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他又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19-59]

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于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年，他们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国在邓小平召开6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佈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岂不是明智之举？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但是邓小平也决心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适时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1986年5月告诉胡耀邦，在定于1987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19-60]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6年9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赵紫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9-61]赵紫阳和他的部下要在1987年7月拿出文件初稿，在8月或9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后一稿能在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19-62]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19-64]

于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1986年9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体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后，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得力助手。[19-65]

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1986年至1987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1949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年1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分表达意见。[19-69]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1987年2月4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1987年3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音。但是邓在1987年4月28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很多知识分子在1986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1987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