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恋》和文化限制

胡乔木在1981年7月请邓小平拍板决定，刚拍摄完成的电影《苦恋》是否可以公映。提请邓小平注意是因为它的内容很有争议性，而且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剧本拍摄，电影剧本《苦恋》于1979年9月刊登在《十月》杂志上，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本占领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后，1949年决定回来报效祖国。因为有海外经历，这名艺术家总是受到怀疑与迫害，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艺术家的女儿打算出国时，他不愿让她走，失望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两人谈话后不久，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在邓小平观看的电影版本中，父亲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在雪中蹒跚而行，最后倒地而死，他的身体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邓小平看过电影后说，它“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承认电影拍得不错，但这只能使它更加危险：“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19-11]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19-12]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当时，另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下有关腐败干部的文章，邓小平也允许他保留党籍。甚至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的说法，他的替代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19-13]

但是，描写过去的小说数不胜数，要把可允许的作品和不能允许的作品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严重。邓小平批评《苦恋》十几天后，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力群和胡乔木试图借助邓小平对《苦恋》的评语，筑起一道抗击批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强大防线。但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1950年代的“文艺沙皇”周扬却发表了赞成文艺多样化的讲话，讲话令人振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的周扬，如今倡导的是他25年前作为“文艺沙皇”会批判的文学。他在座谈会上问，是让文艺变成死水一潭好呢，还是让它成为磙磙长江好？他自问自答：当然是磙磙长江好，尽管会带来一点儿泥沙。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项重要的任务。[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