许多过去的规矩被打得落花流水，亟须恢复失去了的确定性。全球化拆除了过去的诸多限制，世俗化造成了一种虚空，世界只是一群纯粹自我行动的个人，在自由市场中竞相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如撒切尔夫人所说：“没有社会这回事”）。19世纪社会学家提出的“共同体”或“社会”的概念填补不了这个浩大的虚空，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统计群体组成的机构更无力膺此重任。我们在这个虚空中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处于人群中的什么地位？我们属于谁？属于什么？我们是谁？“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一词是由一位心理学家发明，用来概括北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不确定心态的。很说明问题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它的涵盖范围得到了扩大，变成在人际关系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宣示甚至创造群体身份的驱策。确切地说，需要在我们对自己多重的自我描述中找出一个首要的身份，最好能囊括所有的自我描述。个人的宗教重生就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办法。
至此应该已经清楚，基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政治的兴起和个人宗教的复兴都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现象。1960年以前，没有人注意它们，但到了70年代，任何人都不再能忽视它们。它们显然是那个十年间世界经济天翻地覆的变化产生的结果，而且这种变化现在仍在加速进行。18它们深深地渗透入世界大片地区的政治，比如伊斯兰世界、非洲、南亚和东南亚，还有美国。它们咄咄逼人地高调宣传它们称为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家庭观念和两性关系，反对它们所谓的“自由主义”或“西方腐蚀”。这样的宣传现在在公共讨论中占据突出位置。它们所谓的有些传统是编造的（比如，某些地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宣扬仇视同性恋，其实那里过去男人之间的性关系相当普遍，当地人一直予以容忍，并不大惊小怪；另一个例子是在信仰基督教的农村地区限制生育）。对于批评圣书的学问和有损于它们论点的科学，它们满怀敌意，至少是高度质疑。不过总的来说，它们的各种努力算不上成功，只是在神权国家的权力或传统习惯的帮助下延缓了妇女的解放而已。
复兴的宗教极端主义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那就是在它兴起的世界中，人的生存所依靠的技术与科学基础与它格格不入，然而就连虔诚的信徒也离不了这个基础。如果当今的极端主义者遵从他们再洗礼教派前辈的逻辑的话，他们就该摒弃自他们的教派创办以来的一切技术革新，就像还驾着马车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门诺派教徒一样。但五旬节派新皈依的教徒不仅不逃避谷歌和智能手机的世界，反而在里面如鱼得水。《创世记》的绝对真理在互联网上得到大肆宣扬。伊朗的神学政权把发展核力量作为国家未来的方向；而远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作战室中，操纵着最先进的技术对伊朗的核科学家进行暗杀的人很可能是再生的基督教徒。在21世纪接连不断发生的地震和海啸中，谁能知道理性和东山再起的反理性将在什么条件下共存呢？
[29] 这里指2013年退位的教皇本笃十六世。——译者注
[30] 指伊丽莎白·门罗所著《英国在中东的时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