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平西江蒋陈初识 定广东陈诚建功
蒋介石和陈诚,都曾就读于保定军校,又同是浙江人
中国的官场派系,历来是以亲族、同乡、同学为基础。
刘邦平定天下,大封诸刘,刘邦子侄为王为侯者,遍于天下,显赫一时。戚族吕氏、樊哙,因缘而起。而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的乡党故旧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灌婴等也先后出相拜将。至于历史上说的汉高祖居戮功臣,被烹的“走狗”,只是韩信、彭越、英布之流,他们既不是刘邦的亲族戚族,也非沛县故旧。
自东汉以后,经学兴盛,一些高官饱学之士,聚徒讲学。而这些学徒受教之后,又受高官饱学之士推荐,出而为官。于是师徒相捧、同窗互荐成为风气。到了东汉末年,一些累世不衰的经学大家,如出生了袁绍、袁术的袁氏和出生了杨震、杨修等的弘农杨氏,已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以后,这种以师生、同学为纽带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至于得了功名的学子都成了主考官的“门生”,同年考中的进士、举人,成了类似同学关系的“同年”。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依靠的是广东人。他手下的干将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都出生于广东。由于孙中山重用广东人和只注重在广东发动革命,以至引起黄兴、宋教仁这些广东以外的革命党人的不满。
进入蒋介石时代,蒋也依循惯例。蒋氏国民政府中,除了装饰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谭延闿、程潜、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之外,其主体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蒋氏戚族。此类人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蒋经国、俞飞鹏、俞大维等。因蒋介石与陈其美是拜把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之侄,二陈也应属此类。二是浙江同乡。如陈诚、陈仪、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汤恩伯、胡宗南、戴笠等。蒋介石虽是奉化溪口人,但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蒋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所谓“雷响溪口,雨落奉化”,是说蒋介石起于溪口,沾光的却是奉化人。其实在蒋介石时代,奉化也就是出了俞飞鹏、俞济时和俞大维几个人。三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蒋介石曾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当过黄埔军校校长,和这三个学校都有相当亲密的关系,这些地方出来的人又多,所以在蒋氏国民政府中,以这些地方出身的人最多,构成了蒋氏政府的基干。在国民政府要员中,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主要有:蒋介石、何应钦、程潜、唐生智、阎锡山、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刘峙、朱绍良、蒋鼎文、陈仪、白崇禧、上官云相、傅作义、徐永昌、林蔚、罗卓英、汤恩伯、何成浚、张群等等。真正来说,构成国民党统治上层的主要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走上最高决策圈的几乎没有。即使在地方上,如抗战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和解放战争时的行营主任、地方军政长官,如西南军政长官之类,黄埔军校毕业生中也只有胡宗南一人得以担任,而且担任时间相当短。着名的军统特务戴笠,权力虽大,但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高,直到他飞机失事摔死时,军衔才是少将。黄埔学生中,抗战爆发前以胡宗南、黄杰、关麟征、霍揆彰地位最高。以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等也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主要军政人员中,除山西、广西、云南等地外,出任军政首脑的,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或黄埔军校毕业;浙江出生;蒋介石的亲族或威族;在蒋身边或黄埔军校任过职这4个条件,除极少数人而外,大都具备一条两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条件具备得越多,也就表明与蒋介石的关系越密切,当然也就越受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了。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炮科,1922年毕业,当时为保定军校炮科8期。同年6月,分配至浙江陆军第二师六团三连当见习军官。1923年2月,前往广东,入建国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任第一师第三团中尉副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陈出任炮兵教官。这样,陈诚便具备了浙江人、保定毕业、黄埔教官三项条件。当陈诚进入黄埔军校当教官时,蒋介石正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在广东大红大紫,炙手可热。陈诚从1924年入黄埔军校追随蒋介石直至1965年3月5日逝世,达四十余年。在这四十余年中,陈诚从连长做起,直到升任“副总统”,从1956年到1965年去世,还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陈诚一直是台湾党政军方面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蒋陈的这种关系竟维持15年之久,可见蒋陈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赵志尧的老婆卖了皮袄为陈诚去广东投奔邓演达凑路费,在肇庆的伤兵医院,蒋陈第一次见面
陈诚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1919年入学不久,北京即爆发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五·四运动”。此时孙中山正开府广州,号召进行国民革命,一时之间,全国革命气氛高涨。而尤以孙中山所在的广东,在1920年“援闽粤军”打垮旧桂系陆荣廷、莫荣新,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之后,更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成了全国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
此时陈诚年刚过二十,血气方刚,自然有一种向往革命的朝气。因此时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在广东,因此他在军校期间,即和粤籍同学罗卓英、邓鸣汉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1922年6月,陈诚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三连实习,任见习官,为期6个月,实习期满,被补为少尉排长。此时浙江军政大权掌握在夏超之手,夏超为浙江青田人,毕业于清末的陆军武备学堂。因是青田小同乡关系,陈诚不安于少尉排长之位,亲去见夏超,要求前往夏超掌握的浙江省保安团工作,夏超未准,这使陈诚非常苦闷。
1922年末,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委邓演达为军校筹备委员会7委员之一。邓为给学校物色教官,前往上海。此事为陈诚父亲陈应麟的老朋友杜致远之子杜伟所知,杜伟即将此消息告诉了陈诚。杜伟时任浙军第二师少校副官。
此时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邓鸣汉已入建国粤军,来信邀请陈诚前往,这更坚定了陈诚去广东的决心,便私自跑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他住在青田籍挚友赵志尧家里,征求赵的意见,赵坚决支持。此时陈诚军官见习期刚满,积蓄全无,连去广州买船票的钱也没有。赵志尧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职员,也没有钱,赵志尧的妻子就把家里的一件皮袄卖了,得了10块银元,送给陈诚当了去广东的路费,使陈诚得以成行,陈诚到广州担任连长后,即召赵任司务长。以后赵志尧一直追随陈诚,随陈诚步步高升,总管陈诚属下的军需、财务,而赵也不负陈之所托,把陈诚部的财务、军需管理得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典范。
邓演达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当陈诚在保定军校读书时,邓曾任陈诚的区队长,和陈诚有师生之谊。1923年3月陈诚到广州后,即入建国粤军李济深部第一师第三团,在严重营的邓鸣汉连任第一排排长。1923年5月,李济深部建国粤军第一师讨伐旧桂系的余孽沈鸿英,陈诚随军参战。在肇庆与冯葆初部作战时,陈诚与邓鸣汉在同一战壕内指挥战斗。结果,一颗子弹击中了邓呜汉,邓当场阵亡,陈诚也被子弹击中胸部,由于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陈诚才被救了出来。5月18日,建国粤军第一师攻克肇庆,冯葆初部败北,陈诚于是入肇庆医院治疗枪伤。住院期间,恰逢大元帅孙中山的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蒋亲到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当面抚慰,这就是蒋陈的第一次见面。由于被慰问的官兵众多,蒋陈的第一次见面,陈诚很难说会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诚和邓鸣汉是保定军校时的拜把兄弟,邓鸣汉阵亡后,陈诚接任了邓的连长职务,安慰了邓的母亲,并赡养邓母。
1923年9月,陈诚升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独立连连长。独立连编制虽小,但是第一师的一个直属作战单位。建国粤军第一师师长是李济深,在当时和以后看来,第一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在民国史上着名的即有李济深、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邓演达、余汉谋、薛岳、吴奇伟、李汉魂、蔡廷锴、蒋光鼐等。陈诚担任第一师独立连连长,既使他有了独立指挥作战的权力,使其能力得以发挥,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北伐开始前夕,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北伐时所谓的“铁军”即指李济深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叶挺独立团也属第四军。以后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创建福建人民政府的第十九路军,即是由陈铭枢部发展而来的。
邓演达将陈诚带入黄埔军校,秉灯夜读的陈诚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注意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绝对具有特色的军事学校,一方面它模仿苏俄,实行党代表制度,校党代表的权力和校长并行,表示军校是党的学校;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力图使军校绝对服从自己,虽然军校设有党代表和校长,但二人均非学校的首脑,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上,又设总理,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亲兼。这种办学体制只存在于孙中山逝世之前,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也就未再设总理。
黄埔军校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办公厅,各部主任和教官均为一时之选。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副主任周恩来,在当时的广州也是非常知名的人物。黄埔军校的教师队伍以军事教官队伍最为出色。总教官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因祖籍贵州,即至黔军王天华部任旅长,是黔军中着名的新派人物。王天华在贵州失败后,反正派对何应饮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手段想置之于死地,使何应钦无法在贵州立足,辗转来到广州。教官中的顾祝同、刘峙、陈继承,严重、钱大钧都毕业于保定军校,既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也有相当的带兵经验。
由于黄埔军校带有一种蒸蒸向上的朝气,所以从它一开办,便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有强烈革命热情的青年,对黄埔军校更是趋之如骛。一些旧军队的青年军官,也不惜抛弃现有的官衔地位,以能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为荣,如着名的范汉杰,已为旅长,仍考入黄埔第一期,重当学生。
陈诚此时正在粤军中,虽然他是保定八期毕业,但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地位上,他都属晚辈。与范汉杰那样没有念过正规军校的人一样进入黄埔一期重当学生,他觉得有伤大雅,可想当教官资历地位都不够,所以黄埔刚建校时,陈诚没有立即进入黄埔军校。后来在黄埔军校学生面前,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继承都能摆出老师的面孔,陈诚就摆不出来,而且有些资历老一点的黄埔一期生,像关麟征、杜聿明还给他难堪。
陈诚赴广东是投奔邓演达。陈诚在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营长是严重、团长就是邓演达。邓演达是孙中山亲委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7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邓出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出任战术教官兼学生队副总队长。邓、严都是陈诚的老上级,对陈渴于进入黄埔军校的心理当然明白,于是推荐陈诚进入黄埔。1924年9月,陈诚离开粤军,人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并兼任教育副官。
黄埔初建时,校长蒋介石对军校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所以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勤恳严谨。每天清晨,在学生未起床之前,他都要巡视校园。学生上操,他要亲自督导,每天都必到操场巡查。晚上亲自查岗、查哨,直到教官、学生完成课业为止。
陈诚曾于1918年毕业于杭州省立体育专科学校,以后又入保定军校,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每天都清晨起床,到操场锻炼。一天清晨,蒋介石在操场上看见了陈诚,叫住他,发现他竟是在肇庆自己抚慰过的军官,心中甚为满意。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严重,严重对陈诚更为满意,就在蒋面前大讲了一顿陈诚的好话。又有一天,陈诚去广州市区玩,黄埔岛高广州市区有40华里,第二天清早乘头班轮船返回后,天还没亮,陈诚不想睡,便点灯读起《三民主义》一书来。这时恰值蒋介石早起巡视,看见灯光,便过来查看,见陈诚在《三民主义》一书上,密密麻麻,作了许多标记。看到陈诚如此勤奋,蒋介石更为嘉许,便就《三民主义》和军事方面向陈诚提了一些问题,陈诚对答如流,应对得体,蒋介石非常欣赏。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蒋介石乃组建党军炮兵营,炮兵以军校第二期在校学生为主。炮兵营以蔡忠笏为营长,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蔡忠笏兼第二连连长,罗卓英为第三连连长。陈诚出任黄埔军校炮兵营连长,成为蒋陈终身合作的开端,也是他个人前途发生转折的开端。
蒋介石并不希望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难得的是,陈诚在黄埔军校并未卷入派系斗争
1925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黄埔军校内部和国民党中央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在广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表现为“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权力争夺。“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是戴季陶、贺衷寒、曾扩情等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人物是邓演达、周恩来、蒋先云等。随着两派斗争的激化,黄埔军校事实上已经分成了两个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
由于黄埔军校和黄埔学生军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而且在建立黄埔军校和黄埔学生军时,蒋介石都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因此他不愿看到黄埔军校和学生军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激烈以致分化瓦解。尽管蒋介石在感情上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在理智上蒋介石最初在二者的斗争中是保持中立的,尽力化解双方的矛盾,使双方在拥护蒋介石作为共同领袖的前提下彼此相容,以免因内部纷争而葬送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已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力。于是,蒋介石同时解散“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另组“黄埔同学会”,让双方都参加进来。“黄埔同学会”只是以同学情谊相号召,不像“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样有着明显排斥对方的政治倾向。
陈诚一直标榜反对“军人干政”。在黄埔军校,他和罗卓英二人,确实既未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也未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是老老实实严守中立。这其中的原因,一者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军校中地位不够高,没有主动出去表态的权力,而形势也并不允许他们表明政治态度;二者陈诚此时也确实不想参予政治,只想在军事上干出成绩来;三是陈诚觉得蒋介石是孙中山亲自选中作黄埔军校校长的人,孙中山对蒋信任,所以陈诚对蒋怀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而邓演达、严重都属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邓和严既是陈诚的老师,也是陈诚的恩人,他对邓演达、严重也同样尊敬,他哪一方面都不想反对。在当时广州各种思潮泛滥、主义横流的环境里,陈诚能处身事外,也属不易。
蒋介石率兵第一次东征在棉湖险些被消灭,关键时刻,是陈诚挽救了危局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已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由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为营长,另建炮兵营,全军3000人左右。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赶下台,逼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又和奉系张作霖联兵,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迫使吴佩孚浮海南逃。直系在北京垮台后,北京的政权由国民军冯玉祥。奉系张作霖、皖系首脑段棋瑞联合执掌,这时北京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冯玉祥倾向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充任政府首脑,填补北京的政治真空。当时张作霖和段棋瑞也欢迎孙中山去北京“共商国是”。于是,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前往北京,行前命胡汉民主持广东政局。
孙中山北上刚到天津,便得了重病。这时1922年发动叛乱后被赶出广州、盘踞东江的陈炯明,看到孙中山北上得病,觉得是进攻广州的好机会,便积极准备,筹划进攻广州。在这种情况下,大元帅府决定东征陈炯明,并于1925年1月15日颁布了东征命令,出师东征。
大元帅府的东征军共分三路:左路由杨希闵的滇军组成,中路由刘震寰的桂军承担,蒋介石率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一部为右路。在三路兵马中,以杨希闵的滇军实力最为雄厚,而且杨部滇军胡思舜部的主力曾万钟师和4个独立旅就驻扎在惠州地区,便于就近出击,因而大元帅府命杨希闵为东征军总指挥。但杨希闵虽然接受了总指挥职务,却不愿作攻击陈炯明的主力,只答应配合作战。
按照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制订的攻击计划,东征军左路滇军由河源、老隆赴五华、兴宁,攻击陈炯明部林虎的防地;中路佳军,负责围攻惠州;右路粤军和黄埔军教导团,由淡水、海丰、陆丰赴潮汕,攻击陈炯明部洪兆麟防地。
2月1日,教导团由黄埔出发。2月3日陈诚炮兵连随校本部由黄埔乘船到虎门太平圩。2月15日,蒋介石下令攻击淡水,陈诚指挥炮兵轰坍了淡水城墙,攻城敢死队乘机攻入。东征军拂晓展开攻击,至晨7时,便攻克了陈炯明部3000多人驻守的淡水。随后教导团乘胜攻入潮州、汕头,至3月7日,已全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
正当右翼教导团和粤军进展顺利时,担负左翼作战的滇军和中路作战的桂军并未认真展开攻击,而是同林虎密约,让他从容集结陈炯明各部,对付右翼的教导团和粤军,按兵观望,静观成败。林虎很快就集结了主力两万多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右翼军后路,企图将右路军一举消灭在揭阳、潮汕之间。在前后受击的情况下,3月12日,蒋介石下令粤军第二师留守潮汕,亲率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回师棉湖,迎击林虎部。12日夜,蒋介石发布攻击令,命教导第一团占棉湖,攻击和顺之敌;教导第二团占池尾,攻击鲤湖之敌。陈诚部炮兵随第一团作战。13日晨7时半,何应钦教导一团先头部队第一营在距和顺约4华里的曾塘村后和林虎部先头部队遭遇,两军随即交火,双方交战兵士,教导第一团不满两千,林虎部一万多人。
两军交火后,陈诚炮兵连奉命占领曾塘村东北方小高地,向对面山地密集处开炮,但因距离太远,炮击多次,致使撞针发软不能再发射,仍未取得满意结果。不得已,陈诚只得命令将炮拆下,抬到团部所在地。
这时林虎军已占曾塘村,教导一团一营二连已被缴枪数十枝,一连和三连也已不支后退。林虎军直向教导一团团部冲来,前锋距团部指挥所仅200—300米。这时蒋介石、廖仲恺、苏联顾问加仑和周恩来都在前线督战,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坚决顶住,不得后退。何应钦于是命令教导一团二营营长刘峙率该营向敌后迂回进攻,以减轻林虎的攻击。又令陈诚向只距几百米的林虎军炮兵射击。陈诚命令士兵将全部6门旧式七五大炮全部架了起来,由他亲自瞄准,第一炮向正在进攻的散兵打去,散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接着陈诚第二炮向村东端打去,林虎军退入曾塘村中心。陈诚再向村中心射击,林虎军被迫撤出村子。何应钦立即下令追击,占领了曾塘村。
下午2点,教导一团第三营向和顺方向追击林虎军,遇到伏击,伤亡惨重。随后第一营、第三营被包围。几经突围,都未成功,两营官兵伤亡了两百多人。这时团部只剩下官兵几十人和陈诚连炮兵,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四、五百米。何应钦只得唱空城计,命令士兵多插旗帜,又命炮兵猛烈射击。林虎军以为将受到更大进攻,未敢对包围圈内的教导团进行攻击。下午5点,钱大钧率教导二团赶到,直接攻击林虎军司令部,林军不支败走。
东征军棉湖取胜后,3月18日攻取五华,20日占兴宁。4月11日移驻梅县,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棉湖之役,教导一团以不足两千人,击溃林虎军万余人,陈诚的炮兵连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次东征由于是黄埔学生军初次参加作战,胜与败对黄埔军校的声誉影响甚大。所以战后蒋介石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一直将棉湖之役当作他的得意之笔,所以每逢棉湖之战爆发纪念日(3月12日),他都出面邀请参加过棉湖之役的黄埔学生聚餐,以示庆贺。当然,陈诚在关键时候打响第一炮,经常会成为聚餐的话题。多年以后,何应钦回忆说:“棉湖之役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仗,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拽,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情况下,身为炮兵连连长的辞公,不论步兵行军多么快,他总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的人士之一。”陈诚自己对在棉湖之役中的表现也颇为得意,他后来回忆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大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如有神助。”
父亲去世、妻子自杀的陈诚回广州后,拿杨刘残部出了气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表面答应参加东征,暗中却和陈炯明的前敌总指挥林虎达成了协议,由杨希闵向林虎提供东征军右路军行动的情报,险些造成右路军的失败。杨、刘两军还以饷项不足为由,逗留不进。事机不密,杨希闵提供给林虎的情报为右路军中途截获。于是右路军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潮汕地区,回师讨平杨希闵、刘震寰。同时,杨、刘也已警觉,急忙从前线撤兵,将军队部署在广州周围,随时准备进占广州。
1925年5月,陈诚的父亲在青田去世,陈诚接电报,请了十几天假,回家奔丧。丧事完毕,陈诚在家只住了两宿就要走,而且在家住时,也是独自睡在楼上。陈诚的妻子吴舜莲觉得陈诚和她夫妻分别多年,竟不同房,一定是在外边另有了外遇,一时想不开,便拿起剪刀刺向喉管,由于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吴舜莲自杀一事一时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陈诚很是烦恼,在家又住了一夜,就回到了青田城里。经此一变,陈诚心灰意冷,也不想回广州了。就给时任宁波警察厅长的杜伟写了一封信,声称“此番回家奔丧,不幸家中出了事故,万分烦恼,灰心丧志,不想再回广州”。杜伟收信后,劝他回广州,并汇给他一笔钱,陈诚只得返广州。
陈诚满怀烦恼地回广州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讨伐杨希闵、刘震寰之役。6月9日,回师的党军抵达石龙,做好了攻击的准备。13日党军发动进攻,占领了滇军的主要阵地龙眼洞、白云山,随后攻占滇桂军集中地瘦狗岭一带,滇桂军全线溃败,师长赵成梁当场被击毙。杨希闵、刘震寰见大势已去,于是经过沙面英租界,逃往香港。14日,广州附近的所有叛军全部被肃清。
6月15日是部队休息日,东征士兵,久征疲惫,又住在广州附近,便纷纷请假外出,也有一些到河边去洗衣服。不料上午9点左右,一股敌军突然窜到校场附近。陈诚无事在营中闭走,偶向城外的白云山上望去,竟见到有旌旗摇动,陈诚忙命本部士兵前往侦探,回报为滇军余部。陈诚当机立断,立即集结留营炮兵,亲自发炮,一炮即将其军旗击倒。散在各地的党军士兵听到炮声,迅速归队拿起武器,向滇军包抄过去。经过激烈战斗,滇军余部全被消灭。
原来,这股滇军是杨希闵的胡思舜部,奉命前来支援,不知滇桂军已失败,正徘徊在白云山时,被陈诚发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陈诚任行政院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季陆谈起了这件事。黄问陈说:“这次你是不是又百发百中?”陈诚回答说:“虽然不是百发百中,但效果比百发百中还大。”黄季陆又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离营呢?”陈诚得意地回答说:“当军人,就要在这种地方见功夫。”
其实这时陈诚父亲去世不过一个月,回家葬父妻子吴舜莲又自杀,陈诚在家只住了三宿,满怀烦恼返回军营,哪里有心情出营游玩。
二次东征蒋介石攻惠州不下,又是陈诚的炮兵解决了问题
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后,黄埔学生军党军进行了改编,改称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同时又成立党军第四。五、六3个团,3个团编为党军第二师,王懋功为师长。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下令取消驻粤的“湘军”、“赣军”、“粤军”等名称,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驻广东部队共编为6个军。黄埔党军两个师编为第一军,由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部湘军编为第二军;朱培德部编为第三军;李济深部粤军编为第四军;李福林的福军编为第五军;程潜的湘军和胡谦的赣军编为第六军,由程潜任军长;以后广西李宗仁、黄绍竑部表示服从广东国民政府,被编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当东征军回师时,只留下粤军第二师留守潮汕,陈炯明乘机收复了失地。与此同时,驻广州附近的一些部队,也在陈的策动下,先后叛变,试图进攻广州。在此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于9月底决定实行第二次东征,并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陈诚部炮兵连随第一纵队何应钦作战。
第二次东征双方军队以惠州为中心展开。东征军的攻击目标是惠州,陈炯明也将他的几乎全部兵力集中在惠州附近。10月6日东征军到达石龙,10日占博罗,11日抵达惠州城下。
惠州向称天险,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有宋以来,从未攻下”。惠州县志称惠州“铁练锁狐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如此险要,所以蒋介石在拟定攻占惠州的作战计划时,就把炮兵摆在了首位:“炮火集中攻射北城门,待炮火奏效以后,步兵准备爬城。”“炮兵的射击目标:城内公园里的敌人炮兵阵地、电灯局。敌司令部、东门桥、北门城上的敌人军棚、北门、南门及城的东南门、西门。’”中国近代,由于炮兵少、装备落后,而且炮兵行动不便,历来是不受重视的,蒋介石此次作战如此布置,可见其对炮兵的倚重。蒋介石还决定由他本人在炮兵阵地实施指挥,实行总攻击,以党旗左右摇动,各炮齐响为号。
13日上午9时30分,东征军炮兵开始攻击。陈诚的炮兵连担任支援配合攻城主力第四团的任务,集中炮火,轰击北门。至下午2时,北门的城楼城垛已被轰塌多处,其它军事设施也破坏很多,何应钦于是下令攻城。
此次陈炯明决定在惠州和东征军决战,是有充分准备的,修筑了大批的隐蔽机枪阵地。由于国民军是初次以炮兵攻城,经验不足,只知道射击重点目标,而且没有步炮协同作战经验,步兵也不等炮兵轰击充分就急于冲锋爬城,所以第一次爬城很快就失败了。下午5时半再次组织进攻,终因城墙没有缺口和敌军火力太猛而失败。两次爬城进攻,东征军第一纵队第四团损失惨重,团长刘光寰也阵亡在城下。不得已,何应钦只得下令停止进攻,明日再战。
当天夜里,陈诚部下抓住陈炯明军一名侦探,陈诚亲自招待酒饭,劝其戴罪立功,弃暗投明。该侦探向陈诚提供了北门城楼旁边小棚内隐藏的机枪工事的位置。
14日午后2时,东征军攻城部队调整部署,调谭曙卿师第八团增援,再次实施攻击,但仍不凑效。此时蒋介石正在陈诚的炮兵阵地指挥,陈乃向蒋建议调整作战部署,先由炮兵击毁敌火力工事,然后再组织步兵进攻,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陈诚于是将大炮推到离城只有500米的地方,直接瞄准,第一炮就击中了北门城上的敌机枪阵地草棚,敌军大吃一惊。陈炯明的惠州守将杨坤如急忙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又是一炮打来,将隐蔽的机枪工事彻底摧毁。杨坤如跑回去,第三炮飞来,击中了杨的卫队。何应钦指挥步兵趁机爬城,攻入惠州。陈诚令炮兵轰击撤退的敌人,并把杨坤如击伤。杨看大势已去,逃离了惠州。惠州陈炯明守军失去指挥,四散逃命。14日下午4时,东征军攻克惠州。至11月底,统一了广州。
当陈诚在城下指挥炮兵攻击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正在炮兵阵地指挥战斗。看到陈诚连发命中,苏联顾问不禁赞扬说:“我还没看到过像陈诚这样勇敢而又精于炮战技术的人。”蒋介石对陈诚也大为欣赏,下令赏银洋500元。
惠州战后,陈诚升任第一军炮兵二营少校营长,兼任黄埔二、三期炮兵队区队长。1926年1月,升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5月,任炮兵大队队长。6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