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917年春，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年秋，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俄国政府，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使得1917年成为不朽的里程碑。从此，西方和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共产主义改变了俄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西欧作为西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和主宰地位显得黯然失色，人类在控制其本身和无生命能源方面的能力取得了巨大进展。

与此标志相关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1917年以来的政治的规模和政治的范围这两个方面。

一、政治的规模

按照西欧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两个超级大国在1917年都声称自己已经有了一种灵丹妙药，它能够治疗由不复存在的欧洲新体制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腐败病、帝国病和战乱病。到1945年，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失去了各自新思想的光辉。但是美苏两国用不断增加的军事砝码使得对手们黯然失色，这些砝码足以补偿这一代人在思想方面失去的光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这两个超级大国能依靠国内资源，制造现代战争所需要的精良武器。由于武器更加复杂、昂贵的缘故，西欧各国恢复其已衰落或被缩小的主权的可能性相应减少了，或者说任何小国主权获得补偿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两国擢升为世界大国，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提供了一个例证：军事、政治权力从远古文明程度较高但结构松散的腹地转移到了更接近于前线的地区。机器技术在近代才把西欧推向主宰世界的顶端。这看上去就像古代神话中的宙斯残酷无情地调转头反对其父母一样。1917年以来，尤其是1945年以来，现代工业、挖掘工业、运输工业、加工和销售工业已不适合在西欧古老民族国家狭小的境内发展了。1945年，近半个大陆的地区为美、苏两国提供了多少比较令人满意的军事基地；然而，任何一个权力中心想要有效地获取大面积范围内资源的话，半个大陆的面积就远远不够用了。总之，现代工业和运输已开始肆无忌惮地鼓励单纯的地理扩张。

这种符合逻辑的政治的规模扩张最终要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主权。虽然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圈内，但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会导致如此的结局。[57]诚然，有效维护世界权力的技术方法已被掌握。由一个可信赖的联合中央权威构成的力量来垄断极为强大的资本武器，以取代各个政治主权国家间有组织的战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政治的规模发生了变化，从法国、英国和德国强权转移到占半个大陆面积的超级大国。就像欧洲旧体制所奠定的基础一样，这种变化也许会给未来的权力均衡打下一个基础。世界强权新家族也会划定自己的范围。在这个家族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一些次大陆范围内尚未形成的政治实体（例如欧洲联盟或者希望不大的中东联盟以及非洲联盟）将会与舞台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分享领导角色。

二、政治的范围

20世纪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革命孕育的政治的范围的变化与政治格局的扩张，是规模巨大、不可扭转的社会前景。在1917—1918年间，德国总参谋长努力对所有可能供给战争资源的问题制定了应急措施。实际上，俄国共产主义者也以这个应急措施为标准，衡量什么是和平与战争。1917年，掌握俄国政权的革命人士不但接管了军队、警察和官僚体制这些传统的国家机构，还在工会、政党和各种联合会的帮助下，把自己的统治权扩展到了银行、工厂、农场和各个通信机构。当说服教育、工资奖励方法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时，这个革命的国家甚至再次实行了强制劳动。

国际政治重组（1918—1950年）

因此，经济又投入到政治的怀抱之中。这两者的结合几乎变成了人类的全部生活。实际上，艺术、文学、思想、娱乐及家庭生活都被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按照不同时期和情况所制定的党的路线所约束。

没有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都没有进行如此迅速而激进的政治的范围方面的扩张，尽管在战争年代里，欧洲大多数国家（日本也是如此）的社会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法西斯运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有所发展。在人类活动为政治目的的服务方面，希特勒德国仅稍落后于斯大林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那些在和平期间具有习惯上约束国家权力的最保守的民主国家都发现，让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许多社会活动为战争和政治的目的服务是明智之举。

正如19世纪政治与经济的分界线在一些国家中已经消失，在另一些国家里产生混淆一样，和平与战争的陈旧定义也在各国失去了原来明显的界限。由俄国共产主义发展的常规（即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实践和组织形式明显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经济—政治—军事合作的结构模式相似。三权一体的特征体现在周密的战略和经济计划方面。依照对战略总体规划至关重要的生产计划优先的原则，人类工程把人和集团（按照排和师这样不同的编制）分成可相互替换的部分，而工业工程则生产出了坦克和飞机、近炸引信和疟疾平药品、卡车和定量配给的粮食。最后，岌岌可危的危机气氛维持了新建权力机构管理人员和控制人员中存在的那种心理愉悦和令人兴奋的冒险意识。[58]

当然，1945—1946年美国战争动员机构被废除后，战争社会的组织形式未能在美国盛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毫无疑问留下了重要的影响。10年前看起来还十分荒谬的概念，战争结束后被人们当作完美的准则接受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是保持经济繁荣，资助科学实验，发展核技术以及保证提供足够的工程师。在上述任一种或更多的情形中，由军事—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政府行为侵入了或者说完全取代了从自由经济理论中产生的自由市场这个古老的领域。美国武装力量得到极大扩张，其设备的高精密程度也同样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军事服务的扩展，军事等级和财政官僚化已经紧紧控制了人口和经济中的重要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类似美国这样守旧的国家把政治—军事管辖权迅速扩展到民事方面时，苏联共产党政权则从广泛的革命行动退缩到了管辖各种各样的俄国思想和行为方面。甚至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已经开始实行专家自治了，也就是说，和从口头到行动对马列主义的忠诚相比较，每个专家在各自领域内的自由在苏联已经大大发展了。从那时起，让作家、艺术家摆脱党的路线枷锁的姿态已经做出。如果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就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随着苏联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不断复杂化，美、苏两国社会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会出现逐渐趋同的趋势。那时两国因战争和福利相互矛盾的要求所产生的新矛盾会出现缓和的局面。

1917年以来的政府与社会

这种进展扼要说明了19世纪法国革命和欧洲旧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严格的教义被削弱是所有革命成功后的必然命运。由于人的种种差异，所以就无法使一种思想在时间以及细节上永远保持一致。但是同样令人确信的是，只有那些时刻准备着并能够从革命者那里借来其政权实施秘密的人，才能成功阻止革命输出。这就是19世纪欧洲史。这种革命挑战与保守机器并存的形式还会在20世纪西方世界更大的范围内重演。[59]

第二个意义是，俄国革命不但再现了法国革命，实际上又把法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法国革命的宗旨是清除那些妨碍把政治权力集中在人民委员手中的绊脚石，让人民自己把权力授予议会、内阁、专门委员会或独裁者，总之是把权力交到具体实施者手中。同样，目前看来俄国革命的宗旨也是要清除一切绊脚石，以便把政治、经济、思想这些更广泛的权力同样集中到神圣化的苏维埃人民手中。和从前一样，人民或由人民选举的领导人宣布，把权力授予由一群掌控意识形态和精通管理的技术成员组成的等级分明的政党手中。要是法国革命证实了政治机构和权威实际上是由人民创造的话，那么俄国革命以同样无可指责、符合逻辑的行动，证明社会和经济机构与政治机构一样，也是由人民创造的，并且同样会经历大规模并且是精心的重建。

显而易见，俄国革命像法国革命所做的那样，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史无前例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心理层面。但是这两次革命都存在着不同，也就是说，在革命化、合理化的专断社会制度下，人类生存的新环境是否比老的、多样性政权下的旧环境更令人满意。在这两次革命中，旧的道德危机都产生了从前鲜为人知的辛酸成分；人民控制的权力减弱了，人民做决定时的选择减少了。

三、政权的困境

在杰斐逊、杰克逊时期，尽管政府权力和职责都受到了制约，19世纪自由原则给有组织的政治选举制定了严格的定义，但是除了一个不确切、含糊不清的意识外，人民在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从未真正控制政府。至于20世纪中期管理方面的可怕事务，可以由专业人员煞费苦心地控制着。即使在政府没有垄断公共通信的国家，政府也常常不是哄骗公众默认，就是强迫他们对政府的行为和计划报以热情。

然而，通过巧妙地利用公众舆论，现代民主政府可以对暴君式的官方权威实行真正有效的限制。但是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被说服去自杀的。公众的无知和漠不关心使得官方的懒惰和不可靠现象时常可以侥幸过关。但是尽管政府惧怕冒犯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它还是要限制暴君式专制的。政府在制定新的政策时似乎倾向于慢慢来。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一定会触犯某些人，而且会引起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反作用力。从即将举行的选举的角度上看，政治家们会正确地认识到，歧视少数民族是不明智之举。在这种情形下，民主政治的领袖们哪怕是遇上微不足道的反抗，他们不是拖延就是妥协，甚至用非法手段来解决水火不容的对抗，以求得安定局面。

只要民主机构依然正常运转，巧妙的惰性就常常会取代智慧。但是一旦真正的危机降临，像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中出现的那样，在政府民主进程中产生的拖延和停滞不前就一定会酿成灾难。任何微小缓慢的行动都会造成一场令人惋惜的结局。然而人们也许同样希望，在缺乏控制和指导的人们对来自形势和政府的刺激反应迟缓时，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声明在思想和行动中能保留着原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当运用政治手段调动人类动机的潜意识还不成熟时，就导致了我们时代的民主政府的进一步困境。虽然广告商、军人不被理智左右，自由理论家仍然只承认人的理智，贬低人的情感。心理学家、社会学则再也不相信人由理智所主宰了。希望通过巧妙地、无情地利用人类本性的非理智因素夺取政权的手段显得太不光明正大，因此人们对民主的未来并不乐观。

一旦所继承的习惯、传统关系不再是必然、不可避免或不可改变的时候，人类的目的、社会等级等基本问题就产生了道德上的困境。这在任何时代都困扰着人类。即使对政府有批评和批准其行动的某些权力，大家还必须遵守政府的命令；阶级的组织及其统治同以往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了。因为现代工业、政府和战争要求人类行动采取复杂的相互合作的模式，一些人必须做管理、计划工作，努力去预见未来。但是谁应当有权管理谁？人类的能力该被引向何方？

现代独裁的理论与实践

在严密管理范围内，人类活动范围越大，上述问题就越重要。可能20世纪比较强硬的社会评论家也将不得不说，在严格管理下，人类活动范围越大，社会等级、管理目的这些问题就越微不足道。显然，当一个国家的管理精英搜集经验和专门知识，将人类活动的新范围缩小在自己的控制内，把部分计划和整个民族计划（或跨国的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操纵这个政权的官僚机器就会更主动地把它的目的在这些结构中体现出来。像其他专业工具一样，行政机器只能做规定范围内的事情。科学的人事分工允许反对或者要求官僚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交换。因此，只要个人任命或者解职涉及的范围不广泛、时间不仓促就无关紧要。行政体制的整个结构、功能甚至政策的总路线均不受官员改选变化的影响。即使把有能力的改革者放在高级岗位上，也只是在名义上使他们负责庞大的官僚等级制度。结果，他们只能稍稍改变一下前进的路线。

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僚体制和那些如今组成每个主要的现代政府的官僚体制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比以往私人集团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这些集团以共同的自我利益的鲜活意识为特征，努力把它们通过详细的规则、惯例和程序表达出来，并朝着神化的半神圣目标前进。维持平衡的旧保守主义窒息了现代官僚体制，从而使得现代科学哺育的社会和技术变革迅猛发展。结果，政府官僚体制的合作实体加强了行动，配合更加完美了。在这个时代，不同的主权国家利用以往办事的老办法，渐渐成为社会理论的代言人。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日常管理使得人类理性的奋斗目标变成完全多余的东西了。

只有当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再竭力鼓动人类，也不再竭力鼓励地球上各个政治主权国家的官僚作风时，我们才能期望，官僚繁重的日常事务会遍及地球各个地区。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全世界官僚联合起来，除了工作，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句不能明说但并非不可能实行的口号，依赖于人们对今天令人目眩的变革所做的有力控制。慎重的原则是：“只要是对的，或者至少是方便的”，而规则是：“这个行动需要审批，填写适当的表格，一式三份，只有在高一级委员会审批后才能实行”，它不需要正式立法就可以在任意地方施行。在这个体制下，困扰20世纪中叶的理论问题、道德问题，就像露齿嬉笑的猫从《爱丽丝奇遇记》中消失一样，从人们心中消失了。

通过官僚体制搞起来的安定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要多久才能出现。也许随着俄国革命开辟的社会和人类工程的发展，下一步超越它的将是把遗传工程和人的基因结合在一起，生产专属的亚人类或超人类的物种。当今的理论知识大概允许经营这类进化生意。高效率和社会纪律的潜在效益看来是巨大的，它使集中权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因此，任何一种理性的、加快人类进化的革命，就像以往的革命一样，迫使别人至少要仿效它的某些技术。如果这种革命发生，就像现在家禽与原始家禽不同一样，未来人和现代人之间也会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未来人口同现代的社会昆虫一样，具有功能特异、形式多样的特征。

人们也许期望，或许不是因为人类遗传，而是因为从人类本性和社会保留下来的某些痼疾使谨慎管理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永远不能实现。事实上，指导人类事务完美无缺的计划即使失败了，它仍是人类仅存的美德。或者说，这种美德仅仅是个过渡阶段，正如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到未来家庭状态的过渡一样。除非人类被驯化，否则我们无法确信。一次、两次或者上千次按照计划企图重新组合人类基因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这一伟业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死亡威胁无时不在笼罩着人类。和其他任何一个政权新的重要措施一样，新秩序的管理提出了老问题。谁管？管谁？何故？总之，“谁驯化谁”与众所周知的“谁控制谁”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在两者关系中出现的差异。

在人类事务中，权力的双面性并非新奇。所有重要的新发明把人类从以前的弱点和低效率中解放出来，又使人类在新体制内受到奴役。果敢的猎人一定会轻视第一批农民，因为农民被大量的田间劳动压弯了腰；经过漫长的世纪，野蛮的自由人常常蔑视文明的现代人的奴性习惯。然而这些矛盾从未阻止过农业和文明的传播。同样，正如本书试图说明的，文明史是为实现越来越大权力的一系列突破，其中包括这个标题下出现的艺术和思想方面美的真正权力，同时还有更加残暴和野蛮的权力形式。

结束与开始

这个双人床的床头板（乔治·拉孔贝于1892年雕刻）令人难以忘怀的图案，把努力证实人类潜意识的欧洲思想的超级复杂与对基督教伊甸园神话和原罪的精巧模仿并置在一起。同时，艺术家采用的形式让人联想到原始非洲艺术。然而这种双重的视觉效果充分表达了20世纪文明人的一种重要的困境。因为这条巨蛇在痛苦地翻腾它的尾巴的时候，却从扭曲的身体中浮现出一张人类的脸。这非常奇怪，很像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他们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才能发现了无意识心理的黑暗世界（即把他们强迫捆绑到原始状态的世界），他们不再信任理性了，但却通过理性地证明理性的无用来促进理性的发展。

因此，近期和将来人类组织和行使权利的能力的扩大将永久地因犹豫不决而看似变成不可能之事。首次试图组织新的政权机构的轻率冒险家，总能奴役或者采取其他方法对付不满的邻邦。简而言之，强大的权力会吞并薄弱的权力中心，或者激励敌对的中心去加强自己的力量。只是“权力”这个术语的定义就已经主宰了整个人类史。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看（也许还有生理上，但我们不希望那样），权力结构的完善在我们这个时代会顺利地达到高潮。地球是有限的，在中心世界主权范畴内，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力体系结合起来，那么强迫人们开发新权力来源的动力一般就会停止。当然，社会、经济改善的伟大任务依然存在，而且要求在战争废墟上大规模进行重建的过程中，人口和被开发的能源之间的关系要进行慎重的调整。但是为了重建，在人类所及的范围内恢复信心和智慧，并在适当的范围内采用自己熟知的方法就已足够了。一旦成功实现了这些初级的调整，一个比中国官僚惰性更强的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可能很快就会规定国际社会的日常生活。

一个联系到未来更有趣、更有希望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它在这个时代有时更混淆不清，这就是审美力问题。只要人类仍处在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人类本性之内，它就会在思想上、艺术上寻求美。甚至在一个高效率的官僚社会，一位20世纪的幻想家也可以在一个也许很大的范围内运用想象和知识进行思考创作。宗教也许会披上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外衣，恢复维护个人安全和促进社会团结的功能。如果稳定的生活方式允许确定的含义和象征主义比现实情况更紧密地去把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观众联合在一起，美术和纯文学就会繁荣起来。科学在理论上也会日臻完善。但是顽固保守的官僚社会秩序不会急于把科学发现变为技术。如果只是因为技术革新所引起的麻烦和激起的动乱将会减弱或者消失的话，那么技术和科学将发展得更慢。

换言之，未来参与方式的这种景象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世界主义的最终建立。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疑虑与草率相比，世界主义具有更广泛的稳定性。适合这种社会的政治基础，也许产生于战争中的突然胜利和失败，或者在日趋完美的国际官僚体系内，通过世界权力特殊平衡的逐渐紧缩而慢慢产生。但是不管怎样出现，未来的世界主义一定会带有西方的烙印。至少在最初阶段，任何世界性国家都将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帝国。即使非西方人掌握了全球范围政治军事当局的最高控制权，也只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们只能通过宣扬这样或那样的民主政治信仰来利用工业化、科学和减少公共权力这些西方最早的特性。因此，“西方的兴起”可以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的简要概述。[60]

在历史上寻找与现今混乱的社会秩序中的稳定性一样的共同点不是件难事。罗马帝国通过把武装力量垄断在自己手里的办法，平定了希腊人的暴力和动荡不安。同样，中国古代的汉朝通过建立帝国官僚机构的办法，平息了战国时期的动乱。这个官僚体制经历过偶尔失败和适当修改几乎延续到今天。20世纪各个“战国”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在寻找同样的解决办法。当然，除非困扰我们时代的基督千禧年说真正实现了，或者人类历史将在核武器的爆炸和受到辐射的人类的呻吟声中结束。

*　　*　　*

目前，动荡不安的负担和选择范围的狭小在我们这个时代明显压抑着许多敏感者的思想。然而，前所未有的人类事务的灵活性也令人振奋。人们很多谨慎的决定富有远见、令人鼓舞，他们想利用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改造我们以及后代的生活。世界各地善良聪明的人们几乎无足轻重，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把生活现实同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世界领袖们的宏伟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确切地说，恶人和极端罪恶具有同样日益加强的权力这个事实，不会迷惑我们的思想，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扩大善的范畴时不可避免的部分。巨大的危险本身就孕育着胜利。如果不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整个人类的成绩就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的世界毫无疑问既不缺少失败的危险，也不缺少失败的可能。这个世界为英雄主义提供了有史以来少有的，或者说从未有过的舞台。

几个世纪后回顾历史，人们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看作无可比拟的技术、知识和制度的黄金时代，甚至也看作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德谟斯梯尼时代的雅典生活，孔子时代的中国生活，以及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生活都充满了暴力、危险与动荡不安；希望与恐惧进行搏斗；崇高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十分危险。我们属于这个高度集中的社会，并且应该为能够在世界上最伟大时代之一的社会里生活感到幸运。

注释

推荐序

1 W.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1963. 中译本：《西方的兴起》（上、下册），郭方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0年版。

2 W. H.，McNeill，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Chicago，1949，1986. 中译本：《西方文明史纲》，张卫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 W. H.，McNeill，The Europe’s Steppe Frontier，Chicago，1970；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081-1797，Chicago，1974；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Oxford，1953.

4 W. H. McNeill，Arnold J. Toynbee，A Life，New York，1989.

5 参见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6—87页。

6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the back cover of the Paperback.

7 巴勒克拉夫·杰弗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5—246页。

8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Preface.

9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 I，No. 1，1990.

10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11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12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13 G. Barraclough，“Return of Narratives”，in the Review，New York，1983，pp. 33-35.

14 杰里·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15 W. H. McNeill，World History in the Schools，1970，p. 16.

16 W. H. McNeill，The Relevance of World History，1971，p. 51.

17 黄俊杰：《历史的探索》，中国台北水牛图书公司，1984年，第367页。

18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9 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

20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21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22 杰里·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

23 杰里·本特利：“20世界的世界史学史”。

24 R. Croizier，“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 1，1990，pp. 155-169.

25 J. R. McNeill，W. H. McNeill, 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W. W. Norton，2003.

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

1 原载于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 1，No. 1，1990，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在写作《西方的兴起》期间，我散步回家时经过一棵榆树。它在一场风暴中失去了一根大树枝，正慢慢地用一个新长出的疤痕掩盖住它的伤口。我曾经想，我的书会在这棵树治愈它的伤之前还是之后完成。事实上，我是在这棵树死于荷兰榆树病一年之前将书稿交给出版商的。它自我愈合的伤口还未完全长好，因而我永远不能带着出版的书看到这棵树的痊愈了。

3 Stefan Balazs，“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34（1931）：21-25；35（1932）：27-73.

4 Robert Hartwell，“Markets，Technology and Structures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leventh 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1966）：29-58.

5 Yoshinobu Shiba，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Ann Arbor，1970）.

6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1973）.

7 Jacques Gernet，Le Monde Chinois（Paris，1972）.

8 火药、印刷术和罗盘，这三个使欧洲人在1500年之后上升到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在蒙古人在政治上统一欧亚大陆北部，横跨东西整个大陆非常安全、频繁、容易的时代传到了远西。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The Gunpowder Epic（Cambridge，1967）澄清了长期以来认为欧洲与中国在早期火药技术的发展上是同步的观念，并更准确地探究了它们的详细传播。

9 V.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1943）.

10 Richard Bulliet，The Camel and the Wheel（Cambridge，Mass.，1975）.

11 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Chicago，1982）. 第2章揭示了我对在1000—1500年之间中国的商业化和它在世界上的领先作用的解释，并有着比我在这里转引的要充分得多的脚注。

12 William H. 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New York，1976）仍然是这个主题最好的总览。William H. McNeill，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rinceton，1980）这篇较短的论文提供了生态学和较为通常理解的历史学相交叉的初步的一般看法。

第1章 历史的发轫

1 根据目前所知的极少的骨骼碎片来进行分类是不可靠的，但近年来的发现，特别是非洲的发现，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做如下三个阶段的划分：

早更新世（100万年—50万年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

中更新世（50万年—10万年前）猿人（Pithecanthropi）

晚更新世（10万年前）人（Homo）

在这些属内，又分出亚属和种：如人属分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罗特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智人（Homo sapiens）等。参阅：John Grahame Douglas Clark，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pp. 16-25；S. L. Washburn and F. Clark Howell，“Human Evolution and Culture，”in Sol Tas（ed.），Evolution after Darw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II，35-46.

2 参阅：John Desmond Clark，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9），pp. 24-130 and passim；L. S. B. Leakey，“The Origin of the Genus Homo，”Evolution after Darwin，II，17-31；Robert Ardrey，African Genesis（London：Collins，1961），后者所提供的材料既可靠，又通俗易懂。

3 从生物学观点看，如果拿人类的幼年期同正常的原人相比，人类最明显的特点是发育有规律地延迟。一些已成熟的人类特征与猿相比也是如此，例如，脑的大小相对身体其他部位而言生长过快，而牙齿和额脊又生长过慢。但是，人类的发育过程延缓，意味着适应过程的延长，学习的时间也就相应延长了。因此，与单纯的生物进化相比，文化进化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人类开始了生物上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历程。

4 参阅：Wilhelm Volz，“Dic geographischen Grundlagen der menschlichen Rassenbildung，”Saeculum，II（1951），10-45。作者明确地把旧大陆划分为五大生活区域：欧洲和西亚、东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南亚和印度，并认为在最后一次大冰川时期，这五大区域内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人种类型。

5 参阅：Carleton S. Coon，The Story of Man（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54），pp. 41，73，195-215；William W. Howells，“The Distribution of Man，”Scientific American，CCIII（September，1960），113-127.

6 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卡麦尔山（Mount Carmel）的山坡洞穴里发现了具有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混合特征的骨骼。这也许可以解释为：现代人中的欧洲类型是从中东的类似尼安德特人的一种人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冰川把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其余的原始人隔离开来了。参阅F. Clark Howell，“The Place of Neanderthal Man in Human Evolu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n. s.），IX（1951），409-412。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现代人在别处出现得要早些的话，那么同样的证据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杂交的结果。这个谜至今令人莫解。

7 Hallam L. Movius，Jr.，“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Exclusive of India，”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I（1954-1955），257-282，520-553；J. G. D. Clark，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pp. 45-50.

8 在远东，华北的黄土层看来在冰川期就已形成，并证实该地区有过一个很长的寒冷而干燥的时期。只要这种状况普遍存在，当然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水分来维持大量的动物群。而在欧洲，这样的动物群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猎人捕食的主要对象。

9 参阅：C. S. Coon，The Story of Man，pp. 78-83.

10 J. G. D. Clark，Prehistoric Europe：The Economic Basis（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 & Co.，1952），pp. 241-281.

11 据1961年9月24日《消息报》（Izvestia）报道，在乌拉尔山（Ural Mountains）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类似法国和西班牙的动物壁画。

12 参阅：Gertrude Rachel Levy，The Gate of Horn：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Conceptions of the Stone Age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Thought（London：Faber & Faber，Ltd.，1948），pp. 3-70。作者企图对洞穴里的宗教加以阐述。

13 在北美东部的森林地带，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迁移，新形成的森林使某些原有的食物资源趋于枯竭，但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资源，人类不得不相应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参见：Gordon R. Willey，“Historic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in Native New World Cultures，”Evolution after Darwin，II，120.

14 晚至公元前三千纪，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有人居住，这些人在体格上很像西欧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参见：Karl Jettmar，“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ölkerschafte，”Archiv für Völkerkund，III（1948），13。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西欧居民在气候变化的时候随着兽群迁移过来了。

15 参阅：Edgar Anderson，“The Evolution of Domestication，”Evolution after Darwin，II，74-83。

16 例如，人类烧毁森林或灌木丛使林地变为一年生的草地，这种做法剧烈地改变了当地植物的聚生生态。这些草地上的某些植物可能就是中东农业中谷类作物的原生母本。

17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这种意见；有些人认为，人们横渡太平洋或越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从亚洲来到美洲，也就同时把农业的“观念”带了进来并付诸实行，即使以美洲植物区系为基础的农作物新品种，也不得不（或不久）被人工培育。参阅：Carl O. Sauer，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2）。

18 在亚洲大陆和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占主要地位的水稻栽培仅仅是部分地符合这里所描述的“园圃式农业”的情况。它把种子繁殖与块茎作物栽培方法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秧苗移植的培育方法。水稻最初在块茎作物中可能是作为杂草而被清除的，后来才认识到它本身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参见：André G. Haudricourt and Louis Hedin，L’homme et les plantes cultivées（Paris：Librairie Gallimard，1943），pp. 91，153.

19 在旧大陆有两种不同的作物栽培方法：一是块茎作物的无性繁殖，二是北方谷类作物的种子繁殖。这两种不同的栽培方法在美洲竟照样复现，如出一辙。玉米、大豆和南瓜之类是北美洲的主要农作物，而甘薯、土豆以及其他块茎植物是南美洲高原和加勒比群岛的主要作物。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否仅仅由于对气候条件的适应？或者，是否意味着在美洲同样出现过两次农业上的发明，或是两次输入？

20 它同那片可能是人类最早发源地的大草原很相似，不同处仅在于它的气候，其气温在各个季节变化更加显著。出现这种相似的原因是热带大草原处于信风的南翼，而地中海气候带处于信风北翼，风和阳光一起穿透地表，并且把它们干燥的气息依次带到每一个地区。

21 参阅：Edward S. Deevey，Jr.，“The Human Population，”Scientific American，CCIII（September，1960），195-204。作者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农业革命的结果是使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在公元前8000—前4000年之间增长了约16倍。

22 我这里引用的是布雷德伍德（R. J. Braidwood）所提出的最新资料和论据，见：“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Scientific American，CCIII（September，1960），130-48.

23 有证据表明，北美洲的猎人使某些本来可以驯化的动物种类（例如马）在距今相对较近的时期归于灭绝。参阅：J. G. D. Clark，“New World Origins，”Antiquity，XIV（1940），128.

24 这一说法有力地驳斥了“维也纳学派”民族学家所持的观点：饲养牲畜首先在欧亚大陆北部的猎人中间出现（大概先开始饲养驯鹿），而人工种植作物首先在本大陆主体山脉南麓产生。按照这种观点，在中东和欧洲兴起的农业，系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形式，是那些旧的、最初各自独立的生活方式相混合的结果。关于这个观点的最新论述，参见：Carl J. Narr，“Hirten，Pflanzen，Bauern：Produktionsstufe，”in Fritz Valjavec（ed.），Historia Mundi（Bern：Francke，1953），II，66-100。然而，对此观点持最明显的异议者却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当然，认为当代西伯利亚的原始牧民和当代东南亚的原始种植者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必定早于古代中东比较复杂的经济结构，这在逻辑上显然是错误的。

25 这导致一些近代的学者这样认为：最初的农业社会也许兴起于渔民中，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可以做到定居了。

26 J. G. D. Clark，Prehistoric Europe：The Economic Basis，pp. 91-98.

27 《圣经·创世记》11：31。

28 参见：Karl Jettmar，“Les plus anciennes civilisations d’éleveurs des steppes d’Asie centrale，”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1954），775-776.

29 诚然，当时的中东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那么干燥，但许多地区的干旱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天然植物被破坏，土壤侵蚀加剧，水分流失严重。不过，即使在公元前六千纪或前五千纪降雨量较高的时期，雨水的变化无常也是早期农民不断遇到的一个难题。

30 参阅：Robert Briffault，The Mothers（London：Allen & Unwin，Ltd.，1927），III，45 and passim；Pia Laviosa-Zambotti，Ursprung und Ausbreitung der Kultur，trans. Ferdinand Siebert（Baden-Baden：Verlag für Kunst & Wissenschaft，1950），pp. 164-168.

31 相比之下，男神出现较晚，一直要到政治和其他诸方面的变革引起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之时。参见：Gertrude Rachel Levy，Gate of Horn，pp. 86-88.

32 牛、月亮和丰产之间的联系，可能一直要到犁发明之后，牛在耕作中起主要作用之时，才真正发展起来。

33 参阅：O. Neugebauer，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 161.

34 参阅：C. F. C. Hawkes，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aean Age（London：Methuen & Co.，Ltd.，1940），pp. 87-134. M. Richard Pittioni，“Zur Urgeschichte des Banerntums，”Anzeiger der oe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 -Hist. Klasse，No. 21（1957），pp. 326，341；J. G. D. Clark，World Prehistory，pp. 119-29.

35 Karl Jettmar，“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ölkerschafte，”pp. 14-15.

36 Stuart W.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 C.（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0），p. 37；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London：Thames & Hudson，1959），pp. 80-92；D. H. Gordon，The Prehistoric Background of Indian Culture（Bombay：N. M. Tripathi，Ltd.，1958），pp. 26-33.

37 这个判断的根据是，印度河文明的陶器和纹饰同伊朗、叙利亚（Syria），甚至克里特（Crete）的同类物品关系十分密切。参见：Heinz Mode，Indische Frühkultur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Westen（Basel：Benno Schwabe & Co. Verlag，1944），p. 131 and passim；Willibald Kirfel，“Vorgeschichtliche Besiedlung Indiens und seine kulturellen Parallelen zum alten Mittelmeeraum，”Saeculum，VI（1955），166-179.

38 参见：J. Gunnar 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34），pp. 184-187；C. W. Bishop，“Long-Houses and Dragon-Boats，”Antiquity，XII（1938），411-424；W. Eberhard，“Eine neue Arbeitshypothese über den Aufban den Aufbau der frühchinesischen Kultur，”Tagungsberichte der Gesellschaft für Völkerkund，No. 2（Leipzig，1936）；Folke 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Stockholm：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pp. 14-26。中国考古学家近来所做的工作是尽量讳言中国西北部的彩陶文化与乌克兰和西亚彩陶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早先的调查者也许抓住一些特殊的例子，过分夸大它们的相似性，而忽视了各地出土的文物在总体上的差异。但是，当代中国学者未能完全摆脱在民族自尊心和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学说的影响，该学说对迁移传播的重要意义评价过低。最近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有关情况参见：Cheng To-k’un，Archaeology in China. I，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W. Heffer & Sons，1959），pp. 73-87 and passim。农业技术和陶器装饰技术可能会自行传播扩散，不一定要通过跨越亚洲的大迁移来实现。当地的人们，特别是遇到饥荒的日子也许就希望得到新的食物来源，于是从他们的农业邻人那里引进锄耕技术。这些人离最初的技术发源地仍很远，却起了农业开拓者的作用。

39 Paul Leser，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Anthropos Bibliothek，III，No. 3（Münster：Aschendorf，1931），568-569.

40 参阅：E. C. Curwen，Plough and Pasture：The Early History of Farming（New York：Henry Schuman，1953），p. 71.

41 参见：Paul Leser，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pp. 551-560。驴是另一种可以用来拉犁的大牲畜，在最初的犁耕农中曾相当流行，只是不容易服轭；但有趣的是，直到公元17世纪，爱尔兰人却习惯于用柳条把马尾巴联接到犁上，以此法犁地。Charles Hughes，Shakespeare’s Europe：Unpublished Chapters in Fynes Moryson’s Itinerary（London：Sherratt & Hughes，1930），p. 214.

42 爱德华·汉恩（Eduard Hahn）提出一种论点，其大意为：犁的发明是举行宗教仪式以祈求丰产的结果，似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人们在用马之前就有了车，用牛之前就有了犁。参见：Eduard Hahn，Die Entstehung der Pflugkultur（Heidelberg：Carl Winter，1909）。宗教仪式历来十分保守，不会轻易创新。比较明智的看法应该是：不是在犁发明之前，而是在犁发明之后，人们才精心设计出把牛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祈求丰产的宗教仪式。我这样猜想，某个男子由于未能完成他份内的农活而遭到妻子的斥骂，一气之下，竟计上心来，首先设计出一种工具，他借此既可完成耕作任务，又可作为牧畜的主人，维护了男子汉的尊严！

43 Thorkild Jacobse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II（1943），159-172.

44 E. C. Curwen，“The Furrows in Prehistoric Fields in Denmark，”Antiquity，XX（1946），38-39.

45 Stuart W.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p. 265.

46 C. W. Bishop，“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Traction Plow，”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1937，pp. 531-547.

第2章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勃兴

1 参见：Robert M. Adams，“Agriculture and Urban Life in Early Southwestern Iran，”Science，CXXXVI（1962），112-113.

2 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景观，一旦离开供给生命的水源，就会迅速消隐在炎热的沙漠中，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当冬雨降临之时，整个沙漠就充满了勃勃生机，尽管为时短暂。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在沼泽和沙漠交接的狭窄过渡带，也可以发现为数不多的终年常绿的草地。当绿草完全匮乏之时，绵羊、山羊和驴也能靠稻草维生。

3 在不平坦或多树桩的土地上使用犁耕是很困难的，对刀耕火种者来说，犁的用处几乎全部丧失了。因此，很可能人们直到开始垦殖冲积地带时才发明了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犁耕的普及便是文明兴起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初结果之一。但是，我们目前还缺少判断这一观点是否正确的必要证据。参见：Robert M. Adams，“Agriculture and Urban Life in Early Southwestern Iran，”pp. 112-113.

4 多少世纪以来，用于灌溉的水由于蒸发使土地积存了盐分。最后，这种情况变得很严重，以致在美索不达米亚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当时人类个体的生活规模相对狭小，土壤盐渍化问题在最初便显得不太重要。参见：Thorkild Jacobsen and Robert M. Adams，“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Science，CXXVIII（1958），1251-1258.

5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目前还只能猜测。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人崇拜同样的洪水神和风雨神，这一明显的事实可以被合乎逻辑地用于如下目的：使居住在河岸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血缘亲族服从于神亲自委派的尘世代理人，也就是祭司。但是，由于地域边界比血亲关系更易于调节，社会凝聚力的这种新基础便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的框架。这种新的地域边界还被证实，能够维持充分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并且最终使相隔数百里的人、素未谋面的人如友相待，因为他们正好居住在同一块国土之上。

6 A. Parrot对各种已经被提出了的理论做出了适当的概括和总结，参见：Archéologie mésopotamienne：technique et problèmes（Paris：Albin Michel，1953），pp. 308-331.

7 普遍使用两种语言大概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与埃及相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记载中几乎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词，这种情况令人吃惊。由于至少通晓两种彼此无关的语言，学识渊博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几乎是被迫接受了词语与概念之间、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差别；因此而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对抽象概念的爱好可能有助于他们在数学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8 Thorkild Jacobsen，“The Assumed Conflict between Sumerians and Semites in Early Mesopotamian Histo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LIX（1939），485-495.

9 Anna Schneider，Die Anfänge der Kulturwirtschaft：Die sumerische Tempelstadt，Staats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Heft IV（Essen，1920）；A. Falkenstein，“La Cité-temple sumérienne，”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1954），791. 据A. L. Oppenheim推测，古代苏美尔除了神庙经济外，可能还存在着农村公社，参见：“A Bird’s-Eye View of Mesopotamian Economic History，”in Karl Polanyi et al.，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III.：Free Press，1957），pp. 27-37. 但这并不改变如下事实，即神庙公社及其为该社会制度所允许的社会经济角色的专门化乃是苏美尔文明得以发展繁荣的一个崭新的基本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学者所得到的最早期的苏美尔文献没有显示出部落或亲族集团组织的迹象。地域划分及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似乎已形成惯例。这也许说明，苏美尔人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就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农耕生活。在此期间，在他们的祖先中可能存在过的某种部落关系业已消失，只留下以小家庭为单位的村社作为社会组织的原材料，成熟的城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0 参见：F. R. Kraus，“Le Rôle des temples depuis la troisième dynastie d’Ur jusqu’à la première dynastie de Babylo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1954），519-521.

11 Henri Frankfort，Cylinder Seals（London：Macmillan & Co.，1939），p. 15.

12 参见：Heinrich J. Lenzen，Die Entwicklung der Zikurrat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Zeit der III. Dynastie von Ur（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42）；André Parrot，Ziggurats et Tour de Babel（Paris：Albin Michel，1949）；Charles Leonard Woolley，The Development of Sumerian Art（New York：Scribner’s Sons，1935）；A. Parrot，Sumer（Paris：Librairie Gallimard，1960）.

13 参见：S. N. Kramer，Sumerian Mythology：A Study of Spiritual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 C.（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4）；and Thorkild Jacobsen’s chapter in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41），pp. 137-199.

14 参见：Èdouard Dhorme，Les Religions de Babylonie et d’Assyri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45），pp. 174-282.

15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p. 291-331. 在后来的神话版本中，巴比伦主神马都克被赋予了一种行政职责，但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职责是后起的，始于巴比伦鼎盛之时。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众神间的关系反映了苏美尔政治发展早期阶段的情况，那时候主要的政策大概都是由市民大会决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神话一定是在苏美尔政治制度取得它们的历史形式前就已形成了。参见：Thorkild Jacobsen，“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II（1943），159-172. Jacobsen还发现了某些汉谟拉比时代“原始民主制”的残存遗迹，如果他对有关文献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些证据就会大大加强他的理论。但即使他的推理完全正确，用“原始寡头政治”来描述他所推断出的政治制度也许同样或者更加合适。雅各布森（Jacobsen）对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解读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另一些学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是在王权稳固后才形成的。参见：Anton Moortgat，“Grundlagen und Entfaltung der sumerisch-akkadischen Kultur，”in Fritz Valjavec（ed.），Historia Mundi，II（Bern，1953），p. 239.

16 R. J. Forbes，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E. J. Bill，1950），p. 251.

17 参见：Thorkild Jacobsen，“Early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sopotamia，”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N. F.，XVIII（1957），104-110；Bruno 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2 vols.；Heidelberg：Carl Winter，1920-1925）II，6-8；Henri Frankfort，Kingship and the Go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pp. 216-217. 参见德尔斐在早期希腊历史中的角色。

18 A. Falkenstein，“La Cité-temple sumérienne，”p. 805.

19 一些专家认为，他们在艺术和建筑方面，可以发现阿卡德人对早期比较纯粹的苏美尔风格的影响，并且倾向于认为，正是基什国王建立了一个从波斯湾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辽阔帝国。参见：Anton Moortgat，“Grundlagen und Entfaltung der sumerisch-akkadischen Kultur，”pp. 235-239. 然而，另一些人（这些人的目光也许同前者一样敏锐）没发现这些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将闪米特人对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的大规模入侵看作能被察觉的那些变化的诱因。参见：T. Jacobsen，“The Assumed Conflict between Sumerians and Semites，”pp. 285-295.

20 苏美尔文学传统中保存下来的对“国王”的两种不同称呼表明，王权可能有着双重起源。参见：Thorkild Jacobsen，“Appraisal of Breasted and Childe on Mesopotamia，”in Human Origins，a general introductory course in anthropology，selected readings，series 2（mimeograph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 252.

21 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大多是以汉谟拉比统治之前或之后多少年为计算方法的。然而，汉谟拉比在位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学者们曾一致认为，汉谟拉比时代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但近年来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使许多学者缩短了这一时间，把汉谟拉比时代放到了公元前18世纪初或18世纪末。鉴于这种专业性分歧，似乎最好随便地把这个年代确定为公元前1700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Sidney Smith，Alalakh and Chronology（London：Luzac& Co.，1940）；Benno Landsberger，“Assyrische Königsliste und ‘Dunkles Zeitalter，’”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III（1954），31-45，47-73，106-133；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X，171-212，Friedrich Schmidtke，Der Aufbau der babylonischen Chronologie（Münster：Aschendorff，1952）；P. van der Meer，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Egypt（Leiden：E. J. Brill，1955）；André Parrot，Archéologie mésopotamienne：technique et problèmes，pp. 332-445；Sabatino Moscati，“Nuovi Aspetti della Cronologia dell’Antico Oriente Anteriore，”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a Storiche，II（1955），167-198.

22 甚至在乌玛的卢伽尔扎吉西（他的经历碰巧由于一大批幸存下来的铭文而得到证实）之前可能就有许多先驱试图宣告自己对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霸权，但他们的事迹至今模糊不清。参见：Thorkild Jacobsen，“Early Political Developmen in Mesopotamia，”pp. 122-136.

23 参见：F. R. Kraus，“Le Rôle des temples，”pp. 524，533-540；A. Falkenstein，“La Cité-temple sumérienne，”pp. 804-814. 我未能发现苏美尔城邦的国王是如何保证他们的税收的。很可能，他们采取了最容易、最明显的手段，即没收神庙的部分收入，同时，让祭司从事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日常管理。以后，来自于贸易的王室收入有时是很大的。参见：W. F. Leemans，Foreign Trade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Leiden：E. J. Brill，1960），pp. 55-56.

24 然而，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阿卡德人使用奴隶在田间耕作。参见：A. Falkenstein，“La Cité-temple sumérienne，”pp. 793，811. 在萨尔贡时代，战俘会沦为奴隶。但据我们所知，这是奴隶制度第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

25 任何判断都包含着很大的主观因素。由于艺术上的遗留物（除了印章之外）残缺破损，幸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即使真的（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它们的苏美尔起源，也还有一个复杂的版本沿革问题；这两点更增加了判断的任意性。一些学者看到了萨尔贡时期文学和艺术上的重要转变，例如Anton Moortgat，“Grundlagen und Entfaltung der sumerisch-akkadischen Kultur，”pp. 254-256. 但这一判断同它的对立意见一样，也是主观的。

26 比如，我们可以用“2”这个符号来表示英语的“two”、德语的“zwei”、法语的“deux”等，这个原则总的来说也适用于使楔形文字符号能够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27 土地盐渍化是由于灌溉田地的水大量蒸发而造成的（这也是现代伊拉克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它使南方的农业在公元前2400年到前1700年间逐渐被破坏，最后几乎毁灭。这种衰退也许加速了苏美尔文化和语言的衰落。参见：Thorkild Jacobsen and R. M. Adams，“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p. 1252.

28 然而，代表着苏美尔神庙公社的商人和商业殖民地会将苏美尔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传播给蛮族公社。这种商业集团对两河流域中部地区阿卡德人的文明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像他们继续向北到达阿舒尔（Ashur）时肯定所起过的作用那样（阿舒尔就是后来亚述帝国形成的中心）。在萨尔贡时代以前，苏美尔人对阿舒尔的影响，可参见：A. T. Olmstead，History of Assyria（New York：Scribner’s Sons，1923），pp. 15-16.

29 看来，神庙特别是在经济上逐渐依附于王室的恩赐。参见：F. R. Kraus，“Le Rôle des temples，”pp. 524-533. 据推测，在苏美尔各城邦，曾经由神庙管理的土地被没收或宣布归王室所有，这样就剥夺了神庙的经济收入（除了国王从中拨出又赐予祭司的那部分）。

30 参见：Thorkild Jacobsen，The Sumerian King Li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p. 140. 有些人打算为古代有一个最高王权统一了整个“土地”的理论制作一个更精确、更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系年，如Anton Moortgat，“Grundlagen und Entfaltung der sumerisch-akkadischen Kultur，”pp. 235-239. “王表”和许多苏美尔文学总的来说写于乌尔第三王朝，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两个世纪以后在伊新王朝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参见：Adam Falkenstein and Wolfram von Soden，Sumerische und akkadische Hymnen und Gebete（Zürich：Artemis Verlag，1953），pp. 11-13；F. R. Kraus，“Zur Liste der älteren Könige von Babylonien，”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N. F.，L（1952），47.

31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 210.

32 Henri Frankfort，Kingship and the Gods，pp. 301-302.

33 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吉那（Urukagina，约公元前2400年）就竖立过一块碑，碑文将苏美尔人与来自古提的蛮族入侵者做对比。碑文中的一些词句在1958年被托基尔·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en）口头解读了出来，证实了当时出现了苏美尔人的内部集团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那种在乌鲁卡吉那时代之前和之后由于苏美尔的土地分裂成若干相互敌对的部分而产生的对各自所在城邦的忠诚感。

34 Bruno 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I，84.

35 一些不完整的迹象表明，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官僚政府第一次真正地发挥了作用。

36 Bruno 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I，116-127.

37 参见：Ignace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 61 ff.；Thorkild Jacobsen，“The Relative Roles of Technology and Litera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Old World Civilization，”Human Origins，selected readings for introductory general course in anthropology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2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p. 245-249.

38 也许不必强调法律机构通过国王的代理人直接参与个人和地方集团的事务而大大加强了遥远的中央政府的权力。而且，向国王的上诉权（无论是个人上诉还是以王室法官代表出面）能够使中央政权成为民众司法公正的最后裁决者，从而削弱了各种传统地方领导者的统治基础，那些地方领导者所施行的只是地方法和习惯法。然而难以确定的是，由汉谟拉比颁布的这部法典是否在实际法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所发现并解读出的相关法律程序似乎同该法典的条款并不一致。参见：Wilhelm Eilers，Die Gesetzesstele Chammurabis（Leipzig：J. C. Hinrichs，1932），pp. 8-9. 但是，使用其他的而非著名的汉谟拉比石柱上所记载的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在古巴比伦不存在统一的王室法律。

39 W. F. Leemans，The Old-Babylonian Merchant：His Business and Social Position［“Studia et Document ad Iura Orients Antiqui Pertinenta，”III（Leidon：E. J. Brill，1950)］，pp. 113-121 and passim.

40 W. F. Leemans在Foreign Trade in the Old-Babylonian Period一书中列举了一长串商品的名称，涉及好几个方面，其中包括许多再输出的项目，巴比伦商人对于这些再输出项目只起到了中介作用。

41 W. F. Leemans，The Old-Babylonian Merchant，pp. 49-69.

42 Karl Polyani力图给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关系下一个定义，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他的观点与本书所述并无冲突。以委托办理为基础，按垄断方式进行的长途贸易仍然是市场关系的一种形式：参与交换的各方必须都同意交换条件，无论等价原则如何计算，也不管它们是否紧紧地裹上了一层习惯或法律的外衣。我认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变化而“合理”波动不一定是市场关系的特征；而这里所说的“市场”也并不是指那种高度不稳定的关系。参见：Karl Polyani，“Marketless Trading in Hammurabi’s time，”in Karl Polyani et al.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pp. 12-26.

43 对这类文学作品的例析，包括《吉尔伽美什》和《创世记》的译文，参见：James B. Pritchard（e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p. 60-119.

44 英译文可参见：S. H. Langdon，Babylonian Wisdom（London：Luzac & Co.，1923），pp. 35-66.

45 英译文可参见：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p. 387-389.

46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讨论特别关注托基尔·雅各布森优美的评注，参见：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p. 187-199，223-131.

47 关于巴比伦的学校和巴比伦文化的“规范化”，参见：Adam Falkenstein，“Die babylonische Schule，”Saeculum，IV（1953），125-137；S. N. Kramer，“Schooldays：A Sumerian Composition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a Scrib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LXIX（1949），199-215；Adam Falkenstein und Wolfram von Soden，Sumerische und akkadische Hymnen und Gebete，pp. 15-16.

48 O. Neugebauer，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p. 19. 关于巴比伦的数学，参见：M. E. M. Bruins，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es mathématiques babylonienn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51）.

第3章 文明的传播：早期阶段

1 George G. Cameron，History of Early Ir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6），pp. 33-34；Clément Huart and Louis Delaporte，L’Iran antique（Paris：Albin Michel，1943），pp. 74 ff.

2 Kathleen M. Kenyon，“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Antiquity，XXX（1955），184-194；Kathleen M. Kenyon，Digging up Jericho（London：E. Benn，1957）.

3 Sergei P. Tolstow，Auf den Spuren der altchoresmischen Kultur（Berlin：Verlag Kultur & Fortschritt，1953），pp. 73-100.

4 前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式航船的岩刻已在瓦迪哈马马特（Wadi Hammamat）发现，这是一个干涸了的河谷，在上埃及和红海沿岸之间充当了一条天然通道。这种船可能不是直接来自苏美尔的。也许，有各种中介往返于阿拉伯和红海沿岸；但在他们本身已经受到苏美尔文明影响的情况下，就不会妨碍我们得出结论：苏美尔和埃及之间存在海运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的微弱和零星。参见：Helene J. Kantor，“The Early Relations of Egypt with Asia，”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I（1945），174-213；Helene J. Kantor，“Further Evidence for Early Mesopotamian Relations with Egypt，”ibid.，XI（1952），239-250. 苏美尔和埃及之间的陆上联系也不应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参见：W. F. Albright，“Syrien，Phönizien und Palästina，”in F. Valjavec（ed.），Historia Mundi，II，339.

5 尽管确切的年代尚不可知，但早期埃及的年代学还是要比美索不达米亚明确得多。为了方便起见，我采用了约翰·威尔逊（J. A. Wilson）所制年表中的一系列数据，见The Burden of Egy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 vii-viii.

6 Hermann Kee，Das alte Ágypten：eine kleine Landeskunde（Berlin：Akademic Verlag，1955），pp. 50-56.

7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流湍急。尽管木筏和小船能在河水水位既不高也不低的季节里顺河而下安全航行，但逆流而上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片广阔的冲积平原上，货物向北、向东、向西流通一般都采取陆上运输的方法，而且没有任何确切的路线。

8 在埃及的政治统一完成之前，它的水利设施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不能肯定；但有理由认为，水利设施的重要发展是在美尼斯征服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地方上的宗教政治制度依然很原始、不发达，也就容易理解了。参见：J.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 31. 古埃及所采用的灌溉方法与美索不达米亚所采用的方法有根本上的区别。埃及人一直到帝国时代才开挖人工河渠，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依靠尼罗河的自然泛滥。他们让洪水漫进坚固的堤坝后面，直到水把土地漫透，然后再让水流向下游。通过这种方式，土地盐渍化得以避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人）。这种“盆式”灌溉远远不需要像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多的挖掘工程，而且，尼罗河河水平缓而规律的涨落意味着水利维护工作是很轻松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农民有时间和人力去建造金字塔，因为在早期埃及的耕作条件下，每年在收割以后到尼罗河涨潮以前的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可干。与之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季节性劳动不是很紧张的时候，也总是有开挖渠道的工作要做。参见：Charles Singer（ed.），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I，535-555；Hermann Kees，Das alte Ágypten，p. 22.

9 参见：Ignace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 72-81，206-210，214-215. 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不懂得书写但却善于思考的人，在接触了有文字的文化之后，深思熟虑地创造出了一种与以往任何一种文字都没有联系的文字，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s）中，以及在非洲和西伯利亚（Siberia）的某些部落中，都存在着一些这种发明创造的例子。参见：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8），pp. 150-157，for particulars.

10 Somers Clarke and R. Engelbach，Ancient Egyptian Mason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p. 5-11 and passim. 石料建筑与泥砖建筑在技术上的巨大差别，在实践中迫使埃及人在下定了使用石料的决心后，立刻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模式中摆脱了出来。泥砖的尺寸一定要较小，以便让空气把它吹干；而把石块敲琢成规整的形状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力，因此，建筑用的石料越大就越有利，只要能搬得动（石块越大，相同体积的表面积比例就越小，这样，砌成一定高度的墙所需要切削的石块也就相对较少了）。建筑材料大小的差别还导致了另外一些结果：美索不达米亚建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通过曝光砖的各种不同表面来构成几何形状的装饰图案；然而，在使用大量尺寸大小参差不齐的大型石块时，这种做法就不可行了。但出现了其他的补偿形式，例如圆柱和过梁结构，这是泥砖建筑力所不能及的。

11 参见：Joachim Spiegel，Das Werden der altä gyptischen Hochkultur（Heidelberg：F. H. Kerle Verlag，1953），pp. 87-96.

12 Henri Frankfort力主埃及宗教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并视之为“神话诗人思想”的具体表现，参见他的著作：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pp. 16-22 and passim. 也可参见其另一本书中的有关章节：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41）.

13 Adolf Erman，Die Religion der Ágypter（Berlin a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 Co.，1934），pp. 88-96，作者提供了一个直接明确的释义；进一步解读参见John A. Wilson在Before Philosophy，pp. 59-70的论述；Henri Frankfort，Kingship and the Go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pp. 24-35；Hermann Junker，Pyramidenzeit：Das Wesen der altä gytischen Religion（Einsiedeln：Benziger Verlag，1949）.

14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p. 98-99.

15 参见：William C. Hayes，The Scepter of Egypt，Part I：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Harper & Bros.，1953），pp. 135-148.

16 在Adolf Erman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些文献的译文，见：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Aylward M. Blackman（trans.）（London：Methuen & Co.，1927），pp. 75-108.

17 参见：James Henry Breasted，The Dawn of Conscience（New York and London：Scribner’s Sons，1935），pp. 207 ff. 另一些学者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社会变革和阶级战争，但没有因此收回他们的赞叹。参见：Joachim Spiegel，Soziale und weltanschauliche Reformbewegungen im alten Ágypten（Heidelberg：F. H. Kerle Verlag，1950），pp. 7-56.

18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 124.

19 埃及的宗教传统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神话概念的迹象依稀可见于一些幸存的文献中。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是公元2世纪的人（那时埃及文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似乎是第一个记录了一则连贯神话的人，这个神话是关于奥西里斯、伊西丝和荷鲁斯的故事。近代人完全是通过普鲁塔克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它确实是了解埃及宗教某些部分（这些部分往往被假定为全部文明的虔诚核心）的途径，但难免迂回且不尽可靠。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只有当苏美尔语成了一种学术语言，而且它的意思必须加以解释才能被人理解时，他们才开始把宗教口头传说形诸文字。但是在埃及，没有类似的转机促使当地祭司将他们的宗教秘密记录下来。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p. 12-13.

20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p. 12-13.

21 参见：T. Eric Peet，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s of Egypt，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p. 17 and passim.

22 底比斯的征服与当初美尼斯的征服颇为相似，二者都来自南方，都来自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这两次的统一说明了边区的统治者在文明小邦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参见本书对阿卡德的萨尔贡所做的评论。

23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p. 112-137.

24 William C. Hayes，The Scepter of Egypt，Part I，p. 154.

25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吉尔伽美什》似乎要超过埃及遗留下的任何作品，不过，这是完全根据所能看到的译文而做的判断。

26 Stuart W.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 C.（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0），pp. 167，200-201.

27 R. E. M.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Supplementary Volu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3），pp. 8-14.

28 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一些印章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类型颇为相似，这使一些学者就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年代产生了争论。参见：Heinz Mode，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Westen（Basel：Benno Schwabe & Co.，1944），pp. 127-128. 但很难相信，像印度河地区那样精心建造的城市会兴起得那么早。像所讨论的印章这类物品，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了若干世纪后才作为有价值的古玩保存了下来；或者，它们可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个边缘地区传到摩亨佐—达罗的，过去的模式在这种边缘地区比在活跃的文化中心区保持得更久，存在到更晚的一些时候。

29 Heinz Mode，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pp. 86-87，128-138；R. E. M. Wheeler，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London：Thames & Hudson，1959），pp. 100-104.

30 哈拉帕遗址的很大一部分在19世纪因为取用铺设铁路而需要的道渣而遭到破坏，因此，整个城市的布局不是十分清晰，但看起来与摩亨佐—达罗很相似。

31 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街道弯曲、不规则，建筑也不整齐。参考华盛顿、堪培拉、巴西利亚的几何形城市布局与伦敦、巴黎、里斯本不规则的市容之间的鲜明对比。

32 埃及的文明区沿尼罗河延伸不超过600英里，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积平原尽管更加宽广，但不知为什么却没像埃及的文明区那般延展。参见：R. E. M.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pp. 2-3.

33 例如盔和盾，它们在公元前三千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就是标准的装备，但在印度河文明中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参见：R. E. M.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pp. 52-56.

34 参见：D. H. Gordon，The Pre-historic Background of Indian Culture（Bombay：N. M. Tripathi，Ltd.，1958），p. 69. 虽然如D. H. Gordon所说，有人否定哈拉帕出土的两个断头缺臂裸体石像的可靠性，认为它们是属于时间上晚得多的佛教作品，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而被埋在了较深的地层当中，但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神情呆滞的“肖像”人头和青铜舞女修长优雅的体态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惊人的差别。

35 参见：R. E. M.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p. 91谨慎的评论。

36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pp. 208-221指出，在印度河文明的最后阶段，源自俾路支的文化特性有所增加。

37 学者们认为，《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梵文文献资料总集。

38 R. C. Majumdar（ed.），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London：Allen & Unwin，Ltd.，1951），pp. 225-228，360.

39 对于《梨俱吠陀》中相关段落的解读是有争议的。一些印度学者认为，有争议的这些词语仅仅是谴责土著居民的过度淫欲，而不涉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参见：R. C. 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p. 187.

40 参见：V. Gordon Childe，The Aryans：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26），I，80-81；Louis Renou and Jean Filliozat，L’Inde classique：Manuel des études indienes（Paris：Payot，1947），p. 156；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An Historical Sketch（London：Edward Arnold & Co.，1921），I，60-61. James Hope Moulton，Early Religious Poetry of Per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1），pp. 37，44-45，从中东山区向北进入大草原的商人和冶金匠一定教给原始的印欧语系居民很多东西，例如，印欧语中铜的术语就源自苏美尔。一些宗教和物质的知识必然也是从苏美尔那里学来的，毕竟那里的文化要比草原民族的文化先进一些，而印欧语系众神和美索不达米亚众神之间如此的相似也绝非偶然。后来的穆罕默德（Mohammed）借鉴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在经商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

41 参见美洲土著祭司和首领受到西班牙士兵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压制或强迫其改变信仰时美洲印第安文明的结局。

如果尼罗河流域受到宗教上怀有敌意的蛮族控制，而这时法老家族又是埃及高层文化的唯一承续者，那么，类似的破坏也可能压倒埃及文明。但当喜克索斯人确实控制了埃及，祭司和神庙受到蛮族人玷污之时，一个微弱却至关重要的中间阶层——抄写员和贵族（即地方上的权贵和土地占有者）与王室及祭司集团一起承担了维护埃及文化传统的任务。这些抄写员和贵族之所以能在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下幸存下来，是因为后者要利用他们来收税和管理村庄。他们的幸存意味着古埃及文化传统的幸存，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底比斯的统治者，一个地方权贵，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反抗喜克索斯人的起义，恢复了埃及文明的传统形式。这方面还可以同蛮族征服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现，以及蒙古人统治下俄罗斯文化的复兴做比较。因此，如果我们假定，印度河社会稍微落后于埃及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始终是按照类似埃及古王国那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直到雅利安人入侵，那么印度河的高度文化传统未被保存下来的原因也就容易理解了。

42 也就是说，直到土地短缺取代了早先技术因素对于生产力的限制，成了食品供应不足的首要原因。

43 例如，早期拉丁姆（Latium）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火山灰形成的土壤特别肥沃。参见：Tenney Frank，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2d rev. ed.；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1927），pp. 1-12.

44 可以想象，犁耕的传播确实是贵族统治者提倡和促进的结果，因为这样装备起来的农民对他们的主人来说更有价值。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

45 关于萨尔贡征服扩张的真正范围，各种说法很不肯定。参见：Sidney Smith，Early History of Assyria to 1000 B. C.（London：Chatto & Windus，1928），pp. 80-94.

46 关于农民含义的令人兴奋的讨论，参见：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and Robert Redfield，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3）.

47 赫梯铭文保存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50年—前1950年）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一些特征。这说明，小亚细亚的土著居民从那个时代美索不达米亚抄写员那儿学会了文字。

48 关于赫梯文明背景和起源的综述以下列著作为依据：O. R. Gurney，The Hittite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4）；Margarete Riemschneider，Die Welt der Hethiter（Stuttgart：Gustav Klipper Verlag，1954）；Eugène Cavaignac，Le Problème Hittite（Paris：Librairie Ernest Leroux，1936）.

49 阿拉伯南部各民族似乎也是如此，参见：Carl Rathjens，“Die Weihrauchstrasse in Arabien，”Tribus：Jahrbuch des Lindenmuseums，N. F. II/III（1952-53），290-295；Richard Le Baron Bowen，Jr.，and Frank P. Albright，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South Arabia（Baltimore，Md.：John Hopkins Press，1958），p. 87.

50 Carl W. Blegen et al.，Troy（Princeton，N. 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Vol. I，Part I，pp. 41，204-213.

51 J. D. S. Pendlebury，The Archaeology of Crete：An Introduction（London：Methuen & Co.，1939），p. 53. Sir Arthur Evans，The Palace of Minos（London：Macmillan & Co.，1921），I，66. 两位作者都认为，在早期米诺斯文化I期之初，克里特岛上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埃及人的居民点。这两部著作都为笔者论述米诺斯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52 因为岛上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以克里特在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来此殖民之前可能一直是无人居住的。

53 有一种有趣的设想（我想它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认为克里特和印度河的自然主义艺术形式都源于一种发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或者至少是前文明时代的“彩陶”文化，这种“彩陶”文化比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出现还要早若干世纪。参见：Heinz Mode，Die indischen Frühkulturen，pp. 137-138 and passim. Mode成功地指出，印度河与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基调和宗教象征颇为相似。母神、双面斧、蛇和公牛也见于印度河的艺术。从印度河流域发现的一些雕像的自然主义与克里特的自然主义十分相似，而且至少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惊人地表明，它早于希腊古典风格。不过，这个残缺不全的雕像（见边码87页左图）的可靠性尚有争议。

54 在远离克里特的撒丁岛（Sardinia）上也发现了米诺斯文化的遗物，其规模表明，在那个遥远的岛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无疑是闻名于整个古代的撒丁岛铜矿把商人们吸引到了这里。参见：C. F. C. Hawkes，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London：Methuen & Co.，1940），p. 156.

55 Thucydides，I，4.

56 Martin P. Nilsson，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 and Its Survival in Greek Religion（2d rev. ed.；Lund：C. W. K. Gleerup，1950）.

57 对米诺斯文化线形文字乙（Linear B）的解读表明，它是用来记载古代希腊语的，证明在米诺斯文化盛期的最后阶段，说希腊语的统治者已经控制了各个城市。他们没有破坏文明，甚至没有在非文字的考古学遗物中留下任何他们曾经存在过的明显踪迹。参见：Michael Ventris and John Chadwick，“Evidence for Greek Dialect in the Mycenaean Archive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LXXIII（1953），84-103；John Chadwick，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58 Themistocles Zammit，Prehistoric Malta：The Tarxjea Temp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John Davis Evans，Malta（London：Thames & Hudson，1959）.

59 Dominick Josef Wölfe，“Die kanarischen Inseln，die westafrikanischen Hochkulturen und das alte Mittelmeer，”Paideuma，IV（1950），pp. 231-253；Leonardo Torriani，Die kanarischen Inseln und ihre Urbewohner，übersetzt von Dominick Wölfel（Leipzig：K. F. Koehler Verlag，1940）.

60 也有可能，巨石文化宗教的传教士把当地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采矿（或伐木），并参与长途贸易，因为尽管巨石墓葬内本身没有发现金属物品——宗教保守主义也许把金属排除在来世之外——但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的巨石建筑都集中在那些蕴藏着铜、锡、金矿或其他珍贵物资（如琥珀）的地方。

61 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杰出人物才能了解巨石文化宗教和学问的奥秘。无论如何，当地陶器风格的延续证明，巨石文化观念和实践的扩展对日常生活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

62 参见：Alphonse Riesenfeld，The Megalithic Culture of Melanesia（Leiden：E. J. Brill，1950）；Robert Heine-Geldern，“Die Megalithen Südostasiens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Klärung der Megalithenfrage in Europa und Polynesien，”Anthropos，XXIII（1928），276-315；K. P. Srinivasan and N. R. Banerjee，“Survey of South Indian Megaliths，”Ancient India，IX（1953），103-115；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Altindien，”in Fritz Valjavec（ed.），Historia Mun di，II，490-492. 在创造亚洲巨石文化方面，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体系在起作用。参见：R. E. M. Wheeler，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pp. 150-169.

63 东非或阿拉伯南部大概就是巨石建筑者在这一长时间段内旅居的地方。可能与获得铁器有关的一些宗教动荡或造船技术的改进，也许可以解释巨石文化为什么重新开始扩张，为什么这次的扩张可以横渡大洋，以及为什么这次扩张不仅仅是通过沿海航行的方式。关于巨石文化的问题，除了以上分别征引的书目之外，我还参阅了以下著作：C. F. C. Hawkes，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pp. 159 ff.；V. Gordon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4th ed.；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47），pp. 208-218，293-311，316-320；C. Daryll Forde，“Early Cultures of Atlantic Europe，”American Anthropologist，XXXII（1930），19-100；Ernst Sprockhoff，Die nordische Megalithkultur（Berlin and Leipzig：Walther de Gruyter & Co.，1938），pp. 150-153；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J. Fleure，The Way of the Se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9），pp. 29-42. 如对重构巨石文化的宗教观念感兴趣，可参见：Hermann Baumann，Das doppelte Geschlecht：Ethnologische Studien zur Bisexualität in Ritus und Mythos（Berlin：Dietrich Reimer，1955）；and Horst Kirchner，Die Menhire in Mitteleuropa und der Menhirgedanke（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55）.

64 参见：Ernst Herzfeld，Iran in the Ancient East（New York 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p. 156-161；R. J. Forbes，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E. J. Brill，1950），pp. 69-73.

65 C. F. C. Hawkes，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pp. 221-222；V. Gordon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pp. 148-158.

66 Harold Peake and Herbert John Fleure，Merchant Venturers in Bronz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pp. 37-40；C. F. C. Hawkes，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pp. 314-316；V. Gordon Childe，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pp. 321-329. 对英国西南部巨石阵发现的一小块被认为是“早期”的木炭所做的C14分析，得出的年代为公元前1714±275年。这个结论同我们的假设颇为一致。

67 除比利牛斯山脉的巴士克峡谷之外。

68 Karl 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letin XXIII（1951），142-143；Ernst Herzfeld，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r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pp. 6-9.

69 Franz Hancˇar，Das Pferd in prähistorischer und früher historischer Zeit（Wiener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und Linguistik），XI（1955），pp. 542-544 and Table 12.

70 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遗物中可以看出车轮从实心到有辐条的逐步演变，但轻便灵活的二轮战车的出现则相当突然。有理由认为，唯有当马车用于战争的可能性被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区拥有马匹的军事贵族发现时，解决速度和灵活性这一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正好可以让技艺娴熟的制轮匠设计出一种运载战士而不是货物的工具。参见：Franz Hancˇar，Das Pferd in prähistorischer und früher historischer Zeit，pp. 548-551；Joseph Wiesner，Fahren und Reiten in Alteuropa und im alten Orient（Der alte Orient，Band 38；Leipzig：1939），pp. 19-22. Richard LeFèvre de Noëttes，L’Atellage et le chevai de selle à travers les âges（Paris：Editions A. Picard，1931），pp. 21-35.

71 有些不太可靠的证据表明，这种复式弩弓早在纳拉姆辛时代（约公元前2300年左右）就已为人所知了。参见：Hans Bonnet，Die Waffen der Völker des alten Orients（Leipzig：J. C. Hinrichs，1926），pp. 138-139；W. F. Albright“Mitannian Maryannu，‘Chariot-Warrior’and the Canaanite and Egyptian Equivalents，”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I（1930-1931），219. 另一方面，这种复式弩弓在蒙古的猎人中似乎很早就通用了，那里缺乏合适的木料，因而发明了用骨和腱来加固弩弓似乎是相当可能的。参见：Karl Jettmar，“Hunnen und Hsiung-Nu-ein archäologisches Problem，”Archiv für Völkerkund，VI/VII（1951-1952），174-175. 无论如何，大规模使用复式弩弓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中东确实是一件新事物，而且是随着战车兵一起出现的。

72 W. F. Albright，“Mitannian Maryannu”，p. 219.

73 在瑞典南部发现的战车岩刻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参见：Charles Singer（ed.），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P. 722. 当战车渗入欧洲时，弩弓以及以弩弓为基础的战术却没有与新的战争武器一同传入。相反，荷马时代的英雄以及后来与之极为相似的凯尔特人作战时使用矛和其他肉搏武器，而且往往是从马车上下来步战的。荷马笔下所描写的射箭活动确实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只有像特洛伊的帕里斯（Paris）这种品德有问题的英雄才会迷恋此道。可以肯定，战车是经由小亚细亚传播到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参见：Wiesner，Fahren und Reiten，pp. 34-35. 看来，战车在古代世界获得的巨大声誉导致欧洲大陆的战士采用了它，但他们没有同时调整其原有的武器和战斗规范来充分利用战车的机动优势。荷马的战术是荒谬的，他的战车除了做点儿装饰外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但他对迈锡尼战争的记载未必违背史实。武士们习惯于短兵相接的战斗，习惯于遵守那种要求个人挺身而出的决斗惯例，正如荷马所说，他们把强大的亚洲武器当作个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实际上只是为了来去战场方便之用。

74 Karl Jettmar，“Archäologische Spuren von Indogermanen in Zentralasien，”Paideuma，V（1950-1954），237-239，参见：also Roman Ghirshman’s summary of S. V. Kisselev，Drevniaia Istoria Iuzhnoi Sibiri（2d ed.；Moscow，1951），“Histoire ancienne de la Sibérie du sud，”in Artibus Asiae，XIV（1951），169-189.

75 Folke Bergman对1934年以前所做的历次考察结果做出了恰当的总结，还列出了一份有关新发现的目录，参见：Folke 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Stockholm：Bokförlags Aktienbolaget Thule，1939）. 我没有找到时间上更新的著作。

76 Herrlee Glessner Creel，The Birth of China（London：Jonathan Cape，Ltd.，1936），pp. 141-157；H. G. Creel，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Baltimore，Md.：Waverly Press，1937），pp. 133-254；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Shang China（Cambridge：W. Heffer & Sons，1960），pp. 243-249.

77 在商都安阳发现的艺术品和陶器也提供了虽然孤立但却相当准确的线索，表明该地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区有所联系，尽管其主要传统是独立发展的。参见：Li Chi，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7），pp. 25-29.

78 总的来说，如果把印度河文明的毁灭归因于雅利安人，则需要将其入侵的年代假定为更早；但《梨俱吠陀》（Rig Veda）与《阿维斯塔》（the Avesta）之间极其相似的语言似乎又说明，雅利安人离开伊朗的时间较晚。如果假定英雄史诗始于最早的入侵浪潮，后来的征服者们又把它们改成自己的方言，并且与其他较晚的宗教文献混合而产生《梨俱吠陀》，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4章 中东世界性文明的兴起（公元前1700—前500年）

1 参阅：T. Säve-Söderbergh，“The Hyksos Rule in Egypt，”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XXXVI（1951），pp. 53-71；Robert M. Engberg，The Hyksos Reconsider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E. A. Speiser，“Ethnic Movements in the Near Eas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Annu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XIII（1931-1932），13-54；Ignace J. Gelb，Hurrians and Subar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Albrecht Götze，Hethiter，Churriter und Assyrer（Oslo：H. Aschehoug & Co.，1936）；Theodore Burton-Brown，Early Mediterranean Migration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9），pp. 63-76. 把我们所推测的公元前1700年至前1400年间印欧语部族的作用与公元900年至1200年间诺曼人（Normans）在欧洲史上的众所周知的作用加以比较，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把明显的作战才能与同样明显的文化适应性结合起来了。

2 R. J. Forbes，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E. J. Brill，1950），pp. 418-419. 铁器制作技术在根本上不同于青铜器。这种新的金属不能像青铜器那样浇铸，否则只能得到脆弱无用的产品。它必须被烧得通红，经过反复捶打和淬火，才能制造出合用的刀剑。另外，如果要使最后的产品在硬度和韧性上能与青铜器媲美，即至少是生产出一种半钢，那就需要进行渗碳处理。其方法是让半熔化的铁直接与燃料（木炭，这是一种很纯净的碳）相接触。这与在熔罐里熔化铜和锡，然后把这种金属液体注入模型中的方法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现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冶金技术。R. J. Forbes，Metallurgy in Antiquity，pp. 404-414.

3 Cyril Smith教授认为（1961年12月口头提出），冶铁业在这些世纪里迅速扩展，是由于采用了渗碳技术（但未被理解），古代的铁匠能靠这种技术控制金属渗碳的总量，从而生产出在硬度和韧性上同青铜器一样，甚至更好的规格一致的钢制品。也许，正因为用木炭作为冶铁的标准燃料，才提供了这样一种经过改革的标准化产品？

4 V.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43），pp. 175-176.

5 关于埃及的军队可参阅：Adolf Erman，Aegypten und aegyptisches Leben im Altertum，Neu bearbeitet von Hermann Ranke（Tübingen：J. C. B. Mohr Verlag，1923），pp. 649-657；George Steindorff and Keith C. Seele，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rev.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 90-93.

6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 239-254，258-260，274.

7 波斯的军事组织几乎完全是以亚述为原型的。波斯军队像亚述人一样组织成十进制单位，有规则地从十人一队进到六万人的军团，所有较大的单位都有波斯军官统帅指挥。波斯国王掌握着比亚述更多的被征服民族，可以随时把他们征集入伍。参见希罗多德所列举的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在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时的兵员细目（《历史》，第7卷，第60—88页），它是以波斯的官方资料为依据的。就某一方面来说，波斯人超过亚述，因为他们征集埃及、腓尼基（Phoenician）和希腊的船只和水手组成了一支海军。波斯人所掌握的军队人数比亚述多得多，因此能把他们的征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关于波斯的军队设置，可参阅：A. T. 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pp. 237-247；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Ⅳ，270-276.

8 关于亚述人的军事组织，可参阅：Bruno 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Heidelberg：Carl Winter，1920），I，89-114；Johannes Hunger，Heerwesen und Krisgsführung der Assyrer auf der Höhe ihrer Macht（Leipzig：J. C. Hinrichs，1911）。步兵作为军队作战的主力，其地位的重新确立明显地为一种更民主的政府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但只有位于东方世界边缘的希腊人得以在这个方向上改造他们的制度。而在东方世界本身，君主专制和官僚传统太强大，战斗兵种的改变未能撼动其基础，到公元前一千纪初，由于铁器的采用而渐趋式微。

9 Bruno 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I，127-129.

10 对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发展形势的分析，参阅：Albrecht Götze，Hethiter，Churriter und Assyrer，pp. 101-112 and passim.

11 参见：J. A. Wilson，Burden of Egypt，pp. 181-185；Steindorff and Seele，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pp. 103-105.

12 铁矿的丰富蕴藏也大大促进了政治地方主义的重新抬头，使少数战略垄断者无法控制金属贸易。当人们不得不到极其遥远的地方去寻找锡矿时，国王和贵族比较容易控制那些输入这种珍贵金属的商人。但当大量金属资源在一个小得多的范围内分布时，甚至连中东那些本身没有铁矿的地区，金属贸易也同军事行动一起走向民主化了。当地的部落和农民不再服从于贵族的恐吓，因为现在他们的武器几乎不比贵族的军队差。而且，大的地域国家也无法兴起，因为当地居民中一些比较小的集体也都能用大体上相等的武器装备自己并抵抗他们。参阅：Fritz M. Heichelheim，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Leiden：A. W. Sijthoff，1938），I，205-207.

13 W. F. Albright，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1940），pp. 214-217.

14 参见《士师记》（Judges）1：19，“主与犹大同在，他占有了山地，但未能把居民赶出平原，因为他们有铁车”。

15 《撒母耳记下》（II Samuel），24：1-10。

16 《撒母耳记下》，12：1-13。

17 上述关于亚述人管理体制的论述以下列著作为依据：Meissner，Babylonien und Assyrien，I，130-146；A. T. Olmtead，A History of Assyria（New York and London：Scribner’s Sons，1923），pp. 606-611；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Ⅲ，92-99，108.

18 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对埃及宗教感情的蔑视几乎激起了该省的叛乱，这时，他在他父亲的宗教宽容政策中才发现了隐藏的烦恼。但他的夭亡使波斯人的帝国利益与埃及人的排外情绪之间的冲突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19 关于波斯人的管理体制，可参阅：A. T. 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p. 119-134，185-194；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V，184-201.

20 我们所熟悉的欧洲风格的铸币首先发明于吕底亚（Lydia），时间可能是公元前7世纪；但在此之前很久，巴比伦和亚述早就将金属铸成标准的重量，有时还铸上记号说明其重量和纯度。在汉谟拉比时代，银“谢克尔”（Shekels）已普遍作为计算价值的标准单位，尽管一些旧的单位如“门”（gurs of barley）仍在使用。在亚述时代，标准重量的金属货币已被广泛使用。铜也和银一样被铸成较小的价值单位，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小规模的地方性交换。除了吕底亚铸币呈圆盘形以及亚述国家显然没有垄断货币铸造之外，亚述、后期吕底亚、希腊和波斯的货币之间似乎没有重大的区别。参阅：A. T. Olmstead，History of Assyria，pp. 536-538.

21 例如：《阿摩司书》（Amos），2：6-8；8：4-6。

22 A. T. Olmstead，History of Assyria，pp. 510-24；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II，98-99.

23 有一艘腓尼基船甚至可能在大约公元前600年绕航了非洲。参见：Herodotus，IV，42. 泰尔的紫红色燃料的布是腓尼基的主要出口商品，一起出口的还有其他奢侈品，如酒、青铜艺术品和玻璃器皿。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输入的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奴隶。G. Contenau，La Civilisation Phenicienne（Paris：Payot，1926），pp. 298-308.

24 J. A. Wilson，Burden of Egypt，pp. 204-205.

25 保存在《梨俱吠陀》中的少量资料似乎包含着某种有关海船以及同远方大陆进行贸易的信息，但这种贸易大概数量很少而且不太重要。参见：R. C. Majumdar（ed.），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London：Allen & Unwin，Ltd.，1951），pp. 396-397. 我们不应该忘记公元前一千纪中在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上出现的一种传播很广的“巨石文化”，这种文化影响所及，包括了印度南部、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的某些岛屿，甚至远达北方的日本。参见本书边码第98-102。

26 一个名叫塞拉克斯（Scylax）的希腊船长被大流士一世派去探索印度河以及联结印度河和他的其他领土的海上航道。这位伟大的国王还认为值得花力气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挖掘一条运河，以便船只从地中海经运河直达南部海洋。这些努力促成了多少贸易还不清楚。但至少，大流士一世的运河不久就淤塞了。而且据报道，尽管印度有城市，但它们可能是宗教和行政中心，而不是工商业中心。参见：A. T. 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p. 144-147.

27 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骆驼就成为普通的牲畜运输工具了，从而大大增加了沙漠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而使贸易和好战集团都有可能越过本来难以克服的地理障碍，特别是阿拉伯的北部和中部。骆驼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就被少量地驯养了，但直到1000年以后，这种倔强的牲畜才变得普遍，对人类社会产生相当重要的作用。参见：Joseph P. Free，“Abraham’s Camels”，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Ⅲ（1944），187-193；Reinhard Walz，“Zum Problem des zeitpunkts der Domestikation der altweltlichen Cameliden，”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CI（1951），29-51；Reinhard Walz，“Neue Untersuchungen Zum Domestikationsproblem der altweltlichen Cameliden，”loc. Cit.，CIV（1954），47-50.

28 参阅：Adam Falkenstein and Wolfram von Soden，Sumerische und akkadische Hymnen und Gebete（Zürich：Artemis Verlag，1953），pp. 16-18.

29 Henri Frankfort，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4），pp. 62-64.

30 在这方面，祭司们仿效了在汉谟拉比时代及以前皇家法官所树立的榜样。当皇家司法权不再仅仅涉及集团，同时也适用于个人时，皇家政府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就大大增强了。从酬金和罚款得来的收入也相应增加。同样的考虑也完全适用于祭司职能向私人范围的扩展：随着祭司在人们行动和思想中的权威性的提高，他们的收入来源也因为私人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导所付的费用和额外报酬而扩大了。

31 该诗的译文见于James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p. 438-440。还可参阅第二首诗，那里描写一个奴隶怂恿他的主人用拒献牲畜来“教神像狗一样地跟在你后面跑！”。（同上）

32 与邻近地区的贸易使埃及人接触到那些在文化发展上明显落后于他们的民族。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也许是个例外，但如果这种贸易在公元前2100年后大部分由克里特商船经营（看来可能如此），那么埃及人从克里特岛上也许很少能学到并带回他们的文化成就。

33 埃赫那吞试图恢复古王国时期的信念，即认为人死后的生命有赖于法老的恩赐，舍此而外，别无他法。整个阿吞运动也许开始于重申和改革古代对希拉波利斯（Helipolitan）的太阳神拉（Re）的崇拜。如果是这样，被称为转向古代纯洁性的行动就证明对最近的过去的激烈背离是正当的。因此，正如在欧洲改革的后期阶段一样，革命支持拟古主义实际上更是为了抵制现实。

34 埃赫那吞在位时没有爆发叛乱，甚至帝国边境的军事灾难也没有在埃及国内引起有效的抗议。这种消极的态度让保守派尤其痛苦，因为一个极大的讽刺是，在一个普遍倾向于服从神的化身的社会中，遭受批判的旧的虔诚只有服从法老才能得到支持！

35 太阳崇拜早就存在于埃及，希拉波利斯的太阳神拉的祭司们还知道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像底比斯的阿蒙那样重要的神甚至不为人所知。这些事实也许有助于阿吞教的发动，而且为人们了解真神的崇拜是如何被引导进行的提供了线索。

36 把宇宙间的最高权力归于一个神，在帝国时代的另外几首埃及颂诗中也可以见到。宗教上不同信仰结合的捷径（或许是乐意奉行一神崇拜的自然倾向）导致人们把阿蒙—拉神（Amon-Re）或其他某个神的权力提到包容整个世界的高度，但这没有必要，甚至不可能意味着其他神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不同时拥有管辖权和别的权力。由于否定除阿吞和法老以外其他一切事物的神性，阿吞教同埃及其他宗教以往所做的相比，也许朝着一神教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但“一神教”这个词，如果取其字面意义，即只存在一个神，那么很容易在埃赫那吞的异教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帝国时期的宗教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表达。这类文献的实例可参阅普里查德的《古代近东文献》第365-369页（J.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p. 365-369）。《阿吞颂诗》的译文也见于该书第370-372页。

37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pp. 206-208.

38 大批新的石匠被派去凿掉他们所能发现的阿吞的名字，就像早先阿蒙的名字被除掉一样。埃赫那吞的宫殿和神庙被破坏了，他建立的新城市也被抛弃了，而且从未再用。这倒给考古学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他们在埃赫那吞曾经建都的泰勒阿马尔奈开始挖掘时，他们所找到的是一个保存得相当完好的遗址。

39 参阅：J.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p. 34-36，380-381.

40 参见下面这本书所收集的相关照片：Margarete Riemschneider，Die Welt der Hethiter（Stuttgart：Gustav Killper Verlag，1954）.

41 译文可参阅普里查德的《古代近东文献》第120-128页（J.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p. 120-128）。

42 参见：Albrecht Götze，Hethiter，Churriter und Assyrer，pp. 183-185.

43 参见：Henri Frankfort，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p. 139-163.

44 现代学者对乌伽里特发现的泥版铭文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为迦南生殖崇拜的本质提供了最完整——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见证。这个宗教在后来几个世纪内曾同希伯来人中的耶和华崇拜展开竞争。有关译文参见：J. B. 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pp. 129-155；and Cyrus H. Gordon，Ugaritic Literature：A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 of the Poetic and Prose Texts（Rome：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1949）。有关讨论参见G. A. S. Kapelrud，Baal in the Ras Shamra Texts（Copenhagen：G. E. C. Gad，1952）。

45 30个符号可以同现在的字母表一样容易掌握，唯一的区别是元音不直接标出，而必须靠读者从自己的语言知识中体会。这并不比理解古怪的英文拼写困难更多。

在更远的地区——埃兰（Elam）、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文字也在向简化的方向发展，许多表义符号逐渐消失而主要依靠音节符号。只有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中心地区，复杂的文字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参见：Ignace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 120-147。有些学者力图论定最早的“原始闪米特字母文字”创造的确切地点和时间，但他们的推测还缺乏说服力。参见：David Diringer，“Problems of the Present Day on the Origin of the Phoenician Alphabet，”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Ⅳ（1957），40-58。迪林格（Diringer）认为，喜克索斯时代（公元前1730—前1580年）的巴勒斯坦或叙利亚最可能是闪米特字母文字的发源地。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些闪米特文字是字母文字。这个观点在盖尔布写的《文字研究》（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一书中已经受到挑战。盖尔布认为，它们实际上是音节文字，真正的字母文字首先由希腊人创造。参见：Marcel Cohen，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8），I，138-143.

46 直到公元1世纪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还在使用，但在此之前很久，体积较小但较易腐烂的材料甚至在美索不达米亚本地也已经占了优势，而且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完全取代了刻写的楔形文字。

47 Stephen R. K. Glanville，The Legacy of Egypt（Oxford：Clarendon Press，1942），p. 137.

48 W. F. Albright，From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pp. 192-193.

49 来自其他艺术传统的主题——例如以埃及有翼的太阳光环作为神性的标记——偶尔也被使用，尽管它们已经完全融入了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现实主义的风格之中。以上有关亚述艺术的评论，主要以亨利·弗兰克福特（Henri Frankfort，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p. 65-105）以及我本人的看法为依据。

50 Henri Frankfort，Kingship and the Go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pp. 253-255.

51 在帝国时代，阿舒尔崇拜与马都克崇拜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前者很明显是在模仿巴比伦尼亚的崇拜。

52 珍奇动物是尼布甲尼撒时代中楣刻画的主要对象。它们同作品中的一系列祭司特征一样，似乎完全渗透着古代苏美尔精神。

53 这些圆柱可能代表了从当地原始建筑技术所使用的木柱向石柱的转变。

54 Henri Frankfort，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p. 215-33.

55 Jack Finegan，The Archaeology of World Religions（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 75-76，110，113. 《阿维斯塔》的其余部分起源较晚；整个诗集演变为现在这种形式发生在波斯历史上的帕提亚王朝（Parthian，公元前250年—公元229年），特别是在萨珊王朝时期（Sassanian，公元229年—651年）。

56 James Hope Moulton，Early Religious Poetry of Persia（Cambridge，1911），pp. 80-85. 《加塔斯》的英译文可参见：J. H. Moulton，Early Zoroastrianism（London：Williams & Norgate，1913），pp. 344-390.

57 参阅本书边码第98—102页关于巨石宗教的可能性特征的讨论。

58 大体上看，类似的宗教观念可能为许多印欧语部落所共有，它们或许是由于同古代苏美尔众神直接接触而从原始宗教的某种早期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古代苏美尔的暴风雨神、太阳神和天空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揭示雅利安人、希腊人和其他印欧语部落中诸神的相似性。

59 爱德华·迈耶尔（Eduard Meyer）把“农业的”这个形容词应用于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显然，这位先知对那些时常劫掠伊朗东部边区（琐罗亚斯德也许在这些地方住过）定居社群的游牧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琐罗亚斯德有时似乎确实把游牧入侵者与邪恶相提并论。参见：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Stuttgart：J. C. Cotta，1910），III，101.

60 Yasna，43：11.

61 Yasna，45：5-7. 这段话及以下引文摘自摩尔登《早期琐罗亚斯德教》（Moulton，Early Zoroastrianism，pp. 344 ff.）一书中所收的《加塔斯》译文。

62 Yasna，31：7-8.

63 例如，在琐罗亚斯德的一首诗中，牛精祈求马兹达保护世界上的牛不受人类和魔鬼的暴力虐待。马兹达指示琐罗亚斯德以他的说教纠正人们使牛精遭受苦难的错误。牛精起初不满意于“这个软弱之人的无效言辞……我所希望的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但是，当琐罗亚斯德为改善牛的住所和保障牛的安宁做祈祷时，牛精得到了安慰：“呵，阿胡拉，现在该是我们来帮助了：我们将为属于你的那些人效劳。”《亚斯纳》，29：1-11。这也许可以解释为琐罗亚斯德对他的使命观的一种隐喻性表达：保护爱好和平的农民和他们的牲畜不受游牧部落的抢劫。然而，《加塔斯》中的这一类章节似乎是对遥远的过去的一种回响，因为牛精使人联想到了旧石器艺术中的一种动物精灵。

64 例如：Yasna，32：12，44：20。

65 在彻底摈弃旧的信仰，以及其他某些思想——例如他们借以设想服从阿胡拉·马兹达而得到报偿的那些外在物质形式——方面，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十分相似。

66 Yasna，31：3。

67 琐罗亚斯德的教义肯定形成于公元前522年大流士一世即位之前，因为大流士一世的早期铭文以明白无误的形式重复了琐罗亚斯德所说的话。这为琐罗亚斯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确定的时间下限（terminus ante quem），但也仅此而已。

68 这一过程可以同基督教传统内部基督学和圣母玛利亚崇拜的发展做比较。

69 除了以上所引各书之外，关于琐罗亚斯德教，我还参考了下列著作：Ernst Herzfeld，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r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pp. 40-43；Ernst Herzfeld，Zoroaster and His World（2 vols.；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7）；H. S. Nyberg，Die Religionen des alten Iran（Leipzig：J. C. Hinrichs，1938）；A. T. 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V，205-221；Maneckji N. Dhalla，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R. C. Zaehner，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1）.

70 参见：J. H. Moulton，Early Zoroastrianism，pp. 286-331；W. F. Albright，From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pp. 275-280.

71 这个年代以圣经系谱学的推算为依据。

72 参见：Leonard C. Woolley，Abraham：Recent Discoveries and Hebrew Origins（New York：Scribner’s Sons，1936）；Jack Finegan，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The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 of Hebrew-Christian Religion（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p. 57-61. 亚伯拉罕远离乌尔的时间，根据圣经系谱学的推算，与乌尔第三王朝的终结正相一致。这种巧合使《圣经》故事看起来好像非常真实。

73 Exodus，18：13-20：17；24：1-8。当然，《圣经》中叙述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体，编纂者把各种彼此歧异的传统和文字记载巧妙地拼凑到了一起。我并不是说《出埃及记》中的十诫（20：2-17）精确地再现了摩西的律法，尽管这是可能的。可以肯定，穿插在第18章和24章之间的《摩西法律》，其大部分产生得相当晚，反映了希伯来人已经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的那个时代。

摩西是不是一神论者，即他是否教导说耶和华是唯一真实的上帝，其他所有的神都是虚假的偶像；或者，摩西的宗教在其早期阶段是否仅仅宣称耶和华是被他的约民崇拜的唯一上帝，既保护他们，又审判他们，就像别的神只监督、管理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一样——这是一个相当困难而且众说纷纭的问题。奥尔布赖特提出的意见似乎颇有说服力，尽管远非结论性的（W. F. Albright，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Baltimore，Md.，1946］，pp. 117-118）。奥尔布赖特指出，摩西也许是在接触了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宗教思想之后，才构想出这么一个唯一的、普遍的上帝来统治所有的民族。这肯定是埃及宗教的表达方式在帝国时代已经采取的一个发展方向。后来，随着青铜器时代的世界主义让位于铁器时代的地方主义，相距遥远的地区和民族间的大规模交换在公元前12世纪和11世纪中叶趋于衰落，这时，奥尔布赖特认为，这种世界主义的宗教观点黯然失色了，并且基本上被这样一种思想所代替：耶和华，即以色列人的上帝，仅仅是其他民族神中的一个，每个神都只照看他自己的那个民族。根据这个假说，公元前8世纪和后来几个世纪的希伯来先知对一神论的明确重申只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国际交往和政治活动再一次唤起了强大的帝国，并使不同民族的相互接触日益密切，以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被看成是与其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及所作所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74 根据这个假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摩西的上帝之间最初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联系。保存在《旧约全书》头几卷中的那些族长的故事，也许是对在没有到过埃及的希伯来人中流行的那些传说所做的改编和重释，其目的是要使这些故事同摩西宗教的天启权威一致起来。

75 大卫也许主要根据以前存在的耶布斯人（Jebusite）和其他外国人的模式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建立起王室崇拜，作为他自己与耶和华的个人关系的补充。参见：Ivan Engnell，Studies in Divine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Uppsala：Almqvist & Wiksell Boktryckeri，A. B.，1943），pp. 173-177；and H. H. Rowley（ed.），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1），pp. 189-200，294.

76 《列王记上》（I Kings），11：8。

77 当所罗门着手为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神庙的时候，他没有本地的传统可资依靠，因此引进了腓尼基的工匠，并把腓尼基、埃及和巴比伦尼亚的艺术成分结合在他的建筑之中。W. F. Albright，A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f Israel，pp. 142-155.

78 保存在《撒母耳记下》第9—20章。

79 参见拿单与大卫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表现了先知的反君主立场，即使历史上未必真有其事。以利亚（Elijah）的故事及其对巴阿尔祭司的屠杀，说明当先知们出来捍卫耶和华的宗教，反对君主和他的朝廷时，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有效。以后，耶利米和大以赛亚继续坚持了先知与已经形成的政治权威相对立的传统。

80 注意到这样一点很有意义：即这种对旧宗教记载的积极研究及其系统的编纂和保存，恰恰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拟古主义最充分的表现方式相一致。参见：W. F. Albright，From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pp. 241-244.

81 《以赛亚书》（Isaiah），42：1-9；49：1-13。

82 除了以上分别引证的书目外，关于希伯来宗教的发展问题，我还参考了下列著作：Julius A. Bewer，The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rev.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8）；J. M. P. Smith，The Prophets and Their Times（2d rev.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A. T. Olmstead，History of Palestine and Syria to the Macedonian Conquest（New York，London：Scribner’s Sons，1931）；W. F. Albright，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2d rev. ed.；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6）；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Ⅱ，187-362；Ⅲ，157-221；Eric Voegelin，Order and History，I：Israel and Revelat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6）；Adolphe Lods，Histoire de la litérature hebraïque et juiv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uine de L’état juif（Paris：Payot，1950）.

第5章 印度、希腊、中国三个外围文明的形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

1 R. C. Majumdar（ed.），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Vedic Age（London：Allen & Unwin，Ltd.，1951），p. 227.

2 18世纪时，好奇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吠陀经文，他们最先做的就是请婆罗门僧侣将经文口述给书记员。这未必是这些经文初次被写成文字，但印度绝对没有欧洲中世纪学者所熟稔的“抄写传统”。印度圣贤认为文字交流不如口头交流方便，因此，书写这种低级手段不配用来记录最神圣的经文。由于唯有口头传述和记忆能够将经文的所有含义和价值传授给学生，那些使吠陀文献流传下来的学者往往不使用成文的经书。

3 不过，某些语法变动表明《梨俱吠陀》的最后一卷与其余部分有所不同，其成书时间应该较晚。

4 不过，印度的战术更为合理。由于弓箭是主要武器，所以作战的常规方式显然就是在移动的战车上放箭。毕竟雅利安人从伊朗东部进入印度，而那里接近战车技术可能的发源地。

5 早在公元前400年时就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摩诃婆罗多》，但其目前版本——包含大量宗教虔信内容——据推测乃依据世俗诗歌的最初要点于公元200—400年完成。这种情况类似于基督教的教父们将《荷马史诗》改写成体现基督教教义的寓言和手册，而仅仅保留了原作少许的精华。参见：N. K. Sidhanta，The Heroic Age of India：A 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30），pp. 48-49. 依据对《往世书》（Puranas）记载的某些可信的王室宗谱的设想以及对帝王的平均统治期的推算，学者们付诸各种努力来确定婆罗多战争的发生时间，探究公元前1400—前900年之间的历史。参见：F. E. Pargiter，Ancient Indian Historical Tra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2），pp. 179-183；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pp. 268-269.

6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7卷第65节中描述薛西斯军中的印度部队使用了装有铁箭头的箭。这是对印度人使用铁的最早的确切记载，但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公元前480年之前，铁就是印度的常见金属。《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中提及的黑色金属制作的宝剑无疑就是由铁制作而成。如果这部吠陀确实成书于公元前800年左右，那么铁的使用就可以回溯到公元前9世纪。参见：Narayanchandra Bandyopadhyaya，Economic Life and Progress in Ancient India：Hindu Period（2d ed.；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 Press，1945），I，156-159；D. H. Gordon，“The Early Use of Metals in India and Paki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LXXX（1950），55-78.

7 关于印度的政治发展情况，参见：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pp. 425-433，482-488；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Paul Masson-Oursel et al.，Ancient India and Indian Civilization（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1934），pp. 88-105；Hermann Goetz，Epochen der indischen Kultur（Leipzig：Verlag Karl Hiersemann，1929），pp. 83-88；T. W. Rhys Davids，Buddhist India（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03），pp. 1-34.

8 参见：Walter Ruben，Einführung in die Indienkunde（Berlin：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4），p. 103.

9 关于王室对灌溉工程进行管理的最早的确切证据始见于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时期（约公元前321年—前297年）。但在《梨俱吠陀》时代就已经有小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且旃陀罗笈多时期对灌溉工程管理的完善似乎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417，475；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p. 399；N. Bandyopadhyaya，Economic Life and Progress，pp. 130-131.

10 恒河流域的国王得以加强军事力量的一项偶然因素是，他们更容易获得大象。这抵消了能够从山脉北麓获得马匹的印度河流域的优势，因为正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后来所发现的那样，未经训练的马匹惧怕战象，这就使得它们在战场上丧失了战斗力。参见：Rhys Davids，Buddhist India，pp. 266-267.

11 参见：N. Bandyopadhyaya，Economic Life and Progress，pp. 169-190，220-229，253，255-263；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pp. 396-398；461-462；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135-137，198-219. 在铸币出现之前，印度人用金项链或银项链作为交换媒介。

12 与中东的情况类似，在使下等阶层依附于地主的过程中，债务或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我对此并无依据。

13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128-129.

14 众所周知，美国南部的“穷苦白人”对黑人抱有类似的态度。

15 Richard Fick，Die soziale Gliederung im nordöstlichen Indien zu Buddhas Zeit（Kiel：C. F. Haeseler，1897），pp. 24-39.

16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129. 在阿萨姆（Assam）的边界地带及其他地区，源自印度社会发祥地的部落组织仍然在继续形成新的种姓。参见：J. H. Hutton，Caste in India：Its Nature，Function and Orig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6），pp. 101，186.

17 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pp. 451-452，507-510；Kick，Die soziale Gliederung，pp. 1-8.

18 J. H. Hutton，Caste in India，pp. 155-156，164.

19 同上，pp. 41-96。

20 汽车仆人这一种姓几年前才形成。

21 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驻旃陀罗笈多宫廷的使节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提及印度社会划分为七个种姓之类的团体，不同团体之间禁止通婚。麦加斯提尼言辞的译文及注释见：N. K. Dutt，Origin and Growth of Caste in India（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31），pp. 280-294。同样，佛教文献中也提到了许多种姓。参见：Fick，Die soziale Gliederung，passim.

22 中东公社在许多方面与印度种姓相似。在中东，人生来就属于公社，而且极少离开；村民与外人之间有严格界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一整套严格规定的看法和预期加以限定；村民与外人的关系也须遵守几乎同样严格的规章。但是，中东城市中的这类封闭型的共同体却趋于瓦解。或许中东城市行会和各种职业协会有时就类似于种姓。然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内婚和共餐的限制从未形成制度，社会等级间的流动也比印度容易。在印度，种姓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更改的。或许正是印度居民中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加之与此相适应的礼仪上不洁的观念，强化了村落和森林部落的内部团结，使得印度的这类共同体在城市环境中仍以种姓的形式留存了下来。

23 作为可能性的例证，请衡量一下婆罗门祭司的地位。婆罗门要求在种姓中处于第一等级，他们还更为极端地要求婆罗门与神并驾齐驱。婆罗门如此自负有可能源于僧侣在印度文明中曾经真正享有过的社会地位。对祭司在土著人中享有的实际地位习以为常之后，雅利安人祭司有可能受到鼓励去扩大他们对于社会地位、权力和财富方面的要求。而支持这种要求的思想武器很可能就现成地存在于前雅利安人持有的祭司具有神奇力量的观念之中。F. E. Pargiter，Ancient Indian Historical Tra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2），pp. 303-311甚至认为首要的一些婆罗门家族起源于前雅利安人。他的观点基于对《往世书》的研究和对《往世书》对远古历史的混乱描写中雅利安人王国和非雅利安人王国的辨别。

24 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An Historical Sketch，（3 vols.，London：Edward Arnold & Co.，1921），I，56-63.

25 M. Winterniz，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2 vols.；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 Press，1927-1933），I，158-163.

26 或许有必要摘录两种定义：“婆罗门是梨希（Risi，即吠陀颂诗的作者和预言家）的后裔，事实上他们都是神。”“婆罗门是最高的神。”分别摘自Satapatha Brahmana，XII，4，4-6，和the Law of Manu，IX，319，转引自M. Winternitz，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200. 请比较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言论：“……即便是学者也不应贬低心灵纯洁的僧侣，因为他们享有为神服务的殊荣。为了这一目的，主的律法规定，‘你们不应贬低神’［Exodus 22：28］，这意味着，僧侣因其显耀的等级和神圣的职责而被称作神。”Letter to the Faithful at Metz，trans. Saul Levin from J. P. Migne（ed.），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CCXIV（Paris：1890），p. 697.

27 关于古代印度社会中武士与祭司阶层之间的冲突的情况，参见：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pp. 280-282；Pargiter，Ancient Indian Historical Tradition，p. 176；Hutton，Caste in India，p. 135.

28 《奥义书》有许多寓言阐释“这就是你”的含义。例如，国王阿鲁尼（Aruni）与其子斯韦塔凯图（Svetaketu）的对话：“这些河流各奔东西，它们源自东西两端的大海，又重新流入大海。它们成了海，也只是海。它们分辨不出哪里是这条河，哪里又是另一条河。一切生物皆是如此。它们来自实在而不自知，因此在今生成为如狮、狼、猪、虫、蛾和蚊子。超感觉赋予世界万物以生命。这就是实在，就是自我，这就是你，斯韦塔凯图。”引自The Upanishads，trans. Swami Prabhavananda and Frederick Manchester（Mentor Pocket e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1957），p. 90.

29 我在尝试总结《奥义书》的教义时参考了Winternitz，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247-267；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I，71-86；S. Radhakrishnan，Indian Philosophy（2 vols.；New York：Macmillan Co.，1927），I，137-267；Arthur Berriedale Keith，Th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Vedas and Upanisha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II，440-600.

30 试着粗略类推一下，假如在公元前6世纪时，某个外国势力，比如波斯，干涉了雅典事务，将暴发户和外籍人推上当权地位，并蓄意通过政策施行来瓦解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雅典的美好社会将会怎样？真若如此，雅典城邦将会陷于瘫痪，雅典文化必将会走上异于实际历史的其他路径。当公元前4世纪雅典贵族真的遭受一场毁灭性弱得多的打击时，柏拉图这位贵族血统最纯正的人极不情愿地信奉了先验论。这种先验论与《奥义书》或佛教思想并非毫无共通之处。参见柏拉图在《第八封书信》（Epistle VIII）中对他在政治上的失意的描述。关于印度贵族与官僚之间的矛盾，见Majumdar，History and Culture，p. 432. 有个或许有据可循的传说讲道，在乔达摩在世期间，一位国王打击并摧毁了佛陀出身其中的贵族集团。T. W. Rhys Davids，Buddhist India，P. 11.

31 在后来的世纪中，进入迷幻状态的基本方式是控制呼吸，精于此道的人通过抑制呼吸将血液中的氧气供应减少到某种程度，以此打断正常的意识。常人无须经过训练，仅凭控制呼吸就能控制意识，进入迷幻状态。但是，通过训练延长大脑缺氧时间能够达到更为奇特的视觉体验和心理体验。控制呼吸很有可能是印度编写《奥义书》一派和前雅利安人苦行的基本方法。生理学上的这些事实对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印度人如此，穆斯林、基督徒，乃至中国的佛教徒都在不同程度上持有神秘的苦行观念。这种观念源自缺氧造成的幻觉，或者至少是这种幻觉强化了这种观念。

32 佛陀大约在公元前485年以后的几年内去世。大雄的生卒年代更不可考。根据不同的传说和纪年法，他去世的时间在公元前527年—前477年之间。参见：Winternitz，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I，Appendix I；Jack Finegan，Archaeology of World Religions（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 197-199，248.

33 这一措辞源自N. K. Bose，“Caste in India，”Man in India，XXXI（1951），113.

34 流行的佛教或许从未与学者们（仅凭非常稀少的证据）赋予佛陀本人的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宇宙观非常密切地对应起来。

35 我认为该见解出自Ernst Waldschmidt，“Indien in vedischer und frühbuddhistischer Zeit，”in Fritz Valjavec（ed.），Historia Mundi，II，545.

36 据信徒们的传说，佛陀是某个贵族部族共和国的王子。尽管此类共和政体与新兴君主国之间存有冲突，但恒河流域的某些国王仍会积极地捐助早期的佛教团体。这些国王或许非常看重超自然的利益，但佛教社会显然也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心怀不满的人可以通过遁入佛门来寻求从政治挫败中解脱出来，而又完全与政治无关。

37 参见努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特（St. Benedict of Nursia）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修道制度中的作用。

38 现代工业企业与欧洲经济史上古老的私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之间也存有类似关系。合作经营企业的实际效果，在运行中不如因大众宗教团体的创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影响更大，在这方面，佛教（和耆那教）这两个“教派”似乎是最早的例证。

39 我在概括佛陀的生平和教诲时参考了如下著作：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I，127-345；Winternitz，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II，1-423；T. W. Rhys Davids，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896）；S. Radhakrishnan，Indian Philosophy，I，581-611.

40 讲希腊语的武士在希腊的出现，是大规模移民运动的一部分。此次移民最终将青铜冶炼技术和所谓的印欧语传遍整个欧洲。见上文第102—108页（边码）。

41 关于克里特和迈锡尼之间的关系，参见Helene J. Kantor，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Monograph No. 1（Bloomington，Ind.：Principia Press，1947）.

42 Eugen von Mercklin，Der Rennwagen in Griechenland（Leipzig：Druck von Radelli und Hilte，1909），pp. 1-2.

43 在内陆多处遗址出土的许多早期工艺品可能是由战争中俘获的或由王侯保护人聘请的克里特工匠制作的，因为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宫毁坏之前，迈锡尼艺术并未表现出摆脱克里特风格的明确迹象。

44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I，459；Pierson Dixon，The Iberians of Spai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egean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pp. 18-21.

45 大约公元前1190年，这些海上劫掠活动被彻底击退，那时，法老的陆军和海军打败了来自北方的相互支援的海陆势力。落败的残余袭击者定居巴勒斯坦，他们在那里成为《圣经》中所记述的非利士人，他们这一族群的名字也成为当地的地名。参见：A. R. Burn，Minoans，Philistines and Greeks，B. C. 1400-900（London：Kegan Paul，Trench，Teubner & Co. Ltd.，1930）.

46 这或许可以看作上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山区与平原之间更普遍、更简单的关系的一个特例。区别在于迈锡尼“维金人”的掠夺并非纯粹出于食物短缺，相反，他们是出于对声望和奢侈品的需要。只有拥有它们，迈锡尼的共主（high king）才能维持其权力和威严，因为其维持方式就是适当地在随从中分发黄金、青铜和奴隶。因此，不仅村庄，就连具有高度文明的都市也成为合适的目标。正如山地村庄处于平原的外缘一样，迈锡尼国家也处于更为富有、文明程度更高的中东国家的外围。如果没有通过贸易或战争从海外获得的财富，也许阿伽门农牢固的防御工事单靠他自身占有的财富是无法建成的。换句话说，迈锡尼时代的政治集权或许只有寄生于更古老、更富有的文明社会之上才有可能。在迈锡尼时代的第一阶段依赖克里特，其后阶段依赖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参见草原帝国与文明社会的关系：从匈奴时期（Hsiung-Nu，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中国军队加之天花病毒摧毁了草原帝国的最后一个据点——卡尔梅克（Kalmuk）联盟。

47 伴随着多利亚人入侵或紧随其后的是铁质工具和铁质武器传入希腊，其社会后果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东方的情况相似，即战争的民主化和政权的地方化。

48 参见Martin P. Nilsson，Homer and Mycenae（London：Methuen & Co.，1933）；Denys L. Page，History and the Homeric Iliad（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M. I.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Viking，1954）.

49 关于海上远航对移民的社会可塑性的影响，参见A. J. Toynbee在A Study of History（London：H.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I，84-100. 中做出的尖锐批评。

50 爱奥尼亚和小亚细亚海岸毗邻地区的历史与多利亚人入侵之后希腊大陆上“黑暗时代”期间的历史同样模糊不清。历史上的爱奥尼亚联盟可能由定居初期就已存在的爱奥尼亚王政发展而来。考古发掘，尤其是在“旧士麦拿”（Old Smyrna）的考古发掘相当确凿地表明，最初在爱奥尼亚定居的希腊人为了防御敌对的当地人，通常聚集在半岛和易于防守的地方。就这样，共同防护的需要迫使他们聚集到后来成为城镇的地方。同时，远离内陆居民的迫切要求可能不断驱使爱奥尼亚人在城市或城邦之内创建更团结、更有效的军事政治组织。与之相比，内陆的希腊人在城市化和城邦式政治组织的发展方面较为落后。大陆居民自始就生活于一个更为分散的居住模式中，靠部落和家庭关系组织起来。在爱奥尼亚则相反，亲属关系在渡海逃亡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撕裂；在防御原住民的过程中需要每个人都伸出援手时，就必须创立某种新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传统的血缘纽带。城邦这种地域性的联合体就是爱奥尼亚人给出的答案。关于爱奥尼亚的早期历史，参见Carl Roebuck，Ionian Trade and Colonization（New York：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1959），pp. 24-41中颇具启发性的探讨。

51 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北部的共和国和活跃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中东的某些城市国家，与希腊早期城邦极为相似。但是，这些共同体都因为庞大的君主国的兴起而夭折了。唯独希腊人在公元前493—前479年的希波战争中成功地避开了这种威胁。希腊与中东文明之间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波斯对海运物资的依赖，使得这种结局成为可能。而印度和中东则没有类似的地理上的优势在必要时挽救原初城邦。或许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理条件对于希腊城邦组织的成功，其影响大于我在正文中谈及的。

52 希腊内陆的某些地区可能保留了很少的迈锡尼的公共组织和管理体制，而爱奥尼亚则确定无疑地保留了迈锡尼的制度，阿提卡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传说提修斯（Theseus）在迈锡尼时代首次统一了阿提卡，他的一位继承人科特洛斯（Codrus）联合了整个阿提卡的力量打退了多利亚人的进攻。迈锡尼遗风的另一个体现是阿戈斯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导权的索求。

53 这一点使希腊城市有别于在中世纪盛期兴起于北欧的城市。中世纪城市中的社会名流和市政官员都是商人，他们养成了有意与土地贵族的理想相敌对的气质。鉴于每种文化较高级的形式在古代与在近代一样，主要是由城市人口创造出来的，古代城市的原始特征与现代城镇之间的这种差异，微妙却深远地影响了两个时代的整个文明。例如，希腊人或罗马人从来不把勤劳视为美德，工匠行业始终受人歧视。

54 这些状况可能与希腊人开始使用骑兵作战的时间相吻合，这一兵种的引入使贵族获得了另外的力量源泉。

55 例如阿喀琉斯（Achilles）就有他的密耳弥多涅（Myrmidon）战队（Illiad，II，683-685），亚述人的军队也以正规步兵为单元。

56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步兵首次显示威力，可能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卡尔基斯（Chalcis）和厄瑞特里亚（Eretria）之间的漫长战事期间。此后，新阵列在希腊各城邦迅速流行。因为一旦方阵显示出其威力，任何城邦都离不开它。

57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视此为希腊人与野蛮人之区别的关键。参见：Thucydides，I，6，and Herodotus，VI，207.

58 下一代雅典人从邻国麦加拉（Megara）手中夺取萨拉米岛即是这一改革的实际成效。

59 希腊农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年中的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农活。因此，农民生活与公民的适当闲暇完全可以兼得。而手工业者，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生的手工业者极不情愿为参与城邦事务而放弃哪怕一天的收益。部分地与此相关，手工业绝大多数由奴隶和外籍人从事。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平民的身份取决于国家所需职业，如划桨手、陪审员等，这种倾向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参见Old Oligarch，I，2-3.

60 参见Raffaele Pettazzoni，“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in his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trans. H. S. Rose（Leiden：E. J. Brill，1954），pp. 68-80.

61 参见上文谈到的巨石宗教的特点。

62 因在公元前480年助长了波斯人的志气，德尔斐神谕大失威信，此后其权威从未完全恢复。

63 Gisela A. M. Richter，Kouroi：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Kouros from the Late Seventh to the Early Fifth Century B. 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p. 3-4；W. Deonna，Dèdale，ou la statue de la Grèce archaïque（Paris：E. de Boccard，1930），1，56-59.

64 希腊建筑的许多细节只能说是用石质材料对早先木制建筑的模仿，房梁末端和原先具有实用价值的其他部分都在石质建筑中忠实地保留下来，成为常见的装饰因素。

65 米诺斯绘画和雕塑也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特征，但是，很难说从米诺斯—迈锡尼到古典希腊时期的艺术风格具有任何连续性，因为这两个时期之间隔着一个几何图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后多利亚人时代的希腊艺术唯一的遗存——陶器的装饰完全是非自然主义的风格。如果认为一切艺术的主要作用就是再现观察者的视觉体验——当然，我不这样认为，那么，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米诺斯与古典希腊艺术之间的相似性：由于缺少相应的技能，早期任何试图通过采用新媒介或新技术来精确地再现视觉体验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艺术风格的社会里，这些早期的笨拙的尝试本身极有可能成为模仿的对象，于是，对实际进行的不够完美的再现便因此确立了一种非自然主义艺术风格的传统。但是，能够接触到多种非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或不够完善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的人们要将其中之一作为他们的模仿对象，就没那么容易。这就推动他们不断尝试模仿自然，直到积累了充足的技巧，高度自然主义的风格出现为止。克里特和希腊人都与地中海沿岸的各种艺术风格有过接触，因而，没过多久，两个社会的艺术家就都掌握了能够创作高度自然主义作品的精湛技术。然而，我们最初的假设还是有讨论余地的。某些艺术传统的确乐于对真实的视觉形象进行奇异的变形，例如斯基泰人所描绘的动物。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以对视觉体验的精确再现为艺术的目标，那么那些能够接触到各种艺术风格的艺术家就比那些孤立于其他艺术风格之外的艺术家更执着地进行自然主义风格的尝试，直至他们掌握了精湛的艺术技巧。

66 参见F. M. Cornford，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London：Edward Arnold，1912），p. 144.

67 John Burnet，Early Greek Philosophy（4th ed.；London：A. and C. Black，Ltd.，1930），pp. 53-54.

68 佛陀的无神论和孔子拒绝讨论鬼神（或死后的生活）的体系，与同时代的爱奥尼亚人的思想活动具有某种相似性。三种学说都抛弃了神，但方式大有不同。爱奥尼亚人渴望弄清世界的运行情况，力图发现自然规律。佛陀对自然规律丝毫不感兴趣，并迫不及待地从爱奥尼亚人感到富于吸引力的世界隐退。孔夫子则另寻他途，因为他只对人间事务感兴趣，力图在源远流长的传统和仪式中发现一种行事的“道”或规范。他没有像爱奥尼亚人学派的继承人在公元前4世纪时那样从事物的属性中寻找社会准则——那时，希腊哲学家已不再认为城邦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儒家的“道”、佛教的“涅槃”和希腊的自然规律三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它们都不认同中东的依赖神（或上帝）来解释自然和人在其中的位置的观点。

印度和西方思想不久就回归到对世界的神学解释，这无疑是对中东上述观点的持久说服力的最高赞誉。但是，印度和希腊哲学家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继承人都未因此完全抛弃他们无神论的遗产，而是以不同方式将对世界的新旧解释结合起来（佛教甚至把无神论的乔达摩变成神）。这种妥协多少带有某种隐含的逻辑冲突。中国儒教的现世主义及其冷漠、功利的风格同样未能独霸天下。道教几乎与儒教同时出现，它提出了与儒教相对立的生机论（尽管并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有神论）。七至八个世纪之后，佛教又增强了中国思想中的这股潮流。

69 例如荷马的前人就明显地依照阿伽门农怪异的迈锡尼政府来构建奥林匹亚山的统治方式。公元前四千纪的苏美尔的祭司们（或他们的先人）也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根据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平原上规模庞大的村庄所实行的“原始民主”（或寡头政治）来构造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世界。

70 人类历史上仅发生过一次如此幸运、如此完全巧合的猜测。爱奥尼亚学派贸然将几个希腊城邦当地的、短暂的环境投射到宇宙问题之上，由此生成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观念。这一观念发展成近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对此，即便是爱奥尼亚学派的乐观的创始人也会感到惊奇。

71 毕达哥拉斯可能接触过同一时期印度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奥义书》的某些理论与鲜有人知的毕达哥拉斯学说极为相似。在毕达哥拉斯的青年时代，萨摩斯城与埃及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因此有理由认为从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印度商人的殖民团体就在孟菲斯和埃及定居。经过既统治着希腊省份，又统治着印度省份的波斯宫廷的陆路交往也完全可能。参见Nilakanta Sastri，“Ancient Indian Contacts with Western Lands，”Diogenes，No. 28（1959），pp. 44-57.

72 将这种彩陶带入中国的可能是一些流亡者。他们是为了逃避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开始大肆扩张的“战斧民族”所发起的进攻而逃亡到中国的。参见Cf. Ludwig Bachhofer，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London：B. T. Batsford Ltd.，1947），p. 19.

73 C. W. Bishop，“Origin and Early Diffusion of the Traction Plow”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37，pp. 531-547. 即使中国人在公元前4世纪前的确一度使用过这种犁具，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农业的基本耕作模式从未受到发生于中东和欧洲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影响。

74 也可能中国人长期以来根本不知道可以使用犁耕技术，因为位于黄河流域与中东之间的中亚绿洲上的农业社群就绝不使用可以节省劳力的农具，这些农具需要他们为牛等大牲畜寻找饲料。在平均每个农户只能分得很小的一块耕地的社群中，耕种效率的提高没有什么意义。最初来到中亚绿洲定居的几代开垦者很可能就是使用新石器时代的锄头耕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河流域也不过是中亚大陆上最大、最靠东的一个绿洲。在开垦初期有许多土地可供开垦，那时如有犁耕方法，势必大有用武之地。可是等到犁耕方法后来（也许是经更靠北的穿越北方大草原的路线）的确传到中国时，中国的农耕方式已经定型。关于西伯利亚的早期犁耕，其发现者将其使用年代推定到早至公元前5世纪，参见Tamara Talbot Rice，The Scythians（London：Thames & Hudson，1957），p. 125. 犁耕（主要使用水牛，而非黄牛）最终在中国农业中的确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畜力仅仅起到辅助作用，有时可以弃之不用。相比之下，欧亚大陆西部的农业全靠（或几乎全靠）畜力牵引。与此种差别有关的一个事实是，与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部各民族不同，中国人不会食用动物的奶和奶制品。关于农业中使用畜力的优缺点问题，可以参考Fred Cottrell，Energy and Society（New York：McGraw-Hill，1955），pp. 20-23. 中极为有趣的评论。

75 参见：J. G. 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letin，XIV（1943），7-298；Li Chi，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7）；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 I：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W. Heffer & Sons，1959）. 有些学者认为黑陶文化与西方有亲缘关系，但这种看法遭到了普遍反对。参见：Max Loehr，“Zur Ur- und Vorgeschichte Chinas，”Saeculum，III（1952），46-52；H. G. Creel，Birth of China，pp. 44-49.

76 我认为这一推断无可辩驳，但事实上的确有许多研究中国的专家表示强烈反对，譬如H. G. Creel，The Birth of China，pp. 50-51；持一般反对意见的有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Shang China（Cambridge：W. Heffer & Sons，1960），243-249.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遗物无疑呈现出它们的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丝毫也不能排除中国遭受外来战车士兵征服的可能性，因为战车技术最先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周围的草原上。至于在中国发现了制作粗糙、造型简陋的质地不纯的青铜器皿和铸件，这也不足以证明中国的普通工匠独立地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而未受中东文明的影响。但是如何从黑陶文化民族与附加于其上的战车士兵征服这一重叠现象中追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这确实是个难题，因为商代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与推定的商代社会特征似乎鲜有关联或毫无关联。参见Max Loehr，“Zur Ur-und Vor-geschichte Chinas，”pp. 54-55，and 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236. 但是，假如商代青铜工匠制作的金属纹饰起源于木雕的话，那么就根本不存在这一难题了，因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的木器早已荡然无存了。

77 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195-212；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Berlin a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 Co.，1930），I，89-93；Henri Maspero，La Chine antique（Paris：E. de Boccard，1927），pp. 36-55.

78 H. G. Creel，Birth of China，pp. 68-69，90-94.

79 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109-176.

80 自然神在商代铭文中的地位不太显著，这也许反映了这些残存下来的记载的特定用途，它们刻在甲骨上，是对占卜结果的记录。我们不了解与此类卜辞无关的商代宗教的有关情况。关于商代宗教，参见：Creel，Birth of China，pp. 174-216；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213-225.

81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是采用兽面图形，面部沿中轴线分为两半，因此器皿两侧的耳、角等部分都是对称的，嘴或其他连接部分隐去。这说明了它们从某种器物——类似于美洲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的图腾木柱——向青铜器圆形表面的转移过程。由图腾柱各侧面合成的图形，未必不像商代青铜器上的图形。中国青铜器和美洲印第安人艺术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看来二者有可能都是从亚洲太平洋沿岸的某地居民那里一派相承下来的，所以才会如此相似。参见：Osvald Sire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London：Ernest Benin，Ltd.，1929），p. 20 and Plate 21. 中国艺术同斯基泰艺术在纹饰图案上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参见Gregory Borovka，Scythian Art（New York：Frederick A. Stokes Co.，1928），pp. 82-89. 商朝有可能从草原地区接受了这类“动物风格”的装饰图案。Ludwig Bachhofer在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p. 28）中就持这种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情况正相反，即斯基泰的艺术风格来自中国，参见Creel，Birth of China，p. 121.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源于亚洲东部和北部的古代木雕艺术风格，被中国人、斯基泰人以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发展。但就这些问题而言，这一看法只能说是暂定的。

82 Creel，Birth of China，pp. 159-160.

83 参见本书前文对书写艺术向埃及的“启发性传播”的讨论。俄国学者S. P. Tolstov宣称在奥克苏斯河—锡尔河地区发现一种文字，该文字同印度河文字和埃兰文字有联系，而且据粗略估计，其年代要早于后两种文字。如果他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战车士兵征服中国时，有可能很容易地掌握了这种文字。参见：Karl Jettmar，“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ölkerschafte，”Archive für Völkerkund，III（1948），18. Also 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pp. 217-220；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8），pp. 98-106.

84 关于早期中国历史的纪年，古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中，周朝起始年代分别记载为公元前1123年和公元前1051年。现代学者倾向于后一个年代，有人甚至认为接近于公元前1000年，目前对此尚无定论。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后的历史纪年，这两种传统的纪年已经一致，所以现代学术界在具体年代问题上几乎毫无争论。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以及近3000多年以来中国文献传统的连贯性所带来的非凡成就。

85 西周的崩溃也许同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整体混乱有关，这种情况见于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所有地区，应该是骑兵战术的发展和马上游牧生活的成熟所致。见后文边码第234-239页。

86 传说是孔夫子选编了这些诗歌，但不可确信。参见：H. G. Creel，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New York：John Day Co.，1949），p. 102.

87 Bachhofer，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pp. 28-54.

88 这种现象是巴赫霍费尔（Bachhofer）指出来的，我只是转述了他的阐释而已。

89 克里尔的说法颇具吸引力，他认为皇权受命于天这一理论是意欲篡权的周人所使用的一种宣传工具，旨在为他们推翻商朝、掌握最高权力辩护。Creel，The Birth of China，pp. 367-375.

90 中国天文学是否从巴比伦学到一些东西，此问题尚有争议。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I，151-152. 资料表明，在某些方面，周人曾经接触过巴比伦的思想，比如他们把一周七日制引进中国，代替了商代奉行的一周十日制。参见C. W. Bishop，Origin of the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r Background Studies，”No. 1（1942）］，p. 23. 但是天地相配之说，似可从商代卜辞中得到证实。参见Cheng Te-K’un，Archaeology in China，II，225.

91 值得注意的是，周代诸神似乎多为男性，而商代崇拜的诸神中，女神占有突出的地位。Bishop，Origin of the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p. 41. 但神灵性别的变换并不像我们设想中那么罕见。

92 关于所谓的“井田制”的这一解释，我引自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E. J. Brill，1952），pp. 6-9.

93 Henri Maspero，La Chine antique，pp. 131-132. 如果把中国的封建主义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巴比伦汉谟拉比帝国的同类制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文化学习和宗教训练在中国的封建制度里占有显著位置，这一点可谓独一无二。在中国这样做是有其必要性的，因为中国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集团或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之类的单独的宗教集团。因此，中国的贵族不能只务戎事。每当向祖宗献祭时，他们还必须亲自主持祭事。

94 Arthur Waley，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Early Chinese Poetry（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23），p. 12.

95 H. G. Creel，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pp. 7-11，概述了这一问题。参阅Arthur 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London：Allen & Unwin，Ltd.，1938），pp. 13-26.

96 《论语》，VII，1. 本条及以下引文均出自Arthur Waley的英译本。孔子认为他的基本观念和理想不过是复述了周公旦的信念。据传，周公是周代第一个国王的兄弟，当时继位的国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当国，以镇压叛乱。后来，他利用这个地位整饬纲纪，建立新的制度，待其侄子成年，即归政于周王。有理由认为，孔子把自己看作周公精神的继承人，总的说来，这是正确的。周公本人对周朝制度的健全确实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

97 《论语》，IV，5；VI，4；VII，7；IX，7.

98 《论语》，IV，17，18；VI，25；VII，24，36；VIII，8，16；IX，24.

99 《论语》，IX，28. 参见：IV，14.

100 《论语》，IV，8，9.

101 《论语》，VII，32.

102 “道”可以译为英语的“Way”，读时要读注音。这个词在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中也十分重要，道教就是其中的一派，它尖锐地批判儒家思想。

103 Creel，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p. 125. 根据《论语》判断，孔子本人并不十分强调孝。也许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后来的儒家认为应该明确“道”的这一层面。至少儒家学派的继承者们十分强调“孝”，把它列为最重要的美德。

104 《论语》，IV，13；参见XII，1.

105 《论语》，V，12；VII，20；XI，11. 关于孔子学说、佛教以及早期希腊哲学之间的异同，参见本章注释68。

106 众所周知，毛泽东刚上学时读的是儒家典籍，到27岁成年后才接触马克思主义。

107 Cf. M. Pallottino，Gli Etruschi（Rome：Casa Editrice Carlo Colombo，1939），pp. 43-72，129-154. Luisa Banti，Die Welt der Etrusker（Stuttgart：Gustav Kilper Verlag，1960），pp. 132-135.

108 H. Alimen，Préhistoire de l’Afrique（Paris：Èditions N. Boubée & Cie，1955）；Sonia Cole，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4），pp. 271-285；Diedrich Westermann，Geschichte Afrikas（Cologne：Greven，1952），pp. 3-20.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非洲史前史的编年几乎完全根据推测。这么做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比如，在公元前500年以前很久，非洲东海岸，尤其是加达非角（Cape Gardafui）一带以及西非都受到“巨石文化”的影响。参见：Cf. Dominik Josef Wölfe，“Die kanarischen Inseln：die west-afrikanischen Hochkulturen und das alte Mittelmeer，”Paideuma，IV（1950），231-253. 迦太基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进行贸易，大概可以远及里约德奥罗（Rio del Oro），当然，探险者肯定会走得更远。沙金矿吸引了迦太基商船远道而来。当地还盛行一种“沉默交易”，各方将商品展示后即退去，以避免直接同对方接触。参见B. H. 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Ltd.，1960），pp. 59-66.

109 印度南部、东南亚，甚至在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都有巨石建筑，这也许可以证明公元前一千纪间这些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110 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5），pp. 7-9；C. W. Bishop，“Long-Houses and Dragon-Boats，”Antiquity，XII（1938），411-424；Wolfram Eberhard，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ölker Chinas，pp. 326-331；G. Coedès，Les È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èsie（Paris：E. de Boccard，1948），pp. 25-26. 东南亚的原初文明称为东山（Dongson）文化，因其主要考古遗物从东山出土，故名，它与克里特岛的早期文明具有可比性。但东山文化未能像克里特文明那样持久或充分发展，这也许主要因为它地处大陆，早就受到了中国汉朝军事和文化扩张的强烈影响。参见A.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I，340-360. 作者分析了流产的斯堪的那维亚北欧海盗（Viking）文明的命运。但是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岛屿上却长期保有这种海盗传统，他们后来大约在公元纪元初期拓殖了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参见George Peter 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59），pp. 45，212-216. 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间，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的散布，也许来自同一根源。

111 Franz Hancˇar，Das Pferd in prähistorischer und früher historischer Zeit，pp. 551-563；William Ridgeway，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the Thoroughbred Hor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5），pp. 94，98. 作者认为，从人们开始学会骑马到骑术的普遍流行，其间相隔了很长一个时期，这是因为早期驯养的马匹体质虚弱，不足以长时间负载一个人的体重。

112 Franz Hancˇar，Das Pferd，p. 555；Karl Jettmar，“Archaeologische Spuren von Indogermanen in Zentralasien，”Paideuma，V（1950-54），236-237.

113 参见前文第117-119页（边码）对公元前13世纪时劣质钢刀对蛮族步兵的作战效率提高的分析。E. D. Phillips，“New Light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LXI（1959），269-280. 其中对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到匈奴人（Huns）的草原历史的总结和综述，颇有价值。

114 希罗多德的混乱描述也是有价值的。

115 Karl 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letin，XXIII（1951），154-155.

116 M.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2），pp. 35-44.

117 Karl 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pp. 156-157.

118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pp. 35-44.

119 关于凯尔特人的扩张问题，参见Henri Hubert，Les Celtes et l’expansion celtique jusqu’à l’époque de la Tène（Paris：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32）；关于骑兵对凯尔特人的作用的问题，参见William 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1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39），pp. 46-48. 草原型的骑兵为何没有深入西欧，凯尔特人为何爱用剑而不用刀，原因尚不清楚。西欧森林茂密、沼泽遍布，也许这至少也是一种原因。因为在枝叶茂密的森林里，弓箭的作用受到限制，必须近身才能与敌人搏斗。当然凯尔特人原有的、不合理的传统也是一部分原因。另见前文第107页（边码）注释中对荷马时代的战争的论述。

120 Karl Jettmar，“Zur Herkunft der türkischen Völkerschafte，”Archiv für Völkerkund，III（1948），16-17；K. Jettmar，“The Altai，”148-150；B. Rubin，“Das neue Bild der Geschichte Eurasiens，”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N. F. II（1954），106-107. 16-18世纪，骑术向北在大草原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传播一事，已是众所周知。它与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极其相似。骑术在美洲的传播不是依靠征服，而是仿效；其传播范围也涉及气候不同的地区，甚至陆续传到了气候不太适宜的地方。但北美气候的变化不像欧亚大陆那样明显。在美洲，沿大草原北上，我们只能感受到气温的降低和生长期的缩短；而如果穿过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向东前往蒙古，除气温变化外，我们还能明显感受到降雨量的减少，而降雨量又是尤为关键的因素。

121 W. McGovern，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p. 100-101.

122 秦国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典型实例，它展示了封建领主如何从其易受入侵的地理位置中获益。从不同的观点来看，秦国和波斯帝国都是在面对新兴骑马游牧方式的威胁时做出的“本能反应”。

123 Gregory Borovka，Scythian Art；M. I. Rostovtzeff，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29）；Ludwig Bachhofer，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p. 46；Robert Heine-Geldern，“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Saeculum，II（1951），225-255；Karl 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148-156.

124 此种设想是根据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中所提出的质疑构思而成，当然全凭推测。只有当中国西部地区经考古调查以后，这种假设以及对公元前二千纪时战车士兵行军路线的推测才能得以证实或批驳。塔里木盆地（印欧语称Tocharian）是中国的后门，该地的绿洲被占领可能发生于斯基泰人入侵时期。参见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p. 79. 果真如此的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个用语可以用作支持上述解释的明确证据。

125 按照Robert Heine-Geldern，“Die asiatische Herkunft der sudamerikanischen Metalltechnik，”Paideuma，V（1954），347-423，所提供的纪年，艺术图案和工艺技术跨越太平洋移植到美洲，恰恰发生在我们所说的草原游牧部落抵达华南沿海之后不久，即公元前7世纪或稍晚一点儿，此事因此变得极为重要。也许，当时半开化的“东山”社会把当地传统的航海技艺同来自中亚细亚的少数勇士（他们不久前才学会了骑术）的冒险精神结合到了一起。在两者混合的情况下，风俗习惯和社会模式的可塑性很大。一场空前的航海探险在这种环境下成为社会反应的一个方面。

Heine-Geldern关于跨越太平洋有两条路线的论点似难接受。即使只有一条载有几名水手的船越过了太平洋——也许由于被风暴袭击，水手们发现无法有效控制船只，难以逆风返航，便明智地选择了顺风航行——就足以证实那些把美洲大陆和东南亚联系起来的相似性。诚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批遇险船员才能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墨西哥或秘鲁的印第安人当时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可以成功地吸收亚洲探险船上的水手所熟悉的高超技术（比如铜、青铜冶炼）和（有魔力的）艺术图案，并把它们糅合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去，那么这种微小而短暂的接触可能足以促使美洲印第安人原有的技术和艺术风格发生变革。

126 George F. Carter，“Plant Evidence for Early Contacts with America，”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I（I960），161-182；George F. Carter，“Plants across the Pacific，”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Memoirs，No. 9（1953），62-72.

127 在公元纪元初期的几个世纪里，爱尔兰人尚保持着他们的“巨石文化”时代的航海传统。发现冰岛并首先在那里初次殖民，堪称当时最富有戏剧性的实际成就。“圣布伦丹岛”（St. Brendan’s isle）的神话传说可能就反映了与大西洋其他岛屿甚至美洲大陆进行接触的情况。

128 阿兹特克人（Aztecs）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传送者的传说，可能就是源于对这些跨越大西洋的探险者的想象。欧洲人首次到达加那利群岛时，发现该岛同欧洲具有文化亲缘关系。参见：Dominik J. Wölfe，“Die kanarischen Inseln：die westafrikanischen Hochkulturen und das alte Mittelmeer，”Paideuma，IV（1950），231-253.

129 原始船只并非绝对不能穿过北大西洋。17世纪时，几艘爱斯基摩人（Eskimos）的独木舟载着人从格陵兰渡海到达苏格兰。参见Ian Whitaker，“The Scottish Kayaks and the‘Finnmen，’”Antiquity，XXVIII（1954），99-104. 现代也有一些同样的真实故事：在风暴中幸存的日本渔民飘过了北太平洋，证明亚洲和美洲之间即使在多风暴的北部洋面也并不是绝对分隔、无法逾越的。参见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Wellington，N. Z.：Polynesian Society，1956），p. 60. 在比较平静的海面上，古代原始小船相应地更容易穿越大洋了。Sharp令人信服地指出，玻利尼西亚人只在岛屿间距不超过二三百英里以内的洋面上小心探航，但这并不意味着，凡遇航行失利，或在汪洋大海中看不到预期的岛屿时，人们就放弃远航。相反，他只是痛心地论述了欧洲人在开始远航大洋洲，沿用传统航海技术的几十年里，确实发生过的一些海难事件。

130 只是在近代欧洲人穿越撒哈拉旱海以后，西班牙人才发现了美洲。哥伦布深知大西洋的信风和海流朝向南方，可达亚速尔群岛，在那里他偶尔碰到一笔交易，迫使他调船西航。参见S. E. Morison，Admiral of the Ocean Sea（Boston：Little Brown & Co.，1942），I，265-270.

131 关于早期的跨太平洋交往问题的研究，参见M. W. Smith，Asia and North America：Trans-Pacific Contacts，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Memoir，No. 9（1953）. 这种接触的可能性遭到大多数美国人类学家的否定，但得到了德国民族学家如Heine-Geldern和Walter Krickeberg等人的赞同，参见Altmexikanische Kulturen（Berlin：Safari Verlag，1956），pp. 568-575. 双方争论相当激烈，但无任何一方认真考虑横渡太平洋的各种条件——风力、海流、航海技术，以及原始航海技术的局限和能力。Thor Heyerdahl，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Stockholm：Bokförlaget Forma，1952）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加剧了这场争论，但是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pp. 60-61 and passim论及波利尼西亚人航海的技术问题时，对Heyerdahl关于存在一条从美洲西渡太平洋的航道的论点做出了有力的驳斥。

132 亚历山大采用的骑兵冲锋战术可以说是个例外。亚历山大时期马其顿的作战方式有相当部分是在与位于他们北方的色雷斯人和其他部落的战斗中形成的，他们顺便把马其顿的疆域推到多瑙河一线。这样，马其顿人就同草原民族发生了直接接触。但亚历山大的骑兵战术并不是马队弓箭手战术。可以这样说，他的骑兵是以步兵密集阵形的战术思想为基础的：快速冲锋，全凭冲击力压倒对方。亚历山大的骑兵实际上是骑在马背上的密集方阵。

133 参见Wolfram Eberhard，“Der Prozess der Staatenbildung bei mittelasiatischen Nomadenvölker，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XXV（1949），52-54.

134 参见Herodotus IV，78-80，他叙述了一个斯基泰国王因过分迷恋希腊风味和希腊生活方式而被臣下杀害的故事。

135 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Edward Arnold & Co.，1931），pp. 27-45；Gregory Borovka，Scythian Art，p. 29；Karl Jettmar，”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145-148，154-56；George Vernadsky，Ancient Rus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3），pp. 56-74.

136 作者此说有误。卡尔梅克人属于卫拉特蒙古之土尔扈特部。17世纪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后遭扩张中的沙皇俄国的不断欺凌。1771年在渥巴锡汗率领下大部土尔扈特人东归中国故土，被乾隆皇帝安置在新疆境内。——编者注

第6章 希腊文明的扩张（公元前500—前146年）

1 参见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us）的经历：他曾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指挥希腊军队，梦想利用战争的胜利建立帝国。但是，他的计划失败了，斯巴达人封闭了他避难的神庙，最后他悲惨地饿死在里面。

2 经历“黄金时代”的雅典人不足25万。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约在3. 5万～5万人之间。阿提卡半岛的全体居民人数在25万～30万之间，其中将近半数是奴隶和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参见：Julius Beloch，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Leipzig：Duncker and Humblot，1886，pp. 99-101；A. W. Gomme，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Centuries B. C.，（Oxford：Basil Blackwell，1957），Appendix：“The Citizen Population of Athens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

3 参见：George B. Grundy，The Great Persian War，（London：John Murray，1901），偶尔因为对希罗多德《历史》妙趣横生的重构而混淆了叙述。

4 然而，训练有素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听从号令，动作协调、节奏一致，军舰才能追上并制服敌舰。雅典海战战术是将军舰当作炮弹撞击敌人的侧翼舰只，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军舰的速度和机动性，取决于舰队在变换战斗队形时的密切配合。有节奏的划桨动作的训练大体上与希腊方阵的节奏训练相似。事实上，船员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因为每一个划桨手都是背对前进方向的，必须像机器零件一样盲眼操作，不能停下来察看船只去向或有何危险，划桨手的训练还无法直接求助于肉搏战所固有的残暴本能。这些决定了服从船长和舵手的重要性。尽管有这些区别，划桨手的训练与希腊重装步兵一样明显地着重使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的胜利。因此这就出现了绝无仅有的重要现象：只要方阵是城邦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军事训练和巩固城邦的信念就协调一致。一旦另一支武装力量兴起，重装步兵与划桨手之间就产生了潜在的分歧。只要雅典海军主要在海外活动，它的胜利不直接影响到作为方阵中坚力量的农民，这种分歧就不足为患。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海军的侵略行径导致敌军占领阿提卡半岛，从而给农民带来灾难，这时有产的重装步兵与无产的划桨手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5 人口的急剧增长迫使雅典小农寻求海外收入作为补偿，因为上一代还很富裕的农民已经无力供养多子女家庭。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4节的推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领取工薪者已达2万人。虽然划桨手并不都是公民，但是，如果公元前431年（当时雅典公民人数最多）的雅典公民总数为3. 5万～5万，由此可见相当普遍的雅典公民不得不依赖于海外探险来补充家庭预算。公元前479年—前431年间由阿提卡半岛移民到殖民地的居民有1万户，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口压力的严重性。

6 上文已指出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历史中与此相类似的经历，我相信这是国际政治中延续至今的周期性现象。希罗多德引人入胜的描写、修昔底德严谨的史学，以及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的雄辩演说词，都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生动地理解希腊政治演进中的关键时期。与发生在其他地点和时间的类似现象相比，希腊历史得天独厚。这也使古代希腊史的研究特别引人入胜，使它对于即使是缺乏想象力的头脑来说也“不是记忆上的负担，而是心灵的启迪”。——而这正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寄予历史学的期望。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6），p. 317. 参见汤因比在《希腊戏剧》中关于现代精神对古典希腊独有的迫切需求之评论，见A.J.Toynbee The Tragedy of Gree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pp. 8-15.

7 希罗多德全书贯穿着这一观点，请特别参考戴马拉图斯（Demaratus）对薛西斯说的话，第7卷，第102—104节。

8 因此，雅典成为“霸主”（或许雅典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亵渎了祖先在萨拉米和普拉提亚英勇地保卫过的希腊人的自由。参见修昔底德书中记载的伯里克利（Pericles）的话，第2卷，第63节。

9 见R. Crawley的译本，第3卷，第82、83节。

10 无地农民和那些占地仅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农民，必然难以忍受丧失他们父辈在公元前5世纪时所享有的得自服兵役和为帝国服务的收入。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人口损失严重，这或许为幸存者提供了机会。人们随即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例如弃婴），以阻止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人口迅速增长是帝国相对强盛时期的特征之一。参见：A. H. M. Jon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the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C.，”Economic History Review，VIII（1955），141-155.

11 即底比斯在希腊确立短暂霸权的战役，色诺芬之子在战斗中阵亡。

12 Hellenica，vii，5. A. J. Toynbee（trans.），in Greek Historical Though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3）.

13 除去音乐、服饰、布景，现代大歌剧与我们所了解的希腊戏剧大体相似。

14 D. W. Lucas，The Greek Tragic Poets（London：Cohen and West，1950），pp. 41，48.

15 尽管欧里庇得斯死后的声望使他的前辈们相形见绌，但传统认为，他在世时并未被雅典公众广泛接受。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因过于标新立异、过于背离对古代遗产的虔敬、背离深入人心的高雅传统，而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

16 由粗俗的政治讽刺诗组成的“旧式喜剧”，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出现的没有任何政治角色和政治主题的喜剧形成鲜明对比。这也表明，对个人存在来说，城邦已经不再是包罗万象或者接近包罗万象的框架，个人的生活空间远比伯里克利时代广阔。

17 对话形式不是柏拉图发明的，但是，柏拉图赋予对话以新的用途。参见Leon Robin，La Pensée hellénique，des origins à Èpicu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42），p. 111.

18 伊利亚学派——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生于公元前514年）和他的门徒芝诺（Zeno，约公元前480年—前430年）——沉溺于一系列著名的逻辑难题。人们怀疑，他们推论出的悖论即使其创造者也未必承认它们是真理的恰当陈述。无论如何，他们自觉的思维方法使得早期爱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单纯论断显得极不恰当。

19 Phaedo，118.

20 参见：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p. 100. 柏拉图与孔夫子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人在世时都是不得志的政治家，死后则成为备受帝国官僚们尊敬的先师。当然，柏拉图思想中的投机因素较多。这与早期希腊思想的特征相吻合。柏拉图思想在现实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成功，虽然其成功时间不如孔夫子长。柏拉图死后四个或五个世纪，希腊化世界的统治者为培养自己的治国本领，通常借助学习一鳞半爪的哲学知识，其所学如果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柏拉图哲学，也可溯源到柏拉图学派。儒学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其偏离先师正统说教的程度至少与斯多葛学派（Stoics）偏离柏拉图同样彻底。

21 Parmenides，129-137.

22 柏拉图主义和佛教教义的相似性——诸如来世观念、视觉感觉世界为人与超验真理之间的帘幕等——让人们怀疑印度与希腊两种思辨传统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是否已有过接触。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这一假说，但是，请参考：E. J. Urwick，The Message of Plato（London：Methuen and Co.，1920），pp. 15-42；K. A. Nilakanta Sastri，“Ancient Indian Contacts withWestern Lands，”Diogenes，No. 29（1959），pp. 49-50. 没有记载表明印度圣贤到希腊世界游历过，或者从印度归来的希腊人说起过印度哲学和宗教思想。但这并不能证明双方没有接触过。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争辩说，佛陀和柏拉图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正在互相了解当地共和政府和贵族社会。因此，二者作为丧失了继承权的贵族，其思想必然遵循大致相同的方向。

23 I，22.

24 参见F. M.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Edward Arnold and Co.，1907）.

25 可供现代人观赏的公元前5世纪的雕塑艺术珍品寥寥无几。但是，随后几个世纪中的大量仿制品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亚历山大人及其他贩卖艺术品的人将这些仿制品散播到希腊、罗马世界各地。仿制品的艺术价值差别悬殊，从现存的雕像“家族”追溯到它的古典原作，在各种仿制品的基础上重现原作是研究古典艺术的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原作的损失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几乎是无拘无束的创作天地。

26 关于菲狄亚斯的一则逸事谈到，在开始制作奥林匹斯的宙斯像之前，他宣称要把荷马用语言描绘的宙斯立体化。参见：E. A. Gardiner，A Handbook of Greek Sculpture（rev. ed.；London：Macmillan and Co.，1909），p. 262.

27 Quintilian（first century A. D.），Inst. Orat. XII，10，9.

28 其所以赢利是因为生产一定数量的油或酒与他们能够换来的粮食相比，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较少。

29 H. W. Parke，Greek Mercenary Soldiers（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p. 14-15.

30 马其顿步兵使用的长矛比希腊人惯用的要长，方阵攻击力也就较远。由此可见，腓力并非简单地移植军事技术，而是加以适当改进。参见：F. E. Adcock，The Greek and Macedonian Art of Wa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pp. 50-51 and passim. 腓力也雇佣少量希腊雇佣军，主要用于防守。见Parke，Greek Mercenary Soldiers，pp. 155-164.

31 Stanley Casson，Macedonia，Thrace and Illyria：Their Relations to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Time of Philip，Son of Amynt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pp. 80-86.

32 参考17—18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用包括反宗教改革、雕塑艺术、宫廷盛会、美妙音乐以及美丽的宫廷贵妇在内的维也纳的巴洛克文化（Baroque），软化匈牙利贵族粗放习性的做法。

33 通过这些微小的胜利，罗马势力缓慢增长。亚历山大进攻波斯时，罗马人只控制着意大利中西部的拉丁姆（Latium）和坎帕尼亚。由于大体是农业社会，埃特鲁里亚或希腊的豪华和奢侈，对地中海世界的未来中心来说还很陌生。这不是因为封闭，而是出于选择。罗马拒绝了以君主国为特征的埃特鲁里亚式的文明，从而保持了政治独立（公元前509年）。但是，出身于贵族或非贵族的古代美好传统的拥护者很难接受与王权相对立的文明传统。因此，原始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获得足够土地从而使每个家庭都能有一块土地的强烈愿望，因保持落后的共同体社会和经济结构才有效力的贵族式领导，使罗马共和国区别于相邻的民族。迅速的社会分化过程削弱了罗马的对手，为罗马在意大利内外扩张最后一幕中的迅雷之势奠定了基础。有意识地人为保持其淳朴特征的罗马政体，比埃特鲁里亚、迦太基，甚至马其顿所能想象的更为成熟的文明社会，更为强健有力。

34 由于埃特鲁里亚文字尚未释读，希腊人对埃特鲁里亚的影响主要依靠保存下来的艺术品来衡量。参见：Gisela M. A. Richter，Ancient Italy：A Study of the Interrelations of Its Peoples as Shown in Their Art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5），pp. 1-33.

35 Stéphane Gsell，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IV：La civilization carthaginoise（Paris：Hachette，1920），pp. 190-93，484-486，and passim；B. H. 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 Ltd.，1960），pp. 134-135.

36 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1），I，104-125. M. Rostovtzeff在书中收集了说明这一观点的粗略但令人信服的实例。

37 贸易中的批发和专门化普及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考古学家在叙利亚沿海一个叫作阿尔米纳（Al-Mina）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储藏进口雅典陶器（和当地产品一起）的仓库，其中的陶器都分类堆放：灯具、广口瓶、窄口瓶等都分别放在不同的房间。由此可见批发贸易规模之大。M.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I，85 ff.

38 H. W. Parke，Greek Mercenary Soldiers，pp. 23-41，57-62，105-112，165-169，177-185. 波斯军常常过分怀疑希腊雇佣军首领的忠诚，这严重妨碍了波斯人在小亚细亚对亚历山大的抵抗。也许正因此才保证了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库斯（Granicus）初战的胜利。

39 年轻人奔赴东方建立功勋使马其顿人口锐减。无论如何，安条克的军队不及腓力和亚历山大时军队的规模，而且雇佣军在其中占有更大比例。

40 美丽的公共建筑，如体育馆、剧院、庙宇，以及更实用的建筑如城墙、供水系统和港口设施，成为每个以希腊化为标志的城市的特征。城市布局常常有系统地设计成直线形，两条成直角的主要街道将城市分割成四个街区。主要的公共建筑集中在交叉路口附近。与城市的外观同时作为希腊城市组成部分的还有公民大会、陪审法官、法庭和议事会。

41 得益于波里比阿（Polybius）的记载，安条克三世（大帝）的活动得以完好地流传下来；而“神显者”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的生平由于《马卡比书》的拙劣手笔而被弄得模糊不清。只有综合货币上的铸字和其他零散材料才能推断出，他的下属和亲信曾经推翻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迫使后者放弃已经开始数年的征服印度的行动。关于希腊化历史中这些被湮没的章节奇迹般地重现，见：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p. 183-224. 然而，对于Tarn重建的安条克四世东方政策的历史依然存在分歧，参见：A. K. 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pp. 53-57.

42 塞琉古王国领土的东方边界大幅度的地理变动反映出，那里的希腊化城市宁愿听从塞琉古的管辖，向塞琉古军队敞开大门。这使塞琉古的“再征服”异常顺利，而对手则须一个一个地兼并城市，蹂躏城市统辖的领土，拦截商旅，直到城市向旷野乡村的主人帕提亚、萨卡和叛乱的总督等让步。

43 在希腊本土，各城市曾经组织强大联盟与大国在平等基础上交涉，并取得了些许成功。但是，希腊从未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希腊国家也从未组成对抗外敌的统一阵线。

44 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了早期城市化。西亚文明的边界向东方扩展的关键因素，不仅在于波斯和希腊化统治者带来的和平，还在于地下灌溉水道的发展。这种方法通过减少蒸发保存该地区稀少的水源。参见：R. Ghirshman，L’Iran des origines à L’Islan（Paris：Payot，1951），p. 180. 采用地下水道灌溉的技术是由采矿供水系统技术演变而来，最早可能出现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的亚美尼亚。参见：Charles Singer et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II，666. 由于这一重大的技术进步，一个新兴的、虽然不甚富足的美索不达米亚出现在伊朗东部边缘的奥克苏斯河—锡尔（Oxus-Jaxartes）河谷。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是第一个以这种扩展了的农业绿洲为基础的国家，但这不是最后一个。稍晚时候，更往东一些的绿洲也得益于这一技术发明。

45 参见：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p. 225-408；A. K. Narain，The Indo-Greeks.

46 在公元前217年拉斐亚战役（Raphia）之后，托勒密诸王发现了这一点。这次战役只是由于土著埃及方阵的援助才获胜。而当埃及人凯旋回乡时，他们面临的是大规模的起义。参见1000多年前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时的情况。

47 Neilson C. 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p. 21-28.

48 《马卡比书》的某些段落生动地描绘了“神显者”安条克四世时期犹太教会领袖的行为，表明了这一过程达到何种地步。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然而，据《马卡比书》记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詹森（Jason）的高级教士引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詹森将耶路撒冷更名为“安提阿”，并试图建立正规的希腊制度，因而使保守人士感到愤慨。更骇人听闻的是，詹森及其追随者在健身房学希腊人的样子“非法”（即裸体）嬉戏。见：II Maccabees 4：7-15. Edgar J. Goodspeed（trans.）.

49 这方面的最佳例证也见于犹太典籍。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完成的希伯来文《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对于丧失家园的犹太人来说，就如同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圣经》译本对讲英语的基督徒的意义一样。至于希腊语在巴勒斯坦流行的情况，见：Salo Wittmayer 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d ed.；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52），I，185-187.

50 关于当时工资和物价情况的唯一材料来自提洛岛的神庙记录。有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煞费苦心的研究。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I，235-236.

51 关于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见：W. W. Tarn and G. T. 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3d ed.；London. Edward Arnold and Co.，1952），pp. 79-125.

52 爱的艺术也和许多其他活动一样职业化，少数名妓的声誉可以与职业竞技者和演员媲美。

53 参见：A. H. M. Jones，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pp. 220-226. 教育的有组织性仅仅是希腊化世界更广泛发展的职业团体的一斑。例如，演员组成了特别严密的团体。酒神节艺术家有时与城市和国家就安全措施和雇佣条件打交道时像两个主权国家一样。这些职业和贸易团体在其内部复制了希腊城邦的大部分机构，包括议事会、陪审法官、宗教仪式、法律等。由于原先城邦内在的地理基础崩溃，人们竭力借助职业团体重建社会整体的认同意识，也因此自然地模仿城邦组织。参考第5章讨论的早期佛教寺院与此相同的社会特征。

54 这些背道而驰的现象是希腊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反映。

55 关于古典时代仿制雕像所依据的几何学原理和实用器械（立体缩放仪）参见：Gisela M. A. Richter，Ancient Italy，pp. 105-116.

56 叙拉古人阿基米德（卒于公元前212年）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外，因为他既是数学家又是机械师。他发现了至今仍以其名字命名的物理学中的流体静力学原理。

57 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s，约公元前310年—前230年）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理论最著名的拥护者。这一理论不久就因观测不到天体视差而被斥责为缺少坚实的几何学基础，但这一设想却从未被遗忘。

58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见：O. Neugebauer，“The History of Ancient Astronomy：Problems and Methods，”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IV（1945），1-38.

59 萨拉皮斯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这三位一体还包括埃及的女神伊西丝和一位不太重要的神阿努比斯（Anubis）。

60 Epistolae，2，1，line 156.

第7章 欧亚生存圈的联结（公元前500─公元200年）

1 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史记》《汉书》作妫水，《北史》作乌许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作乌浒水；锡尔河，中国古称药杀水。——编者注

2 参见：Albert He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910）. 第1-7页以及后面的地图。丝绸之路的全部作用当然有赖于它全程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交通工具本身。只有巴克特里亚的骆驼（或双峰驼）能够运载大量货物穿越中国和中东之间无人居住的寒冷沙漠，而组织和护送一个商队的技术如同海运一样十分复杂。似乎没有清楚的材料说明巴克特里亚骆驼是什么时候被首先驯养的。它们大约作为珍稀之物，在阿黑门尼德时代已经为人所知（参见绘在波斯波利斯和其他外国贡品上的巴克特里亚骆驼像）；中国人也知道这种驯养的动物，可能早至公元前5世纪，肯定不迟于公元前221年，“兽多橐驼，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负千斤”。［时学颜（Hsio Yen Shin）译自《太平御览》，第901卷］。

阿拉伯的骆驼或单峰驼大约同时（可能早一些）在开通非洲西部炎热的沙漠中起了类似作用。阿拉伯骆驼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相当多且很重要，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才传到北非，到罗马时代才传到西方。参见：W. W. Hyde，Ancient Greek Marin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p. 184-185；Stéphane Gsell，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Paris：Hachette，1920），IV，139；Herodotus，VII，83-86；Xenophon，Anabasis，VI，1.

3 中国史学家班固认为与印度开始海上接触是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6年），但没有讲确切日期。

4 参见：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Harmondsworth：Pelican，1955），pp. 141-183；E. H. Warmington，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8），pp. 1-34；W. W. Hyde，Ancient Greek Mariners，pp. 169-232；J. J. L. 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49），pp. 7-12；K. A. Nilakanta Sastri，“The Beginnings of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The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XIV（1938），380-387；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Edward Arnold&Co.，1931），pp. 53-102；Radhakumud Mookerji，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London：Longmans，Green，1912），pp. 116-141 and passim.

5 公元前305年，旃陀罗笈多劝塞琉古一世把亚历山大征服的印度地区放弃给他，此后，两位君主维持着诚挚的外交关系。旃陀罗笈多或他的儿子可能与一位塞琉古公主结婚，甚至可以认为，其著名的继承者阿育王可能是这次联姻的后代。参见：K. H. Dhruva，“Historical Contents of the Yugapurana”，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XVI，（1930），35.

6 梵语词汇“书”“笔”和“墨水”源自希腊语。这表明书写的学问只是印度人与希腊化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了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的。参见：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54），p. 230.

7 除了学术性和神圣的文献之外，一种适合于国王和武士们的趣味性梵语英雄文学，确实以口头形式存在。在特有的献祭仪式上，婆罗门祭司可能朗诵源自世俗传统的诗句，以纪念和祝圣他们高贵保护人的祖先。由这类神圣和世俗文学风格的汇合，后来出现了印度的史诗。

8 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237，240，248；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p. 231.

9 佛教经书的文本用巴利文（Pali）记录。巴利文可能是佛陀本人时代通行的俗语之一。用巴利文记录的佛教经书包含比其他文集更古老和权威性的材料。迟至公元500年，新的经文和注释不断增入巴利文经书。只是因为印度口头语言的进化，巴利文成为一种学术性并且是神圣的语言，再也不能被轻易改动，如此才告停止。

10 传教者（约在公元前255年）被派往塞琉古、托勒密、马其顿、伊庇鲁斯和昔勒尼的宫廷，但是没有希腊化时期关于接待他们的的记载保留下来。

11 Nalinaksha Dutt，Aspects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inayana（London：Luzac and Co.，1930），pp. 14-21. 除了恒河流域的起源中心（也就是佛陀本人活动的区域）之外，看来早期的门徒在印度西部即阿槃底（Avanti）王国也建立了另外一个中心，也许佛教经书的巴利文经典在这里基本形成。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184-185；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p. 391.

12 佛教舍利塔的形状和平面设计是源自简朴的坟堆。这种想法是为纪念一位逝去圣人的遗物，特将坟堆掏空，使活人得以更接近神圣的源泉，这样就设置了一个圆形的顶，通过一条窄道进入一个小的内室，里面放着遗物。参见：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pp. 262-263.

13 N. A. Nikam and Richard Mckeon（eds.），The Edicts of Asok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 41.

14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II，60，公元前1世纪）将这一称号赋予巴利波特拉（即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的“王”。

15 实际上，在阿育王圆柱顶上雕刻狮子的艺术家可能是希腊或伊朗的工匠，是由一个希望把石雕技术引入印度的皇室人员所引进。参见：Niharranjan Jay，“Mauryan Art，”in K. A. Nilakanta Sastri，Age of The Nandas and Mauryas，pp. 356-361. 阿育王刻在岩石上的著名诏令，也采用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习惯，甚至其头衔方面的细节也与大流士大帝下令铭刻的著名的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一致。

16 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很尖锐。这部书被认为是一个名为乔底利耶（Kautilya）的婆罗门的作品，他如首相那样服务于旃陀罗笈多。根据传说，君主成功地掌握权力和赢得后来的胜利与他有很大关系。对这部作品是否源于孔雀王朝的总结论证，见K. A. Nilakanta Sastri，Age of the Nandas and Mauryas，pp. 190-201. 无论其来源是什么，这部书的最后形式直到公元300年才形成。参见：A. Berriedale 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p. 461.

17 无论何时，神圣的法律若与理性法律抵触（另一种译法为，国王的法律），理性应当是权威性的……Arthashastra，III，I，引自R. Shamasastry，Kautilya’s Arthashastra，Mysore：Wesleyan Mission Press，1929，p. 171. 另一种译法是Shamasastry先生提供的。

18 参见Machiavelli’s Prince。

19 参见K. A. Nilakanta Sastri的判断：“孔雀王朝的行政系统如同孔雀王朝的艺术，本质上讲，它某种程度上是外来的。——是一个打破本地正常发展过程的插曲。”Age of the Nandas and Mauryas，p. 190.

20 存留下来的雕刻微妙地反映了孔雀王朝社会的两面性（Janus-face），因为和阿育王的西方式狮子柱头成对的其他柱头，明显地恢复了古印度文明本身特有的印章雕刻。

21 这类代理人，把村庄的成员作为陌生人和工头对待。他们通常出身于小贩或小商人家庭，他们的生计正是依靠一种传统之外的非个人关系的方式进行买卖。

22 参见：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pp. 8-17；Henri Maspero，La Chine antique，pp. 134-137；Marcel Granet，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51），p. 234. “乡绅的兴起”这个术语当然是借自英格兰都铎王朝的社会史。类比似乎使这一术语有更充分的价值。

23 Karl A. Wittfogel，“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IV（1935），40-42.

24 古代中国的水利工程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成为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构造理论的主旨是，“东方专制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明确的社会组织，这在印度、中国和中东部分地区是相同的。这种专制主义是建立在水利工程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河渠的建设与灌溉。参见他完整的说明，Karl A.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像许多概括性的理论一样，这看来也陷入单一因素论的谬误。关于中国，魏特夫的思想一直受到其他学者严重的挑战，例如：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pp. 18-51；Henri Maspero and Jean Escarra，L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52）.

25 实际上，秦国的中心正好位于周朝起源的同一区域——渭河流域。

26 很明显，在那时，用毛笔写字已习以为常了。这比起以前一直使用的竹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毛笔的运用与坚硬的竹笔不同，因此汉字的形状也必须做相应的改变。参见：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31），I，239.

27 长城将以前建造的几段城墙连在一起，当军队适当地守卫时，便能够阻止北方草原来的游牧者的攻击。类似地，把旧有道路联系在一起的道路系统，可以说使中国有了一个中枢神经系统，信使和士兵、官员和皇帝本人都可以迅速并相对安全地往来。河渠适合重载货物的较慢运输，但要快速就需要道路了。

28 这些有关秦国统一中国的论述主要依据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Leiden：E. J. Brill，1938）.

29 公元前196年一个诏令的译文，转自Homer H. Dubs（trans.），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Md.：Waverly Press，1938），I，18.

30 秦朝皇帝已显示出，一个统一的中国能够成功地反击它的邻邦，把游牧部落驱逐到黄河大河曲以北并深入南方直到海岸。伴随着秦朝的瓦解，中国势力退出了这些疆域，直到汉朝将其长久地包括在中国边境之内。关于秦朝的征服，见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228-229.

31 可能在这一年，汉武帝接受了著名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eiping：Henri Verch，1937），I，403.

32 古文无论如何均需重编，因为新的毛笔书写形式使一般学者都难以辨认旧的作品。

33 参见：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p. 166.

34 参见希腊化时代特别是罗马时代的希腊哲学的类似演进。

35 两位现代翻译者对道家经文中的意义有着惊人的分歧，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I，109-111.

36 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81-84.

37 但是直到公元59年，当皇帝命令所有的学派要祭祀孔子时，圣人崇拜才明确地与中国家庭通常的“祖先崇拜”区分开来。参见：J. K. Shryock，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New York：Century Co.，1932），p. 103.

38 它们是《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

39 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111-113.

40 由于道家经典意义的不确定性，战国时期的道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但并不确定）下层阶级的代言人，也可能特指中国南方的下层阶级。因为比起中国的其他地方，那里的原始村庄公社生活几乎原封不动地存留下来。看来这能为所有社会的重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模式。参见：J.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I，98-121. 在这本书里，道教徒被描绘为原始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缺少一位马克思向他们解释他们在世界历史中的辩证地位。

41 道教建筑在中国存在，但它们的兴起是对以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里佛教对本地思想习惯挑战的反应。

42 中国的文化边界，当然也随着草原的尚武民族推进，秦国运用在对抗草原民族的边境战争中完善的军事技术征服了全中国。因此秦国与中国文明中心的关系很像罗马和希腊化世界的关系，但是秦帝国在其创建者逝世后就瓦解了。在日本，中国文化与一个传统上（不管来源如何）与欧洲一样十分好战的民族接触，但是在16世纪之前，日本没有做出任何长期认真的努力再现罗马式的辉煌，直到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时。而这要比粗鲁的罗马农民首次面对科林斯的奢侈品时的目瞪口呆深刻得多。

43 凯尔特人的征服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

44 高卢的祭司德鲁伊德（druids）惯于去不列颠学习他们宗教更深奥的方面。Julius Caesar，Gallic War，VI，13.

45 对凯尔特人的论述，我受教于Henri Hubert，Les Celtes depuis L’époque de la Tene（Paris：Renaissance du livre，1932），pp. 223-226；J. A. MacCulloch，The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Celts（Edinburgh：T. and T. Clark，1911），pp. 293-318 and passim；T. D. Kendrick，The Druids：A Study in Celtic Prechistory（London：Methuen and Co.，1927），pp. 194-211 and passim；T. G. E. Powell，The Celt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58）. 印度北部的早期雅利安文化和西欧的凯尔特文化之间的类似之处是显著的，且常被论及。如果人们记得印度北部和西欧代表了草原武士们在青铜时代扩张的两翼，这种类似并不足为奇。在文明世界的这两个边缘，印欧部落人以一种很可能是由祭司统治的社会越过了古代，他们这种社会与中东早期文明的最初中心有遥远而真实的联系。德鲁伊教和婆罗门教彼此非常类似，因为两者都分别来自印欧人祭司阶级与祭司传统的融合，这种传统是源自巨石（megalithic）文化和印度社会的。

46 费尔干纳，中国古代称大宛。——译者注

47 在其盛期，“匈奴”帝国从满洲（Manchuria）深入扩张到中亚，对从中国到锡尔河（药杀水）一路上的绿洲地区的居民行使宗主权，如同对西至咸海（Aral Sea）的游牧群落一样。许多不同语言和种族的人群被包括在这个联盟之内。统治者部族大约讲一种突厥（Turkish）语，并可能在一些特点上与后来欧洲史上的匈人（Huns）有关。但这是一个不清楚和有争论的问题，因为两者在年代上和地理上有着一个大的缺口，中国的最后一次记载是匈奴在公元2世纪向西边迁徙，而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晚期出现在俄罗斯南部。在此期间，小的部落群体有许多机会使军事队伍与联盟瓦解和重新组合，组成那种随着人群越过草原，时时都会分解的游牧“国家”。因此，在中国人所称的匈奴的政治军事联合与欧洲人所称的匈人的类似联盟之间，其连续性可能是很小的。参见：William M. 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p. 87-121，467-470；E. A. Thompson，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Oxford：University Press，1948），pp. 43-46；Franz Altheim，Reich gegen Mitternacht：Asiens Weg nach Europa（Hamburg：Rowohlt，1955），pp. 27-29.

48 当阿卡德的萨尔贡深入美索不达米亚边疆时，蛮族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见上文，第91—92页（边码）。

49 这个外交协定的缔结（公元前200年）表现了我们可能认为的中国与游牧者之间的正常关系。确实，这种关系经常被中断，或是由于中国人努力击溃游牧者的势力，或是由于游牧者征服了部分或全部中国。但是“正常”关系经常重新得到确定。把草原和中国农业世界联合为一个单一政治实体的努力从未得到持久的成功。这种组合国家的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经常分裂出去。当游牧者变得汉化，疏离了他们的游牧伙伴时，或者当中国士兵不得不像草原上的游牧者那样生活或斗争时，就不再服从一个遥远和外来的帝国宫廷。这种“正常”关系的持久性是基于它能提供给双方好处的程度。从中国来的贡品使得游牧军事领袖以国王的规模维持他的宫廷，而也许更重要的是，使其能用珍贵物品——丝绸、金属制品和其他奢侈品来赏赐主要的追随者，以保持他们的忠诚和服从。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这种礼品对防止来自草原的侵略，是一种便宜的保险形式。参见：Owen Lattimore，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对这种长期关系和它的地理决定因素的详细分析。

50 草原坡度起了把由西向东的人流倒转过来的作用。这股人流早先带来的首先是农民耕作者，然后是马车驾驶者，最后是跨过亚洲的绿洲和草原的游牧骑手。这种语言学上的漂移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连续进行了1600年，首先把突厥人，然后把蒙古人远远带向西方。这种运动在近代再次倒转过来，这是由于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殖民化和征服。

51 “贵霜时代”开始的时间范围，学者们估计是从公元前80年直到公元278年。参见：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L’Inde aux temps des Mauryas et des barbares，Grecs，Scythes，Parthes，Yuetchi（Paris：E. de Boccard，1930），pp. 343-374. 我看到的最新研究，尝试性地推断这个帝国的统一大约在公元46年，但仍缺乏足够的证据。Roman Ghirshman，Bégram：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s Kouchans（Cairo：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1946），pp. 118-124.

52 以此名称著称于中国史学的部落于公元前165年从今天的甘肃省逃走，他们首先定居在现代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地区，然后集体向更西迁移到现在的阿富汗，很可能在那里他们中的成员构成了贵霜帝国的核心。月氏没有另外的名称为学术界通用，尽管把一个中国名词用于一个讲波斯语的人群可能会引起误解。参见：Berthold Laufer，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Chicago：R. R. Donnelley and Sons，1917）；Sten Konow，“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Kusanas，”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LXVIII，1914，85-100.

53 一些希腊人统治者后来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维持了一个多世纪。

54 这些斗争有大量不清楚之处，在年代确定上又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帕提亚人与萨卡人一样在印度作为侵略者出现，可能因为一些萨卡人继续承认帕提亚的宗主权。大多数印度的萨卡人国家后来被并入贵霜帝国，但是一些边远地区的统治者［“邬阇衍那（Ujjain）总督”］，比贵霜人存在更久，并且除了名义上，从未接受外部的控制。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563-585；La Vallée Poussin，L’Inde aux temps des Mauryas，pp. 261-328.

55 参见Michael I.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p. 113-146.

56 这个事件很可能标志着蒙古部落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参见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paris：Payot，1929），pp. 73，93-94.

57 据普鲁塔克（Plutarch，Life of Crassus，33），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们刚缔结了联姻，当克拉苏（Crassus）的头颅被信使从卡尔赫（Carrhae）的战场扔到舞台上时，他们正观看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Bacchae）演出。参见：Nelson C. 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 93.

58 在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的高卢存留下来的罗马人与在萨卡人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处境大略相似。

59 用甲胄抵挡骑兵弓箭手的试验，在草原轻骑兵战术引入之后不久就进行了。例如希罗多德所记述的，马萨革泰人（Masagetae）在公元前530年用金属胸甲保护他们的马，他们居住在与后来出自该地区的帕提亚人几乎相同的区域。参见Herodotus，I，215.

因此，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新现象不是使用甲胄的想法，而是其使用规模及马的力量，使得穿甲胄的骑兵甚至在穿戴沉重的金属防护时还能保持灵活的机动性。一个理论认为，东伊朗的大型马是由混血交配培育出来的。参见：W. W. Tarn，Hellenistic Military Naval Develop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0），pp. 77-83. 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这种马能用收割的紫花苜蓿饲养，因而能全年充分地供给饲料，这似乎是解释此种高大强壮血统的马的最适当理由。中国的记载很清楚，神奇的“汗血马”来自伊朗东部，它如此之珍贵，以至于为了确保新种马的原型，汉武帝专门派遣一支远征军去费尔干纳，据说它们吃的紫花苜蓿也进口到中国（和葡萄一起由远征军带回，公元前101年）。参见：W. P. Yetts，“The Horse：A Factor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Eurasia Septentrionales Antiqua，IX（1934），231-255.

60 在草原水源较好的西部地区，这种限制因素较少，事实上萨尔玛提亚人保持着相对大规模的新式骑兵力量。与斯基泰人相比，这可能是他们的主要优势。

在更东边，大型马的声誉（及美观）使它们成为珍贵物品，一个首领情愿以非常高的代价来供养它们。因而在阿尔泰（Altai），酋长们与矮小的草原马、大型马埋葬在一起，异常的气候条件使常年不化的冰雪堆砌在坟墓上。对大型马的胃容物进行检查表明，它们是用人类食用的粮食来喂养的！它们出现的鼓胀症表明，它们是被圈在栏中的。参见：Tamara Talbot Rice，The Scythian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57），p. 71.

61 装甲骑兵要依靠马镫给乘者在马上一个牢固的座位，以施展攻击战术，如此才能发挥充分效力。骑兵们能够用固定的长矛装备起来（就如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把马与人的重量用于冲刺中，能够冲破任何敌手的队形，除非其采用同样的战术。

这似乎是中世纪西欧人在军事上最大的革新。中世纪的战争中反对用弓箭的古老偏见继续流行，直到克雷西（Crecy）和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的时代。而伊朗和拜占庭（Byzantine）的装甲骑兵没有这种偏见，他们经常用弓箭战斗，只是偶尔进行近身战。然而，一个萨珊王朝（Sassanian）的石雕证明，伊朗装甲骑兵用长矛比武（见边码第395页）。因此，与其说欧洲的骑士们是由西方的革新造就的，不如说是由于西方没能采用装甲骑兵战术的全部甲胄所造成。

马镫是何时在何地发明的，是个十分不清楚的问题。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将马镫的首次使用归于印度，其他人（证据很不充足）则归于草原游牧者。唯一肯定的事情是，在公元5到6世纪之间，马镫首先在欧洲和中国通用起来。参见：M.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 130；Tamara T. Rice，The Scythians，p. 50；E. H. Minns，The 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P. 250；Charles Singer（ed.），A History of Technology，II，556-557.

62 参见：Berthold Laufer，Chinese Clay Figures. Part I：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y of Defensive Warfare（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14），pp. 218-234. 如进行持久对抗的任何边界地区那样，战士阶层相互间的共同之处，比起中国—匈奴边界两边的平民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反复逃亡的现象很常见，著名的军事首领经常可以指望在敌营得到热情款待，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被重新启用反对从前的朋友。一种骑兵法典在边疆战士中发展起来，一个英勇的将领，在战争中身先士卒，会赢得朋友与敌人的共同钦羡。关于这些情况的例证，参见：W. M. 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p. 130-302.

63 王莽改动儒家经典的持久影响是一个学术争论问题，但是可能在传诸后代的文本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64 他穿戴着全套王服坐在皇位上迎接死亡，可能希望砍他头的粗鲁士兵会畏服他的高贵形象和庄严礼仪。

65 有关汉朝政治的这些评论，依据W.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p. 71-105；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358-431；Pan Ku，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Homer H. Dubs（trans.），3 vols.（Baltimore，Md.：Waverly Press，1938-1955）.

66 在乡村，古老的身份关系和农村公社生活的个人联系纽带剧烈地改变了希腊—罗马城市的个人主义特点。甚至在城市内，手工匠人和其他职业群体形成了行会，用以履行经济与社会功能。宗教团体也很重要，早期基督教会就是其中之一。因而正文中的这种叙述，实际上只通用于希腊—罗马城市的上层阶级。从生物学上讲，这个阶级引人注目地失去了其繁殖能力，可能与家庭和其他联系纽带的衰败有关，这使得生育和培养后代看来没有意义。但是其他因素（疾病、热水洗澡）可能对罗马上层阶级自身繁殖的失败起了决定性作用。见下文第359—360页（边码）。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文化阶级在总体数量上的稀少，意味着古典文明传统的衰落。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异教的高级文化主要保持在地主和其他食租者中。中国的儒家人士也由类似的来源取得收入，但是他们把家庭的延续看作重要之事，这意味着这种特权群体很少在自身繁衍上失败。汉代风格的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后来的一切兴亡之后而被保留下来，肯定得此之助。反之，古典异教的瓦解会由于其主要拥护者人口的衰减而大为加速。

67 北非构成了一个例外，因为娴熟的水利工程，由迦太基人首先在这个地区开创，罗马时代在这个省份得到大大扩展。参见：R. M. Haywood，“Roman Africa，”in Tenney Frank（ed.），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1948），IV，48-49；Charles Singer er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II，670，678.

68 与罗马社会的多元性相反，中国的文化统一性对中国帝国的一再恢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69 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财富循环可概括为如下程式：从东部省份得到的税收维持着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界的士兵，这些钱由军队转到高卢和西班牙地主手中，他们供应维持军队所需的酒、油和一部分粮食。这些地主又转手将钱花在由东部省份输入的制品上，于是就完成了循环。

70 当然，完全理解任何特定的艺术风格，需要广泛了解它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并掌握体现在艺术本身中的传统和主题的象征性意义。但是这类知识不是欣赏、模仿和借鉴的必须前提。非洲雕塑对一些当代西方艺术家的影响就是证明，他们完全忽略了魔法与宗教信仰，而这些正是培育这种艺术的原始环境。

71 考古记载有一些显著的缺口，特别是在阿富汗的巴尔赫（Balkh）古坟。那里曾是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首都，从未被发掘过。在那里的发掘可能会展现相同传统的实物大小的塑像。

72 学者们在这一点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分歧由于民族的自豪感而尖锐化。参见：A. Foucher，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new ed.；Paris：E. Leroux，1951）；Ludwig Bachhofer，Early Indian Sculpture，2 vol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1929）；A. K. Coomaraswamy，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New York：E. Weyne，1927）；Benjamin Rowland，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London：Penguin Books，1953）；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H. Ingholt，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57）. 这些学者的主要分歧部分起于萨卡人和贵霜人时代的不确定性，但主要是由于对犍陀罗雕塑与希腊化或罗马复制品的关系的不同判断。

73 公元前2世纪之后，在地中海东部，雕像的大量制作成为一种常规业务，运用机械方法复制全尺寸的著名作品，用模型复制较小的作品。当然，这种雕像贸易主要面向西方的罗马市场，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有事业心的商人也在印度碰运气。可能由这条途径有些地中海艺术中的迷失作品到达印度，而为考古学家首先发现。

公元1世纪，当罗马与印度的贸易到达高峰时，来自罗马的商人常驻的（住有从罗马领土上来的商人的）经常性贸易站，在印度沿海岸涌现。一个这样的贸易站连同广场和神庙，显出一个小的罗马行省市镇的外观，它邻近后来在印度南海岸的法国贸易站本地治理（Pondicherry）。因而看来很明显，远在公元1世纪，在这些地区就有一些“真正的绅士”（Pukka ashibs），他们尽可能多地带来了他们本地的生活方式，包括小的艺术作品。参见：R. E. M. Wheeler，“Arikamedu：An Indo-Roman Trading 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Ancient India，II，1946，17-124；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5），pp. 173-178.

74 公元5世纪中期，中国对佛教的官方迫害导致了佛教寺庙和艺术作品大量、系统性的毁灭。这可能解释了中国较早期的艺术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因。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I，203.

75 参见后来用于解释佛教传到中国的神话。它讲述了在公元61年（或65年），汉明帝如何在梦里看到了一个金人，因此受到鼓励派人去印度了解佛陀。O. 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407.

76 关于匈奴艺术，参见：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pp. 59-62；关于萨尔玛提亚的艺术，参见：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p. 181-208；Rostovtzeff，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tiy Press，1929）.

77 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埃及和巨石文化的宗教也为它们的信奉者保有这种千禧年的希望，更不用说俄耳浦斯教了。而“获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的观念，较早的宗教本质上把后世看作今世生活的一种继续，其丰富性可能不可避免地有所减少。相反，新的拯救性宗教认为，坟墓以外的生活还包括社会的激烈变化和改进，因而只有涤罪和纯洁的灵魂才能享受永生。

78 这样一种人类状况的观点在心理上的力量是毋庸强调的。诞生在这种宗教中的每一个人，要拒绝这种慰藉（即这种关于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解释方法）只会感到悔恨。

79 这个分歧在时间上要追溯到很远。雅利安的祭司也可能曾经试图根除土地崇拜。但是婆罗门不久发现与农村的虔信妥协更为可取，不久就证明这类崇拜符合于教义，即抽象的神的某些部分就存在于崇拜的每一种形式中。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继承了古代希伯来人在耶和华和迦南的巴力神（baals）之间的紧张关系。像希伯来人一样，基督教徒既不能排除，也不能完全赞同圣徒崇拜和其他地方崇拜活动。

80 伊朗人特别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其突出主题是描绘世界末日的想象。巴比伦的犹太人可能在把这种思想潮流带入犹太教中起到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密切地接触到了伊朗人的宗教思想。

81 在以后的基督教史中，教派团体一再出现大多数或全部异常的精神表现，它们是如此强有力地与第一个基督教团体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遭到连续挫败的人，很容易陷入集体的激情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炽热的宗教提供了一个群众暴乱的替代物，并围绕在暴乱的边缘。早期基督教的群众性迫害和后来基督教攻击像希帕蒂亚（Hypatia，逝世于415年）这样的异教徒，充分证明罗马帝国中宗教激情和狂暴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更近时期的教派史，包括中世纪和近现代，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例子。

82 在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Ethiopia）和印度，成功的传教行动开始得很早，虽然有些学者怀疑这些地区的教会传说所认为的起源年代。参见：Johann Peter Kirsch，Die Kirche in der antiken griechisch-römischen Kulturwelt（Freiburg：Herder and Co.，1930），I，135-138；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I：The First Centuries（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and Bros.，1937），pp. 100-108.

83 某些大乘经文翻译为中文的年代，是唯一提供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年代的定论（a terminus ad quem）。

84 一个救主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到来的思想完全来自于伊朗，并渗透到犹太教和佛教中。但是末世论（Eschatology）从来没有在佛教徒思想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人们惯于经常思考无穷数目的世界。而对于正好生活在特定的、行将灭亡的世界中的救主，或者甚至也是佛陀无尽延续的系列化身之一的来世佛而言，救主就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85 这本书名为“弥兰陀问经”（Milindapanha），被译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T. W. Rhys Davids（trans）］in F. Max Müller，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Oxford：Clarendon Press，1890-1894），vols. XXXV-XXXVI. 这位回答弥兰陀（Milinda）问题的圣人，是一个名叫那加犀加（Nagasena）的僧侣。他可能是发展大乘教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但是，这个对话是不可能有历史真实性的。

86 关于耶槃那人（Yavanas），即希腊人在印度文学中留下令人惊奇的广泛痕迹的学术性考察，参见：Sylvain Levi，“La Grèce et L’Inde d’après les documents indiens，”Revue des ètudes grecques，IV（1981），24-25. 也参见：Gauranga Nath Banerjee，Hellenism in Ancient India（2d ed.；Calcutta：the author，1920）；Eugene F. A. comte Goblet d’Alviella，Ce que L’Inde doit à la Grèce（Paris：Leroux，1897）；Richard Fick，“Die buddhistische Kultur und das Erbe Alexanders des Grossen，” Morgenland Darstellungen aus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Ostens，Heft 25，1933；K. A. Nilakanta Sastri，“Ancient Indian Contacts with Western Lands，”Diogenes，No. 28（1959），pp. 52-62.

87 传统意义上讲，发展大乘教义的一些主要人物——马鸣（Ashvaghosa），一位诗人、剧作家和佛教道德家，和龙树（Nagarjuna），一位老于世故的佛教哲学家——是与迦腻色伽的宫廷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向经过王国的商人征税，这个宫廷取得了大量收入。这些主要的贸易中心一定见证了持续不断的人群的混合，而这些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参见：Ghirshman，Bégram，pp. 15-54.

88 对于早期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评述，我求教于下列著作，Edward Conze，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1）；Edward J. Thomas，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2d e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51）；Nalinaksha Dutt，Aspects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inayana（London：Luzac and Co.，1930）；A. Berriedale Keith，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23）；Helmut von Glasenapp，Die fünf grossen Religionen（Düsseldorf-Cologne：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51），Vol. I；Har Dayal，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932）；Emil Abegg，Der Messiasglaube in Indien und Iran（Berlin and 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and Co.，1928）；Paul Masson-Oursel et al.，L’Inde antique et la civilisation indienne（Paris：Albin Michel，1951）；Paul Levy，Buddhism：A“Mystery Religon”?（London：Athone Press，1957）；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Helmut von Glasenapp，Der Buddhismus in Indien und im Fernen Osten（Berlin，Zurich：Atlantis Verlag，1936）.

89 Roman Ghirshman，L’Iran des origins à L’Islam（Paris：Payot，1951），pp. 228，239-243；R. C. Zachner，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1）.

90 这种政策的改变可能是部分希腊化城市和更为明显是伊朗人的乡村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自从马其顿人征服以来，乡村就具有（的特色是）伊朗和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的特征（就是如此的）。依靠城市支持反对经常是难以控制的伊朗贵族的国王们，通常奖掖仍处于不明确生活状况的希腊化城市文化，而一个君主（的附庸）若直接依靠伊朗乡村骑士的支持，则愿意求助于（依靠）琐罗亚斯德教或这个古代信仰的一些变化形式作为他同化于伊朗人的标志。类似的紧张与王室政策的变动在萨珊（Sassanian）时期变得更极端化。而伊斯兰教中逊尼（Sunni）与什叶（Shi）派的分裂，在后来进一步反映了类似的社会分裂。

90 参见：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I，7-132；John K. Shryock，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32）.

92 毕竟只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基督教才征服了罗马帝国。

93 亦见《约伯书》（The Book of Job）。

94 当然，这类宗教的传播最后远远超出了城市范围。因为针对人类生活中一再出现的问题，它们给予的回答正好满足了那些生活比较集中的人类，而城市中人类的生活却是很分散的，尽管这些宗教首先是在城市中发展的。与此同时，较高级宗教的存在使后来的城市发展得更为容易、更有保证、更强大，因为它减少了社会冲突，保证了所有等级和生活状况的人们道德上的统一性。这是一种宗教发展所达到的较高水平。

95 这个地区的人口在公元132—135年的大战期间没有减少。

96 Salo W. 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ns History of the Jews（2d ed.；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1952），II，89-128.

97 Jacques Duchesne-Guillemin，Ormazd et Ahriman，L’Aventure dualiste dans L’antiquité（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53），pp. 55-134；H. S. Nyberg，“Die Religion des alten Iran，”Mitteilungen der Vorderasiatische-aegyptischen Gesellschaft，Band 43（Leipzig：J. C. Hinrichs，1938）；R. C. Zaehner，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

98 把私人关系包括在罗马法中的条文中，无疑是继承自早期城邦组成的极权主义，它把领土国家高高置于其他一切人类关系之上。

99 而且，万民法、自然法和自然的科学法则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密切的。人类的思想习惯于发现一种制约活动的法则，也倾向于发现在其他地方起作用的法则。参见上文对爱奥尼亚思想和城邦法律的评述。相反，像罗马人的事务框架中法律所享有的范围与尊严一样，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法律没有这样的地位，人们就不那么期望或寻求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因此，认为近代科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马法的说法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见中国人和欧洲人对人类法律与科学法则态度的比较，见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I，518-583.

100 不同的历法系统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在王莽篡位的时代（公元前9年—公元24年）。由于这些派别的争论，后汉制定的新历法在天文学上没有王莽使用的历法精确。参见Wolfram Eberhard，“Contributions to the Astronomy of the Han Period，II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1936），194-241. 关于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一个按技术和专题排列、虽有些混乱但很详细的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II，1-461.

101 前者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建立在“今文”基础上，即在秦始皇禁止儒家书籍（公元前213年）并将其收缴后，在汉朝前期重新编辑的经文；另一方面，古文学者宣称，他们的观点是根据更有权威性的文本，即用古代的汉字书法书写，其时间在焚书之前。

102 关于司马迁，见Burton Watson，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其著作的部分译文见：Èdouard Chavannes，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su-ma Ts’ien（5 vols.；Paris：Leroux，1895-1905）.

103 Homer H. Dubs翻译了班固著作中有关皇帝本纪的部分。Pan Ku，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trans. Homer H. Dubs（3 vols.；Baltimore，Md.：Waverly Press，1938-1955）.

104 Charles Singer et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II，199；Roman Ghirshman，L’Iran des origins à L’Islam，p. 256；Alphonse de Candolle，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1902）.

105 中国的技术发明看来一直是既特别重要，又特别发展缓慢。参见J.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240-243.

106 Charles Singer et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II，57，322，593-601；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Edward Arnold and Co.，1931），pp. 68-102，120-122.

107 Sir 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p. 160；Homer H. Dubs，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London：China Society，1957）.

108 这个推测是建立在对“耶槃那人（Yavanas，即爱奥尼亚人，或通指希腊人）建造的美丽船只”的赞美基础之上，见于早期印度南部泰米尔人（Tamil）的诗篇中。参见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109（Thorkild Jacobsen and Robert M. Adams，“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Science，CXXVIII，（1958），1251；Robert M. Adams，“Agriculture and Urban Life in Early Southwestern Iran”，Science，CXXXVI，（April，1962），116-119。

110 在欧洲人联结了全球生存圈后，海员和其他人就把像麻疹甚至普遍感冒这类疾病带到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s）、爱斯基摩人（Eskimos）、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中，新疾病的严重性就在生物学上无免疫力的人群中一再表现出来，例如，我们会看到牺牲者死于一种感染，而这种感染对欧洲人来说是相对轻微的。显而易见，欧洲人（以及亚洲人）仅仅通过之前对这些疾病的接触，就会获得对此的免疫力。而这个过程在在公元后头几个世纪一定经历了一个重要阶段。关于传染病，参见Georg Sticker，Abhandlungen aus der Seuchengeschichte und Seuchenlehre，Band I，erster Teil：Die Geschichte der Pest（Giessen：Alfred Töpelman，1908）；W. H. S. Jones，Malaria：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Cambridge：Macmillan and Bowes，1907）；Benno von Hagen，Die Pest im Altertum（Jena：Gustav Fisher，1939）. 关于中国，参见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pp. 53—138. 但是这些著作中没有一本提供了有关心理上的重要问题的资料。一部真正高深的人类之间的传染病考察史尚有待写出。

111 甚至在现代，我们对发生的事情可以获得精确的资料时，人们对人口现象理论上的了解也不完善。所以，那种认为对古代人口的增长和衰落能够得到充分解释的说法是荒谬的。交通的改进使感染易于广泛流行，从而造成严重的传染病，这无疑减少了罗马的人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各种反常的性行为，还有在非常热的水中洗澡的习惯（会杀死男子的精子），可能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马帝国上层阶级难于生育的原因，而经济和心理上的状况无疑影响到农民和手工匠人的生育率。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实际影响，都不能简单地加以确定。

112 有关罗马史上人口衰落基本的重要问题，参见引人注目的评述：Arnold Hugh Martin Jones，Ancient Economic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University College（London，H. K. Lewis，1948）.

113 参见Hans Bielenstein，“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 D.，”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Bullentin，XIX（1947），125-163.

114 人口的急剧衰退本身又带有矫正作用，因为它并没有终结长途贸易，特别是因为贸易基本上是奢侈品交易，因此而来的生产率下降被阻止了。但是当与世界上陌生部分的接触减少时，我们可以推断，疾病的传播也相对减少了，因而也就阻止了一个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因素之前在欧亚生存圈两端毁掉了大量文明人口。而且，存留下来的人在其血统中携带了免疫力，这意味着当他们再次接触来自欧亚大陆遥远地方的疾病时，像公元2—4世纪时可能有的那种非常致命的后果再也不会发生。

第8章 野蛮人的进攻与文明人的反应（公元200—600年）

1 古典希腊文明是在实质上相同的环境中形成的，时当铁器时代的侵略者打破了早期中东地区的世界主义状态，它曾扩张到其边缘至少包括爱琴海的地方。

2 他的名字在梵文中与孔雀帝国的建立者相同，但是在英文中习惯上在后来帝国的建立者名字中间加上连字符，减少了这种混淆。公元320年标志着笈多时代的元年，是由旃陀罗—笈多一世所颁行的，可能是为庆祝他自己的加冕。R. C. Majumdar et al.（eds.），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Bombay：Bharatiya Vidya Bhavan，1954），III，2.

3 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54），p. 126.

4 中国的朝圣者法显，在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时访问过佛教的圣地和寺院，他非常惊奇于帝国行政管理的仁慈宽大及其有限范围，以赞许的态度评论平民百姓的自由和繁荣：“这些人民是众多而快乐的，他们不必要登记他们的家庭，或侍候任何官吏和注意他们的规矩……如果他们想走就可以走，像居留在哪里就居留在哪里。”J. H. Legge，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an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onk Fa-hsien’s Travels（Oxford：Clarendon Press，1886），pp. 42-43.

5 R. C. Majumdar et al.，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II，254-257，335-359；M. Winternitz，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Leipzig：Amelangs Verlag，1920），III，479-504；Arthur Berriedale 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8），pp. 439-448.

6 治国术的道德，在《教规圣典》中的解释与《政事论》中所讲的是尖锐对立的。可能在《政事论》中所推崇的维持权力的非道德方法，比《教规圣典》中的规定更准确地描述了印度国王们的真正实践。在这个问题上要对普遍情况提供证据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关于印度诸国家的行政所知甚少。

7 南印度的德拉威语言之一泰米尔语（Tamil）必须被看作一个例外。在笈多时代泰米尔语的文字确定了下来，此后一直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字媒介。总的来说，在泰米尔地区，雅利安印度和希腊化地中海的知识同样作为外来的但是有魅力的新事物，在前几个世纪中渗透进来。泰米尔文学与艺术后来的繁盛像青年的青春期，不像梵语印度成熟的文化综合。虽然我们将会看到，泰米尔人对这个文明贡献了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印度其余地区的宗教，尤其是在公元600—1000年这几个世纪，当南印度的地方文化独立性被更为大量而成熟的北方来的成就压倒之时，参照在同一时期爱尔兰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关系。

8 梵语文学总是通过口头流传，因而这种语言在受教育的婆罗门中一直通用。这意味着完全不懂彼此的日常语言的人能够经常用梵语交谈。参照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的作用或英语在当代印度的地位。

9 这首《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的主要英雄阿周那（Arjuna）和他的驾车者讫哩什那之间的对话，其中后者解释了人和宇宙的整个本质，显示他自己是毗湿奴的化身和阿周那的预定拯救者。甚至在这首《歌》相对较小的篇幅内，分歧的各种教义也得到了表现。但是这首诗神秘而虔诚的格调，据它的赞美者的看法，提供了一种超越逻辑的一致性。参见：Franklin Edgerton，The Bhagavad Gita，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Harvard Oriental Series，”Vols. XXXVIII-XXXIX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tiy Press，1944）］.

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译文，但是Edward P. Rice，The Mahabharata：Analysis and Index（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and S. C. Nott（ed.），The Mahabharata of Vyasa Krishna Dwaipayana：Selection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56），对全诗提供了有用的样本。

10 存留下来的最早的戏剧片段，是一个佛陀启迪他的两个弟子皈依的故事，其年代显然在公元后100年。最早的梵语戏剧完整存留下来的年代可能在公元4世纪，正当梵语戏剧家和宫廷诗人中公认的大师迦梨陀娑的时代之前。

11 希腊对梵语戏剧影响的性质和范围，一直有激烈争论。参见：A. Berriedale Keith，The Sanskrit Dram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4），pp. 12-77中的总结。

12 引自迦梨陀娑最著名的诗《云使》（Cloud Messenger），译文摘自A. L. Basham in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p. 420.

13 诗人跋提（Bhatti，公元7世纪）这样结束他的一部著作：“这部诗只有靠评注才能理解，它对聪明人来说够得上是一种享受，对愚蠢的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困难了，这就是我爱好学问的结果。”引自A. B. Keith，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p. 116.

14 追溯这些故事的传播是比较文学的一部杰作。对其成绩的总结，见Keith，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pp. 357-359.

15 英文译文见V. R. R. Dikshitar，The Lay of the Ankl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

16 R. C. Majumdar et al.，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III，326-340；参见翻译的选段A. L. 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pp. 330-331。泰米尔的感情表现对印度教虔诚的贡献，提供了一个表现出非常的宗教创造力的底层（或半底层的）文化的又一榜样。

17 这个时代两部重要的语法书分别是一个佛教徒和一个耆那教徒的著作，二人都企图创造一种没有令人反感的婆罗门教解释的例句的文本，参见：R. C. Majumdar et al.，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III，319-320.

18 Henry R. Zimmer，Hindu Medicin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1948），pp. 46-59，175-176. Jean Filliozat，La Doctrine classique de la médicine indienne，ses origines et ses parallèles grecques（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49），pp. 199-215 and passim；A. B. 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pp. 513-515.

19 传到印度的不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的天文学，而是更早的、较不完善的，有着更多种计算的天文学。证据显示萨珊宫廷起了媒介作用。参见：Otto Neugebauer，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pp. 160-161，167-169，178，180.

20 一种晦涩难解、高度减缩的诗体形式使圣使的本意解释经常是难以确定的。参见Walter Eugene Clark的翻译和评注，The Aryabhatiya of Aryabhat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21 我是在与Dr. David Pingree的谈话中得到这个消息的（1962年），他即将出版的Yavanajatake of Sphujidhvaja将使这个年代为学术界所注意。以前知道的最早包括圣使论文的参考资料年代为公元499年。参见：G. R. Kaye，Indian Mathematics（Calcutta and Simla：Thacker，Spink and Co.，1915）；A. B. Keith，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pp. 523-528.

值得记住的是，巴比伦尼亚人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已知道了数位值系统，并将它们传给了希腊化数学家。有些巴比伦文献甚至用一个点来表示零，但是只用在中间，而不是最后的位置。例如202这个数可以明确地写出来，220却不能。因而这最后一步，似乎是约在公元后3世纪在印度迈出的，不仅是使一个“0”的符号的使用普遍化，同时，也使十进位符号摆脱了与六十进位系统不便利的混合。把十进位和六十进位数字系统混合在一起是巴比伦尼亚和希腊化天文学的特征。西方数学家在处理圆周度量时仍容忍同样的不便。参见：O. Neugebauer，The Exact Science in Antiquity，pp. 3-22.

22 在考虑印度艺术史时，穆斯林征服者在印度北部的系统的圣像破坏必须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例如可能是笈多时代更成功的印度教艺术存在于印度北方，而存留的纪念物主要在印度南方，就显示了这个情况。

23 在天然的岩石上雕凿出来的石窟神庙，在印度比矗立石砌的神庙年代要早。在平面图上它们通常是狭窄的，在最远端有个凸出的半圆形部分。这与罗马会堂的类似处是很明显的，但可能只是出于偶然，因为石窟神庙看来是从一个舍利塔的圆形走廊和一个门厅连接而发展起来的。参见：Benjamin Rowland，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pp. 69-71.

24 一些最早的建筑在总的设计上明显地类似希腊的神庙，例如在桑奇的第17号神庙，这可能是希腊建筑产生的一些影响。

25 A. B. 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p. 450.

26 无拘无束的色情可能是印度禁欲主义得以产生和维持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极端的放纵和对性欲的极端厌恶经常是携手并进的。印度神庙的雕塑充分证明了，明显自由和行迹毕露的性活动在公众宗教中得到承认，与文字记载中受到高度尊重的禁欲主义并存。印度教特别的宽容表现在它成功地把赤裸裸的性行为包括在宗教之中，与基督教徒、穆斯林和儒家传统强调道德拘谨的重要性正好相反。

27 G. Coedès，Les È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Paris：E. de Boccard，1948），pp. 23-28；H. G. Quaritch Wales，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London：Bernard Quaritch，1951），pp. 47-83.

28 一些从印度港口出发的先驱性航行可能是由地中海世界航行来的商人冒险者进行的。一些罗马物品曾在远至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之东南方）出现，年代远至公元2世纪。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公元166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使节”的访问，他是从南方海路来的。Coedès，Les Ètats hindouisés，p. 38. 但是，在公元2世纪之后，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印度南部的贸易随着罗马世界繁荣的普遍衰落而衰落了，印度商人迅速地把向东的航线接管过来（如果并非他们自己的开创）。

29 除了分别提到的书之外，我还求教于R. C. Majumdar，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in South East Asia（Baroda：University of Baroda Press，1955）；Majumdar，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Ⅱ，651-658；Ⅲ，631-644.

30 马达加斯加大部分居民讲一种印度尼西亚语，他们的祖先必然是远渡印度洋，从婆罗洲或一些其他印度尼西亚岛屿移民来的。这个事实明显地表明，简单的船只载运人们长距离穿越平静的南部海域的能力。可能移民们沿着南亚的海岸行进，而不是一直驶过开阔的大洋；但是没有他们落脚站的明确痕迹被发现，如果他们存在的话。参见：George Peter 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59），212-271；James Hornell，“Indonesian Influences on East African Culture，”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LXIV（1934）. 325 and passim；G. W. B. Huntingford，“The Hagiolithic Cultures of East Africa，” Eastern Anthropologist，III（1950），119-133.

31 当通行税变得太高时，货物可以改道由商队运到波斯湾。帕尔麦拉（Palmyra）在公元3世纪的兴起，部分是由于贸易路线的这个转移，但是它在公元273年被破坏。随后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的长期战争，必然比控制亚丁海峡的国家的困扰更为有效地长期中断了这种贸易。

32 参见：Èmile Bréhier，La Philosophie de Plotin（Paris：Boivin and Co.，1923），pp. 107-134；Jean Filliozat，L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de L’Inde（Pondicherry：Institut Français d’Indologie，1956），pp. 27-30，51-58.

33 直到最近，能供学者研究诺斯替派的可靠资料，比研究基督教徒攻击的更明确的材料几乎是没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埃及发现一份令人深刻印象的手稿，完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政治上的和其他的障碍阻止了对它们进行充分直接的研讨。参见：Jean Doresse，The 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ics（New York：Viking Press，1960）；Eva Meyerovitch，“The Gnostic Manuscripts of Upper Egypt，”Diogenes，No. 25（1959），84-117；Robert M. Grant，Gnosticism and Early Christia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Hans Jonas，The Gnostic Religion：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Boston：Beacon Press，1958）.

34 参见：Hippolyte Delehaye，Les saints stylites（Brussels：Société des Bollandistes，1923），pp. cxci-cxcv.

35 印度对修道制度和基督教虔诚的其他方面的影响的重要性，一直被无批判地夸大和无道理地否定。参见相关学术观点的总结，Henri de Lubac，La Rencontre du Buddhisme et de L’Occident（Paris：Aubier，1952），pp. 9-27. 印度对基督教的贡献的夸大在50年前比近些时候更常见。参见：Richard Garbe，India and Christendom：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Religions（LaSalle，III.：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59）；Ernst Benz，“Indische Einflüsse auf frühchristliche Theologie，”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Mainz），Abhandlungen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No. 3（1951），pp. 172-202；Mircea Eliade，Le Yoga（Paris：Payot，1954），p. 412；Karl Heussi，Der Ursprung des Mönchtums：Geistesgeschichte des antiken Christentums（Munich：Carl Beck Verlag，1955），I，523-529. 犹太人的禁欲主义团体，如在库姆兰（Qumran）的那种，和《圣经》叙述的住在旷野中的古代先知，明显地为基督教僧侣提供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榜样。但据我所知，犹太人的先驱从未承认禁欲戒律的结果是上帝的极乐幻象，如印度禁欲者长期认为的那样。此外，由禁食和其他肉体需求的剥夺带来的心理现象并没有明白宣称是神性的幻象。印度先驱用神学和超越性的意识解释这类体验，可能因此对首批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具有绝对关键的重要性。以这种有些模糊的，很大程度上难以描述的意识，印度对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在我看来可能有很大重要性。

36 Roman Ghirshman，Bégram，p. 100；Sir AuREL Stein，On Central Asian Tracks（London：Macmillan and Co.，1933）；Albert von Le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Leipzig：J. C. Hinrichs，1926）.

37 复兴较古老的中国思想学派的各种努力，反映了汉代的儒家正统甚至在佛教开始进占这个空虚状态之前就已经破产，这些情况是在中国文化内部造成的。参见非常深入的分析：Arthur F. 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 20-31.

38 作为将佛教思想引入中国的最初困难的例子，Wright指出这个事实，即中国的用语“道”（“路”）被无区别地用来翻译Dharma（达摩）、Bodhi（彻悟）和Yoga（修行）。这些佛教用语在英文中大概可以译为“正道”“启蒙”和“训练。”Arthur F. 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p. 36.

39 参见：Laurence Binyon，“Chinese Art and Buddhis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cy，XXII（1936）.

40 蒙古（Mongolian）、通古斯（Tungusic）、突厥（Turkish）和藏（Tibetan）语言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入侵者中，同一个军事联盟由说不同语言的群落组成是常见的。参见：O. Frank，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I，54-117对这个时代非常混乱的政治史的总结。

41 Arthur F. 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p. 57.

42 参见当希腊化文化成为希腊—罗马世界上层阶级高雅的教养时，它就丧失了获得皈依者的能力。

43 R. Ghirshman，Les Chionites-Hephtalites（Cairo：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1948），P. 115. 就这个部落的语言来源而论，一直通常是难以确定的。Ghirshman认为他们讲一种波斯语言，较早的观点是把他们称为“突厥—蒙古人”。参见：René Groussset，L’Empire des steppes，p. 110.

44 中国南部和印度南部也免遭蛮族人入侵，但这更多是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本地的军事或政治力量。

45 参见比这早800年的意大利拉丁族人口的状况，他们也只是在较近时期定居于农业生活，并靠进行征服解决迅速增长的人口，最终形成了罗马帝国时的情形。考虑一下这个见解，即西方的罗马帝国是由创造它的同样力量所破坏的。

46 匈奴人突然侵入欧洲，与紧接在他们之前嚈哒人突然侵入萨珊国家的东部边疆并非不类似。嚈哒人定居在（古代巴克特里亚）奥克苏斯河上游的农业地区最早的确切资料，年代在公元371年之后。在那一年，波斯的沙普尔二世（Shapur II）看来与嚈哒人达成了协议，由此这个游牧部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并被委托保卫萨珊领土的这一部分，以给予他们统治这块仍然富饶的土地的权利为报酬。参见R. Ghirshman，Les Chionites-Hephtalites，p. 82.

在年代上的明显重合表明，在中部草原地带内民族的变换，可能起源于柔然联盟成立的区域，这个联盟将匈奴人和嚈哒人都从他们习居的牧场赶了出来。

47 一个重要的地理区分在5世纪明显表现出来。在罗马帝国最西北部地区，潮湿而凉爽的大西洋气候使地中海方式的农业效率很低。该地区罗马生活的结构在日耳曼人入侵前已崩溃，日耳曼人的农业随着气候状况作了较好的调整。因此罗马定居者在不列颠和莱茵兰下游消失了，为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日耳曼人生活方式所取代。在“继承者各王国”中的混合型社会只是在更南方占优势，那里罗马人口牢固得多地定居下来，日耳曼人的占领相对是薄弱的。

48 Wolfram Eberhard，Das Toba Reich Nordchinas：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Leiden：E. J. Brill，1949）.

49 René Groussset，L’Empire des steppes，pp. 110-115；R. Ghirshman，Les Chionites-Hephtalites，pp. 83-134.

50 就阿瓦尔人是柔然还是嚈哒人联盟的残存者，学术上观点是有分歧的。参见Groussset，L’Empire des steppes，pp. 226-227.

51 公元前18到前15世纪的入侵，毁灭了印度河和米诺斯文明，但只是蹂躏了中东较强大的文明社会，这提供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这种模式在公元前12到前10世纪不那么强有力地又重复出现，当时迈锡尼人、赫梯人和可能还有其他不那么著名的文明社会边缘地区，再度退回到野蛮状态。

但文明人1000年来的发展不是没有效果的，因而在公元3到7世纪之间，文明社会成功得多地抵抗了蛮族的进攻，丧失的地盘较少，复兴得比较早时代可能的速度快得多。

52 参见从事恢复嚈哒人原貌的著作，R. Ghirshman，Les Chionites-Hephtalites，pp. 115-134.

53 Groussset，L’Empire des steppes，pp. 129，131-32.

54 阿提拉营地的详细描述是由普利西安（Priscus）写的，他作为一个罗马使团的一员访问过那里，使人看到罗马文明的影响在罗马边界外迷人的一瞥。参见：F. A. Tompson，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pp. 161-183. 阿提拉国家生动的画面就这样留存下来，可以作为几十个其他本质上类似的游牧军队总部的原型。他们在阿提拉之前和之后的时代在草原地带兴起，他们的军事成功使他们与中国、中东或欧洲等文明紧密地共处在一起。

55 参见老的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抵抗，及美国圣经地带（Bible belt）保守主义的坚定性。

56 蛮族国王们有很好的理由欢迎基督教传教者，他们提出的关于统治者地位的神圣性和特权，远超过部落习惯所承认的任何东西。一个基督教酋长能够求助于教会的热情支持，反对在政治上企图抵制将军队领导权转变为长久的领土上的王权的保守派，这些人在宗教上仍然忠于旧诸神。

57 这种现象不限于西欧。例如在查士丁尼时代，高加索（Caucasus）被括入基督教范围中。在南方，埃塞俄比亚早在4世纪就基督教化了。

58 详见Arthur 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2d ed.；Copenhagen：E. Munksgaard，1944）. 美索不达米亚在帕提亚和萨珊帝国中是城市生活的大规模中心。近来的考察显示出，那里的灌溉系统和水利工程在萨珊统治下达到了精巧复杂的最大规模，有着分支河渠系统、复杂精巧的水闸和建设例如包括用一条主干渠跨过较小的水流这类的技术成就。灌溉和经济组织需要建设和维持，这个系统此后再未在美索不达米亚达到可与之相较的水平，甚至在阿拔斯朝统治下也是如此。确实，直到中国人在唐代开辟了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大运河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水利工程成就可与之相比较。参见：Thorkild Jacobsen and Robert M. Adams，“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Science，CXXVIII（1957），1253-1257.

59 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在帕提亚人统治下的宗教状况是非常不清楚的。似乎在阿尔达希尔开始他的征服时，没有统一的琐罗亚斯德教崇拜或教义体系在伊朗地区为各处都接受。参见：R. Ghirshman，L’Iran des origines à L’Islam，pp. 282-286；H. S. Nyberg，Die Religionen des alen Irans（Leipzig：J. C. Hinrichs，1938），pp. 404-410.

60 萨珊君主中许多人的长期统治，与成为三四世纪罗马史特点的一系列对皇帝的谋杀形成尖锐的对照。只是在罗马人也信奉了一种国家宗教之后，经常性的叛乱和杀害皇帝开始减少了，因为一种宗教氛围开始维持皇帝的权力以反对篡夺的危险。

61 像那类经常深入到罗马沿多瑙河防线的小规模袭击，在波斯被贵族重装骑兵组成的地方军队驱赶出去。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震荡，如嚈哒人进攻巴克特里亚那样，才能攻破波斯乡村的地方防线。

62 这类实验要追溯到哈德良（Hadrian）的时代（公元117-138年），因为图拉真（Trajan）越过多瑙河的战争，使萨尔马提亚人重骑兵的威力引起了罗马人的注意。Pauly-Wissowa，Real-Encyc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Stuttgart：J. B. Metzler Verlag，1899），s. v. cataphracta.

63 详述见Robert Grosse，Römische Militä rgeschichte von Gallienus bis zum Beginn der byzantinischen Themenverfassung（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920），pp. 314-337 and passim.

64 这些首领中最著名的贝利撒留（Belisarius），保持着7000人的一支个人侍从军队，据普罗科比（Procopius），Gothic War，III，1，20. 他于533年入侵北非的军队总数是15000人，但他的5000骑兵构成了唯一有真正作用的武装力量。

65 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Edward Arnold and Co.，1933），p. 139.

66 中央政府当然明白边疆防务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企图用迫使人们住在靠近边疆的地方，并建筑和守卫地方堡垒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这类要塞能够阻滞入侵者，直到机动的重骑兵军队出现，将劫掠者驱逐之时。但是只有真正大规模的进攻才会招致皇帝的御林军骑兵，小规模的袭击能够安全地避开这类障碍。

67 海上力量的优越性由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的战争中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希拉克略（Heraclius）与波斯人的战争（610—630年）。当时皇帝离开了被围攻的首都，把波斯围攻者甩在后面，最终迫使他们撤退。参见：Archibald R. 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500-1100（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p. 3-53.

68 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夺走了拜占庭人最富裕的城市，在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Leo III，the Isaurian）统治时期（717—741年），一个乡村文明的安纳托利亚腹地，开始至少在有限意义上，统治了爱琴海和黑海沿岸存留下来的城市中心。由于这个改变，拜占庭国家变得非常类似于萨珊王朝。十分有趣的是，只是在利奥开始的军事改革之后，像在安纳托利亚的那种有效的边疆防务才成为可能，这是由于在皇帝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军事地主阶级，其特点类似于构成萨珊帝国军团的大多数成员的波斯小贵族。

69 衣服的风格和总的艺术风格一道，构成文化趋向和来源的敏锐特征。这些在5世纪也变得东方化了，锦缎长袍取代了罗马的宽外袍。参见：Kondakov，“Les Costumes orientaux à la cour byzantine，”Byzantion，I（1924），7-49.

70 参见：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III，10.（君士坦丁）本人进入会场的中央，有些像上帝的神圣使者，身上的衣服光彩夺目。

71 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没有有意识按波斯的先例为模式，重新整顿罗马的宗教制度，宗教感情在任何地方都在高涨。君士坦丁作为一个粗鲁的士兵，可能认为是基督教上帝使他在米尔维桥（Milivian Bridge）获胜，因而值得给予尊敬的礼遇和所有应得的荣誉。

72 参见：Oscar Reuther，“Sassanian Architecture，”in Arthur Usham Pope，A Survey of Persian Art（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I，493 ff. 在一些萨珊波斯的建筑遗迹中也可以发现印度—佛教因素。

73 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萨珊纪念性建筑物，是波斯人利用在战争中俘虏的或用其他方式引入的“希腊人”的技艺建造的。参见：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p. 259. 在拜占庭风格的起源中，关于伊朗和罗马的拥护者谁占首位的学术争端，有一个均衡的考察参见：O. M. Dalton，East Christian Art（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 68-69.

74 Salo Wittmayer 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II，204-209，294-298.

75 最初由一位叙利亚人聂斯托里（Nestorius）提出的，他于428年被新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里教派认为，玛利亚只是在耶稣人性的意义上是他的母亲，因而不应当被尊为“上帝之母”（Theotokos）。431年以弗所（Ephesus）宗教公会正式谴责了这种观点，这个教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叙利亚讲阿拉米语的基督教徒。

76 实际上所有融合进这部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中的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后来都失传了，因为新经文在礼仪崇拜上没有用处，因而不久便从记忆中消失了。R. C. Zaehner认为，从沙普尔时代起，希腊哲学就输入进琐罗亚斯德教的知识界。从文化融合产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中庸的道德原则的高超风格，成为创造宇宙的戏剧的一名演员，这真是有趣的现象。参见：R. C. Zaehner，Zurvan：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pp. 250-251 and passim. . 我对萨珊文化和社会的评述大部分基于此书，和同一作者更充实的论文，R. C. Zaehner，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1），pp. 175-321；以及A. 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77 像基督教诺斯替派中许多人一样，摩尼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全超自然的形象，他的教义在传统上被基督教徒列为类似于一性派（Monophysitism）的一种异端形式。参见：F. C. Burkitt，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5），p. 71；Hans H. Schraeder，“Der Manichäismus nach neuen Funden und Untersuchungen，” Morgenland，XXVIII（1936），99；H. C. Puech，Le Manichéisme，son fondateur，sa doctrine（Paris：Musio Guimet Bibliothèque de Diffusion，1949），pp. 82-83 and passim. 摩尼对耶稣的重新评价，明显地类似于大乘佛教的教导者将历史上的佛陀改观的形象引入佛教。但是印度的宗教容忍传统只是将大乘接受为佛教的一种形式，而摩尼的教导从一开始就被基督教徒认为是邪恶的异端，因为它接近于基督的启示，所以比所有的异端更邪恶。

78 作为一个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先知，摩尼企图防止他自己教义的任何类似的腐化，亲自写出了本教的“圣经”，并发布了严格的训令，严禁未经认可的抄写。A. 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pp. 198-199.

79 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祀们将他们的愤怒不只指向摩尼，他们毕竟只指控他歪曲了先知的真正预言，他们也同样反对基督教徒、犹太人、佛教徒和婆罗门。参见：R. C. Zaehner，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pp. 186-190. 给整个事件增添了特别的尖锐性的是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显贵中的派别争吵，它发生在一个更为大胆地思考与融合的派别［不准确地称为“楚尔凡派”（Zurvanism）］和更严格地保守与反知识化的“马兹达派”（Mazdean）正统之间。敌对的派别分裂倾向，是琐罗亚斯德教内无控制的神学思考精神的自然结果。同时代的基督教神学显示出同样的丰富性。参见：R. C. Zaehner，Zurvanism，对不同的“楚尔凡派”教义进行了天才的复原。

80 马兹达克派被他们的敌人指控为赞同在财产和女人上实行共产主义。一个新近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不过是意味着他们通过公布新的婚姻和继承法律，打破了萨珊王朝的阶级和家庭感，这将破坏贵族在社会中的首要地位。参见：R. P. de Menasse，“L’Église mazdéene dans I’empire sassanid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I（1955），561-562. 但旧观点则参见：A. 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pp. 337-340，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见Ottokar Klima，Geschichte einer sozialen Beweung im sassanadischen Persien（Prague：National Czechoslovak Academy，1957）.

81 除了所有人类的灵魂在上帝眼中价值是平等的教义观点外，基督教会在它的头几个世纪的信众主要是城市的和下层的阶级。甚至在国家的支持使基督教信仰对富有的和有野心的人有吸引力之后，像埃及僧侣那样的群体，不止一次公开反抗帝国的权力，并和城市的穷人保持着强有力的联系。确实，尽管有军事独裁，晚期罗马和早期拜占庭社会从整体上说比早期罗马帝国远为民主。农民们一再地通过在军队的擢升，直到披上皇帝的紫袍，教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经常从背景低贱的人中募用。独裁和民主比初看起来要有远为密切的关系，如20世纪的政治使我们想到的那样。

82 S.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p. 109.

83 Eusebius的叙述，Life of Constantine，III，6-15，清楚地反映了大多数在尼西亚集会的基督教主教，感受到皇帝的威严时的敬畏。

84 这个概括有一些例外。例如，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卒于397年），能够迫使皇帝狄奥多西在萨罗尼加（Salonika）进行大屠杀的罪行做公开忏悔。安布罗斯对教士作用的高傲观念，在西部得到了主要的支持，那里在5世纪后民政权力衰弱或不存在了，主教们成为社区无形中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85 例如，查士丁尼的拉丁语与他的母语同样流利，虽然他出生在今天的南斯拉夫（Yugoslav）城镇尼士（Nish）。

86 例如这种观点，基督完全是神性的，化身为人身只不过披上了人性的外观，没有玷污他自己真正的本质。

87 Charles Diehl，Manuel d’art byzantine（2d ed.；Paris：Editions A. Picard，1925），I，9-23 and passim；O. M. Dalton，East Christian Art（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 1-14 and passim.

88 强健纵欲的雅利安武士转变为《奥义书》的苦行者可以说是同样戏剧性的，但这发生在印度的生活方式完全超出野蛮水平之前。

89 参见：George Peter 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New York：MeGraw-Hill，1959），p. 45 and passim. Murdock的方法是探索农业作物和其他文化踪迹的扩散，可能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他的书代表了前伊斯兰化时期非洲史的巨大进步。参见：Diedrich Westermann，Geschichte Afrikas：Staatenbildungen südlich der Sahara（Cologne：Greven，1925），276-301 and passim；E. Wallace Budge，A Histoy of Ethiopia（London：Methuen and Co.，1928），I，52-103，204-264.

90 M. I. Rostovtz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pp. 189-191，206-208.

91 参见：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pp. 109-110.

92 爱尔兰基督教的一些独有特点可能根源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在德鲁伊教后面潜伏着西欧古代的巨石（Megalithis）宗教。例如，爱尔兰圣人们高级的社会地位，爱尔兰修道院中对学术的强调，都疑似德鲁伊（和巨石）祭司们已知的方术。Gordon R. Willey，“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Nuclear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LVII，pp. 571-593；G. H. S. Bushnell，Peru（New York：Praeger，1957），pp. 52-53.

93 Gordon R. Willey，“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Nuclear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LVII，pp. 571-593；G. H. S. Bushnell，Peru（New York：Praeger，1957），pp. 52-53.

94 印加人（Incas）的秘鲁，即从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早期的秘鲁，类似于法老的埃及，在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上是非常中央集权化的。可能20世纪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是一系列这类社会中最近的一个，即依靠中央集权和大规模的强制企图“赶上和超越”一个较古老的文明（不管是否有意识地这样做）。

95 玛雅人的纪年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相当程度的精确性，这一点基于这个事实，即玛雅的象形文字已能达到最易辨读的程度，可释译刻在典礼石柱上的年代日期；并且，在把玛雅人的历法翻译成我们的历法上，专家近来已做得非常好。因而可以说，今天所知最早刻有年代的石柱，是在公元328年4月9日供奉的，其精确性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参见：J. Eric S. Thompson，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Norman，Okla.：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1954），p. 53.

96 估计每年工作48天能够维持今天一个玛雅人和他的家庭生活。因而农业技术在尤卡坦（Yucatán，现代玛雅人居住的地方）从古代以来改变很少，一种类似闲暇的空余时间可能很多，因而这时可以大规模建造玛雅的神庙群。

97 除了分别引用的书外，我参考了G. Morley，The Ancient May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tiy Press，1946）；Walter Krickeberg，Altmexikanische Kulturen（Berlin：Safari Verlag，1956）；Hans Dietrich Disselhoff，Geschichte der altamerikanischen Kulturen（Munich：Verlag R. Oldenbourg，1953）.

第9章 中东的复兴（公元600—1000年）

1 当然，印度宗教在教条上规定的不那么苛刻，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要宽容得多。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单方面的不宽容，至少在原则上把所有印度宗教看作“偶像崇拜”，似乎已经在实际上将印度教徒孤立于伊斯兰文明之外，一直到11世纪穆斯林的政治统治到达印度河以外地区为止。

2 蚕茧在552—554年之间从中国偷运到拜占庭领地。到6世纪末，丝织业在那里发展得相当不错。参见：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 1913), pp. 120-122; R. S. Lopez,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Speculum, XX (1945), 1-42.

3 安纳托利亚曾属于波斯，而这时在拜占庭统治之下（经常是不稳定的）。所以除它之外，穆斯林的第一次爆发式扩张几乎恰好是在曾经属于波斯和迦太基古代帝国的领土界限之内。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侵入及其凌驾于本地区更古老的文化之上的状况，还没有完全从这里的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一点无疑为最初的穆斯林进军提供了便利宽松的条件。

4 在文明民族的军队中作为雇佣兵服役，是第二位的但也经常是非常重要的熟悉文明民族的途径。

5 穆罕默德的宗教体现的是一种类似的做法。但是它在使文明人的宗教适应本地需要方面，更加重要和具有首创性。

6 穆罕默德启示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他本人熟悉某些《圣经》故事。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边境从事远途贸易时，在商队篝火旁听到的。

7 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是“服从”或“顺从”（安拉的意愿）。

8 我对穆罕默德生平的评述总体上基于3本很好的书籍：Tor Andrac, Mohammad: The Man and His Faith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57); W. Montgomery Watt, Muhammad at Mecca(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3); and W. Montgomery Watt, Muhammad at Med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9 穆罕默德没有留下儿子。穆斯林社团领袖职位的世袭权因而落在他的女儿法蒂玛（Fatima），即阿里的妻子的后裔手中。阿里是穆罕默德的表兄弟和最先皈依先知的杰出人物之一。随着日后波斯和拜占庭的世袭统治权理念渗透到穆斯林社团，并在其中流传开来，这种对权力的索求才变得重要起来。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地区，世袭原则没有成为人们遵循的定制。因为部落领导权非常重要，不能委托给未成年人或无能之辈。

10 在波斯，贵族、平民和君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马兹达克宗教革命运动就是其证明。6世纪末以后丝绸贸易的衰减，是使这种敌对关系尖锐化，并使国库严重枯竭的一个可能因素。当时拜占庭人培育蚕茧成功，不再需要从中国进口丝绸。长久以来，波斯人是丝绸贸易的中间人，萨珊波斯的城市和王室金库都从中获取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波斯人在606年到630年的战争中，以空前的规模进攻罗马，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因为从前波斯国王向运丝到叙利亚的商队征税，现在想通过劫掠和攫取来弥补其从征税中所得的财富。没有这种金钱收入，他就不能维持适当的常备军，用以抗衡棘手的波斯封建贵族。有关萨珊王朝的记载缺乏，因此对帝国王权的任何估计只能是臆测；但萨珊王朝的某种急剧衰弱的现象，似乎解释了穆斯林征服何以如此容易。

11 有关阿拉伯人战争的武器、兵力、战术和其他方面的详情资料非常匮乏。参见：Reuben Lev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407-445; Friedrich W. Schwartzlose, Die Waffen der alten Araber(Leipzig: J. C. Hinrichs, 1886); Encyclopedia of Islam, “Yarmuk,” “Nehawand,” “Al-Kadisiya”相关条目。有必要指出的是，每日的祈祷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和现代的队列操练一样，对军队产生心理上的作用。祈祷者集体以正确的姿势诵经，每天祷告5次。这必然反复给士兵灌输了团结一致的意识，并使他们养成了服从指挥官的习惯，而指挥官在早期也就是祈祷仪式的领导者。这种训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任何游牧部落联盟长期存在的弱点——因部落和个人的争斗造成的不服从。另外，为安拉的事业战死必然会立即进入天堂这个信念，更增强了每个战士奋不顾身作战的勇气。

12 后来，虔诚的穆斯林以阿里及其于680年在与倭马亚人的战争中被杀的儿子侯赛因（Husain）为主题，编撰了许多神话。随之，围绕哈里发权位是否就属于阿里的后代这个问题，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派别：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然而，阿里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很快就少得可怜了。

13 阿里本人以伊拉克为基地这个事实，使伊拉克人幻想事情本应是另一种状况，也使这个地区成为特别有利于阿里教派发展的地方。

14 《古兰经》有多种英译本，但是它的文字力量几乎难以用英语表达出来。从文字效果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译本是A. J. Arberry, The Holy Koran(London: Allen & Unwin Ltd. , 1953)。

15 这不足为奇，即使对《古兰经》和圣训做巧妙解释，它们也不足以作为世间所有情况的指导。因而，穆斯林法学家开始接受信仰者社团的共识可作为法律的补充来源。对于此种做法的解释是，安拉不会让整个社团犯错。此外，还允许合法的类推，用以扩充宗教法可以处理的事情的范围。正是这两点补充原则将模棱两可和随机应变的特点，带进了穆斯林法律。随机应变形成的另一个元素来自伪造的圣训。通过这些做法，一个可行的法律体系便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头两个世纪形成了。它几乎涵盖了复杂的和城市化了的中东穆斯林城市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状况。四个正统的法理学派对其做了些微的改动，但没能抵消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某一法则进入宗教法，就不能被撤销或修正。穆斯林教法比西方法律僵化死板得多，从长远来看，这严重阻碍了穆斯林社会的发展。

16 在穆斯林世界遥远的西方——西班牙，从756年起就由倭玛亚家族统治着，但一直到10世纪才自立为哈里发政权。这个倭玛亚帝国从未承认阿拔斯哈里发政权。

17 阿拔斯家族是阿里的旁系亲属，他们极尽全力宣传和利用这个关系。

18 到10世纪，由犹太人经营的一种银行系统，使得通过信用证长途转移资金成为可能。巴格达的大银行家们以全部省份的预期的税收作担保，向哈里发放贷，从而满足后者的财政需求。参见：Walter Fischel, “The Origin of Banking in Medieval Isla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3), pp. 339-352, 569-604.

19 这种遗产通过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基督教神学和论辩术而传入，有的则直接来自异教徒哲学。参见：Louis Gardet and M. M. Anawati, Introduction à la théologie musulmane, essai de théologie comparée(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1948), pp. 37ff.

20 阿拔斯时代主要的教义之争的症结是，《古兰经》是真主自有的语言，因而是神性本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是后来随时随地创造的，因而是真主的创造物，不是其本质自有的一个部分。直到9世纪中叶，哈里发支持后一种观点。但是，民间虔诚派最终胜出，巴格达街头偶尔的暴乱反映了这一点。从此以后，那种极端主义的观点，即《古兰经》确实是神性本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法定的看法。教义上的这个转折点多多少少表明了早期比较理性主义的神学的失败。比如，它曾经试图解释清楚《古兰经》中人格化的章节。但却依据这样一个观点：神是唯一的、永恒的和超越性的，在逻辑上不可能具有人类的特征。Gardet and Anawati, Introduction à la théologie musulmane, pp. 47-60.

21 阿拉伯知识和纯文学特别奇怪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文学、哲学和科学过分依赖于宫廷保护的结果。从10世纪起，两者均倾向于集中在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地带：伊朗东部和西班牙。正是在这些地区，独立的宫廷和地方上层社会的庇护的做法最早出现，而且保持得最稳定。

22 参见：H. A. R. Gibb, Arab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 14-81; R. A. Nichols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有一本非常好的英语翻译作品汇编，Eric Schroeder, Muhammad’s People (Portland, Me. : Bond Wheelwright Co. , 1955) 。它生动地概述了早期阿拉伯文学和穆斯林社会的特征和多样性。

23 参见：George Marcais, L’Art de l’Islam (Paris: Larousse, 1946), pp. 19-60; M. S. Dimand, A Handbook of Muhammedan Art (2d ed. ;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44), pp. 7-25, 85-91,132-135; Ernst Diez, Die Kunst der islamischen Völker (Berlin: Akademische Verlagsgessllschaft Athenaion, 1917), pp. 7-70.

24 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Harran），一个博学的异教徒社团在穆斯林时代幸存了下来。或许是这些人把源自古代巴比伦尼亚知识中的一个数学传统，引进到穆斯林科学之中。参见：A. Mieli, La Science arabe (Leiden: E. J. Brill, 1938), pp. 84-85.

25 早在622年，一位叙利亚基督教徒就提到了这些数字。在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时期曾把梵文的悉檀历法（Siddhanta）翻译成阿拉伯文，这项工作引起了穆斯林对印度的算术符号方法的注意。几十年后，花拉子密赋予这些数字符号以新的用途。参见：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1927), 493-530.

26 关于苏菲主义，参见：A. J. Arberry, Sufism: 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 1950).

27 一种形式独特的手工业行会迅速扩散，并从10世纪起在穆斯林世界时而显示出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这或许可以被视为各种什叶派运动向外扩散的一个表现。参见：Bernard Lewis, “The Islamic Guil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973), 22-26. 应予注意的一点是，萨珊王朝宗教革命，即摩尼教和马兹达克派的模糊的历史，有可能是这些伊斯兰教派兴起的背景。

28 法蒂玛家族宣称是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蒂玛的后裔，基于这种祖先关系的力量，他们自命为真正信仰的伊玛目。在他们的北非掌权时期，整个伊斯玛仪派承认法蒂玛王朝的领导权。后来，当权者无视伊斯玛仪主义中比较唯信仰主义的方面，与现实责任妥协，从而导致了纯正派的分裂。关于伊斯玛仪派的概况，参见：Bernard Lewis, The Origins of Isma’ilism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40)。

29 因为他们承认阿里之后的12位伊玛目，故被称为十二伊玛目派。

30 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680年卒于反对倭马亚政权的叛乱中。对侯赛因的哀悼仪式成为十二伊玛目派虔诚信仰的核心部分，其细节与非常古老的中东宗教悼念形式极其相似，即哀悼植被之神的死亡和再生。

31 除了单独引证的书籍外，我还参阅了下列有关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的权威著作：H. A. R. Gibb, Mohammedanism: An Historical Survey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3); 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 Bernard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2d ed. ; London: Hutchinson, 1954); Alfred Guillaume, Isl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4); Ignac Goldzih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Islam (2d ed. ;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250; Gustave E. von Grunebaum, Medieval Islam: 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d ed.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G. von Grunebaum (ed. ), 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 G. von Grunebaum, Islam:Essays in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s,” No. 81［April, 1955］; Carl Brockelmann, History of the Islamic Peopl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7); Edward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T. W. Arnold, The Preaching of Islam (2d ed. ; London: Constable& Co. ,1913); T. W. Arnold, The Calif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Berthold Spuler, Iran in fruh-Islamischer Zeit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52); A. J. Wensinck, The Muslim Cre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Maurice Gaudefroy-Demombynes, Muslim Institu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 1950); M. Gaudefroy-Demombynes, Le Monde musulman et byzantine jusqu’aux Croisades (Paris: E. de Boccard, 1931); Louis Gardet, La Cité musulman, vie sociale et politique (Paris: J. Vrin, 1954). 然而，使我受益匪浅的主要是一篇尚未出版的“Manual of Islamic Civilization”，它是Marshall G. S. Hodgson为芝加哥大学的“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课程准备的手稿。

32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统治区域内继续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徒存在。但是，在阿拔斯时代，他们成为少数群体，通常被限定在特定的职业中，并沦为没有资格和社会地位的人。少数基督教徒在商业和知识方面的突出成就，经常与基督教徒的总人数不成比例。基督教世界中的这些零散和沉沦的地方没有构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实体，它们只是作为伊斯兰社会实体中的不同教派而存在。

33 在673年到680年间，哈里发的舰队从马尔马拉海（Marmora）内的一个基地封锁了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拜占庭方使用了“希腊火”（一种非常易燃的混合物，至今尚未确定其确切的化学成分，可能是当时的新发明），才迫使穆斯林舰队撤退。又如我们已知，在717年到718年，穆斯林再度封锁了君士坦丁堡，这次是从海陆两个方向。之后，内部动乱将能干的将军利奥三世推上了帝位，城市因其而得救。

34 斯拉夫人是怎样完全取代（或替换）了早期的巴尔干民族，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性问题。J. P.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Stuttgart: J. G. Cotta, 1830) 一书认为，巴尔干半岛曾经历过一次完全的斯拉夫化。对上述见解的赞成和反对的观点，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new ed.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8) 一书做了总结。通常的情况是，每当斯拉夫定居者渗入到地中海气候地带，希腊化（或亚得里亚海岸的拉丁化）就迅速展开。此种情况的可能是由下面这个事实造成的：原始的斯拉夫人独特的社会单位——家长制家族公社（Zadruga）几乎不能适应半商业化的农业，比如，在巴尔干半岛葡萄酒—橄榄油产区盛行的那种。家长制家族公社在它的成员中分摊损失和收入，成员是若干小家庭，他们通常因共有同几个祖先而联合起来。在近乎无政府状态下，当人身安全不断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这种社会单位的维持性农业方式可能的确有其优势。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罗马法使早先的巴尔干社会流行这种单独的家庭农业单位，它很容易因丧失成年男子而消失。这种情况对属于一个家长制家族公社的家庭来说，算不上灾难。因为其他家长制家族公社成员会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抚养和保护孤寡的义务。关于家长制家族公社，参见：Philip E. Mosley, “The Peasant Family: The Zadruga, or Communal Joint Family in the Balkans, and its Recent Evolution,” in Caroline F. Ware (ed. ),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95-108.

35 可萨人经常与穆斯林交战。在遭受了严重的失败之后，可萨汗王甚至一度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737年）。随着阿拔斯王朝革命而起的动乱事变（744—751年），来自穆斯林方面的压力减缓。好像就在这时，可萨人的统治阶层信奉了犹太教，以此确保他们在精神上独立于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之外。关于这个时期西部草原地带历史的评述，我依据的是Rene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aris: Payot, 1939), pp. 124-142, 226-238; D. M. Dunlop,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41-170.

36 在732年丕平的儿子和继承者查理·马特顺势将其父在高卢没收的地产扩展为教会地产。但是，出于虔诚之心，他允许高级教士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只要求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把这些土地上的收入分配给合格的勇敢战士。因为这种封赐而致富的人必须装备为重装甲骑兵，随时响应查理的召唤。一支强有力的装甲骑兵队伍，或者按照他们熟知的欧洲名称——骑士，就这样首次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创立了。比起较早的日耳曼人步兵，骑士掌握着更先进的技术。骑兵在战场上和赶赴战场时更加机动灵活。自从人类学会骑马开始，这个优点就表现了出来。更重要的是，马镫的使用和以固定的长矛攻袭敌人的战术的运用，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新的攻击力。这种战术将人和马的全部重量置于矛头之后。除了类似装备的骑兵，其他都不可能在相反方向挡住如此大的力量。其缺点是，要使这种战术发挥实效，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特别昂贵的装备。所以，查理·马特没收反对者的地产。参见：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1-18. 此书就此做了深刻的总结，取代了先前的讨论。

37 曾在669—690年间任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的塔尔苏斯的西奥多（Theodore of Tarsus），在将英格兰教会完全纳入罗马势力范围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西奥多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小亚细亚圣保罗的诞生地。从那里，他先到了罗马，后又到了坎特伯雷。西奥多的事业说明，尽管那个时代基督教世界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它本质上还是统一的。

38 Archibald Lewis的 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500—1100（pp. 89-131）一书认为，这是一场拜占庭的经济战争。它开始于693年，但只是在718年之后才产生了效果。因为那时拜占庭舰队再度恢复了巡海力量，切断了法兰克地区和黎凡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些联系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一直维持着，基本上是以奴隶和森林产品交换东方的手工业产品。拜占庭掌握了黑海以北的奴隶和森林产品，不需要高卢的任何东西。因而拜占庭的制海权对法兰克人和叙利亚的经济具有破坏性。此外，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双方在意大利是政治竞敌，拜占庭当权者自然不会为了给新兴法兰克人增加财政收入来源，而鼓励加强加洛林王朝国家力量的贸易。Lewis认为，拜占庭的重商主义政策导致了叙利亚和法兰克地区间贸易的衰落。而Pirenne则将这个贸易衰落的原因归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这样，Lewis就把Pirenne的著名论点整个颠倒了过来。参见：Henri Pirenne, Mohamet et Charlemagne (7th ed. ; Paris: Felix Alcan, 1937); Robert S. Lopez, “East and We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Economic Relations,”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i Storiche, III (Florence: G. C. Senisoni, 1956）, 113-163; Bryce Lyon, “L’CEuvre de Henri Pirenne après vingt-cinq ans,” Le Moyen Age (1960), 437-493.

39 基督教推动了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分化过程，因为基督教教义既提升了国王的权力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又根据等级制度的教会组织这个基本原则，把一个全新观念引进到了边远的地区，即社会组织的非部落性和权威性。

40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偶像破坏运动，还不清楚。利奥三世是一个士兵，东部小亚细亚人，在倭马亚王朝对君士坦丁堡大围攻的危机时刻（717—718年），他上台掌权。可能出于个人的宗教信念，或者是希望阻止穆斯林对基督教徒“偶像崇拜”的批评，他发动了偶像破坏运动。利奥三世可能曾企图安抚小亚细亚东部盛行的清教主义情感，因为拜占庭军队中的最优秀的战士是从那里征召来的。他或许也希望剥夺修道院的一些权力和财富。支持皇帝政策的确实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军队中。但是，获胜的偶像崇拜者制造了各种证据，它们非常细致全面，以至于使偶像破坏一方的动机和理由几乎不可能成立。参见：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251-258, 263-264; P. J. Alexander, The Patriarch Nicephorus of Constantinople: Ecclesiastical Policy and Image Worship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111-125, 214-225.

41 在812年，法兰克人割让了亚得里亚海东北海岸的大片领土给东罗马帝国。作为报答，东罗马帝国皇帝承认了查理曼，并使其国王称号合法化。

42 在904年，穆斯林海上攻击者夺取并洗劫了拜占庭的第二大城市萨罗尼卡（Salonika）。除了君士坦丁堡本身的失守之外，这可能是拜占庭制海权衰败的最剧烈的表现了。就拜占庭舰队衰落的理由，A. Lewis在其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pp. 120-131) 一书中，提出了有趣的看法。他基本上归因于帝国在8世纪早期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Lewis认为，拜占庭的这个政策妨碍了希腊人的海上事业，也中止了叙利亚和埃及的商业活动。随着希腊人海上贸易的衰落，北非近似海盗的冒险家，以及那些从未被君士坦丁堡完全控制的意大利“强盗”们，便取而代之。拜占庭海军力量的物质和人力基础萎缩了。一直到827年，地中海海军力量平衡的突然改变，才使原先的缓慢转换突显出来。这个有趣的观点看上去与现代自由贸易的原则吻合，而实际上也的确吻合。

43 详细的地理状况非常模糊，但可以参考：D. M. Dunlop,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p. 196-204; C. A. Macartney, 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George Vernadsky and Michael de Ferdinandy, Studien zur ungarischen Frühgeschichte (Munich: Verlag R. Oldenbourg, 1957).

44 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萨珊王朝、马玛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钱币，证明中东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在特别早的时候，就已经有重要的商业往来。可能从8世纪晚期开始，罗斯人就沿着水路深入到了俄罗斯。但是，好像在840年左右，本地民族将它们驱逐出去。从那时起，大约又过了20年，罗斯人才被有条件地召请回来（862年）。这是因为当时为了扼制可萨人的扩张（与可萨人一道的可能还有马扎尔人）威胁，需要这些北方人的军事威力的保护。参见：Geor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rev. ed.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9-30; Archibald R. Lewis, The Northern Sea: Shipp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Europe, A. D. 300-1100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pp. 270-274; S. F. Cross, “The Scandinavian Infiltration into Russia,” Speculum, XXI(1946),pp. 505-514; F. Dvornik, The Making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Polish Research Center, 1949), pp. 5, 61-64.

45 罗斯人的成功可能在于人力资源的优势。正如保加尔人从前所做的那样，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们本身很快就同化于他们统治的斯拉夫人社会。因而，罗斯国家获得了相当大量的农业人口的支持。而可萨人却可能是完全依赖于游牧社会，而这个社会本身的人口非常少。关于河流上的战争和商业的战术和战略，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如果近身战和掠船战术盛行，那么游牧者对务农者作战的固有优势，在控制水路和贸易的斗争中，基本派不上用场。游牧民的骑兵能够从岸上射箭骚扰船只，但此种战术却阻止不了航行。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急流使船只不能连续航行；二是从一个河流系统到另一个必须需要路上搬运。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搬运在北方森林地带进行，靠近罗斯河流的源头，因而游牧者不易控制。靠近现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等急流，因而成了最关键的战略地区。在那里，统治着辽阔草原的游牧者和控制着河道的罗斯人发生了直接冲突。

46 参见：Mathew Spink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alkans: A Study in the Spread of Byzantine Culture among the Slavs (Chicago: American Society of Church History, 1953), pp. 22-56.

47 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V (1940).

48 这些论述的主要证据建立在对田地形状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因为重型铧式犁掉头困难，只能在“长条”田地上发挥很好的功效。详情参见Marc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m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e(Paris: A. Colin, 1952); 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141-159;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127-132; Charles Singer (ed. ),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86-93.

49 庄园史通常是从法律视角研究的。这个事实掩盖了在9—10世纪欧洲农业发生的重大技术变革。农民与地主的依附关系源自罗马时代，并在新秩序中保留下来。充分发展的中世纪庄园，是以重型铧式犁这种十分不同的技术为基础的。它取代了独立农民家庭耕种小块土地，或者大队奴隶开垦比较大片土地的耕种方式。应用这种技术，需要集中圈养耕畜，并在敞开的条地上耕种。我对中世纪庄园制度的技术基础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公认的一流的学术讨论。参见：C. S. and C. S. Orwin, The Open Fiel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也参见：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p. 39ff.

50 西北欧平稳的气候和潮湿的夏天是墨西哥湾暖流赐予的礼物，它使得这里在春秋两季都能种植谷物。这令地中海粮食耕作显著的季节性特点逊色不少。一个地中海农民每年只能耕种三到四个月，而西北欧的一个中世纪农夫却可以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停地耕种。只有在冬天，牲畜因缺乏充足的草料可吃，不能干重活，并且土壤也结冻，他才不得不停工。在夏天，当其他田地长满庄稼时，他们还要整休耕地，为冬季作物播种做准备。在秋季和初春，种春季粮食的田地需要同样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是，一般农民家庭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了。公元前5世纪，一个雅典家庭平均约有5～10英亩地，而中世纪英格兰的农民家庭平均有30英亩耕地。此外，因为当时能在一年中比较平均地分配劳动，所以单个农民家庭能够比古典时期生产出更多的剩余粮食。城镇的粮食供应一直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问题，而在中世纪欧洲，只有在地方庄稼歉收时，城镇粮食的供应才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与古典时代相比，集约型城镇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51 9世纪国王权威在这个地区完全崩溃，便利了地方防卫体系的发展。从国王起自上而下构成的封主封臣等级制度，虽多少有些不真实，但却给那个时代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封建制度在法兰克北部发展较早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农民大部分源自罗马的隶农，早就失去了自卫的习惯。他们也没有部落团结的传统，可以用来阻止接受通常是自命的强势军阀作为主人。在东部纯日耳曼人的地区，部落团结仍明显存在。部落成员不那么容易接受依附和从属地位。部落的公爵（或日耳曼人国王）也比较不容易获取维持相当数量的重要骑士队伍的财富。但是，查理曼军队通常由农民士兵构成，在对抗机动的打击力量，如马扎尔人的骑兵、北欧海盗船员，或当时法兰克风格的骑士方面，几乎根本没用。因而，萨克森皇帝们（919-1024年）的“老式”军队组织，逐渐为采邑骑士所取代。然而，封建制度传入日耳曼，也导致日耳曼王国丧失了大部分实权，正如早些时候在法兰克发生的情况一样。

52 欧洲人使用了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马镫和长矛，这一独特方式就构成了优势。同时，对于其他地方继续用作主要骑兵武器的弓箭，他们也予以蔑视。参见：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38。法兰克人更喜欢肉搏战，这个古老的偏好至少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他们将它一直保持到中世纪盛期。为了不被射中，需要在树木很多的地方作战。欧洲人蔑视投掷武器，这或许是一个讲得通的解释。

53 作为反证的例子，参见穆罕默德早期追随者的职业生涯。他们被从贸易城市的周边地区招募而来，非常成功地进行了攻击和征服。

54 有关北欧海盗贸易的启发性的评述，参见：A. R. Lewis, The Northern Seas, pp. 282-286 ff.

55 参见George Fadlo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51-84.

56 K. A. Nilakanta Sastri,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61-363.

57 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神庙和朝廷间的不和。王室依靠慷慨赐赠的土地或其他收入，建立起宏大神庙。他们兴建神庙，不仅为了展现神的伟大，也为了光耀统治者自身。

58 根据K. A. Nilakanta Sastri, A History of Southern India, pp. 57-59, 德拉维人从里海来到了印度，苏美尔人可能也是从那里来到印度的。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见上引书p. 85。可想而知，乡村的信仰和崇拜活动保存了印度河或其他很古老的传统元素，例如非常鲜见的神庙妓女现象。由于神庙是木质结构，因此没有给考古学家留下可寻的痕迹，但它可能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而非建筑的模式。以此为基础，6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的印度教神庙创造并发展起来。

59 有趣的是，欧洲的巫术呈现出某些与怛特罗派的相似之处。新石器时代的宗教背景也可能是欧洲巫术的根源。参见：Henry T. F. Rhodes, The Satanic Mass: A Sociological and Criminological Study (London: Rider & Co. , 1954); Margaret A. Murray, The Witch Cult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Elliot Rose, A Razor for a Goat: A Discussion of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Diabo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虽然（或者也许因为）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很少有怛特罗派教义的研究。至少直到最近，欧洲人从道德感情上厌恶怛特罗派的仪式；它的一些更为极端的表现，也使许多印度学者感到窘迫。对怛特罗派教义的总结，参见：Mircea Eliade, Le Yoga (Paris: Payot, 1954), pp. 205-273; Edward Conze, Buddhism, pp. 174-199.

60 参见：Surendranath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I, 429-439.

61 确实还有拒绝走捷径的人保留下来。有趣的是，商羯罗不仅综合了印度教的传统知识，而且还把寺院制度引进了印度教，以此来贬抑佛教。根据以前的婆罗门教义，一个人在完成了家庭责任，进入老年之后，才应该完全将自己奉献于追求神圣。这种教义至少肯定会使一些没耐心的年轻的宗教狂热分子转而进入佛教寺院。商羯罗建立的印度教寺院至少有3所，为这类人在印度教之内提供了一种机构上的避难所。尽管如此，寺院制度在印度教中从未真正发挥过重要作用。

62 从时间上讲，佛教与印度教的共生共存在东南亚远远多于印度本土。参见：G. Coedès, Les États hindoun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Paris: E. de Boccard, 1948), pp. 205-207。受西藏当地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这个地区的印度教和佛教具有某些独特之处。参见H. G. Quaritch-Wales, 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Ltd. , 1951)。作者特别强调那种被Coedès在整体上忽视了的本地特点。

63 印度的耆那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怛特罗派运动，因此保留了它本身的特质。但耆那教只是作为一个教派存在了下来，其成员大部分只限于某些特殊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和西部。另一个甚至更独特的社团是拜火教徒（Parsee），即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奉者。他们为了躲避穆斯林征服的灾难，在8—10世纪间来到了印度。作为一个非常小的社团，他们一直存在到今天，主要生活在孟买周边地区。

64 仪式化了的情感和最深奥的玄学的微妙结合，是印度教的独特之处。关于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力量，E. M. Forster, Passage to India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 1924) 这部小说的最后一节做了很好的阐述。

65 比较从大约公元前1100年到罗马时代的埃及文明，两者具有相似的经历。

66 直到715年，中国人没有调用自己的军队直接进攻穆斯林。715年，他们只是鼓励其在中部草原地带的突厥人盟友，支持那些反叛阿拉伯人的当地王公。

67 塔拉斯河战役，中国史称怛逻斯之役。——编者注

68 关于此叛乱中发挥了作用的社会力量，Edwin G. Pulleyblank的分析具有说服力。参见他的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69 在743—744年的一次内讧后，一个称为回纥人的部落取代了东突厥部落联盟原先的领袖。但是，构成这个联盟的民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70 关于中国南方和运河系统的发展，参见：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36), pp. 133-130 and passim; Pulleyblank,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pp. 27-28, 32-38; Hans Bielenstein,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 D. ,”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XIX (1947), 125-162。文章附录中的人口地图，特别值得参考。

71 例如，《旧唐书》（The Old T’ang History 84. 1. b）提到，742年，水陆发运使命令“应当出售府县的粗粮，换取轻巧货物”。引自Pulleyblank,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p. 36。

72 Edward A. Kracke, Civil Service in the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3.

73 关于贸易和城市的发展，参见：Stefan Balasz,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nchern zu Berlin, XXXIV (1931), 21-25; XXXV (1932) 37-73. 佛教寺院在货币经济和非官方贸易的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虔诚者的捐赠使这些机构积累了大量财富，它们试图在较小的规模上仿效皇宫的做法，为宗教祭祀和僧侣们的自用寻求其所能得到的奢侈品。放贷也成了寺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参见：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nchern zu Berlin, XXV (1932),15-21; Jacques Gernet,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Saigon: École Francaise d’Extrème-Orient, 1956), pp. 149-184. 可以确信，佛教通过中亚绿洲的商业城市传入中国。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佛教寺院的商业和财政活动，将长久以来普遍存在于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交换方式，直接带进了中国；并且，它们被调整得适合中国特有的组织机构。在这一点上，可参考佛教艺术风格传入中国的方式。佛教艺术最初原样传入中国，然后被按中国的审美观进行了调整。可以说，佛教无论是为中国的艺术，还是为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74 参见：Pulleyblank,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pp. 27-29, 61-74; J. Gernet,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pp. 126-138; S. Balasz,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XXXIV (1931), 61-92; Denis Twitchertt, “Lands under State Cultivation under the T’ang,”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I (1959), 162-204.

75 欧洲和中国农业的区别，在唐代还没有表现得像后来那么充分。稻米在中国谷类作物中的突出地位刚刚开始显露，且只有水稻文化为精耕细作的园艺农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空间。而在624年，按官方标准，中国一个农民持有的土地为12英亩，还不到欧洲的半份地。当时欧洲的一份地（virgate）有30英亩。从零散的统计来看，实际持有土地的面积大致如此。参见：S. Balasz,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XXXIV (1931), 44-52。

76 造成欧洲和中国农业生活水平不同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气候。欧洲农业在中世纪早期向西北部扩展，把一个温度较低的地区带进了文明圈。与气候较暖地区相比，在这个地区，单单维持生物意义上的生存，就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需要更完善的住所和衣物。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从寒冷气候向温暖气候地带的扩展，因为在温暖地带生存，对食物、住所和衣物的需求较低。

77 中国和西欧地理上的差异再次强化了这个对比。因为中国似乎总是受制于金属短缺（特别是铁），而西欧的铁和其他金属资源则相对丰富。参见：S. Balasz,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 XXXV (1932)，23-25.

78 参见：何炳棣（Ping-ti Ho）,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18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VII (1954), 130-168.

79 汉代首先制造了纸张，制瓷在唐代达到了技术上的纯熟，印刷术在中国于756年开始，化学爆炸物首次用于军事记录是在公元1000年。参见：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d ed. ;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pp. 82-85;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冯家昇）,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 Isis, XXXVI (1946), 114-123.

80 参见：Fung Yu-lan（冯友兰）,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 II, 385-406。禅宗佛教的流行可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矛盾，即高度抽象的印度思维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气质之间的差异。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的气质，能用表意文字这样的具体符号不断表达出来。

81 Fung Yu-lan（冯友兰）,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 II, 407-433.

82 韩愈（768—824年）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表述了其对佛教的攻击。“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引自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 410。

83 J. Gernet,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pp. 240-298. 该书极其深刻地描述了佛教社会作用的改变，非常具有说服力。几个世纪之前，印度的佛教曾经历了类似的衰退。见上文边码372。

84 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I, 498. 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有夸大。

85 摩尼教在回鹘人中又存在了几个世纪。被赶出大草原之后，他们在塔里木盆地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残余王国（顺便提一句，这是突厥语取代中亚绿洲较早的印欧语言的转折点）。琐罗亚斯德教实际上消失了，景教（聂斯托里派基督教）作为少数人的信仰在中亚绿洲残存下来，但是中亚的未来留待穆罕默德宗教的进一步扩张。

86 如果说溯源到前雅利安和前文明时期的返祖现象是这个时期印度文化发展的主体，那么，中国人则团结在了一种变化巨大的儒教周围。这同样是一种返祖现象，只是表现得不那么剧烈而已。它的根源虽不是前文明时期，但却是一个消逝了的、更“纯真”和更多限制的时代。通过复兴儒学，中国文化传统有意识地紧缩。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当批判性的中国学术研究抛弃了许多新儒学派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变得更鲜明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同属返祖现象，但却产生了迥异的后果。这将在后面的某个章节中讨论。

87 一个印度天文学家在8世纪前半期被任命为钦天监的司天监，翻译了十进位法则、三角正弦表和其他有助于解释印度数学化的天文学的辅助性印度文献，但是这些新鲜事物却被中国人抛弃了。参见：Kiyoshi Yabuuch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s in China from the Fourth to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hiers d’historie mondiale, IV (1958), 337-339.

88 著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在645年从印度带回的不仅是梵文经典，也有“真正的”佛陀画像。中亚绿洲孕育的萨珊风格，也在一些中国佛教作品中留下了清楚的印证。

89 参见：Ludwig Bachhofer,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 (New York: Pantheon, 1946), pp. 63-80; Law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6), pp. 53-77.

90 或许这个事实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绘画和书法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均为毛笔作品。因此，一位儒士—学者可以轻松地成为画家，又不失尊严。知名画家的确受到特别的尊敬。从公元500年开始，一种讨论著名画家的生活和工作的文学著作，通常与绘画艺术一同成为儒家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91 参见：Osv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Ronal Press, 1956-1958).

92 E. D. Edwards,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37), I, 30-40, 60-72.

93 有一本李白的传记基本上是以其诗歌和取自诗歌的理论为主线的。参见：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Po(London: Allen & Unwin, Ltd. , 1950).

94 我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评论，依据的是E. D. Edwards,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 James R.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 1901).

95 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ichen Reiches, II, 448-451, 501-504. 云南的政治独立一直保持到13世纪。

96 他们兴建了大寺庙和其他宗教建筑，其中一些以印度传统的雕像华丽地装饰起来。但是，维持这种高级艺术的社会制度却相对薄弱。参见：G. Coedès, Les États hind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pp. 202-209.

97 参见：G. Coedès, Les États hind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 pp. 167-178, 188-201.

98 参见：Helmut Hoffmann, “Tibets Eintritt in die Universalgeschichte,” Saeculum, I (1950), 258-279.

99 中文缺乏语法上的词缀和词尾，但这些词类在朝鲜语和日语中极为重要，因此需要附加的符号。在适当的时候，从这些符号发展出了音节表，最后发展出字母符号。朝鲜的佛教徒试图掌握其宗教的第一手资料，展开了梵文研究工作。这可能是推动或导致朝鲜形成一种完全字母化文字的原因。

100 M. Frederick 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 in Eastern Asia (Baton Rouge, La. :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28-57; Homer B. Hulbert, The History of Korea(2 vols. ; Seoul: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05).

101 因为那时帝国的首都在奈良，故名。

102 日本人从5世纪起就开始使用中国汉字书写，而且采用其汉语的相同字义。但是，这种系统不适用于朝鲜语，同样也不适合日本语。

103 英译本有Arthur Waley, The Tale of Genji (Bos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 1935).

104 有关日本的这些总括性评述，依据的是G. B.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rev. ed. ;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43), pp. 64-255.

105 下一章将叙述穆斯林在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带的渗透。虽然穆斯林的扩张开始于公元1000年之前，但其主要的成熟性后果却在以后才显现出来。

106 从907年起控制中国最北部省份的契丹帝国，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表明这些边疆民族是多么有意识地遵循这种做法。契丹国家内部存在的文化二元性似乎是蓄意制造的，目的是使契丹人保持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特质，拒斥汉人文化。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对此做了精心周密的分析。参见他们的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107 参见：E. W. Bovill,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43-47, 59-63; Diedrich Westermann, Geschichte Afrikas, Staatenbildungen südlich der Sahara(Cologne: Greven Verlag, 1952), pp. 72-76; J. D. F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Geoge Peter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p. 72-73; J. Spencer Trimingham,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0-22.

108 罗得西亚（Rhodesia，今津巴布韦）大规模的石头建筑在多处保留有遗存。关于它们的建造时期，说法不一。G. P. Murdock认为，津巴布韦的遗迹建于公元7世纪。参见其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pp. 209-211; G. Caton-Thompson认为是在9—10世纪，参见其The Zimbabwe Cul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1)；D. Westermann和H. A. Wieschoff的看法是，这些建筑建于14世纪。分别参见各自的Geschichte Afrikas, pp. 412-416; The Zimbabwe-Monomotapa Culture in Southeast Africa (Menosha: George Banta, 1941)。但所有人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黄金开采是这些城市或半城市中心兴起的经济基础。

109 关于文明在东非渗透之开端，参见：R. 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pp. 1-14; Zoë Marsh and G. W. Kingsnorth,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12.

110 让我们假想一下，由于便利高效的装有舷外托架的船只的发明，波利尼西亚人惊人的航行成为可能。一只携带食物和操纵适当的有舷外托架的独木舟，即使在严重的风暴中也能够生存，并一直持续不断地航行或漂流。

111 Andrew Sharp实际上消除了对波利尼西亚人航海的特征和范围的误解。他系统地记录、梳理了欧洲人到达南方海域的最初几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故性漂流航行。这充分证明了他的观点：有计划航行的规模总是相对的小，但偶尔也可能变成长距离的航行。这就是对波利尼西亚殖民地的解释。参见：Andrew Sharp, 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 (Wellington, N. Z. : Polynesian Society, 1956)。Thor Heyerdahl,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Stockholm: Bokförlaget Forum AB, 1952)一书尽管有趣，但却遭到Sharp有效的驳斥。关于Heyerdah的观点的改变，Aku-Aku (Chicago: Rand McNally, 1958), pp. 371-377做了预见性分析。对植物分布以及它们给植物学家带来的困惑，参见：George F. Carter, “Plants across the Pacific,”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Memoirs,” No. 9（1953）］, pp. 62-72.

112 在最后一些玛雅人的雕刻中，有外来的墨西哥色调的痕迹。

113 对于起始和结束的年代，专家们均有争议。

114 Gordon R. Willey, “The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Nuclear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VII (1955), 571-593; J. Alden Maso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7), pp. 12-107; Wendell C. Bennett and Junius B. Bird, Andean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49), pp. 153-201; G. H. Bushnell, Peru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6), pp. 65-102; Walter Krickeberg, Almexikanische Kulturen (Berlin: Safari Verlag, 1956), pp. 283-487; J. Eric S. Thomp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4), pp. 56-118; G. C. Vaillant, The Aztecs of Mexico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50), pp. 65-82. 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似乎一直保持着这些相似的发展，可能是由直接的（海上的？）或间接的接触造成的。但是，美洲文明的总体发展与整体上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明显相似，这个问题比前面那个更重要。美洲印第安人文明在公元600年到1000年间的军事化以及艺术和知识的退步，使人想到由阿卡德的萨尔贡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所开创的时代。如果人们接受这样一个假说，即在各个“帝国主义”时期之前，边缘地带上的野蛮人已经侵入了古老的文明中心。那么，这种相似与可比性就变得更显著了。此种相似性足以在文明人类社会发展中构架一个一般生态发展的法则吗？

第10章 草原征服者与欧洲的远西部（公元1000—1500年）

1 公元3—6世纪日耳曼人民族大迁徙并未对印度产生很大影响，而公元前11—前9世纪铁器时代的入侵，也未在印度或中国留下明显痕迹。因而，虽然在有限的程度上，这些民族迁徙运动有可比性，但是均未能对欧亚文明产生真正的普遍影响。

2 广泛使用奴隶士兵支持统治者的个人政权，是伊斯兰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惯例起源于在私家大量使用奴隶的概念。一位统治者面临桀骜不驯的地主或社会中其他人的挑战时，会发现扩充和武装自己的私人奴隶，使其成为一支常备军，是件非常诱人的事情。很显然，哈里发穆塔西姆（Mutasim, 833—842年）是第一位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之前的阿拔斯王朝的前任君主们曾经从呼罗珊的地主阶级中招募他们的护卫队，而穆塔西姆发现这里的地主阶级不驯服。于是，他转而用突厥奴隶取代了这些人。参见：Reuben Lev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417-418. 大概是草原上的部落战争保障了奴隶的供应来源，因为战胜者将战俘们卖给穆斯林商人。中国却不存在此种事情。中国政府兵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卷入的是整个部落，甚或部落联盟，而不是个人，奴隶士兵的机制在中国闻所未闻。

3 参见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2d ed.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235-258, 391-393; W. Barthold,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Maisonneuve, 1945), pp. 47-124. 公元10世纪及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伊朗通常只是小规模地渗透到草原地区。而安息人和萨珊人在更早年代，却曾取得过保卫边疆的整体上的胜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没有军事技术的变化用于解释这种差异。与之前一样，装甲骑兵对草原弓箭手的优势仍然有限。看来，所发生的是，虽然伊朗边疆地区的那些粗暴的乡村大地主和贵族的强大军队，曾在早期基督教世纪中遏制了草原民族；但这时他们已不再是不可战胜的。在呼罗珊和特兰索夏那，城镇的发展曾经是穆斯林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多地主或许已移居城市，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领受其教化。如此，他们失去了祖辈的尚武习俗，再也不想或者实际上没有能力征服突厥人。我们可以通过公元10世纪及之后的波斯诗歌，了解伊朗绅士们的这种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诗歌读起来雅致优美、精妙细腻，但明显缺乏尚武气魄。可与之比照的一个例子是，高卢的凯尔特贵族类似的变化。公元前的两个世纪到公元后的两个世纪之间，由于高卢地方城市生活的扩展，凯尔特贵族从武士变成了罗马绅士。如伯纳德（Barthold）所称，经济和政治的种种原因，使得地主们债台高筑；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做法，使拥有土地变得朝不保夕或无利可图，同时使商人们在呼罗珊和特兰索夏那的城市中占了上风。所有这些可能加速了伊朗缙绅们的衰微。参见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pp. 307-308. 此外，穆斯林的宗教要求都市化，因为居住在遥远偏僻的乡村，居民远离清真寺和宗教法专家，无法充分履行宗教义务。

4 法兰克人对已变为阿里乌派基督教徒的日耳曼部落拥有类似的优越感，两者可做比较。

5 关于奥斯曼帝国早期发展中“圣战”传统的重要性，参见：P.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8), pp. 42-43.

6 比较4世纪开始的日耳曼蛮族与拉丁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

7 René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aris: Payot, 1939), pp. 592-593.

8 参见：B.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Paris: Maisonneuve, 1948), pp. 39-56. 没有戈壁沙漠阻碍中国势力向东北方向的渗透。从10世纪以来，游牧和定居人口在满洲进行了地理上的广泛交汇融合。参见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New York: Macmillan Co. , 1940), pp. 53-58, 115-125. 在满洲地区的这种渗透程度和社会经济特点，与同期发生在伊朗—土耳其边界上的融合现象，看上去颇为相像。

9 与伊朗模式相比，拜占庭同南俄罗斯和多瑙河平原游牧民族的关系，更接近于中国模式。但是，或许是由于草原迁徙路线向南偏移，进入伊斯兰世界疆域，9世纪之后，游牧民族没有大规模突破拜占庭的防御。因此，我们可以忽略拜占庭同佩彻涅格人、库曼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的交往。关于这一边疆史的有趣的细节，参见：F. Dvornik, “ Byzantium and the North,” in Michael Huxley (ed. ), The Root of Europe: Studies in the Diffusion of Greeks (London: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1952).

10 Wittfogel and F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一书指出了历次征服者在保持游牧民族同汉族人成分彼此分离方面的程度差异。与之前侵入中国北方的契丹（Kitan, 907—1125年）统治者相比，女真（Jurchen，1115—1234年）统治者比较多地允许汉族和蛮族文化元素的混合；而满族人（1616—1912年）也较蒙古人（1206—1368年）更倾向于汉化。这些差异虽然改变了文中的概括，但并未证明它是错误的。

11 在穆斯林世界，地下“抵抗”运动采用了宗教教派（什叶派）的形式。因而，阿萨辛派（Assassins）于1090—1256年间，建立了一个分散和秘密的奇怪的国中之国。他们竭尽全力要推翻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他们可能曾经试图利用反突厥人和反逊尼派的人们的情绪。参见：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Order of Assassins (Gravenhage: Mouton, 1955).

12 A. N. Poliak, “Le Caractère colonial de l’état mamelouk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Horde d’Or,”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IX (1935), 231-248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马穆鲁克政权事实上是塞加西亚（Circassian）与突厥商人和武士的一个海外殖民帝国。他们以黑海之北的某地为根据地，在黎凡特取代了一个类似的“法兰克人”的殖民政权。

13 Claude Cohen, “Le Problème ethnique en Anatoli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I (1954-1955), 347-362指出，突厥人早在曼齐克特之战以前就开始在安纳托利亚渗透。所以，与其说这一战役为突厥人的扩张开辟了一个新地带，不如说它确定了一个既成事实。

14 有趣的巧合是，在穆斯林国家中，唯有这两个国家挡住了13世纪骤然降临伊斯兰世界的蒙古人的侵袭。

15 B. Vladimirtsov, 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 pp. 56-158认为，蒙古人正处于从氏族部落社会向他所称的“封建”制度的转变过程中，财富和领导权从世袭氏族和部落首领，更多地转向被任命的人和统治家族的亲属。很明显，正是通过打破比较古老的氏族血缘关系，并在等级制度原则上组织其军队，成吉思汗创造了他的征服工具。但是，用“封建”一词描述蒙古的政治关系，似乎不恰当。除了本地传统之外，维吾尔人（从根本上讲是萨珊人？）和汉人的官僚机构的模式，也有助于成吉思汗的军事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形成。

16 蒙古征服与武器方面的技术革新没有关系。然而，成吉思汗的军队却能够熟练地利用随时可得的新式军事装备。因此，蒙古将军使用穆斯林工匠所制的弩炮摧毁了中国的城墙，而中国人的火药则有可能在匈牙利使用过。蒙古军的打击力量基本上是骑兵。轻骑射手是蒙古人的传统力量，在早期辅以重装甲士兵，从而将火力和突袭力结合起来。蒙古人的正规战术是合围，模仿了每年一度的大狩猎活动，而它是蒙古部落社会生活的一个常规特点。在举行大狩猎仪式时，部落的全体男性骑马向前，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将猎物驱赶进一个有限的“战场”，以便于屠杀猎物，为冬季储备肉类。这种围猎活动需要长距离运动中的协调合作，以保持联络或控制。由于集猎人和士兵于一身，它因此成了训练蒙古官兵“团队”合作的最佳方式。一般来说，蒙古人对文明军队的优势不在于士兵的数量（在这方面，他们常常处于劣势），也不在于武器装备，而在于特别长距离运动中的机动性与协调配合。蒙古军队能够在各种地形区，以广泛分散的队形运动，同时又能保持各分散队列之间的联络，因而保证了全军能够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集合起来。1241年，指挥入侵欧洲的蒙古将领速不台（Subotai）极为重视协调在波兰行动的各个纵队与挺进匈牙利的其他纵队之间的配合，尽管它们之间有喀尔巴阡山屏障。通过如此长距离的作战协调，取得巨大成功，这是直至19世纪后期欧洲军队尚未能做到的。使所有这些成为可能的是蒙古草原凄风苦雨的严酷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员和马匹，及其非凡的强健耐劳、出色的传令信使，精心策划的进军和侧翼侦查。关于蒙古军事组织和战术策略的扼要说明，参见：H . Desmond Martin,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Baltomore, Md. : Johns Hopkins Press, 1950, pp. 11-47).

17 据一位穆斯林史学家所述，成吉思汗的这三个儿子每人仅分有4 000名蒙古士兵，而他的小儿子却统帅着12. 9万名兵卒。参见：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Conquest, p. 404. 然而，如此不均的权力分配，确实有其优点；它维系了整个帝国的团结统一，虽然这个统一有些松散，但却一直保持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去世之时。

18 金帐汗国的可汗与波斯的可汗曾就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权，发生过争执。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p. 475-476; B. Grekov and A. Iakoubovski, La Horde d’Or (Paris: Payot, 1939), pp. 76-82.

19 1335年创建的毗阇耶那伽罗（Vijayanagar），是最后一个军事上难以对付的印度教国家。它在1565年才被消灭。

20 声名显赫的突厥近卫军是一支军事奴隶军团。1438年以后，主要从奥斯曼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中征募士兵。1500年，近卫军装备了滑膛枪。奥斯曼人早在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已经拥有了一支颇有威力的炮兵部队。参见：David Ayalon,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56), 附录II。关于印度的枪械，参见：Syed Abu Zafar Navdi, “The Use of Cannon in Muslin India,” Islamic Culture, the Hyderabad Quarterly Review, XII (1938), 405-418.

21 直至16世纪后期，手用枪械对于骑兵来说仍过于笨重和难于使用。甚至在发明了骑兵枪械后，与步兵滑膛枪相比，它们发挥的作用仍微不足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草原民族的胜利，即蒙古人的征服，或许加速了火药时代的来临。中国人的火药和原始大炮的试验，比欧洲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早。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某些知识，启迪了欧洲枪炮制造业和炮兵职业，使之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然而，没有亚洲的蒙古帝国，这种推动作用可能会延搁许久，甚或根本不会发生。关于中国人在火器方面的领先，参见：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eng Chia-she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earms in China,” Isis, XXXVI (1946), 114-123; Wang Ling, “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in China,” Isis, XXXVII (1947), 160-178; 王引证史料，指出1240—1241年蒙古人入侵东欧期间，使用了弩炮猛掷出爆炸炮弹，这有可能是欧洲人首次见识火药。最早记录在案的欧洲大炮的形状（比如可以参见：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 II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n. d.］, Pl. XXIX）和1221年的“以两英寸厚的生铁铸成的葫芦形”的中国武器（Goodrich and Feng, p. 117）看上去非常相似。这就表明，欧洲工匠们在伟大的蒙古征服之后的数十年中，以某种方式获取了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的其他用途。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记，那几十年正是横贯欧亚大陆相对容易的时期。

22 就在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辉煌事业成为世界历史剧目的重大主题之时，在北非和西班牙上演了另一部类似的剧作。在这两地，从撒哈拉边缘接踵而至的游牧蛮族征服者们，倾覆并重组了穆斯林远西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些柏柏尔部落人仅仅接触到一种高度的文明，因而，他们不能像突厥人和蒙古人在欧亚大陆那样，发挥文化交流互益的作用。只有在与苏丹西部的黑人社会发生联系后，由于进行中的文明化所产生的副作用，柏柏尔人的暴力行径才得以减缓。参见：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Franz Rosenthal (trans. ) (3 vol. ; New York: Pantheon, 1958)。作者将他那个时代（14世纪）的土著北非的衰微，归因于接二连三的游牧民族征服。

23 阿拔斯王朝的一名后裔逃亡埃及，并被那里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承认为哈里发。但其他穆斯林国家从未承认这位“哈里发”。参见：T. W. Arnold, The Calif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p. 87-120.

24 即使在信奉萨满教—佛教的日子里，伊朗的蒙古统治者们也允许伊斯兰教法官判定和指导穆斯林社会的事务。参见：Bertold Spuler, Die Mongolen in Ira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5), pp. 375-376.

25 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 1304—1369年？）的经历引人注目，它表明穆斯林知识和法理学的国际特征。白图泰生于摩洛哥，却在印度和马尔代夫群岛等遥远的地方担任司法职务。在去世前，他返回摩洛哥故土时，仍得到了同样的尊位。尽管政府和习俗迥然各异，但至少在原则上，相同的伊斯兰宗教律法适用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因此，一位法律专家有资格在任何地方任职。参见：Ibn Ba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H. A. R. Gibb (tran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29).

26 参见：Franz Taeschn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chis in Anatolien (14-15 Jht),”Islamic，IV (1929), 1-47; Bernard Lewis, “The Islamic Guil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937), 20-37.

27 参见：Claude Cohen,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Orient musulman medieval,” Studia Islamica, III (1955), 93-115.

28 参见：Thoekild Jacobsen and Robert M. Adams, “Salt and Silt in Ancient Mesopotamian Agriculture,” Science, CXXVIII (1958), 1257. 关键问题是，数世纪的河泥淤塞，使河道高出田地。未能经常疏浚河道可能也确实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这样的危害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中，就已经出现，不过总是得到了长达整个季节的休整。河道升高造成了许多其他基本问题。它们的解决只能是兴建庞大的新河道工程，其规模之大和技术之复杂，唯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方可承担。就在20世纪下半叶的今日，现代伊朗才开始承担起重建农业所需的大型工程，而其规模却仅仅相当于早期基督教时代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

29 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经历过类似的演化过程。旧的中心区域发生的经济衰微，恰好与其原先的边缘地带新出现的繁荣相吻合。后来的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种植园的历史也重蹈覆辙。然而，上述三个例子似乎没有共同的技术因素。

30 托钵僧的贝克塔什教团（The Bektashi Order）与奥斯曼奴隶士兵近卫军有密切关系，而且因其自由放任的政策，在苏菲派中也很突出。贝克塔什教团认为，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本质相同，只是它们的表达不尽完美，因而束缚了神性的玄秘经验。很清楚，由于这种教义不铲除基督教，而只力图反对基督教对真理的绝对索取，因而有助于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参见：J. K. Birge, 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cishes (Hartford, Conn. : Hartford Seminary Press, 1937); F. Hasluck, Christianity and Islam under the Sulta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9）, I, 159-166.

31 在早期的奥斯曼军队中，各自君侯率领下的基督徒辅助部队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罗马尼亚诸省一直处在这样的统治下。但在其他地方，苏丹们将突厥人的直接管理扩展到一个又一个地区，并将新行省的地产分给穆斯林战士，这些战士因而取代了先前的基督徒领主。结果，在大约1450年以后，基督徒辅助部队在突厥军队中不复重要。

32 奥斯曼突厥人在征服后，即刻在其所攻占的布鲁萨（Brusa, 1326年）和尼西亚（Nicaea, 1331年）等最重要的城市中，建立起高等宗教学府，旨在为新国家提供足够的法官和教师。参见：Abdulhak Adnan, La Science chez les Turcs Ottomans (Paris：Maisonneuve, 1939), pp. 9-11.

33 东正教的明显复兴，也削弱了苏菲主义对巴尔干基督徒的吸引。详见本书第522页（边码）。

34 关于奥斯曼政权体制，我的评述主要依赖于Paul Wittek的上乘小书：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7). 还参见：A. H. Lyby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Franz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F. Bruckmann, 1953).

35 参见：George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1931), I, II; Aldo Mieli, La Science arabe (Leiden: E. J. Brill, 1939), 90-216.

36 加萨里写过一本简短的自传，由W. Montegomery翻译为：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l-Ghazali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 1953), pp. 19-85. 也参见Louis Gardet and M. M. Anawati, Introduction à la théologie musulmane (Paris: J. Vrin, 1948), pp. 67-76; A. J. Wensinck, La Pensée de Ghazzali (Paris: Maisonneuve, 1940). 约于一个世纪之后，教皇英诺森三世成功地控制了高涨的圣方济运动（Franciscan），使之转向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教阶组织。这与加萨里的工作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不过，人们或许会更确定地提到圣方济主义的神秘神学家圣·波那文图拉（St. Bonaventura），他为基督教做了类似于加萨里为穆斯林所做的工作。

37 阿威罗伊（即伊本·路世德）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他对拉丁基督教神学家们的激励之举。这些神学家认为他是一位富有魄力且非常重要的异端派思想家。虽然穆斯林哲学家们早已熟知亚里士多德，但奇怪的是，从古罗马后期起，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一直被掩盖在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外衣之下。阿威罗伊的伟大智识成就，就在于从此异装中抽取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而使巴黎的神学家们能在一个或多或少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基础上，开始他们的基督教哲学革命。

38 然而，即使苏菲主义传统本身也难以完全回避推理。有人已经尝试着系统阐述神秘主义途径的理论、步骤和阶段，他们大量使用新柏拉图主义式的语言和隐喻，在某种情况下，还采取了高度理性化的和抽象的形式。参见：Reynold Alleyne Nicholson, 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p. 77-142; A. J. Arberry, Sufism (London: George Allen, 1950), pp. 93-105. 伊斯兰社会中神秘主义的兴盛，与公元前7—前6世纪印度的，以及基督教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世界的知识潮流有可比性。任何本身不是神秘主义者的人，都可能寻求一种途径，来解释现世人类努力失败的现象。人们往往被诱惑，把那个最初的崇高理想——完全由上帝指导建立人世间的理想社会——的失败归咎于伊斯兰教思想的这一深远的变化。当现实政治使那个自命为根据神意而建造的社会，无法在自己的公民面前伪装的时候，穆斯林仍然明确拒绝接受西欧许多文人领袖后来构建的那种世俗主义；相反，他们找到了具有个人本质特点的神秘主义避难所。残暴的军人干涉，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客观市场关系趋于恶化。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生活是艰辛的，这可能是神秘主义方式吸引人们的心理原因。从11世纪起，穆斯林世界广大地区的城市繁荣开始衰落，经济的磨难和沮丧可能助长了神秘主义的兴盛。然而，关于穆斯林经济史的信息资料太少，以至于此种解释事实上站不住脚。

39 这些学府在11世纪首次引进到伊朗和伊拉克，补充了原先以名人学者为中心的非正规律法和神学学校，并使之制度化。然而，这些学府似乎在穆斯林东方地区先前就存在。这个事实有助于解释布哈拉（Bokhara）之类的城市的文化特点。根据W. Barthold, Histoire des Tures d’Asie centrale (Paris: Maisonneuve, 1945), p. 48,马德拉萨是穆斯林改造利用佛教教育机构的结果。这些佛教学府曾繁荣于2—8世纪的特兰索夏那，而在特兰索夏那佛教的背后，是最终回归《奥义书》中的森林隐居的印度诸学派。

40 H. A. R. Gibb, Arabic Literature, pp. 60-114. 参照欧洲故事诗和中国宋朝城市“中产阶级”的故事，两者有相似之处。

41 奥玛·开阳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塞尔柱人苏丹马立克·沙（Malik Shah，1072—1092年）时期，进行了精确的历法改革，并主要因此而出名。奥玛·开阳完全有可能写出优秀的诗歌。然而，在一个抨击享乐观念的时代，是他的自由思想家的身份，使标有其名字的诗集变得有名。参见：Edward G. Browne, A History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II, 246-259.

42 参见：R. H. C. Davis, The Mosques of Cairo (Cairo: Middle East Publications, n. d. ).

43 参见，例如：George Marcais, L’Art de l’Islam (Paris: Larousse, 1946), pp. 109-189; Percy Brown, Indian Architecture: Islamic Period (Bombay: D. B. Taraporevala Sons, 1942); Ernst Diez, Die Kunst der islamichen Völker (2d ed. ; Berlin: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17), pp. 71-185.

44 M. S. Dimand, A Handbook of Muhammedan Art (2d ed. ;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44)一书有一个有用的一览表。

45 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受波斯绘画的影响尤为显著，并在对波斯作品的模仿中，发展出了与波斯绘画有渊源关系的自己的独特流派。参见T. W. Arnold, Painting in Isl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Laurence Binyon, 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105-143;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46 在蒙古人侵袭中欧（1241年）引起的最初的惊恐平息后，拉丁基督教世界抱有巨大的希望，指望利用蒙古人对基督教的偏爱。西方人多次组织了传教行动，欲使蒙古大汗皈依基督教。一些传教活动的报告保存下来，成为研究13世纪和14世纪初期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参见：W. W. Rockhill, (ed. and trans. ),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e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Christopher Dawson (ed. ), The Mongol 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5); Leonard Olschki, Marco Polo’s Precursors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Press,1943).

47 经济动机或许在推动这场宗教迫害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一直以来，基督徒们常常以商人、高利贷者和店主等为职业，这显然容易招致农民和无产者对他们的痛恨。可以比较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的传统作用。此外，如果我们假定13世纪及随后的数个世纪中的军事动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那么攻击基督徒的经济动机就明显增大。

48 参见：Pierre Rondot, Les Chrétien d’Orient (Paris: J. Peyronnet, n. d. ), pp. 78-79, 144-145, 154-155; William H. Shedd, Islam and the Oriental Churches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s, 1904), pp. 196-204 and passim.

49 犹太法和穆斯林宗教律法有着颇为相似的一般特点和目的，这可能使犹太思想家比较容易参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生活。关于这两种宗教法的相似处，参见：S. D. Goitein, Jews and Arab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5), pp. 59-61; Abraham I. Katsh, Judaism and Islam: Biblical and Tamudic Backgrounds of the Koran and Its Commentar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4).

50 麦蒙尼德本人用阿拉伯语写作，但他的著作几乎立即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并主要以此语言文本广为流传。

51 有趣的是，穆斯林的态度和行为基本上重演了雅利安人对印度文明的宗教礼仪的反应。

52 B. A. Saletore,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in the Vijayanagara Empire (Madras: B. G. Paul & Co. , 1934), I, 395-414.

53 参见：A. B. M. Habibullah, The Foundation of Moslem Rule in India (Lahore: S. Muhammad Ashraf, 1945), pp. 272-308.

54 参见：M. Hiriyanna, The Essentials of Indian Philosophy (London: Allen & Unwin, Ltd. ,1949), pp. 175-199; S.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55 Marshal G. S. Hodgson, The Order of the Assassins, pp. 277-278; J. N. Hollister, The Shi’a of India (London: Luzac & Co. , 1953), pp. 356-357.

56 对印度多神教而言，伊斯兰一神教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印度哲学长期以来已经将传统的众神简化为一个终极实体的几个方面。

57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若干其他宗教群体，也宣称伽比尔是他们的鼻祖。参见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 1921), II, 262-266.

58 大马士革的约翰（卒于约752年），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基督教徒辩护士，他本人也是哈里发的一名臣民。约翰就把伊斯兰教当作基督教的一个异端，这也一直是东正教的标准观点。因此，从严格的教义观点来看，几乎难以辨别穆斯林异端和拉丁分裂派。两者都随意篡改真理（the Truth）。而且，如果说拉丁基督教中的和子说（filioque）信条看上去没有《古兰经》显眼，那么，这只不过说明拉丁基督教的谬误更隐晦，因而也更危险。

59 起码西方人有些时候饱受内部彼此争吵之苦。比如，彼特拉克就曾写道：“突厥人是敌人，但希腊人是宗派分裂者，比敌人更坏”。引自A. A. Vasiliev,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new ed. ; Madison, W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 671.

60 俄罗斯人称钦察人为波洛伏齐人（Polovtsi），拜占庭人称其为库曼人（Cumans），钦察克是他们的自称。这族人后来并入了蒙古人国家（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由此又被称为靼鞑人（Tartars）。参见：R. Gro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 242. 钦察人对罗斯草原的入侵，可以与马扎尔人9世纪入侵匈牙利相比。后者隔绝了拜占庭和西方斯拉夫人的联系，最终使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德（St. Methodius）在摩拉维亚的传教工作化为乌有。钦察人在乌克兰立足之后，将这里先前的游牧民族驱向多瑙河下游平原［佩彻涅格人、古兹人（Ghuzz）和其他民族］。因此，这些迁徙在东正教世界的腹地与北部“殖民”地区之间，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没有蒙古人的征服以及随后的伊斯兰化，这些非基督教的新来者可能会很快顺利皈依基督教，从而并入东正教世界。因为少数几位钦察人酋长早在蒙古人出现之前，就已经信奉了东正教。但作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钦察人于14世纪变成了穆斯林。这在实际上确定了东正教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地区，拜占庭和俄罗斯。

61 罗马教皇保护诺曼人，反对日耳曼和拜占庭皇帝。这一平衡力量加速了1054年罗马教廷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之间的最终分裂。虽然罗马与拜占庭之间早些时候的分裂已经基本愈合，但是，一切旨在解决拉丁教的“和子说”信条争端的努力，均告失败。拜占庭皇帝在意大利不再拥有领地，这个事实说明，任何妥协都几乎不会给罗马教皇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东正教一方不得不做所有的让步。于是，教皇们达成的任何交易都自然不会被多数东正教徒接受。

62 参见：Peter Charanis,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I (1953), 412-424.

63 参见：George Ostrogorsky, Pour l’histoire de la féodalité byzantine (Brussels: L’Institute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 1954).

64 安息、萨珊和加洛林等君主政权发生过类似的演变，可以比照。

65 参见：Richard Busch-Zantner, Agrar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osteuropa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8), pp. 60-61; George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6), pp. 280-333;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p. 351-354.

66 自12世纪以来，拜占庭国家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一直存在明显的怨恨。起初，这种冲突往往表现为教派形式，即教会内部“狂热派”与“政客”之间的冲突。“狂热派”以希望教会摆脱一切世俗控制的僧侣为首，“政客”派则由城市上层中有知识的教士和官吏所控制，他们更喜欢教会从属国家的传统做法。其中一些人为了取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军事和外交支持，甚至打算与教皇妥协。神学教旨的问题，即东正教隐修派争端，后来被与这个争执联系了起来。到14世纪，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在若干城市爆发了。其中最显著的是发生在萨罗尼加（Salonika）的革命运动。在1342-1349年，“狂热派”领导建立了一个激进的民主共和国，成功地否认了君士坦丁堡。在这次革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11年，奥斯曼突厥人就占领了萨罗尼加。参见：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p. 659-684.

67 参见：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A. Colin, 1949), pp. 509-511.

68 Richard Busch-Zantner, Agra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osteuropa, p. 63.

69 参见：Omer Lufti Barka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statistiques des registres de recensement dans l’empire Ottoman aux XVe et XVIesiècl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I (1958), 9-36. 犹太人从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方大规模地迁入奥斯曼帝国，这个现象可能既是城市繁荣的迹象，又是其繁荣的原因。到16世纪，讲西班牙语的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参见I. S. Emmanuel, Histoire des Israelites de Salonique (Paris: Librairie Lipschutz, 1935); M. Franco, Essai sur l’ histoire des Israelites l’empire Ottoman depuis les origins jusqu’ à nos jours (Paris: Librairie A. Durlacher, 1897).

70 与后来的拜占庭统治者相比，在突厥人统治下的东正教会享有更广泛的自治和更多的内部安宁。拜占庭皇帝们从1274年起就多次试图尽快与罗马的宗教妥协，希望能在紧急关头得到西方的援救。

71 1229年，在波罗的海海岸建立的一个十字军教团。

72 这种思想状态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卒于1263年）。他曾在1237年至1242年间通过一系列战斗击败了西方入侵者，因此获得了王公的绰号。然而，涅夫斯基却屈从了蒙古人。后来，在14、15世纪，这种潮流有所逆转。因为，随着立陶宛—波兰人扩张进入俄罗斯西部，许多贵族选择了西方世界，变成了波兰化的基督教徒。

73 鞑靼人通常指金帐汗国的突厥—蒙古人。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们将蒙古帝国分为4个汗国，金帐汗国为其中之一。中国的大汗与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们有过相当密切的合作，并持续到14世纪。这种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庞大的蒙古帝国的核心地区。例如，罗斯经常征募军队，派他们去补充大汗的军力。而一份偶然发现的资料证实，至迟在1332年，北京宫廷中驻有一支罗斯人特种部队。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p. 87. 关于金帐汗国，还可参阅B. Grekov and A. Iakoubovski, La Horde d’Or (Paris: Payot, 1939).

74 参见：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p. 343.

75 据文字记录，罗斯在1376年首次使用了火器。那年，一支莫斯科军队进攻博勒盖里城（Bolgary）时，遭到了这种新式武器的攻袭。4年之后，莫斯科城的防御中使用了大炮，可能是从波希米亚运进的。到1450年，莫斯科和特维尔（Tver）均有了制造大炮和较小枪支的兵工厂。据George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p. 278)，帖木儿于1391—1395年袭击金帐汗国的领土时，摧毁了主要城市，驱散了城市里的工匠。这件事发生在金帐汗国开发利用火器之初，从而使鞑靼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就在这些新式武器被引进的时候，制造枪炮所需的熟练工匠，却被带往撒马尔罕或其他地方。相反，莫斯科公国的工匠却未受影响。这可能加速逆转了罗斯国家与鞑靼人国家之间的平衡。加速逆转这个平衡的另一因素是，手用枪械的引进。它使得步兵军力远远胜过鞑靼人的游牧骑兵，也使占大多数的罗斯农业社会有能力对抗数量有限的鞑靼骑兵。参照铁器时代的步兵击败青铜时代的战车战士的史实，本书的前面已有讨论（见边码第117—118页）。

76 16世纪30年代瓦西里三世时期，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基本形成。本书中一般译作俄罗斯或（沙皇）俄国。——编者注

77 伊凡三世娶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这个事实使一种说法更可信了，那就是，莫斯科确实是被推翻的拜占庭的真正继承人。参见：V. O. Kluche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12), II,16-23; William K. Medlin, Moscow and East Rome (Geneva: E. Droz, 1952), pp. 78-80.

78 参见：Karl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eratur (Munich: Carl Beck Verlag, 1891), pp. 78-107.

79 拜占庭文学的简明概括，可参见：Norman F.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pp. 221-252.

80 修士的神秘主义与具有政治头脑的高级教士之间的斗争，即隐修派论战的一个持久性后果是，修士们夺取了主教职位和世俗教会的全部高级官职。直到14世纪，世俗教士（或者有时甚至是仓促就任圣职的俗人）跃居主教和神父之高位，已成司空见惯之事。但在神秘主义修士派获得隐修派论战的胜利之后，教会的高级职位只能由修士阶层人士担任。这成为东正教有别于拉丁天主教会的另一个特别的标志。参见：Vasiliev,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 656-676; Baynes and Moss, Byzantium, pp. 114-116.

81 在小亚细亚，穆斯林圣者们将大众的不满情绪导入苏菲主义。而在欧洲，领先于穆斯林神秘派数十年，基督教修士就做了类似的工作。因为阿陀斯山的修士们得到了首都暴民的支持，取得了对政客派的胜利和对高级教职的控制。而此时，突厥人正在海峡另一侧的欧洲部分建立统治，他们也利用了大众对拜占庭地主和官吏阶层的不满情绪。此外，在穆斯林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神秘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关系。拜占庭的神秘主义者似乎已经运用了某些技巧——呼吸控制和拖长重复神的名字。这些是苏菲主义者从前广泛运用的技巧；而且，再往前推，它们也曾是苏菲主义之前的印度苦行主义者的主要仪式。另外，一边是俗人和隐修派运动的联系；另一边是安纳托利亚的苦行僧教团建立的俗人追随者，两种情况颇为相似。参见：L. Gardet, “Un problème de mystique compare: la mention du Nom divin-dhikr-dans la mystique musulmane,” Revue Thomiste, 1952, pp. 642-679; 1953, pp. 197-216; G. G. Arnakis, “Gregory Palamas among the Turks,” Speculum, XXVI (1951), 104-116; Jean Meyendorff, St. Gregoire Palamas et la mystique orthodoxe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1959), pp. 64, 85, 108-109, and passim. 然而，东正教神秘主义运动形成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如同苏菲运动的背景一样，也模糊不清。经济苦难，尤其是城市下层阶级的经济磨难，可能是两者同样的诱因。

82 多蒙尼科斯·狄奥托克普罗斯［Domenicos Theotocopoulos，（格列柯，EL Greco）, 卒于1614年］是克里特学派最负盛名的人物。

83 参见：O. M. Dalton, East Christian A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pp. 234-247 and passim; N. P. Kondakov, The Russian 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7).

84 参见：Jung-pang Lo, “China as a Sea Power,”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 (1955), 489-503. 12—15世纪期间，中国航海业发展的基础，可能是前航海时代的南中国沿海古代航海传统。假如这是事实，中国海上实力的兴衰或许表明，在本地的南方传统与北方比较特定的内陆中国传统的争斗中，前者的最终失败。

85 11世纪晚期的中国文献首次提到了指南针。中国人不仅发现了磁针能指示方向的特性，并且开发出一系列的装置，包括从漂在一盆水上的简单浮板，到安装在罗经卡的中轴罗盘。参见：Li Shu-hua, “The South-Pointing Carriage and the Mariner’s Compass,”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 s. , I, (1956),63-113. 关于中国的罗经卡，参见W. Z. Mulder, “The Wu Pei Chih Charts,” T’oung Pao, XXXVII(1944), 1-14.

86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XIV (1913), 473-476; XV (1914),419-447; Jung-pang Lo, “China as a Sea Power. ”东南亚重要的华人商业和工匠社团的兴起，始于蒙古人时期。

87 J. J. Duyvendak,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XXXIV(1938), 341-412.

88 这道圣旨后来被修改，允许了最后一次远航。J. J. Duyvendak,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pp. 388-390.

89 据1393年皇帝的一道圣旨，每只海船应配有4尊“炮口有饭碗大小”的大炮、20尊较小口径的枪炮、10枚炸弹、20枚火箭和1 000发炮弹。Jung-pang Lo, “China as a Sea Power,”p. 501.

90 Duyvendak,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pp. 395-399. 在1465年到148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朝廷曾提出一项恢复印度洋远航的计划，但未能实现。Duyvendak将其失败归因于朝廷官僚对太监的敌意。因为郑和的功业，这些太监被视为海上推进政策的倡导者。参见：Jung-pang Lo,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V, (1958), 149-168. 派系敌对可能曾是影响明朝帝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但这个决定并非荒谬，因为朝臣们有充足理由反对将帝国资源耗费在海外事业上。1421年，明王朝北上迁都北京城。政府抢在一个新的蒙古联盟的兴起之前，对蒙古发动了一连串的征战。然而，在1449年，皇帝却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成吉思汗时代的重现似乎就在眼前。在这样的危险状况下，怎么能拨出资源用于不必要的海上探险呢？关于发生在中蒙边界上的事情，参见：D. 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 Rudolf Loewenthal (trans. ), (Chengtu: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1947).

91 Ping-ti Ho, “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1956—1957), 200-218. 新品种显然是由本地稻与来自印度支那的稻子杂交而成，因为后者有抗干旱特点。中国作者们首次注意到此种外来水稻，是在1012年，当时它从福建被引进到长江流域下游。此后，这种水稻以及由此培育出的诸种新的早稻，逐渐在中国大部分地域普及开来。

92 Edward A. Kracke, “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 (1955), 479-488;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93 比较欧洲和日本贵族社会的排他性，他们的尊贵社会地位建立在所谓的祖先优越性之上。正如汤因比指出，地位极端不利的少数人，比如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市民，有时有意外的收获。

94 在蒙古人统治的最初数十年中，西亚穆斯林商人作为包税人和商人，如罗斯人所起的作用一样。

95 Herbert Franz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8.

96 当1270年对中国的征服将近完成之时，中国的“军事”家庭最多（即在通婚淡化了军事制度的外来特点之前），大约有39万个。根据129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所做的首次人口普查，这大约相当于中国人口的3%。此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的纳税家庭至少有13 00万户。参见：Herbert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49), pp. 128-129.

97 在1253年蒙古人征服云南之前，那里一直是独立的南诏（Nan Chao）王国。之后，蒙古人迅速将其并入他们的中国。1274—1279年，忽必烈委派了一位穆斯林总督到这个地区，似乎就是这位总督使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得以立足。参见：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London: Morgan & Scott, 1910), pp. 123-125. 伊斯兰教沿着印度世界边缘，在东孟加拉也经历了类似的传播建立过程，亦发生在相同的几个世纪中。从那时起，这两个地区一直保持与周围的中国和印度世界截然不同的独特文化。

98 由于工匠和商人通常不写书，因此，还未发现这些发明从中国传出的文献证据，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现。如果不是马可波罗沦为热那亚人的阶下囚，在监狱中有时间口述他在忽必烈宫廷中的经历，我们将无法知晓他那非凡的冒险奇遇。然而，在马可波罗一家旅行的前后，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商人穿越蒙古帝国疆域，某些返回者的故事完全可能包含与中国人的特殊技术相关的一些有用甚至确切的信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火药和指南针飞速传入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在14世纪中叶以前，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均有制造和使用火药。而航海指南针则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到地中海，与火药的传出不同，它是经过南方海洋，而不是经过陆地传出的。

印刷术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做出这一发明相当早（雕版印刷出现在8或9世纪，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但至迟到15世纪，基督教世界才接受了印刷术，而伊斯兰世界更是晚到18世纪（那里的学界偏见长期以来禁止印刷品的复制）。这种拖延迟滞的关键原因似乎不是他们不知晓印刷发明，因为穆斯林在接受印刷术之前的数个世纪，对此已有相当的了解。而远在1456年古登堡（Gutenberg）印刷其著名的《圣经》之前，基督教徒也有过很多机会了解这一技术。更确切地说，由于造纸知识从中国经穆斯林世界非常缓慢地传至西欧，才造成了这种拖延。在获得复制印刷文本的廉价材料之前，印刷术几乎不比手抄有优势。例如，据计算，如果将古登堡的整本《圣经》用羊皮纸印刷，需要300张羊皮。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p. 204. 然而，造纸术的秘密直到14世纪才传到莱茵河地区，上书，第85页。

99 从蒙古人时期直到20世纪，中国保持了政治统一，避免了之前经常发生的那种地方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和复杂多样的国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是儒教和枪炮使之变成了现实。

100 Fung Yu-la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3).

101 中国戏剧是演唱的，更接近于欧洲的歌剧而非欧洲的戏剧。

102 参见: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 1901), pp. 256-291; J. R.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pp. 84-102; Adolf Zucker, The Chinese Theat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25), pp. 3-42.

103 赵孟頫（Chao Meng-fu, 1254—1322年）曾在忽必烈及其4位后继者手下任显要职位。他写的一篇书末题记传神地表达了这种艺术主风。“画之要旨在于存古人之神。画无此神，虽精工良作，则不过尔尔……。吾之画作或可粗看颇为简朴无华，貌似漫不经心挥成，但真行家里手方可识其得古作之真传，由此可曰佳作。此可告内行之人而不可告于愚钝者。” Osvald Siren引自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8), IV, 19.

104 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Press, 1942), pp. 12-58.

105 M. F. 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 in Eastern Asia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5).

106 忽必烈汗曾偏向藏传佛教，在蒙古王朝的末年，藏传佛教一直作为蒙古人在中国的官方宗教。然而，在蒙古人被逐出中国后，大汗们的这一宗教似乎在蒙古失去了一切官方地位。16世纪，蒙古王公企图集中和巩固政权，控制桀骜不驯的宗族酋长，才再次引进藏传佛教。参见D. 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gtu: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1947), pp. 135-137. 关于藏传佛教，参见L.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London: W. H. Allen, 1895), pp. 5-76.

107 14世纪的欧洲市民与同时期的日本市民不同，前者的海盗行径晚于后者若干世纪。

108 皇帝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后代，因而依照中国人的孝顺虔诚传统，他有责任保持一个圣祖的神祠。在初期中国思想如洪水般涌入日本时，神道教仍幸存下来，原因或许在此。

109 关于日本文化的这些评论，主要基于G. B.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43），pp. 256-400.

110 就10世纪而言，这是对法兰西北部的适当描述。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骑士才在英格兰、德意志和西班牙等地，成为一种主要制度。而在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大不列颠的凯尔特边缘地带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骑士阶级从未真正强盛过，因为在这些地区，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军事组织的控制过分强大。

111 由于地方敌对势力分裂了封建制度，因此，在任何争端中，德意志的世俗领主中都会有一些跟随皇帝。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皇帝在任命教会的高级教职时，必须慎重斟酌，以确保多数主教和修道院长对帝国事业的效忠。这使皇帝在多数场合压倒了其桀骜不驯的世俗诸侯封臣。

112 可溯源到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权，在理论上幸存到987年。这一年，卡佩王朝（Capetians）的第一位皇帝登上了法国王位。事实上，从此，法国的国王仅仅是大约20多个地方统治者中的一个。只有在符合地方诸侯利益的时候，国王对整个法国的宗主权才得以承认。而在西班牙，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权在穆斯林征服中得以幸存，所以王权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存在。

113 有趣的是，与陆地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相对的是，一个以丹麦为中心的短命的海上帝国。这个帝国在卡努特（Canute）国王死后（1035年），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诸王国，即英格兰、丹麦、挪威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多个小小的地区。

114 在意大利北部，教皇转而拥护和支持城邦国家反对帝国和封臣等敌人。在意大利南部，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父子们通过成功的土匪掠夺，兴建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诺曼王国。与更早时期的教皇斯蒂芬二世和暴富的加洛林王室联盟非常相似，这次，教皇们也与新贵政府结为盟友。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不仅使教皇们有了一支可利用的军事力量，去抗衡从北方入侵的德意志军队；而且还永久地消除了拜占庭干涉意大利的可能性。从此，教皇们不再像先前那样，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抗击君士坦丁堡的平衡力量来依靠了。

115 在战争的警钟中经历了其他类似的繁荣的社会，比如，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苏美尔人城市，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中国战国时期，以及公元前6—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国家。

116 斯堪的纳维亚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本土固有的。但在波兰，与正忙于征服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诸侯的军事冲突，使德意志国市民们多少有些嫌疑。而犹太人移民则因此受到欢迎，他们带来了城市生活的技艺和某种日耳曼人文化；而且德意志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使十字军运动蒙受耻辱。此后，犹太人不再被怀疑有夺取德意志政治霸权的渴求。

117 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条约确认了威尼斯人在黎凡特的贸易权力，所以，威尼斯人虽然战败，却仍然通过外交手段挽救了某些利益。参见：W. Hey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Âge（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885），II，324-326.

118 这样说就忽略了北方海域的北欧海盗帝国，此帝国不仅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诺曼底和俄罗斯河系地区，而且还将其触角伸入从大西洋到冰岛（约于874年殖民）的区域、格陵兰岛（985年殖民）和北美洲（1000年发现）。但是，北欧海盗在其帝国建立的时候，几乎还不能算是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而且，在斯堪的纳维亚进入拉丁基督教世界之时，北欧海盗们那种无限的活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无论如何，冰岛和格陵兰成了基督徒之地。尽管在格陵兰存在的一种危险贫困状态，这里的殖民活动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小股挪威冒险家似乎也深入到了远至大湖区的北美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与欧洲社会的联系，似乎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对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产生过任何影响。

119 在这方面，圣托马斯酷似亚里士多德本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系统和完美，令他的学界后人无所作为。

120 卡特里派（在法国北部又称阿尔比派）的教义似乎源于巴尔干的鲍格米勒派（Bogomils），或许可追溯到摩尼教。尽管不断遭到迫害，摩尼教自萨珊时代起，就一直在伊拉克及其毗邻地区秘密地幸存下来。

121 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方面的严重影响，值得注意。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在普罗旺斯（Provence），人口至少减少了50%，直到1470年才得到恢复。参见：Edouard Baratier，La démographie provenc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avec chiffres de comparison pour le XVIIIe siècle（Paris：S. E. V. P. E. N.，1961）. 也参见：Josiah Cox Russell，“Late Medieval Population Patterns，”Speculum，XX（1945），157-171. 13世纪蒙古征服造成了欧亚大陆生存圈之内比较方便和更加频繁的交往，它与黑死病在年代上大致相应；公元2世纪的大瘟疫与本书第七章所讨论的“该生存圈的闭合”发生在大致同一个时段。两者的情形大致相当。或许，大瘟疫蹂躏下的欧洲人口的稳定和复苏，有可能发生在14—15世纪，因为欧洲人口已经提前经历了引发公元2世纪大瘟疫的诸种疾病。

122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兴起，与海上和商业控制权转移到一个新兴国家马六甲有关。该国可能建于14世纪，在15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参见：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5），pp. 37-186; J. C. 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W. van Hoeve，1955），pp. 44-117; G. Coedès，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Paris：E. de Boccard，1948）.

123 班图人征服可能造成了津巴布韦城镇和矿场的废弃。但有些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正是班图人来到罗得西亚，才开始了大规模的采矿。参见上书，p. 481.

124 参见：C. W. Bovill，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pp. 4-183; Diedrich Westermann，Geschichte Afrikas（Cologne：Greven Verlag，1952），pp. 356-362，382，390-391，and passim. A. H. M. 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A History of Ethiop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pp. 44-79; J. C. de Graft-Johnson，African Glory（London：Watt & Co.，1954），pp. 68-126; R. Coupland，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Oxford：Clarendon Press，1938），pp. 2-43; G. P. 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59）.

125 也许有可能并非如此。西班牙人来到新世界，带来了一种天花流行病。可能是这种病摧毁了印加帝国，并造成王朝的危机，从而大大帮助了皮萨罗。

126 G. C. Vaillant，The Aztecs of Mexico（Harmondsworth：Pelican，1950）; Walter Krickeberg，Altmexicanische Kulturen（Berlin：Safari Verlag，1956）; J. Eric Thompson，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Norman，Okl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4），pp. 84-130; J. Alden Mason，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Harmondsworth：Pelican Books，1957），pp. 93-230; Hans Dietrich Diesselhoff，Geschichte der Altamerikanischen（Munich：Verlag R. Oldenberg，1953），pp. 76-201，303-348.

第11章 遥远的西方对世界的挑战（公元1500—1700年）

1 “逃跑对他们（中国士兵）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侮辱，他们争吵时会像妇人一样揪头发、谩骂和诋毁，但吵累了之后，就和好如初，完全不伤皮肉。”引自利玛窦1584年的一封信。见：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Edward Arnold and Co.，1931），p. 248.

2 运用科学航海新技术最生动的例子是1497年达·伽马选择去印度的航线。他在正确测算出的纬度上突然掉头向东，驶往11年前刚被巴塞洛谬·迪亚士发现的好望角。在此之前，他已向大西洋深处驶出很远（实际上可能已经距巴西海岸很近了）。这是一条避开险恶的热带在平静水域的最短航线，它远离海岸，因而不受沿岸急流和潮汐的影响，这些急流和潮汐常给在平静水域艰难行驶的船只造成危险。这条航线还能利用南大西洋上的西风向东行驶。达·伽马的船队在远离陆地的海上漂泊了96天，航程4 500英里，这大大超过了哥伦布36天，2 600英里的航程。另外，达·伽马到达的非洲海岸离他想往的好望角只有130英里，考虑到当时使用的仪器的原始和在上下颠簸的船上观察太阳的艰难，这个成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摘自：K. G. Jayne，Vasco da Gama and His Successors，1460-1580（London：Methuen and Co.，1910），p. 40; Boies Penrose，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1420-162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 50-51; Henry H. Hart，Sea Road to the Indies（New York：Macmillan Co.，1950），pp. 128-129.

3 参见：Charles Singer et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III，471-493.

4 到16世纪末，欧洲船只的船壁已多由橡木制成，厚约2尺，两侧叉钉有双层横木。

5 1500年时，印度洋海岸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省工省料的地步。用植物纤维联结木料制成的轻型船只能经受南方海洋各种气候和风力条件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们由于适应性强、快速和易于靠岸登陆等优点而仍然用于捕鱼和近海作业。但若论战船，印度洋沿岸的产品还不如葡萄牙专为对付北大西洋而特制的船只。显而易见，早在葡萄牙人牢固控制印度洋之前，穆斯林造船工匠们就已经下功夫学习欧洲造船技术了。但终因工艺设备落后又缺乏欧洲海船上所需用的那么大量的金属材料，因此穆斯林造船工匠无法做到完全仿效欧洲。参见：W. H. Moreland，“Ships of the Arabian Sea c. 1500”，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9），pp. 63-74，173-192. 这时，中国船只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远胜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船队，它们虽然曾在远洋公海上对欧洲船只造成过威胁，但由于缺少金属材料，也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统治者们对航海事业态度冷漠、不感兴趣——姑且不论他们的敌意情绪——因而威力不大。即使如此，中国南海上的一些私人海盗船仍然长期袭扰最早来到这片水域的欧洲船，与这些同属海盗性质但却公开装备起来的欧洲船只角逐争雄。

6 P. M. Ashburn，The Ranks of Death：A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America（New York：Coward McCann，1947），pp. 82-87.

7 这些在旧世界热带地区流传的疾病，曾因黑奴贩运而在美洲印第安人地区蔓延肆虐；甚至曾使亚马孙盆地和加勒比低地一时几乎无人居住。而梅毒则可称是美洲印第安人对征服他们的欧洲人的报复。但医学家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有人认为，实际上梅毒并非源出于美洲。P. M. Ashburn，The Ranks of Death，pp. 98-140，175-190.

8 Roger Mols，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 à XVIIIe siècle（Louvain：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1955），II，452. 瘟疫在西欧的最后一次流行是在1663—1684年，后来东欧一度流行瘟疫，迟至1724年，法国南部仍有瘟疫流行。参见：Georg Sticker，Abhandlungen aus der Seuchengeschichte und Seuchenlehre，Band I，Erster Teil：Die Geschichte der Pest（Giessen：Alfred Töpelmann，1908），pp. 175-236.

9 L. 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3d ed. ; 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59），pp. 198-199认为中国人口上升由16世纪70年代开始。G. Findlay Shirras，“The Population Problem in India”，Economic Journal，XLIII（1933），p. 61估计，在1650年印度人口为8000万，到1750年就达到了1. 3亿。Fernand Braude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lippe II（Paris：A. Colin，1949），pp. 353-357曾指出，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人口增长迅速。1958年出版的第1期第30页刊载的Omer Lufti Barkan，“Essai sur les données statistiques des registres de recensement dans l’empire Ottoman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I（1958），30. 则认为从1528—1580年间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增长了41%。

10 旧时代的人口估计大多不是十分精确的，但人口统计专家们却不约而同地认为，目前仍在持续的人口增长势头是由1650年开始的。这种意见恰恰表明，所谓人口统计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欧洲城市开始进行的。参见：Walter F. Willcox，“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Modern Increase，”in Studies in American Demography（Ithaca, 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0），PP. 22-5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The Past and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Continents（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paper No. 243，1954）. 无论如何，只要上述估算有近乎正确的地方，那么近代文明国家中人口的增长就大大先于医药事业取得的实质性突破，因此新的人口增长似乎不能归功于近代科学对疾病的控制。一些美洲作物，比如玉米、马铃薯、甘薯等的输入对某些地区来说是重要的，政治稳定对人口的增长当然也有极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人口增长现象。参见：Raymond Pearl，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pu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 A. M. Carr-Saunders，World Popul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36）; Marcel R. Reinhard，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de 1700 à 1948（Paris：E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1949）. Roger Mols，Introductionà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II，426-459）经过非常艰苦的调查研究之后说，毫无疑问，1700年以前，流行病是限制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11 英国和法国的远征队也曾到北美洲沿岸那些荒芜、险恶及令人生畏的地区进行探险，但他们未能如愿以偿地找到通往东方黄金之地的西北通道。1553年，有人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试探从东北方向打开通路，结果揭开了英俄双方在阿尔汉格尔进行贸易的序幕。接着英国商人就顺伏尔加河而下，穿过里海进入了波斯。

12 1582—1640年间，葡萄牙曾受西班牙统治，这个事实表明葡萄牙皇家属地的双重危险性。因为在葡萄牙人的心目中，来自西班牙的危险并不比来自西班牙的敌人——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威胁小。

13 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并非轻易获得的。有些教皇以武力坚决反抗，但都没有成功。然而即使是在西班牙影响最盛时期，教皇也从未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御用神父，而是不断要求恢复任何世俗君主都无法实现的权力。

14 新教在法国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或说唯一原因是早先于天主教外衣之下存在着的一个类似法国民族教会的体制。因为新教往往与狂暴的贵族和执拗的市民相联系，他们幻想以武力反抗中央政权，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因此不仅法国王权，而且渴望安定的国民感情都反对新教。因此亨利四世早年虽然是新教的拥护者，但他感受到了上述事实，所以明智地改变了宗教信仰。

15 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权只是英国史上的插曲，它的主要作用是挑起了反对军人政府抑或是特殊的圣人政府的一次事变。然而假使联系欧洲以后的历史来看，克伦威尔政府尚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它毕竟是由一个“党派”独裁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专制统治的最早先例。这个专制政体是在社会革命中产生的，它纠集了与时代不相称的军事力量去进行对外战争。假若抛开一系列革命理想方面的区别不谈，那么此前荷兰一些省份的“海上乞丐国”政权以及后来法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提供了十分有趣的同类事件。参见：Crane Brinton，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W. W. Norton，1932）.

16 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尚不应算作欧洲文明社会的真正成员，因此有关1500年到彼得即位之间俄国发展的评述将在本章后面提及。

17 机智的诡辩逐渐缓和了对高利贷行为的宗教谴责。此类谴责源于基督教《圣经·旧约》对金钱借贷行为的痛斥，实际上这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基督教义不能再对社会有约束力时，公开经营高利贷的职业才有可能发展。

18 参见：Ernst Troeltsch，“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CX（1913），519-556.

19 像笛卡儿这样具有数学头脑的理性主义者也像神学家一样热切而虔诚地追寻着绝对而无可辩驳的最高真理。由于他们人数很少，因此我从未听说，他们当中有谁曾设想用国家权力机构来推行他们的最高真理。

20 16、17世纪的新教与18、19世纪新教发展后具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相同性被简单地夸大了。荷兰和英国允许保留异议的同时，德国新教曾却仍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正统之内。与此相反，在以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17世纪以后却允许多种形式的宗教和文化存在。当时只有像意大利、奥地利和波兰那样一些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有西班牙和耶稣会痕迹的国家里，天主教才具有我上文中说过的那种教条性。总之，在城市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据最高地位的地方，文化和宗教的多样化最为突出。这也许比各国政府组建的宗教阵线更能说明荷兰、英国、法国目前的发展。甚至意大利，虽然表面上看好像是反宗教改革促进思想文化自由发展的范例，但这其实也可以被视为是意大利城镇中市民经济早衰的反映。另一方面，马克思·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他把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中间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归因于加尔文教的伦理。

21 精确的观察与巧妙的实验使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确信某种事物，同时也能使有学问的人确信。但是苛求的人还是会顽固地拒绝接受通过不可靠的感受做出的结论，根据是这种结论缺乏以不容置疑的原则演绎出的合乎逻辑的理论基础。在发生争执时，哪种论点站得住是十分明显的，所以那些生怕伽利略的望远镜玷污其头脑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不是没有理性，而仅仅是片面强调逻辑。

22 参见：A. Wolf，A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New York：Macmillan Co.，1935），pp. 71-120.

23 直到1650年以后，这些农作物才被欧洲人所重视。

24 参见：Alfred Métaux，“The Revolution of the Ax，”Diogenes，No. 25（Spring，1959），pp. 30-31. 该文有趣地评述了金属工具和武器在西班牙传教过程中曾起到的作用。

25 印第安人各阶层大概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就已经把以前对印加、阿兹克特和其他土著阶层祭司的忠诚转移到了新的宗教代理人身上，就此而论，基督教僧侣取得的成功是前哥伦布时代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异教的残余在美洲西班牙管辖区新社会模式的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26 Charles Gib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of New Spain，1500-1810，”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I（1954-1955），581-607.

27 参见：S. F. Cook and L. B. Stephens，“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16th Century，”Ibero-Americana，XXXI（1948），1-48. 原先对最初人口和下降后人口的估计没有那么大，参见：Angel Rosenblat，La Población Indígena de América desde 1492 hasta la Actualidad（Buenos Aires：Institución Cultural Espanola，1945），pp. 57，92，for Mexico; and summary table for the entire New York，p. 109.

28 Woodrow Borah，“New Spain’s Century of Depression”，Ibero-Americana，XXXV（1951），p. 18. 估计在1646年墨西哥中部的西班牙人（包括欧洲人与当地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在内）约为11. 4万人。博拉指出，在印第安人村落缩小的同时，对毁灭印第安人的瘟疫更有抵抗力的西班牙人和混血儿却在增多。而这种情况使被雇佣的印第安劳力所受的剥削更加惨重，因为那些西班牙血统的官员、教士、地主和矿产主们都想要继续享受其殖民者祖先留给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特权。这样做的结果必将是进一步破坏当地村落和乡镇组织，虽然西班牙政府在统治墨西哥的最初10年中曾执行维护这些乡镇组织的政策。主要依靠负债者劳动的大庄园和主要由半奴隶式劳工进行生产的矿井，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甚至有些原属于村镇上层的居民也都沦为外表体面实则寒酸的破落户了。这与罗马后期的社会变化极为相似。这也是人口减少后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此时的墨西哥还是当年的罗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毁灭性的瘟疫。

29 可笑的是，当时流行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那种印第安人形象，实在是对平原地区印第安人文化生活的一种讥讽。因为当对西部文明有更多贡献的牛仔发挥作用时，这些印第安人正处在调整自身适应新生活的过程中。骑术在平原印第安人中传播时有一种极有趣的特征，即它与欧亚游牧文化发展的形式极为相似。参见上文第234—238页。

30 伊比利亚人和英国人对种族混杂的看法极为不同，这也许是不同的法律和宗教传统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白种人男女比例失调。按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习俗，一般要对未婚女子实行严厉的监督，所以没有多少妇女移民到殖民地去。而英国的家庭风气要开放得多，他们允许未婚妇女跟随第一批先驱者一起到殖民地去，其结果是殖民地有了大量的未婚妇女，其数目之多足以使以下原则得以确立，即白种男人只要娶的是白种女人，这个婚姻就值得尊重。但是白种妇女毕竟人数有限，这个事实就意味着，对于当时相当盛行的剩余未婚男子娶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为妻的事只能以公众舆论的非难作为手段来尽量限制。这样做的后果是，在美国南部诸州和其他一些英国人保持着奴隶制的殖民地里，极其深刻的肤色界限不可逾越，即使在性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完全受感情支配的种族偏见。印度肤色隔阂的历史是一个绝妙的参照系。只是在英国妇女大量进入印度以后，才出现肤色上的隔阂。在印度的英国主妇们尽力在白人社会中保持一种强烈的肤色意识和狭隘的社会种族歧视。实际上，那些花掉昂贵费用由英国本土来到异国的穷乡僻壤而又无所事事的白人妇女们之所以要保持这种意识和歧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设置一道障碍，用它来阻止白人社会中那种可以迎娶当地妇女为妻的观念，使这种观念不为人们所接受。任何一个研究过美国或英国海外驻军的人都不会相信，在没有白人妇女的情况下，英美的文化、法律或意识因素会导致某种种族偏见从而影响到性行为。

31 除了前面所列举的之外，我还查阅了下列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书籍：C. H. Haring，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Indies in the Time of the Hapsburg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8）; C. H. Haring，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Julian H. Steward and Louis Faron，Native Peoples of South America（New York：McGraw-Hill，1959）; William Lytle Schurz，This New World：The Civi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ew York：E. P. Dutton，1954）; Philip Ainsworth Means，Fall of the Inca Empire and the Spanish Rule in Peru，1530-1780（New York：Scribner’s Sons，1932）; Herbert Ingram Priestley，The Coming of the White Man（New York：Macmillan Co.，1929）; John Collier，The Indians of the Americas（New York：W. W. Norton，1947）; H. A. Wyndham，The Atlantic and Slaver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

32 参考当时新教会关于没收教产的政策和两个世纪以前由圣方济各会所挑起的危机。俄国的宗教改革者与德意志新教之间即使有关系的话，也是极不明显的。

33 经过改制（1588—1590年），莫斯科大主教被提升为最高一级主教。从此莫斯科大主教区与其他四个古老的东正教大主教区，即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相并列。

34 参见后来成为“旧礼仪派”主要领袖的阿瓦库姆大主教那本发人深思的自传——The Life of the Archpriest Avvakum by Himself，trans，Jane Harrison and Hope Mirrlees，（London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1924），按James H. Billington1962年的口头说法，在俄国犹太人社团的发展中，萨巴泰·塞维于1666—1667年曾自称救世主，从而引起了剧烈的骚动。这是旧礼仪派救世主义的主要根源。关于萨巴泰·塞维，请看本书边码第639页的叙述。

35 伊凡四世是第一位在俄国正式采用“沙皇”称号的君主。这个称号在他之前只是被非正式地使用过。这个称号是古罗马“恺撒”一词的变化形式，所以不言而喻，采用这一称号含有莫斯科皇位是继承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来的意思。

36 伊凡竭力动员庞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外来侵略，其必然结果是限制了普通农民在国内随意迁移的权利。只给服役贵族分封土地而没人替他们耕种那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政府制订一系列法令强迫农民为新领主劳动。这些法令包括：一项更严格的以劳役抵债的规定；集体交纳村民税；禁止农民家庭擅自投奔新主人等。到17世纪中叶，这种变革接近完成，大多数俄国农民都被类似奴隶制的农奴制所束缚。法律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心怀不满的农民可以轻易地越过国家公地的界限跑到南部草原或西伯利亚森林中去开荒，那里的哥萨克们也张开双臂欢迎新来者。

37 Raymond H. Fisher，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p. 122页估计，17世纪时国家从事毛皮贸易的利润以及从经营毛皮生意的承包商那里收缴的税款加在一起，总数约可达到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

38 多数哥萨克信奉正教，他们不喜欢波兰人的天主教政策，这一事实是把乌克兰带进莫斯科营垒的主要原因。即使当自由哥萨克社团不再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时——波兰和俄国引诱哥萨克首领变成地主的政策使之无法存在——多数哥萨克还是宁愿同属正教的俄国联盟而抛弃信奉天主教的波兰。

39 我对于俄国历史的评述主要依据的是：Michael T. Florinsky，Russia：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Macmillan Co.，1955），Vol. I;此外还参考了S. Platonov，Histoire de la Russie（Paris：Payot，1929），pp. 167-487; W. E. D. Allen，The Ukraine：A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1940）; Gunter Stökl，Die Entstehung des Kosakentums（Munich：Isar Verlag，1953）; Frederick C. Conybeare，Russian Dissent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tiy Press，1921）; James Mavor，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2d ed. ; London and Toronto：J. M. Dent and Sons，1925），Vol. I; Serge Bolshakoff，Russian Nonconformity（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50）.

40 新的强大的波斯人国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乌兹别克的威胁。虽然此类事件古已有之，但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由西亚荒原上的部族颠覆一个文明政权。这个事件还引起印度和中东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在东方草原，满洲人于下一个世纪征服了中国，此事也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

41 1511年以前，马六甲是贸易和传教的主要基地，葡萄牙人攻占该地之后，其他一些较为逊色的中心城镇成为穆斯林活动的据点。参见：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5），pp. 176-185; G. Coedès，Les È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Paris：E. de Boccard，1948），pp. 382-386，398-411. 亚洲东南部的这些穆斯林以贸易兼营传教的方式成功地建立起国家，这与早年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同一地区的活动极为相似。而且穆斯林的势力范围更大，一直延伸到婆罗州和棉兰老岛。但在日本和吕宋，穆斯林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阻碍。

42 J. Spencer 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 93-103，121-147.

43 George Peter Murdock，Africa：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59），pp. 138-141，320-324.

44 这次在首相穆罕默德·柯普吕律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不仅扶植了克里特（1669年）与波多利亚（1676年）两地的苏丹政权，而且也使得特兰西瓦尼亚（1661年以后）以及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1658—1659年以后）这些过去的保护国重新臣服于奥斯曼。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挽回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损失所做的努力，只导致了1661—1664年一场不了了之的战争，战争结局对奥斯曼人有利。波兰人也曾试图制止奥斯曼帝国势力的扩张，但最后却使波多利亚被奥斯曼帝国所吞并。

45 红海地区的造船工业由于缺乏木材而不景气。奥斯曼船只所需的木材只能取自小亚和叙利亚，经由埃及转口远道运来。

46 最后一次攻击是在东非沿海进行的，在那里穆斯林舰队经常击退沿海岸南下的葡萄牙势力。奥斯曼帝国舰队在蒙巴萨附近最终土崩瓦解，既是葡萄牙海军实力所致，也是因为当地群众群起攻之。参见：F.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p. 1019。Braudel的著作是关于伊比利亚与穆斯林争斗问题的主要入门书，尤其是关于16世纪后半叶部分。

47 B. Schrieke，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The Hague：W. van Hoeve，1955），I，45.

48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pp. 483-502; Paul Masson，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 siècle（Paris：Hachette，1896），pp. xi-xxxiii.

49 最能说明早年新教徒的贸易公司与穆斯林统治之间友好关系的代表性事件是1641年荷兰人在柔佛苏丹所提供的陆军资助下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但与此同时，在荷兰人拥有主权的爪哇和其他东印度群岛，穆斯林却发动了一场虽然无效但却强有力的“反十字军运动”。参见：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pp. 252-282.

50 参见：W. H. Moreland，From Akbar to Aurangzeb：A Study in Indian Economic History（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3）; Bal Krishna，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1601-1757（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24）; J. C. 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W. VAN Hoeve，1955），pp. 159-245.

51 我没有找到能满意地说明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经济情况的资料。但可以参考：Paul Masson，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A. C. Wood，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 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Vol. I，Part I，pp. 294-313.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pp. 616-643曾含糊其词地说过，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曾掀起一场当地封建主和庄园主反抗土耳其人的运动；并且还说，有资产阶级贸易倾向的人宁愿投资土地也不愿投资于不太可靠的工商业。Traian Stoianovich，“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Journal of Economis History，XX（1960），pp. 234-262也从另一侧提供了14到18世纪期间奥斯曼臣民中商业力量增长的例证。除非深入研究过奥斯曼帝国经济史，否则贸然对16、17世纪中东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下结论是很不合宜的。尽管与欧洲相比中东的商业地位日趋下降，然而12世纪以后已经处于殖民地地位的拜占庭帝国与意大利各商业城市间的关系同17世纪最后10年奥斯曼帝国与西北欧之间的经济关系相比，二者似乎极其相似。

52 哥萨克游牧部落在陆地上的角色就像海盗们在西印度群岛、中国南海与非洲北部“野蛮”口岸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海盗的老巢一般设在政府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哥萨克的老巢也是如此。哥萨克基本上依靠定居的农业社区供给他们所需的武器火药，这也与海盗们一般都依赖于文明港口提供装备一样。

53 John F. Baddeley，Russia，Mongolia，and China（2 vols. ; London：Macmillan and Co.，1919），I，lxix，lxxiii; Robert J. Kerner，The Urge to the Sea：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6），pp. 66-88; Raymond H. Fisher，The Russian Fur Trade，155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

54 这构成了穆斯林传教活动的大倒退。卡尔梅克人聚居的伊犁河流域曾一度皈依穆斯林教，但当那个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向南向西推进到河间地带并把这个地方让给当时仍信奉异教的卡尔梅克人之后，伊斯兰教就在那里衰落下去了。

55 奥斯曼帝国确曾于1659年派遣一支远征军，想把俄国势力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带驱逐出去，并借机联合中亚汗国的力量从背面攻占什叶派所控制的波斯。然而近卫军的哗变和同克里米亚汗的反目——这也许是因为克里米亚汗担心其自治权利会因奥斯曼帝国占据其侧腹内陆地区而受到威胁——使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关于这次三心二意的行动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有一些有趣的评述，参见：A.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viii，225-227.

56 近卫部队是与伊斯兰教托钵僧比克特西教团密切联系的。可能是由于他们同情什叶派地下社团，因此不愿让正统逊尼派取得彻底胜利。我没能找到可以证实这种推测的直接根据，但是一般而论，比克特西教团那些具有宗教信仰自由倾向的教义容易使其信徒同情虔诚的教友，同情他们探索通往真主的不同道路。参见：John K. Birge，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Hartford，Conn.：Hartford Seminary Press，1937）.

57 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之间的斗争对欧洲具有重要意义，从1606年至1639年，由于奥斯曼集中全力用于与波斯的战争，因而减轻了基督教欧洲的压力——这样三十年战争才得以爆发。在某种默契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掉头去对付各自的宗教异端势力，当然其结果都是白费力气，但双方都消耗了实力。因此直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又开始进攻并再次占领维也纳，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才重新在多瑙河地区燃起战火。

58 为抵抗葡萄牙与西班牙对非洲沿岸的侵犯而进行圣战，这是刺激萨阿迪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并非是萨菲王朝促其所为。然而，在奥斯曼看来，当奥斯曼境内的什叶派同情者正酝酿起事之际，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个什叶派王国实在是大不利的现象。在摩洛哥历史上，他们从此遗憾地与广袤的穆斯林世界分道扬镳。参见：Coissac de Chavrebière，Histoire du Maroc（Paris：Payot，1931），pp. 268-294.

59 当时奥斯曼人宣称对摩洛哥有宗主权，但这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目的，毋宁说是为将来的行动造舆论。参见：Braudel，La Méditerranée，p. 995.

60 Alphonse Gouilly，L’Islam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Paris：Larousse，1952），pp. 62-63.

61 哈里发这个称呼意为先知的继承人，即世上最虔诚伊斯兰教徒的领袖，但在16世纪时，他失去了这一鲜明意义。逊尼派经学家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真正的哈里发已于13世纪蒙古人扫荡阿拔斯王朝的残存者时就消失了。因此奥斯曼帝国苏丹各种官方正式头衔中偶尔出现的“哈里发”称谓已经丧失其严肃性，因为其他穆斯林统治者也曾以此头衔称呼。不过，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根据穆斯林的政治理论，都主张精诚团结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像奥斯曼苏丹那样宣称宗教上合法性的穆斯林统治者也都以建立全世界的统治为目的，而不管这种世界性多么空泛。关于哈里发及其与奥斯曼苏丹的关系，参见：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Vol. I，Part I，pp. 26-38. T. W. Arnold，The Caliphat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4），chap. Xi.

62 阿克巴宗教政策的性质和动机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就他本人来看，阿克巴似乎是一个思想开明、想要探索教义真谛的人。他倾听每一个他接触到的宗教领袖的讲经，但又绝不轻信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在自己身边还聚集了一班知己朋友，这些人熟悉各种不同来源的教义和规章。阿克巴很可能把这些人视为一个类似萨菲教会的组织，而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和领袖。这种半公开的调和行为既触怒了虔诚的穆斯林教派们，也愚弄了那些有所期待的基督教徒使团，但在印度人看来却是再自然不过。参见：F. W. Buckle，“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kbar’s ‘Infallibility Decree’ of 157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4），pp. 590-608; M. L. Roychourdouri，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Mughal India（Calcutta：Indian Publicity Sciety，1951），pp. 67-118 and passim; Sri Ram Sharma，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Mughal Empero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pp. 15-69; Arnulf Camps，Jerome Xavier S. J. and the Muslims of the Mogul Empire（Schöneck-Beckenried，Switzerland：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aire，1957），pp. 51-91; Aziz Ahmad，“Akbar，Hérétique ou Apostat?” Journal Asiatique，CCXLIX（1961），21-35.

63 同阿克巴一样，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影响了奥朗则布的政策。但应当指出的是，当他在印度登位时，奥斯曼的势力正在衰落，因此奥朗则布希望能够取代苏丹成为整个逊尼派的领袖。奥朗则布对印度南部的征伐以无信仰者和异端为对象，因此他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哈里发和所有信徒的首领。他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出征的。实际上，甚至在他统治区域之外，也已经有博学的伊斯兰经学家封给他这样的头衔了。参见：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Vol. I，Part I，p. 35. 也参见Aziz Ahmad，“Moghulindien und Dar-al-Islam”，Saeculum，XII（1961），266-290深入绝妙的文章；以及John Norman Hollister，The Shi’a of India（London：Luzac and Co.，1953），pp. 126-140.

64 教义简编在西欧基督教会里起到过简明教理问答手册的作用。关于什叶派神学文献和典型教义简编释文等，参见：E. G. Browne，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0），IV，368-411.

65 除非对突厥及诗歌中所叙述的一切都不相信或充耳不闻，否则就会知道，正像集合在其旗帜下的突厥同胞所相信的那样，伊斯梅尔确曾宣布他就是上帝的化身。然而，这不是正统的十二伊玛目派的观点。他们主张，萨菲只是十二个合法伊玛目中第七人的后代。据此推论，萨菲同上帝的距离只比普通人近一点点。参见：Hans Robert Roemer，“Die Safawiden，” Saeculum，IV（1953），31-33.

66 来自阿塞拜疆的七个突厥部落构成了最初军事力量的核心。

67 Sir Percy Sykes，A History of Persia（2d ed. ; 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1），II，175-176; Laurence Lockhart，The Fall of the Safavi Dynas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pp. 18-22. 直到阿拔斯时代，波斯人一直缺乏火炮和步兵火器，阿拔斯从欧洲商人和投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罗伯特和安东尼·谢尔利——手中购买。

68 例如，比克特西托钵僧就可因身为近卫军的顾问而受到近卫军的保护，其他托钵僧组织也与首都的城市行会或地方社团（在安纳托利亚省尤为显著）有类似的战略性关系。

69 参见：A. H. Lybyer，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 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尽管这个书名似乎与本问题无关，但实际上，书中对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有着极其精辟的分析。

70 参见：Jadunath Sarkar，Mughal Administration（Calcutta：M. C. Sarkar and Sons，1920）; W. H. Moreland，India at the Death of Akbar（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0），pp. 31-94; R. C. Majumdar et al.，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London：Macmillan and Co.，1958），pp. 554-565; J. N. Hollister，The Shi’a of India，passim.

71 这些自传已由A. S. Beveridge译成英文（4 vols. ; London：Luzac and Co.，1912-1921）。关于突厥语和乌尔都语文学，参见：E. J. W. Gibb，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II，III（London：Luzac and Co.，1902，1904），该书的描述可能过于热情，译文十分丰富。也见：Ram Babu Saksena，A History of Urdu Literature（Allahabad：Ram Narain Lal，1940）.

72 关于这一时期穆斯林的艺术，我参考了下列文献：F. B. Havell，Indi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Mohammedan Invasion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John Murray，1913）; Heinrich Glück and Ernst Diez，Die Kunst des Islam（Berlin：Popyläen-Verlag，1925）; Arthur Upham Pope，A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Art（London：Peter Davies，1930）; Arthur U. Pope（ed.），A Survey of Persian Art（6vol.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1939）; Sir Thomas W. Arnold，Painting in Isla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 Percy Brown，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ugha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24）; L. A. Mayer，Islamic Architects and Their Works（Geneva：Albert Kundig，1956）; Hermann Goetz，Bilderatlas zur Kulturgeschichte Indiens in der Grossmogulzeit（Berlin：Dietrich Reimer and Ernst Vohsen，1930）.

73 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一度出现的宗教极度混乱的现象在伊斯兰世界并未发生，但这应归功于新的机构，而不是新的思想。既然用其他手段不能应付异端思想的挑战，简单地肯定过去的做法就成为惯例，再以后迎接挑战时也就难以采取创新的方式。况且最虔诚、最有知识的逊尼派穆斯林渐渐发现，毫无保留地接受宗教信仰是唯一可靠的思维模式，而且越无保留越好。但是既然没有争论，话题的思想也就在奥斯曼帝国消失。乌里玛们甚至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都越来越生疏。这种思想沉闷的局面是逊尼派为维持正统，反对异端的挑战而付出的高昂代价。有趣的是，在波斯和印度，思想界显然相对活跃，尤其是在印度，宗教纷争仍很激烈。

74 参见：Abdulah Adnan-Adwar，“Interaction of Islam and Western Thought in Turkey，”in T. Cuyler Yong（ed.），Ne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p. 121-122.

75 Gibb and Bowen，Islamic Society，I，Part II，179-206.

76 柴坦雅主要活动于孟加拉，当时该地那些未开化的人正在融入印度人的社会。这些部落的地位通常接近印度种姓社会的底层，他的某些习惯、仪式也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这就造成在柴坦雅时代以前伊斯兰教得以在孟加拉传播，但是以柴坦雅为中心的这场运动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的继续发展。那些被人们在神的化身面前表现出来的激情所感染过的人，肯定会觉得伊斯兰教的仪式和教义死气沉沉，不能令人激动和满意，即使以其神秘主义泛神论的形式表现亦是如此。况且在运动早期，柴坦雅的追随者根本否认种姓区别，所以伊斯兰教这一主要优势也就丧失殆尽。可参考在基督教正统派内部关于寂静主义的争论中，修士和民众的宗教观所取得的胜利怎样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巴尔干的发展。见上文第522页（边码）。

77 参见：K. B. Jindal，A History of Hindi Literature（Allahabad：Kitab Mahal，1955），pp. 52-155; Dinesh Chandra Sen，History Bengali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alcutta：Universtiy of Calcutta，1911），pp. 398-565; F. E. Keay，A History of Hindi Literature（Calcutta：Association Press，1920），pp. 19-72; Surendranath Dasgupta，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1955），IV，384-395; Melville T. Kennedy，The Chaitanya Movement（Calcutta：Association Press，1925）.

78 暹罗是在与法国之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才封闭外来世界的。一个名叫福尔根的希腊冒险家是这件事的主角。他是克法罗尼亚岛人，先是在东方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后来转为法国服务并皈依罗马天主教。他得到暹罗王的信任，一度几乎控制了暹罗的外交政策。他利用其地位把法国士兵和传教士引进暹罗。路易十四的宫廷一度对暹罗不久后将彻底皈依基督教充满了信心。福尔根在1688年一次宫廷政变中丧命，不久法国人撤出了暹罗。参见：W. A. R. Wood，A History of Siam（London：T. Fisher Unwin，1926），pp. 189-216; 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pp. 297-315.

79 这一变化意味着军人所占土地迅速减少，骑兵在奥斯曼军中所占数量也相应减少。新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有城市背景的穆斯林，他们占有土地是因为担任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职务。很多头衔的合法性都是颇值得怀疑的。参见：Richard Busch-Zantner，Agraverfassung，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udosteuropa（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38），p. 63; Jovan Cvijic，La Péninsule Balkanique：géographie humaine（Paris：A. Colin，1918）; L. S. 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New York：Rinehart，1958），pp. 138-142; Traian Stoianovich，“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1600-180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III（1953），398-411.

80 1560—1579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克里利用其权力重设伊贝克的塞尔维亚主教一职，并指定其兄担任这一职务。

81 奥斯曼人对基督教建筑极为厌恶，总是反对兴建新教堂。他们还设置障碍，阻止修复旧教堂，规定如果翻修，必须事先得到官方同意。

82 参见：Cecil 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49）.

83 Traian Stoianovich，“The Conq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X（1960），244-248.

84 有这样一件事十分说明问题。一个曾成功地重建中国沿海防务的海军将领，由于遭阴谋陷害，不但被罢了官，甚至还丢掉了性命。参见：C. R. 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ireira，Fr. Gaspar da Cruz，Fr. Martin de Rada（1550-1577）（London：Hakluyt Society，1953），pp. xxvi-xxix.

85 John F. Baddeley，Russia，Mongolia and China; Michel N. Pavlovsky，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9），pp. 4-41.

86 国姓爷系郑成功（卒于1662年）的葡语音译（作者此说有误，郑成功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后由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并封忠孝伯，故又称国姓爷。——译者注）。此人自封为南明政权遗臣，曾以中国南方沿海（主要在福建省）各港湾水域及周围海岛为基地建立海盗国家，1662年他临死前又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岛。有关郑成功的事情参见：Arthur W. 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s. v.）; Henri Cordier，Historie générale de la Chine（Paris：Paul Genthner，1920），III，262-265.

87 中国的海军战舰有时还是很强大的，例如1520—1522年就曾几次战胜葡萄牙船队。然而朝廷中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却使海上竞争不能成为长期战略，被裁处的水兵又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海盗行列，这反过来更加深了朝廷的忧虑。参见：P. A. Tschepe，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Jentschoufu：Verlag der katolischen Mission，1907），pp. 216-307.

88 澳门好像就是葡萄牙人与中国地方官员经过协商而建立的基地，葡萄牙人同意使用其船舰去对付海盗。参见：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pp. xxxv-xxxvi; Tien-tse Chand，Sina-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Leyden：E. J. Brill，1934），pp. 86-93. 中俄之间于1689年正式形成的文字协定是值得注意的。此后中国南部地方当局与葡萄牙、荷兰及英国商旅团达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协议的条文基本上与中俄协定相同。这两件事表明，中国选择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即与边远势力达成妥协而集中全力对付身边的直接威胁以确保各地的和平与秩序。因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欧洲人在中国南方口岸取得的那个小的立足点完全无关大局，只不过是朝廷在处理无穷无尽的袭扰边防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个权宜的外交手段而已。

89 参见：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LVII（1955），191-201.

90 这些数字可能有很大误差，学者们的估计也极不一致。我这里是根据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 10，264-266.

91 清朝时期，中国学者为整理古代典籍而表现出的钻研精神也可能是受当时欧洲正在发展的科学理论研究的影响。这是面对新事物心理失去平衡因而产生的一种怀古情调。与此同时，俄国也发生了由东正教牧首尼康领导的、以复古方式弥补地方文化缺陷的自卫反应式运动。在暹罗、缅甸和日本也都同样出现过坚持宣扬其古老的民族文化以反抗欧洲势力入侵的行动。然而在所有这些逃避现实的倒退性行动中，只有中国能在发掘古典文化的技能方面取得欧洲最优秀学者也难以企及的进步。

92 参见：J. R. Hightower，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 68-70; Fung Yu-lan，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I，592-672; Osvald Siren，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London：The Medici Society，1938），ii，70-77 and passim; Cyrus H. Peake，“Some Aspec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China，” Isis，XXII（1934-1935），173-177. 事实上，很难评价1582年后开始深入中国，并于1601年开始在帝国朝廷中设立总部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功绩。有些传教士已经在帝国统治阶层中占据了高级职位，如在1640—1664年间居传教士首席的汤若望。其人员对满清第一个幼年即继承大统的康熙皇帝起到过明显的教导作用，因为康熙是把他看作良师益友。参见：Alfons Väth，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 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Cologne：J. P. Bachem，1933），p. 192. 书中甚至将其吹捧到如此程度，意说：由于康熙皇帝本身对于管制国家事务之方法所知甚少，因此汤若望在1651—1660年间实际上曾一度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是，尽管传教士们能进入朝廷，能作为天文气象、机械工程以及数学物理方面的专家受到朝廷的重用，能够忠诚地传播基督教文化并使中国居民信奉和加入基督教会，可他们毕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因为在大多数有修养的中国人眼里，基督的真理和教义依据只是个外来的旁门邪道，而一些与科举无关的旁门邪道对于那些专注于传统文化的中国文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的。参见：Arnold H. 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2）. 在学习方法上面，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批判方法也许有助于刺激中国汉学家去批判佛教对儒教经典的补充部分。参见：Herrlee G. Creel，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New York：John Day Co.，1939），pp. 258-259. 但这样以来也会产生副作用，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对儒教经典中所参杂的佛教教义进行批判的同时，由于基督教正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人很可能也会把他们新学会的挑剔眼光转向基督教。参见：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 Co.，1929），pp. 196-197.

93 欧洲新式火器引进日本与日本中央政权统一全国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枪（旧式滑膛枪）炮比刀剑更便于控制其供应渠道。参见：Delmer M. Brown，“The Impact of Firearms on Japanese Warfare”，Far Eastern Quarterly，VII（1948），236-253.

94 参考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专制君主们对北欧海盗（8至11世纪时，他们不断骚扰欧洲沿海）的镇压措施。在这两种社会里，每个真正成功的海盗最终都会成为当权者不能容忍的敌人。在日本，由于军阀众多而可封授的土地很少，因而形成幕府统治中一个尖锐棘手的问题。那些封地少的军阀明显地表现出对当权者的不满，同时很自然地置其野心于海外劫掠行业。这样，禁止航海的极端严厉措施，对于那些觊觎封土者来说，无疑是显得合情合理的。

95 在16世纪后半叶，从澳门出发的葡萄牙商人曾经扮演过奇特而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由于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骚扰，中国与日本的官方联系早已断绝，因此两国间的和平贸易，至少官方贸易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中国的丝绸和其他奢华服饰却早已成为日本贵族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同时中国也需要日本的白银。这样葡萄牙商人就成了沟通两国的中间人，在两国之间运载货物往来，并从转手贸易中赚得丰厚的利润。参见：C. R. 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The Hague：M. Nijhoff，1948）.

96 John F. Baddeley，Russia，Mongolia，and China，I，lxxiv-lxxxiii. 回纥（鹘）人的摩尼教和哈扎尔人的犹太教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作用。

97 参见：G. P. Murdock，Africa，pp. 284-327，364-368，392-405，410-421，and passim; D. Westermann，Geschichte Afrikas，pp. 94-208，211-275，288-292，390-397，412-416，and passim; J. Spencer 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141-147 and passim.

第12章 蹒跚起步的世界均势（公元1700—1850年）

1 这个词借自R. R. 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以描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政治观念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当然是这种变化最显著的表现，但不是唯一的表现。

2 Raymond H. Fisher，The Russian Fur Tra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PP. 43-45. 关于最后这次远征仍存有疑问，不知走的是陆路或海路，若是后者，白令海峡一定已被发现——尽管未被认作海峡——这应当在白令开始第一次航行前3/4世纪。

3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南部，以及葡萄牙人与法国人在北部的国家间的竞争，也推动了葡萄牙人扩张他们在巴西海岸线上的殖民地。参见：Bailey W. Diffie，Latin-American Civilization：Colonial Period，（Harrisburg，Pa.：Stackpole Sons，1945），pp. 652-681; Felix Reichwein，Sugar，Gold and Coffee：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razil（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1959），pp. 88-117.

4 参见：Christopher Lloyd，Captain Cook，（New York：Roy Publishers，n. d.），pp. 93-95，120. 库克舰长不止一次借助于皮鞭强迫他的那些不情愿的海员食用这种稀奇的新食物。只是在大约30年之后，效果更佳的酸橙汁才开始在英国海军中食用。

5 东印度群岛丁香的主要产地班达（Banda）、安汶（Amboina）和德那地（Ternate）在1621至1657年间被荷兰人征服。当望加锡（Macassar）成为重要的竞争产地时，也在1669年被征服了。随即，这些岛屿的居民便被要求只生产欧洲、印度和中国市场能吸收的多种数量的丁香——这种政策要求种植规模时而扩大，时而收缩。参见：J. H. Parry，Europe and a Wider World，1415-1715，（New York：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1949），pp. 154-156：B. H. M. Vlekke，Nusantara：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3），pp. 138-139，145.

6 甘蔗经伊斯兰教徒从印度洋地区传入欧洲，在中古后期成为马德拉群岛的重要作物。

7 在18世纪，这类袖珍小岛的经济作用十分惊人。迟至1773年，官方记录表明，英国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额高于它与北美大陆殖民地的贸易额，同样，整个远东贸易的数额也落后于对这些小岛贸易的数额。参见埃里克·威廉（Eric William）所辑图表，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N. 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p. 225-226. 按17、18世纪的生产方式，蔗糖种植极其耗费地力。因此，那些首先生产蔗糖的岛屿逐渐不能像后来新投入生产的地区那么便宜地生产。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产糖诸岛在法国的竞争下衰退，而在19世纪，法国产糖诸岛以及前法属海地则又在西属古巴、波多黎哥的竞争前败下阵来。蔗糖像一种金色的瘟疫，从加勒比海群岛招摇而过，留下肥力榨尽的土地、贫困穷苦的人民、支离破碎的社会。尽管19世纪奴隶制度废除，但此举对这一过程遗留的社会问题却无济于事。

8 B. H. M. Vlekke，Nusantare，pp. 179-185.

9 英国人在1745年苏格兰起义后，借用了这种方法以制服苏格兰高地。和其同时代的俄国与匈牙利贵族一样，苏格兰的民族首领也被授予大片地产，所有与之对抗的“本地人”对土地权利的要求被英国法律粗暴地抛到了九霄云外。与此同时，无数苏格兰人被编入高地的特别团队。不过，这些团队不像俄国和奥地利的那些团队那样用于地方防护，而是到世界各地去实现英帝国的目的。但是，鉴于俄国的哥萨克和奥地利边境居民团队也被投入远离边境的战争，二者的区别实际上就不大了。

10 参见：Henry Morczali，Hunga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0），pp. 46-61; W. E. D. Ellen，The Ukra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pp. 206-232; Boris Nolde，La formation de l’empire russe（2 vols.：Paris; Institut d’études slaves，1952-1953），passim; Konrad Schunemann，Oesterreichs Bevölkerungs-Politik unter Maria Theresia，（Berlin：1935）.

11 参见：W. H. McNeill，“The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on Irish History”（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Cornell University，1947）.

12 这种情况一般说来似乎如此，但偶尔印第安人也会爆发起义。最重要的一次起义于1780—1781年在秘鲁爆发，其领导人自称出身于印加王族。更多的是，在某次传教中“归顺”的原始部落往往试图摆脱他们新的依附地位，但通常西班牙统治者不必大规模动用武力就能够迫使他们再次归顺。

13 参见：迪菲（Bailey W. Diffie）收集的统计，Latin-American Civilization. Colonial Period（Harrisburg，Pa.：Stackpole Sons，1945），pp. 381，439-440，450-455，and passim; R. A. Humphreys，“The Fall of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History，XXXVII，（1952），213-227.

14 关于西班牙政府的行动如何影响墨西哥的矿业，这个详尽而有趣的研究，参见：Clement G. Motten，Mexican Silver and the Enlighten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0）.

15 参见：C. H. Haring，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pp. 235 ff.

16 教会以自己的权利拥有土地，还向无远见的地主放债。结果，根据一种统计，新西班牙中部4/5的土地属于教会或被抵押给教会。参见：C. H. Haring，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1952），pp. 190-191. 此外，像耶稣会这种组织的成员已经成为显赫一时的承包商和商人，因为他们要处理他们的印第安教区的产品。其中一些教区，如在巴拉圭的教区，已经变成人口繁荣、经济兴旺的庞大社会。

17 例如，巴西人通过长期游击战把荷兰人赶出了他们的国家（1643—1654年）。起初，巴西起义者拒绝听命于葡萄牙母国政府，后者在1641年承认了荷兰在巴西的领地以争取荷兰人对其反西班牙战争的支持。参见：C. R. Boxer，The Dutch in Brazil，1623-1654（Oxford：Clarendon Press，1957）.

18 关于巴西，我参考了：Diffie，Latin-American Civilization，pp. 633-753; Gilberto Freyre，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azilian Civilization（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46）; Lawrence F. Hill，Brazil（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7）; Gilberto Freyre，Brazil：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Alfred A. Kopf，Inc.，1947）.

19 Diffie，Latin-American Civilization，p. 453.

20 这两场革命的关系在一个年代的巧合事件中有趣地体现出来：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就在第二天，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

21 历史学家似乎未曾探讨过皇家禁卫军团与奥斯曼帝国奴隶家族制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禁卫军的士兵在法律上并非奴隶，他们被管制的地位却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兵及宫廷侍臣在奥斯曼大帝时接受的管制大同小异。而且，从离开俄国的乡村庄园到一个禁卫军团服役，这一过程所引起的思想、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转变，几乎与年轻的基督教农民变为奥斯曼帝国的帕夏时发生的急剧转变一样。像土耳其人一样，彼得允许各种背景的人进入他的军团。不过，占优势的是外国人和俄国贵族的儿子们。很少有农民愿意为“反基督者”服役，即使他们能够逃离自己的领主去入伍，他们也不想干。

22 参见：Èmile Haumont，La culture Française en Russie，1700-1900（Paris：Hachette，1913），pp. 85-90. 正规学校只是慢慢地才被人们接受。最重要的正规学校是侍卫团（the Corps of Pages，1731年建立），它允许年轻的贵族取得被授予军衔（或在政府中任职）的资格，而不必像彼得时代所必需的那样在禁卫军中服役。

23 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经济的发展十分明显。城市人口在彼得统治末期为33万左右，到叶卡捷琳娜去世时增加到130万到230万之间。家庭手工业及大制造业都成倍增长。出口货物在1773年价值为3 000万卢布，到叶卡捷琳娜去世时增加到8 100万多卢布。这些数字得自Michael T. Florinsky，Russia：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Macmillan Co.，1955），pp. 561-564. 关于南俄及邻近地区经济高涨的概览，可参见Traian Stoianovich，“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X，（1960），pp. 234-313.

24 瑞典虽然国内人口稀少，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却拥有了一个潜在的富饶广阔的波罗的海帝国。然而，瑞典的贵族喜欢在国内实行波兰式的自由，而与之抗衡的各种力量——国王、官僚和中间阶级——也不足以制止，因此产生了国家力量的衰退。1772年，一次王室政变在最后时刻拯救了瑞典，使它免于遭受波兰的命运而无可挽回地成为俄国或普鲁士的走卒。

25 勃兰登堡曾在三十年战争中几经蹂躏，变得十分荒芜，而在过去漫长的年代中，选帝侯领地上的大多数居民一直在瑞典和其他外国人的占领下艰难度日，这种情况无疑有利于清除反对大选帝侯集中权力的旧势力。城市依然又少又小，因此，并不存在从上面反对革命的法国社会的那种多重社团结构。而且，任何政策，无论多么激烈，只要以阻止三十年战争重演为目的，就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然而，正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情况一样，不能把统治者个人的性格抛开不计。德意志大部分地区都曾遭受过类似霍亨索伦家族的土地遭蹂躏的苦难，城市生活在德意志许多部分同样发展不充分。但是，仅仅是在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地区，这些情况才激起或者说允许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军事化。大选帝侯的意志和判断，与条顿骑士和整个德意志向往的东方的军事传统相结合，注定了会有这种结局。

26 纽科门原来是用气压把一个活塞推入一个由汽缸内的蒸汽冷聚而造成的不完全的真空，瓦特现在用流动蒸汽做了推动力。

27 参见：H. St. J. B. Philby，Arabia（London：Ernest Benn，Ltd.，1930），pp. 8-102. 确切地说，在穆罕默德帝国的形成和瓦哈比国家的成长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同样的社会机制。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瓦哈比运动中，预言家和政治家并未集于同一人之身，因为瓦哈比在其宗教复古理论中，把沙特的王公们视作伸张正义的利剑。二者不同的军事结局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到19世纪，与阿拉伯游牧武士们抗衡的是大炮和步枪，而不是曾与穆罕默德的直接继承人们对阵的、垂头丧气的穿甲胄的骑兵。

28 在奥斯曼帝国内，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和逊尼派信奉的教法综合为一体，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方教义的色彩，知识界对这种综合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否定表明，人们开始意识到，像阿拉伯和土耳其这样的民族间存在着竞争的民族特性，这种意识成为了瓦哈比运动的精神力量。参见胡拉尼（A. Hourani）的透彻分析：“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XVIII Century”，Studia Islamica，VIII（1957），89-122.

29 参见：Triaian Stoianovich，“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XX（1960），234-313.

30 参见：L. S. Stavrianos，“Antecedents to the Balkan Revolu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XXIX（1957），335-348.

31 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区邻近有灯塔，法纳尔即灯塔之意。

32 参见：Ladislas Hadrovics，Le peuple serbe et son īglise sous la domination Tur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47）.

33 参见：L. Sainéan，“La regime et la société en Roumamie pendent la règne des Phanariotes，1711-1821”，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X（1902），717-748. 这是一个关于法纳尔人宫廷中的拜占庭遗风与奥斯曼礼规混杂交织情形的有趣叙述。

34 参见：Nicholas Jorga，“Le despotisme éclairé dans les pays Roumains au XVIIIe siècle”，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IX，（1937），110-115.

35 可参见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社会在萨瓦塔伊·塞维（Sabbatai Sevi）称弥赛亚之后所遭受的类似灾难（1666年）。

36 土耳其人很少研究西方的社会和技术（除军事这一狭窄课题之外），直到1792年，苏丹才第一次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首都建立一般的外交使团。参见：Bernard Lewis，“The Impact of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I（1953），111-112.

37 Henry Herbert Dodwell，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A Study of Mohammed A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1）. 其他军事首领也进行了同样的但不那么引人注目、成就不那么显赫的事业，如亚尼纳（Janina）的阿里帕夏（卒于1822年）和阿克的艾哈迈德·杰扎尔（卒于1804年）。关于对奥斯曼帝国阿拉伯诸省这段动乱的政治史的概述，以及对地方军事首领的势力赖以存在的私人雇佣军的社会影响的透彻分析，参见：H. A. R. Gibb and Harold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West，Vol. I Part 1，pp. 200-234.

38 到1841年，奥斯曼帝国已被法国人夺去阿尔及利亚，被俄国人割去远至普鲁特河的黑海岸，被受到英国、法国和俄国保护的希腊独立王国占去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此外，塞尔维亚是一个自治的公国，埃及除了名义上的臣服外，实际上完全独立；罗马尼亚诸省已成为俄国保护下的自治公国；而在东方，君士坦丁堡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和阿拉伯的控制很不完全。不过，通过清除一大批反叛的帕夏和地方军事长官，帝国在欧洲和小亚细亚旧有的核心以及边缘地区的叙利亚，都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管辖之下。在这种意义上，奥斯曼的改革在19世纪上半叶确实获得了真正成功。

39 参见：E. J. W. Gibb，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London：Luzac and Co.，1902-1905），IV，3-14 and passim.

40 选择黑塞哥维那方言旨在便利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语言会聚，从而使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和长期享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开放。和大多数类似计划不同，这一计划确实起了作用，使现代南斯拉夫的建立成为可能。倘若重新安排，比如在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中选择马其顿方言，那么，在巴尔干斯拉夫人中，将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形式。

41 纳迪尔沙的宗教政策很奇怪。在他登上王位时，便废止了什叶派教义，这一教义自1500年以来已深入波斯生活。后来，他或者劝说或者强迫逊尼教学者承认什叶派教义为正统律法的第五支派，试图把什叶派教义硬掺入逊尼派教义中。这一政策彻底失败了，因为无论逊尼派学者或什叶派学者都不接受这种对他们分歧的政治掩盖。纳迪尔沙也许有意建立一个泛伊斯兰帝国，希望把土耳其和印度联合为一个光荣复兴的哈里发国家；他可能考虑到有必要调和伊斯兰教的这两个敌对派别，以便为达到这个理想做必要准备。在个人生活中，他看来完全、几乎是天真地漠视宗教。参见：L. Lockhart，Nadir Shah（London：Luzac and Co.，1938），pp. 99-100，278-279.

42 参见：W. K. Fraser-Tytler，Afghanist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 60-69.

43 参见：W. Barthold，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Paris：Maisonneuve，1945），pp. 188-197; Mary Holdsworth，“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imeographed; Central Asin Research Center，Oxford，1959）; Lockhart，Nadir Shah，pp. 276-278. 在19世纪中期俄国正要征服布哈拉的前夕，这个地区出现了一种明显可见的趋向于瓦哈比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研究的复兴。此外，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北边缘，中国的穆斯林们经历了一次被错解的宗教动乱——一种“新教义”出现——这次动乱在1762年第一次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在1781年和1783年发展成反对中国权威的公开起义。参见：H. M. G. D’Ollone，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Paris：Leroux，1911）.

44 莫卧儿的军队既无战斗力，纪律又腐败不堪，甚至马拉特人也苦于同样的弊病，因为各个首领之间的派别斗争和奢侈的生活很快使他们的军事素质降低。伊朗人和阿富汗人的战斗力远为强大，正如他们在印度北部的胜利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却使他们不能对印度实行长期的占领。

45 在这些战争中，参加并赢得决定性战役的欧洲部队的数量之少确实令人难以相信。1751年，克莱武向阿科特进军时只有一支200名欧洲人和300名印度土兵组成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摧毁了法国人在马德拉斯—本地治里地区的势力。同样，按18世纪欧洲战争的标准，使英国人在孟加拉获得第一个重要立足点的普拉西战役（1757年）不过是场小冲突。

46 参见：Murray T. Titus，Indian Isla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p. 178-193.

47 关于穆斯林在印度崩溃的评论根据的是：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IV，V; R. C. Majumda et al.，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London：Macmillan and Co.，1958），pp. 645-783. Oxford History of Ind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p. 455-672. Holden Furber，John Company at Wor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48 参见：John Spencer Trimingham，Islam in the Sud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p. 102-104. Islam in Ethiop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p. 104-117;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pp. 155 ff. ; J. N. D. Anderson，“Tropical Africa：Infiltration and Expanding Horizon”，in Gustav E. von Grunebaum（ed.），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p. 261-283.

49 在怪异的信仰复兴运动的鼓励下，东印度群岛爆发了两次穆斯林起义：一次是1750年的爪哇起义，另一次于19世纪20年代发生在苏门答腊。荷兰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两次起义镇压下去。直到19世纪晚期，非洲发生的类似的运动却没有遭到欧洲军队的反对，伊斯兰教在非洲获得较大成功无疑与这一事实有关。关于东印度群岛的伊斯兰运动，参见：B. H. M. Vlekke，Nusantara，pp. 201，263; G. W. J. Drewes，“Indonesia：Mysticism and Activism”，in G. E. von Grunnebaum（ed.），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pp. 284-310.

50 这一论断的一个不完全的例外是形形色色秘密会社的兴起，其中一些标榜佛教（和道教）的种种思想，这些思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表现为人民不甘沉默跃跃欲试，有时甚至是强烈反抗的不满情绪。参见：B. Fav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Paris：Maisonneuve，1933），pp. 89 ff.

51 当法国人在革命战争中横行于荷兰时，英国人夺取了荷兰在锡兰和东印度群岛的领地。1815年的和约只把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归给了荷兰人。

52 当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吞并荷兰时，英国人占领了东印度群岛以阻挡法国人。从1811年到1816年，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担任爪哇以及属地的代理总督，他在那里进行了彻底的自由主义改革，希望爪哇人能长久依附于英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他后来在马来亚的冒险是代替东印度群岛的第二种最佳方式，后者在1816年已被归还给荷兰人。

53 这些对东南亚佛教的评论根据的是：D. G. E. 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5），pp. 315-460; John F. Cady，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8），pp. 3-86; Lennox A. Mills，Ceylon under British Rule，1795-193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pp. 1-205.

54 参见：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IV，426-427. 像马拉特人的国家那样，独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在莫卧儿和欧洲势力夹缝中的兴起，对印度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刺激。在世俗事务中，马拉特人的领导者们一般说来满足于仿效他们莫卧儿前任的奢侈和政治管理形式，而在宗教事务上，则遵循传统的印度教的礼仪。

55 印度人对他们宗教的追根寻源也可能没有欧洲人的插手。对任何自身感到威胁的文化来说，拟古主义确实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有趣的是，在印度穆斯林中间，也发生了完全同样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回到《古兰经》纯洁的宗教上去意味着对苏非派和印度教惯例的一种打击。在这里，穆斯林并不需要欧洲人的激励。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所遇到的阿拉伯的瓦哈比教徒们，已经尝试的正是这种纯化，他们并没有等待西方学术的声援。

56 东印度公司最初是通过与莫卧儿政权达成协议而在印度建立的，因而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利用公司的庇护进行活动的严厉政策。尽管如此，随着英国福音派新教会的复兴，传教士在18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渗入印度；开始，他们或者秘密地或者在丹麦贸易站的保护下活动。

57 直到1835年以前，英国人继续使用莫卧儿官方语言，即波斯语。因此，任何希望获得官职的印度人必须学习波斯语，通过语言学习，自然难免受到整个穆斯林文化的影响。

58 他的母语是孟加拉语；拉姆·莫汉·罗易用那种文字写的论辩文成为孟加拉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是用孟加拉语进行认真的散文创作的第一人，他所创造的形式被后来的作家们普遍接受。参见：J. C. Ghosh，Bengali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pp. 98-115.

59 在这里，我参考了下述著作：R. C. Majumdar，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pp. 812-826; Upendra Nath Ball，Rammohun Roy：A Study of His Life，Works and Thoughts（Calcutta：U. Ray and Sons，1933）; Sophia Dobson Collet，The Life and Letters of Raja Rammohun Roy（London：H. Collet，1900）; Sahitya Akademi，Contemporary Indian Literature（2d ed. ; Calcutta：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1959）; J. N. Farquhar，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India（New York：Macmillan Co.，1915），pp. 1-45.

60 中国还经常中断与俄国的贸易，无视《恰克图条约》（1727年）的条款，该条约规定俄国商队三年一次到北京，并在边界城市恰克图本地进行常年贸易。1762年以后，俄国商队不再到北京，直到1792年重新建立更正常友好的关系之前，甚至边界贸易也被中国人频频中断。关于中俄关系和中国在中亚的政策，参见：Michel N. Pavlovsky，Chinese-Russian Relation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9），pp. 18-40.

61 由于中国的礼仪把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都归为“纳贡”关系，这个词的伸缩性就相当大。尽管中国1769年战争失败，缅甸仍然继续被官方认为是纳贡国；英国也被归入同一类。俄国是中国西北部边界上以前几个帝国的继承者，而中国人曾被迫与这些帝国平等交往，所以独自逃脱了这种分类。作为这种特殊地位的一个必然结果，俄国自1727年起，独自享有在北京长期保持外交和贸易使团的权利。

62 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99年开始在广州进行贸易，以作为对欧洲在澳门旧有据点的补充，这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在中国销售印度和东南亚产品。英国贸易自此便迅速扩大，使早到的葡萄牙人和后来的欧洲竞争者相形见绌。同样，广州超过澳门成为中国和欧洲交往的主要地点。

63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鸦片为人所知已为时不短了；但它只被作为一种治病的药物，间或服用。1689年，一个在爪哇的荷兰人提到了吸鸦片烟，他所说的是和烟草混在一起的鸦片烟。到18世纪末，吸鸦片烟（已没有烟草了）在中国已很普遍。中国本身生产了大量鸦片，尽管1729年的敕令禁止它的出售。对鸦片的需求急剧上升。1821年，从广州进口的鸦片为5 000箱，到1839年上升到不下30 000箱。参见：L. C.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3d ed. ; New York：Harper and Bros.，1959），pp. 222-223.

64 早在1628年，这场争论就已开始，并且持续到1742年才最后平静下来。当时，一个教皇再一次颁布训令，强调坚决禁止耶稣会对中国习俗的妥协。

65 这类组织遍布中国社会，其特点是用宗教的形式表现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66 1770年前后，中国热，就像它的突然兴起一样，突然消失了。在19世纪早期，中国海岸的欧洲商人们、士兵们和传教士们再次表现出一种更通常的对“腐败的”中国方式的蔑视；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传给了欧洲。然而，随着欧洲对中国的赞美声降低，印度似乎要补上这个缺口，因为对印欧语言联系的发现令人振奋，对古代印度哲学和神秘主义的探讨更是令人神往。中国在18世纪哲学家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就是印度在19世纪早期浪漫作家心目中所拥有的地位。因此，欧洲人对异国文明的好奇和同情的焦点虽然转移了，但是，从利玛窦在中国以及那些声名略逊的传教士如罗伯托·德·诺比莱（Roberto de Nobile，卒于1656年）在印度的事业开始，从他们首次试图按其本身的措辞理解别国的文明传统开始，这种情趣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奇怪的是，虽然可能并不令人吃惊，欧洲最近的邻居，历史上的竞争者——伊斯兰世界，却是最后才得到欧洲人的认真研究；甚至在今天，历史学家们也习惯于主要根据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及现代欧洲的关系来处理其1256年以来的历史。正是因为欧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有如此多的相通之处，才有十字军东征和反东征的近两百年恶战。

67 这部小说篇幅浩繁，使翻译颇为困难，参见：Tsao Chan，Dream of the Red Chamber，Chi-chen Wang（trans.）（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58）. 该书翻译了小说的第一章并概述了其余章节。

68 参见:Ou Itai，Le roman chinois（Paris：Editions Vega，1933）.

69 参见：Osvald Siren，A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II，152-227；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pp. 188-204. 在我看来，对较近代画家的低估似乎是对古代作品过分崇拜的结果，事实上，其中许多作品主要是通过现代画才为人所知或被人提及。中国的绘画与18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同，对西方技巧偶尔有所反应或有所尝试。此外，单个的欧洲人，如耶稣会教士朗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766年逝世），作为画师颇受乾隆皇帝赏识。朗世宁把西方的自然主义揉进中国的一种普遍的创作风格中，从而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少数中国人仿效他的画法，由此再一次表现出艺术的基调和技巧更容易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因为在这里，语言的障碍大体上与之无关。

70 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pp. 270-278. 据估计，中国的人口在1700年为约1. 5亿，到1794年上升到3. 13亿。到1850年，即在造成大规模破坏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夕，人口达到4. 3亿。他指出，用现代术语说，“最适条件”在1750年和1775年期间达到了，在此以后，人口的继续增长只能导致更严重的贫困和不满。

71 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cattle，Wash.：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p. 70-141. 此书提供了绅士阶级的人数在19世纪增长的有趣材料。另可参见：Wang Yu-Ch’uan，“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Pacific Affairs，IX，（1936），pp. 201-220. ; Maurice Meissner，“The Agrarian Economy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1955）.

72 参见：L. C. Goodrich，The Literature Inquisition of Ch’ien Lung（Baltimore，Md.：Waverly Press，1955）.

73 参见：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pp. 174-182; David Nivison and A. F. Wright（eds.），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 4-24.

74 一个英国水手杀了人，当不能确认凶手时，中国人根据他们的惯例，认为整个英国人社会应该对违背法律和秩序的行为负责，要求交出一个英国人——任何一个英国人——以便让他们予以惩罚。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地表现欧洲人和中国人观点冲突的例子，因为双方都极其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75 除专门列出的书外，关于中国的论述我还参考了以下著作：G. F. Hudson，Europe and China，pp. 258-357; Henri Cordier，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Paris：Libriare Paul Genthner，1920-1921），III，IV，passim;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 Co.，1929），pp. 120-302; A. H. 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pp. 119-301; Antonio Sisto Rosso，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South Pasadena，Calif.：P. D. and Iona Perkins，1948）; H. B. Morse，The Gilds of China，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2）; B. Favre，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Paris：Maisonneuve，1933）; J. R. Hightower，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pp. 102-113;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 1-45; John K. Fairbank，“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pp. 204-234，in John K. 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L. 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Leiden：E. J. Brill，1950）; Marshall Broomhall，Islam in China，pp. 129-130，147-151; Grace Fox，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1832-1869（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940）; Adolf Reichwein，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25）; Lewis A. Maverick，China：A Model for Europe（San Antonio，Texas：Paul Anderson Co.，1946）; Donald F. Lach，Contributions of China to German Civilization，1648-174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Virgile Pinot，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Paris：Librairie Paul Genthner，1932）; Earl Pritchard，Ang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17th and 18 th Centuries（Urbana，III.：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29）.

76 杀害婴孩的事十分普遍，这虽然受到官方的指责，却使日本人口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无疑有助于日本农民免于彻底破产。参见：Ryoichi Ishii，Population Pressure and Economic Life in Jap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n. d.），pp. 3-16.

77 参见：George 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50），pp. 144-195. 针对物价浮动，政府设计了多种“常年平价粮食”的方案，并付诸实施，但却没有实施这一方案的条件，因为既缺乏诚实可靠的官员，又没有所需的经商技术，结果，所有努力可耻的失败了。用法令和通过操纵通货来进行价格管理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也进行了讨论，但在实际中却没有持久的成功。不过，1715年至1742年间实行的限制金属，特别是银和铜的输出，确实使荷兰人和中国人的贸易缩减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参见：Takao Tsuchiya，An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Tokyo：Asiatic Society of Japan，1937），pp. 206-207.

78 引进了灌溉的新方法——踏车和荷兰水泵被用作抽水——和一些耕作种植的新工具以及稻谷去壳、碾磨的新工具。新的作物如甘蔗、白薯、马铃薯、花生、玉米和一些欧洲蔬菜也被引进日本经济生产。同样，在政府对开荒特别免税的促进下，相当数量的新土地被开成了可耕地，种上了植物。参见：Takao Tsuchiya，An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pp. 154-157.

79 甚至在这张日本民族宗教的秘方中，也可能发现爱国主义和西方化的联系，因为重造神道教的人们似乎从基督教中借用了宗教组织的思想和其他许多观念。参见：Donald Keene，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Grove Press，1954），pp. 110-111.

80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兰学”在日本具有18世纪早期中国学在法国曾有的那种异国风采的吸引力。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对一个遥远的、朦朦胧胧知道一些的外部世界的研究，可以对身边的社会予以迂回的批判；这种批判如果直接说出，是会遭致杀身之祸的。参见史密斯的叙述：Thomas C. Smith，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prise，1868-188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 2.

81 除了单独列出的书外，关于日本这一节，我还参考了下述著作：George B.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pp. 441-524; E. Herbert Norman，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pp. 3-35; C. R. Boxer，Jan Compagnie in Japan，1600-1817（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36）; George Alexander Lensen，The Russian Push Towards Japan：Russo-Japanese Relations，1697-1875（Princeton，N. J.：University Press，1959），pp. 9-306. Masaharu Anesaki，Religious Life of Japanese People（Tokyo：Kokusai Bunka Shinkokai，1938）; Noritake Tsuda，Handbook of Japanese Art（Tokyo：Sanseido Co.，1936），pp. 218-280; Peter C. Swan，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s of Japan（Oxford：Bruno Cassirer，1958），pp. 159-213; D. C. Holm，The National Faith of Japan：A Study in Modern Shinto（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938），pp. 44-52; Robert N. Bellah，Tokugawa Religion（Glencoe，Ill.：Free Press，1957）.

82 前面已提到过俄国在乌克兰和下伏尔加河流域的扩张。再往东，俄国人在1730年至1819年间的不同时期与哈萨克族的所有四个部落订立了一系列条约，确立了对这个民族的宗主权，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卡尔梅克人的命运使哈萨克人相信，有必要与亚洲的这个或那个大农业帝国达成妥协，俄国是二者中较近的一个。参见：E. B. Bekmakhanav，Prisoedinenie Kazakhstana k Rossii（Moscow：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1957）. 这部书是乔治·斯莫利（George W. Smalley）读给我听的。卡尔梅克同盟的失败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它促使蒙古人和西藏人停止了长期进行的旨在推翻中国人统治的种种阴谋活动。参见上书第650页。

83 力图制止奴隶贸易是欧洲对西部非洲政治扩张的主要动因之一。与人道主义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紧密联系的传教活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参见：J. D. F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p. 98-133.

84 参见：Zoe Marsh and G. W. 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pp. 16-24.

85 参见：Leo Marquard，The Story of South Africa（London：Faber and Faber，1955），pp. 74-155.

第13章 西方的兴起：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公元1850—1950年）

1 这一总是吸引一些学者的对原始民族和其他文明国家系统的研究工作，很容易变成对令人感兴趣的社会标本方面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尽管他们有着合乎科学的好奇心，仍旧要与之保持较远的距离。这种科学的社会距离抑制了一般文化的相互作用，与早期宗教教义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比起来，它显得更加有效。

2 数据来自“皇家委员会关于人口的报告”（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Cmd. 7695，1949年，图三）。

3 从1756年至1815年，英国有37年是断断续续和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打仗，只有22年时间处于和平状态。

4 据不完全统计，1814年英国已有总数为106. 2万人正服兵役，其中包括民兵、志愿军和正规军部队。即使是以最低限度来装备这个数字，也需要这个国家1 200万民众最大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参见：W. W. Rostow，British Economy of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p. 13.

5 参见：Robert Owen，The Life of Robert Owen（2vols.，London，E. Wilson，1857-1858），该书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一个精力充沛的幸运儿如何迅速地在棉花上大发其财的故事。

6 简·奥斯汀的小说有益地提示了战争和革命——在工业或其他方面——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多么微弱。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乡村仍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

7 参见Sir Eric Ashby，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An Essay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 and Co.，1958）第1—49页及其他各处。

8 参见Charles Singer et al.，A History of Techn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Vol. 4，pp. 95-96，pp. 656-657.

9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Kelvin条。

10 苯胺染料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切的例证。这一工业于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有了显赫的开端，到60年代就被德国人接收了很大部分。德国化学研究机构和染料、化学工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英国公司靠专利保障、只寻求开发好事物的观点相比较有明显差异。这个优于其他任何单一动力的差异，使得德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染料工业中显得十分卓越。关于英国苯胺染料工业的开始，参见辛格等合著的《技术史》第五卷第269—274页和第281页。

11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德国化学家，1824—1873年在吉森（Giessen）和慕尼黑任化学教授。他的经历恰当地代表了理论化学与技术的联姻。除了他本人的发明（其中最著名的是植物生长对化学要求的标准和分析）外，19世纪中叶的大批工业化学家和商业化学家都受过李比希的教诲。

12 在法国、荷兰、英国及其他银行家和企业家的合作下，卡特尔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超过了国界，用于调节一些商品在国际范围内的供应。

13 和其他书籍比较，Thorstein Veble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 Co.，1915. 一书也许较多地表达了我的关于德国工业主义独特性的概念。J. H. Clapham，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1815-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一书中的资料也有帮助。

14 由法国大革命突然引起的激烈的感情和行为，与法国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权力以及重要性混在一起，致使分不清楚早期北美洲先例在1789年后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看来在这里只好全部集中在法国，放弃考虑美国民主思想的兴衰和成功。19世纪时，美国的发展明显地独具一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边界位置。美国的经验是地方性的，在17世纪是这样，但在18世纪就不是这样了，到20世纪就完全不同了。即使是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也几乎没有对美国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除了古巴和巴西外，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早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美国内战时期的军事技术曾经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一些特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消失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五年里，普鲁士人两次演示了如何在一个计划周全的运动中，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有普鲁士样板在眼前摆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专业军事人员认为，没有理由再去研究穿制服的美国平民大量笨拙的行动。

15 经济远景和拿破仑一世法典中人人平等的遗嘱权益一起，使得农民极其不自愿地面对把他们的土地按照孩子的数目而分开的必要性。所以，他们一般都严格控制他们的家庭规模。法国工业化发展迅速，人口增长率相对缓慢，就是法国革命造成的法律和财产变化无常、难以预料的长期结果之一。

16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代后期，一些城邦就已得到了同等或者说优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得到的那种人民与政府的整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法国大革命领导人以古罗马历史学家们在书中称颂的共和政体的优点为崇拜偶像，期望按照罗马的古城邦形式来塑造法国。

17 这个影响和近代工业化的地理影响一起，在长达一个世纪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颠倒了西欧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均势。在旧制度的最后十年，俄国相继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组织。这个均势看来处于决定性地倾向于东方的边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年），法英远征军在熟悉情况的条件下打败了俄国，从而使这种形势戏剧化地倒转了。

18 自由和民主的政府没必要要求边境地区在语言、爱国及行政管理上与政府一致，就像阿尔萨斯讲德语的法国人、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和瑞士人足以证明的那样。但是，在中欧和东欧，那些讲不同语言的民族由于地理上混在一起而变成了特别复杂的地方，要求边远地区在语言和政治方面应当相同的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从古老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崩溃中产生的普遍不稳定——大半是工业化传播的副产品——与宗教改革时期相似的不稳定的惯常社会关系的力量相比较，为19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增添了特殊的感情上的紧张。东欧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试图在全国范围内设计一种紧凑交织在一起的农村生活的理想化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获得这种田园生活而采取的民族自治的全面失败，以及向一个工业化世界初期调整激烈阶段的推移，也许可以说明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一个人们极为关切的问题的语言民族主义明显消失的原因。1945年以来，非洲和亚洲这种恶性的、有时候在政治上有分歧的民族主义，在这方面可谓早期欧洲经历的重演。

19 与其他著作相比较，Bertrand de Juvenel，Du Pouvoir：Histoire naturelle de sa croissance，Geneve，Editions du cheval alle，1945一书较为集中地分析了法国革命及其结局。

20 这种情况在一些美国作家中间同样真实存在，尽管是以不很尖锐的形式表现的，例如：马克·吐温（卒于1910年）。

21 加上一些纯属形而上学的创造，如：一本随便放在壁炉架上的书内，存在的那种潜在的能量可以起着能量平衡的作用，以至于此书不从上面掉下来。

22 与17、18、19世纪的概念一样，意识理解力（通过测试和视觉放大的工具或者说通过敏感的人类技能得到加强）提供了一个对科学家自由创立学说的检验方法，并且把理论和真实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个概念看来对近来的科学研究起来越不实用。寻找深入到原子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无法感觉和超感觉的实验所带来的人类感性现象，只是远远地和所发生的令科学家们感兴趣的事情有联系。例如：就像一条冗长又脆弱的推论与假设在底版的图样上出现一样，任何“真正的”亚原子事件有可能根据已有的记载给予解答。再明确一点，科学家在他的底版上“所看到”的东西是精确的预先决定和他早已期待的预期结果。这个预期结果来自一个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越来越接近基督教信仰中《圣经》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

23 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把其第一部伟大著作中暗含的内容都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24 G. J. Whitrow，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An Introduction to Cosmology，New York，Farper Torchbooks，1959. 为这个段落的很多内容提供了基础。

25 为了一切正常目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喜欢靠骡马运输穿越地峡，而不喜欢绕好望角的长距离旅行，这和围绕非洲的大西洋航线被发现以前，中东的旅行路线把印度洋和地中海连一起是一样的。

26 当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的绝对数字很大；但是，按照参战人数的比例来计算，尤其是按照平民受害者潜在数字的比例计算，最近两次大战的死伤数字已经算是低的了。

27 新石器时代引进农业所产生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生态的结果，对于近期人口增长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那时出现的人口成倍增加，在比例上远远大于过去农业人口密度的公认增长。但是，当未占用的资源和易开发的土地开始短缺时，在农业人口中的那种非常迅速的人口增长率，几个世纪后降下来了。战争、杀婴和生育方面不甚强烈的习惯限制，同时在疾病和饥荒造成的绝对限制下开始出现，以维持人口和现有生存方式之间的基本平衡。

28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就令人奇怪了。甚至在西欧地区内部，语言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完美的翻译。的确如此，任何一个阅读了关于自己作品评论的人一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专业、同一语种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现象很少出现。

29 参见E. M. Forster，A Passage to India一书对这种现象的微妙的研究。

30 19世纪下半叶，当云南、新疆和甘肃的反叛被中国当局严厉镇压时，中国穆斯林地区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参见：Martin Hartmann，Zur Geschichte des Islams in China（Leipzig：Wilheim Heims，1921）；G. Cordier，Les Musulmans du Yunnan，（Hanoi：Imprimerie Tonkinoise，1927）.

31 当然，重新解释已尝试过了，但尚未赢得广泛采纳或者强烈的承诺。神学的，更准确地说是合法的现代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Mohammed Abduh，卒于1905年）和印度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ohammed Iqbal，卒于1938年），他们在哲学上对伊斯兰教义转为激进的重述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境地。不过还是为正统伊斯兰学术传统的顽强保守主义提供了选择余地。参见M. Iqbal，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一书，该书用英语撰写。格鲁内鲍姆的“当代伊斯兰教自我阐释的尝试”（G. E. von Grunebaum，“Attempts at Self-Interpretation in Contemporary Islam”，in Islam：Essays in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a Cultural Tradition，American Anthropogical Association，Memoir，No. 81，April 1955，pp. 185-236）一文提供了这些方面有用的分析，并为重新赋予穆斯林信仰和社会较古老的概念以新活力提供了一系列类似相同的努力。再参见：Wilfred Cantwell Smith，Islam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Mentor Books，1957）。

32 这个日益削弱的伊斯兰信仰到底降到了社会范畴的什么程度还不能肯定，但是一个优势看来可以肯定，土耳其、伊朗和讲阿拉伯语国家的农民与他们在市区的同胞们相比，更多地停留在家中，恪守古老的规定和虔诚的信仰。与受过教育的乡村人相比较，这个人数更为众多。面对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主要在非洲，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在东南亚，伊斯兰保持着其惯有的沉着自若。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为伊斯兰部落和严格的地方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适合于文明生活的方式。自从它反对欧洲统治者的基督教义以来，这一生活方式就加倍地吸引人。参见下列诸书中关于热带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有关论述：G. E. von Grunebaum，Unity and Variety in Muslim Civ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p. 261-310; Jean-Paul Roux，L’Islam en Asie（Paris：Payot，1958），pp. 251-274; Alphonse Gouilly，L’Islam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incaise（Paris，Larousse），pp. 267-292.

33 埃及正规教育体制反映了这样一种妥协，委托艾资哈尔这座古老的穆斯林大学训练出来的教师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对于在西方式学院培养出来的其他教师分派给“新的”科目。

34 参见：Leonard Binder，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35 除了那些在不同地方引用的书籍外，我还就上述关于穆斯林的论述参考了以下著作：Wilfred Cantwell Smith，Modern Islam in India：A Social Analysis（London：Victor Gollancz，1946）; George E. Kirk，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London：Methuen and Co.，1948）;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London：Hanish Hamilton，1938）; T. Cuyler Young（ed.），Ne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A Symposium on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H. A. R. Gibb（ed.）,whither Islam?（London:Victor Gollancz,1932）;H. A. R. Gibb，Modern Trends in Isl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 Richard N. Frye（ed.），Islam and the West（’s Gravenhage: Mouton，1957）; A. J. Arberry and Rom Landau，Islam Today（London：Faber and Faber，1943）；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948）; David S. Landes，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London：Heinemann，1958）; Richard A. Pierce，Russian Central Asia，1867-1917（Berkeley,Calif：V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 Vincent Monteil，Les Musulmans soviétiques（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57）; Olaf Caroe，Soviet Empire：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London：Macmillan and Co.，1953）; Walter Z. Laquer，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Praeger，1956）.

36 当然，印度教习惯和行为的确和西方的观点、态度存在尖锐的对立冲突。然而，破除了传统的学生在加尔各答或者伦敦过着世俗化和半西方化的生活。如果极度贫困的话，只有现实情况才能把他扔回到传统印度教环境中去，在那里，他有办法再次去顺应地方、家庭和等级习惯。对照之下，穆斯林法律宣称是普遍有效的。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它独立于区域和社会环境之外，而与印度教礼仪受这些环境限定不同。所以，伊斯兰教不能像一件衣服一样被脱去、穿上，然而印度教在没有什么逻辑矛盾的情况下可以被用于社会现状。在这个现状中，它在缺少全部传统可适用的时间和地点被调和与忽略了。

37 1911年，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新德里，是新的权力基础和铁路引进的经济和政治结合力在新原则方面的象征。像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这样的港口不再是管理广大印度内陆便利而又令人满意的基地了。

38 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确实是名列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家。参见：Vincent A. Smith，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3d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 835.

39 除了单独援引的著作外，我就近阶段印度历史有关论述参考了下列著作：Abdulah Yusuf Ali，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during British Rule（Bombay:D. B. Taraporevala Sons，1940）; Nirad C. Chauduri，The 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New York：Macmillan Co.，1951）; Romesh Chunder Dutt，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2d ed.，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1929）; J. N. Farquhar，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India（London:Macmillan and Co.，1929）; Atulchandra Gupta，Studies in the Bengal Renaissance（Jadavpur: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Benal，1958）; J. G. Ghosh，Bengali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Percival Griffiths，The British Impact on India（London:Macdonald，1952）; Percival Griffiths，Modern India（London:Ernest Benn，Ltd，1957）; R. C. Majumdar et al.，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pp. 829-1004; Lewis S. S. O’Malley，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 K. M. Panikkar，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3d ed.，Bombay，Calcutta，New Delhi，Madras:Asia Publishing House，1956）;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40 参见：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se Valle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 233-235 and passim；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 257-259.

41 参见：Eugene Powers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

42 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的吸引力，和早期的异端宗教信仰对那些出现在已经有高度发达文化地区边缘地带的人们的吸引力基本相同。就像维吾尔人喜欢摩尼教或者哈扎尔人喜欢犹太教，而不喜欢他们的文明邻居的任何正统学说一样，所以，在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运动中，中国人和其他骄傲的新入门者更喜欢共产主义，而不喜欢西方业已形成的任何一种正统理论。只有这样，新入门者才能公开反抗他的前辈，又能获得他们的技巧。

共产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正统学说。在俄国，马列主义信条理所当然地失去了这个优势，因为世界上未受约束的各民族对于在共产主义范围内被俘获，会比在自由资本主义网络被俘获而更为甘心情愿。知识以及政治独立对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的民族来说有特殊的魔力。

43 参见：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44 一种统计表明，到1917年，大约有1 000万中国人受到西方教育某种形式的影响。参见：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pp. 379-380. 令人奇怪的是，像毛泽东（生于1893年）这样一个早年生活在完全儒家环境的人，在仅仅27岁时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跨过了新旧政权之间和个人生活中存在的鸿沟，这个事实有助于保证中国的过去向中国共产主义可能创立的任何前途的大规模过渡。

45 参见：M. P. Redfield ed.，China’s Gentry：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by Hsiao-tung Fe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一书中收集的有力并且尖锐的论述。

46 参见：E-tu Ren Sun，“The Pattern of Railway Development in China”，Far Eastern Quarterly，XIV，1955，pp. 179-199.

47 除了单独援引的著作外，我还就中国问题的论述参考了以下著作：Geroge C. Allen and Audrey G. Donnithorne，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London:Allen and Unwin，Ltd.，1954）; G. E. Hubbard，Ea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Wes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 Kuo-heng Shih，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 Li Chien-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Princeton，N. J. :Van Nostrand，1956）; E. R. Hughes，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37）; Ssu-yu Teng，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Siang-tseh Chiang，The Nien Rebellion（Seattle，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 Meribeth E. 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 F. F. 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Étienne Balasz，“Les Aspects significatifs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Asiatische Studien，VI（1952），77-78; 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Taylor，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56）;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 Co.，1929）; Chiang 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A Chinese Autobiography（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 Y. Chu Wang，“The Intelligentsia in Changing China”，Foreign Affairs，1958，pp. 315-329.

48 与比较大的社会安定背景中的中国思想的发挥相比较，日本的形势正好相反。然而，似是而非的是，日本思想的稳定仅仅通过有组织的不稳定制度得以维持，这个制度使得国家有力，并且为武士领导权正名。反过来，制度变化的迅速性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传统价值和新编的神话以及象征都保留了社会上的规律性。参见在恢复古老的正统学说名义下进行的欧洲宗教改革时代的激进变革。

49 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oston，Houghton Mifftin Co.，1946. 和Robert N. Bellah，Tokugawa Religion：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Glencoe，Ill.，Free Press，1947. 这是两部令人感兴趣的杰作。它们运用不同的理论计划去阐明日本生活中的特殊之处。这样可以“解释”为日本历史的不连贯性。在西方历史上，决斗的风俗给近代日本民族行为提供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相似之物。承认相似之处，使近代日本品行的激烈波动在其他民族看来更易理解。总之，近代早期的决斗简化为未成文但又有约束力的剑客们的行为准则。剑客们在社会中的传统位置迅速变得多余无用了。行为的裁决人创立了事实上的决斗准则。通过使他们在境遇方面出现的极端感情适应争吵与调和的仪式，从而找出一条途径，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战士都适合于日益发展的国外都市化的活力世界。日本武士、剑客亦是如此。在过去的世纪中，他们面临着同样的或者说更为严重的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调整。然而，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不一样，他们可以让整个国家和他们一同严守与决斗规则相同的日本式规则。也许日本从“封建”中脱颖而出、转向国际社会环境的迅速性使得武士功绩成为可能。然而，这个较为缓慢的进化，就像欧洲进化那样，或许已经把日本社会分裂开来，防止所有阶级为了国家把武士道全盘接受下来。

50 三菱财阀创始人制订的管理规章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第四条说：“怀着民族利益管理所有企业。”参见：Robert N. Bellah，Tokugawa Religion：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p. 187.

51 参见James C. Abegglen，The Japanese Factory：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Glencoe，Ill.，Free Press，1958）一书中有趣的分析。

52 经济寡头的主要家族均是武士出身，并且引伸到经济管理中实行一种武士的带有浓厚的斯巴达色彩的个人道德规范。作为最终目的赚钱或者作为允许个人明显浪费的某种形式的手段，在日本从来不是一种可接受的动机。当然，战争造成的明显的公共浪费则是另一码事了。

53 从1850—1950年，日本政治进化中的武士风格，很少能满足吸引人的错综复杂事物的需要。从19世纪70年代起，总有一些日本人鼓吹西方自由思想。在刚刚出现的头10年中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刺激而导致他们采取大规模、积极的冒险行动的话，这些追求西方自由思想的人们在国家事务中只产生了有限的作用。自美国占领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不论在俄国共产主义模式还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模式中，看来只是扮演了一个煽动者的角色。

54 相比较而言，日本海军的军官集团更加贵族化。

55 除了单独引用的著作外，有关日本的论述我还参考了以下著作：Hugh Borton，Japan’s Modern Century（New York:Ronald Press，1955）; George B. 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Thomas C. Smith，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prise，1868-1880（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William W. Lockwoo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1868-1938（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E. Herbert Norman，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s（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3）; Jerome B. Cohen，Japanese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Minneapolis，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49）; F. C. Jones，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Its Rise and Fall，1937-1945（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Inazo Nitobe et al.，Western Influence in Modern Jap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 Fujii Jintaro，Outline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Meiji Era（Tokyo:Obunsha，1958）;Charles David Sheldon，“Some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Marked Contras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XXIII，1953，pp. 30-60；Yukio Yashiro，2000 Years of Japanese Art（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58）; George M. Beckman，The Making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The Oligarch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Japan，1868-1891（Lawrence，Kan.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57）; Shibusawa Keizo，Japanese Society in the Meiji Era（Tokyo: Obunsha，1958）; Irene B. Taeuber，The Population of Japan（Princeton，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56 何塞·奥罗斯科（Jose Orozco，卒于1949年）和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0─1957年）喜欢装扮成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以及古代欧洲人的继承者。对比一下，源于西部非洲的“旧世界”原始主义，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被欧洲人发现。

57 一方面由于放射素对大气的污染，人类和所有形式的高级生命的完全毁灭已明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尽管令人生畏的现代武器具有无法想象的毁灭力，但是它还是有其特殊的弱点的。武器越是复杂，其供应和对其的控制就越困难。由于供应、指挥失灵会导致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突然瘫痪。换言之，运输和通信是现代军事设施的唯一致命弱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出现的那样，当战败国的人口和生产力被完全毁掉后，就会出现完全胜利或者完全失败的局面。因此必须以高价购买现代武器装备。同样，高层社会组织和复杂机器不得不在牺牲任何动乱的弱点基础上换取其效率。当然，这种做法不会和依赖各方紧密合作的简单结构产生矛盾。

58 更深入的评论参见：W. H. McNeill，America，Britain，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 747-768. 一些或全部的评论都适用于日本、美国、苏联、（或者所涉范围更窄些）德国和英国。然而，日本的战争计划建立在细致入微的预先准备工作基础上（就像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模式的胜利），它还依靠猛兽般的顽强来维持已有的安定局面。从1941年以后，船只和其他物资的匮乏导致保存日本的工业和武装力量成为困难的事情。因此日本政府官员和制定计划的人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德国的战争计划与日本保守主义有些共同之处，因为德国总参谋部寄希望于速战速决，如同1866年和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一样，所以德国每次战役初期都有预谋。这一迟延提供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表明伟大民族的后裔，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条件而改变其方法的时候，显得多么迟疑不决。

59 20世纪中叶，冷战时期的领导人举行的国际秩序会议不会毫无内容，但一定会召开。当大多数人为争取权力、财富和安全而争斗的时候，如果这样的会议召开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生存而开会，就会使其过程复杂化，而且会加速这个过程。饥饿并且受害的外部的人们（如中国人）某一天会驱使苏联和美国投入对方的怀抱，就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那样，使得双方成为一个潜在强大的富于爆炸性的政治联合体，让世界沿着比苏美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倾向更加尖锐的民族—文化路线发展。

60 如同本书的题目和意义所示，当一个又一个亚洲、非洲民族通过利用西方的技术、观点和思想来摆脱欧洲人统治时，西方的兴起只是起了加速的作用。

译后记

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是西方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整体世界史”著作，被认为是“全球史”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郭方研究员的牵头和组织下，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1]（以下简称“全球史中心”）承担了本书的中译本翻译工作，参与翻译工作的主要是全球史中心的学者和博士生。

全球史中心历来重视组织翻译全球史研究专著，并注意与国外同行建立紧密的学术联系。全球史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组织翻译了一系列全球史研究专著，将最新的全球史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人。《西方的兴起》作者麦克尼尔在知悉全球史中心承担其著作的中译工作后，特地为全球史中心写来致辞，感谢全球史中心为此付出的努力，并希望《西方的兴起》中译本能进一步推进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发展进程。

由于《西方的兴起》这本书影响力太大，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总是有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一方面，作为如此皇皇巨著的人类共同体史，作者本人也会存在知识层面的某些不平衡。例如，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麦克尼尔在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常用的表达形式。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能尽量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另一方面，英语中很多词汇没有准确对应的汉语，贴近的字词又多，选择哪个字词都不是绝对的准确，读者也会因为不同的知识背景而有自己的偏好。所以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准确表达原文的叙述逻辑和思维方式，但是在具体文字的呈现方面，肯定还是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1]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该中心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为依托，成员包括世界史专业和中国史专业的十余位教师。中心的研究侧重打破传统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全球史研究中心已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团队。2006年起，中心开始招收全球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有全球史理论、地中海史、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文明互动、近现代的西方文明与世界、全球史视野下的国际冲突、全球史中的中国与世界。2008年，中心承担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2011年，中心联合国际世界史学会（WHA）成功主办了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2013年，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全球史评论》被收录为CSSCI来源期刊。中心官方网站：http://ghc. cnu. edu. cn/。

本书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致中国读者 孙岳 译

推荐序 郭方 撰

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 郭方 译 李永斌 校

英文第一版前言 郭方 译 李永斌 校

第1章 李建军 译 陈志坚 校

第2章 陈志坚 译 李建军 校

第3章 易凌飞 译 李永斌 校

第4章 李建军 译 陈志坚 校

第5章 杜宪兵 译 陈志坚 校

第6、7章 李永斌 译 易凌飞 校

第8章 田婧 译 李永斌 校

第9、10章 何美兰 译 于展 校

第11章 田婧 译 李永斌 校

第12章 孙岳 译 李永斌 校

第13章、结语 于展 译 何美兰 校

郭方 李永斌 统校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