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东的复兴（公元600—1000年）

一、引言

7个世纪以来，叙利亚沙漠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一线，将中东划分为分别由罗马和波斯统治的部分。这个边界被证明是非常稳定的。从公元前64年，庞培（Pompey）巩固了罗马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控制起，直到公元636年，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在雅穆克河（Yarmuk）之战大败拜占庭军队，将罗马的边界推回安纳托利亚为止。尽管这期间有无数次的战争，但是上述边界线没有出现过长久的改变。此后不久，阿拉伯军队侵占了美索不达米亚（641年），深入到埃及（642年），到651年已征服了伊朗，灭掉了萨珊王朝。

这些征服的速度令人吃惊，但更为惊人的是文化疆界持久性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引起的各民族重新聚合。孕育了人类最早文明的古代中东，一度被希腊化的浪潮所淹没，并被波斯和罗马在政治上分裂，这时再度统一了。在新的政治框架中，一种特殊的伊斯兰文化综合体很快成形了。它结合了过去1000年来在欧亚生存圈这个交叉路口相遇和混合的所有文明中汲取的因素。区域的多样性当然在这个新的穆斯林帝国中持续下来，特别是当帝国扩张至遥远的地区，如西班牙（711年）和印度的信德省（Sind，715年）也被囊括其中之时。然而，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信仰却在这个地区占据了优势。因为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这个超乎寻常的文化综合体遂被恰当地称为“伊斯兰”文明。

公元993年的《古兰经》手抄珍本

但中东政治与文化的重新统一没有完全恢复这个地区在古代曾经的更先进地位。伊斯兰文化和社会没有显著的优势，用以驱使或引诱其他文明传统的传承者，使他们调整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来应和穆斯林的模式。类似由诸多不同地区的因素混合而成的犍陀罗艺术风格或中国的佛教，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伊斯兰世界从未发生过。个人和团体或者全盘接受伊斯兰教，或者完全拒绝，没有折中的余地，没有从伊斯兰传统中采用或选择某些因素，使之适应于当地文化风格的自由。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有组织的宗教占据了中心和绝对基础的地位，不只是在伊斯兰文明中，在其主要的邻邦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斯坦（Hindustan），也是如此。文明的建设以一个在教义的发展上要求正统的宗教为中心，而正统意味着不仅要接受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还要排斥所有其他被看作危险的异端或导致异端的事物。[1]

在阿拉伯时代的头几个世纪里，宗教在欧洲、中东和印度人们的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严格限制了三大文明的相互交往。只要教义的严厉性占上风，纵使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有长期密切的商业和军事接触，它们对任何一方的文化偏好都不会产生太多的影响。比起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代，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都生活在相对隔离之中。每个民族都确信无疑，不信教者不能给真正的信徒提供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在公元1000年之后，一种较为自由的文化交流才开始在这个生存圈内再度展开。

另一方面，在远东，一种结构较松散的、不那么教条化的文化传统存留下来。在唐朝（公元618—907年）的统治下，中国达到了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最具活力和最多样化的文化繁荣。在这个时期，佛教完全融入中国的情境，并刺激了这个古老秩序中的道教和儒教的拥护者们，他们试图根据佛教的理念和实践，部分地重新解释和重新整理其所继承的学识。第二个驱动力来自大草原民族，这些人不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相反，他们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其能够把伊斯兰时代之前的波斯文化元素传播给中国。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中国的艺术和文学繁荣起来，中国对与朝鲜、日本和大草原的接壤地带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强大。

在许多方面，唐代中国的繁荣类似于笈多时代的印度。但唐代文化在其故土之外，没有像笈多时代的印度文化那样受到欢迎。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教条式和教义明确的西亚宗教筑成了中国向西扩散其生活方式的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第二个因素是，随着拜占庭丝绸业的稳定强大发展，它足以满足地中海地区的需求，因此沿丝绸之路的交往减少了。[2]然而，中国和西亚继续着商业和军事的联系，宗教偏见没有阻止中国技术的传播。比如，中国的造纸术就通过中亚战争（751年）的战俘而传到了阿拉伯人手中。

因此，伊斯兰教并没有破坏欧亚大陆文化均衡的四重特点，虽然它强化了这个均势中各成员之间的界限，并相对加大了中东部分的分量。事实上，最初的阿拉伯征服重新确定了古代划定的那条文化分界线，[3]把欧亚生存圈的平衡转变为某种全新的，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状况。复兴的中东确实如此。

在穆斯林时代的头几个世纪，欧亚大陆的文化地图经历了第二个重要变化。长久的文明民族的扩张，拓宽了在这个时期开始之时相当狭窄的文明社会地带；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欧亚大陆的所有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传播触及非常有限的地区。向南边，穆罕默德（Mohammed）使阿拉伯半岛首次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西非苏丹（Sudan）地区的黑人国家，东非沿岸的穆斯林社会，还有克什米尔、西藏、缅甸和云南的新的或近期强大起来的诸国家，拓宽了文明或半文明社会地带，几乎填充了先前对欧亚大陆主要文明交往发挥了呵护作用的所有空隙地带。但是，除了阿拉伯和西藏各自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帝国历史之外，这个生存圈南部边缘的这些新国家，以及埃塞俄比亚、努比亚和南亚印度诸王国等古老国家，在世界均势中仅处于次等地位。

然而，在北方大草原和森林地带，文明的渗透比较重要，且从长远来看更具有革命性效果。草原地带长久以来就一直是军事野蛮主义的最重要的积蓄地。从公元前18世纪起，文明社会就不断地感受到草原民族的威力。游牧民族的迫切需要一直阻碍了稳定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分化的发展，而这对文明人生活至关重要。这种限定性状况在公元600年以后并未消除，但已经有了足够的改变，能允许文明的影响以比从前更大的规模扩展到草原地带。比较大而稳定的部落联盟，诸如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Khazars）和维吾尔人（Uighurs），占据了几乎全部草原。通过抢劫分赃、勒索贡物以及和平的双边贸易等方式，这些游牧民族攫取了文明世界日益增长的物产。这类收入使得头领们能够通过给追随者适当的赏赐，来巩固他们对游牧联盟的忠诚。同时也使更广泛的游牧民族群落，对文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熟悉起来。[4]

贸易经常开辟文明世界进行渗透的更微妙的途径。特别是宗教理念和制度往往易于引起草原民族的关注。接下来便是皈依，虽然向最近地区的文明民族的主导宗教皈依不是唯一的情况，因为那可能意味着精神独立的超多丧失。于是，可萨人成了犹太教徒，维吾尔人成为摩尼教徒（Manichaeans）。[5]如此，既宣示了他们对文明社会的独立性，又获得了文明社会宗教的优势，即读写能力和政治合法性原则。这些方面既补充，又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部落习俗。

在欧洲的最西部，没有草原地带把北方森林与多瑙河以南和莱茵河以西的文明或半文明国家隔开。但是欧洲森林居民的好战性与更东方的草原民族不相上下，两者通过本质上基本相同的过程，在文明人经济体的边缘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的确，劫掠、进贡和贸易，加上文明人的榜样，这一切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与讲突厥语的草原民族相比，对上述族群的改变甚至更有实效，这是因为在森林地带有可能从事农业。通过务农，在原先未开发的落后森林地带，整套的定居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并在大约公元1000年之后开始兴盛。

因此，文明向欧亚大草原和森林地区的扩展，逐渐取代了北方的军事和经济权力轴心，为公元1000年以后突厥人和蒙古人在陆上，以及西欧人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猛烈扩张奠定了基础。

二、到公元1000年为止的伊斯兰世界

公元613年左右，贸易城市麦加的一位之前名不见经传的本地人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年）开始公然谴责其部落同胞的多神教信仰，并开始传播一种新的启示。约在此之前3年，当时已近40岁的中年男子穆罕默德，开始有了奇异难解的幻觉经历。长期的精神痛苦使他最终确信，他在幻觉中听到的是天使加百利（Gabriel）的声音，天使教导他把安拉（Allah）的意愿告知阿拉伯人。在一系列鼓舞人心而富有诗意的启示感召之后，穆罕默德服从了。少数几位同城伙伴接受了他的预言，但大多数人嘲笑他，并要求穆罕默德用奇迹来证实其使命的真实性。

这就是伊斯兰教不起眼的开端。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穆罕默德把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整合成一个全新的宗教—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效地镇压了分裂争斗，使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20年里，能够夺取拜占庭帝国若干最富裕的省份，并完全摧毁了萨珊王朝。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先知如此快速地获得这般成功，也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如此剧烈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通过其鼓舞人心的话语、自身的榜样及其为伊斯兰教建立的组织机构，穆罕默德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新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在两个世纪之内吸引了人类大部分人口，博得今天约七分之一的人类的忠诚拥护。

穆罕默德早期的传教主题简单明了。他宣称安拉是唯一的神，安拉的末日审判必将来临，且极恐怖。按照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服从安拉的意愿，是每一位人类成员必须尽的义务。

安拉被认为就是早先通过耶稣和其他犹太教先知所显现的那个神。穆罕默德在早年似乎自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会承认，他是神的最近的、最后的和最具有权威的使者。只是当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迁到麦地那（Medina，公元622年），与定居在那块绿洲上的犹太教部落有了密切的接触和冲突时，他才承认自己的假定是虚妄的。穆罕默德认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非常腐化，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启示，竟然拒绝完全的真理。他随即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宗教”的代言人，并把古代圣所克尔白（Kaaba）的建立归功于信奉亚伯拉罕宗教的人，克尔白曾是麦加商业重地之一。这样，穆罕默德使麦加和克尔白取代耶路撒冷成为新启示的中心圣地。在穆罕默德的第一个传教时期，他曾经承认耶路撒冷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神圣之地。[6]

根据穆罕默德，安拉是无所不能的世界创造者和维持者。安拉对那些承认他的存在和力量，并通过礼拜、施舍和自身洁净等礼仪，适当表示谦卑和致谢的人，是至仁至善的。像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穆罕默德宣扬描述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当这个世界接近末日时，死去的人会从坟墓中复活，所有的人将面对安拉，根据各自的功过接受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回报。

在麦加，穆罕默德的身份是一介平民。他的部落首领保护他免遭来自因传教而造成的敌人的伤害。他在公元622年迁往麦地那后，其使者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穆罕默德曾经受到彼此不和的阿拉伯农民的邀请，这些人极为需要一个外来的权威人士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即希吉拉（Hegira），后来被确定为穆斯林时代的开端。因为从那一天起，穆罕默德开始行使公共权威。信仰者的社团从此变成一个自治的和独特的政治统一体。它开始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先后改变了阿拉伯人和中东的政治和文化。

在麦地那，先知遇到了新问题。他鼓舞人心的话语越来越带有立法的特点。一种由安拉主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的轮廓渐渐地出现了，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方式。[7]伊斯兰教规的核心是祈祷，规定每天五次。祈祷是在安拉面前一种礼仪上的谦卑，由一系列规定的姿势表达，以重复的全身俯拜和念诵固定形式的颂词为高潮。此外，穆罕默德宣告了施舍，在斋月（Ramadan）从拂晓到黄昏禁食，以及到麦加（在他返回麦加之后）和克尔白圣所朝觐等义务。穆罕默德还告示禁止饮酒和进食猪肉。所有这些以及有关继承、婚姻、分配战利品、调停信徒间的争端和类似的实际性问题的规则，很快赋予了这个不大却不断发展中的穆斯林社团以一种特征和独有的内部纪律。

穆斯林的目标是像安拉所希望的那样去服侍他，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在实际中，这意味着绝对服从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军事上的成功促进了对穆罕默德的信任和服从，因为信仰者共同体很快证明了，它比以往阿拉伯人的任何敌人都强大得多。对一切外部世界无情的敌视，确保了这个新宗教社团的内部凝聚力。偶像崇拜所造成的宗教恐怖当然是这种态度形成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与穆罕默德一起从麦加迁来的信仰者共同体，在已经拥挤的麦地那绿洲上缺乏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持，这点确实赋予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以一把利刃。皈依的麦地那人虔诚的施舍，负担不起长期维持新来者的生活。因而穆罕默德把他的追随者们派往沙漠，去拦截进出往来麦加的商队。受到侵凌的麦加人严重分裂为敌对的派别，没能成功地挫败穆斯林的骚扰企图。

情势变得明朗起来。穆罕默德不能赢得麦地那的犹太殖民群体的支持，于是，他命令其信徒们把犹太农民赶出绿洲。然后，把这些人的土地分配给自己的追随者。但是，由于外来皈依者，穆斯林社团人数急剧增加，以至于上述手段完全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接下来便是在麦地那绿洲之外扩张领土。据此，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很快征服了位于麦地那以北数英里的另一个犹太人绿洲聚居地。然而，胜利的穆斯林们这次没有把犹太人逐出其土地，而是迫使他们向穆斯林社团缴纳贡赋。然后先知根据信徒的需求和功劳，将这些贡赋在他们中间分配。这个事件为后来穆斯林征服者处理与他们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属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模式。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被称作“有经人”（People of the Book），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制度，其前提是他们必须缴贡纳税。

穆罕默德的启示有神学上的简易性和立法上的特殊性，具备高度的内在说服力。对那些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转而从事农业或商业的阿拉伯人，还有那些在调整传统的部落习惯，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需求方面遇到困难的阿拉伯人，它特别具有吸引力。犹太教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基督教也都乘机渗入阿拉伯社会的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些宗教为很好地协调定居社会的需求，提供了生活规范和行为法则。但是阿拉伯人自豪地抗拒接受任何外来信仰。穆罕默德的启示，特别适合于城市生活，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并只有通过他们来传向全世界。所以，它适合了人数虽少但战略位置重要的阿拉伯人的明确需要。

对游牧的贝都因人（Bedouin）来说，新信仰在战场上的迅速成功，是一种形式不同但实力相当的说服力。穆罕默德的宗教和道德启示对游牧者而言几乎格格不入，但进攻性远征的胜利经常带来战利品的分配，这样的前景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另外，一个接一个的成功使所有人明显看到，安拉确实在庇佑穆斯林的事业。结果，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吸引差不多所有的阿拉伯人进入他们的社团，是件相对容易的事。在有些情况下靠军事行动，但更经常的是通过谈判，有时是武力威胁支持下的协商。就这样，麦加在最后一战（公元630年）之前就纳入了穆斯林的势力范围。在麦加停止抵抗后，阿拉伯其他地区也很快效仿麦加的做法。[8]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的去世引发了继承问题。只要先知活着，人们就相信他的决定反映的是安拉的意愿，不服从就等于不虔诚。但是，没有了先知联系信仰者和安拉，这个社团如何保持安拉的指引呢？幸运的是，当时的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还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所以，他们在理论之外，从实际出发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人认可穆罕默德的最早的皈依者和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艾布·伯克尔（Abu Bakr）[9]为“哈里发”（Caliph，“继承人”）。作为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取得了穆斯林社团的实际领导权。他的总政策是，在一切事情上尽可能严格坚守穆罕默德确定的先例。这就需要谨慎地运用先知讲过的话，特别是那些他本人确定源于安拉的启示的话语；因为只有谨慎地斟酌这些被牢记了的言语，才能够找到适应某种特定新情况的正确的先例。

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750年之前）

许多已经加入穆斯林社团的阿拉伯部落认为，穆罕默德之死解除了他们与其所订约的义务。对大多数游牧部落首领而言，他们立誓信仰安拉及其使者，似乎只是条约谈判中的一件寻常事而已。然而，如果不惩罚违抗之举，穆斯林社团的生存就会遭受威胁。毫无疑问，保持不间断的战争胜利，对一个原本不可靠的部落联盟的存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无论如何还没有忘记相互间溯因古老的争端。只有保证战利品稳定持续的涌入，再加上常规战役所表现出的锐气和纪律，才能够阻止部落间的冲突重新爆发。因为在穆罕默德最后的日子里，伊斯兰社团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仅极小部分的信徒仍然胸怀真正的宗教热情，或坚守某种深刻的宗教信念。

在这种混乱中，麦地那的穆罕默德追随者们把他们强烈的热情和信念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力量。这个虽规模不大但纪律严明的核心力量，再次决定性地扭转了局势，使之有利于伊斯兰教。两场艰难的战役使叛乱的阿拉伯部落又归于服从。正当阿拉伯再度统一之时，艾布·伯克尔去世了（公元634年）。

艾布·伯克尔的继承人奥马尔（Omar，也译欧麦尔）是一个精力充沛、虔诚热情、具有权威魄力的人，他在年老而温和的艾布·伯克尔统治时代就已经成为穆斯林社团的领导人物。在他的指挥下，进行了越出阿拉伯半岛之外的第一次穆斯林大征服。在穆罕默德活着的时候，曾经发动过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攻击，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然而，这个先例的目标是明确的。当阿拉伯半岛再度统一时，奥马尔号召全阿拉伯跃跃欲试的人们，以安拉的名义进攻拜占庭和萨珊的不信教者。这一次，胜利接踵而来，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叙利亚（636年）、伊拉克（637年）、美索不达米亚（641年）、埃及（642年）和波斯（651年），像成熟的果子一个一个地落入穆斯林之手。这些鲜明的证据使得最猜疑的阿拉伯人也不得不信服了安拉的伟大和力量。

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人长期以来对拜占庭和波斯的收税人严重不满，他们对这两个大帝国各自的正统宗教也进行着持续顽强的反抗。这些自然为第一次穆斯林征服的顺利进行做了铺垫。然而，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阿拉伯城市居民领导下的贝都因部落人能打败拜占庭和波斯的职业军队。确实还有其他原因。长期相互消耗的战争（606— 630年）给双方带来的一个普遍的后果，即财政上的紧张[10]和厌战情绪。拜占庭同时还在北部边界与阿瓦尔人大规模作战。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装备很差的阿拉伯军队，长途跋涉作战，以少数兵力打败了希腊人和波斯人所能招募到的最好的职业重装骑兵部队。高度的灵活性和卓越的将领指挥，对赢得胜利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非常确定的是，决定阿拉伯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全体将士无一不坚信安拉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这个信念鼓舞了士气，带来了军纪，同时又在每个胜利中得以证实。[11]

一座早期的清真寺

耶路撒冷石圆顶清真寺（Dome of Rock）坐落在所罗门神庙的原址之上。奥马尔在征服了这个城市后，即刻在此建造了一座简朴的木质清真寺。但是，照片中显示的现存建筑的基本轮廓，是由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Abdul-Malik，685—705年）命令建造的。它明显带有拜占庭的教会建筑的影响。清真寺外部平面的八角形非同寻常，尽管算不上独一无二。可是，这个建筑曾多次重修。外部的装饰砖是在16世纪时加上的，圆顶则是在15世纪的火灾后重建的。因而保留下来的也只有倭马亚王朝建筑的总体设计轮廓。

奥马尔因在644年被谋杀而早逝。下一位哈里发是奥斯曼（Othman），他是一位倭马亚（Ummayad）家族的领袖，此家族在麦加事务中长期居于突出地位。在奥马尔逝世后，人数不多的参议院聚集在一起，商议继承者问题，奥斯曼作为其中最软弱因而最不具危险性的人而被选中。奥斯曼依据古老的阿拉伯习俗，利用其权力任命同族人担任新帝国最好的职位，扩充了其家族的利益。但是，奥斯曼也在656年被谋杀。接着，穆罕默德的表兄弟和女婿阿里（Ali）竭力宣称由他继承哈里发之位。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选举阿里，所以之后进入了5年的混乱时期。阿里的主要敌人是叙利亚总督、倭马亚家族的穆阿维亚（Muawiya），他依靠的是叙利亚省的阿拉伯驻防军的忠诚。而阿里的主要军队支持者来自伊拉克。但是，双方的阿拉伯人驻防军不愿彼此交战。因而当阿里在661年被一个不满的支持者谋杀时，与穆阿维亚的争端随即告一段落。[12]穆阿维亚成了唯一幸存下来，并有权索求哈里发权位的人。他把新穆斯林帝国的首都建在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从这里一直统治到公元750年。

穆斯林的军事扩张一直持续到715年，尽管其速度不及奥马尔时代。柏柏尔人（Berber）和波斯人的皈依者及时补充了阿拉伯人的军队，帮助把穆斯林的权力向西方推进到遥远的西班牙，向东方则到达了同样遥远的特兰索夏那（Transoxiana）和信德。之后遇到了一连串挫败。在715年，突厥人进入奥克苏斯河地区，迫使穆斯林放弃这个地区达20多年。733年，法兰克人领袖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Tours）附近打败了一支穆斯林的进攻部队，穆斯林的势力退回到比利牛斯山。与这些相对小的挫折相比，更严重的是围攻拜占庭的失败。在717—718年一整年内，倭马亚的主力部队确实成功地切断了拜占庭与其内地间的通道，并威胁毁灭整个拜占庭国家。但拜占庭坚守不退，围攻被解除了，穆斯林第一次遭到真正的惨败。

到这时为止，战争胜利所带来的丰厚战利品，以及从被征服人口那里源源而来的贡赋，一直把阿拉伯人部落和个人间的争斗控制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因为那些没有能够在大马士革得到权力和地位的人，可以在边疆省份找到充足的地盘施展他们的雄心壮志。但是，一旦扩张停下来，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代起一直凝聚着穆斯林社团的平衡动力就瓦解了。派别的、部落的和地区的斗争，由于教义和教派的分歧变得复杂化和尖锐化，并以空前未有的恶性爆发和盛行起来。结果，倭马亚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王朝。

两种明显的对抗加剧了715年以后伊斯兰世界的动乱。首先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相互妒忌，两者争相宣称自己应在帝国中居于首位。其次是阿拉伯人和帝国其他民族的伊斯兰教皈依者之间的冲突。更微妙而复杂但同样重要的是宗教骚动，其焦点是，应该怎样领导信仰者社团，应该以什么原则进行统治。下面简要地评述一下每个争议性问题，这样或许可以梳理出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穆斯林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

（1）奥马尔开创了奖赏胜利的伊斯兰士兵的制度。从前所有的其他中东征服者的惯常做法是，将土地分配给个人。而奥马尔却分给士兵货币薪水，并把他们安置在许多特别的驻防城市中。这些驻防地中最重要的位于沙漠的边缘，它们或是新基地，如伊拉克的库法（Kufa）和北非的凯鲁万（Kairawan），或是旧地点，如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此政策有其明显的优点，它与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在追随者中分配战利品和贡赋的先例相符。因为薪水可以随意停发，此做法保证了中央政权对军队严密而直接地行使权威，保持了穆斯林社团的团结，使之像矗立在无信仰者大海中的一座神圣的岛屿。

奥马尔需要支付给士兵的钱来自税收，最初的征收沿袭旧的拜占庭或波斯的方法，而且征税人员通常也是原先的那些人。事实的确如此，直到几乎7世纪末期，政府管理完全保留在了非阿拉伯人手中。甚至当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宣布阿拉伯语为政府官方用语时，大多数政府官员仍继续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多数情况下，他们信奉基督教或犹太教。这些事实意味着，罗马的叙利亚和波斯的伊拉克之间的旧的分界线在穆斯林征服后依然保留了下来。两个省份间强烈的差异意识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双方内部各自的分歧又助长了这个意识。它很容易地与现在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驻防城市中的不同阿拉伯部落间长期存在的不合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导致了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倭马亚王朝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不断发生暴乱。[13]

（2）奥马尔让阿拉伯人征服者隔离居住在特别的驻防城市，这个政策突出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的区别。而且，因为某一特定部落的武士们通常由自己的首领指挥，进行集体作战，在执行驻防任务时他们通常也驻扎在同一个地点。这种在少数几个中心地的集中居住和行动，有助于维持旧的部落群体。可以确信，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政权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两种制度：承认哈里发的首要位置的阿拉伯部落酋长们的非正式联盟，从拜占庭和波斯继承来的官僚体制。阿拉伯人非同寻常的成功自然增强了部落族系长久以来培育的那种自豪感。因而，倭马亚王朝统治者没有始终如一地努力使帝国内的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相反，臣服民族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数的日益增加，反倒给阿拉伯人提出了一个难题。作为皈依者，这些人理所当然地被豁免了向非穆斯林征收的特别税，这就减少了阿拉伯驻防军所依靠的财源。此外，只要穆斯林社会的政治框架是以阿拉伯部落制度为本，外来的皈依者就不能真正适应和融入其中。这些人能够得到一个部落的保护，获得自由人或“流浪者”身份，但只有出身才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权享有完整的权力。然而，矛盾的另一面是，伊斯兰教强调所有真正信仰者的平等，因为他们在安拉眼中是相同的，在安拉面前有同等义务。

部落原则和伊斯兰教教义之间的强烈冲突显现出来。皈依者当然要求在他们已信奉的信仰的名下获得所有权力，而部落习俗却对之予以否认。只要倭马亚王朝依靠的是掌控帝国驻防军的部落酋长们的支持，哈里发就无法满足皈依者的要求。相反，政府还采取措施，防止国家财政因皈依而遭受损失。作为最后的手段，政府甚至迫使新皈依了的穆斯林纳税。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皈依者热烈地支持革命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宣称更严格地恪守先知的真正原则，可以给他们提供与阿拉伯部落人平等的地位。

（3）阿拉伯人中也不乏主张较严谨和更纯洁的伊斯兰教的人。安拉指引下的理想的社会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如先知曾经在麦地那所建立的那种。但是，随着穆斯林势力如此广泛地扩张开来，实现这样的目标不再是一件易事。完全可以做的是，收集、保存和研习先知的原话。于是，在奥斯曼时期，先知的话语被编集在一部称为《古兰经》（Koran）的集子中。穆罕默德零星的语句是按照长短排列的，所以不能明确表示出先知启示的发展过程，经文读起来也非常不连贯。[14]此外，据说这些先知的行为和非正式场合的对话是通过可靠的在场者的渠道汇集起来的，甚至还有先知的挚友的言行，它们很快就成了公认的神圣行为的无价楷模。这种专门的知识经过了仔细的筛选，力求真实准确。它解释了虔诚的穆斯林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最终成为沙里阿（Sharia），或伊斯兰教法的基础。[15]随即就演化出了一个法律专家群体乌里玛（ulema）。最初这些人主要集中在麦地那，他们随时准备为那些由不谙法律的穆斯林呈上的特别疑难案例，提供法律解答。

虔诚的穆斯林关注如何根据安拉意愿，使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穆斯林社会的生活完美无缺，此种关注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神意做决定的人们无法回避先知继承权这个老问题，也不满意基于方便和务实的解决办法，如在处理艾布·伯克尔和奥马尔哈里发继位事宜上穆斯林社团的做法。一个宗教社会需要宗教领袖，原本小小的部落首领一跃便坐到了倭马亚王朝统治者的位子，这显然完全不合乎要求。有一个学派坚持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蒂玛的后代，才拥有领导穆斯林社会所必需的神圣色彩。其他学派认为，不管是由法蒂玛还是阿里的其他妻子所传下来的，只要是阿里的后代，就有权继承哈里发尊位。另有别的派别争辩称，只有由穆斯林社团的一致同意确定的最纯洁和虔诚的人，方可被选为合法的领袖。还有许多其他的，有时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以激进的虔诚派别的形式趁机发泄。所有这些派别能达成共识的几乎只有一点，那就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是依靠军事力量篡夺权位的。维系这个王朝统治的是世袭原则，它既没有宗教的支持，也没有部落习俗的支撑。

宗教虔诚对现存政府的颠覆性非常明显，它强烈地吸引了倭马亚国家内所有不满的群体。当局若镇压这些不满，必然触怒人们的宗教感情。因而，倭马亚王朝不得不容忍宗教异见者的鼓动行为。直到744年，王位继承争端触发了10年之久的革命和内战。胜利者属于麦加另一个重要的氏族阿拔斯。[16]与第一代倭马亚王朝一样，他独断地攫取了哈里发称号。无论如何，阿拔斯王朝消除了曾企图颠覆之前的王朝统治的一些不满的根源。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阿拔斯王朝有效地破坏了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区别。战争失败这个事实使得阿拉伯人被剥夺了他们作为领薪士兵的地位。阿拔斯哈里发的主要军事支持来自伊朗东部的波斯皈依者，他们打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驻防军，证明了其古老的武士名誉传统。波斯穆斯林一直视古老的萨珊政治模式为典范。阿拔斯哈里发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在许多方面以萨珊王朝的先例来塑造自己。穆斯林首都搬迁到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他们接受华丽和礼仪的宫廷生活，哈里发本人也开始过起与外界隔离的隐居生活。所有这些取代了长老（shiek）的帐篷生活方式，而那曾经是倭马亚王朝礼仪的规范。

结果是，所有穆斯林成为一个绝对君主的同等臣民。在倭马亚王朝的后期，驻防城市里的阿拉伯人隔离做法已经开始瓦解，许多阿拉伯人通过获得财产和成为某地的地主，而冲破部落关系。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这个同化过程加速了，以至于一直以来相当小的阿拉伯征服者社团被迅速融入帝国城市的各民族之中。在这种情势下，除了在阿拉伯半岛本土的沙漠中，那种古老的贝都因人生活方式几乎像从前一样继续着，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部落忠诚传统很快消失了。在伊斯兰世界比较文明的部分，部落关系不再具有任何政治价值。而从前一直困扰着倭马亚王朝的部落间的冲突，也不再发挥关键性作用。阿拔斯政府直接以官僚体系和王室常备军为统治基础，常备军最初主要从好战的波斯贵族中招募。阿拉伯人的特权在新政权之下明显地受损，而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却从根本上赢得了他们所觊觎的一切。

阿拔斯王朝的最初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里后代的党徒，或者说什叶派的支持。[17]尽管如此，按照严格的穆斯林标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跟倭马亚哈里发同样不合法。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754—775年）不得不镇压了相当规模的什叶派叛乱。然后，曼苏尔的继任者马赫迪（al-Mahdi，775—785年）与多数虔诚的激进派达成了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临时协议。据此，马赫迪承认了乌里玛在日常生活许多方面的司法权。在这种情况下，乌里玛接受了一种讨好性的法律原则，这就是，那些正在持续努力地按照安拉的意愿塑造人类社会的人们，有资格承担社会的领导权。作为有权威的个人，乌里玛负责监理市场。这些人因其虔诚和学识而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尊敬。他们解释宗教法，并用其处理特殊案例，他们还肩负着指导公众祈祷和教育年轻人的职责。简言之，乌里玛才是先知的真正继承人。相比之下，身居宫廷的哈里发及其所有士兵、收税人和官员无关紧要。就这样，管理政府和保护社会的人选问题，被稳妥地以务实主义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而得到了解决。

从此以后，那些接受了这种妥协的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Sunnites），他们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大多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纯洁而神圣的社会的追求。一些人拒绝这种妥协，继续渴望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哈里发和他的臣民们过着麦地那时期的辉煌日子，以完全取悦安拉为己任。这种派别越来越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阿里的各支后裔上。他们坚持以他们的先辈们反对倭马亚王朝的相同立场，反对阿拔斯王朝。

尽管如此，阿拔斯王朝的头几任哈里发统治期间，建立起了一种宗教—政治力量平衡，它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起源不同的民族较自由的混合，产生了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它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宫廷中。强有力的经济勃兴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和平与秩序。商人和工匠们服务于国内富人的高雅趣味，并与欧亚大陆大多数地区开展了贸易。[18]穆斯林商人踏上了到印度和中国的经商之路，他们的足迹还深入到了北方的大草原和森林地带。基督教世界也进入了穆斯林的贸易圈，犹太人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维持了两个不同宗教世界之间的联系。

*　　*　　*

根据安拉的意愿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在政治上产生了如此重要的结果，它对文化领域的意义同样重大。激进的虔诚分子以最极端的形式对任何不直接为宗教服务的行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真理和美丽蕴含在《古兰经》之中，任何其他纯属人性的反应都会迷惑人们，使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地追求神圣。这种观念意味着排斥穆罕默德之前的所有文化成就，包括希伯来和基督教的经典，因为穆斯林认为其中包含被歪曲了的安拉的启示。如此，正统穆斯林文化的范围就变得非常有限了：研习《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及其挚友的圣训，以及《古兰经》的语言——阿拉伯语，成为唯一合法的知识追求。

历史不能像宗教虔诚所要求的那样被完全抹去。阿拉伯征服者继续珍视具有高度艺术风格的阿拉伯诗歌。这些诗篇是从异教时代传下来的，以赞颂贵族的事迹和家族为主题。在阿拔斯时代，这类主要表达贵族游牧者理想的诗歌，将波斯的宫廷传统主题结合进去，产生出一种以好战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世俗的、贵族的和高雅的阿拉伯诗歌，它们在本质上与极端虔诚的清教徒热情相抵触。一些希腊哲学和科学知识也在有限的专业人士圈中保留下来。然而，不管作为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希腊人对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的强调，对《古兰经》和圣训为唯一基础的信仰构成了长久的挑战。最后，非正统教派的虔诚和神秘主义的宽大标准，也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矛盾成分。

对安拉主宰的完美社会的幻想深深吸引了那些虔诚的穆斯林，在倭马亚时代，他们开始设法杜绝中东其他文化传统的侵入。只有极少数有学问的人相互通过口头讨论的方式决定了宗教法的原则，这些人主要聚集在麦地那。而他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则简单地遵守已经界定了的理想状态，完全忽视了那些相互争执的知识和道德体系。所有这些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都改变了。当乌里玛中的大多数人与当局达成协议时，他们承担了指导哈里发政权的大世界范围内日常生活的主要责任，因而就不能完全忽视波斯和希腊的文化遗产了。但是，极端虔诚派在对手面前只做了有限的让步。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里，四个宗教法权威体系之间存在细微末节的分歧，它们基本上都被认为是正统的，并被以固定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宗教法的法典编纂严格规范了人类生活的虔诚方式，而这个时候，学术界的穆斯林人士担负着严肃考虑希腊人的逻辑和抽象论证的职责。也是在这个时候，与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妥协，使那些文雅的波斯化的宫廷阶层不再被指责为伊斯兰教的叛徒。

这些虔诚者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做一个完人的目标。但在实际上，那些宁愿逆反地追求上流风范，或哲学—理性主义理想的人，被置于适当却受限制的社会位置上。在那里，他们可以毫无拘束地为神圣事业献身。哈里发的宫廷和以宫廷作为行为准则的上层社会，成为这些不和谐传统的堡垒。除了在非文化人阶层中保留了古老信仰的残余和迷信之外，在其他地方，穆斯林的虔诚和宗教法占据了主导地位。

穆斯林绅士很容易地调和了异教与其文化理想中的伊斯兰因素。这些人的教育核心是精通阿拉伯语言，领会其美轮美奂的精妙之处。不过，熟知《古兰经》和宗教法，也被视为上流人士应有的才识。这点突出了绅士阶层与理想的宗教虔诚阶层修养之不同。因为学识渊博的乌里玛也需要透彻地掌握阿拉伯语法和词汇，以便正确地理解《古兰经》。但是，绅士能达到的那种优美的文学风格，包括适当地了解有关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点滴知识，当然首先要了解的是异教徒的阿拉伯诗歌。这就促成了一种与原本流行的乌里玛精神相去甚远的精神状态。虽然穆罕默德明确否定禁欲主义，从不认为它是穆斯林理想的组成部分。但是，地主和廷臣们的奢侈生活，往往引诱他们忽视神圣之事。在这方面，上流社会和虔诚者标准的冲突因而只不过是一种摩擦，而并非正面交锋。

而“哲学家”又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中一些人对宗教启示持有相当保留的态度，最多把穆罕默德看作是将真理通俗化了的人。他给神学披上了艳俗的外衣，以赢得无知者的支持。同样，虔诚的信徒也极端不信任哲学家的“理性”，但认为在实际中，这些人作为占星家和医生可能有用。这些智慧才子和那些宗教态度不坚定的穆斯林，甚至还有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得到了帝国上层社会的保护。这种有利的地位便于他们在整体上将其研究和探索之成就注入穆斯林文化之中。

然而，希腊人遗产[19]的干扰性影响不可能完全隐藏起来，不造成任何伤害。像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虔诚的穆斯林也认为必须通过推理方式保卫自己的信仰。系统化的神学因而在早期伊斯兰教中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它从未赢得其在基督教的学术探讨中享有的卓越地位。大多数穆斯林信徒更愿直接相信《古兰经》和圣训的经文所表达的教义，他们不相信任何典籍文字和先例之外的神学推理。[20]

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存在着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实。尽管伊斯兰世界与其文明邻邦有着跨越穆斯林边界的经常的、比较密切的接触，它却在事实上被孤立在这些文明邻邦之外。但是，这个矛盾的原因比较明显。在各行省中，乌里玛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对宗教法、《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强调，对任何非穆斯林和不想成为穆斯林的人都没有感召力。而那些有修养的文人和哲学家阶层基本局限在宫廷中。他们起初在巴格达，后来随着哈里发政权开始瓦解（约861年之后），也有许多地方宫廷的统治者仿效哈里发，塑造他们的生活氛围。[21]但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这个才华横溢的圈子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没有影响，对基督教世界、印度斯坦或中国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于是，在外部世界看来，伊斯兰教是一个无法通融的法律—神学体系，只需全盘接受，不可部分采纳。

尽管有这些局限，阿拉伯宫廷诗歌和韵文之高雅优美，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宫廷的“哲学家”编撰的科学和哲学论文，在人类史上享有相当高的荣誉。此外，在公元9—10世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让希腊化科学和哲学的精神（以及大量相关的知识细节）保持其生命力。

不幸的是，包括《古兰经》在内的阿拉伯文学，因翻译而大为逊色。前伊斯兰时期的诗歌传统非常严格，而穆罕默德从未赞赏异教徒诗人。因而穆斯林征服没有被写成任何英雄史诗保留下来，虽然它值得享有此种赞誉。后来，在哈里发奢侈的新生活中，诗歌重新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古老的异教诗歌传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赞美爱情和红酒的优雅的抒情诗，它们反映了休闲、舒适和奢侈的社会上层的生活。到10世纪，这种“新”风格变得非常精致和复杂，韵脚自由的散文故事、论说文、颂词趋向于取代诗歌，成为深受喜爱的高雅文学作品形式。[22]

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艺术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因为在它们之后，它们的主要城市一直有居住人口，并经常被破坏和重建。然而有一点很明显，穆斯林宫殿，甚至清真寺的建筑和装饰继续以拜占庭和萨珊帝国的风格为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居住建筑中，一直存在着镶嵌和壁画，它们往往被误认为是希腊化时期的作品。对形象艺术的禁止，在这个较早的时期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守则，而不是通行的原则。从10世纪起，人物形象才开始从穆斯林艺术中消失。从整体上来看，在公元1000年，一种鲜明的穆斯林风格成为主风。[23]

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哲学直接来源于希腊人，其中混合了一些印度人的思想。接近9世纪末之时，阿拉伯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使希腊化的遗产为己所用。官方大力赞助这项工作。例如：哈里发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智慧馆”，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把大量的希腊文、波斯文（Pahlavi，巴列维文）和梵文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这项工程一直持续进行，直到大多数当时尚存的希腊哲学和科学论文，还有一些重要的梵文和叙利亚文（Syriac）文献都被译成阿拉伯文为止。初期的这些新著作仅限于对亚里士多德、盖仑或托勒密等人的权威著作的评注和科学百科全书的编纂。

但是，到9世纪末，著名学者基本是根据古代希腊化的精神，开始编写创造性的著作。印度理念，或许还有巴比伦尼亚[24]的思想和希腊化思想的融合，推动了新的发现和一些重要科学仪器的发明，比如，精确的天平、星盘和蒸馏器。在9世纪的早期，数学家花拉子密（al-Khwarizmi）成为第一位运用印度数字[25]（我们所称的“阿拉伯”数字）发展出新的计数法的人。医生拉齐（al-Razi，卒于约925年）写了一部大型的医学百科全书和许多小部头著作。他还进行了一些化学实验，它们明显地摆脱了通常情况下的炼金术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令人惊奇的是博学的法拉比（al-Farabi，卒于952年）的激进思想。他明确地否认一切形式的启示宗教，终生致力于调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

与科学或哲学相比，虔诚的穆斯林比较相信地理学和历史学。到10世纪，两者都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那个时代主要的地理学家马苏第（al-Masudi，卒于957年）收集了他本人的旅行和其他人的报告资料，写出了一部叙述性的世界地理书。塔巴里（al-Tabari，卒于923年）的世界史综述了从上帝造人到公元915年的整个世界。令现代学者感到欣慰的是，对宗教的虔诚促使塔巴里竭尽全力，保留了有关早期穆斯林时代的一些互相矛盾的传统。

这样，一种在理论上没有解决，但在实际中却行之有效的妥协就达成了。这个妥协存在于正统的乌里玛和他们的宗教法，高雅的绅士和他们的优美文学，以及哲学家和他们的理性主义探寻等关系之间。它为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文化的第一次伟大的繁荣提供了框架。然而，一心追求神圣的人发现，他们将一生完全奉献给真主的那个早期理想已经退化，它仅仅是把一部宗教法典单调乏味地应用于各项日常事务中。于是，他们自然地转而去寻求其他途径。因为穆罕默德已经明确否认了隐修制度是通向真主之路，所以，早期伊斯兰教在这方面缺乏任何现成可用的制度，无法安抚那些不想只靠遵循宗教法而过活的宗教虔诚者。另一方面，在穆斯林征服之后，基督教和佛教僧侣培育的禁欲理想在中东一直保持着活力，与之相伴的某些运动很快就在伊斯兰教内部找到了它们的位置。虽然神秘派信徒个人早在倭马亚王朝时就出现了，其组织的发展是相对后来的事情。神秘宗派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变得更为突出，他们开始把一个新的主题引入穆斯林的虔诚之中，这是一种对真主之爱的个人的、直接的感受。《古兰经》中的安拉至高无上，威严敬畏，但只是偶尔地作为人类热爱的目标，或者人类之爱者。结果，早期的穆斯林神秘派徘徊在异端的边缘，以他们的神秘体验为基础，宣称一种没有被《古兰经》经文认可的与安拉的亲密关系。

尽管如此，神秘的宗教活动符合了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并在一个封闭的法律和学术体系中，获得了与正统的教派体系同等程度的势力。这就是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Sufism）。每个神秘派教徒拥有多个弟子，而且普遍享有与安拉密切同行的“圣人”的声誉。他们中有些人死后受到崇拜。于是在伊斯兰教中，圣人的坟墓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种做法长久以来就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26]直到公元12世纪，穆斯林正统派和苏菲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因为这时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神学理论，它给个人神秘地接近真主的做法提供了空间，并被作为对《古兰经》、圣训和宗教法所确定的常规道路的一种补充。

对早期神秘派的正统性的怀疑促使苏菲派长老们与伊斯兰教的异端派别发展了密切关系。尽管有明显的分裂倾向，这些教派还是在8世纪下半叶形成了相当有凝聚力的组织。那些拒绝接受阿拔斯王朝的妥协的狂热分子和不满者，发展了一种理念，即每一代都有一种超自然的权威降临到阿里家族的某个特定成员身上。这个权威的拥有者“伊玛目”（imam）是穆斯林社会唯一合法的领袖。在究竟谁是真正的伊玛目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765年之后形成的各个什叶派支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各自承认不同的人有权得到这个尊号。

什叶派的一个极端的支系——伊斯玛仪（Isma’ilis），允许《古兰经》的寓言式解释，因而为各种偏离正统的派别敞开了大门。伊斯玛仪运动转入地下，发展出一种参加秘密信仰的等级制度。这个教派里的高层承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作为神的真理的有效启示，并且其核心成员似乎曾向人们传播过此种观点，即所有启示性宗教都是不完善的。伊斯玛仪的传教士活跃在伊斯兰世界各地。他们利用了各种不满的社会和道德因素，从而得到了蓬勃发展，很快就严重威胁了既定的社会秩序。到9世纪晚期，伊斯玛仪派的几位领袖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取得了政权。以城市工匠为主力的伊斯玛仪派的长期叛乱，大大影响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27]北非（909—972年）和埃及（968—1171年）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s），代表了伊斯玛仪派的最大成功。他们公然反抗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并在公元909年宣布自己拥有哈里发称号，因而最先打破了伊斯兰教理论上的政教合一。[28]

什叶派的另一个主要群体承认阿里的另一个支裔为真正的伊玛目世系，并更加接近正统教义。他们从未发动积极的武装叛乱。他们的伊玛目中的最后一位在873年死去，但没有留下后嗣。这些“十二伊玛目派”[29]悲痛欲绝，叹息当时的社会是如此的堕落，竟然容不得穆斯林社会的一个合法的领袖留在世上。[30]

这些教派运动无疑削弱了阿拔斯哈里发的地位。此外，8世纪中叶以后，外围地带强大的武装反叛者开始建立了若干政权，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不成立，但是在事实上却独立存在。帝国的叙利亚—伊拉克腹地到公元945年仍保持在巴格达统治下（某种程度的不稳定统治），但是巴格达政权本身却由突厥族的奴隶士兵控制着。这些人从哈里发穆塔西姆（Mutasim，833—842年在位）时起就成了哈里发政权的主要支柱。这就是当时的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它既不能迫使各教派归于正统，也无力迫使反叛者屈服。最终，波斯（945年）和突厥的（1055年）冒险家乘中央政权衰败之机，相继夺取了巴格达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其他几十个国家之间也在相互的隔阂和积怨中你争我夺，争夺着阿拔斯帝国的遗产。

但是政治上的分裂没有中断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相反，众多的宫廷中心的建立，为文人和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的被赞助的机会。同时，学术中心的分散化，哈里发宫廷作为隐居所的特权地位的丧失，均有助于人们努力把哲学、科学、文学与神学、法律、神秘主义更密切地协调起来。与此同时，来自北方大草原的突厥人给伊斯兰教注入了一种新的军事活力。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斯坦的边疆地带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此看来，在文化—宗教的和军事—政治的意义上，伊斯兰教在公元100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1]

三、基督教世界

在基督教诞生后的最初6个世纪里，它大致从其孕育地巴勒斯坦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散。向西扩张到欧洲和非洲，向东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Caucasus），向南则扩张到了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其中西向扩张的规模较大。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基督教徒广泛地改信伊斯兰教，完全改变了上述地理分布，并显示出基督教被限制在伊斯兰世界周围分散的避难区域内的趋势。事实上，基督教也确实从它最古老的中心退却了，因为只有在黎凡特的两端——阿比西尼亚高原和高加索高原，有一些同质的基督教社会免于穆斯林征服，并长久地存留下来。[32]

君士坦丁堡曾两次几乎沦陷于穆斯林军队之手。[33]假如那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欧洲基督教世界也会遭到类似的被彻底驱逐的命运。要是从地中海地区被驱逐出去的话，同质化的基督教社会就只能残存于遥远的森林和欧洲西北部零散的地方了。然而，事实上，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君士坦丁皇帝的首都的城墙被守住了。结果，欧洲基督教世界生存了下来，并在地理和文化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劲敌。

无论如何，穆斯林的进攻引起了基督教世界彻底的重新调整。直到717—718年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拜占庭一直与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进行着海上控制权的生死搏斗，但均遭失败。为了赢得海上霸权，穆斯林曾经发动了三次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此后，随着穆斯林首都迁到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放弃了进一步的海上争斗。但是，在同一时间段里，穆斯林攻入了地中海西部，把拜占庭人从其在北非的最后一个据点驱逐出去（698年），征服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和纳尔滂海湾高卢（Narbonese Gaul）的一部分（到717年）。

在基督教世界正艰难地防御穆斯林，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之时，另一股游牧移民浪潮威胁到了北方。从552年到565年，在从蒙古和阿尔泰山（Altaic）到乌拉尔山（Ural）的地区，形成了突厥人部落联盟。它把一个巨大的游牧难民部落，即欧洲史上称为阿瓦尔人的部族驱逐到了今俄罗斯南部。这个部族与当地生活的居民联合了起来。在567年阿瓦尔人侵入匈牙利平原，消灭了一个日耳曼人部落格皮德人（Gepids），迫使另一部落伦巴德人（Lombards）逃向南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阿瓦尔人骑兵到处蹂躏，深入到巴尔干半岛，多次威逼至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这些进攻引起了两个长久的种族变化。其一，伦巴德人占领了意大利（568年），他们继而把拜占庭人从半岛内地逐出。其二，讲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农民从巴尔干半岛撤退到山区或沿海避难。斯拉夫人占领了他们的地方，以一种原始的游动式农业维持生活。从技术上讲，这种方式与多利亚人约1 500年前带给希腊的生活方式没有根本区别。[34]

在中国的外交手段煽动下，突厥部落联盟的内部争吵加剧。630年以后不久就瓦解了。但是，它西部的一些成员旋即在高加索和伏尔加河（Volga）下游之间建立了几个政权。这些国家虽不大，但颇有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的部落联盟。虽然也包括一些讲其他语言的部落，但这两个联盟基本上由突厥语部落所控制。在7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可萨人大败保加尔人，迫使后者中的一些人屈服于他们的霸权；其他人则向西逃到多瑙河下游地区。在679年，保加尔人便出现在这个地区。在此后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部草原地带保持了相对稳定。[35]

拜占庭人尽其所能，在外交上充分利用可萨人作为与保加尔人和穆斯林抗衡的因素。皇帝们鼓励与可萨人进行贸易，也不鄙视与可萨公主的联姻。尽管如此，拜占庭人没能阻止西部保加尔人在其多瑙河下游平原的新家园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保加尔人及时地与所征服的斯拉夫人通婚，并采用了斯拉夫语言。结果，巴尔干半岛中部和东部分散的斯拉夫人部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机构，对他们来说这是新鲜事物。于是，相对充足的军力涌入了保加尔人国家，使之成为9—10世纪拜占庭人最强大的劲敌。

与此同时，在西欧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但不那么激烈的民族运动。克洛维（Clovis，卒于511年）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其后裔一直统治到751年。但事实上，638年后墨洛温家族（Merovingian）的当权者都是无能之辈。王族的两个支系将王国一分为二，而真正的权力落入叛乱的地方贵族手中。主要的政治肥缺是宫相职位，因为宫相操纵着还未被贵族篡夺的一切王室权力。在687年，赫里斯托尔的丕平（Pepin of Heristal）成功地得到了管理两个王族支系的宫相职位。这样，丕平在实际上重新统一了法兰克人国家。接下来，针对主要居住在前罗马帝国的高卢省的他的反对者们，丕平没收了他们的地产，将其赏赐给新近从日耳曼的莱茵地区过来的追随者。这些人就像是第二次日耳曼人入侵浪潮，因为到这个时期，高卢那些较早的法兰克人领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拉丁化了。[36]

法兰克人在高卢企图保持罗马的行政和文化传统，同时力争将菜茵地区的纯日耳曼人社会文明化。但他们的工作成效并不突出。与此同时，在不列颠群岛却进行着一种效果显著的皈依和文化传播工作。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基督教文化在6、7世纪发展到顶峰。圣科伦班（St. Columban，卒于615年）把成功的爱尔兰传教事业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扩展到欧洲大陆。他建立了三个影响广泛的修道院，它们是勃艮第（Burgundy）的吕克瑟伊（Luxeuil）、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南岸的圣高尔（St. Gall）和意大利的博比奥（Bobbio）。第二次传教浪潮在597年从罗马波及到了不列颠群岛。这年，教皇大格列高利（Gregory）派遣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到肯特（Kent）。结果，分别源自罗马和爱尔兰的两种有些差别的基督教形式，开始在不列颠争夺主教权。在644年的惠特比宗教会议上（Synod of Whitby），英格兰教会决定赞同罗马形式的基督教。此后，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各王国迅速同化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传统之中，其中也包括曾受到爱尔兰派强烈影响的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37]到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水平和宗教虔诚远远超过了高卢。

*　　*　　*

在750年后，基督教世界有一段时间没有受到外来进攻和侵入的骚扰。在东部，拜占庭人以其海上强势，切断了穆斯林的叙利亚和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结果，贸易路线转向北方。拜占庭的克里米亚（Crimean）地区的港口成为重要贸易中心，从这里顺着河流向北进入俄罗斯森林，向东越过辽阔的大草原地带，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及更远的地方。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Trebizond)成为特许进口港，它所经营的货物，或者直接从波斯湾港口运来，或者从波斯湾港口出发，经由巴格达，运到这里。阿拔斯哈里发对这个重新的调整并不反感，因为从结果来看，新的拜占庭贸易规则提高了伊拉克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它的繁荣，同时也削弱了倭马亚王朝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旧根据地。[38]

在基督教世界西部，赫里斯托尔的丕平战胜了他的对手，最终开始了建立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的进程。他的孙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在751年取得国王的称号，从而首次使他本人及其先辈拥有的权力正式合法化。矮子丕平的儿子、继承人查理曼（Charlemagne，768—814年在位）率领法兰克军队将帝国边界推进到帝国历史上最远的地方。在查理曼的时代，法兰克人的军队由农民步兵组成，并因职业骑兵而加强。他们几乎每年都出征作战。法兰克军队降服了西北部的日耳曼撒克逊人（Saxons），越过易北河，进入斯拉夫人领土，甚至毁灭了驻扎在匈牙利的阿瓦尔人营地。向南方，法兰克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将穆斯林驱回比利牛斯山以南。这些军事成功驱使查理曼直接挑战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特权，迫使罗马的教皇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加冕他为“罗马人的皇帝”。

查理曼及其先辈们把欧洲的所有日耳曼民族（斯堪的纳维亚除外）整合进基督教世界。法兰克人用武力迫使顽固的撒克逊人皈依，而圣威利布罗德（St. Willibrord，卒于738年）和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等人则努力地和平传教，把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会组织传授给了弗里西亚人（Frisians)、巴伐利亚人和图林吉亚人（Thuringians）等民族。法兰克人统治者慷慨解囊，支持这些事业。例如，他们允许将大片土地交付给新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区，用来维持它们。因而，基督教信仰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分化一道，逐渐使日耳曼人部落被更南方地区的拉丁化社会同化。[39]

因此我们看到，8世纪后半期的基督教世界因没有遭受到外来攻击而保持了相对的安全。这使得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都向欧洲内陆大步推进了。拜占庭主要通过贸易手段渗透，法兰克人则通过军事征服和宗教皈依。但是，在东部和西部，基督教世界的根据地和社会力量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充。

然而，把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构成其两半的拉丁和希腊部分之间爆发的尖锐冲突，将上述成就予以抵消。拜占庭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 717—741年在位）在726年颁布命令，禁止对基督、圣母和基督教会圣徒的圣像崇拜，从而使双方发生了直接争执。因为这个习俗已流行广泛，所以对它的干涉在国内，特别是修道院的圈子内，引起了抵抗。它也疏远了教皇和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尽管如此，拜占庭政府将这个禁令维持到787年。这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决定恢复使用圣像。后来在815年，皇帝再次支持偶像破坏派。在843年，帝国政策又一次逆转，这个争端才得以解决。[40]

就破坏偶像一事所发生的争执，从根本上改变了教皇与拜占庭的关系，且使其公开化。自从罗马帝国政府在西部的崩溃以来，教皇们经常感到自身需要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或外交支持，以反对阿里乌派的东哥特人和未开化的伦巴德人。教皇的独立性因此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到8世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出现了一个复兴的法兰克君主政权。这使得教皇们能够周旋于基督教世界的两个大国之间。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充分利用这种特殊局势，在754年访问了矮子丕平的宫廷，祝贺他成为法兰克国王，从而认可了丕平三年前篡夺的王位。丕平为报答教皇的恩惠，侵入意大利，打败了教皇的敌人伦巴德人，把从拉韦纳（Ravenna）到坎帕尼亚（Campania）的一块狭长领土奉献给了教皇。教皇利奥加冕查理曼为罗马皇帝（公元800年），使得法兰克君主和教皇的这个联盟达到了顶峰；被侮辱的拜占庭帝国对之无可奈何。[41]

*　　*　　*

但是，在查理曼死后不久，基督教世界遭受的新一轮大规模攻击，使其东、西部的不和变得不突出了。首先，是北非新兴的伊斯兰国家夺取了拜占庭对狭窄海域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的南部边缘突然出现了直接攻击。一个例子是，在827年，穆斯林海盗征服了克里特岛，其他海盗则侵入了拜占庭的西西里岛。几十年之后，罗斯（Rus）的武装商人沿俄罗斯的河流南下，挑战拜占庭在黑海的海上霸权，并在860年攻袭了君士坦丁堡。力量衰弱了的拜占庭舰队，既不能有效地抵抗罗斯人，也不能防止穆斯林海盗和冒险家袭击整个地中海沿岸。[42]

穆斯林的冒险行动扼制了拜占庭的贸易限制政策的实施，并刺激了整个北非海岸的迅速繁荣。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把黄金和奴隶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并促进了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一批重要的黑人国家的兴起。正是在拜占庭对地中海的控制被打破之后，穆斯林西班牙才进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9世纪早期，拜占庭和法兰克人国家均忙于各自内部事务，这个事实有助于解释穆斯林在海上取得的胜利。744年以后，倭马亚王朝减轻了对可萨人的压力。可萨人联盟于是得以向四周扩张。他们的军队袭击了高加索南部，攫取了俄罗斯南方的一大片界定模糊的土地，并再次掀起了游牧民向西迁移的浪潮。约在893年，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同盟者的帮助下，可萨人打败了佩彻涅格人（Pechenegs），这些人一直以来占领着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土地。佩彻涅格人逃向西方进攻马扎尔人（Magyars）。马扎尔人是一个由芬兰—回鹘—突厥人（Finno-Ugrian-Turkish）混合的部落联盟，那时可能占有俄罗斯草原中部地区；他们从属于可萨人，同时又是可萨人的盟友。遭到袭击的马扎尔人继而西逃，在895年到达欧洲草原最西端的匈牙利平原。佩彻涅格人没有追赶他们，而是留在了多瑙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43]基督教世界的这两个新邻居在广大地域上疯狂攻击和劫掠。虽然有时拜占庭人可以操纵野蛮的佩彻涅格人对抗当时已经半文明化的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但后者却乘拜占庭军事力量不稳定之机，重新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进攻（913—924年）。

对已经失去坚固防御力量的基督教世界而言，可萨人驱逐草原上的流浪者的行动带来的是危险。与此同时，第二个强有力的动乱中心在斯堪的纳维亚发展起来。从8世纪晚期开始，北欧维京海盗船员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峡湾出发，在西部基督教世界到处放火抢劫。他们的疯狂行径在9—10世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维京海盗船吃水较浅，这使得它们可以沿北欧平原的河流，航行到相当远的地方，以至于连内陆地区也难免遭到这些人的蹂躏。在东部，俄罗斯的河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斯堪的纳维亚河上的强盗很快在政治上控制了俄罗斯水路。[44]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被称为罗斯人（Rus）。他们的强力扩张不久就与东南部的可萨人发生了冲突。最后还是罗斯人占了上风。他们在第聂伯河中游建立了最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据点（862年）。大约一个世纪后，罗斯人积累了实力，攻取和抢劫了可萨人在伏尔加河上的首府（965年）。遭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可萨人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其力量。或许是因为罗斯人在这之前早已取代了可萨人，经营着北方森林地区和南方文明世界之间大量有利可图的贸易。[45]

在北欧海盗、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攻击下，加洛林国家不幸分裂了。但是拜占庭却幸存了下来。这是因为，它采纳了一种机智的外交手段，经常使它的一个敌人去反对另一个敌人；它也具有商业发展带来的坚实财力；还有小亚细亚强壮勇猛的后备兵员的支撑。在867年，一位有能力的将军登上了王位，称为巴西尔一世（Basil I），建立了马其顿王朝，拜占庭从此出现了显著的复兴。

斯拉夫人的皈依对东部基督教世界的命运产生了更为重大的意义。在863年，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德（St. Methodius）冒险进入中欧，在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的居民中传播基督教。[46]为了其工作之便，圣西里尔改写了希腊字母，使之适应当地语言的特点。于是，他们为斯拉夫人创造了文字。希腊教阶组织还准备允许运用本地语言从事宗教事务。这与罗马教会的传统不同，后者以拉丁语为礼拜仪式和行政管理的唯一法定语言。于是，当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时（865年以后），大批讲斯拉夫语的人口被带进了基督教世界，一种直接以保加利亚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言——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因应用而产生了。这样，到9世纪末，东部基督教世界具有了二重性的特点，即希腊和斯拉夫人口的结合。而基督教世界的西方长期以来就是建立在讲拉丁语和讲日耳曼语的民族的二重性的基础上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俄罗斯的斯拉夫人的皈依（989年）把基督教世界扩展到东欧的北部森林地带，并在希腊—斯拉夫混合文化中，增加了斯拉夫因素的比重。东方基督教就这样形成了。

斯拉夫皈依者一度似乎快要征服拜占庭。保加利亚的君主们接受了基督教，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帝位的渴求。相反，越是熟知拜占庭文明之高雅，他们觊觎帝位的野心也就越强烈。结果，在9世纪和10世纪，两个帝国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激烈的战争。最后，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在1014年征服和吞并了保加利亚。在10世纪，拜占庭军队还从穆斯林那里收复了叙利亚北部（968年）和亚美尼亚（1020年）。多半由于穆斯林的政治分裂，拜占庭才取得这些胜利，它并不表明拜占庭实力有多么强大。但拜占庭海军力量的有限的恢复，也使得它有能力重新征服了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不过，穆斯林和（当时的）意大利海盗、商人从未承认过拜占庭的海上霸权。

西欧比较缓慢地从9世纪的蛮族和穆斯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这个恢复过程到10世纪后半期凸显出来。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正规的王国的建立，北欧海盗的袭击减少了。这些王国继而基督教化，并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早期至少部分地文明化了。与此同时，马扎尔人在战争中被日耳曼的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决定性地击败了（955年），并在数十年后接受了基督教（1000年）。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扩张，与同时发生的基督教东正教在巴尔干内陆及其向俄罗斯方向的扩张，所有这些表明，到公元1000年，几乎全部欧洲被纳入了基督教文化圈，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波罗的海南岸相对小的区域还有非基督教的存留。在那里一种简朴的部落生活方式一直残留到13世纪。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穆斯林的压力下，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公元800年到1000年间从地中海退却了。曾经一度的古典文明中心地中海世界成了一个不为任何人独占的缓冲地带。在那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包括摩尔人和埃及人、法兰克人和希腊人）争相抢劫和相互贸易，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他们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但在放弃地中海控制权的同时，基督教世界在北方找到了它未来发展的广阔的新地盘。从长远来看，与其在南方的损失相比，北方的获得对基督教世界更重要。

古典和中世纪的贸易模式（到公元1000年以前）

到公元1000年，基督教世界从地中海的撤出在东部基督教世界表现得不明显，因为拜占庭人没有立即被完全逐出海上。尽管如此，在马其顿王朝（867—1054年）时期，社会和军事力量决定性地从沿海转向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内陆地区。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兴起了王公地主，他们基本上不服从中央政府。这些地主拥有武装侍从，以那时最好的技术和培训装备起来，即装备成了重装骑兵。这样，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就有了保卫和扩张他们的陆地边界的能力，而这是查士丁尼所未能做到的。但是，正如过去的帕提亚和萨珊王朝国家一样，这些成功也付出了代价。总的来看，帝国还不能稳定地控制社会的武装力量。例如，被称为“保加利亚人的屠夫”的巴西尔二世，在年轻时就曾两次几乎被安纳托利亚大地主有组织的武装叛乱所推翻。在他死后（1025年），中央政权被进一步削弱。其表现是，乡村和城市贵族之间不断爆发公开冲突和混战，双方都企图控制帝国政府。

因而，在马其顿王朝皇帝统治下，拜占庭的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类似于萨珊王朝伊朗的社会结构。城市和货币经济没有从拜占庭社会消失，但随着海上力量的衰败，城市发展也经历了相对的衰退；而陆军力量在整个乡村地区的分布，实际上扩大了各省贵族的权力。拜占庭社会内部结构的改变曾经推进了马其顿王朝壮观的领土扩张，因而大大增强了它的边疆防御力量。而这时，同一因素却最终变成帝国官僚政权的致命所在。

在另一半的拉丁基督教世界，正发生着更加剧烈的地理的和社会的改变。在8世纪，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沿海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取代了地中海地区，成为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最活跃的中心。英格兰的皈依，法兰克人国家的兴起，与黎凡特商业联系的断绝，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上述结果的产生。另外，欧洲造船技术的显著改善（例如，船尾柱舵），[47]使得航海者逐渐克服了对海风和潮汐的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曾经在罗马时代，使得北部海域的航行充满艰难和危险。由于上述各种改善，各地区之间的远距离商贸和往来变得容易，费用也降低了。欧洲的北部和西部开始享有优势地位，可与地中海南部曾经享有的殊荣相比。确实如此，许多向北流经欧洲平原的可航行的河流，将海上贸易大大推进到内陆地区。而这时的地中海地区可能利用的却只有尼罗河和俄罗斯的河流，它们相对可以提供某种内陆通道。

但在公元1000年以前，这些地理优势基本上还处于潜在状态。北欧仍保持着原始的经济生活，各地区的产品大致雷同，不足以提供任何坚实贸易所需的货源和市场。而且，这些航海进步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大规模的海盗活动的爆发，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是其中坚力量。然而，恰好是在这个文化萧条、政治分裂和经济落后的时期，创造出的一些技术和制度，却及时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惊人的蓬勃发展，继而赋予拉丁西方基督教世界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的或拜占庭社会的特征。这个新兴的社会秩序有三个方面值得强调：（1）农业的进步；（2）军事的进步；（3）海盗贸易的特殊作用。

（1）在罗马帝国时代，大部分北欧平原被沼泽和森林所覆盖，农夫们的耕作局限于排水性良好的坡地，特别是渗透性土壤。潮湿的大西洋气候和恶劣的低地平原排水性，使得土壤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不排水。因此，那种在古代中东和地中海的干燥气候中发展起来的耕作方法，除了在极少的有上等土壤，如白垩土和黄土的地方之外，在这里基本上不实用。排水问题最终由于使用了一种重型铧式犁而解决了。这种犁在翻犁沟时，即使在最平坦的田野上也会筑起人工的田垄和水沟，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水排出去，从而变废地为可用之地。极少数日耳曼人可能在罗马时代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重型铧式犁直到5世纪之后才被广泛使用，而到10世纪才普及开来，成为西欧农业的主要基础。[48]

尽管这种犁在北欧平原的潮湿而黏结的土壤上有明显的好处，它的最终应用还是延误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重型铧式犁同时需要四头牛（或更多的牛）拉动。而且，它在较老的欧洲农业地区常见的小面积方形地块上，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把许多牵引牲畜集中起来（还经常要重新改动田地的形状和改变土地所有权），才能保证这种改进的耕作方法的应用；而事实上，很少有农民的田中可以容下一队牲畜。因此，每当抢劫和掠夺破坏了既定的土地关系的时候，人们就愿意把他们的财物集中起来，并根据新的耕作方式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更有功效的犁，建立合作耕种制度，对他们就成了重要的事情。所以，正是在9—10世纪，当欧洲西北部被维京海盗和马扎尔人最残暴地攻击和蹂躏的时候，这种被称为“庄园式”的农耕形式获得了技术基础。很快它就使欧洲农民在过去的荒废土地上生产出了大量剩余粮食。[49]这就确定了农民们对北欧平原的牢固占领。同时，中世纪的欧洲获得了足够广泛的农业基础，用以维持众多的军事贵族和蒸蒸日上的城镇生活。[50]

对北欧平原和北部海域的征服，为西北欧洲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从发展水平上讲，西北欧在财富、实力和文化上都超过了古老的地中海文明中心。因此，西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移，不是7-10世纪政治地理的昙花一现，而是欧洲社会的一个长久特点。

（2）9—10世纪西北欧的军事进步，直接依靠的是农业剩余产品，而这是新发展起来的庄园制度运作的结果。因为正是从农民那里收来的租税，支撑了一个强大的职业武士阶层的兴起。这些武士具备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技术模式，即武装骑兵的装备和军事训练。因为最初这个阶级比较简朴，而新型农业的产量又相对较高，所以，连人口稀少和商业原始的欧洲也能维持数目相当大的骑士阶层。

这种社会模式在当时的世界上绝非新事物。伊朗大约在10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发展了类似的制度，用以在当地防御来自草原的侵略者。而我们刚刚提到，在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也有过几乎相同的发展。尽管如此，骑士阶层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在其邻邦心目中的地位。职业骑士阶级形成了包围西北欧农业社会的一层坚硬的外壳，进攻者和海盗们不久就失去了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优势。他们的劫掠也随之减少，并很快就停止了。但是，骑士团伙有时在彼此的领地上进行劫掠，这也是事实。这种地方性战争，从它在法兰西北部的发源地传遍西欧，成为封建制度的特有产物。[51]即便如此，这种地方性的骚扰也比蛮族攻击的破坏性小得多。不久以后，骑士阶级中的某些不安分守己者，就在对外的征服和冒险中找到了施展其勇武精神的机会。欧洲的扩张由此奠定了相当有效的新的军事技术基础，因为欧洲的骑士以其在整体上超出所有相邻社会的军事力量，证明了他们自己的优势。[52]

一部爱尔兰福音书

这是一部福音书，是《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中的“路加福音”。此书绘制于公元8世纪的爱尔兰。这本福音书产生于爱尔兰基督教文化最有成果的时代，即在北欧海盗袭击爱尔兰修道院前夕。之后，海盗的袭击几乎毁掉了爱尔兰修道院的所有成就。此画面充满了一系列奇妙准确的几何图案和复杂的线条，有神奇的陀螺和华丽的字体。它们如此奔放，甚至冲破了宽阔的外缘，表现了公元5— 9世纪间爱尔兰文明的脆弱和早熟。

（3）很明显，一旦原本预期的进攻目标开发出了某种手段，可以抵抗甚或战胜攻击者，海盗活动就很快丧失了其吸引力。在不能安全地以武力为主夺取财宝的时候，为了获得先前通过海盗活动获取的外国货物，贸易就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侵袭和贸易的交替运用，在历史上的确屡次发生过。[53]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即使是成功的海盗，也很难正好得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类赃物，为了方便，他们通常把剩余的赃物用来交换武器或食物等必需品。[54]

因此，随着西欧有效的地方自卫的发展，海盗船和突袭队必将被商船和运输队所取代。这其中重要的是，9世纪的海盗袭击者和10世纪的欧洲商人具有时代精神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海盗—商人经常根据当地的情况，从一个角色转换为另一个角色。然而，即使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必须慎重地进行贸易，巡回的商队仍然希望像他们的海盗祖先那样，处理自己的事务，负责自己的防卫。这些海盗-商人也倾向于把农民和地主当作陌生人。虽然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使用武力，但却转而采用欺诈手段，牺牲农民和地主的利益。最终，这类商人开始在一些便利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永久社团。他们经常靠近某个主教所在地，或者偶尔与某个修道院或领主城堡为邻。就是从这些核心地发展出了北欧城市。城市的成长主要发生在公元1000年之后，但北欧城市生活的重要的心理和机制形式，却是在海盗活动转换为贸易的混乱年代形成的。

在拜占庭、中东、印度和中国，城市居民的精神气质根本不同于西北欧这些身份改变了的海盗。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商人和工匠们主要迎合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品位，比如，政府官员、地主和统治者。他们习惯于服从上面制定的法规和税则；反过来，他们也依靠政权当局的保护。西欧商人的闯劲、冷酷和自助精神则与之大相径庭。后来西欧历史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这个事实。这是因为，与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欧洲，一旦经济和军事生存这个残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城市就成为高级文化的主要中心和维持者。

*　　*　　*

在公元1000年之前，基督教文化就像整个基督教社会一样，总的说来处于守势。他们力图保存过去的残留，很少冒险尝试任何新鲜和独特的，或者能吸引其他文明民族的东西。爱尔兰文化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在8—9世纪北欧海盗袭击者消灭了岛上的修道院之前，爱尔兰人卓有成效地将凯尔特人的口头文学传统与拉丁甚至希腊的知识结合了起来。同样地，斯堪的纳维亚在北欧海盗时代的英雄诗篇，及其基督教化的同类作品“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为现代审美观所欣赏的原始活力留下了证据。然而，这些是欧洲基督教世界文化的细枝末节。好古的拜占庭文化一贯仰慕基督教会教父，并偶尔触及异教的古典文化，还有教皇大格列高利的布道中天真的奇迹故事和迷信，这些更能从整体上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文化生活。

因而，尽管有零星的智慧火花，基督教文化在公元600—1000年间处于低潮；并由于宗教偏见，它几乎完全与伊斯兰世界隔离。而在西部，半开化的法兰克人和日益文雅的西班牙穆斯林之间文化水平的悬殊，是这种隔离的原因所在。

四、印度

7—8世纪的穆斯林扩张包围和孤立了印度人的世界，但是在实际上夺去的只有印度河下游的边缘省份信德省。751年，穆斯林在塔拉斯河（Talus River，中国史称怛逻斯）击败了唐朝军队，把兴都库什以北的中亚绿洲纳入了伊斯兰世界。此后，便在印度和中国的陆路交通中横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穆斯林的航运很快就在印度洋占据了主导地位（8世纪），[55]明显地限制了印度与东南亚的印度教—佛教殖民地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但是，虽然伊斯兰世界通过陆地和海洋，几乎包围了印度斯坦，穆斯林的势力却没有到达北方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带。那里的印度扩张没有被中断，还在继续进行中。克什米尔和孟加拉在公元600年后不久，就成为强大的国家，并发展起了源自印度的宗教和高级文化。此外，在879年，中国的农民起义军大规模地屠杀了广州的穆斯林社团。之后，穆斯林对南部海域的控制开始走向衰落；印度海上航运则相应地复兴了。但是，到那时东南亚的文化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个性，从而扼制了它与印度模式的进一步同化。

北部边疆强大国家的巩固，使得印度政治带上了一种新特点。这些新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统一北部印度平原，但每一个却都能够阻止其他国家做这件事。这种实力平衡造成了一种非常混乱和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在穆斯林对信德的最初征服完成以后（712年），在抵御穆斯林和防御边疆方面，没有再发生过严重问题。于是，印度统治者们几乎不再考虑外来压力，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内部相互间的钩心斗角。

因为印度国家的社会实体根基比较薄弱，所以整体而言，政治分裂和因此造成的长期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不大。城市繁荣起来，印度文化在笈多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印度教的复兴也持续进行着。确实如此，许多泰米尔语颂歌的作家曾经为古代印度教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只是到公元600年以后，他们才活跃起来。而他们的经典作品与神庙的礼拜仪式相融合，到10世纪晚期才编纂完成。[56]

在制度上，印度教以神庙为核心机构的特点越来越明确。就像寺院作为佛教主要中心一样，神庙为印度教徒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地方。神庙确实成为举办各种各样活动的主要中心。不仅是祭司、建筑家和艺术家，而且舞蹈家、歌唱家、教师和作家往往都喜欢聚集在神庙院内。一旦印度教神庙建起，王宫在印度文化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就似乎降到次要的地位。笈多时代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经历了一个相应的转变，宗教和诸神越来越起到首要作用。而那些曾在笈多时代呈现了巨大发展势头的非宗教学科，比如数学和天文学，到这时基本上失去了活力。[57]到10世纪，一些神庙建筑规模巨大，且非常华丽。它们的典型特征是，一个精心装饰的塔，耸立在内有神像的神殿之上。但是，附属的建筑、院落和围墙把神庙扩展为一个复合建筑群，使这种确实格外华丽的装饰财富扩展到更大的空间。

印度教神庙

上图中的神庙建于公元1000年左右。此时，神庙外部精美复杂的装饰完全掩盖了最早的简朴结构（见第385页）。其最主要的发展是，高耸于内置神像的黑暗的中央房间之上的巨塔。下图中的这座神庙的修建略早于上面那座，神塔复杂炫目的细节可以由此略见一斑。

神庙发展成为表现印度教文化的最重要场所，这可能是由于印度高级文化同化了前雅利安时代的价值观和理想而造成的。这些神庙确实发挥了它们的功效，类似于印度河流域社会组织可能起到的作用。至于苏美尔人的神庙组织所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就更不必说了，因为它可能是印度神庙和印度河流域社会组织两者的根本起源。[58]从教义来看，怛特罗（Tantrism）的兴起好像类似于返祖现象，表明远古的乡村迷信变成了文字文化的一部分。巫术的和淫荡的怛特罗崇拜活动可能直接源自新石器时代的生殖崇拜。为了把怛特罗派的做法纳入拯救之道，印度教和佛教甚至吸收了最粗野的怛特罗行为，并使之成为它们复杂理论的一部分，目的是表现印度宗教的格外宽容大度。[59]

怛特罗思想约在公元5世纪开始凸显，但在7、8世纪才充分兴盛起来。到那个时候，各种色情行为、符咒和仪式都设计出来，以控制人体和物质世界，并最终引导个人达到人与神的统一。这随即成为印度宗教信仰最突出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怛特罗派的做法，通过许诺给普通人以神奇的力量，降低了早期宗教的价值；而这种力量却是印度圣人们长期以来通过禁欲主义所追求的。但是，正如数世纪之前埃及宗教的民主精神的永存一样，这类新观念的吸引力也是不可抗拒的。随着它们的传播，寺院制度和较早时候的禁欲生活失去了其存在的大部分理由。

印度和伊斯兰教（至公元1000年）

随着印度教的广泛传播，它也迎合了最原始的村民渴望巫术的心理，从而使它本来已经十分庞杂的内容更加多样化。哲学化的神学同时变得丰富详尽，它的理论领域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巩固。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印度教哲学家是商羯罗（Shankara，活动于公元800年左右）。商羯罗在《奥义书》中寻求核心的灵感，试图将印度教的多样性归纳为一个知识体系，并把这个体系置于他那个时代多样化的民间信仰之首。商羯罗的哲学基础是不妥协的一元论，认为所有变化和多样性只不过是幻觉而已。民间崇拜被列为幻觉的表现，它们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智力较弱的人提高，以至于后者能够认识到一切表面现象背后存在的绝对之神（Absolute）。尽管有印度教哲学的其他流派与商羯罗所推崇、领衔的学派争辩，但商羯罗所定义的哲学途径从此成为印度教思想的发展主流。[60]

毫无疑问，怛特罗派和印度教哲学的发展最终破坏了佛教在印度的独立存在。怛特罗派在佛教和印度教两个宗教内部都兴盛起来，这就使得两者的区别变得模糊。而且，由于社会普遍接受怛特罗派所谓的通向超自然的捷径的理念，寺院生活因此在整体上失去了意义，[61]而备受尊崇的佛陀形象则作为毗湿奴的化身，长久以来就被纳入了印度教的众神之中。因而佛教逐渐又融合到产生它的广义的印度宗教之中，并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和教义，仅仅在印度世界的边缘，即锡兰、缅甸和中国西藏幸存下来。[62]但是在印度本土，佛教到10世纪末已变成了一个空壳。在穆斯林征服者洗劫了存留下来的寺院后，根本没人想重建它们。穆斯林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在佛教的诞生地将其根除了。[63]

7—8世纪印度宗教和文化的整体发展，系统地强化了印度教对伊斯兰教的抵抗。确凿的事实是，穆斯林先发制人，发动了对印度的进攻。他们采用了武力，同时也打起了宗教旗号，因为他们的宗教不能容忍印度人的偶像崇拜。穆斯林的行动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他们的不容忍态度通常使印度人对一切外来的东西产生敌意。然而，穆斯林文化却同样吸收了一些伊朗和希腊的文化元素，而这些因素在较早的时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的艺术和文学发展。印度教做出了防御性反应，回归本土传统，拒斥其早期文化中那些受到外来影响最明显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允许许多非常原始和古老的东西成为文字文化的一部分；也意味着，印度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外部世界表明，它是个几乎没有缝隙的整体。因为无论是最无知的村民，还是最博学的婆罗门，所有人现在都能在广泛的印度教文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非常不同的思想观念。[64]

伟大的扩张时代使笈多王朝的印度成为那个时期领先的文明社会。之后，印度在总体上转变为内向型社会，顽固保守地遵循9世纪左右形成的印度教综合体系。在富裕和多样的经济支持下，高度的艺术技巧、复杂的知识体系和充满活力的宗教感情，都继续保持繁荣。然而，长久以来的政治虚弱使得南亚次大陆成为外来征服者手边的猎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它在政治上，先是被穆斯林统治，后又被欧洲统治者控制。这些均进一步确定了这种文化上保守内省的态度，并使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成为世界均势中的一个消极被动地区，这种状况几乎一直维持到今天。[65]

来自原始民族内部的影响大大增强了穆斯林从外部给印度文明施加的压力。当一个森林部落的成员开始移居到乡村和城市等更大的社会中时，他们很容易地变成一个种姓。其他文明通常定期同化这类原始社团，而印度教却只是改变但不破坏它们。这就造成了极为多样的不同群体的风俗的长久存在，并且还被松散地结合到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之中。毫无疑问，正是印度社会的种姓原则容许了返祖的宗教理念长期存在和最终复兴，但将其表现出来的却是怛特罗派。对各地的习俗只做极小改变的原则，也确实便利了将南部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带并入印度教社会。同样又是印度教的种姓原则，在较早时期推动了印度文化模式大规模地扩张到东南亚。

然而，在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竞争中，印度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缺乏坚固的内部凝聚力的印度社会，极大地限制了能源和资源在各个领域里充分发挥作用。因而造成了印度长久的军事和政治弱势。面对外来的挑战，印度人表现出与此种特有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心理反应，即消极和退缩的态度。这是所有原始民族在突然与文明社会的混乱时期相碰撞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性。

五、中国和远东

侵入中国北部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借用了中国文明的某些外在方面，但仍然保持了其游牧民族的战争嗜好。因而，在589年新的隋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不久，中国就表现出了比以前6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隋朝按照古代儒家的模式建立起了一个负责税收的官僚机构，它支撑着一个草原作战精神和技术注入其中的军事制度。这个官僚机构的确坚不可摧，它驱动中国军队迅速向西推进。到8世纪早期，天子的臣民们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乌浒河（奥克苏斯河）以东地区发生了冲突，西进运动才停止。

统一了中国的隋朝没能享受这种巨大胜利的丰硕成果，因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即成了末代皇帝。农民不满于政府残酷征用劳力修建公共工程，穷兵黩武进攻高丽的战争的失败（612—614年）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新建立的王朝随即垮台，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但是，在618年，反叛者的一位领袖实际上获取了最高权力，建立了唐朝。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627—649年在位）首次把新建的中国政权势力推进到亚洲内陆。630年，东突厥部落联盟承认了他的宗主权；12年后，里海以东的大多数部落也仿而效之。此后不久，唐太宗巩固了对中亚绿洲的控制。668年，他的继承者终于成功地征服了高丽。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宫廷政变和突厥人的叛乱，在西藏还恰巧兴起了一个新的军事政权。这一切都暂时中断了中国实力的增长。但是在715年之后，唐玄宗（712—756年在位）统治下的唐朝政权稳固起来，并通过与突厥人的同盟，在乌浒河以外地区重挫了穆斯林。[66]在747年到749年间，中国军队在印度边界上作战，宣布了对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宗主权。接下来，在751年，穆斯林在塔拉斯河战役[67]中消灭了一支中国远征军，唐朝对中亚的控制崩溃了。同年，唐朝军队对南诏国的战争也遭失败。同时，另一个新的游牧民部落联盟契丹（Kitai）在东北边疆击溃了第三支帝国军队。有这些事件做铺垫，一场大规模军事叛乱——安史之乱在755年爆发了，它使中国陷于长达8年的瘫痪状态。[68]

唐王朝幸存了下来，不过是以突厥（回纥）军队的插手为前提的。[69]后来的唐朝皇帝继续在政治上依赖维吾尔人的友谊。他们放弃了武力控制中国边界的努力，转而靠贡品和外交的手段，保持游牧民族的安定。这个政策或许部分地反映出，随着早期游牧征服者的后裔越来越完全地适应中国定居文化，中国人的好战倾向衰退了。它也反映出唐朝晚期国内政治的虚弱。因为在755—763年安史之乱期间及其之后，中央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各省份的有效控制。各式各样的地方军阀乘机夺权，他们相互争斗，统治着各省的领地，只是偶尔尊重一下皇帝的意愿。

名义上，唐朝在907年最终灭亡。但实际上，有效的皇帝政权早已不存在了。936—960年间，中国北方遭到了新一轮的入侵，这重复了汉朝崩溃后的那种混乱状态，只是规模较小而已。再次面临蛮族征服的危险，或许对宋朝在960年后统一中国的南部和中部，是个刺激或推动。通过对官僚阶层进行道德革新，早期的宋朝皇帝能够利用忠诚的臣仆，铲除晚唐残留下来的地方军阀。然而，宋朝未能收复北方诸省，它们在明朝（1368—1644年）之前一直控制在蛮族人手中。

*　　*　　*

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的变化使唐朝早期的皇帝们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并维持了辉煌壮丽的唐朝文化。在前几个世纪中，黄河流域（包括它的一些支流）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要地。对于习惯了北方的黄土地的中国农民来说，南方草木茂盛的植被和潮湿的气候是严重的障碍。因此，即使在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展到中国南部之后，这个地区的潜在资源依然没有得到开发。但是，在公元200—600年间的动乱年代里，那些定期遭受灾难袭击的北方省份的大量难民移居南方。他们完成了清除茂盛丛林的艰辛工作，建造了至关重要的灌溉和排水渠。从他们最初聚居的河边湖畔开始，他们种植的大片稻田延展开来。到7世纪初，长江流域不但能维持大量人口，还生产出很多粮食剩余。

在这之前的大约1000年当中，在黄河流域就进行着一项同样庞大的土地开垦工程。它把以前分散的肥沃地块合并成一个单一的灌溉网。的确如此，正是这些中国农民持之以恒的艰辛劳作，为秦汉的统治者奠定了农业基础，并提供了他们的帝国存在的经济理由。若要在整个黄河流域保证这种复杂的灌溉工程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的管理。与前几个朝代不同，隋唐统治者有两个基地，一个在黄河流域；另一个，也是生产率较高的那个，在长江流域。

有效地利用南方新的剩余产品，要求有一个充分发展的内陆运输系统。因此，隋唐皇帝挖掘了许多大运河，其中最重要的是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征用的农民劳工有数百万人，于611年完成。从此，可以把大量的稻米和其他货物用船运送到帝国在北方的首都——长安和洛阳。谷仓在方便的地方建立起来，政府支配了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储藏和分配。货物的收集、运输和分配，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首要功能。这个巨大的帝国财富流通网在8世纪发挥了极致作用。[70]

然而，在一个普通的丰年，有效的机制给帝国宫廷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食品大大超出所需量。因此，到8世纪中叶左右，帝国的官员开始用剩余的粮食交换各种奢侈品，[71]而宫廷对这些东西的消费需求实际上是无限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各地区开办或者扩展诸多市场，交易工艺高超的精美手工制品，比如高级绸缎、瓷器和漆器等。各省的官员发现他们手中有剩余的粮食，迫切想用食品交换各地的特色手工品，因为与未加工的农产品相比，手工制品比较容易运输，而且也更受宫廷欢迎。所有这些的发展导致了工匠和商人阶层的规模扩大。以前城市在中国（帝国首都除外）似乎一直不太重要。然而，唐朝的城市却有了充分的发展，这有赖于南方大量的剩余粮食以及适合宫廷和官吏的货物流通体系。

各省城市的发展带动了货币经济的扩展。虽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铸币，但是只有当税收被转换为一种标准的和方便携带的价值尺度之后，它们才得以广泛使用。例如，官方的数字显示，749年，只有3.9%的政府收入采用了现金形式。到106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1.6%，不过当年的政府收入也较从前大有增加。[72]

便利的运输和货币经济当然促进了地区的专业化，这些地区主要根据原材料的分布或特有的手工技术而划分。商人们发现了一个新领域，即作为宫廷和货物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他们及时地进行了广泛的私人贸易，从而补充了官家的商品流通。[73]晚唐时期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部分瓦解，使私人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同期大军阀在各地建立首府，加速了省级城市的兴起，它们可以与帝国首都相媲美。

土地方面的变化相对不明晰，但或许非常重要。在初唐时期，很大比例的农民似乎是独立的土地持有者。特别是在靠北方的省份，有许多在前几个世纪定居下来的蛮族。最初唐朝统治者军队的主干是农民出身的士兵，突厥人士兵作为补充兵源，军队有专业指挥官。但是，初唐时期服兵役的自由农民似乎逐渐丧失了他们的土地，可能是因为土地被没收去抵押债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737年皇帝把士兵转变为职业军人后，从蛮族中招募了更多的士兵和军官。

然而，这种制度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一位边疆将军率领自己的一支蛮族亲信部队，发动了755—763年的大叛乱。从中国边疆招进的、比暴乱者更野蛮的蛮族人，镇压了这场暴乱。这些蛮人挟制了唐朝皇帝，并以此来勒索赎金。到唐朝末年，军事动乱一再发生；加上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敲诈勒索，农民苦不堪言。痛苦中的农民掀起了一连串的暴动（最有名的发生在874—883年间）。但是，10世纪早期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似乎没有动摇缙绅—地主对中国农民的控制。当宋朝于960年在中国中部和南方恢复了某种和平以后，社会上层也没有放松对农民的压制和束缚。[74]

*　　*　　*

到公元1000年，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其所谓的“现代”形式。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这种社会结构的规模，但其主线基本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个“现代”形式使得当时的中国文明大大领先于其远西（Far West）的对手，马可·波罗对中国（Cathay）奇观的敬畏就表明了这点。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制度的缺陷最终使得欧洲在最后冲刺中将远东远远甩在后面。与中世纪欧洲的简单对比，会更清楚地暴露出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局限性。

唐代社会结构

首先，到公元1000年，欧洲农业终于开始依靠相对大规模的集中畜力，它们适用于在潮湿而黏结的土地上拉重型铧式犁。如此大规模地集中使用畜力，是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所必需的；它同时也使每个耕作者能生产出相对大量的粮食剩余。相比之下，在长江流域湿土上的田间耕作，则直接由人力负担。中国农业维持了相对稠密的人口，而且，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每英亩土地上所收获的作物的卡路里含量高很多。但它也造成了人均生产力的降低，因为中国农夫们几乎不靠畜力农耕，而畜力在欧洲农民劳作中则发挥了重要作用。[75]因而欧洲的农业方式意味着普通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欧洲农业人口的人均生产量远远超过中国农民。[76]

其次，中国社会农民消费水平相对低下，使得手工业产品的市场局限于官员和地主阶级。政府和宫廷在组织运输系统和创造对特色手工制品的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无疑加强了这个倾向，并往往驱使工匠把手工技艺集中运用在奢侈品的生产上，以满足社会上层的需求。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制造业重点生产毛呢、熏鲱鱼，或者铁、钢的工具和武器等，[77]其目标是更广泛的大众消费市场。

再次，商人在中国不是有体面的职业。孔子把他们和士兵以及其他一些职业列在社会等级的底层，属于有实际用处，但没有社会地位的职业。中国的早期商人中有许多是外国人，比如粟特人（Sogdians）、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回纥（鹘）人等，这个事实反映和确认了上述观念。此外，中国经济的特征往往使商人只能发挥奉承迎合宫廷、官吏和地主品位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些群体拥有巨大的购买力。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政策很少考虑商人的利益，且成功的商人更愿意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土地而不是工业，以便自己融入缙绅阶级之中。所有这些抑制了真正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并转移了中国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的注意力。[78]

远东和远西的核心差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大城市和重要的区域专业化，以及熟练工匠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生活的这些特征被古老的农业社会成功地封装起来。中国的商业和手工业阶级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意愿和自信心，挑战官僚阶层和地主缙绅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而在欧洲西北部，由9—10世纪的海盗队伍演变而来的商人团体，从一开始就发展了一种独立于乡村的土地贵族之外的意识——实际上是敌意。欧洲商人不奉承任何人，他们凭自身的权利，追求强大，不久就成功地达到了目标。确实如此，在13世纪的意大利和16世纪的北欧重要商业中心，商人们掌握了国家，使其为自己服务。在儒家的中国，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中国商业阶级的软弱，削弱（或抑制？）了若干重要的技术发明发挥其社会和政治功效的可能性。而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那个时期，中国在这些技术发展领域绝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从整体来看，虽然造纸术、陶瓷、印刷术和火药等发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某种影响，[79]但是，是未来的松散和秩序不完善的西欧社会，使这些发明充分发挥出了它们的功用。因为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阶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来阻止技术发明的变革性运用。

*　　*　　*

很自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深深地影响了唐朝中国文化的特点。皇帝和他的宫廷一直是艺术的主要赞助者。此外，佛教或道教寺院和民间绅士也经常拥有财力和意愿，去赞助或创造宗教、思想和艺术作品。这个时期的大量艺术和文学作品，就是通过上述一种或几种方式保留下来的，它们迎合了知识阶层和享乐阶级的高雅趣味。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大量中国文学遗产中，比较通俗的、都市的和中产阶级的文学微乎其微。

初唐皇帝们采取了一种宗教宽容政策。王宫只保护和赞助佛教徒、道教徒和儒家。但是，摩尼教徒、景教教徒（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s）、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都加入了繁华的帝国首都长安和洛阳的商人社团。这些外国人的出现，无疑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学派和外来的拯救性宗教之间，造成了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只是有时它不突显。但是在唐代，道教、儒家和佛教之间的互动是总的趋势，因而它们彼此比以前更相似了。

翻译印度佛教经文的工作一直持续进行到7世纪中叶左右。此后，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中国佛教徒越来越依赖自己的神学理论资源。禅宗（日本的Zen）在8世纪后半期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徒摆脱印度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禅宗佛教徒否认其他学派复杂的玄学思维，主张获救来自顿悟或空无。至少有一些信奉者采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反论表达方式和某种确定的反唯理智论。[80]

一尊中国菩萨塑像

此塑像造于公元550年至577年之间。外来佛教的深刻影响在中国雕塑家的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来。在头发、衣褶和姿势的处理上，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印度和中亚的原型。与一个世纪前的同类塑像（见第338页）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作品变得多么中国化。不只是面部表情和比例的变化，而且还有对衣褶曲线的特意的处理方式。早期塑像在装饰上的自然主义风格曾经被误解，现在它却成了特意的创作风格，显示出轻薄的衣褶后面不朽的坚实体魄。

当佛教在中国的环境中脱去了它的部分外衣时，道教和儒学都以不同的方式糅合了佛教思想的元素。道教发展了一种道观组织，并编纂了一部宗教法典，以与佛教徒竞争。儒家不需要这种制度上的保障，因为科举制度的恢复已经确保了对官僚阶级的掌控。但是，佛教论证的深奥微妙，及其发现经文的潜在含义的讽喻方法，为致力于使佛教经典为己用的唐代学子们提供了许多知识。因此，在公元800年左右开始活跃的新儒学思想的先驱们，从佛教徒那里随意借用了某些教义论点和解读经文的技巧。接着，到宋朝早期，当新儒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大量道教教义通过用原本佛教的方法解释古老的儒家经典的方式，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81]

中国三个主要知识传统之间的这种混合与借用，没有导致三方信奉者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反，新儒学派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以便更好地驳斥佛教徒；道教徒也为了相似的目的，发展了他们的组织机构。改造了的儒学[82]和道教更富进攻精神，自然带上了削弱中国佛教地位的色彩，因为佛教在6世纪和7世纪早期几乎变成了国教。削弱佛教的还有其他因素，在宫廷圈和一些富有的寺院中发展了一种世俗主义；755年后，蛮族军事力量超过了中国，从而刺激了一种强大的排外情绪。的确如此，佛教从一个穷苦低贱人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半官方的信仰，并得到了大量的土地捐赠和官方特权，这个成功的转变使它断绝了其民间基础。[83]

这些改变的结果是，从843年到846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其直接导火线是，外来蛮族的进攻使回鹘人国家崩溃。回鹘人的统治集团从762年起信奉了摩尼教，并以他们的军事力量保护中国的摩尼教徒；同时还从中国人那里勒索贡赋。因此，当回鹘人政权瓦解时，中国人的反应是，驱逐所有的摩尼教徒。因为这些人几乎全是回鹘人或其他外国血统的商人，他们长期依靠外国人的力量，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其他外来宗教的教徒，景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不久也遭到类似的迫害。在845年富有的佛教寺院也被查封，大概多半是出于财政原因，而不单纯是第一轮宗教迫害所表现出的狭隘排外精神。官方的历史记载，44 600多个宗教机构被摧毁，260 500位和尚和尼姑还俗成为纳税人，150 000人则被贬为奴隶。[84]中国的佛教再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曾经由于获得官府的大量财产，佛教失去了其最初对公众的感召力；而当政府将巨额财产收回时，它又丧失了物质财富。佛教突然在中国降到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保护无知者免遭厄运的一些仪式和祈福，成了佛教徒的主要生财之道——而在这种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更好的通常是道教徒。中国佛教主要以禅宗的形式存留下来，主要分布在较偏远的省份，特别是在中国之外的日本和朝鲜。[85]印度思想再也没有迸发出来，佛教从此不再是中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因此，在845年之后，中国没有任何外来宗教能构成对儒学和道教的严重挑战。到宋代（960年之后），新儒学吸收了如此之多的道教术语，以至于这两个传统中间久远的对立变得模糊了。儒学曾经使用同样一种方法，成功地消化了汉代的法家、墨家和其他竞争的学派。因而，在宋朝后来的日子里，即公元1000年以后，新儒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某些重要元素，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官方知识体系。这是一场缙绅反对商业和军事入侵者的胜利，也是一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反对西亚玄奥的拯救性宗教的胜利。中国佛教的外来色彩根深蒂固，对它的拒斥确保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凝聚性，这种连续性和内聚力是任何其他欧亚大陆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然而，新儒学综合体系坚如磐石的特性，将中国文化在以后的发展限定在了比较狭隘的空间之内。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比较多样化的知识遗产，就没有如此狭隘的局限。[86]

中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在唐代似乎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明显影响。印度的科学著作那时已广为人知，而且确实有少数几位印度天文学家在中国机构中担任高官；同时，中国天文学家在这个时期做了各式各样的观测，也明显地改进了测量天体运行的仪器。但是，天文学和预言占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官方天文学家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解释日月食和其他不寻常的现象所表明的天意。这种关系或许足以保证传统的方法不受外来的颠覆性理念的影响。[87]

在公元600—1000年之间，中国的美术与同一时期的知识和宗教发展的经历几乎相似。在初唐时期，佛教雕塑和绘画仍然经常通过模仿印度和中亚的原型作品，来塑造自己。[88]但到8世纪，佛教艺术产生了其特有的中国风格。这个时期的一些雕像，清楚地反映了比较世俗的精神的浮现和宗教热情的衰减。在845年之后，佛教艺术只存在于中国的边疆地区，因为那里宗教迫害不那么严重。[89]

845年查封寺院事件导致佛教艺术创作的突然中止，但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相反，新儒学因采用了佛教的某些特有因素，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世俗艺术同样因为借鉴了正宗佛教的许多东西，才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并盛行起来。在后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艺术的绘画艺术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显著。[90]最早的中国绘画风格是奇形怪状的半几何形，而佛教绘画寻求以清晰直观的风格，表现人物形象和风景，从而讲述连文盲也能“读”懂的故事。可见两者对比之鲜明。这类技术问题在8世纪基本得到了解决，当时最早的中国绘画大师们已经享有盛名。到9世纪和10世纪，中国画家已学会了用统一的整体法来表现空间。但他们运用的不是线性透视法，那是15世纪欧洲人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中国的风景画展现不断变化的空间视点，表述一种巨大的空间远景感，同时表达一种感情；而且其装饰优美的外观，让人赏心悦目。后来的艺术家们只是在细节上做了某些改变，这种高度复杂、精致和含蓄的风格，从整体上确立了后来中国绘画的显著特色。[91]

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初唐时期广泛的革新，对以汉朝先辈为楷模的古典创作形式做了补充。虽然独特的中国文字和通常的语言障碍确保了纯文学相对不受外来影响，但是宫廷史依然记载了从前几个世纪的草原入侵者那里传来的舞蹈、歌曲和音乐。[92]此外，通俗的和最初有些不体面的街市歌谣和故事，为诸多革新派诗人提供了创作灵感。李白（701—762年）和杜甫（712—770年）就属于这类最早和最著名的文人诗人。他们和其他一些诗人把其中的一些世俗的诗句发展为一种动人的，但有时有点儿矫饰味道的艺术。

中国宫廷生活的华丽和雅致

上方的小雕像出自隋朝（581— 618年）。下方是临摹自中国西部一个洞窟的壁画，出自唐代（618— 907年）晚期，表现了中国宫廷生活的华丽和优雅。稍稍的傲慢之态、精美的衣饰和隐约的性感，这个小雕像揭示了世俗眼光所无法看出的仿佛关在轿子里的东西，这就是描摹宫廷美女的那种高超技巧。这幅壁画记录了一次节日游行队列，主角是地方长官及其妻子。他们的随行人员有杂耍艺人、舞者和骑士，用以炫耀他们的职位。用艺术讲故事，这最初是由佛教徒带进中国的一种表达理念。（表现完整的队列还需要另外的两幅画，在这里没有复制出来。）但是，此画所表现的世俗主题和快乐的现世享乐观表明，唐代的中国人已经彻底地消化了这种外来的影响。

极为矛盾的是，这些诗人们开创的令人尊崇的诗歌传统，到10世纪之后却失去了发展空间。因为那时每位受教育的绅士都必须同时是一位诗人。当时帝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要求考生，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则和所给定的题目作一首诗。虽然大量优美的诗歌继续被创作出来，但是诗歌创作变得如此规范，不可能自由发展繁荣。几代人冲破旧的传统，发展出的高度个性化的，并通常是自传体的抒情诗体，[93]至此又被儒家学术传统紧紧地束缚起来了。

其他文学形式完全保留了下来，但不全是灵感的创作。历史、散文、各种资料汇编和耗费文人学者大量精力的古代典籍的评注，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图书文献。不过，经过多个世纪，许多已经散失了。[94]

唐代和早期宋代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高雅的夜生活。专业的演员、音乐家和舞蹈家为宫廷和缙绅们提供娱乐。他们也为商人和其他不那么尊贵的人群提供较世俗的娱乐服务。宫廷美女的陶俑仍能让人想象出那久已消逝了的高雅夜生活的场景，似乎可以看到歌女们在展示她们迷人的技艺。通俗歌谣和爱情故事通常讲述一位绅士陷入对出身低贱的歌女的爱恋，表现了一种奢华、高雅、优美而又不放荡的形象。

*　　*　　*

丰富和高雅的唐代和早期宋代中国文明，构成了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所谓黄金时代。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连续性和整体上的保守性，使这个时代没有发展到特别卓越的境地。不容许异教文化渗入的伊斯兰教，又阻止了唐朝文化的扩张，它无法像希腊文化和笈多时代的印度那样对同时代的欧亚大陆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结果，中国成熟文明只在远东比较狭隘的圈子里产生了强大吸引力。直到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才使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注意到中国的技术成就。

中国对日本、朝鲜和蛮族边疆地方的影响，当然不是新事物。公元600—1000年，中国像以前一样在这些地区继续扩张。南诏（今云南）是加入中国文化领域的一个主要区域，它的一个独立国家成功地抵御了汉人的入侵，但同时却屈服于中国文化的魅力。[95]就在这几个世纪中，东南亚印度化的国家从它们首先兴起的沿海平原和河畔地区，扩张到了内陆。[96]例如湄公河下游形成的一个中心，在9世纪末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向北推进到了云南边界。这就使印度的卫星文化与一个刚刚在文化上附属于中国的国家有了直接接触。[97]沿着印度支那海岸向东，跨越缅甸—云南边界向西，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接触。这就在东南亚两大文明之间产生了一条或多或少绵延的边疆地带。原始生活当然残留下来，它们孤立地散播在越来越稠密的文明和半文明社会网络的夹缝之间。

沿着中国北部边疆的弧形，文明的扩张却逐渐越过了草原和长期以来限于中国生活方式的灌溉土地之间的界限。在北方与中国接壤的突厥人部落联盟，特别是745年到840年间的回鹘人国家，已不再只是野蛮人的游牧部落。与突厥世界另一端的可萨人一样，回鹘人吸收利用了文明社会的许多特点，包括读书写字、较高级的宗教和相当稳定的行政官僚机构。也像可萨人一样，他们用河运和商队贸易补充传统的畜牧游牧方式。这类贸易不只存在于横穿草原的东西方向，而且也纵贯南北，连接欧亚大陆北方的森林地带和南方的文明中心。与同时期环境比较优越的东南欧相比，气候凛冽的东部草原地带的文明的确要薄弱得多。但中国和中亚绿洲各民族在满洲和东部西伯利亚的森林和草原地带扩大了文化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7世纪初的短时间内，吐蕃地区（Tibet）被纳入了统一强大的军事王国。从此，吐蕃就被带进了半文明生存圈。当8世纪中叶中国在中亚的政权崩溃时，吐蕃掠夺者与伊朗东部的穆斯林为了争夺绿洲地带的战利品而发生冲突。吐蕃人大胜，他们不久便建立了一个帝国。它从恒河河口和印度河上游，向北直抵巴尔喀什湖，向东则到达了黄河的河曲地带。到860年，这个帝国的边远地区分崩离析，但吐蕃人国家的核心区却幸存下来。

总体而言，吐蕃人借用了印度的宗教和中国的世俗文化，并使两者带上了他们本地传统色彩。在僧侣的主持下，从632年开始了浩繁的翻译工作。他们把有用的知识从梵文译成吐蕃文。同一年，吐蕃国王派他的一位大臣到印度，唯一目的就是创造或者发现吐蕃语文字。836—842年间爆发了一场“本土人的反响”，它威胁要从吐蕃根除佛教。但是到9世纪中叶，佛教与本地的民族宗教苯教（Bon Religion）的一个稳定综合体产生了。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藏传佛教（Lamaism）。[98]因为在文化上介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在地理上安全地处于高耸的山脉之后，所以吐蕃轻松地保持了政治独立。

在东北方，中国的影响没有来自印度或伊朗文化传统的竞争，因此虽然多样的本土元素，特别是语言因素一直存在，与中国其他边疆地带相比，朝鲜和日本的文明最终还是带上了比较纯粹的中国特征。

朝鲜在汉朝之前就已经进入中国文化圈的边缘，并长期充当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媒介。来自北方的移民浪潮，导致了朝鲜北部一个强大好战的国家的建立。这与曾经发生在公元3— 6世纪的诸蛮族向华北的移民非常相似。朝鲜人成功地抵抗了隋朝皇帝的侵略，但内部冲突却使他们在668年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唐朝皇帝们只满足于某种名义上的权威。

朝鲜和中国语言的差异是一种独立的朝鲜文化特质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像我们熟悉的数字符号一样，虽然中国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能够在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下被读出。但是，在7世纪，朝鲜学者感觉到了发明补充符号的意义。这些符号特别代表朝鲜语的词尾变化和连接词。[99]它们先是被用来标注中文课文，到后来就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朝鲜文字。这就确保了朝鲜有一种不同的文字传统。

在中国唐朝瓦解的同时，朝鲜一再发生政治动乱。但是，到935年，一个新的朝鲜王国统一了整个半岛。当中国在宋朝（960年）再度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时，两个国家恢复了它们的政治—文化关系。不过这时的朝鲜显然不像唐朝时期那样依附于中国了。同时，宋朝需要与其北方邻邦契丹国修好，而契丹国又与朝鲜接壤，这就使宋朝不能公然行使对朝鲜的政治主权。此外，朝鲜新王朝宣称信奉佛教，用以加强地方文化的自主性，保护朝鲜不受宋代中国的正统新儒学的影响。摩尼教以前曾以同样的方式，保护回鹘人不受强大的中国文化霸权的冲击。[100]前后两个案极其相似。

与朝鲜的接触似乎给了日本走向文明的最初推动力。重要的标志之一是，552年，日本接受了佛教。但是，直到587年，新宗教也没有在日本获得稳固的地位。从这时起，在日本同时进行着巩固中央政权和迫切引进中国文化的工作。中国和日本宫廷之间在607年首次开始了直接往来。此后，日本频繁地往中国派遣特使团。随同特使团前来的有艺术家、工匠、书记员、翻译和高级外交官，他们把各自认为对日本有用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系统地带回国内。

结果，在646—794年的奈良时期，[101]日本发展了一种有些早熟的宫廷文化。在这里，中国风格的诗歌和绘画几乎像在中国国内那样盛行。政府机构、宫廷官职和帝国的礼仪都严格地以唐朝为样板。然而，到10世纪，此文化的特定的日本风格版本成形了。从中国汉字简化而来的音节符号，首次使日本语言中有了拼音字母；[102]那些更粗暴强大的边地贵族（大名）开始令日本天皇宫廷屈就，而这些人几乎没受过中国化了的首都文化的熏陶。日本文化从中国模式中解放出来的最突出的标志是小说《源氏物语》。[103]这部小说由11世纪早期服侍天皇宫廷的贵妇紫氏部撰写。它用日语写成，偶尔夹杂些中文词汇。《源氏物语》描绘了宫廷圈的高雅情趣，讲述了一个生动的爱情故事，是世界文学的一部杰作。但是天皇政权不久就衰落了，紫氏部夫人再也没有发现宫廷中有任何杰出的继承人，而且宫廷很快就沦为了一个镀金的牢笼。[104]

*　　*　　*

中国文化在唐代和宋代早期的扩张，以及印度文明和穆斯林文明[105]在同一时期的扩张，几乎填补了之前将亚洲各主要文明分隔开来的所有缝隙。边疆地带充满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他们在文化上与亚洲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处于半独立的关系。这些民族包括回鹘人、可萨人、吐蕃人、朝鲜人，还有其他一些。他们发展的特点是，首先借鉴和利用文字、宗教和政治—军事组织；然后，如果哪个比较强大的邻邦把他们同化到其政治统治中去，他们就利用所学到的知识，予以抗拒。[106]在较早的时候，蛮族邻邦通常是在文化上被同化。而到这时，欧亚大陆多种文明间的交叉影响已相当强大，为野蛮民族提供了不同文明方式的选择。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蛮族越来越抗拒被完全同化于任何一种现存的文明中去。这就形成了欧亚大陆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它与公元前两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周边的半附属文化所造成的情势相似，不过规模更大。

六、外缘地带

欧亚生存圈在7—8世纪之间的扩张，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印度洋到北方森林地带这片辽阔而近乎连续的地域，带进了旧世界文明的范围之内。到公元1000年，只有欧亚大陆最北面一些稀落分散的猎人和驯鹿牧民，几乎还没有受到农业和商业扩张的影响。而这种扩张已使欧亚大草原和大部分森林地带与一种或多种文明生活方式有了接触。

同样在这几个世纪里，商人们实际上冲破了通过撒哈拉沙漠到南方的障碍。在罗马帝国时代引入北非的骆驼，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使得商队贸易扩展到比从前更广大的范围。吸引商队头领冒险穿越沙漠的主要是黄金，其次是奴隶。穿越撒哈拉的贸易量的激增继而促进了比较复杂的黑人社会的进一步完善。酋长们及其代理人企图垄断黄金和奴隶的供应，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系统地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这两种商品的生产。加纳（Ghana）是依照这种思路组织起来的最早的国家。在8世纪，它似乎由一个新王朝控制了。这件事可能表明政权由柏柏尔人转入黑人统治者之手。与此同时，在相邻的西非地区，当地的乡村社团开始支持另外一个敌对的政治—商业政权。这些国家为矿业、军事和专业工匠们提供了更广大的用武之地。所以，开创了一种不明晰的原始文明，并扩展到加纳曾控制的领域以外更广阔的地方。[107]

在东非，早期穆斯林时代的文明民族商业活动也在地理范围上大有扩张。到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的航运取代了之前的非洲沿海贸易。往南直到苏法拉（Sofala），一系列殖民地迅速带上了穆斯林的风貌。在这些沿海的商站，阿拉伯商人与当地酋长合作，把黄金、奴隶和象牙从内地运到印度洋各口岸。然而，除了津巴布韦这个尚未确定的案例外，[108]这种贸易显然未导致国家的建立，亦未使东非高原的传统社会组织产生任何重大改变。[109]

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非洲的中部雨林和半干旱的南部仍然几乎没有受到文明人进步的影响。确实，一直从事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的讲班图语的部落，继续在刚果盆地的森林中扩展他们的居住点。但是，在更远的南部和东部，原始猎人们过着其祖先们几千年来的那种游荡生活。在旧世界另一个巨大的避难区——大洋洲，同样的保守生活方式仍占主导地位。

在这几个世纪里，广阔的太平洋成为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显著的一次人类散居活动场所。遥远的珊瑚岛和孤立的火山顶峰，成为人类的居住点。有时在它们和最近的陆地之间隔着数百英里的毫无人迹的大海。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最遥远的岛屿也维持了十分复杂的社会。偶然的漂流航行将这种社会从一群岛屿传播到另一群岛屿。因为，如果风暴或其他意外使一条船的船员不能在预定地点登陆，风浪可能把他们的船只不经意地带到预期目的地之外几百甚至几千英里的地方。许多船的船员可能是清一色的男性，因此不能建立任何永久的新殖民点。但当船上有女性时，新的岛屿社会就能够，而且也确实兴起。这类似于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的过程。这类人口扩散在公元600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开始了，正是它们造成了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和美拉尼西亚（Melanesia）殖民地的令人费解的多样性。但是，波利尼西亚（Polynesia）最为奇特和范围广泛的海上移民运动，却似乎主要发生在公元600年到1000年之间。[110]

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从未计划过行程超过二三百英里的航行，因为他们的航行方法太原始，几乎不可能在较远距离的航行后成功登陆。但是，他们却做过这种长距离的远航。当一条船迷失航向时，航行就会变得更长。在与美洲人和亚洲大陆人的偶尔接触中，这种事情肯定偶有发生过。波利尼西亚人横跨整个太平洋，建立了一个薄弱但却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种偶然的航行情况极少产生重要的后果。只有一种情况能够使这类航行留下痕迹：一船船员到达一个肥沃而无人居住的岛屿，或突然被遗弃到一个岸边，那里的居民愿意并能够从新来者的文化价值中汲取一些东西。迄今为止，最通常的文化交流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从遥远地方来的独木舟，把一种新的动植物品种，作为船员的食物供应，带到所到之处。太平洋诸岛中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分布的不规则和复杂性，合情合理地证实了太平洋沿岸和岛屿之间零星接触的范围和多样性。然后，当欧洲人到来时，又引进了其他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使当地的生态进一步复杂化。[111]

在新世界，所谓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古典”时期，在公元600年后继续繁荣了几个世纪。在危地马拉和相邻的墨西哥地区，古典玛雅人的崇拜中心数量增加，并变得复杂了。后来约在9世纪中叶，玛雅的神庙开始一个个地被遗弃，巨大的庭院、道路和阶梯金字塔又被滋生的丛林覆盖。但没有理由假定玛雅民族放弃了这个地区。可能是来自北方的入侵使神灵们失去了其威望，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它们的人民免遭敌人的伤害。也可能是，侵略者们[112]俘虏和杀害了宗教礼仪专家阶层，因此，即使普通人仍虔诚地保留他们古老复杂的信仰，但他们的崇拜仪式也无法延续了。然而，由于在废弃的地点没有留下任何暴力的迹象，因此，更有可能的是，祭司专家们没能阻止一种比较简单和通俗的宗教的传播，而这种宗教仅通过个人的仪式，就能保证农夫们五谷丰登，根本不需要祭司们做各种繁缛的仪式。在16世纪，欧洲入侵者在玛雅民族中发现的正是这种私人的信仰。它一旦引入，就明显地使早期复杂花哨的神庙中心永远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更北方，事情的发展过程就不那么清楚了。墨西哥高原和沿海一些地区，经历了纪念碑崇拜中心的兴起和衰落。这些中心大约与玛雅神庙群同时存在。几乎可以确定，来自北方的更为好战和野蛮部落的入侵，摧毁了墨西哥的神庙。无论如何，在后来的场所中看到的是纪念碑性建筑群中央矗立的宫殿，它们完全可与神庙比美。存留下来的雕塑表明，一种极为嗜杀的崇拜取代了以天体学和植被繁衍为重要特点的早期宗教。到10世纪末，这种墨西哥文明风格的一个分支渗入到玛雅地区，在尤卡坦（Yucatan）的奇琴伊察（Chichen-Itzá）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奇琴伊察的纪念碑体现了较早的玛雅艺术色调与新流行的墨西哥艺术风格的混合，但在石刻的精确性与天文和历法知识的精准度方面，远不及古典玛雅文化。

关于秘鲁的编年记录完全不确切。在公元500年到1000年间的某个时期，[113]一种与安第斯山脉中一个巨大的宗教崇拜中心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相关的艺术风格，扩散到大部分秘鲁地区。这表明了政治征服和一个大帝国建立，还是某种宗教运动推翻了古老的信仰，迄今尚无法确定。人们似乎越来越好战，但最佳艺术创作水平却较以前退步了。[114]

正如旧世界一样，秘鲁和墨西哥社会的文化成就影响了文明核心地区范围内的比较落后的民族。这个文化扩散的详情还不清楚，但或多或少长期定居一地的农业村落，确确实实遍布于南北美洲的广大地区。到公元1000年，某种带有墨西哥风格的崇拜中心不起眼地出现在远至今日美国东南部的遥远地方。

《元世祖出猎图》，蒙古的征服促成了整个亚洲更密切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