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陈辞修受挫东北 蒋介石逃往台湾
陈诚大刀阔斧，整顿东北军政，像陈明仁这样的功臣也照样被撤职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到8月下旬，苏军将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旅顺以及承德、张北等要点完全占领。
苏军进入东北后，将日本占领东北14年间所搜刮的财富，包括机械、设备、铁路机车等可以拿得走的资产价值百亿美元以上，全部席卷而去。苏军过处，民间耕畜、牛羊，也都成为苏军的“战利品”。对于搬不走的工厂，苏军也不放过。1945年11月2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傲说，日本所建所有在东北的工。矿设施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剩下的154种企业归中苏共管。鉴于国民党政府急于接收东北的心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12月7日明确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从东北撤军日期将不能预测。”
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枪炮不怎么感兴趣，加上苏军在感情上同情中共，这就给了中共军队接收关东军装备的机会。苏军也借此向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让其让出更多的权益。
除了接收了关东军的武装外，中共事实上还接收了伪“满洲国”的大部分军队。李宗仁认为东北伪军接收，是蒋军在东北失败的开始，而错误的起源，仍在陈诚。他说：“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40万均由日本装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40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旨意，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陈诚下令解散伪军对国民党不利是事实，但当陈诚还未下解散令时，东北伪军已在苏联红军进攻、日军投降的情况下基本逃散，林彪后来将这些人收拢起来，实际上是重新召组。当时控制东北的是苏军，陈诚的命令在东北是无法下达的。而先到东北的熊式辉，实际上也无法开展其工作。熊式辉是1945年1月2日乘飞机率百余人到长春的，“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
陈诚到东北后，颇有一番重整东北蒋军的雄心，公开宣称“要6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由于陈诚干事干净利落，开始时一些东北人士对他也是抱很大希望的。辽宁省参议会议长马愚忱曾开玩笑说：“熊式辉是内科大夫，只给点药，治不好病；陈主任是会开刀的外科大夫，对东北的恶瘤开刀，大家可以给亲属签字信任。”
陈诚到东北后开的第一刀是惩治贪污和整饬军纪。辽宁省主席徐箴被撤职，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刘玉章被撤职。中将田湘藩，以开“兵学研究会”为名，暗中开设赌场，陈诚将之逮捕。本溪区的一个保安司令李耀慈，弃职潜逃，被捉住后，陈诚命令将其处以极刑。最有意思的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6月下旬刚在四平街战役中取胜，获得青天白日勋章，陈诚到东北即以陈明仁盗卖军粮。贪污为名，将陈明仁撤职查办。当时有人说：“陈明仁胸前挂勋章，手中拿撤职令，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陈明仁是湖南人，黄埔一期毕业，颇有战功，但因为人桀骛不驯，为蒋介石所不喜，久不提升。到1947年很多黄埔一期毕业生已为兵团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仍为军长。陈对蒋非常不满，转而和桂系的白崇禧拉得很近。他打胜四平街战役时，白崇禧以国防部长身份正在沈阳督战，对陈明仁大加赞扬。蒋介石因而对陈明仁更不放心，就让陈诚借故将他免职了。
陈诚这种作风很快在东北得罪了很多人。东北的党政人员主要是熊式辉拉来的，军队高级将领主要是杜聿明的老部下。陈诚“大肆攻击原在东北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政治腐败无能、军事指挥失当，致使东北‘国军’成了瓮中之鳖，等等。……他当着众多新闻记者的面，如此刻薄地攻击熊、杜等人，一时舆论哗然，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们，也多有不平之色”。
陈诚的第二刀是锐意整军，大力扩充部队。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在这里，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各部队不负责作战，反而去做生意，作政治活动。各级地方政府收编杂色游击队伍为保安团，将保安经费数字列在预算第一位。这些保安团打了败仗，各自逃走了事，这简直是祸国殃民的行径。”由于保安部队还到处扰民，陈诚便决定将其编散，准备将东北原有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等，编入正规部队。这时有东北当地人向陈诚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不听，回答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
陈诚在东北扩军，扩编了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4个军，又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把青年军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另外，陈诚又从苏北将四十九军调到东北，加上原有的8个军，总数有14个军之多。陈诚这么干，虽然将地方部队编入正规部队，表面上部队实力增加，但实际效果未必好。当时任东北行辕副主任的郑洞国等都认为：“经过这番整顿扩充，正规军队的人数和装备有了增加，但许多部队的能力却因原建制被打乱、兵力强弱搭配而未得到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了战斗力。”
在东北打了败仗的陈诚，回到上海又受各方围攻，关键时刻，还是蒋
介石替他解了围 在陈诚去东北时，就有人说陈诚是临危受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蒋介石分忧。他刚到东北不久，美国特使魏德迈就去东北视察，在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中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让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再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陈诚深受美国人赏识是尽人皆知的事。但魏德迈刚回到南京，就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蒋“放弃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魏德迈与陈诚商谈研究的结论”。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果断地这么做，对国民党来说，确实“是上策”。可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又犯了“政略”影响“战略”的毛病，“既怕影响伪国大的召开，又怕影响美国对他的援助，而东北籍的军政人员和一些知名人士也多不赞成”。拖到后来，东北蒋军连放弃长春、沈阳，将主力集结到锦州都做不到，一再犹豫，终于在以后的辽沈战役中被全歼。
陈诚在东北首先策划打通北宁路，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解放军“彻底肃清”，使关外和关内的铁路交通解除被切断的危险。9月初，他以刚从苏北调来的四十九军主力和从华北调来的四十三师分路向热河进攻。四十九军主力离开锦州不久，就在锦州西北的杨家杖子被解放军包围全歼，解放军乘胜切断了北宁路。
为了重新打通北宁路，陈诚请蒋介石下手今让华北的傅作义出兵支援。傅作义命侯镜如指挥两个军，向热河出击，不久打通了北宁路。看到侯镜如在北宁路的成功，陈诚决心在东北打几个漂亮仗以扭转局面，企图以沈阳及其外围城市为依托，将新编第六军、新五军、第四十九军等部队组成一个强大机动兵团，准备在南满，特别是北宁路以西地区，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为此，他将新一军主力从长春调回了沈阳。
为了策应北宁路作战，1947年10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分路向中长路进攻，先歼灭开原以东威远堡门地区的五十三军—一六师和许多地方部队，随后歼灭了驻开原东南八棵树的一个团。陈诚急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于是调新六军守铁岭，又调华北的6个师增援东北。不久，解放军又歼灭了蒋军暂五十一师、暂五十七师一部，奉命西援的四十三师被击溃。
陈诚初到东北时，北宁铁路和中长路长春到沈阳段还能通行，到1947年底，已是时断时续。当时沈阳人编了一句顺口溜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尽管形势越来越糟，打肿了脸的胖子还要充下去。1948年元旦，陈诚在“告东北军民书”中，声称“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不久即派作为机动部队的第九兵团部队由铁岭、沈阳、新民3路出兵，向沈阳以西地区的解放军进攻。此次陈诚动员了新一、新六、四十九、七十一、新三、新五共6个军，解放军也以主力7个纵队应战。1948年1月初，当新五军前进到公主屯时，突然被解放军5个纵队包围，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当即向陈诚报告，请求退守没有坚固工事的巨流河。陈诚闻报立即召集幕僚研究，最后采纳了行辕副参谋长赵家骧提出的退守辽河方案。可这一迟误，使新五军失去了撤退时机，至1月7日新五军被全歼。
当新五军被围时，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本可就近解围，但廖害怕被歼，便借口道路泥泞，该部是重装备、运动困难而迟迟不行。随后第四十九军又被歼灭两个师。
国民党军在东北连吃败仗，使蒋介石非常震惊。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亲飞沈阳，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对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大加申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声称廖、李二人要对这次惨败负责任。没想到蒋介石的话刚说完，廖耀湘和李涛二人立即站起来申辩说：“我们从未接到援救陈林达将军的指示，故不能对新五军的失败负责。”陈诚说他曾让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给廖耀湘打电话，而现在是非无法辨明。最后陈诚站起来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无奈，只得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7年底，陈诚的胃病再次复发，但此时陈诚正在忙着组织机动兵团和东北解放军主力作战，乃带病坚持工作，因此病情日渐严重，胃溃疡部分时常出血。蒋介石特派权威医生威寿南到沈阳为他治病。新五军被消灭后，陈诚还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
但陈诚在东北威信大降，本来就不怎么听他命令的郑洞国、廖耀湘对陈更加轻视，再留下来，“陈也已难以指挥。东北党政人员，也认为陈无能。加上陈诚胃病复发已经无法工作下去，蒋介石便决定让陈诚离开东北去养病，重新建立东北“剿匪”总部，以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匪”总司令，代替陈诚指挥军事。2月5日，陈诚在将党政军指挥权完全移交给卫立煌后，离开了沈阳。
据杜聿明等人说蒋介石批准陈诚离开东北，陈诚走的也是夫人路线。蒋介石本不想让陈诚离开，由于谭祥找宋美龄求情，蒋才同意把陈诚调回。接替陈诚，蒋介石看中了卫立煌，但卫不同意去东北，也是谭祥跑到卫家中促卫赴沈，说：“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事实上蒋让陈诚离开东北的原因是陈胃病转重和在东北威信大降。卫立煌迟迟不愿去东北，一是东北形势不好，根本就不愿去；二是向蒋介石要处理党政军的全权。
陈诚初到东北时，大言炎炎，东北各界以为陈肯定有所作为，结果损兵折将，无果而终，东北各界大为失望。陈诚整伤军纪，严治贪污，得罪了很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官员。陈诚一失势，这些人趁势对陈报复，要出他的洋相。有人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还有人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据说在陈诚要离开东北之前，马占山听得陈诚要逃跑的消息，曾住见陈诚，疾言厉色地对他说：“你来得去不得。”
由于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太过厉害，蒋介石便让他请张作相、马占山等东北军政要人讨论东北问题，借以联络感情，缓和东北人士对他的攻击，但东北人士仍然照旧攻击他。
1948年2月27日，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由南京到上海国防医学院检查身体。此后，陈即在上海治疗胃病，并准备出走美国。这时正值1948年4月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消息传到代表中，代表群情激愤。在白崇禧作军事报告的大会上，“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30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驾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勘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白崇禧乐得听到攻击陈诚的声音，任代表们说下去，也不制止。
在国大代表交口攻击下，陈诚成了过街的老鼠，当然也不好再提去美国。蒋介石只得出面为陈诚解释说：“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5月13日，南京政府免去了陈诚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兼海军总司令职务。参谋总长由顾祝同担任，东北行辕主任为卫立煌，海军总司令由桂永清接任。6月，陈诚在上海国防医学院做了胃切除手术，将胃割去了三分之二。10月，陈诚携一家老小，移居台北草山休养。
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有陈诚的责任，如解散伪军和整编军队。但在以后战场上的失误，确实应由蒋介石负主要责任。因为真正的战场指挥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参谋总长陈诚，陈诚是代蒋受过。而且陈诚解散伪军和整编军队，也要注意另一个角度，那就是不解散不整编，会怎么样？如果真的那样，恐怕国民党的经济，更早就吃不消了。
1948年恐怕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年，在这一年，所有的危机他
都经历到了 从1947年下半年起，蒋军在战场上已露出败相，经济也已出现危机，但勉强还能维持下去。在1948年的一年，蒋介石终于把失败由可能变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
1948年元旦刚过，他最信任的陈诚给他送来了第一张败报，新五军被歼，东北吃紧。蒋急匆匆赶到东北，蒋介石把在军事上被解放军打垮身体上被病垮、心力交瘁的陈诚拉回南京，让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长官。随后华北又败报频传，李宗仁不愿负责，蒋介石只得将军事重任交给了傅作义，让傅指挥（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唐（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只是山西仍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负责。蒋介石对傅作义并不信任，派了个陈继承担任“剿总”副长官，在北平替他统辖黄埔系将领。陈继承曾任黄埔教官，陈诚二十一师师长解职后，即由他担任。陈继承对蒋言听计从，所以蒋要求在华北的黄埔将领，“在军事上要听傅长官的，在政治上要听陈老师的”。
中原和华东自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部队开始反攻后，事实上已打破战略均衡局面。刘邓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蒋介石被迫于1947年11月7日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豫皖赣湘鄂5省军政，对刘伯承作战，防刘邓部队进攻江南。在此前后，蒋介石撤销郑州、徐州两个绥靖公署，以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总指挥，坐镇徐州，统一指挥苏鲁豫皖4省军事，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粟外线兵团、苏北兵团、山东兵团作战。1948年3—5月，许世友、谭震林的山东兵团歼灭国民党两个整编师，俘虏了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随后又歼灭国民党整编十二军军部和整编十二师。3月8日，中原野战军攻占洛阳。6日，开封解放。7月2—16日，中原野战军攻克樊城、襄阳，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全歼。西北本是蒋军最占优势的战场，但由于国民党军大量外调去增援华北。山西和中原战场以及胡宗南屡战屡败，到1948年初也已失去优势。1948年2月底3月初，胡部主力之一整编二十九军3万余人在瓦子街被彭德怀全歼，国民党被迫放弃延安。7月，裴昌会兵团整编第三十六师在冯原镇又被歼了近万人。
国民党的经济早在1946、1947年就因美援不来和物价飞涨而困难重重。到1948年因内战越打越大，开支越来越多，财政已面临破产的局面。蒋介石无奈，采取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发行金元券，以金元券为本位币，兑回法币。外币和民间金银，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蒋介石发行金元券的目的，本是将黄金、白银和外币集中到中央，加强中央的通货储备和稳定物价。可金元券发行不久，即走上了法币的老路。在发行金元券时南京政府声称金元券为“十足准备”的货币，保证不贬值。可不久，金元券的价值就一落千丈，成了南京政府骗取民间所藏金银外币的手段。甫京政府稳定不了金元券的币值，金元券在民间已失去信用，所以到1949年初，只得停止金元券和金银、外币的强制性兑换。
蒋经国认为，经济形势恶化，物价飞涨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奸商和不法官吏营私舞弊、投机市场。蒋介石同意蒋经国的看法，在发行金元券的同时，派蒋经国为经济特派员会上海，负责平抑物价。蒋经国于是组建“勘建大队”，在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声称“只打老虎，不打苍蝇”，要拿大投机商和大的贪官污吏开刀。蒋经国到上海后，先惩办财政部秘书陶明启，以陶利用职权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水纱股票为名，将陶逮捕。蒋又将囤积居奇的王春哲处死，其他巨商大贾64人逮捕。蒋经国因此在上海声名大振。不久蒋经国开始查扬子公司囤积案。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主持的，宋美龄也有股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反对蒋经国干涉扬子公司案，蒋介石支持宋美龄，对蒋经国说：“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结果蒋经国也就查不了扬子公司。这样，蒋经国的“打老虎”也就失败了。11月6日，蒋经国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蒋经国查扬子公司案失败后，上海的物价重新上涨，抢购风之严重，甚于以前。
从1948年初开始蒋介石就面临着内战失败、经济崩溃和被美国抛弃的全面危机，可在此时，蒋介石为粉饰太平，又准备在3、4月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实行宪法，这又挑起了国民党的内争。
在蒋介石筹备“行宪国大”之初，国民党内很多人就反对。张发奎、罗卓英等人以此时“内乱外患交相煎迫”，“财政支绌、民生凋敝”为由，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缓开国大。戴季陶、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也认为“各地秩序未复，选举不及普遍实施”。蒋介石对反对意见一概不听，仍旧于1947年11月成立了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国民大会于次年的3月29日召开。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各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正式开幕，代表们对陈诚大加攻击，很多人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代表们对蒋介石也不买帐，对蒋公开顶撞。在大会会场甚至出现了“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条幅。在会场外，签署提名当选代表与中央提名落选代表绝食、示威、冲击会场，使行宪国大几无宁日。大会好不容易熬到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又发生了更激烈的蒋李之争。
按宪法规定，总统本无实权，所以蒋介石开始便想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可在名份上，总统总是行政院长的上级，蒋介石不愿别人站在自己的头上，可名份、实权按宪法规定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蒋介石便策划“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于是总统由无权成为大权在握的职位，蒋介石也就不再谦让，名份实权，鱼与熊掌兼而得之。
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角逐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他坐困北平，名重无权，害怕做俘虏，急谋离开；二是自抗战以后，李战功卓着，而李又相对开明、礼贤下士，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声誉颇佳；三是自1947年夏魏德迈来华后，美国认为蒋介石政府无可就药，策划换马，美国人心目中的人选侧重李宗仁和陈诚。可由于陈诚对蒋介石效忠，美国也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李宗仁身上。
蒋介石对李宗仁参选，先是想强迫李退出选举，李不妥协，接着便支持孙科当选，企图让孙科打败李宗仁，结果孙反被李击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竞选副总统问题上的争论，使桂系和蒋介石从抗战以后缓和了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起来。
蒋介石一连串的不如意到1948年9月份开始走向顶峰。先是9月初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随后辽沈战役爆发，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几被全歼。最后又发生了淮海和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除了在华中和西北的军队尚完整外，主力已经被歼。
蒋介石在战场上败讯频传时，内部又起了风波。先是白崇禧在武汉扣留东运的武器，引起争吵。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让陈明仁到长沙编练第一兵团，陈明仁乃凑集部队，大有干一番事业的样子。无奈陈部缺乏武器，乃屡请南京政府拨给，均无结果。这时重庆兵工厂正有一批武器弹药东运，停泊在汉口码头。白崇禧得到消息，就打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将这批军火拨给陈明仁。顾祝同表示同意，但要白再向蒋介石请示。白便打电话给蒋，蒋要白和顾祝同商量办理。顾祝同、蒋介石互相推托，本意是不愿把武器交白崇禧处理。可自深知此意，在蒋顾二人还在扯皮时直接下命令将这批军火拨给了陈明仁。白崇禧此举蒋、顾都无可奈何，只是在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无风也要起三尺浪的新闻记者，笔底生花，将白崇禧扣留军火一事搞得满城风雨。
淮海战役爆发后，蒋介石急调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的军队援救杜聿明集团，白崇禧让黄维兵团东下救援，蒋介石再调其他部队，白崇禧要么不给运输工具，不让上船，要么干脆对蒋的命令置之不理。蒋徒唤奈何，对白崇禧毫无办法。
当白崇禧被蒋介石免去国防部长职务，调任华中“剿总”总司令时，白崇禧因对此不满曾避往上海，拒不前往就任。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去劝，白都不理。最后蒋介石找上了白崇禧的桂系老朋友黄绍竑，要他去“劝劝健生”。黄绍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白崇禧，白仍说“若是那个人派你来的，没什么好谈的”。黄答：“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不是为了他。”二人一见面，黄绍竑就指着白崇禧说：“你这个诸葛亮也太不亮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还不是老蒋的笼中之’鸟？这次老蒋放你出去，掌握兵权，以后有机会还怕不能和德邻造成一个新局面。”言下之意，就是让白崇禧去武汉掌握军队，一有机会，便支持李宗仁“副总统”取代蒋介石。听了黄绍竑的一番话，白崇禧茅塞顿开，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到武汉上任去了。
到了武汉，白不仅把桂系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等掌握在手里，对对蒋介石有意见的人，也大加拉拢重用。陈明仁在四平街一战被免职后，一直郁郁而不得志，白崇禧趁机将陈拉在自己的麾下，让他去湖南筹建第一兵团。程潜和蒋介石一直面和心不和，这时大唱和平高调，白对程潜也是任他唱去。关键时刻，自己也和上几声。1948年底，当杜聿明集团在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被陈毅、粟裕部队包围、饥寒交迫；黄维兵团在双堆集一带正被刘伯承部围歼时，白崇禧指导下的湖北、河南两省立监委员联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这时，美国也在加紧策划换马。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在选举之前，民意测验表明，大选对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有利。为了让不喜欢蒋介石政府的杜鲁门下台，蒋介石特派陈立夫去美国，助杜威当选。可到了选举前的两个星期，风云突变，杜鲁门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超过了杜威。结果，大选杜鲁门获胜。杜鲁门再次当选总统后，对蒋介石更加厌恶，而国务卿马歇尔，连宋美龄以正式身份去美国也不许，只准其以私人身份对美国进行访问。1948年12月10日，宋美龄见到杜鲁门总统，要求每年向南京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和马歇尔声称过去答应给的美援仍旧给，新的美援已不可能，因为对中国局势，“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接着，美国务院公布了美对南京政府援助的清单，在美国以前答应给蒋的30亿美元援助中，只剩下几千万美元。最后美国务院声称，美国保证承担其已允诺的责任，但不会再承担新的义务。
在战场战败、美国抛弃的情况下，蒋介石在1948年12月初，已开始做下野的安排。他任命吴忠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对他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住处与李洽商蒋下野之事。按蒋介石的意见，是蒋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再由行政院主持和中共和谈。蒋介石的意见，很显然是只让李宗仁号召，而不给他真正的实权。李宗仁不同意。白崇禧干脆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也不与李宗仁商量，径直致电张群和张治中，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李宗仁随即提出五项和平主张，程潜更直接给蒋介石发电，要他下野。蒋介石召集众人商议对策，张治中和张群，也劝他下野。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表示要下野。他问李宗仁的意见，李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支持蒋下野。这时参加会议的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先后发言，坚决反对蒋介石辞职下野，谷还嚎陶大哭，而萧同兹、范予进则表示蒋应下野。正在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大怒，破口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然后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待；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又要李宗仁转告白崇禧，“制上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要求和中共议和，并声称：“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访李宗仁，对李表示自己退休，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讲和。李宗仁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坚决不答应。第二天，蒋介石又要张群和吴忠信去劝李宗仁，由李出任总统，让自己退休，李仍不答应。最后，蒋介石找李宗仁去谈话，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最后李宗仁只得答应。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
按一般的说法，蒋介石1949年1月第三次下野，是由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合对蒋“逼宫”而造成的。在当时这种说法就很盛，以后也沿续了下来。但有趣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宗仁，一直坚决否认此事，认为是蒋介石强迫他接任“代总统”的，目的是利用他“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是蒋介石无法解决各方面的危机，硬逼他出来应付局面的。不是他对蒋“逼宫”，而是蒋逼他“上台”。
李宗仁的说法是有相当道理的。李宗仁上台时，南京政府军事垮台、经济崩溃，蒋介石四面楚歌，解放军大兵压境，这时上台确实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加以此时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高喊要惩办战犯，李宗仁在毛所要惩办的战犯中，名列第二。让李去主持和中共和谈，李出演的角色，有点像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的李鸿章，只能在屈辱的条件下求和。出任此种角色，谁也不会愿意的。
但李竞选副总统后，却有取蒋而代之的意思，这得从几个方面讲：一是美国支持他，希望他能取而代蒋；李宗仁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其华裔顾问傅径波关系密切，司徒雷登是主张在中国换马最激烈的人之一。李宗仁不会不了解司徒雷登的意图。二是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威望很高，尤其让人佩服的是，李从来不屈服蒋介石的压力，李又相当开明，所以国内反蒋的人也希望李宗仁能取代蒋介石。三是桂系要员们早就有此打算，在黄绍竑劝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时，即是以此说服白崇禧的。
而白崇禧的做法，他先指使湖南、湖北、河南参议会电蒋主和，又扣住支援淮海作战的蒋军，直至自己亲自出马主和，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确实是毫无疑义的逼蒋下野。当时人和以后人的说法并不错。
李宗仁的说法和白崇禧的行动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有两种可能：一是李、白在行动上未加沟通，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想法上不一致，以致造成李宗仁当时不愿接任总统。而白崇禧却“逼宫”；二是李、白当时是协作“逼宫”的，李之所以后来否认自己和白崇禧串通“逼宫”，是因为白崇禧后来去了台湾，受蒋介石的控制，他这么说，是为了减轻自所受的压力。
蒋介石下台前夕，就有了逃奔台湾的安排，他派陈诚去打根基
蒋介石在东北战场、淮海战场上的惨败，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不明智。在东北战场上若早做战略收缩，接受魏德迈的意见，退守锦州以西地区，放弃毫无希望守住的长春、四平、沈阳等据点，既不会败得那样快，也不会败得那样惨。淮海战役，他若早接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放弃徐州等地区，退守淮河以南，也不会那样快就瓦解。
淮海战役到后期，蒋军被歼无疑，事实上蒋介石可能已有经营台湾的打算。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既不与陈诚商量，也未通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突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随后电令陈诚立即去台北，“克日接事”。29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夕，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定，一方面是在作自己下野以后的人事安排，使自己不致于下野即失权；另一方面，蒋此时可能已确认长江以南无法守住，与其像在东北、淮海一样顽固地硬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如干脆明智一点，放弃那些不可能争到手的东西，以避免更大的失败。所以蒋介石在下野前夕的安排，都有并不准备守住江南半壁的打算。如长江江防，中下游为白崇禧和汤恩伯负责，白崇禧坐镇武汉，负责湖口以上防务；汤恩伯负责湖口以下防务。可汤恩伯按蒋介石的旨意，并未将部队置在江防上，只是重点防守上海，掩护将上海的金银外币和机械设备以及故宫珍品运往台湾，并没有守住长江和中共划江而治的企图。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蒋的这种部署实际上是明智的。当时守长江的白崇禧、汤恩伯部，总共不超过六、七十万人，白崇禧部的张淦、宋希濂兵团尚称精锐，可以一战；汤恩伯部都是在中原和华东战场上被打败的残兵，无论军队的完整程度、装备、士气实际上都不堪一战。从以后汤部守上海的战况看，即使是守上海这样的经过精心构筑防御工事的堡垒式城市，汤部都迅速瓦解，若让其防守长达千里的长江防线，无疑是以卵击石。再说，白崇禧、汤恩伯部不过六、七十万人屡败疲惫之师，守卫西起宜昌东到上海的长江防线，面对隔江立阵的解放军陈粟、刘邓上百万的百战得胜之兵和林彪部肖劲光第十二兵团，江防确实无法可守。所以蒋介石只能弃守长江，只守上海而预做最后退守台湾的准备。蒋介石的这种做法，颇为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所不理解。事实上准备放弃江南而退守孤岛台湾，总比在力所不逮的情况下死守江南，最后哪儿也守不住好。
陈诚自1948年10月赴台养病，先住在草山（即阳明山）宾馆。一个多月后，迁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栋二层的楼房休养。在台湾的陈诚，养病之余，便和一些学者、记者聊天。陈诚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说：“我自认谈天的本领可打80分，可是辞修先生谈天的本领比我还强。”陈诚生性好动，此时一切军政职务全已卸去，也只能以谈天消除休养中的寂寞了。
1948年12月29日，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突然到陈家访问，拿出一封电报，对陈诚说：“这是总统从南京发来的，指明要我亲自交给你。”陈诚接过电报打开一看，电文是“即刻准备接掌台湾省”。这样的局面，由现任台湾省主席送电文让陈诚接自己的职位，陈颇觉难堪。但魏道明已接蒋让他将台湾省主席一职移交给陈诚的电报，看到陈诚尴尬的样子，就说：“这样重大的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来征询你我二人的意见，显然国内政局有重大的变化，所以才有这种非常处置。你我都是总统的干部，以命令是从，你赶快准备接事吧！”且月5日，陈诚就职视事。且月18日，陈诚又兼任台湾警备司令，原警备司令彭明缉为副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大权。
台湾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政局相当不稳，台湾出生的百姓对各级国民党官员，都抱有相当大的成见，所以陈诚接任之初最大的事情，便是稳定政局。他首先稳定了省政府的官员，只带一名随员上任。从魏道明手中接过省主席大印后，也立即就交给了原任秘书长蒲薛凤，下令人事一切照旧。接着，为安定台湾民心，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并喊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为了淡化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抵触情绪，陈诚还说：“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的血汗所累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和台湾后代子孙。”1月1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要陈在治理台湾上：“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居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切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蒋介石给陈诚的这一电文，显然不仅指示了陈诚治台方略，而且也说出了陈诚个人的一些毛病。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下台前夕，蒋致电陈诚，要他即日晋京。第二天，陈诚飞南京，但到浙江定海上空时，收到蒋介石来电，要陈改飞杭州。陈诚飞机在杭州降落不久，蒋介石的飞机就到了，蒋下飞机后一见面就对陈诚说：“我刚刚宣布引退，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副总统代理，我先回溪口休息休息再做其他。”陈诚问：“总统这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是国家怎么办呢？”蒋答道：“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随后，陈诚飞南京拜访李宗仁，然后就返回了台湾。
陈诚一到台湾，就很有巩固台湾的想法。为了防止大陆国民党的崩溃染及台湾，陈诚不顾立法院的反对，制定了出入台湾的规定，又重用一些台籍人士，即所谓的半山人物如谢东问、连震东等人。陈诚稳定台湾在经济方面的最得力的措施为“三七五减租”和发行新台币，稳定物价。陈诚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失去了人民尤其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失去农民支持的最大原因是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的失败。因而为了避免台湾出现在大陆发生的情况，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能够生活。这样，他不顾地主的反对，于1949年4月，在台湾毅然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即由政府明确规定，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交佃租不得超过佃农生产所获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而在此之前，台湾最高的佃租高达千分之七百，少的也有千分之六百以上。陈诚此举当然要受到台湾农民的拥护，而在当时台湾380万农业人口中， 75％以上是佃农，有280多万人。
在台湾最为台湾当地人痛恨的是物价飞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物价飞涨引起的。为了减缓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的抵触情绪，陈诚于1949年6月决定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为了防止受大陆经济崩溃的影响，并决定割断台湾和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为了使币制改革顺利进行，陈诚从上海空运80万两黄金到台北，取缔地下钱庄、严禁金融投机，换回贬值了的旧台币。这样便稳定了物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涌入台湾。为了指挥这些残破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苏、浙、闽、台四省，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长官公署设在台北。
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后，大力整顿入台部队，进入台湾的部队，一律先解除武装、取消番号，重新整编，先后取消了20多个军和10多个总司令的番号。另外，他还严肃军纪，严惩违纪士兵。解放军渡江后，大批国民党军逃入台湾，这些军人横行不法，军车横冲直撞，每天台湾都有压死人的事件。陈诚得知，下令凡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士兵，开车压死百姓，就地正法。过了几天，一辆吉普车司机在南昌街撞死了一个人，经过军法会审，陈诚就命令将肇事司机押赴出事地点枪决。从此，士兵驾车肇事事件大为减少。经过整顿，陈诚称：“现在经过整编的军队，战斗力增强，一个军可打共匪三军，这是有把握的。”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第十兵团叶飞部进攻金门岛，负责金门防卫的汤恩伯认为金门无法防守，主退。而陈诚认为应固守金门岛，并急调高魁元的十八军增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万余人一部被歼，一部被俘。陈诚于是大力吹嘘“金门大捷”。随后不久，陈诚又指挥打垮了在登步岛战役。金门、登步两役，规模虽然都不大，起不到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作用，但对稳定当时台湾局面，振奋在台国民党军的士气，确有一定作用。由于这两次战役，解放军对以后的渡海作战，也开始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不再贸然发动进攻。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连选择护卫部队都大伤脑筋，害怕一下不慎，护卫部队造反，当了俘虏
李宗仁认为，蒋介石让他代理“总统”，是拿他当对付中共的挡箭牌。后来写李宗仁回忆录的唐德刚更认为蒋介石让李宗仁代理“总统”，是为了稳住白崇禧，避免白崇禧和北平的傅作义一样，和中共实现“局部和平”，那样，台湾也就保不住了。蒋介石把“总统”让给李宗仁，白崇禧就会以他手中还掌握着的军队和中共周旋，为自己争取时间。
李宗仁和唐德刚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蒋介石下台后，并没有放弃实权，西南、西北将领，防守上海的汤恩伯还都推蒋命是听，李宗仁贵为“代总统”，事事也还得和蒋介石商量，奉化溪口，成了新的总统府。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由南京到杭州，随行的有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这时陈诚已在杭州等候。蒋到杭州，即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其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不知深浅，说蒋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蒋早对陈有所怀疑，怕陈在浙江也制造局部和平，听到此话，便确认陈反对自己属实，脸色大变，陈仪因此种下杀身之祸。当晚，陈仪在楼外楼设宴招待蒋介石及在杭州大员，“尽管陈仪这位东道主不断劝敬，可是蒋介石食不甘味，仅在每样菜上用筷子点点，端起酒杯在嘴边闻闻，时而离席凭窗眺望发愣，不断啼嘘慨叹”。陪座的陈诚、汤恩伯等人看蒋情绪低落至此，也无法进食，陈诚更老泪纵横，带着哀求的语调劝蒋说：“请总统多少吃一点才好。”蒋介石点点头，但几次拿起筷子，都未夹什么东西。看蒋烦闷如此，陈诚在席间说道：“总统的胃口既不好，还是早点回去休息的好。”于是一同驱车送蒋到杭州笕桥机场航空学校过夜。第二天，陈诚等人便送蒋回了溪口故居。
此时战场上的蒋军，不分嫡系杂牌，纷纷起义，蒋介石政府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架式。而溪口位于四明山麓，当时的中共浙东游击纵队，正是以四明山为根据地，声势浩大，蒋介石到了溪口，警卫就成了问题。这时八十七军正在宁波整训，俞济时便准备让八十七军担任蒋的警卫。但八十七军军长段沄是程潜的干女婿，程此时在湖南主和，蒋便训斥俞济时说，“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俞济时便建议由汤恩伯选调一个可靠的军担任溪口外围警戒。可蒋对汤也不怎么信任，就说：“还是调交警部队好。”俞济时于是电令交警局长周伟龙抽调可靠劲旅担任溪口外围警戒，一面派人送信给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请李在七十三和七十四军！日部中，以军校毕业、忠实可靠者编组蒋介石的侍卫部队。七十四军是俞济时的基本部队，李天霞和俞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于是，周伟龙就以交警第三旅第九总队开驻嵊县，第十二总队开驻慈溪和余姚。周还让交警第三旅旅长杨迎春带给俞济时自己的亲笔信说：“交警第三纵是素质较高的交警部队，历经东北、华北、苏北诸战役，富有作战经验，官兵多属江浙子弟，可保无虞。”李天霞接到俞济时信后，即严格挑选了中下级军官150人，以七十七师中校副团长史璞如为侍卫总队长，率领开往溪口担任内部警卫。但俞济时与蒋经国都认为只靠交警第三旅不够安全，又由蒋经国从汉口把国防部绥靖总队调集宁波，该总队是由蒋经国亲自培训的，总队长为刘培初。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作战开始后，俞济时又到杭州，从浙江省保安处干部训练班挑选浙江籍可靠士兵30名，作为蒋介石身边的卫士。在此期间，蒋经国还出面分别召见驻溪口外围团长以上军官，设宴招待，慰勉有加。1949年4月23日，刚调宁波不久的国防部绥靖总队一部在副总队长项充如率领下起义，投奔四明山浙东游击队。蒋介石仓皇逃离溪口，到杭州览桥机场航空学校，并一度潜入上海，策划京沪杭作战。4月28日，蒋介石乘飞机到宁波，登上太平号军舰，在离宁波前，蒋特派王世和到宁波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转角处他的花园内找着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王麟夫妇到舰上见面，详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5月12日，蒋乘太平号军舰逃至舟山群岛金塘岛洋面，停泊了十多天。在此期间，蒋带俞济时。蒋经国等人四次在金塘登陆，访问普济寺。5月28日，蒋介石自马公岛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此时他对陈诚也不放心，怕着了他的道，在台南、台中一带检查防务二十几天，在确认陈诚没有异图后，蒋介石才于6月下旬飞赴台北。在草山成立“总裁办公室”，因蒋崇拜王阳明，乃改草山为“阳明山”。但此时蒋仍未将注意力放在台湾军政上，终日奔波于台北、广州、成都、昆明，指挥各地军事，直至1949年12月8日，蒋决定迁都台北。12月10日下午2时乘飞机离开成都，飞赴台北。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