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希腊文明的扩张（公元前500—前146年）
公元前5世纪初，以卓越的城邦制度为特征的希腊文明的生活方式所流行的区域很小。即使在希腊本土的狭小范围内，像阿卡狄亚（Arcadia）这样的内陆地区也只能勉强算作开化地区。色萨利（Thessaly）还是个半蒙昧地带，在它北面和西面居住着讲希腊语的野蛮人。几百年后希腊文明经过改头换面传播到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它深入到欧洲，远及特威德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给古老的中东文明打上印记；渗透到印度，甚至在遥远的中国也能听到它的微弱回声。
对于在公元前500年时分布区域还很有限的生活方式来说，这是辉煌的成就。事实上，希腊文明扩张所造成的欧亚文明均势的破坏，是公元前500—公元200年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扩张过程中，希腊文明不仅接触到其他文明，它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希腊文明的某些原动力开始衰退。
随着早期城邦外壳的脱落，世界主义在希腊兴起。它汲取并发展了最早出现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大社会”中社会协作的机制，希腊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逐渐接近更古老的东方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明的许多鲜明特色暗淡下去，越来越被近似于，且有时明显地起源于古老东方的观念和思想所代替。
罗马最终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标志着希腊文明史的转折点。当时，东方的反应还未形成高潮，希腊文明向远东和西欧两个方向的推进之势还未衰退。但是，当罗马之鹰除了给当地保留了徒有其名的城邦主权之外而将一切都摧毁之时，希腊文明的真谛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只剩下傀儡政治的空壳、人烟稀少的乡村、穷困的城市贫民，以及一种优雅而精美的文化。即使这残留的文化也不再谈论真理、美和自由，以及希腊人曾经最自然最精彩地表达过的理想，而不过是为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们寻求聊以度日的生活方式。
由此，本章叙述的是，希腊文明初期鲜明的文化特征退化为更加规范的但不再是独树一帜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之前的希腊历史。
一、希腊文化的繁荣（公元前500—前336年）
（一）引言
公元前485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登上波斯王位时，面临两项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最为紧迫的是埃及的叛乱，后来他的军队经过残酷激战才将其镇压下去。其次是保卫帝国在爱琴海沿岸的西部边界，平息由于爱琴海对岸的希腊后方城市拒绝承认波斯统治权而引起的长期动荡。薛西斯需要保持军事传统：他的先人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都是强悍的征服者。况且，大流士已经用迫使希腊人就范的计划致力于提升波斯国威。因此，薛西斯在挫败埃及人之后立即亲自统帅海陆军去征服希腊。
许多希腊人，包括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德尔斐祭司，都认为希腊的小邦国无力抵抗强大的波斯。然而，20多个希腊城邦组成的号令不齐、行动迟缓的军事同盟出人意料地打退了波斯的进攻。随后，希腊人在雅典率领下采取攻势，经过一系列战斗，到公元前448年从波斯统治下解放了爱琴海沿岸的全部希腊（和一些非希腊）城市。
战争对希腊人的影响正如胜利本身一样离奇。希腊从前的霸主斯巴达意识到帝国对它内部社会秩序的威胁，变得故步自封[1]。雅典则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四处出击，无所顾忌。希波战争以前，雅典还未进入最强盛的希腊城邦行列；战后，也在相当程度上由于战争，雅典成为希腊文明生命力的渊薮。经济上，雅典垄断了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贸易；政治上，它组织并控制着强大的城邦同盟，成功地打败波斯人，并一度几乎统治整个希腊世界；文化上，它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使希腊其他城邦相形失色，成为希腊文明的完美体现和经典之作。事实上，从雅典将波斯人逐出欧洲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半个世纪的业绩称得上是雅典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2]。
海军是雅典获得光辉业绩的关键。雅典舰队在希波战争前不久组建，当时，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建议公民大会将从最新发现的阿提卡银矿获得的收入用于建设城邦海军。由于拥有200艘新式三列桨战舰，雅典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波斯海军在萨拉米斯的战败（公元前480年）迫使波斯主力由于军需短缺而撤回亚洲[3]。而且，这使得雅典舰队越过爱琴海、解放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腊城邦成为可能。另外，由于控制了爱琴海和邻近水域，舰队将东地中海贸易吸引到雅典的皮莱乌斯港（Piraeus）。
舰队还给雅典城邦带来两种更深层次的影响。首先，它保证了雅典的民主和对外侵略的必然性。由于将舰船划向敌舰的划桨手们只需要训练有素的肌肉，不需要任何装备[4]，因此最贫穷的公民在舰队中扮演主角。其结果是，当雅典人穷得负担不起重装步兵的装备而接受划桨手这一重要军职时，雅典政府的民主形式得到了极大稳固。当惊人比例的雅典公民的家庭收入必须靠或相当程度上靠划桨手的薪俸和战利品来补充时[5]，雅典城邦的侵略性便步步升级。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雅典海军雷厉风行且持续不断的扩张，这种扩张在公元前480—前404年搅得希腊世界不得安宁。
其次，随着雅典公民在海外历险时接触到异国风俗，以及大批外乡人涌进已经成为东地中海商业中心的雅典城，传统信仰和观念迅速受到侵蚀。当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准则以及既有社会制度，如贵族与平民、农民与无地者、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变化之际，关于人生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思想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的恶战和最终失败挫伤了雅典的自尊，并促使繁荣年代潜伏的冲突公开化，此时放弃传统习俗和观念对雅典人来说是解脱而不是损失。贸易、纳贡品、帝国的掠夺使占地并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公民们不至于陷入贫困。雅典人未来的成就似乎是无止境的。增进雅典荣耀的事业为各个不同阶层的全体公民发挥和发展其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为此而献身成为人生最美好的理想。
简而言之，雅典在短暂但生机勃勃的几十年中的成就表明，城邦现行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价值观为绝大多数雅典人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在这样一个尚未受到挑战的生活环境里，与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的接触活跃了思辨的头脑，激励雅典人重新向他们自己解释人和宇宙的性质。雅典人与习以为常的社会结构之间牢固的感情纽带，以及他们不拘泥于任何成见的自由精神生活，为文化创作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后来所有时代对它的赞美证明，雅典人没有辜负他们得天独厚的机会。
（二）政治演变（公元前500—前336年）
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史提供了处于均势中的众多主权国家是怎样经过一系列不稳定的结盟演变成一个霸权国家的典型例证。[6]
主权城邦在希波战争中取得了最大成功。薛西斯入侵（公元前480年）的意外后果无疑向包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4年）在内的许多人证明：受众神护佑、以城邦形式组织起来的自由人无须畏惧任何外来侵略；城邦比强权政治[7]更有权利发展完美的个性和辉煌的集体荣誉。但是，这里面掩盖着一个佯谬。不久的事态就表明，一个城邦的好大喜功意味着邻邦的功业和自由受到损害。早在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就向人们提出了城邦在对外（即城邦间）事务中所享有的自由权的合法界限问题。当公元前446年雅典开始将抵抗波斯的自愿结盟转变成称臣纳贡的帝国时[8]，这一问题就日趋尖锐。
因此，雅典的帝国主义迅速而猛烈地昭示出从公元前6世纪因袭而来的城邦理想的根本性变革。雅典战败未能使希腊摆脱窘境。尽管斯巴达及其盟友打着恢复希腊人自由的旗号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但实际结果却远非如此。公元前404年以后，战胜的斯巴达远比雅典更专横粗暴地干涉他邦事务。后来的底比斯（Thebes）和马其顿也同样。事实上，在依靠征敛和抢劫才能够创立和维持庞大的陆海军的时代，数十个各自独立的小邦已无法生存。然而，在希腊，即使联合数邦的政府在公元前3—前2世纪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尝试，希腊的分离主义还是十分强大，以至无论是内部的持久联合还是来自外部的牢固控制都遭到抵制。只有罗马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才结束了各邦间的争斗。
伯罗奔尼撒战争既加速了希腊文化的传播，也加速了它的衰落。公元前431年，由于双方都竭力寻求盟友，发生在希腊本土的局部性战争不断扩大到更广大的地区。斯巴达只是在谋求到波斯的援助之后才摧毁了雅典帝国。其他外围地区——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等也卷入了战争。这些地区常提供雇佣军和战略基地，偶尔也成为战场。这样，波斯总督和色雷斯诸王的宫廷、野蛮的伊庇鲁斯人的部落大会，以及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城市议会，都加入了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外交—军事均势系统。鉴于爱琴海地区又是希腊文明最高层次的体现，那些因参战而接触到这一文明的新来者都以不同方式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像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这样的波斯显贵，他是来自野蛮的阿卡尔纳尼亚（Acarnania）的雇佣兵冒险家。据传说，他将雅典远征军残部收为奴隶，并释放了全部能背诵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诗篇的人——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人都钦佩并学习雅典的文化成就。
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破坏了希腊文明中心地带的城邦生活。在许多城邦，战争中的艰难困苦和投机活动动摇甚至摧毁了公民的集体意识。修昔底德最恰当地描述了当时的变化：
……全希腊都在震荡；雅典的公民领袖和拉西第梦（即斯巴达）的寡头把两支军队派遣到各地，使全希腊都卷入战争。在和平年代人们不愿意，也没有理由请求外国军队入境；但在战争期间，为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同盟总要听从统一调遣。因此，革命者派系有很多机会请求外国军队入境……
动乱导致希腊各邦邪恶产生。人们嘲笑并抛弃了以荣誉为重的古代风尚，社会上结党私营、尔虞我诈。[9]
希腊城邦始终未能从这一毁灭性的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战后，雅典的少数富人与人数众多的穷人[10]之间暗中猜疑，互相仇视。其他希腊城邦也弥漫着同样情绪。
陈旧的伯里克利式的公民观念以及它对全体人民的要求已无法维持。个人主义、消极的政治态度、对集体的疏远感十分流行。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5年）的经历体现出公元前4世纪特有的城邦纽带松弛。他在小居鲁士麾下当雇佣军，曾经远征中亚，退休后定居在伯罗奔尼撒。他所著希腊史的悲观结尾，反映了不再怀有往昔城邦理想、不信任任何道德或政治秩序的一代人所广泛存在的厌倦和迷惘。在论及曼提尼亚（Mantinea，公元前362年）战役[11]时，色诺芬写道：
战役结局出乎所有人意料……每一方都自称是战胜者，但任何一方都没有获得新的领土和盟友。相反，战后希腊更加动荡不安——但是，我准备就此搁笔，把后来的事留给有心记载它的历史学家。[12]
我们唯一能够充分了解的希腊城邦就是雅典。在上一世纪时由公民团体承担的各种功能，于公元前4世纪不断分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职业军人和军官逐渐垄断了军事服务；职业演说家和民众领袖控制了公民大会；专业财政人员承担了平衡国家预算的艰巨任务。
雅典昔日荣耀的回顾在雅典人中还能唤起某种响应。但是，连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卒于公元前322年）这样的雄辩家也无力使之起死回生。公元前5世纪时结合紧密的地方共同体转变成更为松散、更具世界性但明显地缺乏活力的社会。然而，希腊人在短暂的辉煌年代中释放出的非凡活力再也禁锢不住。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的文化表达方式成为传世的典范，赋予希腊文明以永恒的标记和永不衰竭的吸引力。
（三）希腊诸文化形式的完善
悲剧
尽管在祭祀名声欠佳却又颇受欢迎的狄奥尼索斯神时，古风时代的许多希腊城市已在演唱《山羊之歌》，但只有雅典将这种粗陋的宗教仪式发展成高超的艺术。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加上盛大的演出所必需的财富，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同样重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相当罕见的是，剧作家与公众息息相通。这种联系出自雅典特有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酒神节和其他公共宗教仪式上宗教剧的表演使得这种凝聚力得到体现和更新。
希腊艺术的宗教性为悲剧家提供了因因相袭的题材。这类题材我们称之为神话，但希腊人视为古代历史。它们是由诗人传诵的，很不系统，甚至有时互相矛盾。作为悲剧前身的宗教仪式也开创了主要的戏剧程式，包括合唱队、化装的演员，以及风格独特的音乐和舞蹈动作。现代学者由于无法再现希腊悲剧的全貌，才强调剧作家的思想。但是对当时的观众来说，主要的演出效果无疑来自音乐、舞蹈的节奏和化装演员在绘制的舞台布景前表演所展现的视觉场面。[13]实际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创新使悲剧艺术更加完善，例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5—前406年）引进绘制的舞台布景来制造立体效果。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4或480—前406年）晚期的几部作品[14]采用了新颖的独唱。我们有幸充分了解的另一项进步是，舞台上增加了同时上场的演员人数，而相应地降低了合唱队的作用。
这样的精雕细琢使希腊悲剧表演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高度程式化的传统基本上保持不变。即使是才华横溢的欧里庇得斯也不断从神话的共同宝藏中提取创作素材，还保留了合唱和其他的传统形式。在这一世纪中叶以前，雅典悲剧的传统结构允许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年）和索福克勒斯自由地表达思想，同时改进既定程式以激起观众的兴趣。借此，他们既深化和发展了悲剧艺术，又维持了他们与观众之间宗教和礼仪方面的联系。无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对于改编和重新解释已为人熟知的神话情节以适应戏剧的要求方面，都丝毫不感到良心不安，尽管二者作品中有关神人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依然居于首要地位。现代学者十分关心的是，他们作品中的道德和神学含义，大多数观众很可能理解不了，但是，这些成分为睿智者增添了情趣。而传统故事中众所周知（或经过有趣修改）的情节，加上节奏、歌唱和表演则给普通公民以娱乐。
欧里庇得斯之所以开始突破悲剧的固定程式，不过是因为他的精神境界背离了大多数同胞，在传统形式之内他已经无法自由地、毫无保留地表达思想[15]。他在剧中嘲弄英雄和众神以抒发感情，表达一种近乎渎神的讽刺精神。
随着知识精英与其他公民之间出现隔阂，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雅典剧作家们赋予悲剧的使命丧失了。当最敏感的心灵不再分享共同体普遍的观念和思想，而是以自身经验和思考来充实和解释流行的观念时，公共剧场就不再是阐发高尚而严肃思想的便利工具。因此，到公元前4世纪，悲剧新作不再出现，古典悲剧复兴并占据着舞台。当代诗人则热衷于喜剧，这是一种对严肃的思想持轻蔑态度，突出机智、表演和角色，以及对雅典所有阶层仍然具有吸引力的情节悬念的戏剧形式[16]。以前由诗人和剧作家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对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探讨，成为闭门不出的哲学家们的私事。
哲学
雅典哲学是对希腊悲剧的继承。读过柏拉图早期对话的人都能辨认出其中的戏剧特征。事实上，对话形式[17]不过是柏拉图与戏剧密切联系的外在表现。他把公元前5世纪时由伟大的悲剧家从事的对于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探讨继续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之所以能从事严肃的理性活动，原因在于他与欧里庇得斯不同，不必去取悦广大观众。他面对的是有主动精神的知识精英。这些人就本质而言超脱于城邦的局限性。任何熟悉雅典语言，敏锐而又富于思想的人都会对柏拉图的对话产生共鸣。
希腊早期的思想中心不在雅典。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却成为新型教师——智者的聚会地。智者向学生传授在民主制城邦里出人头地的技巧和知识。他们对希腊哲学发展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依据不需证明的逻辑规则就可以对语言进行分析和运用[18]。这是他们和意大利的伊利亚学派（Eleatics）共同的贡献。由于智者们的著作只有少量残篇流传下来，而柏拉图又败坏了他们全体的名声，智者教学的精义确实难以判定。只有借助考察智者的风范和方法对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这类人的影响，借助超出残存的材料所能证实的范围的想象力，人们才能领悟，智者对公元前450—前431年间成年的一代才智卓越的雅典青年的影响。
智者善于向雄心勃勃（即使出身微贱）的人传授如何影响公民大会和如何通过恰当的遣词造句来引导人们的艺术。除此之外，智者懂得依据严格的论证规则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能在具备必要的敏锐头脑和充分的知识积累的情况下，揭示宇宙中的一切奥秘。倾听和领会对于普罗塔戈拉斯（Protagoras，约公元前480—前410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格言的各种激进解释；发现雅典人关于神、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传统观念的狭隘局限性；亲身领会新的真理取代昔日未经检验的迷信：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令人极度兴奋和豁然开朗。修昔底德敏锐而热情的精神境界最有力地证明了，智者的教诲如何展现出人类本质有待考察的新领域，如何严格而精确地定义有关人类社会的真理。
然而，公元前5世纪末，舞文弄墨的唯理主义已经显示出其破坏性后果。智者已经对城邦生活的基础提出疑问。如果像某些智者所主张的：法律是弱者对抗强者的计谋，道德不过是人为的习惯，那么，前几代人谆谆劝导的为城邦利益自我奉献和牺牲的感情就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真正的人应当识破这种伪善，在适当的限度之内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放任自己“自然地”行动，而不考虑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这些理论尤其流行于雅典上流社会。上层阶级年复一年地为维持舰队提供大量款项，但每当需要做出政治、军事决策时却敌不过平民的票数。智者的理论为政治寡头使用暴力和卑鄙手段提供了方便的理由，他们借此于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两度推翻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不久就恢复了。但是，寻找新的价值体系取代古代的个人与城邦简单地合二为一的体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上层阶级与民众互不信任，他们已经不再无条件地效忠于城邦和城邦领袖。那些不向人民谄媚，不屈从于市井偏见的人与政治生涯无缘。那么，怎样获得美满的生活？怎样管理个人和政府？这就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对自己提出，并且始终未能摆脱的问题。他仍旧是城邦的尊崇者，是雅典人。作为局外人，他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进程。他认为就出身（他声称自己是雅典国王的后裔）和教育而言，自己有资格执掌政权；但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不肯用原则上的妥协来赢得政治影响。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柏拉图对雅典城邦的离异。他花费大半生时间，用犀利的言辞批判雅典民主领袖的无知和专横。最后他们以腐蚀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作为报复。然而，苏格拉底曾以重装步兵和陪审法官的身份为城邦效力。抛弃其思想不说，他在行动上符合时代的标准。这是柏拉图始终未能做到的。
柏拉图对他尊敬的老师的精彩描绘，已经使我们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了解，不可挽回地长期染上了柏拉图的色彩。当然，色诺芬的论述、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与柏拉图的描写存在明显差异。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专门揭破他人的自作聪明，从不著书立说，致使他的同时代人也弄不清他的真实想法。然而总的来说，苏格拉底显然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政治上的保守在于，他同任何政治寡头一样主张雅典应当由明智的、优秀的人来统治；他的激进在于，不把明智和优秀局限在贵族出身和绅士式的教育。思想方面的保守在于，他主张正确和谬误是绝对的，而不是人为规定的。然而他又是激进的：他力图使这些绝对的事物从属于理性的限定和论证。他在宗教方面同样陷于矛盾：他崇拜神和虔敬的外在形式——“奉还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一只鸡”[19]——但他还体验过幻听和与神交往的幻觉，并拒绝信仰国家的传统神祇。
在所有这些方面，苏格拉底都只是表面上的保守主义，他的激进则是彻底的。而柏拉图加深了这些矛盾。他提出的纠正雅典弊端的激进方法都十分彻底，例如他在《国家篇》，甚至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的温和提法，人们从中看不出他的激进思想所反映的理想城邦的保守特征。其实，《国家篇》中基本上世袭的三个阶层的划分，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中奴隶、从事体力劳动的外邦人、保卫城市的公民和指导国家的贵族阶级的划分十分相似。
对柏拉图而言，尽管政治问题永远居于首要地位，但是柏拉图哲学的其他方面在后世，甚至当他在世时，更引人注目。也许他是出于培养一代掌握真理，因而有能力改造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政治家的愿望才创建学园。[20]但从他成熟时期的几篇对话来看，如《蒂迈欧篇》（Timaeus）、《斐利布篇》（Philebus）、《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似乎失意的政治家开始用有目的的智力投资来勉强替代政治行动。无论如何，柏拉图前所未有地融汇了希腊世界各地的不同思想流派。他以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艺完成此举，为后来希腊乃至全部欧洲哲学提供了基本论题、问题，甚至词汇。后人自然会强调柏拉图思想的这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柏拉图提到灵魂与肉体、理念与之相对应的物体、知识和意见、存在与演化的对立，而柏拉图以后的古典时代的人们就关注于这些循环出现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主义很早且深入地构成后来孕育了欧洲文明的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因素。理念的超验世界尽管对于柏拉图自己也许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他晚年还曾加以否认[21]，但是，这一概念却成为后人所谓柏拉图主义的核心，并且多少个世纪以来影响着人类的精神活动。柏拉图以这种（也许是变形的）方式当之无愧地跻身仅次于佛陀、孔子、耶稣、穆罕默德等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之列[22]。柏拉图思想丰富、复杂、敏锐，这恰恰表明他的读者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思维活跃的人。柏拉图生前，尤其是死后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丧失了城邦领袖的传统地位、常常无所事事的地产主。由于智者学说给希腊世界带来了思想启蒙，这些人不满于陈腐的虔敬观念。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哲学取代旧的生活方式，为那些丧失了传统社会功能及父辈的宗教信仰的绅士们提供行为规范。在此背景下，任凭理智引导的行动与相信世界是与人为善的愿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此后的希腊历史大体上可用这二者间的对立来解释。起初，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相信理性，渴望汲取、组织、理解和阐释层出不穷的知识。柏拉图在学园里的后继者主张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门生亚里士多德庞大的体系构造互相竞争、抵触。但是，二者都坚信理性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唯一指南。新知识的吸收迅速导致专门化：科学摆脱了哲学，语言学、修辞学以及学术批评脱离了其他学术门类。剩余下来的所谓专业哲学，逐渐丧失了与这些相关领域的联系。其结果是，哲学家丧失了前辈们由于接触新知识而具有的活力，他们的职责缩小到为绅士们制定伦理准则，并在必要的场合用形而上学、物理学或认识论学说加以论证。这一进程大体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希腊哲学从此成为宗教的替代品。而且，由于否认情感这一希腊文化的共同特征，它甚至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替代品。
但是，在哲学循此途径演进成高贵而又不乏英雄气概的伦理准则之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已经缓慢地在希腊思想中填充了大量可与柏拉图的成就相比拟的学问和健全的常识。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不同，他不是城邦成员，而是职业思想家。雅典政治演进的历程对他来说只是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对他本人的感情没有严格的束缚。他毕竟不是雅典人，而与他的出生地、色雷斯城市斯塔吉利亚（Stagira）也仅仅是偶尔的联系。因此，亚里士多德是在柏拉图极不情愿终止的地方开始工作：超脱于任何城邦之外，为知识而寻求知识。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涉猎的领域之广阔、体系之庞大令人钦佩。他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知识。他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使柏拉图偶尔表现出的想入非非显得幼稚。然而，他缺少柏拉图的才气和诗意：人们再也找不到他这样典型的思维机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亚里士多德丰硕的成就（加上他现存著作的单调和枯燥乏味）使得他对后世的影响反而比不上柏拉图。在自己的观念体系中，亚里士多德几乎穷尽了全部答案。弟子们唯有赞美先师的著作和填补他遗留的空白，比如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增补了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史。亚里士多德给予尚无定论或热烈争论中的问题以冷静而合理的答案，弟子们再无任何真正重要的事情可做。在几个世纪之中，由于没有争论，学生们各奔东西，任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受到不应有的冷落。
总而言之，希腊思想活动的最初解放发生在城邦结构之内，先是爱奥尼亚学派，随后又由于伊利亚学派和智者学派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更丰富的论题。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思考超越了城邦结构。亚里士多德将哲学思考的羽翼覆盖到全世界，极少受到其赖以产生的城邦社会的束缚。这种超越城邦的思想传统不久又将其自身禁锢于新的，尽管是较为松散的共同体之中，即在精神上倾向于希腊世界的绅士共同体。哲学家失去了改造和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个人生活和行为。
哲学的黄金时代是它在城邦结构重型起的时候。当时，逻辑论证的技巧已臻完善，又有大量新知识供其吸收。随着知识的极端丰富，专门化和怀疑论取得进展。为抵制哲学传统所遭受的侵害，人们追求谨慎的、确定的行为准则。第一代哲学家曾经勇敢地构造体系，现在的哲学家拘泥于越来越谨小慎微的理性公式，其中尤以伦理准则占据中心地位。探索真理的理想逐渐萎缩成希腊化学派冷静的、死气沉沉的理性主义。
历史学与修辞学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人希罗多德（卒于约公元前425年）对人间和神祇事物的考察，与先前的诗人和哲学家们相距甚远，因此他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历史学。通过在希腊世界和东方的广泛游历，希罗多德得知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他以优美的文笔挥洒自如地叙述了希波战争，其中记载了许多他所听到的故事。
希罗多德像最早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一样对自然界很感兴趣，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和奇异变化，而不是哲学家们关心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虽然像悲剧诗人一样，他也与神，以及神与人的关系打交道。但是，吸引他的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具有的千差万别的神灵观念，而不是诗人们断言的宗教真理。而且，希罗多德的确欣赏良好的道德，特意指出人类过度的傲慢和自大将会受到超自然力的惩罚。
他的叙事方式类似于史诗，这使人联想到荷马。像荷马一样，希罗多德也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偏见。他对希腊生活方式的存在价值充满信心。这使他既能够给予蛮族以“应有的光荣”，又能指出与东方不朽的智慧相比“希腊的幼稚”。希罗多德认为，希波战争归根究底是争取自由或遭受奴役的斗争。他在书中乐观地肯定自己生活的城邦世界，给予雅典人超过其他任何希腊人的赞誉。对于“历史学之父”最崇高的赞誉莫过于：希罗多德式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尽管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却至今仍主宰着学术界。
尽管修昔底德（卒于约公元前400年）与其伟大的先驱生活的年代有重叠，他却沐浴在一种十分不同的知识氛围之中。修昔底德是雅典贵族，还一度出任雅典城邦的将军。因此，他的经历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盛行的新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智者运动的修辞学和逻辑学原理培养了他的风格和严格、现实的标准。他把这一标准应用于自己的论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细致入微地观察事实，努力分辨伯罗奔尼撒战争带给希腊世界灾难的真正原因。这体现了将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方法应用于政治机体的有意识尝试。修昔底德判断力敏锐，视个别事件为更普遍的现象的合理性后果，为他赢得了崇高的赞誉。这也使他的著作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成为“不是一时的得奖论文，而是永久的财富”[23]。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不同，他是彻头彻尾的城邦尊崇者。他关于悲惨的西西里远征的评论，使人感到雅典帝国的事业正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壮性结局。的确，修昔底德也许终于看到了他的故乡落得完全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悲剧命运——这是由悲剧性的举动，即雅典人过分的贪婪而导致的衰落；看到了由于双方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注定的悲剧[24]。这些具有戏剧性的见解，比深入的分析和巧妙的修辞更能赋予修昔底德历史学以非凡的感情和精神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修昔底德的生活和著作都表达了对内部联系密切的小邦社会的惋惜之情。修昔底德曾经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被当成一次重大军事失败的替罪羊，于公元前425年被逐出阿提卡半岛。我们不能确定他后来是否回到过雅典。他在书中记载和分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所造成的忠于城邦传统的崩溃。在色诺芬（公元前431—前354年）与修昔底德的记述相衔接的著作中，崩溃的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作为文学家，色诺芬更关心文句的修饰和现实中的道德，而很少关心人类事务难以驾驭的复杂性。色诺芬代表了历史编纂学退化为修辞学分支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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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希腊城市仍旧享有哪怕是微小的昔日霸权，雄辩术就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公民大会仍然是决策机关，雄辩术在法庭上也有显要地位。陪审员投票判定有罪无罪，取决于辩护者发言有力无力。但是，随着公元前4世纪人们的生活普遍多样化、专门化，演讲和写作讲稿逐渐成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演说家的专职。对于他们来说，雄辩和伶牙俐齿本身就是目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和德摩斯提尼（公元前384—前322年）曾经试图使修辞学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更高目的。但是，在公元前3世纪，政治事务也不再由公共演说来决定，而改在国王和将军们的密室中决定了。雄辩和优美的言辞以其纯粹的艺术鉴赏性掩盖着不幸的言之无物。修辞学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丧失了生命力。词汇不再是行动的指南和真理的窗口，其价值仅在于它本身。
纪念性艺术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纪念性艺术也几乎完全是公共性的。建筑师在保持传统风格的同时满足于局部的、细节上的美化和工艺的完善。凡是参观过雅典卫城，瞻仰过帕台农神庙（Parthenon），欣赏过伊里克提昂（Erechtheum）的精美装饰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些细节是微不足道的。精美华丽本身就给观众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唯有，或者几乎是唯有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建筑取得过这样的成功。
另一方面，雕塑家自由地离弃了早先的样式，无论是单独的雕像还是建筑物山墙和柱子上的群雕，他们都发展了解剖学和构图方面的高超技术，在这方面后人再也没有超过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大部分雕塑都被毁坏了。但保留下来的遗迹已足以让我们在学术上重现希腊艺术史[25]。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最精美的作品是在雅典制作的。但是，其他城市，尤其是阿戈斯（Argos）和西息昂（Sicyon）的雕塑家亦可与之媲美。
雅典的菲狄亚斯（Phidias，卒于约公元前432年）被后人誉为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他的杰作——帕台农神庙的雅典娜神像和奥林匹山上的宙斯神像，由于用黄金和象牙装饰，注定要最先被摧毁，今天我们已不可复得。我们只有通过文学描写了解他的作品。帕台农神庙现存的浮雕是在菲狄亚斯的指导下，或许还是依据他的设计雕刻的。菲狄亚斯的神像恰如其分地保留了神话中的全部标志和象征[26]。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雕塑具有传统风格。但是，他在雅典和奥林匹斯的宗教塑像，其庄严和美丽又为现行宗教增添了新成分[27]。他使神的视觉形象比传统神话中的神更安详、刚毅、完善。因此，菲狄亚斯和悲剧家索福克勒斯一样，用重新解释传统的方式去满足当时更有鉴别力、更成熟的头脑，也使视早期希腊人格化的宗教为娱乐性神话的后人对此印象深刻。
公元前4世纪的雕塑家制作的神像具有更美、与人更接近的完美形体，漂亮而又逼真，但缺少了菲狄亚斯的神像所透露出的庄严气概。普拉克西特利（Prexiteles，约公元前385—前320年）制作的赫尔墨斯神像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少数基本完整的几尊古代雕像之一，而且出自大雕塑家之手。它体现了这一转变：雕塑家对神的态度变得像欧里庇得斯一样不恭敬。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的雕刻成为用完美的技巧有意识地追求审美和戏剧性效果的艺术。然而，雕塑家们的全部技巧也无法补偿不再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公共中介人角色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小结
希腊古典文明的双重性
在祭奉狄奥尼索斯的仪式上跳着疯狂舞蹈的女祭司表现出古典希腊文明的某一方面，这始终与普拉克西特利著名的赫尔墨斯像所代表的奥林匹斯的雕塑典范相对立。在短时期内，即在古典文明创造力的鼎盛时期，城邦还能将希腊文化的双重性融为一体。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人制作彩绘花瓶的时候，城邦是否成功地驯服狄奥尼索斯崇拜中迸发的原始感情尚不能肯定。而当普拉克西特利制作其赫尔墨斯雕像时（约公元前350年），希腊有教养阶级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这两幅图像反映出，希腊文化由不受约束的自然情感向优雅、美好然而稍微显得柔弱的生活方式的演进。
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第一次显示出马其顿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这标志着希腊伟大的古典时代的终结。长期以来，希腊人以破坏而不是维护城邦主权的理想为荣。此后，这种理想虽然仍旧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但已经成为伤感之情了。城邦的自治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只有在大国变幻不定的组合允许时，城邦独立才能暂时复兴。
希腊场景的变迁对文化活动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普通老百姓对公元前3—前2世纪迷乱的、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平衡置若罔闻。其结果是，原先充满活力的自由意识及其衍生物——承认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削弱甚至消失了。知识阶层与芸芸众生之间不断扩大的精神分歧，加剧了城邦丧失独立所造成的压抑心理。后代人备加赞赏的丰富多彩的希腊思想和文化，仅留给那些有闲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去欣赏。也许是人类的一切伟大成就所固有的讽刺，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人将祖先遗留的原始形态的文化发扬光大，既减缓又加速了那种既促进又束缚他们创造力的社会关系的最终破坏。
这种社会学上的寄生现象不应损害我们对希腊文化辉煌成就的赞美和崇敬。寥若晨星的几个人赋予后期古典时代的思想、文学和艺术以确定的形式，并深远地影响到最近几个世纪中在全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欧洲文明，这已经非同一般了。然而，对后世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是公元前5—前4世纪的辉煌本身：那富于魅力的形式已臻于完善并将流芳百世。
但是，在短时间内，人们还感觉不到这些局限性。新的天地有待去征服，空前的财富有待去赢得，新的光荣有待去追求，无穷的地域有待去开拓。这些令人振奋的机会起自希腊文化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时代非凡的地理扩张。
二、希腊文明向欧洲野蛮地区的扩张
马其顿侵入希腊中心地带，这一行动也是希腊文明某些因素从爱琴海向北方扩张的副产品。只是在腓力国王（公元前356—前336年在位）以希腊方式组织军队之后，马其顿才因其数量优势登上希腊政治舞台。希腊文明向北方和内陆方向传播到马其顿这样的落后地区，需要调谐自身以适应与其赖以兴起和繁荣极不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公元前5世纪，只有沿海或距海很近的城市完全分享了先进的希腊文化。与它的前驱克诺索斯（Knossos）和它的后继者威尼斯（Venice）一样，雅典与大海有着不解之缘。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的财富，那么，公元前6世纪的内部竞争和普遍的贫穷就只有通过向海外移民来缓解，雅典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吸引整个希腊世界能人志士的中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技术因素严重限制了古典世界创造财富的能力。除非在灌溉地区，稠密的人口无法仅仅依靠当地的粮食生产生存。相当数量的公民只有通过用橄榄油和酒类产品交换谷物[28]这类赢利贸易所实现的集体剥削，或通过对弱小共同体强制征收贡物和战利品这种更直接的剥削，才能维持参加希腊文化生活所要求的小康程度的物质生活。
缺少廉价的运输工具意味着内陆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共同体无法自给。因此，只有重复公元前两千纪文明社会在雨水灌溉地区发生的社会分化过程，希腊城市文化的硕果才能在远离海洋的地区生根。外族征服者或当地部落首领转变成收租人，将乡村生产的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他们先是用这些财富购买希腊奢侈品，然后用于供养少数当地手工匠人和专门职业者（这些人常常集中于地方性市镇），以此为他们提供独特风格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首先在希腊沿海城邦繁忙的作坊中发展起来。
希腊殖民地是推销母邦奢侈品的主要媒介。只要能获得金属、木材、谷物和其他贵重物产，殖民地商人就能随时准备扩大在内地的生意。这些产品的生产通常由蛮族首领或地主组织。他们很快就养成了对希腊的酒、橄榄油和制造品的嗜好。在保加利亚、俄罗斯南部、意大利中部、法国南部等广大地区发现的希腊古瓶，证实了这种交换的存在。有时，贸易促使蛮族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没有恐惧和强制因素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只准备在表面上改变其社会观念或习惯。
希腊文明也并非完全通过和平方式传播。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初，希腊军事组织和战术所向披靡。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波斯总督就以高额酬金招募他们不守规矩的邻人充当雇佣军[29]。马其顿国王们最成功地掌握了希腊的军事技术。由于马其顿缺少使用雇佣军的财力，他们不雇佣希腊人，而是征召马其顿农民组成王家方阵，以希腊方式装备和训练[30]。腓力国王又从马其顿贵族中征募传统骑兵加强方阵战斗力，终使得他的军队在全希腊，甚至在全世界都所向无敌。
马其顿的希腊化不限于军事方面。早在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王室就声称是希腊人后裔，甚至将包括欧里庇得斯在内的许多希腊文学家邀请到王宫。腓力国王在青年时作为人质住在底比斯3年，因此得以直接接触到希腊中心城市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他聘请亚里士多德做其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实际上，先进的希腊文化正是以王室为主要推动力渗透到马其顿。
起初，希腊影响对马其顿君主制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很久以来，希腊不是将国王置于有名无实的地位，就是根本不要国王。公元前4世纪初，接纳了希腊移民的[31]一些马其顿城市，企图以按希腊方式组织起来的城市同盟取代马其顿君主制。斯巴达的军事介入（公元前379年）粉碎了这一企图。此后，马其顿城市的居民都成为国王的顺民。
在公元前4世纪的其他时间里，希腊化与马其顿王国的强盛相得益彰。居住于宫廷，在王家军队中服务，使马其顿青年贵族受到高雅、奢侈的希腊人生活方式的熏陶，这比酬金和战利品更能使马其顿贵族效忠于王室。因为一旦接触到富有吸引力的生活，贵族青年就永远摆脱了先前使马其顿贵族极端不受约束的乡村部落的残暴[32]。希腊化宫廷文化的强大魅力是腓力卓越政治成就的真正秘诀，它为腓力提供了忠诚的率领新型军队的贵族。
马其顿农民和普通士兵的希腊化，无论在腓力时代还是其后很久都是不可能的。马其顿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士兵们极端蔑视无能的希腊人。直到罗马时代的军事失败扫掉马其顿人的锐气之前，马其顿的内陆地区仍然保持着平等的社会。那里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城市，而这里正是方阵兵士的来源地。在马其顿，希腊化的绅士极少能拥有维持其适当的生活方式的足够的私有财产。贵族传统的社会领袖地位也未发展到征收重税的地步。只有国王，因为拥有战利品和得自开发森林和矿产的收入，使其能够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希腊化的社会圈子。相反，部分希腊化了的马其顿贵族只有服务于国王，才能获得他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一点使得贵族与君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马其顿当然不是因吸收希腊文明的成就而提高其政治地位的唯一蛮族国家。色雷斯的奥德里西人（Odrysian）王国向相同方向的发展被腓力的征服打断。伊庇鲁斯（Epirus）不久就步马其顿的后尘。在公元前4世纪的黑海沿岸，位于亚速海的博斯普鲁斯人（Bosphoran）王国和小亚细亚北部的俾泰尼亚（Bithynia）都建立了希腊化的王朝。
在中地中海，希腊、迦太基、埃特鲁里亚三个先进文明并存虽然使局势复杂化，却丝毫没有妨碍文明的传播。冲突的中心是西西里。这里的希腊城市时断时续地与迦太基帝国斗争了两个世纪之久，直到罗马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公元前264—前241年）以压倒优势将西西里变为第一个罗马行省，争斗才告结束。冲突的第二个中心在意大利西部，希腊人与埃特鲁里亚人在这里交锋。希腊人在丘米海战（Cumae，约公元前473年）的胜利迫使埃特鲁里亚人撤出坎帕尼亚（Campania），从而使罗马摆脱埃特鲁里亚人的控制获得最后保证。此后，罗马统帅下的拉丁同盟构成了希腊人与埃特鲁里亚人对手之间的有效缓冲地带[33]。
埃特鲁里亚、迦太基、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西西里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西部地中海沿岸几个较为落后的地区之间，都保持着活跃的贸易。作为文明世界的西部前沿地带，这些地区与东地中海地区也有密切联系。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尤其是后者，熟谙希腊的艺术风格，有时还聘请希腊艺术家，或部分地仿效他们的艺术成就。公元前4世纪中叶开始，迦太基人也像波斯人一样欣赏希腊雇佣军的技术。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贵族通晓希腊语，在他们不算保守的原始宗教中显然吸收了希腊思想。尽管他们都欣赏希腊文明的某些方面，但是埃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都不能算作希腊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埃特鲁里亚在希腊化的外表之下[34]维持着当地的传统。北非的贵族共和国即使在腓尼基本身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后，仍保持着纯正的腓尼基文化遗产[35]。
在公元前500—前336年的中地中海地区，希腊文明显然是最为活跃的文化潮流。但是，希腊文明不仅未能彻底战胜对手，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难以自保。
公元前3世纪末以前，西地中海地区动荡中的政治、文化平衡对希腊本土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在经济领域，伴随希腊先进文明传播而来的技术传播对爱琴海沿岸的核心地区极为不利。在色雷斯和黑海沿岸，希腊殖民地逐渐学会了公元前5世纪时集中于雅典和科林斯这类城市的制造技术。西方的希腊和埃特鲁里亚城市也一样。希腊更大的灾难还在于，酒类和油类产品在西西里、南意大利、迦太基的北非属地上的发展，以及葡萄种植业在意大利中部、色雷斯、俾泰尼亚和克里米亚的发展。
这些变化逐渐破坏了先前财富向少数几个爱琴海商业城市集中的贸易模式。更多的边缘地区开始分享在酒类、油类产品对谷物交换中的利益。这导致中心地带的经济迅速衰退[36]。日益贫困的下层阶级供养着雇佣的军队，成为希腊社会日益明显的特征。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城市同时发生的严重内部纷争，是对逝去繁荣的一种悲惨或者说是正常的反映。
希腊文化和希腊技术扩张的结果，对于希腊文明最初的创造者来说并不总是那么美好。内部的动荡、城市间不断的残酷战争，以及生活条件的恶化，这些都为马其顿的霸权铺平了道路。当亚历山大通过其霸权将希腊社会的能量转向一致对外，为希腊和马其顿的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多样化的东方世界时，希腊主要城邦的反应正如堤坝决口：上千甚至上万的希腊人追随亚历山大移民东方，寻找出路。因此，希腊文化为东方世界打上的烙印比纯粹的军事征服深刻得多。
三、东方的希腊化（公元前500—前146年）
（一）军事和政治
尚处于野蛮状态的欧洲要等到缓慢而痛苦的经济和社会分化过程提供了适当条件，从而使人们能够欣赏和负担优雅文明的时候，才感受到希腊先进文化的影响。而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却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阻力。东方社会早已分化出富有而开明的统治阶级。地主和商人随时准备采用比当地先进的希腊产品和技术。早在公元前4世纪，埃及和黎凡特[37]就消费相当数量希腊的酒、油和五花八门的制造品，尽管内陆地区还没有卷入这种贸易活动。当时，大多数希腊商品就其体积而言并不都值得远距离的海上或水上运输。即使如此，在伊朗，人们偶尔也可发掘出公元前4世纪雅典花瓶的残片。但是，从总体上讲，希腊对波斯帝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商业渗透，是在亚洲内陆建立了希腊定居点之后。而这正是亚历山大的征服所导致的。
雇佣军继希腊商人之后有力地充当了希腊文明向东方传播的中介。波斯人用金钱雇佣希腊士兵所造成的军事和政治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希腊人为付钱的波斯人打仗，使得小亚细亚的总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及战后成为希腊政治的主宰；另一方面，由于希腊军人威望很高，每个波斯保护人，包括国王在内，都雇佣希腊人作为近卫军以确保其势力。这意味着在公元前4世纪不断骚扰着波斯帝国的叛乱具有希腊内战的性质。互相敌对的雇佣军方阵充当主力，作为辅助力量的东方军队只起到次要的、相当不起眼的作用。结果，当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要战胜的最善战的军队和最干练的指挥官都是希腊人[38]。
从这一点来看，亚历山大昙花一现的事业，是希腊与东方长期互相渗透过程的顶点而不是中断。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向波斯发动进攻时，宣称是为希腊文明而战，他率领的军队也是希腊同盟各城市的联军。亚历山大自任盟主，他恢复了小亚细亚希腊城市的主权。在希腊影响微弱或根本就不存在的遥远地区，他有计划地、坚持不懈地推广希腊文明。他多次举办希腊式的运动会，他的军队在西亚的纵横驰骋构成一个流动的希腊—马其顿国家。对后世更为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沿帝国边疆建立的具备希腊制度并享有特权的希腊城市的计划。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伊朗东部边界，抵御草原游牧民族是这一地区的长期问题。但是，在所有这类城市中，位于另一端即帝国西南角上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最为繁荣。
公元前330年，阿黑门尼德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大流士三世被他的随从刺杀。亚历山大立即放弃他自封的希腊文明保护人的角色，声称自己是波斯国王的合法继承人。他力图使波斯人同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一起成为帝国的主导力量。从印度归来后，他同一名波斯贵妇结婚，并在苏萨（Susa）举办了有1万名士兵和波斯妇女参加的盛大婚宴，从而使他的计划增添了戏剧色彩。
亚历山大在33岁时去世，距他开始进攻波斯不到12年。他因此避免了失败——不是指战场上的失败，在战场上他是无所畏惧的；而是指在如何统治他所征服的多种多样的民族问题上。因为即使是把他当作推翻波斯统治的解放者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也不会长期保持对他效忠。况且，他还要协调波斯和马其顿民族互相敌对的民族自豪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寻求希腊人的合作。
那些争夺并最终瓜分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将军们，不可能继承亚历山大对被征服人民的政策。他们是没有世袭统治权的篡位者，对被征服者来说又是外族人。因此，他们的统治纯粹依靠马其顿军队的忠诚和服从，而无视士兵的利益就要出现逃兵和兵变的危险，从而使唾手可得的成功在一夜之间成为泡影。马其顿士兵反感希腊人，鄙视东方人。他们异想天开，希望既保持马其顿边远地区淳朴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又能使每个士兵获得从前梦想不到的大量战利品和财富。
希腊文化的扩张
上图描绘的是亚历山大的征服。这是希腊文明向新地区和平渗透的补充。画面表现了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sus）战役（公元前333年）中指挥骑兵攻击大流士三世，而后者在勇猛的马其顿军靠近时掉头逃跑的场面。
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卡里亚（Caria）总督摩苏鲁斯（Mausolus）的塑像：一个身着全套希腊服装的野蛮人。这是用希腊方式对他的纪念。事实是，摩苏鲁斯的遗孀聘请当时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来装修她为丈夫设计的壮丽陵墓。英文中“陵墓”（Mausoleum）一词就来源于此。
因此，成功的马其顿统治者是那些靠出手阔绰取悦于马其顿士兵，喜好以军营粗犷作风为特色的王家生活方式之人。离乡背井缓和了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之间的仇视，在新的希腊化帝国中，二者可以共存。为了有效地开发新王国的资源从而获得供养士兵的本钱，马其顿国王迫切需要希腊统治艺术和经济技术。由此，他们的统治全都过分地依赖军队。
公元前281年后，亚历山大的部将们的争斗渐趋平息。帝国被瓜分为三个国家：西亚的塞琉古王国（Seleucid）、埃及的托勒密王国（Ptolemaic）和欧洲的安条克（Antigonid）马其顿王国。马其顿王国的领土比亚历山大在世时略有缩小。希腊诸城邦的地位极不顺心，多数情况下是名义上保持自由，但是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于三个希腊化帝国中的一个或与之结盟。
多数国家的管理因循旧制。马其顿上层阶级稳步地希腊化，希腊式城市兴起。但是直到罗马人征服时，农村的农民还享有绝对的或近乎绝对的自由[39]。埃及托勒密王国政府是古老的法老制度（Pharaonic）更为合理、更加无情但更有效率的翻版。托勒密诸王垄断着主要农产品，向农民分发（改良的）种子，开发并控制灌溉系统，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向居民征税。塞琉古王国的行政制度较为松散，以对原波斯总督辖区的改组为基础。在如此广阔和多样化的领土上，类似托勒密王朝对村庄和个人的严密控制无法实现。地方政权形式多种多样，有半王侯性质的地主、神庙国家、城市国家等。它们控制着地方政权，向中央政府缴纳数量不等的贡物。这与波斯人以及波斯人之前亚述人的统治方式极为相似。
马其顿的征服深刻影响到东方社会生活的性质和外在形式。饥饿不堪的希腊人和健壮的马其顿人成群结队地从他们人口稠密的祖国移民国外，使东方人民广泛接触到希腊生活方式。希腊人在希腊化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加强了希腊文明内在的吸引力。为防止当地潜在的叛乱，埃及和亚洲的马其顿统治者，均尽量慎重地从具有希腊背景的人中挑选官员。但是，并非所有的移民都获得了官职。许多人经商和从事专门职业，如医生、教师、运动员、演员和建筑师等。
为了减少维持常备军的费用，同时，缓和离开家园寻找出路的农民出身的士兵对土地的渴望，托勒密和塞琉古王国让大量士兵定居在军事殖民地，以应招服兵役为代价给予他们一块耕地。塞琉古王国的这类军垦地有时发展成为纯粹的希腊式城市。国王允许并鼓励他们创设标准的希腊城邦制度：选举产生的陪审法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但是这种情况在埃及则没有出现。
这些城市以及其他希腊化城市里聚集着各民族居民。在那些真正扎根并繁荣起来的城市中大多数居民可能不是希腊血统。但是，那些因出身或教育而具有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资格的人也享有公民特权。为获得这种特权，在安条克、苏萨等古老城市中的本地上流社会中，学习和采用希腊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髦。因此，这些城市以及其他一些新老城市成为东方海洋中的希腊文化岛屿。那里盛行与希腊城邦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至少在那些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上层阶级中是如此[40]。
* * *
在马其顿征服之前，中东文明的中心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其外缘在伊朗和安纳托里亚。而亚历山大将爱琴海沿岸地区和小亚细亚并入了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心，印度北部和中地中海地区则成为这一新的希腊—东方文明的东西外缘。
当然，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希腊文化形式和制度给本来就已盘根错节的中东文明添加了一股活力。东方国家上流社会的希腊化也许从来就不曾深入，然而，希腊和东方还是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发生在埃及或叙利亚，伊朗或安纳托里亚，希腊或马其顿的事件互相间影响密切。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和迦太基以及北印度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卷入这个政治、军事、经济网络，其最活跃的中心位于爱琴海沿岸和东地中海。
在这一核心地带，长期的战争和国家间关系的不断重组，使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局势复杂得令人沮丧。托勒密和塞琉古为控制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而争斗，马其顿和埃及则争夺对爱琴海沿岸的控制权。起初，埃及中央政府的高效率以及税收制度提供的大量资金，使托勒密王国对不如它富有和高效率的对手处于优势。然而到公元前3世纪末，官僚体制的腐败和涣散，榨干了第一代托勒密王国曾经老练培育和无情利用的财富，从而走向了衰落。
统一的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原本就更加松散，因而也经历了内乱。在塞琉古历史的早期，边缘省份就宣称独立。在公元前3世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帕加马（Pergamum），位于里海（Caspian Sea）东南的帕提亚（Parthia），位于东北方遥远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都独立了出去。公元前2世纪中叶，马卡比（Maccabees）的犹太人国家也步其后尘。但是，塞琉古王国经历了托勒密埃及所没有的复兴。塞琉古王国后来的两位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公元前227年—前187年）和安条克四世[41]（公元前175年—前163年）曾一度收复了广阔的东方领土。但前者未能阻挡罗马人的攻势，后者也未能排除帕提亚人虽然组织松散却彼此起伏的骚扰[42]。
一些更小国家的发展使得希腊化时代政治史的细节异常复杂。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犹太地（Judea）三个王国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形成了缓冲地带[43]。希腊国土北端的几个边境小国，如伊庇鲁斯、俾泰尼亚和本都（Pontus）等重复了马其顿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的历史，王室和土著贵族逐渐适应希腊文化。帕加马王国由于位于小亚细亚的中央，希腊化程度更深。在它的领土上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希腊化城市。这些城市在强有力的国王阿提里德（Attalids）统治时普遍达到高度繁荣。
希腊化时代
塞琉古王国衰落后，亚洲也出现了众多的边境国家。其中，位于小亚细亚的加拉太（Galatia）和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在罗马时代以前相当落后。然而，来自里海附近草原讲伊朗语的部落于公元前247年建立的帕提亚王国，并存着希腊化城市和松散的“封建”君主国。一般来说，帕提亚统治者表现出了对希腊城市的兴趣，一个早期的国王甚至称自己为“爱希腊者”（Philhellene）。帕提亚国王肯定已经懂得，向流动于西亚各大城市之间的商队征税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也许他们是为了某种利益而欣赏希腊文化，无论如何，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以伊朗贵族为中坚，但是，他们给予希腊化城市以完全的自治权。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君主（公元前141年以后）极少干涉当地兴旺发达的城市生活，从未试图削弱它的希腊色彩。
在巴克特里亚，希腊化城市与以伊朗人为主体的农村之间的关系也大体如此。所不同的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是希腊人[44]。由于这个王国的历史已经湮没，精确评价希腊文化在那里的活动，只能期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等地有充分的考古发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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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前3世纪希腊文明的政治、军事扩张声势赫赫，自公元前200年起开始丧失锐气。部分地因为希腊本土人口的减少，希腊移民浪潮衰退下去，直至平息。饥饿而又热情洋溢的希腊青年，曾经为早期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做出很大贡献，两个希腊化君主国由于失去了他们而实力严重削弱。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的希腊化绅士们不是优秀的士兵，而埃及和亚洲的农村居民仇恨马其顿统治者[46]。
希腊化国家的日渐衰落很快就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在公元前200年—前146年，罗马人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几乎同时，塞琉古王国最东部的省份落到游牧的萨卡人（Shakas）手中（公元前165—前128年）。美索不达米亚并入了帕提亚[47]。这样，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希腊文明的政治边界后退到幼发拉底河。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的残余国家只有佯装投靠罗马，才能从帕提亚统治下独立出来。当然，罗马和帕提亚都分享了希腊的文明传统。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和帕提亚对希腊化国家惊人的军事胜利，标志着希腊文明扩张第一阶段在政治上的衰竭。
（二）社会和文化
希腊人和东方人在希腊化城市中杂居，这使双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头一个世纪，借鉴几乎是单方向的：向希腊借鉴。征服者的自信还没有衰退，希腊本土的社会活力还强盛未衰，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希腊化城市中的上流阶级，不管是何种出身和文化背景，都希望被人视为标准的希腊人（Hellene），他们全盘模仿希腊生活方式[48]。希腊语比希腊文化的传播范围更广，因为只有富裕之家才负担得起接受希腊文化的费用，而所有的商人都能学会经过简化的通俗希腊语（Koine）。通俗希腊语在许多地方代替阿拉米语（Aramaic）成为中东地区通行的混合语言，也成为许多没有借口冒充希腊人的城市居民的母语[49]。
然而，正在希腊—东方文化交流表面上一边倒的时期，希腊本土的社会结构逐渐被东方早已流行的模式同化。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和亚洲城市一样普遍实行寡头统治，即使在民主形式幸存的雅典亦是如此。复杂的经济因素明显助长了由雇佣人手和奴隶耕种的大农业的发展。旧式的享有公民身份的农民连同其家产不同程度地消失了。城市里聚集着贫困的无产者。工资赶不上由于亚历山大慷慨地分发波斯王宫的黄金储备而引起的物价飞涨，一切单纯靠工资生活的人必然生活拮据[50]。希腊所有的大城市都必须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这成了大问题。因为谷物贸易中的细微变动都会引起物价的急剧波动，供给线的短暂停顿也会造成严重的地方性饥荒。
在这种条件下，贫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人们经常听到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的革命性要求。下层阶级以暴动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其中尤以公元3世纪末斯巴达的暴动规模最大。外来干涉势力总是镇压这类运动。但是，高压解除不了希腊社会的弊端。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分道扬镳。希腊城市中并存着诡辩和迷信、精致高雅和惨淡贫穷，宏大的公共工程和对穷人的公共布施，农村则留给了雇佣劳动者和奴隶[51]。
民主时代的人们对希腊化时代主要希腊城邦的社会演变报以惋惜，但是，充分分享希腊先进文化的社会集团的缩小，是文明在地理扩张上的必然结果。扩张使以爱琴海为中心的狭小区域无法维持强大的军队和对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剥削，因而不能像鼎盛时期那样为雅典提供经济资源。
事实上，古代技术的局限性使文明的代价异常昂贵，只有让许多人受到剥削才能使少数特权者享有必要的闲暇来创造和维持高度文化。希腊化时代的社会模式在原则上并未改变，不过是移植后变得更脆弱而已。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尤其是雅典，公民的联合体共同剥削弱小民族，而在其故乡则保持着令人振奋的社会聚合力和平等。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不仅不为他们对受害人的残酷对待感到内疚，还以展示出集体威力为荣；而且正是借助集体力量，他们才有能力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希腊化时代，集体的和合作的剥削让位于由居住地靠近或比邻的人们以个人身份从事（事实上显然温和得多）的剥削。换句话说，不劳而获的收入主要来自地租而不是贡物。在雅典帝国的经济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商业利润，成了为体面生活而聚敛财富的不光彩手段。
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方式转变成个人和地方性的，这极大地加速了希腊化向内陆的进军。很显然，希腊生活方式与它赖以产生的异常复杂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并非不可分割。蛮族不必先建设一个新的雅典，就可以更为顺利地文明化。实际上，当地的土地所有权、适当的重税，再加上一点儿正规教育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希腊化社会变革后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即使在古典世纪的心脏地带，也不可避免地无法排除蛮族人。为主人的舒适生活服务的农民、奴隶和工匠们，被排除在主人享有的知识和社会领域之外，他们自然感到屈辱。在这种条件下，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曾面临尖锐的道德上的窘境。一些人面对穷人的疾苦感到痛心，另一些人则热心于阻止社会上的暴发户进入士绅们的特权圈子。完全文明化的社会在地理上的扩张所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心理上的衰退。在雅典强盛时期，从属的和纳贡的民族隔海而居，享有特权的公民集聚在相对狭小的地区，这有助于他们创造性地利用财富和闲暇。一旦作为希腊文化继承者的土地所有者更稀疏地分散到广阔的地域，内部集团就更为混乱，个人更加独立。只有极少数的希腊化大城市——亚历山大里亚、雅典、叙拉古（Syracuse）、帕加马、罗得斯（Rhodes）和后来的罗马——才能汇聚足够数目的文明人以便互相促进和提供道德援助。
在这些大城市，有教养的绅士集团的物质需要由奴隶们精心照料，他们把适当的私人收入或国家补贴视为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是他们，也缺少伯里克利时代更为淳朴的雅典人所拥有的某种东西。对共同事业在理智上和感情上的协调一致已不可复得。理性在哲学和科学研究之中占据一定地位，而情感则在豪华的宴席上尽情发泄[52]。将人性中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更高尚、更严肃的事业，在希腊矫揉造作的、都市化的、世界主义而又是个人主义的世界中根本无从追求。在那时（有趣的是它与我们当代相似）人们没有什么事业可贡献其精力，并且上层阶级也缺少在个人安危的时刻所需要赖以生存的宗教。他们因此依赖于理性哲学的冷静安慰和绅士们“端正的行为方式”。
我们不应夸大这些变革在希腊世界发生的速度。在征服的第一股潮流中，希腊文化和武力光彩夺目地炫耀出与已知世界中其他文明相比的优越之处。希腊盛行的冒险精神和狂热，不仅是因为人们有希望占领和统治新土地，有希望通过贸易或掠夺获得更多的财富，有希望通过旅行和探险获得经验；而且因为人们有希望收集和发掘新知识，演唱新歌曲，讲述新故事，以及包括雕塑家、建筑师、画家、演员、医生、竞技者、教师、技巧家在内的希腊艺术家有希望赢得更多的观众和主题。在轴心时代的雅典或斯巴达、科林斯或底比斯盛行的地方观念被彻底抛弃。世界主义滋长起来，有教养的希腊人在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有身在故乡之感。
在这个繁忙、辽阔、富裕的社会，文化活动频繁而广泛。帕加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是与雅典齐名的艺术和文化中心，来自希腊和半希腊化世界各个角落生气勃勃的人们汇聚到这里。但是，在古典时代晚期的人们看来，希腊化文化成就未能达到公元前5—前4世纪的高度。出于这一原因，现代人大都不能公允地做出评价。丰富多彩的希腊化文学和艺术作品仅有极少部分保留下来，凭这些有限的证据过于苛求地指责一个时代太过冒险。无论如何，当代人的趣味是在贬低古典后期的气氛中形成的。
高度的组织性是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雅典曾经流行过四个哲学流派：学园派、逍遥学派（Peripatetic）、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和斯多葛学派（Stoic）。基本上每一派都讲授正规的课程，都有舒适的演讲场所和自由支配的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和帕加马的图书馆是国家机构，政府雇佣专职人员在那里从事文学和科学研究。几乎每个希腊化城市都有某种公共资助的教育机构。家庭教师与父母常承担初级教育，更高一级的大学预科教育则多半由公共税收或私人捐助维持。而且，公共教育在从前完全是军事训练，现在增加了希腊行为方式的一般训导和文学、哲学、修辞学[53]。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知识和艺术生活的高度组织性，使得自发性和感情的源泉枯竭了。只有在单纯需要理智的领域，希腊化世界才创造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方面，以亚历山大里亚为首的各个城市开始了编辑和考订古典作品的庞大工作。但是，就从事文学的学者比例而言，新作多半是矫揉造作，充满学究式的引证，完全不考虑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过于考究助长了相反的一面，出现了笑剧这种粗俗而且常常是淫猥的民间文学形式。在庄严的哲学殿堂里（但在各学派之外），玩世不恭的犬儒学派蔑视理性，蔑视哲人们全部的美妙论证和生活享受[54]。
在公元前100年以前，纪念性艺术一直抵制大规模组织，在此以后，人们发明了仿制雕像和建筑装饰在技术上可行的科学方法[55]。在此之前，雕像或建筑都是为某个场合专门设计，而建筑师和雕塑家完成作品的艺术构思也没有枯竭。而现在他们有更加成熟的艺术技巧，有扩宽了的主题，有多样化的风格。雕像有现实主义的、戏剧化的和理想化的；建筑则有多利安式（Doric）的、爱奥尼亚式（Ionic）的和科林斯式（Corinthian）的。各种风格都毫无例外地源出于希腊。能创作《萨摩色雷斯的胜利》这样杰作的人无疑是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当之无愧的传人。
有组织的探索知识的活动和对于世界更丰富的经验使自然科学获得了丰厚的报偿。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在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和医药学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近代欧洲的关键性学科，物理学和化学则进展不大，这也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粗活，要操作的不只是一支笔，而且这些活动与希腊化世界绅士们的规范不相符合[56]。
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获得巴比伦数学和天文学成果方面的精确知识以前，欧几里得（Euclid）就完成了他的《几何学原本》（约公元前300年）。但是，希腊天文学的全面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比伦。巴比伦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记录天体的运动，公元前4—前3世纪的巴比伦天文学家们，则利用这些记录发现了天体运动中的数学规律。例如，日食和月食的周期性，用数学坐标来确定月球和太阳的精确轨道等。
巴比伦人没有尝试用几何学来解释观测到的天体运动。但是在巴比伦人的观测资料被译成希腊文后，希腊天文学家立即尝试设计能够说明新近掌握的关于天体运动的精确性的几何模型。柏拉图的同时代人欧多克索（Eudoxos）是这方面的先驱。经过两个半世纪的探讨，其间许多模型（包括日心说）[57]被提出，又被否定。最后，尼西亚人喜帕恰斯（Hipparchus of Nicaea，活跃于约公元前146—前126年）阐述了古典的模型。喜帕恰斯制作了一系列（透明的）水晶球。他认为，由于每个以地球为中心的水晶球在运动，而且燃烧的行星围绕在这个水晶球表面上的某一点做“本轮”（epicycle）运转，所以造成了行星的逆转运动。只要设计一条新的本轮（如果需要则在旧的轨迹之内），用它来描述并因而论证新发现的天体运动，这一体系就可以解释任何更精确的观测结果。这种天文仪器的烦冗（它必然随着年代的流逝而日趋复杂），由几何学的说服力加以补偿。正是借助几何学，人们才能认识行星运动的有规律的不规则性。
希腊化时代
这些雕像表现了希腊化世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天壤之别，而且雕塑家运用了自觉的几乎是怀旧的艺术手法。市场上的老妇人不仅被沉重的篮子，而且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腰；而《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则表现出骄傲、勇敢和征服新天地的前景所鼓舞起来的神采。虽然二者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两座雕像的美学风格却有着明显的联系。促使艺术家在城市贫穷的罪恶事物中寻找表现主题的道德观念，旨在加强曾经将城邦公民有效地团结起来，而现在已经丧失殆尽的公民的共同责任感。
这些研究最重大的影响，也许是更为精确的测量技术的发展。希腊天文学保留至今的正是这方面的成就：将时间划分为时、分、秒；将圆也划分为度、分、秒；用球坐标精确地确定空间或地面上的任何一点；一日、一年的长度，地球、太阳、月球的大小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等关键的天文数据的计算；等等。在一些计算上，希腊天文学家的某些结论与今天人们所接受的数据几乎完全一致。而另外一些，例如太阳和月球距地球的距离，他们的计算则误差很大。尽管有这些误差，以及喜帕恰斯天体结构观念的根本性错误，天文学所获得的精确程度和数学方面的成熟此后从未完全丧失。
正如在天文学中那样，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在占星术方面的结合也富有成果。占星术从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发源地广泛地传播到希腊世界，成为人们关于人与宇宙关系认识中的普遍成分。占星术的主要思想来自巴比伦人：天堂与人间互相对应，天体的变动是人间灾难的预兆。希腊占星术以全新的方式应用这一古老的观念。他们把天界的预兆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其做法是：（1）假设人出生之际，行星和其他运动天体的会合主宰着人的一生；（2）发展了希腊和埃及的咒语，这种咒语为每次会合规定了专门的预兆含义。占星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保持了数学化的天文学的活力。在占星术的想入非非找到足够的资料充实自身之前，有必要仔细地计算，以求确定行星在某一天，或许在过去某一年的位置。而且，计算所要求的严格性也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最初的计算越精确，最后的表述就越能给人以深刻印象[58]。
亚历山大里亚人缓解了萨拉皮斯（Serapis）[59]崇拜中的纷乱局面。萨拉皮斯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守护神，它结合了奥西里斯（Osiris）、宙斯（Zeus）和马杜克（Marduk）崇拜中的诸种因素，于第一代托勒密君主时代而创立。这种崇拜声称，那些通过一定的仪式与神连成一体的人就可以获得拯救和永生。这种宗教中肯定含有希腊古代神秘主义的因素，但是，埃及的成分占主导地位，尤其是永生的观念。尽管这种崇拜具有折中的和官方的色彩，但是相当多的亚历山大里亚人（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仍然宁愿相信全能的神能够使他们的灵魂摆脱命运之网，能在死后将他们带到永恒的天国。
希腊人世界观的变化
萨拉皮斯崇拜并不是唯一的宗教，其他神秘宗教，包括从古老的俄耳浦斯仪式发展而来的宗教，以及源起自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神秘宗教，都与埃及的神祇互相竞争。然而，受过希腊文化传统教育的人不会轻易地接受这类蒙昧主义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哲学代替了宗教。这是一种本能的冷淡情感、偏爱理性的世界观。
希腊化哲学中也有彻底的失败主义者，最主要的两个学派是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它们用希腊逻辑学精心磨制的剃刀推导出的结论是：不主张用过分的精力去追求任何事物，包括真理和逻辑。据此种理论，理想的达观者应当超脱周围环境，只关心个人内心平和，即使在最严峻的道德检验面前，或意外的走运面前也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和平静，因为他是无为的。
在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年代，这种观点无可指摘，而且合情合理。但是，哲学家否定和压制情感的行为违反了人的本性。他们的理论只能为那些有强烈的地方意识的人或那些事实上非常幸运的少数人所接受。因此，对于上流社会而言，希腊哲学代替了感情色彩更为强烈的神秘宗教。当罗马征服搅乱了希腊绅士们的平静，当野蛮的士兵蹂躏了他们的花园，抢劫了他们的珍宝，杀害了他们的亲朋时，这种绅士哲学便枯萎了，东方式的神秘宗教也席卷了上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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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6年，马其顿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成为罗马的附属国。开始征服东方时的希腊人的活力丧失殆尽，科学、文学、哲学的创造力枯萎了。个人和民族屈从于只有通过哀求和祈祷能够控制的超自然力的东方观念盛行一时，这种观念替代了理性、谨慎、不息的希腊精神。当然，近东地区仍然披着希腊化的外衣：规模宏大的城市，它的大学、剧院依然存在，希腊语仍然是受过教育的和某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共同语言。然而，其精神已经蜕变。东方的反动在希腊化的外表背后开始显示其强大力量。希腊文明的扩张力量衰竭了。
罗马的征服帮助完成了这些变革，然而，在贺拉斯著名的诗句中，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胜利者[60]。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东方的帕提亚、萨卡、贵霜、印度和遥远的中国，希腊文明以经过修改和淡化的形式还要放射出光辉，尽管已是落日的余晖了。
哈德良长城显示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远及不列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