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声甘州

重阳游百花洲

更不须、携酒看黄花，凄凉胜游稀。但苏翁圃外，藏鸦细柳，相对依依。回忆西湖旧梦，秋水浸渔矶。今日登临地，风景都非。 自折茱萸簪帽，叹沈腰瘦减，泪满莱衣。况天涯兄弟，不似雁同飞。误江楼、玉人凝伫，盼归舟、我尚未能归。休怅望、有阑干处，总是斜晖。

【赏析】

项廷纪卒时年尚不足四十，生时名位不显，交游不广，关于他的传记资料很少，通常人们见到的只有谭献写的极简单的小传（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和《清史稿·文苑传》中据谭传缩编的更简单的小传两种，幸好项氏在他的词集及其序中时不时显露其行履的鳞爪。据谭传称项氏的姐夫视学江西，项氏亦从游。此词即他重阳日游南昌百花洲后所作。

重阳，本是饮酒赏菊的时节。重阳故实中，最有名者当推“白衣送酒”：陶渊明重阳节无酒可饮，怅然枯坐于东篱菊丛之中，这时一位白衣人前来，原来是友人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陶渊明当即痛饮而返（见《续晋阳秋》）。眼下有酒有菊，但词人无兴无味，因心境凄凉，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游玩的地方。百花洲为当地名胜，聊且前往。不过，“客路到处伤情”（《一萼红·瑞洪雨夜有怀》），苏翁圃（南湖中的三个小岛，俗称“三洲”，宋时四川隐士苏云卿居此，故称）外依依的柳树让他怀想家乡杭州的西湖，但这个秋日处身之地，风景与昔日迥异———此所谓“人是而物非”之叹也。

遍插茱萸登高是重阳节的风俗，自己远离双亲、兄弟和妻子，孤处异地，只好伤感地折些茱萸胡乱插在帽子上。句中连用了两个典故。沈约在给好友徐勉的信中说自己老病，身体消瘦，腰系的皮带常常移孔（见《梁书·沈约传》），后世文人说到因愁病而消瘦时就会不假思索地写上“沈腰”，或者换一种说法，称为“衣带渐宽”———腰围的减小与皮带的显宽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莱衣”则是取自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的传说，春秋时楚人老莱子事双亲极孝，七十岁时还穿上五彩的衣服，做出一些婴儿的动作，逗双亲开心。大雁飞行时常常成群结队，故常以喻兄弟，而现在自己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独在异乡为异客”，“遍插茱萸少一人”，千余年前的同一天，王维也这么感受来着。

“误江楼”至结尾，是写自己对妻子的挂念。类似的字句单单在唐宋词名家名作中就至少被说过四次：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辛弃疾《摸鱼儿》“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张炎《甘州》“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所以本来并不新鲜，不过项氏将这些样板进行了小规模的组装：改变了语序，调换了角度，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后者是指把对方和自己倒换了一位置，以便达到像清人张谦宜评王维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时所说的“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加一倍凄凉”（《絸斋诗谈》）以及明人王嗣奭评杜甫诗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时所说的“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杜臆》）的效果。“加一倍”、“进一层”，这种修辞手法是项氏屡屡使用的惯技，如“想今夜、孤舟漂泊，更有人、楼上数残更，应是玉钗敲断，难问归程”（《一萼红·瑞洪雨夜有怀》），“红袖尊前，玉梅窗底，有人相忆”（《徵招·丙戌除夕》，并见《秦楼月·十二月十五夜舟过石门作》）。此词的结尾几句袭用前人意境的痕迹过于明显了些，但结拍“总是斜晖”之叹，所感甚大，从中颇可体味出今人所常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品评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吴文英、张炎诸家之词时，各以他们自己词中的一句当之。若仿照此法，则不妨说：“莲生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金缕琵琶，呜咽怨秋雨’（《祝英台近·自题填词图》）殆近之欤？”而且巧合的是，项廷纪恰好是上述诸家忠实、热烈的追随者，写过很多摹拟他们的作品，甚至他将自己的词集《忆云词》分为甲乙丙丁四稿也是仿照吴文英的做法。项氏是一个忧郁的歌者，人有七情六欲，他偏喜言愁、述哀、寄恨，物有千姿百态，他好咏残柳、败荷、落叶。他出身盐商世家，虽到他这一辈时家道已中落，但远未堕入贫寒；举业不很得志，三十五岁中举后两次会试均下第，可还称不上困顿。他却偏偏跟自己过不去，把自己困在愁天恨海里脱身不得。

他的小同乡、为他作传的谭献（他正好生于项氏中举的那一年）就对此表示过奇怪：“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箧中词》）二人“怀抱”“别”在何处，却没了下文。不过将项氏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正符合前者的意愿———他不大瞧得起并世的词人（语见《忆云词乙稿自序》），只好在古人堆里寻同道，前列温、韦、吴、张之外，一百多年前的纳兰算得时代最近的一个。他称纳兰词愁怨满纸的原因是：“承平年少，蕉萃（同憔悴）早。”（《玉漏迟·题饮水词后》）这正与纳兰的自供“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拟古》之十三）相契，同时也是项氏自己的实情，所谓“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忆云词甲稿自序》），“当沉顿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泄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忆云词丁稿自序》）。

项氏的表白正好可以解答谭献的疑问。钱钟书说过：“理由是凑趣的东西，一找就到。”时下论项词者就无不采用这一偷懒的好办法。我也不妨偷一下懒，借用钱先生名篇《诗可以怨》的要语：“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或者干脆挪用钱文中征引过的清人方文的归纳：倘要作得好诗，“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梦与施愚山论诗醒而有作》）。也许这才算得项氏与纳兰（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只报忧不报喜的“怀抱”的“别”处。

（张金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