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交接班：1985

1985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1985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1987年提前了两年。由于其他人强烈反对更改党代会的正常会期，邓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佈重要的人事退休与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992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19-48]由于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正式权力，因此在9月16日，即代表会议开幕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后的9月24日召开五中全会宣佈了新的任命。没有人公开讨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四个月前的5月10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导人。[19-49]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没接受罢了。[19-52]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53]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15岁（而胡比邓年轻11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护四项基本原则。[19-54]

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64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佈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9名政治局委员。这64人中有61人都过了67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6人减为5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操办的选拔过程十分慎重，从1985年5月份开始持续了数月。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64名委员中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50出头。政治局实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姚依林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跟胡耀邦关系很好，田纪云是赵紫阳的人，乔石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19-55]

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岁的李鹏和57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的李鹏确实在1987年11月当上了代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1998年3月。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至1982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会讲英语，眼界开阔。[19-56]他于1951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当了五年共青团书记，1977年清华大学恢复教学后他成为校党委副书记。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1985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邓小平要求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和其他新领导人学习老干部们建设党、团结国家、至今仍在为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学好马列，研究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19-57]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次的大输家是邓力群，知识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归罪于他（虽然有人认为邓小平才是始作俑者）。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张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于1985年9月28日发出。据政治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推测，这是要让他为那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承担责任。按照惯例，这种人事变动应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这一次常委们并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于陈云的缘故，通知在发出半小时后被撤回。事实上，邓力群的研究室又过了两年才终于被解散，在这之前邓力群一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