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蹒跚起步的世界均势（公元1700—1850年）

一、引言

到了1700年，欧洲人掌控的财富和力量已明显不是地球上其他文明群体所能企及的；至此，欧洲社会凭借对内强化和对外扩张实现了某种不甚稳固的平衡发展态势。虽说新大陆是欧洲扩张矛头指向的一个最大的地域，欧洲人觊觎的却远不止于此，而是整个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1700年至1850年间，包括亚洲北部、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印度和黎凡特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欧洲政治经济体系的附庸。此时，只有远东的几个庞大文明社会还保持着完全的独立和主权；但即使在那里，中国和日本也开始经历一系列险象环生的内部危机，于1850年之后不久，最终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在远东的崩溃。

在中东、印度、中国与欧洲诸文明之间维持千年之久的均势于19世纪中期前后终于彻底崩溃。至此，工业革命业已为西方注入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再加上欧洲既有的扩张传统，分明使地球上其他民族和文明的领袖们感到自身的过去好像缺少某种至为根本的东西。而在此前，即使面对欧洲明显的军事和经济优势，伊斯兰和印度的教徒们依然鲜有例外地主张各自文明的宝贵传统应该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在远东，应对西方的问题也尚未成为当务之急。拒欧洲人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似乎足以奏效；因此，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觉得无须改变自身世代传承的制度和传统以应对西方。所以1700—1850年是西方兴起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在此期间，欧洲人已开始支配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躯体，但却尚未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这段世界历史同时演进的是欧洲自身历史中的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1]这两场革命运动强力打破了欧洲旧制度下的种种妥协，从而引发了西方文明内部影响巨大的自我改造，其势头丝毫不亚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中世纪欧洲旧有体制和观念的改造。无疑，在1850年以前，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已经在西方社会引起深刻的变化，而由此带来的欧洲人的富足和威势也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但相比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显然还只是未来世界的微弱先声，因为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扩张给地球上其他民族带来的影响一般说来还带有旧制度的色彩。铁路及其他新式机械动力只是在1850年之后才开始改造欧洲自身的社会，而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所宣示的关于政治与责任的新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则更为缓慢。

因此，本章对欧洲及其外围地区的叙述将如同前一章一样，按既有的编年时段处理，有别于本章其他部分的时段。先讲述欧洲式社会的扩张，然后分析欧洲的旧制度（1650—1789年），最后讨论欧洲旧制度对伊斯兰、印度及远东文明的影响（1700—1785年）。

二、欧洲的旧制度（公元1650—1789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48年），其后法国和西班牙间缔结了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紧接着是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复辟（1660年），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17世纪后半叶，宗教愈加成为纯粹私人的事情，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变得更加公开，但同时却多了一点点温文尔雅，而治国之术则开始以这种追逐为转移。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妥协让步软化或者说是掩盖了早先的原则冲突；欧洲各国政体间的利益冲突依然还在，且不时异常突出，但所有这一切都在新的或新近强化的机构框架下得到平衡、调整或压制。

这种焕然一新的气象，是常理的胜利。伦理道德在纷繁且无法协调的欧洲文化面前已无能为力。人们放松了费尽心机去分辨并贯彻真的教义的活动，出现这种情况或这种可能性的原因在于欧洲人能够将他们不知疲倦的精力转向外部世界。那时的东方和西方、大陆和海洋、全部的边疆都是向他们敞开的。机会到处向有志者招手，财富等待着人们去获取，土地任凭人们去定居，各种冒险活动吸引着人们去尝试，前景恢宏光明。由此，欧洲具备了一道随时可开启的安全阀。躁动不安的人们尽可以摆脱现世地位的羁绊，到远方去冒险；而且当时整个社会在朝更加富裕的方向发展，对那些留在国内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哪怕市场会产生些许波动并带来不稳定也还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并不舒服。

在这种情况下，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尽管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曾那么风行一时，那么令人热血沸腾，现在却不再扰乱公共秩序，而再度为职业学者们所热衷。神学家和科学家在取向和侧重点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妥协，不再是一种包罗万象、专横跋扈的逻辑体系，而是通过社会制度让每一行业都有适当的社会地位，并允许个体之间就各自的分歧展开相对自由的讨论。当然，在每个欧洲国家，官方教会依然存在且不容忍异端；甚至在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政府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也依然有效。不过，在法规戒律与实际情况之间却出现了日渐分离的趋向，虽然不时也会有以宗教为名的迫害现象发生，比如像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1685年）之后发生的情况。

王公、贵族、商人及平民百姓之间达成了各式各样的妥协，这些妥协虽然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但在实际中却行之有效，并在欧洲所有相对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体现；在经济上，资产者及特许公司的创造发明、垄断性的专买、合理化的经营等逐渐渗入旧有的行会而没有引发后者激烈的反抗。就这样，人们一点点地、毫无计划地拼凑出了一个凌乱无序、自相矛盾的“旧制度”（Old Regime）。这种制度虽备受后世理性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的诟病，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高效率的社会体系。

对非欧洲世界的胜利是旧制度效率最突出的证明。伴随欧洲的组织机构和思想观念渐趋达成一种有效的平衡，各国政府也就不那么操心国内事务了；因此，那些正好位于或靠近欧洲边缘的国家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边疆发展和殖民扩张。事实上，这使得欧洲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军事组织形式——尤其是联合股份公司和海陆常备军——有了用武之地。以这样一些组织为开路先锋，欧洲人几乎在地球上的所有地区插足，深入到比较孱弱的各个社会机体中。

海外扩张有助于甚至是维持着欧洲内部的相对稳定，而内部稳定又加强了欧洲对外扩张势力。如此相辅相成，结果在18世纪末，欧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横跨大西洋、深入欧亚大平原、延展至地球背面的庞大社会。膨胀了的欧洲成为一个宏大的政治经济势力网的中心，这个网包罗了伊斯兰教、印度教世界的绝大部分，团团围住了远东这座孤堡。一句话，欧洲由此变成了西方。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堪与这种扩张相比拟的只有公元前1500—前500年间在中东兴起的一种世界性文明。当时，也是一波接一波的浪潮从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地向外冲击，把原先实质上相互独立的文明裹卷为一体。埃及、安纳托利亚和波斯，连同希腊及印度世界的边缘地区，都丧失了自主自立的面貌，被淹没在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世界主义的汪洋之中。不过，这种比拟并不完全恰当。欧洲的扩张并不是代代相袭的帝国征服者的业绩，而是一个内部政治分裂的中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方式造成的结果。首当其冲的，是原先人烟稀少、组织薄弱的地区，这使大规模的移民和定居成为可能，从而把一个个广阔但往往荒僻的地方并入了一个扩大的“西方”政治实体。相比而言，古代腓尼基和希腊在地中海的殖民可说是一个缩影。不过，除了在西西里，腓尼基和希腊对土著居民的优势都未曾膨胀到造成原有社会毁灭的地步。而与此相反，欧洲的殖民活动却往往导致这种惨烈的结局，虽然这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先前从未有过的疾病造成大量原住民毙命而非某种蓄意的政策所致。

为了清楚起见，我认为按下列顺序叙述似乎最为妥当：（一）欧洲在新地区的扩张；（二）欧洲文明在其外围——美洲和俄国——影响的增强；（三）欧洲旧制度内部的种种妥协。这样的划分当然是人为的。读者务必记住，欧洲的海外扩张与其中心内部的不甚稳固的平衡是密切相关的。

（一）欧洲在新地区的扩张

为避免不必要的烦琐，我们可以把17、18世纪欧洲多方面的对外扩张和殖民归为三类。第一类也是范围最广的，是欧洲人继续深入有利可图的产品产出地，因为这里的产品在欧洲和其他文明国家的市场上销路很好且能够轻易获得，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亚洲和美洲北部冰天雪地中的毛皮和巴西丛林中的黄金和钻石。第二类，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尤其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欧洲人在这里实施了经济重组，主要生产世界市场亟须的产品。欧洲人的这种经营活动以奴隶制和其他强迫劳役为基础，有时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因而难免会与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冲突。第三类，是在温带地区，主要是南北美洲和欧亚大平原西部，欧洲人在此的殖民定居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粗暴到文明迁移的过程：尽管那里与欧洲腹地相距遥远，最终却原样照搬了欧洲社会的模式。

探险、贸易和国家间的竞争

1650年，海洋探险几乎完全停止，虽然此时的太平洋海域还有众多地区尚无人涉足。在那以前，首先是伊比利亚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探查了地球上最富饶、最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欧洲人曾沿北美洲海岸或朝澳大利亚方向做过试探航行，但只发现一些没有希望的落后地区，根本无法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和未经探测、吉凶未卜、无利可图的航行冒险相比，最好还是沿着已有的贸易航线行进。此外，17世纪欧洲的航海还受到技术的限制。由于缺乏精确计算经度的方法，即使有船偏离了航线而意外地发现了新的陆地——这种情况肯定比记录所载的更为频繁——却不能保证船只能够重返故地。由于远航还会导致坏血病——起因是船上的食物缺乏维生素——因此，在太平洋这样浩瀚的大洋中漫游无疑是非常冒险的事，除非确信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否则是无人肯为的。然而在陆路，受毛皮丰厚利润的驱使，俄国人、法国人以及（1670年哈得孙公司成立后）英国人的贸易点快速向前推进。法国人从其在魁北克的据点出发，向大湖地区渗透，然后转向苏必利尔湖以西，进入北美大陆腹地（拉迪松和克洛塞耶，1658—1659年），并南下到密西西比河（拉萨尔，1679—1683年）。英国人由于尚未掌握在荒凉的北极旅行和生存的本领，起初只满足于停留在靠近哈得孙湾沿岸地区。相比之下，俄国人的扩张十分神速，甚至超过了法国人。自1639年经鄂霍次克海抵达太平洋以后，俄国人就顺着黑龙江南下直到入海口（1649—1653年），并沿着科力马河抵达北极，然后从那里绕过西伯利亚之端到达堪察加半岛（1648—1656年）。[2]此后，探险出现明显停顿。这是因为，大步跨入这些未知地区的冒险家屈指可数，他们需要时间组织当地毛皮的收购，并克服在销售皮货时所遇到的非同寻常的运输困难。

欧洲的扩张，1500—1850年

在17、18世纪，欧洲人以更快的速度深入巴西内地，但不是追逐毛皮，而是寻找黄金。起初，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成群结队地涌进丛林搜寻奴隶；但是随着在内地发现黄金和钻石（1695年），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中“淘金热”便迅速蔓延。结果，巴西在18世纪成为世界的主要黄金产地之一；为了寻找新矿藏，成群结队的探矿者在内陆来去奔波，最远抵达安第斯山脉。他们沿着亚马孙河大大小小的支流，甚至在未曾发现黄金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个小殖民点。[3]

在18世纪下半叶，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欧洲主要国家间的竞争激起了探险活动的新高潮。探险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不再像早期那样仅仅是个别掠夺者或地方组织心血来潮时的活动。俄国、英国及法国政府的官方代理人，以本国海军舰队为后盾，半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半出于希望为各自的君主获得新的领土，重新开始航海探险。第一个官方探险家是俄国海军舰长维图斯·白令（1728、1741年），而获得最大成功而且航行最远的则是英国海军舰长詹姆斯·库克领导的航海活动（1768—1779年）。库克航海的意义还在于其两项技术的突破。库克让海员食用泡白菜，从而避免了坏血病[4]；在第二次航海中，他试用了第一只航海用经度仪，这种仪器坚实精确，用它足以准确算出经度。由于这一仪器的使用，库克对南、北太平洋海岸线和岛屿的探测比其先驱者远为可靠，甚至南部海洋中的各个小岛也被纳入欧洲人轻松航海的范围之内。

同样，在18世纪下半叶，国家间的竞争也同样激发了新的陆地探险。继白令在阿拉斯加的发现之后，俄国的毛皮商人先在阿留申群岛，然后在大陆迅速建起许多贸易点。得知俄国这一进展的消息后，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毛皮商人开始探险，并因此宣称占有加拿大西北部遥远的土地（亚历山大·麦肯齐1789年对北极的航行）；由于同样消息的刺激，西班牙人把他们的殖民边界线从墨西哥沿太平洋海岸推进，直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于1775年建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诺特卡于1789年建立）。这样，到18世纪末，向东行进的俄国毛皮商和探险家们便在落基山脉这条主线上与英国的毛皮商们相遇了（英国人1763年继法国人之后占据了加拿大领地）。他们围住了北极，从此，极地附近的冻土带和森林地区也被纳入到文明世界的贸易圈。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和俄国人在南北美洲的整个太平洋海岸也取得了同样的业绩。

因此，至1800年，由欧洲海军装备的、有组织的远航探险业已成绩斐然。除坚冰覆盖的极地地区外，世界各大海洋的主要部分都被勘查过了；对欧洲人来说，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内陆仍属未知的领域。已知世界的圈子由此大幅扩展，在这个圈子里，欧洲商人和海员们用文明世界的货物和疾病蹂躏着各个原始社会，使其无一幸免地遭到破坏。

种植园及热带、亚热带经济的自觉转变

对北极的猎人和大洋洲的渔民、农民来说，欧洲人的冲击无论多么激烈，其意义只是偶然的而非持久的。入侵者的兴趣所在，只是收集毛皮，或为远航的船只补充给养和恢复疲惫的船员的体力，而不是改造当地居民的经济和文化。

在世界其他地方，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可能最先使用当地劳动力以维持一种合理化的种植业，专门为大洋彼岸的市场种植作物，并定期调整生产规模以便获得最大利润。[5]不过，在荷兰人最初到达这个地方时，商业性香料种植在东印度已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他们对这一贸易的垄断和合理化并未造成当地历史的突然中断。而在新大陆，情况则正相反，种植业不能依靠任何已有的劳动力或本地技术。约在1520年，葡萄牙的蔗糖生产者从马德拉群岛[6]移居巴西，给美洲带去了第一批甘蔗。甘蔗获得大丰收，以致西班牙人立即步其后尘，在加勒比海沿岸一些地方也种植起甘蔗来。不过，与17世纪后半叶加勒比海群岛蔗糖种植场的迅猛发展相比，这些开端就大为逊色了。在加勒比海群岛，首先是英国人，接着是法国人，还有少许的荷兰人，建立起一个以黑人奴隶为基础的严格合理化的商业性农业。

加勒比海蔗糖生产的发展催生了获利异常丰厚的大西洋贸易。在欧洲，船只装载上廉价的纺织品及其他制造品向非洲海岸进发；在那里用货物换取奴隶，然后将其运往加勒比海群岛或美洲大陆出卖，利润非常可观；最后，再装载上美洲的糖和甜酒，返回欧洲出售。在这种三角贸易中，西印度群岛的棉花和靛蓝是持久的大路货，价值较低，但不失为重要货物。此外，纽芬兰的鳕鱼、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殖民地的木材与谷物，在产糖的加勒比海群岛也有大市场。因为这个地区的农业迅速专业化，其程度之深以至忽略了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由此，大西洋两岸被一种兴旺的商业连为一体，这种商业集中在加勒比海的弹丸之地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周围。[7]

在美洲大陆英属殖民地南部和巴西沿岸，以黑人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也发展起来，它们利润略低，却很重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18世纪初期始，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越来越重视农业栽培对他们的商业经营的辅助作用。新产品，首先是咖啡，成为这种栽培的支柱。种植园有时由荷兰种植园主监督，有时由移居的中国承包人管理，不过，大多数则由当地领主经营，他们必须向荷兰人缴纳固定数量的咖啡或别的作物。在东印度，劳动者在形式上通常并不是奴隶，但是，爪哇当地的“领主们”却经常使用武力迫使臣民栽培咖啡和其他新的进贡作物。[8]

欧洲殖民地的发展

在地球的不同地区，欧洲殖民者从其母国社会形式中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形式。这一系列的两个极端，可谓是西印度群岛蔗糖种植园严酷的奴隶制和新英格兰边疆社区的原始平均主义，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居间的社会形式。巴巴多斯的奴隶制虽说严苛，但倾向于在中美洲和巴西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种植园中间盛行的较为宽容的奴役形式。而东欧的新农奴制和对西属美洲印第安人的强迫劳役制，从法律上看也属于一种较温和的强迫劳役形式，虽然现实并非完全如此；比较起来，西班牙人的形式更宽和，这只是因为政府的法令更注重印第安人的权利。在这个系列中，签订几年劳动契约的工人——这在弗吉尼亚早期很普遍——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的罪犯占据了中间位置。最后，是特许殖民地中的只向某个领主缴纳免役税的自由移居者，以及新英格兰的小农场主，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且继承者不受身份的限制，其享有人身自由的程度仅次于诸如美洲边疆居民、西伯利亚或加拿大的毛皮商人、巴西的班第拉人（Bandiera）、阿根廷大草原的牧人、乌克兰的哥萨克人或西班牙大陆美洲的海盗等极端无政府状态下形形色色的人等。

在任何开发中的边疆，始终存在着劳动力缺乏这个大问题。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用极端的强制劳动来维持社会等级；一是给予同样极端的自由并伴之以向平均主义的新原始状态的倒退。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实施极端强制则必须维持社会生存必不可少的专家；若无铁腕的经济管理者，种植园就不可能兴起；若无职业军人阶层，欧亚大平原西部的农业殖民地就难以捍卫。此外，一个由强制制度维持的上等阶层可能迅速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准，并因此赋予整个社会一种别无他图的优雅。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常会低估此类的成就，更多地同情奴隶或农奴而不是他的主人。然而，文明最初的兴起只有通过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劳动才能够实现；同样，文明社会才得以超越抑制自身发展的地理障碍——无论是很久以前赫梯人的小亚细亚和罗马人的高卢，抑或最近的西属美洲和俄国的乌克兰。不过，这种强制性的文明传播总伴随有严重的弊病，因为任何一个把大多数居民排除在外的文化必然是不稳定和充满风险的。

相比之下，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赞赏边疆的另一种选择：极端平均主义。然而，这种社会固有的向势孤力单的当地居民发起的以及在边民之间酒后争吵中爆发的野蛮暴力，意味着原来的文明人向原始野蛮人的堕落。欧洲边民用文明世界的工厂制造出的枪炮武装起来，却把文明社会的法律、文化规范忘得一干二净。无疑，一旦粗野的开拓者扬起的尘埃落定，文明生活便随着社会分化、教育和技术的进步逐渐兴起。而且，这一过程的发展迅速有序，甚至远远超过通过培植的贵族阶级缓慢传播文化的相应过程。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边疆自由——相对全面强制——的真正优势。但是，在17、18世纪，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优势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发挥，而强制劳役的短期成功却是显而易见、无可否认的。自然，在弗吉尼亚、新西班牙、匈牙利和俄国培植出来的优雅的贵族气派——无一不是建立在强制劳动之上——远远胜过新英格兰海岸刚刚兴起的素朴的文明。

不过，新英格兰和北美洲中大西洋殖民地的粗糙文化却因其容纳了较大数量的欧洲（毋宁说是前欧洲）移民而得到补偿。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密集的农业群体。诚然，在18世纪的阿根廷拉普拉塔地区，西班牙人口仍有大幅度增长，且在巴西南部，葡萄牙移居者也曾抢占了大片土地。但在这两个地区，牧场经营远比农业经营更为重要，所以殖民定居点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在加拿大，法国农夫们主要滞留在圣劳伦斯河堤岸附近，直到18世纪快结束时，森林地带的农业才开始发展，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革命中的保王党逃亡者开拓的。在南部非洲，荷兰殖民者于1652年在开普敦登陆。当英国人1795年夺取这块殖民地时，荷兰牧场主们已深入内地。而在非洲之角附近，一个相当规模的农业社会已经扎下根。1789年，第一批英国移居者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这样，除了1840年才开始被殖民的新西兰外，欧洲人所有在海外的主要居住中心在18世纪末都已开始了各自的发展进程。

边疆的不同选择

跨越世界大洋的欧洲移民运动规模壮阔而且意义深远，不过同期对欧亚大平原西部的殖民可能规模更大，后者在改变世界文化格局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丝毫不亚于前者。在17、18世纪，千百万开拓者不畏艰难，把位于匈牙利中部和西伯利亚西部之间的无垠草地开垦成耕地。在这一东进运动的最边缘，堪与新大陆的情形媲美的无政府状态曾一度盛行。例如，在西伯利亚，俄国移民们所受的控制有名无实，过着与美洲边疆的猎人、渔民及农夫不相上下的自由自在的原始生活。不过，这种情况相当特殊。在欧亚大平原西部，只有当奥地利军队和俄国军队把穆斯林牧民和武士赶走后，大规模欧洲移民才有可能。在匈牙利，移民运动在1699年以后出现；但是，直到1783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鞑靼地方，伊斯兰国家的势力才从乌克兰地区消失。

在战胜西部大平原的前穆斯林封建领主之后，奥地利和俄国政府就可以自由地按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重新分配新征服的、人烟稀少的土地了。在西部大平原的殖民有三种形式：在匈牙利大部和乌克兰，大片的土地赐给了在朝廷中有权势的大贵族，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新地产上，至少在其中一部分，安置从他们其他人口较密的土地上迁出的农奴。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边境沿线，奥地利和俄国政府却宁愿选择受帝国特别管辖的、军事化的自由农民公社制度。因为在边界遭受侵袭时，可以指望这些武装农民保护自己的财产；无论如何，俄国的哥萨克和奥地利的“边民”（Grenzers）早已习惯武装出入于跨越鞑靼和奥斯曼帝国边界的非正规战争，想把他们变为农奴，这些战士绝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以在特别团队服义务兵役为条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及其他居住在奥地利军事边界的人，以及俄国南部“注册的”哥萨克，便继续享有他们的人身自由。[9]第三种方式是用极优惠提供土地的办法从国外吸引移民。奥地利人在巴纳特（Banat），俄国人在乌克兰少数特别地区，都采取了这种政策。随着空旷的土地被人住满，曾在帝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军事殖民地和自由农民公社就日趋落入地主的控制中。有些时候，是移民中间的分化导致了这种结果，如哥萨克人就是这样；但有时也是政府的正式批文造就的，如把以前的自由公社赐给一个朝廷宠臣，任其恣意妄为。[10]

然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欧洲的海外殖民并不是特别成功。虽然克伦威尔及其前任都曾对爱尔兰实施殖民化，但英国社会的模式却丝毫未能扩展至圣乔治海峡对岸。被迫以土豆为生的野蛮的爱尔兰人只能以比英格兰移民甚至苏格兰移民所愿接受的更低的报酬为这个地区的新地主工作；所以，虽然他们在人口上占据了优势，但却因此在经济上可悲地受一个异族文化的贵族阶级的奴役。[11]与东欧和北美南部的殖民地相比，18世纪的爱尔兰虽然法律形式不同，社会格局却十分相似，即社会两极分化都很严重，一极是分享欧洲文明的地主特权集团，一极是丧失自己文化的、心理上被疏远的农业劳动群众。

（二）早期欧洲外围地区的文化同化：美洲和俄国

1648年以后，欧洲文明的扩张不仅表现为对新地区的占领，而且还表现为几个已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外围地区对欧洲生活方式的适应。通过这一过程，俄国和新大陆的大部地区截至1789年已完全成为此后须称之为西方文明而不仅仅是欧洲文明的组成部分。美洲和俄国加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国家，这在增加西方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却冲淡甚至可能是降低了西方文明的质量。然而，尽管欧洲文明的原有中心及其外围地区的差别依旧存在，一种基本的文化共性却越来越紧密地把美洲、西欧和俄国各国人民连在了一起，并把他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群体分隔开来。

对欧洲文明方式的适应，俄国和南北美洲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过程。俄国人在拥抱西方之前，不得不首先舍弃大部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文化遗产，这是一个极强烈和痛苦的过程。与此相反，在美洲，欧洲移民的后代只需重新拾起其先辈们在适应边疆艰苦生活条件时不得不丢弃的某些东西，所以在又一次更完全地享受欧洲文明时，他们并没有沉重的心理负担。

在俄国和美洲，适应过程都是由相对少数人领导的。但在美洲，文化领袖们的作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或至少是消极地接受；而在俄国，欧洲技术、艺术和时尚是被强加于人的，大多数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对主人闯入的新的文化世界知之甚少，或者干脆一无所知。此外，文化同化在美洲的进行并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计划，而是由个人或群体自发的行动实现的，这些人在全身心地投入欧洲文明时感到很刺激、很有收获。而在俄国，文化同化是靠政府有意识、有组织地实施的，像一场艰苦的战役，而且最初赤裸裸的目的就是要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与此相应，同化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到18世纪结束时，美洲和俄国分别以新的极端自由和极端专制与欧洲对峙，二者均向矗立于欧洲旧制度中心的不合逻辑的妥协提出挑战，而且双方用迥然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旧体制的覆灭。

西属美洲

西班牙在欧洲列强中享有的霸权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1640年以后葡萄牙的成功独立和1659年在比利牛斯和约中签下的不利条款。不过在欧洲，西班牙帝国却勉力支撑到1713—1714年，而它的海外帝国则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到19世纪。上述结果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然，既有帝国内部权力交接时的种种意外，又有均势外交的过于保守，当然还包括帝国体制自身的强劲有力和传统。

等级制的教会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并存，而且二者均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人操纵，这种双重制度使西属美洲社会迟至18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处于严格的传统束缚之中。美洲印第安人既无文化领袖又缺少政治上的带头人，无力真正有效地挑战西班牙人的统治，所以一直谦恭驯顺。[12]不过，即使在这种严密控制的似乎僵化的社会中，广泛的变化也在逐渐发生。首先也最根本的：大约在1650年以后，印第安人口的大幅减少不再严重制约墨西哥和秘鲁走向经济繁荣。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美洲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各种疾病已有了较强的抵抗能力，同时，有抗病能力的混血人数也在增加，直到成为人口中的多数。人口从减少向增长的逆转最初很慢，但到了18世纪最后几十年，人口已开始迅速增长。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明显高涨：采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可图，而农业和贸易也都兴旺发达起来。[13]

在18世纪，西班牙新波旁王朝[14]开始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尤其是通过放宽贸易限制，使经济出现大幅扩张。1774年，西班牙各殖民地第一次被允许相互自由贸易。四年之后，补充令又批准西属美洲的24个港口与西班牙的任何港口贸易，这样就终止了西班牙的加的斯与美洲的卡塔赫纳（Cartagena）、波托贝洛（Porto Bello）和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之间在殖民地与母国间运载货物的独占权。

更自由的贸易和西属殖民地经济的普遍繁荣，意味着商人、小贩和职业阶层的规模大幅提升，这种繁荣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中产阶级的成长为殖民地的学术和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元素。虽然在17和18世纪，西属美洲就已有多家完备的教育机构，其中一些还引入了现代课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和牛顿研究，[15]但整体的学术活动却十分贫乏有限，学术只是少数几个学者的事情。然而，到18世纪快要结束时，西属美洲社会中更多的人开始对来自欧洲的新思想感兴趣。和别的地方一样，商人和职业者走在启蒙探新的前沿。这种学术上的追求使这些人对身边的社会越来越多地持批判态度，他们尤其反对西班牙政府系统的歧视政策，把殖民地的高级职务只授予西班牙半岛出生的人。

随着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学术活动渐渐超出少数职业学者的圈子，西属美洲变得比以前更名副其实地欧洲化了。纯印第安文化在教会的传教活动面前节节后退，这同样有助于欧洲化的推进。当然，与欧洲模式不同的是，这里的种族异常的多元化。大地产的盛行，强制劳役的广泛存在——如劳役偿债制或纯粹的奴隶制——以及教会在经济[16]文化上所占有的特殊重要地位，这些都是西属美洲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的，但西属美洲社会的上述特征正是与母国西班牙相通的，在西方文明的另一侧翼——东欧——也有类似的状况。

巴西和北美洲

和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的属地相比，葡属巴西和英属北美殖民地有几个共同点。在政治上，二者均呈权力极端分散状态；国内政局均出现严重的动荡不安（英国内战，1642—1649年；葡萄牙反西班牙的起义，1640—1659年），以至两国的殖民者在17世纪中期不得不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局面。[17]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种植园经济在巴西和英属殖民地南部同样盛行；在这两个地区，粗鲁且不尚规矩的边民们时而接受时而抗拒沿岸地区种植场主的政治领导。

不过从整体上看，上述两个社会的相似之处却是虚幻多于真实。巴西的贵族以其尚武和雄性十足而自豪，既看不起艰苦的工作（奴隶的命运），又蔑视心智的教化（教士的职责），他们从根本上与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地主有天渊之别。尽管葡萄牙专制政府的“开明”大臣庞巴尔侯爵（the Marquis de Pombal）在18世纪后期进行了政治改革且经济已有大幅度增长，但直到这个世纪末，巴西与其他社会截然不同。其最突出的是，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虽然和葡萄牙传统交织在一起，却保持着新大陆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活力。[18]

甚至到18世纪末，英国的、前英国的和法国的殖民地仍然远远落在西属美洲之后。1793年，墨西哥城即有112 926名居民[19]，使其以北的任何地区都黯然失色，事实上，墨西哥城在规模上超过了当时除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以外的任何欧洲城市。当时墨西哥的人口远远超过了英国13个殖民地的人口总和，而西班牙殖民地上层阶级的光彩、优雅和修养也远远高出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然而，文化上落后的新英格兰和北美洲中大西洋殖民地却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欧洲社会在新地区的最完全的移植。在17世纪早期，这些英国殖民地还只是一些小小的、孤立的沿海居民点，但随后不久，这些居民点便迅速发展起来，从新罕布什尔延伸到佐治亚，并在美国革命时期向内陆深入，直到阿巴拉契亚山脉，成为一条或多或少连绵不断的殖民地带。这里的人口增速非常快，移民当然是其部分原因，但主要却是因为自然繁殖快。到1790年美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已达400万，接近大不列颠人口的半数。

人口众多，遂使英属北美殖民地与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状态更加接近。不错，新英格兰没有贵族，王朝势力往往鞭长莫及。此外，开放的边疆不断推进，而且来者不拒。土地的获得轻而易举，从而使独特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也绝无仅有地保留下来。但是，在开发较早的殖民地，尤其在海港，商业大亨和资产者的寡头统治在18世纪开始发展起来，与英国的情形非常相似。清教曾为英国培养了许多成功的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同一清教背景的工商经营实业的习惯已经在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州牢牢扎下根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新英格兰的商船已经开始扬帆远海。新英格兰的商船得益于当地盛产的便宜木材，再配备上在加尔文宗以及多石的土地上磨炼出来的适应艰苦生活和艰苦工作的船员，足以使其与任何竞争者抢生意。不过另一方面，新英格兰的工业却直到美国革命后仍很不发达。

在英属殖民地，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颇为盛行。任何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都能够平步青云，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就是一个例证。甚至在南部，种植场奴隶经济的奴役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森林地带农业公社的无政府状态冲淡，这些公社除了有加尔文宗戒律的紧张气氛之外，与新英格兰的边疆殖民地极为相似。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殖民地独享两个大陆之精华：因为有教养的弗吉尼亚贵族通晓普通法，熟知约翰·洛克，涉猎法国作品，参与西部土地投机生意，热衷于地方政府的活动，并将主要精力用于种植园的经营。他们是森林地带阅历丰富的领袖，同时又不是大权独揽地把寡头统治强加给当地社区。以同样的方式，北部殖民地的商人、船主和实业家只有在内地农村俯首顺从时，才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相对广泛的普选权使得大部分成年男子——在一些殖民地是绝大多数——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便造成了一种与拉丁美洲和法属加拿大的民众消极地服从官僚、寡头和教会首领统治截然不同的氛围。

众多宗教派别的存在有效地缓解了教会和神学的禁锢。各处殖民地存在着不同教派的宗教组织，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梦想着把某种信仰强加给整个英属北美洲。而且，随着18世纪的推进，各个宗教团体的成员日益摆脱父辈的神学热情，分享了同一时期正在改变欧洲的观念世俗化，甚至请教统治的马萨诸塞也是如此。虽然主张复兴信仰的布道者并未因此停止煽动宗教狂热，但自然神论者、自由思想家、英国国教徒、公理教会信徒、长老会教友、教友派信徒、罗马天主教徒、卫理公会教徒、浸礼会教友（这还不算源于英国传统以外的教派，如孟诺派教徒和荷兰新教徒）毕竟相安无事。因此，殖民地社会必然要用一切办法避免任何一个教会或教义独占优势。

只要英属殖民地被法国人及其印第安同盟从北面与西面围困并暴露在法国军舰或私掠船的攻击下，英国海军的保护，偶尔甚至是英国正规陆军的保护，就必不可少。但是，当英国人在赢得七年战争（1756—1763年）并吞并加拿大后，法国人的威胁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而殖民地与其母国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英国政府要增加新税，要在殖民地驻军，要管理新英格兰的贸易，要限制殖民地的立法权，这种种企图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为抵制英国议会的法令，殖民地人声言既然是英国人，就自然应该享受英国人的各种自由和权利。然而，对英国法律和统治权的有组织反抗终于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此时殖民地人的理据已不限于作为英国人该享有的权利，而是天赋人权，这种权利是当时最激进的理论家所倡导的。尽管如此，偶尔出现的反对“保皇党人”的暴民暴动并没有干扰革命运动大体上沿着合法的道路发展。爱国党人修订了各殖民地的法律，并尝试建立联邦，虽然这在最初并不太顺利。当英国军队企图镇压反抗、平息动乱时，它的行动激起了逐步升级的激烈对抗。1775年，殖民地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终于恶化到公开宣战的地步。革命事业历经无数艰难坎坷，终于在1783年取得胜利。胜利的取得，与其说是因为乔治·华盛顿率领的衣衫褴褛的军队立下赫赫战绩，毋宁说是因为英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法国的介入（法国在1778年对英国宣战）。

就这样，美国革命在欧洲强权政治和战争纵横捭阖中取得了成功，而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正是从刚刚在欧洲流行起来的激进政治思想中寻找理据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同样的激进思想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后，激励着美国人制定出了自己的宪法。宪法采纳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政府管理的职能在联邦当局和地方政府间适当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可操作的方案，与此同时，美利坚人还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同意的宪政原则。

上述思想和政治建构蕴含着对欧洲旧制度的有力挑战。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美国人似乎把种种过时的机构一扫而光。在西方世界，虽然曾有人怀疑新制度能否稳定，甚至否定这些原则，但却没有人对美利坚人的试验麻木不仁。就这样，这些前英国殖民地，无论它们在外观上落后西属美洲多远，也不论它们的生活环境与欧洲的环境相比多么原始野蛮，现在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欧洲思想风尚的主流。事实上，美国革命的榜样在相当大程度上刺激了法国革命的爆发，而后一场革命终于导致了欧洲旧制度的崩溃。[20]

俄国

俄国的那种军事化、现代化、专制政体的巩固对欧洲的旧制度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挑战。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一挑战并不像美国革命那样激烈和立竿见影。但是，一个新的拥有广阔土地和众多人口并（至少在原则上）能够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调动全部人力物力的军事大帝国的兴起，对政治四分五裂、社会分门立户的旧欧洲，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之相比，法国和英国像是侏儒，它们只有依靠在持续不断的自身演变中开发新的资源并找到新的力量基础，才有希望与俄国巨人平起平坐和抗衡。在19世纪，西欧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确实创造了力量和财富的新基础，西欧的发展远远超越俄国一个多世纪。这一情况掩盖了俄国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对欧洲构成强力挑战的事实。事实上，俄国对欧洲传统以来的多元性的威胁，甚至由此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直到1698年，年轻的彼得大帝结束其著名的西欧旅行回国并发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前，俄国一直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头几个沙皇的统治下蹒跚前行。沙皇们的目的是要保持俄国特有的传统，所以竭力限制俄国人与外国人的接触。在17世纪，这一政策颇为成功。比如，在与波兰进行了长期战争后，俄国利用其正教保护者的身份获得了对东乌克兰的所有权（1667年），因为，哥萨克人宁愿要一个东正教而非天主教的统治者。

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

然而，彼得对东正教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他还觉得，莫斯科外国人居住区的粗野和喧嚣远比俄国宫廷的繁文缛节更对自己的口味。不过，在他成为俄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后，他与外国人的亲密关系在将近10年中仅仅是个人的癖好。但是，当一队军人在莫斯科的叛乱（1698年）突然引发革命以后，彼得便从此不遗余力地设法提升他网罗在身边的好友和冒险家，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主人。

旧世界的界标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禁止蓄须和穿长袍，引进儒略历，简化字母，宫廷妇女不再闭门不出，芬兰湾畔的圣彼得堡被建成新首都。彼得把俄国贵族从乡村庄园里呼唤出来，让他们住进兵营或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依照瑞典的模式全面改造俄国政府管理机构，使之面目全非；他甚至敢置东正教会于世俗检察官管辖之下。在所有地方，精力旺盛、自负任性的沙皇驱赶着、威胁着他的满心不情愿的臣民走上新道路。像他之前的伊凡雷帝和之后的斯大林一样，彼得的个人意志在1/4世纪中把俄国社会、俄国制度彻底变了样。

借助恐怖和全面的暴力，彼得把改革从根本上强加到俄罗斯的国家政体之上，其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正如艰苦漫长、坎坷曲折的对瑞典战争（1700—1721年）一样。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旧俄罗斯的忠诚已经淡忘，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如此专横地对待俄国的习俗和制度必然会遭受惩罚。与具有明显优势的欧洲文明进行有限的但却是长时间的接触，动摇了人们对旧传统的盲目信任，官方教会则因旧信徒们的退出而受到严重影响。保留下来的只有专制政权。而当政权落入一个摒弃俄国的过去、愿意全面效仿欧洲文明的革命者手中时，俄国已经没有任何进行有效抵抗的可靠力量。

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是彼得头绪繁多的活动的核心。政治改革服从于征集、装备和维持堪与西方国家匹敌甚至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这一目的。这不仅需要人手和钱财，还需要工业设施和船坞、数学和实用技术、文化的普及和全社会范围的严刑峻法。彼得募集了大量农奴参军，在乌拉尔山的新式军工厂做工，修建圣彼得堡；只要有必要，他也以同样严厉的方式征募贵族，将贵族子弟编入皇家禁卫军团。此外，他命令商人将贸易活动从阿尔汉格尔转移到新都圣彼得堡，指派瑞典战俘在俄国各省担任公职，聘请荷兰等国的上百名工匠以便把新技术引进俄国。至于彼得本人，则在一种近乎恶魔般的不安宁感的驱策下，时而埋首于具体事务，时而突然做出惊人决定，时而狂饮烂醉，时而狂暴地、毫无理由地大发雷霆。

彼得的行政改革一直混乱不堪，社会所有阶层的隐蔽抵抗阻挠了他的计划。然而，彼得毕竟改造了俄国。尽管他的对手查理十二世英勇无比，他仍然打赢了对瑞典的战争，吞并了芬兰湾上的大片土地——他的著名的“通往西方的窗口”。不过，彼得与突厥人的战争却不那么成功。1696年的胜利打通了到亚速海的通道。但是，1711年的第二次远征则以失败告终，沙皇被迫放弃上次战役的全部成果。作为局部的补偿，在彼得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军队打赢了一场对波斯的战争，从而把俄国边界推进到里海南岸。

彼得的杰出才能和不安分的性格促成了他的事业。他的非凡成功的秘密在于，他组织了非正规但极为有效的教育体制来培养青年人为他的革命目标效力。彼得的教育机构就是皇家禁卫军团。这些军团以他少年时代的伙伴为核心，这些人被他硬拉入了军队。当自上而下的革命继续深入时，沙皇从禁卫军中选拔他的军官、行政官、外交官及其他所需人才。然后，他要求俄国的贵族把他们的子弟送来当兵，以补充被抽空的军团。由此，彼得很快造就出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在禁卫军中服役的共同经历维系着这一集团松散然而有效的团结。由于俄国的新主人们轻蔑地把俄国的历史抛在了脑后，所以起初便如同置身于异国领土的一小队驻军，这一背景迫使他们压制公众对前彼得时期的俄国的留恋，以免这种留恋演变成威胁其权力的政治表达。于是，在18世纪，统治集团内部惯有的激烈争吵总是以突然的宫廷政变形式而告终。任何持久的派系纷争都有可能为群体的暴力活动打开方便之门，罪名是这些人背离了俄国旧日的道路。[21]

彼得去世后，俄国的历史成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皇家禁卫军团的历史。这个集团的成员拉帮结派，争斗不已，颇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宫廷革命和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登台，总之无论谁登台也无法实现固定的世系继承，谁登台都缺少明确的合法性。其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宫廷政变发生在1762年，这次政变推翻了彼得二世，然后把他的妻子——一个出身卑贱的德意志公主——推上了皇位。然而，作为篡位者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却将皇位保持到她1796年去世，并使俄国的力量增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叶卡捷琳娜通过培植禁卫军和普遍满足贵族阶级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皇位。甚至在她登上皇位以前，彼得身边的粗暴横蛮的人所特有的放荡不羁，已经由于来自法国和德意志的家庭老师们教授贵族子弟学习欧洲贵族语言和礼仪而有所收敛。[22]但是，随着对欧洲贵族生活的了解日益广泛，俄国的贵族开始要求享有西欧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尤其希望解除出任公职的义务。1762年，叶卡捷琳娜那位不幸的丈夫恩准了这一特权，数千贵族因此离开军队和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庄园。叶卡捷琳娜扩大了这一特权，她从法律上禁止没收贵族财产，禁止针对贵族施行任意的惩罚措施。她还确认并强化了贵族在法律上对农奴的权力，并允许各省贵族以各种特殊和有限的目的为由组织社团。

叶卡捷琳娜之所以能够减轻对贵族的压力，是因为俄国当时已经拥有大量训练有素而又愿意甚至渴望在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人。经济发展使得专制政府能够拨出足够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官员薪水，不必再用旧有的赏赐土地的办法。[23]在政府中任职仍是社会晋身的阶梯，因为在军队中或行政机构中达到一定级别，就自然而然地被授予贵族称号，并享有那个等级的全部法定特权。

但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农奴的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免除贵族为国家服务的义务之后，农民们自然想到也应该免除他们为贵族服役的义务。以俄国南部为中心的农民大起义就是这种信念的一次表达（1773—1775年），但是当局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此后，农民的不满便脱离了直接反抗的道路，而转向宗派的千年至福论和普遍的酗酒。

由此，俄国分裂成两个越来越格格不入的集团，双方的尖锐对立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特权贵族中的富有者在18世纪已完全适应法国沙龙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入了一个与农民无知愚昧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俄国的贵族们越是文明化，越是有教养，他们与农民的共同之处也就越少。

这无疑为日后埋下了祸根。但是，在18世纪，西欧的贵族和平民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社会裂痕；在当时，俄国的社会结构对西方各国并未形成重大威胁。而且，显示俄国力量的只是它的庞大。叶卡捷琳娜不仅在接连对波兰的三次瓜分（1772—1795年）中吞并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大约一半的领土，而且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黑海，为俄国船只赢得了在先前奥斯曼帝国的内湖航行的权利和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1774年、1783年）。不过，摧毁奥斯曼帝国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重建依附于俄国的希腊帝国的梦想却未能实现。但即使如此，像俄国这样的大国所蕴藏的军力却早已昭然若揭：彼得时代的俄国曾宣称是欧洲强国，至叶卡捷琳娜时代则已名副其实。

（三）旧制度在欧洲的妥协

法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从三十年战争的硝烟中崛起，一时间成为全欧洲瞩目的大国。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宫廷盛况空前，显示着力量和财富，炫耀着精巧和优雅。贵族们由于出入于宫廷而变得温文儒雅、彬彬有礼，昔日的黩武雄风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当国王的军队在法国境外耀武扬威、声援陛下的外交家把国界扩张到莱茵河时，法国的乡村却沉浸在新的浓郁的宁静之中。德意志的小诸侯们，尽其所能仿效法国王朝的壮丽；英格兰的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壮着胆量欲与法国宫廷争辉；如果说与路易十四的军队相比还望尘莫及且深知要维持这样的军队耗费甚巨，那么至少可以找到堪与法国的宫廷贵妇争奇斗艳的女人。可以肯定，由于英国在西边、奥地利在东边秣马厉兵，法国的军事霸权在1715年以后已是日近黄昏。但是，早在17世纪既已令人瞩目的法国思想和文学，到18世纪则达到了令人神往的高峰，它的光芒超越政治的、语言的疆界，照耀整个欧洲，也照耀着美国和俄国。

自从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后，欧洲社会和文化从未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内聚力。欧洲遗产中充斥着种种对立物，它们在16世纪相互厮杀，誓不两立，到17世纪，却通过一系列颇有悖逻辑但却行之有效的折中妥协握手言和了。这些妥协涉及政治、社会和思想，在艺术中也隐约有所表现。这种妥协造成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因时因地而异，而且从一问世，本身就包含着在19世纪走向倾覆的种子。不过，对欧洲旧制度的一些主要方面和那些较为持久的特征予以描述却是可能的。

政治的和社会的妥协

欧洲的旧制度建立在多国并立的基础上，这些国家无不警惕地维护着自己的主权。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对外不承认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威，对内则不承认对其主权的任何限制。然而实际上，最专制的君主也不能毫无顾忌。在国内，他得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满足城市、省区、专利公司、行会、教会以及其他种种特权社团组织的利益；在国外，他的行动又被均势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

君权还受到习惯的限制。欧洲的统治者经过宗教战争的磨难，发誓不再涉及人类行为深层动机，认为由某种宗教信念或其他形式的真理激起的对空泛的信条的狂热纯属荒谬和幼稚，有害而无益。统治者们转而发现扩大职业化范围才是明智之举。职业化确保一切按部就班，虽然不紧不慢，却行之有效。职业律师、医生、商人、廷臣、土地所有者、官僚、军官，到18世纪甚至包括作家都接受过专门训练，遵守本行业的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生活，既不是诉诸人类的低等欲望，也无须凭借人类的高尚理想。即使路易十四这个理论上的专制者，精力充沛而又野心勃勃，也不仅受制于抵制他的侵略战争的各国联盟，而且受制于法国国内的种种自主、半自主职业团体和特权组织组成的非正式但却持久的联盟。这些团体组织各自固守自己的权利、传统、惯例，起着一种稳定社会的作用。种种惯例和礼仪由繁杂的制度加以维持，束缚着甚至是最专制的君主，不仅阻止他们彻底改造社会，而且让他们想都不敢想。因此说，专制君主制只是理论上存在。

国家间的战争和外交充分显示出对君权的种种制约乃植根于旧制度之中。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的一段短暂时间，法国的势力超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所有竞争者；但是，当1689年英国加入大同盟的阵营反对法国时，均势便又恢复了。以后，甚至像西班牙欧洲帝国的肢解（1700—1714年）、瑞典波罗的海帝国的倾覆（1700—1721年）和波兰的被瓜分（1772—1795年）这样剧烈的变动，都是在周密考虑欧洲几大国间的均势后才实现的。

在18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均势的维持是通过并行的扩张来实现的。在西方，法国和英国投身于贸易和海外冒险；东欧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日益壮大则是由于吞并了地处欧洲社会陆地边界的人烟稀少、组织薄弱的地区。结果是距欧洲中心最远的国家反倒最为有利。比如岛国不列颠在七年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56—1763年），夺取了法兰西帝国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地。奥地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向东方的进展同样顺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开进了匈牙利（1683—1699年）和巴尔干各国（1714—1718年），并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向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地带殖民开辟了道路。约在18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后来居上，取代奥地利而成为向欧洲陆地边疆长期的扩张活动中的主要获利者。

然而，这些欧洲外围地区的国家也有其不利之处。对边疆地区的征服、开发和文明化加重了与之相距甚远的中央政府在外交和财政方面的困难。英国、奥地利和俄国诸帝国幅员广大，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往往使中央穷于应付。苏格兰起义（1715年、1745年），美国革命（1775—1783年），匈牙利暴动（1703—1711年，1789年），以及俄国坦卡·拉辛（1670—1671年）和叶梅连·普加乔夫（1773—1775年）领导的以失败告终的武装反抗，揭示出英国、奥地利和俄国内政部门在治理边疆地区方面的不足。

在每个欧洲国家内，制衡体系中不同因素的影响不时会发生变化。在17世纪的法国，军政官僚机构的合理化、集极化强制措施往往侵犯法国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较为突出的是，贵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被削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贵族权利的直接剥夺，而另一方面，王室又向贵族赏赐年金、施予恩惠。后来，贵族在18世纪索回了某些自主权——但这不是靠手中的剑，而是靠手中的笔实现的，即通过合法争辩（议会）和理论阐释（如孟德斯鸠）争得的。

奥地利的情况与此相反。教会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与限制宗教权的法国相比享有更广泛的权威。中间阶级明显地更为弱小；互不相属的各个皇家领地保持着独特的完整性，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共同效忠是它们之间唯一的联系，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比17世纪的法国已有长足的发展，至18世纪中期又成为奥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只不过后来受法国大革命的干扰才未能最终完成。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致是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节奏进步的，实际上是想步法国的后尘，借用18世纪中期法国伟大的政治、军事艺术。

瑞典和波兰曾在17世纪称雄，在18世纪却沦为弱国，这诚然因为受本身人力物力资源的限制，同样也因为未能建立起17世纪法国所达到的那种中央集权和社会平衡。[24]同样，荷兰的政治地位在18世纪也如江河日下。由于紧靠欧洲文明的中心，其贫乏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的地位。瑞典、波兰和荷兰在欧洲战争和外交中一度占有的位置现在被两个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取代了，而这两个国家却惊人地偏离了旧制度的轨迹。普鲁士和英国同在1640—1688年这段时间发生了革命，前者是自上而下，后者是自下而上，虽是明显的巧合，但这段时间在确定这两个国家各自独具的结构平衡、社会平衡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640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开始在勃兰登堡掌权时，他从波兰王朝获得的封地普鲁士还只是一个弱小的边远省份，他的其他领地则散布在德意志各地。但当大选帝侯于1688年去世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已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集中用于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为实现这一目的，腓特烈·威廉和他的官员们不惜踢开一切绊脚石。贵族的特权、省和城市的豁免权、行会甚至村庄的惯例无不在调整之列，如有必要，则予以取消，以便最大可能地加强军事力量。结果，旧时贫穷弱小、各自为政的领地被结合成一个行政统一体。邦国的联合不仅保护了自身，而且为霍亨索伦王朝提供了向外扩张的有效阵地。[25]

大选帝侯的继承者们都是精明强干的统治者，无不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增强实力和扩大领土的活动中去。到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统治时期，普鲁士在战场上堪与法国匹敌，在德意志则成为奥地利的竞争对手，在瓜分波兰时成为俄国和奥地利的伙伴。胜利减缓了普鲁士政策近乎斯巴达式的严酷无情。政府深知军队靠税收维持，所以小心翼翼地扶持经济发展并促进适度的繁荣，这给普鲁士社会带来了繁华的城市和特权职业集团。到腓特烈统治末期，普鲁士已今非昔比，而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更相近了。

英国的发展迥然不同。英国革命（1640—1688年）建立了公然反对王朝的议会权威，并把一个寡头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此后的发展，比如内阁政府的出现，更扩大了英国制度和欧洲大陆制度的差距。在17世纪，议会貌似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董：它结党营私挑起内部纠纷，它吝啬小气阻挠了建立现代的、高效率的政府。然而，到18世纪中期，英国对议会负责的新型内阁制政府开始令欧洲大陆的观察家们刮目相看；它竟能同时成功地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内保持自由和秩序。最重要的是，英国议会坚持认为有产者有权在制定法律、确定政府的政策以及管理地方事务中起积极作用。沦为宫廷点缀的法国贵族中的某些人，对王室规章的刻板和不通融感到恼怒的豪商和知名人士，开始意识到法国的伟大是他们用丧失政治自由的昂贵代价换来的。特别在英国议会老练地应付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许多法国人开始认为按英国议会制度的方向对法国的制度做些调整将是非常有益的。

理论和实际中的旧制度

英国政府，如同法国政府一样，是建立在由种种合法的和较松散的社团组织结成的盘根错节的网络之上的，这些组织自身的保守性制约着议会，效果正如同类似的法国组织机构制约国王的专权一样有效。不过，与一个更为僵硬刻板的王室官僚体系相比，议会对组织机构利益的调整更连贯、更及时。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如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主、布里斯托尔的奴隶贩子、诺福克经营改良农业的地主，甚至曼彻斯特平民出身的暴发户——棉纺织厂主等，随着其财富和人数的增加都能够向议会施加影响。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中的竞争被限制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尽力使政府的政策对自己和竞争对手都有利。另一方面，在法国、奥地利甚至普鲁士，官僚政府制定的种种规章制度远远不能适应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力量配置的变动，常常在情况变化之后仍在实行，结果阻碍甚至扼杀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英国比较自由的制度，则为经济技术创新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英国与欧洲大陆（荷兰、瑞士和德意志的一些自由城市除外）社会模式最根本的区别或许在于：英国商人和金融家享有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自主权。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有成就的实业家总是急于摆脱自己的过去：他或者直接向王室赎买贵族封号，或者设法让儿子进入政府机关任职，从而可望赢得或购买与高级职务俱来的贵族身份。这就必须退出有失身份的工商业活动。而在英国，贵族通过参与商业投机，正规地加入了市场活动。发了财的商人购买乡村地产过着绅士生活，但却不必放弃自己的商业活动，尽管他们大多成为金融家而不是活跃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有闲贵族阶级的挥霍习性使得法国和其他地区与英国相比，商业资本更为分散。相反，在英国，土地贵族和商人阶级的相互渗透使资本相对来说更容易集中，从而促进了英国经济在17、18世纪的显著增长。

旧制度下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为弗朗西斯·邓科姆所作的画像以其古典遗风和乡村环境与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伦敦街景形成鲜明对照。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文明都是建立在一种与上述写照类似的文化错位的基础之上，富人对穷人，有文化对没文化，主人对奴仆。然而，像贺加斯的画作那样分别表现出这一错位和不公，却是他人和此前的画作中所罕见的。认识到旧制度的可变化性，几座真正的大城市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等级关系向市场商业关系的转变，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差别格局，使社会上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脚下的社会根基竟是那么充满骗术，而所有这些在纯粹的农业社会几乎不可能实现。前面类似的希腊化时代的变革（见第298页）也是类似超大规模社会环境的萌生所致。

对非国教教徒的宽容同样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1689年以后，清教徒和各种激进的宗教派别的信徒们尽管没有被选入议会、没有进入大学和从事需要学问的职业的资格，却享有一些有限的权利，其中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权利。一方面接受了福音派宗教的陶冶，而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又受到种种限制，非国教教徒遂成为英国最富闯劲的企业家的摇篮，领导经济领域创新潮流的也多是这些人。在法国，情况恰恰相反。路易十四决心把异端从法国连根拔掉，打击曾在经济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胡格诺教派商人和厂主。结果，法国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而法国的胡格诺教难民却给英国和普鲁士带去了繁荣并因此广受欢迎。

乔治三世（1760—1820年）是最后一个企图以亲政形式向议会挑战的英国国王。这位“爱国者”国王利用自己任命官员的权力在议会培植了一批王室的追随者，希望以此凌驾于议会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之上，殊不知这种派系纷争正是借助议会调整英国社会复杂利害关系的生命和实质。这一尝试由于美国反叛的胜利（1775—1783年）和国王间歇性的精神病（1788年以后）而失败并且名声扫地。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议会权力至高无上，责任制内阁政府以及由少数寡头统治国家的惯例在英国已牢牢确立。英国人的种种自由权在议会内外经年不衰的唇枪舌剑中得到体现，由经济发展和帝国的扩张加以巩固。英国人的自由，与欧洲大陆的忠臣顺民对专制君主的谦恭驯服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欧洲大多数领土较大的国家，旧制度赋予中央政权（无论是议会还是君主）的军事和经济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硬。随着欧洲总财富的增长，国家税收已能够装备和维持较为强大的常备军和职业海军。新的财政手段或新近扩大的财政金融机构，如英国国债和英格兰银行（1694年取得特许状），吸收私人资本为国家所用，从而使经济资源的流通具有了新的规模。这些手段和机构，加上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联合股份特许公司，成为欧洲经济持续发展的手段，并增强了欧洲各地的军事力量。

虽然穷人和无产者从欧洲的繁荣和强大中所获得的好处微不足道，但精明强干的人往往能在社会阶梯上向上攀登，甚至受到严重贫困威胁的人当中也有更多的人生存下来。职业化制止了灾难性的战争，新作物品种（特别是土豆和玉米）、精细耕作和交通工具的改善免除了饥荒。甚至疾病也不再那么可怕了，后天免疫性医学诊治方面的进步使更多的病人得以痊愈。结果，欧洲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尽管一些城市条件惊人的恶劣，比如在伦敦，廉价的杜松子酒一度超过传染病而成为人的生命的主要威胁，但欧洲的穷人和中间阶级、上层阶级却一样健壮起来了。而这在旧制度政治和社会妥协的情况下是难以得见的。

知识界的妥协

世俗理性与宗教信仰是一对宿敌，突出表现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各式各样的社会理想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不过在旧制度之下，这一对宿敌却得到了切合实际的——如果还不是理论上的——解决。事实上，人们已经放弃了追求社会整体的逻辑统一性。欧洲国家越来越多地废弃了要求宗教划一的旧的法律体系，并允许个体在宗教上随心所欲。诚然，人们仍然期待得体地尊重习俗：在欧洲各个国家，亵渎神明和一切极端的派别活动仍然是非法的。但是，弥漫于16世纪的那种因徒劳追求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而产生的绝望气氛，以及那种对言辞、思想、举止方面正统性的苛刻无情的要求，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迅速烟消云散了。到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领袖们倾向于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科学和理性主义哲学而非神学之上，也不再苛求自己保持所得结论与基督教信条的协调一致。

理性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在17世纪的辉煌胜利是学术气氛变化的原因之一。勒内·笛卡儿（卒于1650年）勇敢地给自己提出了任务：从第一原理推论出能以几何论证的全部确定性来解释形而上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事实的完整的体系。他的同时代人巴鲁克·斯宾诺莎（卒于1677年）和托马斯·霍布斯（卒于1679年）也对数学推理显而易见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入了迷。像笛卡儿一样，他们试图把数学方法用在与人和神有关的事物上。比他们晚一代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卒于1716年）也是这样。尽管这些思想家以及其他17世纪的思想家的数学推理模式所导致的结论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一致主张把规律和规则性应用于无数的新现象，削弱甚或彻底清除突变、偶然事件、机遇和奇迹。例如，笛卡儿和霍布斯都主张动物界存在某种自动发生作用的规律。笛卡儿勾画了世界机器的工作原理并用以解释宇宙中的一切现象。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推论更加深奥难解，不过两个人都执着地认为世界服从于规律和规则性，人类理性本身就可以掌握和阐释这些规律和规则性。

笛卡儿比其他哲学家吸引了更多的信徒，这或许因为他的理论比其他人的理论更深刻、更易于理解。事实上，在17世纪后半叶，笛卡儿哲学在法国知识界风行一时，在其他国家也有众多追随者。然而好景不长，当笛卡儿的物理学被伊萨克·牛顿爵士的精辟论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摧毁之后，笛卡儿主义本身也就不攻自破。牛顿理论的伟大力量在于它的经验可证实性，也在于它的简明性。牛顿把月球和其他星球的运动简化为数学方程式，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方程式还描述了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对自然现象多样性如此清晰简化的描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哲学家们曾长期力求证明的东西现在似乎已毋庸置疑地得到证实：人们以数学的清晰、准确和完美描述出的规律确实支配着宇宙，而且这一客观的规律包罗万象，既支配着天体的未来运动，也支配着炮弹的运行轨迹。起初，尚有一些批评家对万有引力远距离作用的神秘性质感到不可思议；但随着新的观察证实了牛顿对运动定律的精确数学表述，怀疑之云便很快被一片的齐声赞美驱散了。

数学确已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难推论，创造宇宙的上帝原来是一个数学大师，而宇宙的规律现在已为人所知。上帝只有退出对他创造的世界机器的积极管理，才能显示他的智慧和所造物之精美。干涉事件的自然顺序，显然会侵犯神圣的法则，从而承认了它的不完善。上帝既然已经创造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出奇的简单的机器，就绝不会仅仅为了人类的利益就用武断的干涉毁掉自己的杰作。关于自然神与人的这样一种观念与基督教教义截然对立。神恩、天意和原罪找不到容身之地，在牛顿的宇宙中也很难为传统观念中的天堂和地狱找到合适位置。

而且，照这样推理下去，人们可以设想上帝也为人类的行为制定了法则。如果这些法则为人们所认识，就可能在人间建立一种同自然界的和谐一样美妙的和谐。另一个牛顿将解开人类现象这团乱麻并发现社会的自然法则，他因此就能把大地提升到天空，把天堂带回人间，正如牛顿的物理学已毫不夸张地为无生物世界所做的那样。

这一希望实际上等于把基督教的末世论彻底世俗化了。人们不再期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理智勇敢地担当起把人类从过去的一切苦难、罪恶和愚昧中拯救出来的重任。尽管关于完美人类社会前景的各项细节依然含混不清，但是进步道路上的大踏步前进却已肯定无疑：难道人类不是终于结束了他的童年，为理智之声所唤醒了吗？

然而，尽管这种“自然神论”的观点听起来似乎在理，大多数欧洲人却仍然信奉传统的基督教。保守的惰性是原因之一，然而自然神论观点的一项严重缺陷使正统宗教得以巩固。作为钟表匠和数学家的上帝对人们几乎毫无感召力，对身处困境的人也不会及时伸出慈悲之手。一想到身边的无限空间只有一个依照自然法则运行的机械的死的宇宙，心智敏锐的人就不寒而栗。其中最著名的是布莱士·帕斯卡（卒于1662年），他竭力重新论证个人与上帝的交流和沟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也许正因为牛顿式旷寂无声的无垠宇宙似乎要吞没并完全抛弃类似地球这般微不足道的星球，新的宗教运动和教派在17、18世纪才异乎寻常的活跃。这些教派和宗教运动都强调对上帝直接的充满感情的体验。在新教内部，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德意志的虔信派信徒有广泛影响；在天主教各国，詹森派教义和寂静主义若不是遭到罗马教皇的谴责和镇压的话，其发展势头可能也与新教诸派不相上下。

18世纪欧洲社会引人注目的是，上述大相径庭的观点竟得以相安无事地并存下来，与常常是萎靡不振的官方教会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宗教正统性的卫士，如法国的波舒埃主教（卒于1704年），公开表示他们对新科学极端地不信任。但是其他人，比如英国的斯普拉特（Sprat）主教（卒于1713年），却热情洋溢地赞扬科学精神。一般来说，神学家和科学家们倾向于各走各的路，各自忠实地坚持他们日益分道扬镳的知识传统的标准和习惯。包括牛顿在内的许多人把新科学和旧信仰结合起来，其途径是建立宗教和科学各自独立的真理标准，或者巧妙地在科学的新世界或基督教的宇宙观中为对方找到一席之地。

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就连律师、医生、作家、哲学家、音乐家、画家以及所有的学者也自由地阐述自己行业的技术细节和传统，无须顾及其结果是否与宗教的正统性相悖。这标志着现代多元的学术时代的开始。新的机构，如法兰西学院（1635年建立）或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建立），鼓励并保护文学和学术活动；而专业学术杂志加上普及科学成果的书籍、小册子，把新思想、新材料传播给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非正式的团体，如伦敦的约翰逊博士风味咖啡厅的常客和巴黎文化沙龙的成员，在促进和保持欧洲学术和艺术生活的活力和多样性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此以后，西方世界作为整体从未热衷于建立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真理和信条，尽管其个别成员——纳粹的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曾试图这样做过。对前人为发现无所不包的真理并把这一真理强加于人而曾进行的残酷而徒劳的斗争的记忆，促使人们对多样性的不合逻辑现象听之任之。就思想和信仰迥然不同的各个职业和组织而言，各行其是显然更为普遍和持久。最后，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旧制度政治和社会妥协的条件下，欧洲社会的普遍繁荣和成功使人们更容易对即使是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持宽容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思想变得异常丰富多彩。由于更细心的观察、更好的仪器、更详尽的分析，以及对地球上新地区的接触，新材料源源不断地涌现，这样，即使是对不断增加的新知识进行证实、编目和整理，欧洲知识界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事实上，这就是18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任务。在物理学方面，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卒于1827年）和法国的炮术专家们继续进行牛顿的研究课题，并把他的天体力学和地球力学用于新的现象。在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瑞典人林奈（卒于1778年）和法国人乔治·德·布丰（卒于1788年）对全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形态进行了分类和编目。在18世纪，唯独化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卒于1804年）和安托万·拉瓦锡（卒于1794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燃烧理论，拉瓦锡还系统阐述了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原则。

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运用则显然不那么成功，但是，也不乏大胆地尝试和成就。例如在历史研究中，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成果辉煌。在17世纪，学者们在杂乱无章的旧的编年史和记载的基础上，不辞辛苦地为欧洲古代和中世纪重建了相当可靠的编年体系。此外，本尼狄克派僧侣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卒于1681年）发展了鉴别旧手稿及确定其大致年代的精湛技术。正是由于这种延续至18世纪的努力，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不朽的历史巨著方能够以数以百计的学者的细节研究为基础而最终完成。

但是，当历史研究向准确性的新高峰攀登并尝试进行大胆的综合解释时，形而上学却明显地走下坡路。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怀疑获得普遍接受的知识的可能性；乔治·贝克莱主教（卒于1753年）和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重新拾起洛克已经提出的认识论的问题，指出了获得确实性的新困难。然而，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却把哲学从休谟批判所造成的绝境中拯救出来。他承认人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但却断言，对人类智识结构本身的仔细考察还是可以得到有关人类所有可能的经验对象的普遍真理。康德因此为19世纪德意志庞大的系统哲学的复兴打开了大门。这些哲学体系建立在大胆地剖析精神现象的基础之上，而康德曾刻意指出，精神对于确定实在具有积极的作用。

知识界对旧制度的挑战

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困难并没有阻止18世纪的时事评论家和自诩的哲学家以理性的名义抨击现存社会。总的说来，在这种批判气氛中，各种惯例和既定的制度处境颇为尴尬。在法国，伏尔泰（卒于1778年）坚持不懈地讽刺有组织宗教的迷信和偏执；在苏格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主张，如果人类合乎理性的自私本性不受限制，经济生产和交换会自动达到其最有效的形式。根据这种观点，旧制度下广泛实行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对全社会的福利有害而无益。

对不再相信上帝会亲自干预人类事务的人来说，所有政治权力的根据都需要做重新考虑。没有神意，神权君主制就不过是一种篡权制。结果，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代替君权神授论成为政府合法化的依据。不过，关于契约的内容却有种种大不相同的表述。托马斯·霍布斯（卒于1679年）用社会契约这一观念说明专制君主制的必要性，而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和让·雅克·卢梭（卒于1778年）二人却通过重新定义契约的条款来为革命辩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愧为一部真正的革命著作，书中提出民主和主权理论，主张只要政府不能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起义就是正义的。这些理论实际上是要把现存制度一扫而光，代之以人类社会的合理秩序。无疑，这些理论对旧制度及其漏洞百出的妥协具有彻底的破坏作用。

然而，真正坚持自己的理论，否认现存生活方式的批评家毕竟为数不多。虽说对理性和进步这种植根于人性本善的模糊信念以及世俗化的世界现在18世纪的欧洲业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但大多数人却仍然相信旧有的信仰并遵从旧有的行为方式。哪怕他们在基督教和新观念之间已发觉某些彼此不相兼容的地方，大多数人在言行上却都不再深究其逻辑后果。因此，在对制度上的非理性感到异常愤怒的大多数批评家当中，知识上的非理性仍颇为流行。

艺术的妥协

旧制度下的欧洲社会和思想的多元性也表现在艺术中。在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约翰·弥尔顿严肃凝重的史诗《失乐园》（1667年）与复辟时期淫猥下流的喜剧共存。一个世纪之后，塞缪尔·约翰逊（卒于1784年）雅致细腻的具有都市气息的散文则与罗伯特·彭斯（卒于1796年）讴歌乡村风光的诗作交相辉映。人们习惯上把欧洲文学划分为古典文学和它以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对建筑和绘画艺术史家也可区分出相继的三种风格：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和古典式。只要不死板地套用，这种划分是很有用的。但是，对丹尼尔·笛福（卒于1731年）这样的作家或荷兰画派，这种划分却毫不适用。我们应该始终记住，时髦和趣味的标准无时不变，但即使如此，我们却绝不会把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古典文学作品逐出英国的舞台，也不会把路德的《圣经》逐出德国家庭。

从表面上看，随着法国文化的声誉鹊起把“古典主义”传遍欧洲，艺术和文学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显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内聚力。法国伟大的古典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严格坚持正确性的准则，在措辞上以法兰西学院的《词典》为依据，在创作上则以“三一律”为标准。在此后几十年，法国和其他国家中的无名之辈对他们亦步亦趋，殷勤效仿。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法语成为纯文学的语言。只有英国文学保持着完全独立，同时也遵循古典文学严谨、优美和精确的规范。其作者有约瑟夫·艾迪生（卒于1719年）和亚历山大·蒲柏（卒于1744年）。不过，与这种高贵的、世界主义的自我意识的文学文化并存的还有大量风格迥异的文学——从教友派奠基人乔治·福克斯（卒于1691年）闹哄哄的梦幻，到德意志法理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卒于1694年）沉闷的学问，可谓不拘一格，多彩多姿。

在18世纪后半叶，法国古典主义的理想显然开始失去其魅力。特别是在英国和德意志，作家们开始丢开法国的模式，在古希腊遗产和本民族的以及中世纪的遗产中去寻找灵感。珀西（Percy）主教编订了《古英诗拾遗》（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1765年）民歌集，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803年去世）充满激情地呼唤从普通人的语言和感情中汲取养分以造就真正的德意志文学，可谓是这一发展的里程碑。浪漫主义又宣称，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伟大文学作品的唯一源泉，而民族的、地方的以及个人的精神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观点促进了（或仅仅是巧合）德意志文学百花盛开的春天的突然降临。在德意志文学复兴中，弗里德里希·席勒（卒于1804年）和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卒于1832年）是两个核心人物，虽然就歌德而言，浪漫主义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的千姿百态和绚丽多彩。

同样，在建筑方面，巴洛克、洛可可和古典式相继延续的风格并没有妨碍实际建造中的多姿多彩。实际上，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本身就具有自觉追新求异和出人意料的效果的趋势。因此，每个概念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结构形式。在18世纪，异国的建筑风格经常被人有意地与本国的风格并置并列。例如，一座英国式的半木质乡村房屋可能被一片“哥特式”废墟包围（由于建筑师手边没有真正的城堡图样，便按房主的规定建成），这座房屋愁眉不展地望着草地那边的一个洞穴，而这个洞穴粗糙的外表则强烈地衬托着内部精致的洛可可式的布置。也许，一座“中国式”的茶馆或印度的宝塔会使这种调皮活泼的对比更增姿色，而在附近的村庄里，茅草或石板盖顶的小屋则忠实地保持着一种不朽的、纯粹地方的建筑传统。

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安分在绘画中较少反映。绘画技巧基本上保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形式。常用的题材与旧传统一起保留下来，多半是贵族肖像、古代寓言或者宗教故事。然而，人物淡化或者干脆付之阙如的风景画却大大丰富了欧洲绘画的宝库。

在音乐方面，随着声波和音乐曲调之间的关系在18世纪早期被人们进一步了解，欧洲人开始掌握一大套新的重新改进的乐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制造了音色柔美的击弦古钢琴，它用弦固定键盘，能够演奏不同的曲调。现代小提琴则是由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卒于1737年）这样一流的制造家加以改进的。在欧洲乐坛的无数新乐器中，这两种乐器最引人注目。结果，一个乐器的新天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此，旧有的和谐原则如鱼得水，音域则因运用各种乐器的不同曲调和不同音色而得以扩大。挖掘这样一种新的复合体中内在的种种潜力，并将器乐和声乐连为一体，这项艰巨的任务占据了欧洲声乐家们18世纪剩余的时间。巴赫、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卒于1787年）、沃尔夫冈·莫扎特（卒于1791年）和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卒于1809年）等连同同时代的古典作家们都遵从种种经严密界定的规则从事创作。但是，与文学不同，此时的和谐规则尚不具限制性。和谐规则引导着作曲家和公众对新乐器及其种种组合形式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不懈的探索，并最终迎来了一个欧洲音乐的伟大时代。

旧制度中的种种不稳定因素

随着对宗教战争的记忆渐渐褪色，以及对理性与进步的信念日益增强，人们对欧洲社会无数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不能忍耐。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数十年，法国贵族对自己卑微的政治地位已深感不满，竟然带头声讨王朝的专制主义。贵族的牢骚在专业和工商业阶层迅速引起反响，这个阶层相信他们应该享有更重要的政治地位，应该身居社会的显赫之位。种种关于自由、人权、人的尊严甚至人民主权的思想激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的不满。然而，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勾结却使得变革极为困难，甚至充满危险，连改革的狂热信徒、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和英国法学界不妥协的斗士杰里米·边沁（卒于1833年）这样身份不同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思想并不是消解旧制度的唯一或主要因素。17、18世纪迅速的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更直接、更具体的作用。技术一点一滴地影响人的生活，并无重新安排社会的全面计划和预定目标。然而，一些思想家坚信正是技术的这种零星的渐进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是这种观点最理想的温床。弗朗西斯·培根（卒于1626年）和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的奠基者都认为，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会给社会带来益处，对此他们充满信心。然而，科学理论事实上只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才开始对经济生产的进程产生较大影响。在化学达到它在18世纪所缺乏的精确程度以前，抽象科学对工业技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是，理论并非真正必不可少。事实证明，讲求实效的经验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足以造成欧洲技术的巨大变化，表现为时人普遍乐于首先考虑传统的做法，然后采用一点儿新方法，试试一些不同的步骤、材料或工具等。同时，这一进程又因专业杂志记录、评介、比较和公布各项成果的新习惯而大大加快。

农业是全部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在农业中简单的改进，如系统地选种，精心饲养有特殊用途的动物，引进和推广新作物如三叶草、芜菁、土豆、玉米、棉花和西红柿等，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为犁铧及其他工具确定最佳式样的专门试验，提高了种植栽培的效率。缙绅们热心地有计划地追求耕作方法的改善：复耕除草、瓦管排水和施用人畜及其他肥料。英国在这一过程中走在了前面，因为英国的地主有条件让农业劳动者采用新方法，而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墨守成规的农民继续死抱旧皇历，接受改进的农业技术颇为迟缓。

通过同样的反复试验的过程，道路和渠道的修建获得很大进展。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远比它在农业方面的重要。法国在建设四季通行的道路和修筑连接全国主要河流的水渠灌溉系统方面走在了前面，英国只是到18世纪快结束时才开始这项工程，而欧洲其他国家（荷兰除外）则远远落在了后面。船只、货运马车的制造稳步发展，人力或马拉有轨车也开始广泛用于重型或大型材料的短途运输。

与早些时候一样，采矿业发展成为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到18世纪，英国煤矿在技术上取代了原先德意志人所占据的领导地位。随着竖井沉入更深的地底和采矿规模的扩大，对重型机械、升降机以及坑道防水泵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大大刺激了工程学方面的发明创造。对强大原动力的需要推动了蒸汽发动机的试验。结果，托马斯·纽科门的蒸汽机（1712年）第一次用煤为矿山的抽水系统提供了实用的动力。在以后几十年间，这些蒸汽机的结构不断改进，能量和体积迅速增大，用途越来越广泛。终于，在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瓦特利用流动蒸汽推动活塞，给蒸汽机的设计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6]1769年，瓦特获得这项发明的专利权。但是，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设计的多样化，随着对他的蒸汽机进行改造使之不仅仅用于抽水，这项发明的价值就大大增加了。

蒸汽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尚取决于金属正确成型的技术，因为活塞和汽缸壁只有紧紧贴合，气压才不会大量漏失。这些以及其他技术问题是在实践中而非在理论上解决的，即靠少数几个受过很少或根本未曾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有独创性的工匠和机械师解决的。毕竟工场的日常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训练，而且像蒸汽机这样的复杂机器的大规模生产，人类合作活动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其意义至少和新的发明的技术细节一样重要。先是数十名，然后很快就是数百名工人必须接受训练，才有可能制造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金属部件，这些部件最终将组合成一部发动机：这就要求在每一制造阶段精确测量并精巧地使用锉子和卡钳以锉出合适的尺寸。实际上，古代工匠个人的手和眼的技能在这里被结合起来了，其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单个人除非耗费大量时间绝难取得的结果，这种结合，本身就意味着各个部件的尺寸规格在理论上丝丝入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体系中，各个部件——阀和阀座、活塞和汽缸、轴和轴承——组装起来，就成了一部真正能工作的蒸汽机。

冶金学也获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而且还是以英国为主。在英国，由于缺乏烧制木炭的木材，钢铁生产长期难以发展。在18世纪后半叶，焦炭代替木炭作为燃料解决了钢铁工业这一难题。同时，其他方面的技术进步使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更趋一致，钢铁也不再那么昂贵，不仅用于机械制造，而且开始用于桥梁建设和建筑工程。这样，当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英格兰和苏格兰早已迅速地步入了煤和铁的时代。

然而，最壮观的技术进步却非纺织业莫属。在这个领域，一系列发明，以约翰·凯伊的飞梭（1733年）到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精纺机（1774年），使纺织机械化成为可能，从而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棉纺织业在英国是新兴工业，它没有历史悠久的手工业传统，最适宜采用这些新技术。结果，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棉布的价格开始低于印度手工织机产品的价格，甚至在印度国内也是如此。

这样，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技术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将彻底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然而，在1789年以前，叮当作响的工厂和车马川流不息的煤矿只是刚刚开始显示其改造人类社会的能量。整个说来，欧洲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甚至在大不列颠，农业仍占据着无可非议的优势地位。

*　　*　　*

不是工业革命的进步，也不是激进思想的流行，而是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欧洲旧制度的覆灭。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正如被它震撼的社会一样，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如果没有在旧制度最后几十年家喻户晓的那些激进思想的激励，这场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战争也不会那么残酷和激烈。如果它制定的法律、从事的战争以及造成的财产的再分配不是有助于解放机器的生产力，这场革命也不会有如此持久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的种种政治事件（和其先行的美国革命一起）像是一种催化剂，激发旧制度下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加快运动，并扩大其影响以至改造欧洲社会。如果没有法国翻云覆雨的政局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全部细节插曲——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法国税制的苛刻无情，贵族的桀骜不驯，民众的怨恨不满——无论是激进的思想还是技术的进步，都不会如此迅速、如此深刻地改变欧洲社会。因此，甚至在它临近灭亡的痛苦挣扎中，旧制度也充分显示了它复杂、微妙的多样性。

三、伊斯兰世界坚守阵地（公元1700—1850年）

1699年的《卡罗维茨条约》是伊斯兰教世界与欧洲实现军事均势的明确的转折点。根据这一条约，奥斯曼帝国把匈牙利的绝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奥地利人。仅仅在16年之前，即1683年，奥斯曼人围攻维也纳曾使西方大为惊恐。在卡罗维茨之后，奥斯曼帝国经常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年复一年，总是不能够力敌毗邻的几个欧洲帝国的军队。内乱频仍使帝国军事力量的衰弱更为严重，地方总督公然蔑视苏丹的权威，而强盗土匪成帮结队地骚扰乡村。在同一时期，另外两个穆斯林帝国也迅速走向末日。奥朗则布1707年的死亡使印度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在曾经强盛一时的莫卧儿帝国衰竭的躯体上，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以及法国势力、英国势力相互角逐。仅仅在两年之后的1709年，萨菲帝国因一次阿富汗人的起义被严重削弱。在此后20年，帝国内部一片混乱，突厥人、俄罗斯人、阿富汗人和乌兹别克人争抢着前萨菲帝国的各部领土，互不示弱。伊斯兰教世界心脏地区的政治混乱肯定给经济繁荣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欧洲纺织品及其他工厂制造品的销售量日益增加，似乎要挤垮穆斯林城市世代相袭的手工业。不过，欧洲因低廉的机器制成品而获得的压倒性经济优势只是到了19世纪才最终来临，而到了1830年前后，这种优势已经毋庸置疑，也只是在这一时间之后，穆斯林城市生活的传统结构才最后坍圮。但在整个18世纪，在欧洲人的猛烈进攻面前，穆斯林的经济（非洲边缘地区和非洲东南部一些边远岛屿除外），如同穆斯林的政治一样，无时无处不在退缩甚至崩溃。

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伊斯兰世界对这一灭顶之灾毫无防备。直到17世纪结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斗争持续不衰，局势一直是对穆斯林的事业有利。安拉的信徒们已经如愿以偿，他们的先知已经宣称，对异教徒战争的胜利是神恩的明白无误的证据。因此，在18世纪初期形成的历史潮流的突然逆转，尽管是那么明白清楚，却使穆斯林们陷入绝望和难解的困惑之中。安拉已把他们抛弃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为什么呢？不管这些忠实信徒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弊病，怎能想象上帝会宠爱基督教的坏蛋和不信上帝者呢？

在1699年以前，穆斯林历史上并非没有过政治灾难，但过去的灾难总是转瞬即逝。甚至在蒙古人入侵伊拉克并摧毁阿拔斯哈里发领地后，紧接着的还是可汗对这种真正信仰的皈依，以及穆斯林在四面八方的扩张重新开始。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对18世纪灾难的普遍反应是一种耐心的等待，等待风暴过去，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对过去的忠诚。

然而，当风暴滞留不去时，两种对抗性的反应开始在穆斯林各个社会占上风。一方面，改革者们认为，伊斯兰教在几个世纪中已经严重腐败了。特别是，由于泛神论神秘主义把对圣人的崇拜和尊敬注入了伊斯兰教，纯粹的一神教已经被污染了。由此，只有热烈而坚决地重新确认原始宗教质朴的教义，正如穆罕默德本人所教导的那样，才能再次得到安拉的宠爱，从而把世界放回它本来的轨道上去。最重要的一次这样的运动发源于阿拉伯中部，以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Muhammed ibn Abdul Wahhab，1703—1792年）的布道为滥觞。瓦哈比派的影响只是渐渐地传到阿拉伯沙漠之外，但是，直到今日，它仍不失为穆斯林面临困境时所做反应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困境是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给虔诚的信徒们造成的。

第二种反应是试图借用欧洲文明中那些似乎给欧洲带来成功的成分，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军事技术。从1716年起，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开始进行断断续续的尝试，试图按欧洲的模式改造奥斯曼军队。但是，在一个多世纪中，由于帝国近卫军和伊斯兰教学者顽固守旧，这些努力无不归于破产。矢志改革的苏丹或大臣发起的改革屡屡被发生在首都的民众大骚乱所消解，而且这种骚乱往往得到兵变的近卫军的支持。1826年，苏丹调集按欧洲方式训练的炮兵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反叛的近卫军。然而，奥斯曼帝国内部对改革的抵制仍然相当普遍且顽固不化。帝国不时地卷入国际纠纷，而国内的反叛频频爆发，再加上对欧洲国家的战争屡屡失败，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搞得苏丹们焦头烂额，再无精力来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在奥斯曼帝国的王位上，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斗志旺盛、不可抗拒的强硬君主。结果，改革总是劳而无功。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去仿效欧洲军事技术以求自救。在波斯，取代萨菲王朝的篡位者则苦于其政权朝不保夕，不得不维持一种保守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响应改革的人也寥寥无几。广大穆斯林处于固守传统的状态，无论在心智上和实际中都不能应付欧洲的军事文化优势造成的新形势。盲目的守旧主义顽固地附着在正在消亡的社会秩序的腐朽界标上，直到19世纪末，仍然阻挡着伊斯兰世界的进步。

（一）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基督教徒的起义

奥斯曼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无数的裂痕使改革举步维艰。在帝国的欧洲诸省，人口中的多数是基督教徒，他们对奥斯曼统治者或多或少怀有抵制情绪。在帝国的亚洲部分，阿拉伯人是人口的主体，他们与突厥人语言不通，文化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同样，城市与乡村、地主统治下的村庄与山区及边远地区的自由村庄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最后，在帝国的欧洲和亚洲各省，游牧民在人口中也占有重要比例。他们有时组成部落，有时以基本上固定的村庄为基地，总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官方的控制，享受着绝非平原上的农民们所能企望的自由。

游牧民和半游牧民长期以来便更容易加入强盗团伙，并为后者提供大量的人手。如果找到理由把劫掠变为令人尊敬的事，如果土匪首领懂得如何把布道和抢劫结合起来，土匪活动就会一呼百应，很快形成来势汹汹的武装反叛。在18世纪中期，阿拉伯的第一个瓦哈比“帝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兴起的。它迅速壮大，直到1818年被一支装备精良的埃及远征军消灭。[27]在巴尔干各国，类似的职业群体——牧羊人、赶骡人、山民——在塞尔维亚（1803—1813年）和希腊（1821—1830年）起义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这两次运动的军事领袖和最优秀的战士都来自组织起来的、为民族主义的新理想而奋斗的土匪组织。与瓦哈比运动的情形不同，这一理想的鼓吹者和导师并不是复古的狂热分子，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西方思想侵蚀、赞赏西方思想的革命者。在短时期内，外国思想的侵蚀使得领袖与群众难以志同道合，对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不利，但从长远看，沾染了西方思想却赋予了巴尔干基督教徒们的民族主义事业以更长的政治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之长，实非主张复古、主张正统遗产的伊斯兰教瓦哈比运动那样的事业所能奢望的。

然而，土匪们貌似神圣的号召力绝非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起义的唯一动因。事实上，在瓦哈比运动停止掠夺财物后，就开始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赢得支持者。只是在军事失败后，瓦哈比派才成为一种超越阿拉伯边界的强大势力。[28]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们躁动不安的原因更为复杂。单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他们就远比阿拉伯人和突厥人更容易接受欧洲思想，特别是在东正教的俄国开始在黑海向奥斯曼人挑战以后更是如此。由于俄国人自主的革命获得成功，在巴尔干各国的东正教社会中也燃起了一种类似的再生的希望。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的代理人们就分散各地，反复而有成效地传播着一种有俄国支持的在巴尔干建立一个复兴的基督教帝国的梦想。1770年，当一支俄国舰队出现在地中海时，向突厥人做最后清算的日子似乎已经来临，反叛的大火真的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燃烧起来，但很快被扑灭。

巴尔干基督教社会的内部变革同外来的刺激一起加剧了基督教徒的不满。在18世纪，商人阶级开始在希腊和塞尔维亚壮大起来。最初，巴尔干山区的赶骡人由于向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平原新定居的村庄供应小商品而生意兴隆。随着这些富于生产潜力的地区的粮食出口组织得更好，商队的运输规模也扩大了。然而，到18世纪末，航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陆地上的贩运。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年），土耳其人第一次准许俄国商船在黑海航行并通过海峡。起初，由于在这一水域航行的俄国船只和船员严重不足，驻在巴尔干各地的俄国领事便慷慨地把悬挂俄国旗帜的权利让给许多希腊人和别的基督教徒。结果，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主要航海贸易很快就被希腊人控制在手中。[29]这些商人以及为数不多的专职人员难免与西欧的种种思想有所接触，他们因此成为东正教的巴尔干社会与西欧之间虽嫌稚嫩却相当有效的媒介。正是他们而非其他任何阶层，为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起义勾画了理想前景，喊出了鼓舞人心的口号。[30]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们在反对穆斯林统治者时并没有联合起来。从17世纪晚期起，法纳尔希腊人[31]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土耳其人在与欧洲各国以及帝国中的基督教臣民交往的翻译和中间人。在一定程度上，法纳尔人的势力是在财政方面：他们中的银行家通常为土耳其帕夏出钱购买官职，以此为交换取得重要特权，如签订利润丰厚的包税合同。此外，法纳尔人家族牢牢控制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主教职权，并在18世纪中期，竭力将其权限扩大到原来独立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教会。[32]最后，从1711年起，土耳其人把对罗马尼亚诸省的统治权也交给了法纳尔人。于是，法纳尔人就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Jassy）按照被人遗忘大半的拜占庭帝国的古制建起他们的朝廷，谨慎而不露声色地做起了在博斯普鲁斯完全恢复希腊势力的美梦来。[33]不过，由于与奥斯曼政权有如此重大的利害关系，法纳尔人对是否推翻这一政权犹豫不决。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商人集团与俄国人谨慎谈判，津津乐道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34]，幻想重振古代拜占庭的雄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止步不前，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势力在1821年被摧毁。那时，希腊的起义使土耳其人怀疑所有希腊人的忠诚。[35]

法纳尔人垮台了（1821─1830年）。这为人数不多的西化的土耳其人接过希腊人原来行使的某些政府职权铺平了道路。[36]穆斯林的改革家们渴望将奥斯曼国家的改革推进到异教徒们根本不敢设想的程度。1839年，雷希德（Reshid）帕夏宣布按欧洲模式进行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西化派似乎就此已完全得势。但是，雷希德的诺言却未兑现，因为几乎没有奥斯曼官员愿意相信，实行如此激烈的有悖奥斯曼和穆斯林传统的措施有什么益处，或有什么必要。直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爆发，由于绝大部分土耳其人对任何改变都很不情愿，甚至坚决敌视，苏丹发起的改革几乎全部付之东流。

有时候，抗命不遵的地方专制君主却能打破那紧紧盖住奥斯曼社会的陈规旧习的坚冰。在这方面，他们比苏丹更成功。通过以扩张军事力量为直接目的的残暴手段，这些军事首领往往成为远比苏丹和中央政府更得力的推行欧洲化的代理人。在这些人中间，最引人注目、最有成就的一个军事冒险家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卒于1849年）。他是一个采用残暴无情的阴谋手段当上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之位的阿尔巴尼亚人。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屠杀了马穆鲁克军团，一跃成为这个省的专制君主，只是在名义上仍臣属于君士坦丁堡。他着手实行军队的欧洲化，实行政治改革，建立埃及的商品经济。他聘用了大批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为他服务，同时无情地剥削当地埃及人。他的野心不受埃及疆界的限制，又把权力之手伸向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战争，1811—1818年）、苏丹地区（1820—1822年）、克里特（1823年）和希腊（1825—1828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海军在纳瓦里诺（Navarino）摧毁了穆罕默德·阿里的舰队（1827年），打断了这一帝国建设的进程。接着，西方外交家们迫使他退兵希腊，从而保护了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1832—1833年，当穆罕默德·阿里从奥斯曼苏丹那里抢得叙利亚时，欧洲各国再次迫使他放弃胜利果实，强迫他安于做埃及和苏丹的世袭君主。[37]

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战争使欧洲对奥斯曼事务的干涉升级。因为欧洲各大国开始认识到，维持奥斯曼帝国对保持均势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对奥斯曼统治的支持为19世纪后半叶更彻底、更有成效的内部改革铺平了道路。然而，苏丹依赖外国外交和军事支持的这一事实对穆斯林内部自发的改革热情却如瓢泼凉水，因为种种改革方案显然只不过是加强欧洲对真主信徒的社会控制的工具。[38]

鉴于奥斯曼帝国恶劣的环境，苏丹的臣民们在文化上毫无建树自然并不稀奇。但在语言文学方面，重大的变革却在发生，最显眼的巧合是，在1750—1850年间，土耳其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都发展了自身的新文学语言。在18世纪，土耳其人的诗歌从波斯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尽管它也许因此变得贫乏、粗俗。土耳其的散文在阿奇夫帕夏（Akif Pasha，1787—1847年）的作品中获得新的词句和更朴素的风格。[39]自此，阿奇夫对语言的改造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文学语言的基础。

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语言经历了同样的甚至更自觉的转变过程。多塞杰伊·奥布拉多维奇（Dositej Obradovich，卒于1811年）和武克·卡拉第奇（Vuk Karadjich，卒于1864年）把黑塞哥维那农民的方言作为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基础。[40]到19世纪中期，他们的创新已经取代了建立在教会斯拉夫语基础上的旧有的文学标准。同样，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卒于1833年）创造了一种新的希腊文学语言，立意强调与古典语言的联系并把公众语言从它和意大利及土耳其文学的严重污染中净化出来。然而直到1850年，这些创新却收效甚微，原因是此类新文学并非是由塞尔维亚和希腊文化中土生土长的东西建构起来的，其原料来自西欧，特别是在德意志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民族思想。因此，在19世纪早期，这些新语言的出现与其说是地方文化成就的表现，毋宁说是对未来的憧憬。

尽管如此，到1850年时，奥斯曼社会的旧结构连同其宗教团体、职业团体、地方自治集团间的复杂的联系都无可挽回地彻底崩溃了。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使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都大为不满，而这又使得进一步的动乱不可避免。

（二）伊朗和突厥斯坦

在1736年，当萨菲王朝最终覆灭时，新的征服者纳迪尔沙（Nadir Shah，1736─1747年）取代了伊斯梅尔的继承人。在正式加冕为君主以前10年，纳迪尔沙一直是波斯王位幕后的权力人物。在那段时间，他取得的军事胜利把波斯从阿富汗人手中拯救出来。在与土耳其人进行了几场难分胜负的战争后，纳迪尔沙发动了一场对印度的声势浩大的侵略（1738—1739年）。他打败了莫卧儿的军队，并占领了德里。然后，在炎热气候的热浪侵袭下，他出人意料地把莫卧儿皇帝重新扶上王位，并在要求割让印度北面和西面全部领土后，就向北班师回朝了。在1740年特兰索夏那（Transoxiana）的胜利战役中，纳迪尔沙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国内的频繁起义和重新开始的与土耳其人的一系列战争却使这个新帝国很快开始衰落。当他在1747年被刺杀后，他的帝国大厦便轰然倒地，分崩离析。[41]一个新的阿富汗征服者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ed Shah Durrani，1747—1773年）迅速把其中大部分碎片拼凑起来。艾哈迈德·沙的帝国从咸海向南延伸，深入印度，但它同样在其缔造者死后迅速瓦解了。不过，艾哈迈德·沙的事业在印度政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在1761年帕尼帕特（Panipat）进行的反对马拉特同盟的战争中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印度军队，使其从此一蹶不振，以致后来印度在英国人的侵略面前比以前更软弱无力。[42]

在上述两个伟大的征服者灭亡后，波斯和中亚就没有了安宁之日。政府的更迭频繁，阿富汗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种族派别战争经久不息、杳无终时。政治动乱的持续不断激起俄国在19世纪对里海和高加索地区较大规模的蚕食。到1835年，令英国人大为失望的是，甚至此地的国王本人也与俄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英国人对这种关系浮想联翩，对自己在印度的地位忧心忡忡。为了抢在俄国人前面，一支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1839年），结果却在弹尽粮绝时被狼狈地赶了回去。英国的第二次讨伐志在复仇，所以在把阿富汗首都付之一炬（1842年）后就撤退了。

总的说来，直到1850年以前，波斯和突厥斯坦古老的好战传统几乎一直没有改变。但是，马背上的野蛮人无论多么暴烈英勇，也不再是按欧洲或中国方式组织装备的军队的对手。结果，中国从东面，俄国从北边，英国从南方，不可抗拒地挡住了穆斯林骑兵原有的行动路线。现在，仅靠补贴一些资金或提供弹药便足以扶植或摧毁地方上的王公，而且随着欧洲制成品占领了更大的市场，本土的工匠和商人很快失去了立足之地。经济衰退使原来尚存的任何依靠本地力量建立稳定政治统治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于是，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旧式社会，尽管与欧洲遥遥相隔，却如同地理上更为接近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根本无力应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停滞甚至彻底倒退与政治、经济的衰弱结伴而行。[43]

（三）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分裂

甚至在奥朗则布皇帝（1658─1707年）统治时期，接连不断的起义已经开始使莫卧儿的势力大为削弱。在孟买东南山区，由西瓦吉（Shivaji，1680年逝世）率领的一队马拉特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劫掠和游击骚扰活动，对此，甚至皇帝的军队也束手无策。通过有意识地支持印度教反对伊斯兰教，马拉特人把各色的印度冒险家拉入了他们的队伍，最后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到18世纪中叶，他们已在印度中部所有地区建立起了一种松散的霸权，当仁不让地成为印度内部争夺摇摇欲坠的莫卧儿政权的主要力量。

奥朗则布死后（1707年），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也摆脱了莫卧儿和穆斯林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此外，反叛的莫卧儿总督们则在印度各地建立起若干独立的土邦，印度不过是这些土邦七拼八凑的混杂物。在这些土邦中，最稳定的是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它因为长期抵御毗邻的马拉特人而养成了一种整肃的风纪。最后，一批批入侵者自伊朗、阿富汗而来，和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族（Gurkha）骚扰者一起，搅得印度政局更加混乱和不可收拾。在名义上，莫卧儿帝国延续到1858年；但是，一个昏庸淫乱的皇帝往往使帝国的权力形同虚设，甚至在首都近郊都无力维持帝国的权威。

这种政治形势使在印度的欧洲贸易公司不得不日益依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和莫卧儿帝国自己的省级官员一样，当地公司的代理人逐渐获得事业上的主导权，只接受相隔遥远的巴黎和伦敦的有效领导，军事事务和商业事务同属于公司职员的权限范围。拥兵自重的印度王公们的不断侵扰和勒索，使建立堡垒增加军队以保护欧洲人的居住点成为必要。由于雇佣印度本地人比雇佣欧洲人更廉价，公司的代理人便招募本地人在他们的军队里当兵，同时用欧洲军官指挥这些人。到18世纪，甚至这种“西帕依”——按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印度土兵——用小股部队就能打败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印度军队。[44]这种情况对印度的土著王公们不无启发。他们开始雇佣欧洲冒险家，指望以此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同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在欧洲人看来，这为他们介入印度地方政治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理由。因为，一个指挥着一支印度王公的军队的法国人可能会偏向法国公司，而处于同样地位的英国人也可被指望对英国贸易拔刀相助。

法国或英国的国内公司都不急于从事这种冒险活动，因为利润可能由于野心勃勃的军事政策而受影响。显而易见的出路是让军队自给自足，即靠征服土地和征收地方税来维持军队。1749年，法国人在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克斯侯爵领导下率先施行这种政策：他们介入了一次地方斗争，并以此换得了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的一大片土地。英国人紧步法国人后尘，而1756年英法两国之间战争的爆发使这种竞争更加激烈。与法国相比，英国显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能够运送、增援英国军队，同时却阻止了法国人这样做。这种战略机动性被罗伯特·克莱武充分利用。到1757年，英国人已把他们的竞争对手从印度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孟加拉赶走。[45]1763年结束七年战争的条约确认了法国人在欧洲、美洲以及印度的失败。

英国人在印度的胜利几乎与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同时发生。在这次战役中，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马拉特人惨败于入侵的阿富汗人。他们继之而来的迅速崩溃实际上在印度造成了一个军事和政治的真空。没有任何土著军队能与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对抗，干涉印度政局的借口唾手可得。事实上，一旦公司成为一种拥有领土的主权机构，边界安全问题、防止满怀敌意的邻居王公们壮大的需要与公司职员们的贪婪交织在一起，便促成了英国所控制印度地区的迅速扩张。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继续反对对新领土的全面吞并。公众对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印度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的指责有时可能阻碍了公司的领土扩张。但是，无论是议会的反对，还是一系列旨在限制个人发印度国难财机会的行政改革，都未能阻止英国军队不断介入印度各邦事务。除了西北部以外——在那里阿富汗人和其他好战的部落对英国进行了顽强抵抗——英国的干涉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到1818年，马拉特人被彻底打败，东印度公司在整个次大陆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直接管理的也只有印度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区是通过与当地王公的结盟实施控制的。这些王公的政策受到被派遣住进他们朝廷的英国人的监督。

英国得以顺利征服印度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从来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外有阿富汗人侵扰，内有印度教徒起义，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接受英国人的保护视作一种上佳的交易。第二，穆斯林统治者得不到臣民的广泛支持，因为其中大多数是印度教徒。甚至穆斯林下层阶级对他们的统治者也并不十分忠诚，他们在反对欧洲人的斗争中袖手旁观，无所作为。

尽管如此，印度的穆斯林对他们权力和地位的丧失愤愤不平。这种不平隐蔽地反映在一种经过改革、重新注入活力的伊斯兰教上。这一宗教与瓦哈比教的形式相近，[46]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1857年土兵兵变公开表示伊斯兰教徒的不满铺平了道路。这次兵变虽一度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但却以叛乱者的失败告终，同时也带来了莫卧儿帝国及其继承者东印度公司的末日。[47]

（四）伊斯兰教在非洲和东南亚

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并没有因为穆斯林文明中心的动乱而中断。相反，在19世纪，非洲伊斯兰化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皈依，部分是贸易商和神职人员的功绩，部分则是当地征服者的功绩，后者把自己的国家建立在伊斯兰教组织机构的周围。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奴隶贸易逐渐破坏了部落生活的传统，从而为伊斯兰教向原先信仰异教的地区渗入打开了大门，丧失了旧有文化传统的人常常在伊斯兰教中找到精神和道德世界令人神往的重新组合。特别是在东非，阿拉伯瓦哈比派特有的对宗教纯洁性的狂热追求在游牧、半游牧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其他地区，允许圣徒崇拜并在许多方面与异教习俗妥协，这种不太严格的信仰形式更为普遍。[48]

在东南亚，也出现了一种教义上的对伊斯兰教原理的狂热追求。尽管与英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冲突使穆斯林们遭到种种挫折，[49]在内地和比较偏僻的岛屿上，人们仍然继续皈依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不断扩张。

四、印度教和佛教的亚洲（公元1700—1850年）

整个来说，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从11世纪起就一直处于守势：在印度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扩张咄咄逼人；在中国和日本，则有新儒家学说对外国人的仇视和恐惧。所以，当欧洲势力在亚洲崭露头角时，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已经有了抵制外来文化冲击和政治冲击的长期经历。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种抵制外来势力的先例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印度教徒部分保持着某种精神上的灵活性和感情上的活力，这一点从16世纪他们面对穆斯林的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可见一斑；而佛教徒却相反，他们退缩到一种神圣惯例的防线后面，力求尽量减少与外界人士的令人烦恼的接触。

佛教徒处处遵奉这种鸵鸟政策，但这最多不过延缓了自身的衰落。在远东，中国佛教在寺院高墙之后日益与世隔绝，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重要地位。[50]而日本的佛教影响更是江河日下，迅速跌入低俗。在东南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在那里，佛教已经成为缅甸和暹罗民族认同的护身法宝，佛教的命运也因此与这两个民族的命运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缅甸帝国雄心勃勃，与暹罗长期血战，不肯善罢甘休，双方战端在18世纪后半叶几乎连绵不断。然而，除了中国在缅甸北部进行干预的这一段插曲（1765—1770年），这些斗争几乎不为世人注意。此地自17世纪便开始采取的限制与外联系的政策成功地把欧洲人拒之门外，但这却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欧洲所有可利用的力量和资源都用于对印度的征服了。

然而，在19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步入它的鼎盛时期，英国与印度的佛教邻国的关系便揭开了新的一页。在锡兰，和英国人的冲突[51]导致了坎迪的佛教王国在1815年的灭亡。在1768到1824年期间，英国人又侵犯了暹罗的主权，他们通过与地方上的穆斯林王公签订条约，在马来亚获得了一个据点。[52]甚至缅甸帝国在1824—1825年的一次战争后，也被英国人夺走了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然而，英国实力的炫耀并未引导东南亚的佛教君主或宗教领袖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做任何重要的调整。不过，与欧洲的接触才刚刚开始，而佛教的文化传统又极端刻板，根本不容许做出调整。在1850年以前，欧洲的扩张使佛教徒像穆斯林一样在物质上受到损害，但精神上则几乎未受触动。[53]

*　　*　　*

印度尤其是孟加拉的印度教徒对欧洲攻势的反应更为灵活。无疑，大多数印度人对政权从穆斯林手中转移到基督教徒手中无动于衷，甚至在英国人直接管理下的地区的人们也是如此。在16世纪表现出来的狂热的有神论的献身精神仍然吸引着几乎所有印度教徒。种姓制度使甚至最虔诚最守戒律的教徒也能毫无困难地容忍欧洲人在印度的出现。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后要按照古老的习惯举行净化仪式，这为在易于分裂的印度教种姓中增加一个异国社团制造了充分条件。

在19世纪之前，这些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应付外国人的方法对印度教徒一直十分有用。随着奥斯曼—波斯—阿富汗势力的消沉，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兴起，在印度教徒看来，这与以前经常发生的一样，不过是这一个外来者取代另一个外来者。直到1818年，甚至更晚，欧洲在印度的影响似乎被限制在早先的入侵者所达到的相当肤浅的水平。[54]

继马拉特人的势力在1818年被英国人彻底摧毁，在莫卧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和统一的印度文化的希望全都消失了。英国官员继之而起，面临着在印度统治一个业已极大程度地扩张了的、异常杂乱的帝国的艰巨任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坚信，只有尊重甚至发扬传统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的习俗与制度，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才能控制住辽阔的印度次大陆。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通过自由主义的改革，通过给普通人比他们以前所知道的更高的法律地位，英国的统治才能巩固。保持住这块土地上的习俗，使之完整无损，这种保守的政策符合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愿望。鉴于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不稳固，这一政策便在英国内阁中占了上风，只有军事或财政方面的紧急情况才能使这种政策有所改变。

到18世纪快结束时，少数英国人开始研究印度的语言和文学，其中威廉·琼斯爵士（卒于1794年）最为突出。在19世纪早期，英国当局开始拨出公款资助这些研究，资助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教育机构对印度人的培养。不过，甚至在试图保存当地文化时，经欧洲文化传统培养陶冶出来的外国人仍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多为人熟知的东西。比如，欧洲学者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早期的印度文学作品上。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语言学试图通过研究梵文确定欧洲民族语言的最初形式，但是，这类研究却揭示出吠陀时代与当代的习俗和信仰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异。因而，倾心学术的印度教徒们感到已经无法回避如何把民众的虔诚和迷信与所谓的吠陀渊源协调一致的问题。[55]

这样，正是在灌输和复兴原初印度教的努力中，印度教需要重新改造的思想获得了有利的论据。而且，这种思想与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原则一拍即合，因为后者要求对印度的制度和习俗予以人道主义的改造。基督教传教士是改革的另一种动力，他们的人数自1813年以后迅速增加。当时，英国议会在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法令中准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印度。[56]尽管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微乎其微，但传教士是最先用印度语言传授知识、布道和出版书籍的欧洲人。他们还创办学校，学校在宗教的训导之外也讲授世俗的课题。由此，他们不但使有文化的印度人接触到基督教，而且使他们接触到更为广泛的欧洲观念和知识。

因此，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自由主义者和传教士携手并肩向印度习俗的许多方面发起了攻击。他们一致要求从法律上废除诸如寡妇殉葬（Suttee,萨蒂）这类旧习。然而，参与这一行动的并不限于英国人。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的印度教徒以加尔各答为中心，也开始呼吁对印度的法律和习俗进行改革。只是当印度人自己提出这种激进的思想时，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才在英国官员中明显占据上风。

最著名的一个印度激进分子是孟加拉的贵族拉姆·莫汉·罗易（1833年逝世）。在童年受过印度教和穆斯林学识教育的罗易，[57]以后又精通了英语并粗通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58]广博的语言素养使他得以超越分隔印度和欧洲文明的文化鸿沟，而这在以前只有少数几个欧洲的东方学学者才能做到。在放弃早年为英国人服务的官职后，罗易致力于宗教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探讨，他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三种信仰实质上包含着同样的旨意。这种思想像是一种伦理的一神教，使人联想起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唯一神教派的理论。在他的世界包容的观点中，教义的分歧和仪式程序的细节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1850年前后印度人的世界观

这样一种对宗教的重新解释显然同时向基督教和印度教的传统提出了挑战。因此，拉姆·莫汉·罗易与基督教传教士和印度教保守派都展开了论战。最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团体梵社（the Brahma Samaj），指望通过这个组织传播他的思想。尽管他的追随者寥寥无几，罗易的影响却促进了印度法律和制度的改革。他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妇殉葬的文化战役，敦促英国当局废除这一习俗，10年后英国当局实际予以废除（1829年）。他还请求英国人建立传授印度人欧洲科学和知识的学校，他也并不满足于等待官方行动。为了传播他的改革思想，他献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建立起一所所私人学校。

在某种意义上，罗易是英国化的印度上层阶级中一个孤身作战的开路先锋。在他之后，这个阶级在印度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建立的组织的直接影响一直不大，但是他的一些追随者则占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能够说服英国当局相信，英国人在道德上有义务把欧洲文明和知识带给印度各族人民。这种努力的一个伟大成就是，英国决定（1835年）建立一批政府的学校，用英语教授一整套欧洲课程。这类学校的建立以及1857年后欧洲式大学的建立，使一批批像罗易那样同时精通印度和欧洲文化传统的印度人源源不断地涌现。1844年以后，这种教育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吸引力也越来越大，英语遂成为官方语言。因此，希望得到政府雇佣的年轻的印度人现在就不得不学习英语。

然而，这些措施在1850年以后才初见成效。在此之前，只不过为欧洲和印度文化的全面交流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被紧紧束缚在古老的习俗之中，忠诚于传统信仰，对世袭种姓制度之外的世界漠不关心。[59]

五、危机四伏的远东（公元1700—1850年）

（一）中国

无论以什么样的传统尺度衡量，18世纪都可谓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随着国内政局的稳定和帝国向边疆地区的扩张，农业、贸易和人口都获得惊人的增长。和平和繁荣滋润着广泛的学术和艺术活动，使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甚至波及远在欧洲的野蛮人。只有汉唐两个帝国的鼎盛时代才能与清朝的成就争辉。

然而，正是在这一重演古代辉煌的胜利中，潜伏着传统中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倾覆的危机。当19世纪到来，中国人在早些时代高居四海蛮夷之上的制度和姿态突然在欧洲人面前失去了魔力，危机旋即演变成摧枯拉朽的风暴。不过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危机仍然主要是在国内滋生，而且清朝政体的总体格局亦与往昔政体的经历大同小异。只是在一个缓慢过程——官僚腐败丛生、农民骚乱、军队涣散等的蛀蚀之后才发展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并为传统世界的彻底覆亡铺平了道路，也只有在此时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感到欧洲文明强烈的破坏力量。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依然我行我素，与欧洲人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尚无关紧要。

康熙皇帝在其长久的在位时期（1662—1722年）卓有成效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他为继承者们留下的伟大任务就是去鞭笞和规范帝国周边的蛮夷。因此，经过一系列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国于1688年和1757年之间巩固了在西藏、蒙古和新疆的统治。继中国在中亚的最后一次胜利——粉碎卡尔梅克联盟（1757年）——之后，清政府采取了封锁西北部边疆的政策，有时甚至把边界附近的人口迁走。[60]中国的其他边疆在军事上远不如西北部边疆那般重要。通常单凭外交而不需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比如1765—1770年的清缅之战），就能够解除来自东南亚和朝鲜的威胁。这些国家绝大部分保持着对中国的纳贡关系——纳贡是称臣在礼仪上的表示。[61]在面向海洋的边疆，欧洲人的活动受到严厉的规章条例的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接触因而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地方官员的固定职责之一就是严密监视来华的欧洲人并对任何不愉快的后果负责。事实上，清政府把与欧洲商人的关系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通过签订正式条约来管理，因而责令地方官员自行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而且，由于直接卷入商业事务被认为有失一个信奉儒家学说的清朝官员的身份，甚至地方官员也在他们自己和欧洲人之间建立了一道藩篱。于是出现了一种中国商行的形式，这个商行自1720年起负责与到广州的所有欧洲船只打交道。1757年，清朝皇帝宣布广州为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正式确认了这个城市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实际享有的垄断权。[62]

直到1834年英国议会废止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专利权以前，上述安排也还运行得颇为顺利，因为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商行都从他们各自的垄断中得到了好处。当然，中国的垄断远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更为牢靠，因为在广州贸易中，后者还面临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以及英国无照经营者的竞争。有好多次，欧洲人曾试图通过扩大广州商人的圈子或打破商行的垄断，为自己取得有利的条件，但这些企图总是归于失败。于是，欧洲商人便求助于走私，以此抵消中国垄断的合法优势。1800年，中国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输入，但是没有能力实施这一禁令；此后，鸦片走私便成了大买卖。结果，在19世纪，广州贸易已丧失中国政府18世纪强加给它的合法的、受到严密控制的特征，而早期欧洲商业活动所特有的混乱失控和偶尔以暴力取胜的形式在中国沿海地区重新出现。

广州贸易对中国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是很难估价的。无疑，它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茶叶成为中国出口的独一无二的最大宗商品；不过，丝绸、漆器以及各色古玩珍品，在欧洲也有较大市场，印度棉布成为中国主要的进口货物，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中国蔓延后才有所改变。[63]主要产于印度的鸦片，第一次为欧洲商人提供了一种中国人渴望大量获得的商品。结果，欧洲为支付中国商品的铸币支出持续减少，直至贸易收支平衡转而对欧洲人有利，中国白银开始外流。随着欧洲贸易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鸦片上，中国通过扩大制成品输出可能给手工业者和商人群体带来的任何好处，也被吸食鸦片的恶习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抵消了。此外，通过各式各样的“敲诈勒索”，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利润落入了官员们的手中，这些官员总是能够把持广州的商人们，并通过他们把生产出口商品的手工业者牢牢控制住。

基督教传教士是欧洲进军中国的另一支力量。在18世纪，传教士的影响陡然下降，这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内部的争论造成的。在如何正确翻译神学词句方面，以及中国的皈依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他们祖传的习俗方面，传教士们各执一词，不肯相让。耶稣会教士从他们在中国活动之始，就认为家庭祭祀祖先的习俗和公众纪念孔子的仪式是民间的纪念活动，并不一定与基督教的信仰发生冲突。而其他传教士，特别是多明我会教士则认为，对中国习俗的这种迁就有悖于基督教的信仰。国家的分歧、个人的对立，使这种“礼仪之争”火上浇油，愈演愈烈；当争论者同时诉诸教皇和中国皇帝以求公断时，事情就更加复杂了。教皇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在1715年否决了耶稣会教士，这激起了中国皇帝的强烈愤怒，他在教皇决定的同时认可了耶稣会教士的立场。[64]

这场争论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708年，中国皇帝谕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接受耶稣会的观点，否则就离开这个国家；当恭顺的天主教徒不再能够支持这一观点时，在华的基督教会事实上是在从事违法的活动。传教士们确实继续偷偷溜进中国，他们的教徒也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基督教会却沦落到了一种秘密会社的地位。[65]从此，基督教会的传教对象几乎没有例外地是穷人和被剥夺者，形势大好时也不过是官方视而不见，形势糟糕时便会遭受官方的迫害。

尽管如此，帝国朝廷却允许耶稣会教士留在北京；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通常让他们干些诸如宫廷设计、修建喷泉、制造钟表等机械玩意儿之类的事。耶稣会教士也保留了作为天文学家和历法制定者的官职。1773年教皇解散耶稣会后，他们的职责便被谴使会承担起来。但是，任何真正的思想交流，或者任何对欧洲知识和文明的真正兴趣，在17世纪本来已如滴漏之水，少得可怜，到18世纪更成了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了。中国的文人学士对中国制度的成功异常肯定，对自身文化世界的自足深信不疑，他们不屑于为蛮夷的毛皮琐事花费时间和精力。

在欧洲，情况却相反，礼仪之争在学识精英的圈子中激起了对中国的广泛而热烈的好奇。耶稣会教士在法国深深卷入了与詹森派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论争，这样一来，有关耶稣会在中国活动合法性的问题更加尖锐。相应地，人们竭力搜寻中国的消息，但却不是为这些消息本身，而是为另有根由、另有目的的论争提供依据。然而，作为争论的副产品而渗入欧洲的中国知识却产生了重要的副作用。对中国古玩珍品的追求使洛可可艺术风格又添姿色，这一风格在1715年前后开始风行整个欧洲。德高望重的中国哲人形象对自然神论者颇具魅力，因为这些哲人的德行并不依赖于启示的宗教。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如人们的谦恭有节、礼义廉耻（利玛窦对此曾嗤之以鼻），没有世袭贵族存在，通过科举制度选官等，都与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加速发展的思想激进运动并行不悖。对伏尔泰等哲学家来说，中国成为欧洲学习的楷模。总而言之，天朝——它的儒学可被视为一种大有作为的、尽管有点儿陈旧的理性宗教模式——没有教士和世袭贵族的惠顾，不是也照样伟大、照样兴旺、照样和平安宁吗？

虽然这种对中国的偏爱源于欧洲内部学术和艺术自身的发展，但颇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不同文明的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着的那种相互厌恶、恐惧和蔑视的风气大相径庭。18世纪这些为数不多的欧洲人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中国文明，探讨它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精美优雅的文化，他们正为后人开辟一条更为宽广的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新路。他们的风貌，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待外国事务所表现出的高高在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66]

不过，中国对外国学识的这种冷漠，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遗产异常丰富这一事实中得到解释：要掌握这一遗产，往往需要耗尽文人一生的精力，而且一旦成绩优异并通过乡试和会试，所得到的报偿也确实颇为诱人。在清朝统治下，传统的学术形式继续繁荣发展，而且规模宏大。在政府的资助下，对以前知识全面的编辑、分类和总结大功告成了。这些精心编辑的原文作品和权威性的评论体现了中国学术的悠久传统，为现代中国学提供了绝大部分原始资料。

诗歌创作和论文写作仍然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这块园地继续被刻苦勤奋但才思平平的人们反复耕耘。在中国的纯文学作品中，富于想象的散文使人耳目一新，令人难忘。尽管小说创作源于底层民间，但在清朝治下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推崇。写于18世纪晚期的《红楼梦》，至今仍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67]，虽然它只是许多伟大小说中的一部。[68]

中国的绘画仍然富于创造性、工笔精细、多姿多彩。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推崇画家能够惟妙惟肖地效仿古代绘画大师的创作技法，完全不同于现代中西方学者标榜艺术家个性和独创风格的品位。不过在18世纪的中国绘画作品中，这两方面都颇有可赞美之处，但20世纪中国和西方的批评家们对此却不予青睐，他们似乎一致认为，中国艺术真正伟大的作品产生在久远的过去。[69]

一位18世纪的中国贵族

这位中国妇人聆听着长笛之音，沉浸在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之中。和同时代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相比，这里表现的生活方式显然更古老、更悠久，而且看来更为安定。在这幅画绘制之际，中国军队正在中亚节节取胜，而自唐代以来，他们还从未深入过那一地区，所以说严守古人教训和思想的努力似乎产生了最好的结果。也许，在这幅画工精巧、情感细腻的画作之中还有一丝惴惴而模糊的不安，那就是来自中国社会传统礼节的压抑，无情的批评家将这种品质称为颓废。无论是否颓废，这幅画的作者的确忠实再现了清朝时期中国文化中有节制的高贵气质。

因此，在18世纪，所有的外部表象都说明中华文明和中国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然而，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曾经造成中国以前各个朝代覆灭的同样的社会机制已经在发生作用，并在种种公众事件中表现出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日渐贫困。农村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土地的一分再分，直到灾荒来临之际，小块土地可怜的产量竟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70]其不可避免的结局是，农民陷入债务中不能自拔，抵押出去的物品也经常无力赎回。因此，土地便日益集中在绅士阶层的放贷者手中，这些人经常能够逃避一般的土地税，从而把日益增加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的剩余财产上。而正当农民群众的不满与绝望与日俱增时，官僚们日甚一日的腐败和满洲旗人因习惯在中国城市中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导致战斗力的丧失，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大为削弱。[71]

作为这种不幸状况的两种主要后果，一是人们大量吸食鸦片；二是农民揭竿而起。1774年，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爆发，而这只是一连串起义的开始，终至后来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达到顶峰。这种暴力行为使整个国家经济陷于恶化，因为政府为了进行报复性军事活动不得不增加税收，而这又转过来增加了农民的不满。

对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跌入的这种恶性循环，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出于善意而禁食鸦片、敦促官员清廉正直的敕令频频颁发，但却毫不济事；不过，同期采取的扼制危险思想的措施却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不管怎么说，政府确实在1772─1788年期间对中国的文献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凡是有毁谤满族或其祖先文字的书籍一律被付之一炬。一些在这次清洗中遭到责难的书籍似乎从此就永远消失了。[72]

在科举考试形式变化（1792年）的后面，似乎也隐伏着同样的对独立不羁的思想的恐惧。考试时，诗文的写作不但命题固定，而且格式严苛，不得越雷池半步，科举俨然成了对死记硬背、书法技能和作文循规蹈矩的考核。因为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都以准备科举考试为中心，科举考试的这些变化事实上起到了束缚中国社会领袖人物精神的作用，把他们的思想限制在政治上无害的框架内。[73]这一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结果，甚至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受教育阶层差不多每个人都继续忠于清朝府的统治。

直到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从根基上动摇这个帝国以前，政府的这种对策整个说来似乎足以在国内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支撑住帝国的躯体。社会制度似乎并无根本改造的必要，人们也似乎不无道理地期待着：仅需重申一下古代圣贤的权威先例，便足以铲除对帝国的种种威胁并挽救帝国的厄运。因此，在1839─1842年间，当为数不多的英国军舰和海军登陆部队几乎是轻而易举地突破中国人的军事防线时，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了空前的打击。

致使英国人大动干戈、耀武扬威的契机是一场有关司法权的争执；[74]但在这场争执的背后，却隐伏着双方观点的根本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无休无止的地方上的摩擦和纠纷。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原有的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和管理权。通过向所有的人打开贸易之门，英国政府试图把对华商业往来纳入欧洲国家通行的正常体系。这就意味着要废除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束缚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商业往来的全面的限制制度。正如所发生的事件表明，英国政策的这种变化可谓不合时宜，因为当时，在限制和控制对外贸易问题上，中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更强硬。1839年，一名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奉命查办鸦片走私。他雷厉风行，毫不留情。结果，英国商人和欧洲其他国家商人的至少30 000箱鸦片烟被没收。双方的不满由此加剧，而有关正当合法步骤的争论不过是战争到来的前兆。

中国在军事上的软弱无力很快就迫使朝廷按英国的条件求和。根据1842年的《南京条约》，四个新的口岸对英国贸易开放，香港也被割让给胜利者。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失时机地迅速与中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实际上还获得了比英国最初的条款更有利的条件，即为他们的国民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迫使中国皇帝公开宣布准许基督教传教士在“条约口岸”活动。

这样一些特权与中国传统以来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完全不相协调。条约中所表现出的屈辱，暴露出中国军队面对西方炮舰时的束手无策，无疑使清朝在中国人眼中威信扫地，然而在此时，却没有中国人提出改弦更张或与旧路线决裂的主张。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相信天朝竟要从外夷那里学习什么重要的东西。确实，中国人对不久以前在完全保守的清朝政策体系下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此时让他们根据新的世界现实做出调整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直到20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真正承担起重新改造社会的重任，以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75]

（二）日本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日本历史与同期中国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国军队在中亚横冲直撞时，日本则风平浪静，保持着持续的和平。当中国人口增加已超过一倍时，日本的人口却不增不减，在1730年左右甚至有所减少。最根本的是，中国文化像是一块钢板，拒绝接受来自外部的任何影响；日本文化则在国内就被种种对立的流派撕扯得七零八落，且随着从海峡那边、大洋彼岸吹过来的异族思想之风起伏。政府推行中国化政策，力图把武士变成绅士，虽不无成效，但却未能管束住放荡不羁的大众文化。与此同时，一小群身居要职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新路，企图用日本的神道教和西方的科学取代新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说，而艺术家们则忠实地表现土著的、西方的和中国的不同风格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冲突。

与德川时代之前及之后翻云覆雨、匆匆而逝的历史相比，德川家族的将军们在200多年间能够如此成功地实施严格的锁国政策并实现国内稳定，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精心之作。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日本，有各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削弱了德川家族最初几任将军为强化、捍卫自身权力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体制。然而，直至1853年，这一体制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在1867年天皇“复辟”把整个幕府机构一扫而尽之后，曾在将军麾下统治日本的军事贵族仍然继续统治、支配着这个国家。

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冲突日甚一日，这是幕府将军必须面对的种种最棘手最普遍的困难的根源。武士阶级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却依赖公认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将军要求其附庸以及半独立的“藩主”在一部分时间中居住在城市中心，这一政策无疑使上述情况雪上加霜。因为，当领主们离开他们的地产时，甚至最阔绰的大名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谷物卖给商人换钱；而且，在城市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生活的强烈诱惑下，他们很快也放纵起来。此外，正是因为德川家族的将军们胜利地结束了国内外战争，武士们越来越没有机会施展其军事才能，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奢侈无度、坐吃山空的悠闲生活。

由于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农产品价格急剧波动，地主和农民都深受其害，其不满与债务协同日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不时以骚乱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从18世纪末起，这种骚乱就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成为社会动荡加剧的重要表现。[76]武士阶级借助德川幕府的帮助，用更加狡猾的手段逃避债务：货币贬值、平抑物价、规劝节俭、节约条例、拒付债务甚至干脆没收商人的财产，但都不是很成功。[77]但纵使这些手段行之有效，其效果至多不过是转瞬云烟，因为有某种不为时人理解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在发挥作用，这种经济力量很快又把政府和武士阶级推回到在财政上依赖受鄙视的商人阶级的老路上去。

其他一些解决武士阶级贫困化的方法对未来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一些领主在自己的地产上精耕细作，进一步发展农业，还有少数领主开办矿山和新的工业企业。养蚕业的发展尤其迅速，以至于在19世纪最初25年，日本已不再依靠中国丝的进口。[78]其次，一些囊空如洗的贵族家庭有时会收养一个商人的儿子，以此增加家庭收入，从而使商人也获得了武士等级的特权和声誉。这样一来，作为德川时代法律体系前提的武士与平民的区别就不那么明显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的混淆，这一加速的进程非常普遍，形成德川幕府后期日本社会变化的主要内容。不过，这一进程开始的时间却要早得多。

高傲却贫穷的武士阶级、受压迫而愤愤不满的农民阶级、经济上富有但政治上毫无地位的商业金融寡头集团，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建构本身就有很多弊端。此外，还有被德川幕府掩盖住的来自古代的种种政治裂痕。强大的“藩主”继续占有日本的大片土地，他们的祖先就曾与德川家族进行过长期斗争，虽然德川家族最终获胜，但藩主们对此总是耿耿于怀。随着德川幕府的威势日渐衰落，这些“藩主”便成为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潜在的强大军事力量核心。到了19世纪，俄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舰只日渐频繁地光顾日本沿海，又使得对外关系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些舰只往往不顾日本的法律，在遭遇海难时或遭遇海难的借口下径直驶入日本港口，偶尔还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满足他们的要求。

此时日本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地位重要，他们强烈感到了自己国家的衰弱；为解决所发现的困难，他们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道路上探索，开出种种济世良方。官方的新儒学理论家们旨在维护现存制度，孜孜不倦地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道德惩戒，限制奢侈方法，这些就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的医治这个时代的疾病的良药；但是，对德川幕府的统治者来说，甚至他们自己开出的官方新儒学药方中也有背叛的政治陷阱：如果说对自己的上级忠诚是最高的美德，那么，又如何解释将军们对天皇的不恭呢？在政府资助下，历史研究一开始就亮出了儒学的旗帜，结果却碰到了同样的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对现有的记录不加删改，那么将军们的权力显然只能是篡夺而来。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新儒学忠实信徒们只是来依据自身的原则向现行的统治制度发出挑战。

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整个儒家学说以及官方的中国化政策。这些知识分子又分为两派，即固守本土传统派，旨在复兴和净化传统；仰慕西方文明派，提倡采纳西方的知识和技术。虽然这两派的观点似乎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但这两个阵营的人却经常发现有可能并肩携手，因为，二者所要攻克的是同一座堡垒，即克服官方儒学和中国传统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西方的医学、地理、天文学和数学不只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受到欢迎，西学还可以拿来证明迄今尚未曾受到怀疑的中国学术的缺陷。

在反对儒学的传统主义者那里，日本史及文物研究为古代日本神道教崇拜的界定和阐发提供了原始素材，据此，便可与源自中国和西方的思想相比较，而且毫不逊色。[79]由于作为天照大神后裔的皇族处于神道教的中心，这一崇拜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对将军及其臣属的忠诚转移到了远离喧嚣尘世的天皇身上。1850年以前，道地的神道教信徒为数尚少，不过至此，神道教的教义和仪式已被清晰地阐明，因而面貌一新。因此，在德川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后，神道教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最终出面取代新儒学而成为这个国家所中意的宗教了。

为了探究欧洲学术的奥秘，少数几个开拓者筚路蓝缕，付出了巨大艰辛，他们的努力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同样意义重大。语言的隔阂，再加上与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都使得这一任务的完成异常艰难。然而，仍然有人怀着满腔热情，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承担了这一重任。到18世纪末，少数日本人不仅掌握了荷兰语并通过这一语言了解了欧洲学术，还用日语出版了许多著作，在诸如医学、解剖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领域阐述了西方思想。[80]一些日本人还认识到了西方军事技术的优越性。当1842年英国人使妄自尊大的中国人蒙受羞辱时，这些人把这个显而易见的教训铭记在心。他们不像幕府将军及其僚属那样表现出恐慌和震惊，而是将其视为对自身信念的印证：很久以来，他们就认为日本绝不能够忽视这些“赤发”蛮夷的知识和艺术。现在，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三幅日本画

现代日本绘画多姿多彩的不同风格从这三幅画的强烈对比中可窥见一斑。左上方那幅是雪舟（1420—1506年）作的冬景，宛如一幅带有道地中国风格的中国风景画，不过，专家能找到他个人独具的工笔所留下的痕迹，因而这幅画带有他个人的特色。下面那幅较粗糙的农民画像出自一个18世纪卑贱的“民间”艺术家之手。尽管如此，画中充溢的赳赳气势却显示了日本农民的力量。右边是广重（1797—1858年）的令人捧腹的雅谑画，猴子捞海中之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趣的日本长臂捞月的漫画，起先是效仿中国风格，而晚近则以西方文明的方式捞月了。

对现存秩序具有如此破坏性的观念自然会遭到反对。比如，1790年，幕府发布禁令，禁止信奉除官方批准的新儒学之外的任何哲学，并监禁或处决了少数几个违禁者。不过，这些措施并不比控制经济进程的那些手段更为有效。总有个体的知识分子——有时会得到半独立的“藩主”的保护——继续探讨被禁止的学说并用以反对现行制度，同时阐发自身信奉的日本应遵循的、能更好适应现实情况的政策。因此，到了1853年，当幕府将军们颇不情愿地同意日本向西方商业开放时，一小群身处要津的日本人已经拥有了一套十分明确的、用以指导人们对日本社会进行必要改造的理论。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日本文学艺术活动的丰富多彩可谓与学术界的错综复杂并驾齐驱。源于中国不同时期的绘画风格与日本本国的以及西方的风格并存并立，有时甚至水乳交融。版画是这一时期日本艺术的最新成就，格调清新且往往带有一种浓郁的自然主义的气息。此间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创作也异常活跃，其诗风情趣盎然，多用口语体，间或夹杂着某种下流用词，令人心旌摇曳。如同17世纪一样，演员和艺伎与官方认可的更为严肃的主要从中国汲取灵感的传统艺术形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继续为诗歌和艺术带来灵感。但是，正如德川时代日本的阶级界线在19世纪已不再那么壁垒分明一样，在18世纪初期显示出来的各种迥然有别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混杂。艺术家们把源于民间和官方的不同情趣标准的要素混为一体，甚至尝试着运用完全另类的西方油画技巧。

由此可见，艺术正如同思想一样，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紧张，这种混乱和紧张隐伏在德川幕府统治表面的停滞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统治居然能够维持良久而没有立即垮台。诚然，农民是日本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稳定因素，他们虽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但却始终能够尊敬长上，而且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怪诞的新思想。可是一旦日本的大门由官方向外国人开启，这个国家便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足以充分暴露出幕府在国内的统治早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实，来自外国的压力只不过起到了一种触发作用，真正强大的还是日本国内的各种力量，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1853年之后的日本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81]

六、野蛮状态的退却（公元1700─1850年）

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迅速扩张同时意味着较为原始社会地域上的缩减和政治影响的衰落。在旧大陆，18世纪见证了游牧政治势力的最终溃败。俄国与中国从两面夹击，把这片大平原一分为二，东部属于中国，较富庶的西部归于俄国，匈牙利平原则留给了奥地利。中国1757年对卡尔梅克同盟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文明世界的军队在大平原与最后一个强大敌人的对阵。[82]

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原始野蛮的生活方式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彻底瓦解，不过，伴随着西方文明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多个边界地区的迅速扩张，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部落社会的最终覆灭显然只是个时间问题。甚至太平洋各个较小的岛屿也难逃劫难；在那里，原住民的社会被捕鲸人、干椰肉商人和传教士的频频来访搅得动荡不安。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各个较大的岛屿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曾为原始社会群体在地理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避难场所；不过，即使这些地方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来自文明世界的淘金者、猎奴者自由自在地（倘若还称不上是频繁不断地）在这些密林中穿行。

截至185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成为世界上仅存的面积最大的原始地区；然而在这里，一个个文明的、半文明的社会也在蚕食鲸吞、快速推进。在苏丹地区的东端，从尼日尔河到尼罗河，再南下到东部的非洲之角，穆斯林牧人和征服者持续不断地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与此同时，建立在非洲西部雨林地带的几个半开化的黑人王国也在扩张、巩固自身的势力，其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有组织地掳掠奴隶并与海岸的欧洲商人进行多种形式的贸易。至1850年，欧洲人的政治势力开始从海岸横向推进并沿着河流深入内地，但相比幅员辽阔的非洲大陆，欧洲人的据点还显得微不足道。[83]

在东非，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北部的势力于1699年被摧毁，这是当地人的起义和位于阿拉伯南部的阿曼进行武装干涉共同造成的结果。在18世纪，一个以阿曼及桑给巴尔殖民地为基础的新的商业强国控制了非洲东部的贸易。从非洲内陆捕获的奴隶和桑给巴尔的象牙、丁香一起，成为这个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然而，自1822年以后，在英国印度洋海军优势的逼迫下，桑给巴尔苏丹不得不接受各种越来越严厉的对奴隶贸易的限制，这一来，他的政权便不再完全独立了。[84]

在非洲大陆南部，班图人战争中的同盟，如祖鲁族人同盟（从1818年起）和马塔贝勒人（the Matable）同盟（从1835年起），与讲荷兰语的殖民者（布尔人）争夺草地。荷兰人为了替他们的牲口寻找新的牧场，同时也为了逃避英国人在好望角地区的政治控制，遂于1835年开始向北大规模迁徙，进入了南非草原。在那里，他们抢先占领了几乎所有适于放牧和耕作的土地，并凭借自身的勇猛善战获得了足够多的黑人劳力。[85]

于是，非洲内陆只知原始作业的农夫和牧人发现自己被团团围住了。从各个方向，都有穆斯林、非洲和欧洲的社会群体向他们挤压过来。这些群体或者拥有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或者拥有先进的技术，或二者兼而有之。面对这样的敌人，古老的纯朴和忠诚已无济于事，只有凭借地理障碍，再加上非洲热带的多种疾病和欧洲国家间的政治纷争，原始非洲的野蛮部落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住了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这样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体现了英国工业技术变革带给世界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