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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三月十七，亲自护送大行皇后的梓宫到京的。梓宫奉安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上谕派履亲王胤裪总理丧事。首先是议礼。皇后之崩，除京师以外，各省皆不治丧。这是因为康熙十三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难产，皇子胤礽的小命虽保住了，皇后却崩逝了。其时正逢三藩之乱，平西王吴三桂于上年十二月起兵造反，接着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在广西、福建举兵响应。康熙为了决心削藩，将吴三桂的儿子、尚太宗幼女恪纯长公主的配偶吴应熊，以及长公主所生的儿子吴世琳，明正典刑，以示决不妥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外省举哀成服，容易误会为皇帝驾崩，民心士气一动摇，危亡立见，所以哀诏不颁外省，自然亦就不必治丧。
但“皇叔”履亲王承皇帝意旨，主张恢复顺治年间的旧典，王公大臣自然毫无异言，上谕中不提当年何以不为皇后治丧的原因，只引《周礼》说“为王后服衰”，内外臣无异。《明会典》亦规定，皇后丧仪，“外省官吏军民，服制与京师同”，如今“大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应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服制上规定，文武官员百日之内，不准剃发。
“大家会不会听呢？”皇帝这样发问。
“上谕孰敢不遵？”刑部尚书阿克敦回奏。
“不遵又如何？”
“不遵即是抗旨，有大清律在。”
“好！”皇帝点点头，当着群臣不欲多问，退朝后命养心殿的太监，传旨“叫起”。
原来皇帝自无形中闯下这场大祸，自觉在众目睽睽之下，逼得皇后不能不投河以求解脱，实在是莫大之辱，因而又自顾身世，仿佛生下来就是一个让人看笑话、抬不起头来的人，即使做了皇帝，依然如此。
父死子继，他的皇位其实来得很正，可是大家总觉得他之得位，都由巧取豪夺，没有大家帮衬，他永远做不了皇帝。
由近及远，一个个想过去，第一个是胞弟和亲王弘昼，言语之间，直来直去，毫无人臣之礼。
第二个是十年前薨逝的“十七叔”果亲王胤礼，经常跟他抬杠，最后只好请他节劳，不必进宫办事。
第三个是理亲王弘皙，想到乾隆四年那重公案，一直遗恨不释。
第四个是他的表叔讷亲，自恃功高，时常噜苏，渐渐有跋扈不臣之意，只有常常派他出差。如今是在浙江查案，复命以后，还得派他一个什么差使，让他走得远远的，图个耳根清净。
第五个是张廷玉。想起他来，皇帝心事重重，他们父子间的秘密，完全在他肚子里，这是个必须置于耳目所及，以便监视的人，但是他却要告老还乡了！一回到桐城，且不说与野老闲话，会在不经意之间泄露若干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实况，更怕他会将当年如何承旨撰写《大义觉迷录》等上谕的经过记下来，而且“过则归君”，以求自解于后世。
如果他只是有这样意向，而未明言，可以不理，哪知就在他东巡起驾之前，居然面奏陈情，甚至泫然欲涕，幸而皇帝早就想过这件事，当下很从容地答复他说：“你受两朝厚恩，而且先帝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岂有生死都要追随先帝左右的重臣，归田终老之理？”
“宋明配享之臣，亦有请退而获准的，像宋朝的韩世忠，明朝的刘基就是。”
“韩世忠、刘基都是去世以后，优诏准予配享，不像你，生前就受先帝的特恩。”
“不过臣年已七十有九。”张廷玉说，“七十悬车，古之通义。”
“不然。”皇帝提出反驳，“如果七十悬车不出，何以又有八十杖庙？”
皇帝反复开导，劝慰百端，最后并准他解除兼管吏部事务，张廷玉始终怏怏，迟早还有第二次陈情，那时又如何应付。
皇帝越想越烦，终于突破平日意念的樊篱，深悔一开头像民间的童养媳似的，总觉得自己该受委屈，根本就错了。
“我为什么要受委屈？”他喃喃地自语，“我是皇上，我是皇上。圣祖是汉文帝，阿玛是汉景帝，我，我应该是汉武帝！”他突然顿一顿足，昂起头来，大声说道：“乾纲独振！”
“阿克敦，你是刑部尚书，我倒问你，行法以何者为重？”
阿克敦毫不迟疑地答说：“持平。”
“既不失出，亦不失入，谓之持平，是不是？”
“是。”
“我一直屈己从人。”皇帝问道，“这不是持平吧？”
“皇上屈己，苍生之福。”
“你错！我屈己从人，是苍生之祸，非苍生之福。像张广泗征金川，劳师糜饷！我要查办，总有人替他说好话，好吧，我就再看一看。这样下去，调兵运粮，到处拉夫，苦的是百姓。”
“是。”阿克敦解释他自己的话，“臣愚意是，皇上屈己，就是纳谏，非事事屈己。”
“这话还差不多。不过，以前一直都是屈己从人，现在我说，以后令出必行，人家未必会听，听了亦未见得认真。阿克敦，你说该怎么办？”
阿克敦知道该怎么办，却不肯说，因为这句话的关系太重了。因此，只是碰头。
“立威如何？”
“立威”二字，正是阿克敦想说而不肯说的，此刻皇上自己说出来了，阿克敦只好劝他不要用杀大臣之类过于激烈的手段。
“皇上明鉴，立威之道甚多，总以能令人懔于天威不测，知道权操自上，兢兢自守为主，太平之世，不必重典。”
皇帝想了一会说：“我知道你的用心，你一向主张犯十分罪，只能处五六分刑。现在我要问你，我要借你来立我的不测之威，你肯不肯委屈？”
“雷霆雨露，莫非皇恩。臣岂有自道委屈之理？”
“你能这么想，必有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