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传递的黑匣子

安德鲁·梅尔特佐夫针对对应问题提出了一种优雅简洁的描述：认知系统如何“将可自我感知但看不见的动作与另一个可看到但无法感知的动作联系起来”（Meltzof and Moore，1997）。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的模仿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当时，梅尔特佐夫和摩尔（1977）开始公布的证据表明，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人类婴儿就可以模仿一系列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在感知上是不透明的——在观察和执行时，它们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感觉输入——而新生儿对它们的了解很少。因此，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表明，解决对应问题的认知机制是遗传的。这些数据公布后，便有其他研究人员提出质疑，并报告这些数据的不可复制性（Anisfeld，1979，2005；Jacobson and Kagan，1979；Jones，2006；2007；2009；Koepke, Hamm, Legerstee and Russell，1983；Masters，1979；Mckenzie and Over，1983；Meltzoff and Moore，1979）。然而，梅尔特佐夫和摩尔以及一些其他的研究团队报告，他们成功复制并扩展了最初的研究成果（Ray and Heyes，2011），模仿依赖于先天机制或认知本能的观点成为发展心理学及其他领域的正统观点。

但这种先天机制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将“看到但无法感知的动作”转换成“自己的感知到却看不到的动作”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先天机制是一个黑匣子——一种仅由其输入（观察到的动作）和输出（拓扑相似的执行动作）来描述的设备。梅尔特佐夫和摩尔的“主动联运匹配”（active intermodal matching）模型将该装置描述为“天生的装备”，称它检测到“观察到的和预期的行为之间的等价性”，并提出先天机制将观察到的和被执行的行为“超模式”（supramodally）编码为“器官关系”（organ relations）——由身体运动产生的身体各部位的相应配置（Meltzof and Moore，1997；Meltzof，2002；2005）。主动联运匹配模型并没有提出允许器官关系源自观察到的身体运动或作为执行的动作兑现的计算方法。所以，主动联运匹配模型中存在某种先天机制，它解决了对应问题，但是其运行机制尚不清楚。

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在梅尔特佐夫和摩尔（1997）发表他们对主动联运匹配模型的最充分阐述之前不久，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a Rizzolatti）和他在帕尔马的小组在猴子的前运动皮层中发现了一些具有非常有趣的特性的神经元（di Pellegrino, Fadiga,Fogassi, Gallese and Rizzolatti，1992）。现在它们被称为“镜像神经元”（Gallese, Fadiga, Fogassi and Rizzolatti，1996），这些细胞不仅在猴子执行特定动作（例如捏）时活跃，而且当猴子被动地观察到其他同类进行类似动作时也会保持活跃。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单神经元记录和脑成像手段，已经证实镜像神经元也存在于成年人大脑的前运动和顶叶皮层中（Molenberghs,Cunnington and Mattingley，2012）。

帕尔马小组假设镜像神经元是遗传的，并认为它们的适应功能与“行动理解”有关，而不是与模仿有关（Rizzolatti and Craighero，2004）。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很快就认为镜像神经元为模仿提供了神经学基础，并将梅尔特佐夫和摩尔的新生儿模仿证据解释为人类出生时镜像神经元就存在的标志（Lepage and Theoret，2007）。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镜像神经元参与了模仿。例如，成像数据的荟萃分析显示，当人们模仿时，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区域通常是活跃的（Caspers, Zilles, Laird and Eickhof，2010），而使用经颅磁刺激对这些区域进行干扰会选择性地破坏模仿行为（Catmur,Walsh and Heyes，2009；Mengotti, Ticini,Waszak, Schutz-Bosbach and Rumiati，2013）。鉴于此，人们很容易将镜像神经元视为对应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也是对模仿的解释。但这是个错误，“参与”不是解释，除非我们知道镜像神经元是如何解决对应问题的，否则它只是另一个黑匣子。“人们如何模仿？”的问题成了“镜像神经元如何模仿？”的问题。目标转移但挑战仍然存在：需要确定使人和（或）镜像神经元能将“看到但无法感知”与“感知到却看不到”联系起来的信息来源，并解释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才能让人和（或）镜像神经元产生类似于模仿对象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