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这些作家以人类导师自居，却在不知道教什么的情况下教育民众。除了谋金钱和声誉，到底还为了什么写作？

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会详述我年轻时代的十年中感人肺腑并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也曾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但那时我太年轻，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当我寻找为善之道时，我孤立无援。每一次，当我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是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时，世人却用蔑视和讥笑对待我。但每当我沉迷于可憎的情欲时，却是一路的掌声和加油声。我的爱慕虚荣、争权夺利、贪财好色、自高自大、暴跳如雷、打击报复……所有这些行为又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变得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并且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赞同。

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人，她老是对我说，希望我能和一个有夫之妇发生关系。她说：“最能造就一个男人的，莫过于跟体面的女人做爱。”她还希望我成为一名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她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讨一个富人家的姑娘做老婆，由此获得更多的农奴。

回望这些年，伴随记忆而生的都是诚惶诚恐、极端厌恶和痛彻心扉。战争中我残忍杀戮，给对手设套决斗，而后毙之。赌博输钱，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将其处死。荒淫无度，谎话连篇，偷鸡摸狗，信口雌黄，私通旁族，纵饮无度，凶残暴戾，戕害人命……没有一种罪行我没干过，人们却以此来夸奖我。我的同龄人过去认为，或者现在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过了十年。

在这期间，由于爱慕虚荣和贪恋金钱，我开始写作。在我的作品中，写的都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在写作过程中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在世人面前，我就是这样做的。多少次，我在作品中费尽心机想把我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之后——这些追求是我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达到了目的，人们称赞了我。

战争结束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了彼得堡，开始和作家有了来往。他们待我当自己人，讨好我，使我感到满足。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自己的周遭环境，就开始用作家圈子特有的观点来看作家生活，完全磨灭了我过去为改善自己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辩白的理论依据。

我的作家同事的处世之道就是：生活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有思想的人是主要的参与者。在这些有思想的人中，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最具影响力。我们的宗旨就是教化人类。为了不给自己提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什么”，就说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艺术家和诗人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

我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这种说法。我是艺术家，是诗人，我笔耕不辍，我教书育人，可我却不知道自己教的是什么。人们因此给我金钱，我便拥有了锦衣玉食、豪宅美女、社会地位。于是乎事情也就成了这样——只要是我教的，人们就认为是好的。

这种相信诗歌之意义，相信生命之发展，也是一种信仰，我沦为它狂热的信徒。成为这样一名信徒使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也很开心。我长期沉醉于这种信仰之中，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是，那样生活到第二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开始怀疑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并且开始检视它。第一个让我怀疑的理由就是，我发现信徒们彼此之间矛盾四伏。一部分人会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为人师表，我们传授的都是生活需要的，其他人教的都是不对的；另一部分人说，我们才是真才实学，你们教的是邪门歪道。他们不停地相互争论、指责，破口大骂，彼此欺骗，弄虚作假。除此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关心谁是谁非，仅仅是为鹬蚌相争时，渔一己之私利。所有的这一切，都迫使我去怀疑我们信仰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怀疑作家信仰本身真实性的同时，我开始认真地观察创作者们，并且确信，几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们，都是一群无良之人。大部分是坏人，毫无品格，他们要比我过去寻欢作乐或是当军人时见到的人还要坏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感觉良好，这只有那些真正高尚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的人才能这样。我开始讨厌这类人，同时也讨厌我自己，但是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就是用来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信仰就是谎言，并且否认了它，但是人们赋予我的一些头衔我没有否认：老师、艺术家、诗人。我天真地以为，我就是诗人，是艺术家，我就能教任何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这样做了。由于和这些人接触，我身上滋生了一种恶习——与日俱增的高傲和疯狂的自信，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我断定自己的使命就是教化人类，虽然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回想起当时的心境和那些人的心境（其实那样的人现如今已成千上万），我都觉得有些遗憾、害怕甚至是很可笑这种感觉，就像你身处疯人院一样。

我们大家那时都坚信，我们需要尽可能又快又多地去讲话、写作、发表——这可是全人类的福音。千千万万和我们同样的人一边相互否认着、谩骂着，一边出版和写作，教一教别人。我们没有察觉，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乃至关于生活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们从不彼此倾听，大家一起七嘴八舌，有时彼此迁就和夸奖，为的就是获得别人的迁就和夸奖。有的时候争吵升级，大声喊叫，试图在嗓门上压过他人。就是那样，就像在疯人院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无数的作品，邮局则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为其奔走相告。而我们总是在教人，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教得也不够多，并且很生气，觉得别人不够重视我们。

匪夷所思是吧！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尽可能多地获得金钱和赞扬，才是我们藏在内心深处的出发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尽可能多地著书、写专栏。我们就是这么干的。但为了做这样的无用功，以及确保别人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还需要一种理论去为我们的行为开脱。以下就是我们编造出来的理论：所有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所有存在的都是发展进步的。而所有的发展进步都是通过文化达成的，文化是以书、报纸的发行量衡量的。付钱给我们，尊重我们，是因为我们著书、写专栏，我们才是最最有用、最最好的人。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赞成的话，这个理论应该非常受用。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个人想法是这样，另一个人的想法又是截然相反，所以就迫使我们反省这观点是否正确。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人们付钱给我们，我们的同伴夸奖我们，导致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举止和疯人院里的疯子没有任何差别，但当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怀疑这些。像所有的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疯子，除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