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阿克敦的预测，很快应验了。
事起于翰林院翻译大行皇后的册谥文，汉文的“皇妣”译成清文的“先太后”，皇帝认为不妥，传旨召阿克敦来问，因为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哪知阿克敦已经走了。
这一下，皇帝找到了一个立威的好题目，写了一张朱谕交军机处，说汉文“皇妣”译成清文“先太后”有“大不敬悖谬”之处，且“呈览之本留中未降，而请旨大臣竟弃而他往”，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之故，心怀怨望，见于辞色”，着革职交刑部问罪。
此谕一宣，举朝震栗。最惶恐的是汪由敦，因为刑部满汉两尚书，就是阿克敦跟他，如今由他主持来问罪，拟重了对不起阿克敦，拟轻了又怕碰皇帝的钉子，想来想去，没有两全之道。
反倒是阿克敦，亲自去看汪由敦，很诚恳地唤着他的别号说：“恒岩，你不必替我担心，你尽管把罪名定得严，不要紧。我常说：‘雷霆雨露，莫非皇恩。’我很泰然的。”
他是暗示“雷霆”之后，尚有“雨露”，但汪由敦震于不测之威，方寸之间，不能如阿克敦的成竹在胸，所以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不过既然他自己表示谅解，汪由敦认为解消了他的一个绝大难题，应该感激。
当下起身一揖，口中说道：“蒙公体谅，惭感交并。但得天颜稍霁，必当全力斡旋。”
“谢谢！”阿克敦拱手还礼，“凡事顺乎自然，恒岩，请你千万不必强求。”
于是汪由敦当天便找了“秋审处”的八总办——刑部顶尖的八个能干司官，一起商议，定了个比照增减制书律，拟定的罪名是“绞监候”。
绞刑亦是死刑，但比身首异处的死刑来得轻，“监候”是拘禁在监狱中，等候秋后处刑。但不论“斩监候”，还是“绞监候”，只要不是“立决”，都有活命的希望，因为有“勾决”一道程序，每年秋天由“秋审处”审核所有“监候”的人犯名册，分别签注意见，到时候为阿克敦设法开脱，注上“可矜”二字，那时候皇帝气也平了，定会同意。
哪知皇帝别有用意，既然用到向阿克敦“借人头”这样一个大题目，文章自然要做得淋漓尽致，灯下构思，先用墨笔起了稿子，修改妥当，方始用朱笔批在原折后面。
朱批中一开头就说：他在第一次上谕中，指出阿克敦之罪是“大不敬”及“怨望”，谕旨如此明确，而刑部仍照增减制书之例拟议，明明是“瞻顾寅谊，党同徇庇”，置谕旨于不问，只治他误翻之罪。接着，指责拟罪之人，轻重倒置，误翻之罪不重，重的是“大不敬”及“怨望”，身为大臣，岂能不知？
然后笔尖一绕，就专门针对刑部堂官做文章了，说他们有意援引轻比，殊不知适足以加重阿克敦的罪名，是不是与阿克敦有仇，“故欲轻拟，激成重辟？”这话有挑拨之嫌，不能出于皇帝之口，而且亦怕阿克敦误会恐吓，但又非说不可，因而补上一句：“果有此等伎俩，亦岂能逃朕洞鉴耶？”意思是不会激成重辟，阿克敦放心好了。
接下来便是追叙先帝对朋党的态度，同时表明他对朋党的态度，将由宽而严，他说从前朝官与退休的绅士，“比周为奸，根株盘亘，情伪百端，皇考以旋乾转坤之力”方得廓清，不想近年故态复萌，是不是看他诸事宽大，以为又可以勾结行私？
于是提出警告：“朕尝云，能令朕宣扬皇考之宽仁者，唯诸臣，即令朕昭示皇考之严义者，亦唯诸臣。”他指出“大不敬”与“怨望”之罪，绝不应如此轻拟，“该部以平日党同之陋习，为此尝试之巧术，视朕为何如主乎？”最后，也是最厉害的，便是“嫁罪”于刑部堂官，他说他的本意是，阿克敦纵有应得之罪，无非让他知所自儆，将来仍旧会用他。“今观该部如此定议，则阿克敦不必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于该堂官之手，该堂官欲倾身以救阿克敦，非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陷罪戾，且不能自救矣。该部堂官着交部严察议奏，此案着另议具奏。”
前面都是“该部”，结尾是“该部堂官”，唯独提到救阿克敦一段，连用两个“该堂官”，将汪由敦吓得神色大变。
正当此时，有人来报：“阿大人来了。”
“喔！”汪由敦定定神问，“在哪里？”
“在大堂上。”
“为什么不请进来？快请！”
“阿大人不肯进来。”
这一下，汪由敦只好亲到大堂，只见阿克敦青衣小帽，站在檐下，后面跟着一名听差，肩上打个铺盖卷，手上提一只置日用杂物的网篮。看到汪由敦，他提高了声音说：“犯官阿克敦报到，请过堂收监。”
原来阿克敦起先奉旨“革职，交刑部问罪”，不必收监，现在刑部拟罪“绞监候”，上谕以为太轻，那就至少也要定个“斩监候”。不论为何，反正“监候”已是奉了旨的，所以自动来报到。
“言重，言重，”汪由敦急趋几步，执着阿克敦的手说，“白云亭坐吧！”
“白云亭”是刑部堂官日常治事会食之处，阿克敦既然是这么一身打扮“上衙门”，当然不肯接受好意。
这时管狱的司官，“提牢厅主事”夏成海也赶到了，先向汪由敦行礼说道：“请大人进去吧！阿大人交给司官好了。”
“好，好！你好生伺候。”
“是！”夏成海转身向阿克敦请个安说，“大人请！管家也请跟我来。”
“不敢当！”阿克敦拱拱手说，再抬头看汪由敦时，他已经将身子转了过去，想来是不忍见本部的堂官成了阶下囚。
当然，虽说阿克敦已犯了死罪，但绝不至于与定谳的囚犯监禁在一起。刑部的监狱，俗称“天牢”，正名是“诏狱”，因为入此狱的人，姓名必见于诏书，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格外优待，特设住处，称为“火房”，大则一座院落，小亦有两间屋，可以携仆开伙。不过这份“优待”，须花几百至几千两银子去交换而已。
阿克敦自当别论。夏成海将他安排在最敞亮的东跨院，五六个狱卒忙作一团，阿克敦倒老大过意不去，只不断地说：“夏老爷太费心了。”
安顿粗定，只听外面传报：“汪大人到！”
这时阿克敦反客为主，迎了出来，只见汪由敦也换了便衣，不由得一惊，“怎么？”他问，“不只是‘交部’吗？”
说“交部”便是交吏部处分，与交刑部治罪，必先革职不同。汪由敦何以亦是这样一副装束？阿克敦不免惊诧。
“礼当如此！”
阿克敦为他放心了，不是褫夺顶戴，只是便衣探监，彼此方便而已。当下延入屋中，坐定无话，夏成海知趣，悄悄地溜了开去。
“特来向我公请罪。”汪由敦悲伤地说，“刑非其罪，竟尔枉法，痛心之至。”
接着，汪由敦便将他跟署理的满尚书盛安及满汉四侍郎勤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等人，重议阿克敦的罪名，依大不敬斩决律末减为斩监候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再三表示歉疚不安之意。
“无须，无须。这原在我意中。倒是因为我的牵累，害各位交部，才真是无妄之灾。不过，陈占咸是很明理的人，想来只会拟革职，不会拟降调。”
陈占咸是指新任吏部尚书入直军机的陈大受，他是湖南祁阳人，雍正十一年的翰林。由于两件事，颇得皇帝的赏识，一件是乾隆二年翰詹大考，皇帝亲自监试，翰詹大考，因为有一篇赋的关系，颇费工夫，通常须给烛始能完卷，但陈大受于日中首先交卷，而且写作俱佳，因而由编修超擢为诗读，自此官符如火，乾隆四年便特旨外放为安徽巡抚。
其次是陈大受从小父母双亡，而且家境寒微，与打渔的住在一起。半夜里渔夫上船，他一面守门，一面苦读，因而成名。及至当了方面大员，由安徽调江苏，是天下十七个巡抚之中最好的一个缺，但他因为父母在世时，没有过一天足食丰衣的日子，所以布衣蔬食，自奉极俭，但不禁僚属鲜衣美食。这禄养不及亲而不忘亲于寒微之时，最能博得皇帝的激赏，所以他人巡抚内调常为侍郎，而陈大受内调为兵部尚书，如今且已改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当朝仅次于傅恒的大红人。
陈大受处事颇为明快，刑部堂官交议的案子，到了吏部，考功司的掌印郎中抱牍上堂，陈大受略略看了一下，便即交代：“奏请一律革职。”
这个郎中姓花，外号“花样多”，他是讷亲当吏部尚书时提拔起来的，讷亲最喜无事生非，所以“花样多”得以脱颖而出。此时他的建议是，将刑部“六堂”，分成三种处分，革职、革职留任、降三级调用各二。
“这是自找麻烦。两位革职，你得找人来补，这还可以用署理的办法，暂时应付；两个降三级调用，尚书变成三品官，你在‘大九卿’之中，哪里去找两个缺来安插？而况同罪同科，强为区别，必失其平，不如一律请革职，皇上不能让刑部六堂都由新人来接替，一定降恩旨，革职而从宽留任，儆戒之意既明，实际政务无碍，岂不是很妥当？”
果然，奏上得旨，一如陈大受的预料。汪由敦与其他堂官一例处分，并未独异，方始放心。但“刑非其罪”的良心责备，却越来越深，原来为皇后服丧一事，又让皇帝找到了一个乘机立威的好题目——各省不为皇后服丧，已经七八十年，突然恢复旧制，好些官员都不明白“国丧百日之内不准剃头”的规定，首先被检举的是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醇，及山东沂州的一名武官，皇帝降旨：“本朝定制，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因而将金文醇等拿交刑部治罪。
汪由敦因为金文醇翰林出身，又是小同乡，要他因为剃了一次头便定“立即处斩”之罪，实在于心难安。幸好由都察御史署理刑部尚书而补实的盛安，首先倡议，斩立决过重，应改斩监候，除了右侍郎兆惠以外，其他都默然表示附议。
及至司官拟好了定金文醇的罪名为斩监候的奏稿，兆惠不肯画行。此人籍隶满洲正黄旗，姓乌雅氏，是世宗生母孝恭仁皇后的族孙；因为他家出过皇后，所以坚持对皇后的大不敬应该是斩立决。
人命至重，所以京中凡有情节重大的罪案，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时，如判决死刑，须“全堂画诺”，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即不能定谳。如果需要“专折具奏”，像金文醇的这种案子，虽可由刑部定案，但涉及大辟，亦须“六堂”一致，因为兆惠不画“堂稿”，便又起了争执。盛安引雍正年间的例案，当时太后之丧，有个佐领李斯琦，百日以内剃头，拟罪斩监候，如今援案办理，有何不可？兆惠反驳，李斯琦是废员，与金文醇既为现任知府，且是翰林出身，理当知礼的情形不同，未可一概而论。同时他又指出，拟罪从重，以便皇帝加恩减罪，是多年相沿的例规。所以虽将金文醇拟为斩决，实际上一定还是斩候，死不了的。
“万一皇上例不加恩，实时处决呢？”
年少气盛，也不大识汉文的兆惠，拍一拍胸脯说：“我偿命。”
“空话！”盛安冷笑，“你就想偿命，也要皇上准你去死才行。”
话说得很难听了。汪由敦、钱陈群赶快横身相劝，才没有吵起来，当然，案子也就搁起来了。
第二天恰好召见盛安，他提到此案，以为斩决太重。皇帝面谕：“我原是吓吓他们的。非如此，不能让大家懂得什么叫‘名分攸关’。君臣之间，赖以维系者，亦只此四字而已。你告诉你同部堂官，拟了斩立决，我自然会加恩减轻。”
盛安心想，这一下不是正好证明兆惠对了，而他是错了？想到前一天破脸的情形，自己觉得面子上太下不来，皇帝的话且不必说，看看情形，再作道理。
这样迁延了十几天，始终未曾出奏。皇帝开始查问了，召对时，盛安与军机大臣一起觐见，问到此案，他引李斯琦的例案说：“臣如果拟了斩决，怕引起物议，臣之微名不足惜，恐成盛德之累，反为不美。”
“你怎么说这话？”皇帝大为诧异，“我不是当面交代过你吗？你拟得重，我会改轻，莫非你都记不得了？”
一句话问得盛安张口结舌，方寸大乱，用满洲话答道：“是有此旨。臣年纪大了，偶有遗忘。”
皇帝从小忧谗畏讥，养成了多疑的性格，认为盛安用满洲话回答，是有意不让汉大臣听懂他的话，亦就是不让汉大臣知道皇帝于此案有从宽之意。这一下怒从心头起，以“目无君上，巧伪沽名”的罪名，将盛安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除刑部堂官兆惠“持议不从”外，其余“交部严惩议奏”。
“目无君上”是死罪，奉旨“从重”当然拟成斩立决，奉旨“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吏部复奏，汪由敦等“扶同曲法，殊属溺职”，一律革职，但原来就是革职留任之员，应该革任。奉旨“俱从宽免其革任”，只倒霉了盛安一个人。
于是提牢厅主事夏成海，第二次伺候本部尚书入火房，正就是阿克敦所住过的东跨院——阿克敦在“雷霆”之后，已获“雨露”，前几天奉旨“在内阁学士上效力行走，并兼署工部侍郎”，因为孝贤皇后之丧，“奉安”“升祔”，要造神牌，这份差使交给谨慎老成又精通满汉文的阿克敦最为妥当。
盛安会不会像阿克敦那样，只是一场虚惊，在火房中待一两月，仍旧放出来去做官？刑部上上下下的人，都以此为话题在猜测，只有极少数的人不闻不问；而只有这极少数的人，断定盛安是死定了，而阿克敦可能仍旧会回来当刑部尚书，因为阿克敦所姓的章佳氏与孝贤皇后母家的富察氏，这两族等于皇帝的左右手，而且盛安与阿克敦的儿子，一个不肖，一个跨灶，因而祸福也就不同了。
盛安的儿子叫喀通阿，曾经犯过伪造文书的罪，皇帝特为宽宥，交给盛安严加管束，如今盛安身入囹圄，无法管教劣子，皇帝以此为理由，将喀通阿充军到热河去做苦工。至于阿克敦的儿子阿桂，年轻有为，以吏部员外充军机章京，如今跟着兵部尚书班第在大金川，只看在阿桂在前方这一点上，就不能为难阿克敦，不然岂不伤害士气？
盛安是不是“秋后处决”，犹不可知；阿克敦回任倒是料中了，派他署理刑部尚书的上谕，终于在闰七月初一下来了。
首先得到消息的是“承旨”的军机大臣汪由敦。一退了值，他就亲自到阿克敦那里去道贺，同时请他即日上任。
“谨堂，”阿克敦对汪由敦说，“我算了一下，从斩监候的严谴到今天回任的恩典，恰好一百天。这一百天，你有什么感想？”
汪由敦的为人，正如他的别号“谨堂”，知道他有为他人不平的牢骚，便含含糊糊地答说：“感想甚多，改日细谈。恒翁，我们同车上衙门吧！”
“改一天，改一天。”阿克敦说，“我得挑个黄道吉日再上任。”
其实阿克敦是因为“秋老虎”很厉害，想休息几天，只是勤劳王事，臣子当为，想偷懒的话不便说，因而找这样一个借口。
汪由敦却不肯放过他，“拣日不如撞日，而且今天是初一。”他紧拉住他的袖子，“请吧，请吧！一切都要请老前辈主持。”
阿克敦在翰林院，比汪由敦早六科，“老前辈”的称呼，并非恭维。而提到科名翰林的前后辈之间，别有一种亲切之感，阿克敦终于同意了。
原来汪由敦之逼着阿克敦去上任，亦是别有苦衷，国恤百日之内剃头的案子，纠缠不清，越闹越大。阿克敦一拜了印，接受僚属的致贺以后，立刻就有一件剃头案子，摆在他面前。
这件案子是江苏巡抚安宁，奏参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在孝贤皇后大事二十七日刚毕，即已剃头，所属文武中，除了淮徐道定长以外，亦无不如此。折子后面，还有皇帝洋洋洒洒的一篇朱批。
朱批中说：前些日子，福州将军新柱到京陛见，提到他经过淮安时，周学健因为已经剃了头，怕他发觉，故而借“巡河”为名，跟新柱避不见面。皇帝认为周学健身为大臣，于此等名分攸关之处，当然会谨守法度，新柱当是听闻未确，此外也还有人提起，他一概不信。现在看安宁所奏，才知道不独周学健一人犯法，而且所属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
看到这里，阿克敦说：“周学健的一条命保不住了。”他叹口气，“唉！孝贤皇后晚半年驾崩就好了。”
“恒公，”兆惠问道，“你老这话是怎么说？”
“孝贤皇后三月十一驾崩，过廿七天正好是浴佛节，菩萨都热得要洗澡了，你想江南初夏黄梅天，长了满头的乱发，怎么受得了？”
“是，说起来是情有可原。”
“不过，”汪由敦立即接口，“法无可赦。”
阿克敦不作声，继续往下看朱批，看到末尾，才知道汪由敦不能不持这种严苛态度的道理，因为皇帝认为此事传闻已久，竟无人举发，甚至军机大臣日常见面，亦从未面奏，“其意不过欲为之蒙蔽，以救伊重谴”。汪由敦如果附和“情有可原”，应从末减，岂非恰好坐实了他军机大臣蒙蔽之罪？
“‘周学健着大学士高斌，就近拿解来京，交刑部治罪。’”阿克敦念着朱批说，“不知道哪天可以到京？”
“大概总要半个月。”
“好，先轻松半个月再说。”
“老前辈想轻松，恐怕是奢望了。”汪由敦说，“还有件案子在这里。”
“又是剃头！”阿克敦懒得看这种奏折，转眼发现有个名叫彭传增的司官在，便很客气地说，“劳驾！请念一念。”
“是。”彭传增接过奏折，念道，“‘奏为自行检举违制剃发缘由，并自请处分，恭折仰祈圣鉴事。窃以本年三月十一日——’”
“慢，慢！”阿克敦突然想起，“彭老爷是在湖广司吧？”
“是，一直在湖广司。”
刑部跟户部一样，以省份司，称为“清吏司”，户部的“湖广清吏司”管两湖的钱粮，刑部的“湖广清吏司”管两湖的刑名。彭传增在此，那么这个“自行检举违制剃发”的奏折，自然出于湖广大吏。阿克敦蓦地里一惊，急急问道：“谁的折子？”
“塞制军的。”
完了！阿克敦在心里喊得一声，扶着头说：“这个天儿真热！脑袋都快炸了。”
“那就歇一歇吧！”汪由敦向彭传增说，“请你先把折子收一收，明天再呈堂好了。”
“不，不！”阿克敦强打精神，“把折子留下，我自己来看。”
奏折是湖广总督塞楞额所上，自陈在孝贤皇后崩后，二十七天即已剃头，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及两省文武官员，亦复如此。又说：所以违制之故，因为皇后宾天自康熙十三年以来，外省皆不服丧，历时既久，服制不明，以致误犯，后经杨锡绂细查旧例，方知应在百日以后，方可剃发，现听杨锡绂之劝，自行检举，请赐处分。
这个折子是经皇帝看过才发下来的，朱批是：“交刑部。”显然的，如果是“处分”，应交吏部，“交刑部”便是议罪。
“谨堂，自行检举，是不是可以减一等？”
这塞楞额姓瓜尔佳氏，隶正白旗，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是阿克敦的同年至好，汪由敦知道他此时的心境，本来不想表示意见的，说不得也只好替他略为担待了。
“他是满洲世臣，跟周学健又不同。不过既然自行检举，减一等也是说得过去的。”
“和甫，”阿克敦问兆惠，“意下如何？”
兆惠答得很明确：“斩立决减一等，斩监候。”
问了其余的侍郎，亦都认为以斩监候为适当。于是阿克敦作了裁定：“照此复奏。到勾决的时候，看他的造化吧！”
第二天皇帝召见军机，指着刑部的覆奏说：“彭树葵、杨锡绂之剃头，虽说顺从总督，不过既是封疆，岂有漫无主见、一味附和之理？话虽如此，塞楞额既然已经剃头，又何怪乎彭树葵、杨锡绂？这两个人革职留任。不过其中又有分别，杨锡绂劝塞楞额自行检举，与彭树葵是有分别的。彭树葵另外处罚修城工，杨锡绂免罚。你们说我这样处置，公平不公平？”
“皇上行法，如鉴之空，如衡之平。”傅恒答说，“一本大公，前后获罪诸臣，一定心服。”
傅恒是故意这样说，因为他觉得彭树葵、杨锡绂可以不死，而且仍旧在当巡抚，相形之下，周学健，尤其是金文醇问了死罪，未免冤枉，所以特为提到“前后获罪诸臣”，意思是提醒皇帝重新考量。
皇帝是早已想到了，“我亦没有想到，督抚大员中有周学健，则无怪乎有金文醇；更没有想到，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那就无怪乎有周学健了。”他略停一下又说，“论罪名，金文醇已有满员劝他而不听，较之周学健为重；但论官职，金文醇较低，还可以减罪。这么加减调和，两个人不妨同科，都发交直隶总督那苏图，修理城工，效力赎罪。”
“是。”
“汪由敦。”皇帝指名征询，“你觉得我的处置，怎么样？”
汪由敦不敢赞一词，只叩着头说：“皇上圣明。”
“现在要谈塞楞额了。”皇帝停了一下说，“他在湖广的官声不好。现在川陕用兵，两湖居转输枢纽之地，他亦很不得力，我看福州将军新柱人很明白，可以接塞楞额，不知道他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
傅恒无从回答，汪由敦亦茫然不知，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陈大受便即答说：“以臣估计，大概刚入河南境界。”
“那就赶快写一道‘廷寄’，命他兼程赶到武昌，传谕塞楞额，这种违制的事，在汉人还可说是冒昧无知，他是满洲的世家，岂有不知之理？只准带家丁两名，星夜来京候旨。在任的所有家产，即由新柱查明，封存具奏。也许塞楞额自己知道，获罪甚重，家产有预先寄顿隐藏的情形，叫新柱亦要好好查明白。”
于是军机“承旨”写了一道“廷寄”，由兵部起火牌，派专差南下递交新柱；另外还有一道“明发上谕”：“湖广总督塞楞额着即开缺，驰驿来京，遗缺即由新柱署理。”
就表面来看，塞楞额仿佛另有任用似的，但汪由敦知道，既已抄家，至少将是充军的罪名。如果塞楞额在湖北居官不是过贪，任所赀财并不太多，将来犹有复起之望，否则，只怕还有较充军为重的罪名。
他将“廷寄”的内容，私下告诉了阿克敦，同时也谈了他的见解。阿克敦深以为然，但却想不出一个能救同年至好的法子，唯有指望新柱复奏中，所附查抄塞楞额资产的清单，只是中人之产。
不过新柱的覆奏，除非发交刑部，他是看不到的，此事还是要托汪由敦，只有军机大臣才能与闻任何机密。汪由敦当然一口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