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史迪威来华助战 蒋介石出兵缅北
史迪威不是一个好合作的人，他赶走了杜聿明和罗卓英，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可对陈诚评价额高
史迪威曾长期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上校武官，能说华语，对中国的政治相当熟悉。他和马歇尔是弗吉尼亚步兵学校的同学，马歇尔对史迪威相当欣赏。马歇尔也曾担任驻华大使馆武官，史迪威就是他的继任者。
三十年代美国盛行孤立主义，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让政府干涉美洲以外的事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卷入大战已在所难免，乃决定重整军备，让才华横溢，而又一直受压制的马歇尔，出任陆军参谋长，完成重整美军军备的任务。马歇尔环顾左右，人才廖廖，就把史迪威从中国调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和马歇尔均认为提高中国的作战能力，是牵制日本的最好办法。因为这时美国陆军刚刚扩充不久，还没有立即大规模投入战争的实力；海军虽然在珍珠港事件中损失严重，但主力未失，便依靠几艘几乎没有护航舰只的航空母舰，在太平洋同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周旋，同时在国内积极整军。
为了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罗斯福和马歇尔等人决定，以美国军官和美国武器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并以美国军官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协调中美两国军队的合作行动。史迪威精明强干，业务精通，而又了解中国，加上他是美军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将之一，此番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但后来史迪威在战争中除了训练外，可以说是碌碌无为。史迪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者，如果不是因为来了中国，以史迪威的能力和资历，在其它任何战场都不难成为赫赫有名的战将。
史迪威精于军事、同情中国而又嫉恶如仇，这是他和蒋介石不能相容的主要原因。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史迪威之精明和他与马歇尔本人非常密切的关系，很难说不知道。罗斯福前面的以加强中国作战能力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史迪威能坚决执行；后来的以维持良好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史迪威就不能执行，这中间不能不考虑受史迪威本人对蒋介石的极端厌恶的情绪的影响。在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批评中，对蒋的自私、顽固、无能以及蒋介石政府中人腐化堕落、贪污演职的批评比对军事战略批评多得多。史迪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统治上层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就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蒋介石。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台儿庄会战期间史迪威曾几次拜访李宗仁，据李说：“史氏为人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作一位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材。”当时，史迪威对中国的抗日前途并不看好，因为当时“一般西方人士讥笑中国拿筷子去和日本军队打仗”。尽管如此，史迪威声明“他站在个人的立场”，对中国“是相当同情的”。
1941年12月下旬，美、英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司令官，史迪威为参谋长。不久，史迪威来到中国。史迪威初来中国时，蒋介石因为史迪威掌握着美国对华物资的支配大权，对他相当尊重。这时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正准备在缅甸联合对日作战，史迪威以蒋介石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前线指挥作战。为了使史迪威的指挥顺利，1942年3月4日，蒋介石亲到腊戍，对负责指挥中国军队的杜聿明说：“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要杜绝对服从命令。杜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答道：“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虽要杜绝对服从史迪威命令，但还是保留了越级指挥的权力，这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以后在指挥权上发生分歧埋下了种子。1942年3月12日，重庆方面特派卫立煌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长官，但未规定司令长官与史迪威相互间的地位。4月2日，重庆改派罗卓英为第一路司令长官，仍未规定罗和史迪威的关系。4月5日，蒋介石亲自陪罗卓英到腊戍，并决定以第五、六、六十六3个军进行平满纳会战，蒋再次要求杜聿明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
英国军队本无意防守缅甸，为此，中国军队觉得在缅甸南部作战势单力孤，也想向北收缩战线。所以当史迪威到达缅甸时发现：“中国或英国司令官都不想为了他们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牺牲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国人的指挥；美军则希望抽身去保卫印度。”其实此时滇缅公路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并非不想守住缅甸，只是英国人想尽早脱身，中国军队没有掩护英军撤退的义务，所以才想坚守缅北。但史迪威仍一味想让中国军队冒着被围歼的危险在南缅作战，中国指挥官当然不接受。所以在1942年3月下旬戴安澜二○○师守同古时，杜聿明和史迪威已发生争吵。4月5日蒋要求杜服从史迪威指挥时，杜当面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第二○○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1942年4月18日罗卓英、史迪威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决定派二○○师向乔克巴当进攻。杜聿明坚决反对如此分散使用兵力，结果和史迪威再次发生争吵，杜仍不服从命令。不久，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便陷入失败，一部退入印度，一部退人中国国内。
入缅中国远征军的失败，史迪威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罗卓英和参谋团的林蔚，也对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不满意，但因蒋介石对史迪威采取迁就的态度，遂使中国军队作战出现了混乱局面。
蒋介石虽然还尽力不把与史迪威的关系同翻，但仍旧不让他从自己手里取得军队指挥权，所以从1942年的6月，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日渐恶化。7月，蒋介石通过在美国的宋子文，想法让美国调走史迪威，马歇尔愤怒地对宋子文说：“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也会与史迪威一样工作。”以后，蒋、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为了使中国战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史迪威有了逼蒋介石下台的想法，他看上了陈诚。
从1943年1月起，陈诚即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一道，同史迪威就训练中国军队30个师问题，进行了磋商。陈诚给史迪威的印象非常好，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将军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亚月28日，史迪威在给蒋介石的编练计划中，要求让陈诚指挥远征军，强调“应请加速集中部队，陈诚将军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蒋介石也觉得远征军训练应由可靠而得力的人员掌握，乃同意史迪威所请，于2月11日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孙连仲代理。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会谈，决定首先调集8000至9000名中国军人到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基地去，熟悉新式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3月12日，陈诚和史迪威乘坐由陈纳德亲自驾驶的飞机自重庆飞抵昆明，整顿滇西、滇南防务，迅速策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决定了装备和训练“滇西11个师、滇南6个师、昆明3个师、拱卫陪都部队3个师、第六战区4个师等共30个师”的练军计划。同时，在蒋介石的指示下，陈诚又拟出了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8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后，就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收复缅甸为目的，与英美盟军同时发动攻势。
5月初，日军开始在宜昌附近集结重兵，准备在鄂西发动以威胁重庆为目的的进攻。5月中旬，日军大举西犯，蒋介石急令陈诚回第六战区指挥作战。5月17日，陈诚飞到恩施，到8月初，鄂西会战结束，陈诚返回云南楚雄远征军总部，继续策划反攻事宜。
9月中旬，史迪威建议蒋介石对缅甸、泰国、越南整个作战计划及统一指挥问题迅速作出决定，并建议将云南、广西打成一片，滇桂部队统一归陈诚指挥，加派部队侧击河内，以减轻日军进攻云南的危险。并请于12月1日前完成作战准备。蒋介石以滇桂地理复杂、交通困难为由，拒绝了史迪威让陈诚指挥广西部队的建议。
正在远征军进攻缅北紧锣密鼓准备时，10月中旬，陈诚胃病复发，以致昏迷。11月底，赴重庆休养，远征军司令官一职由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代理。
陈诚和史迪威从1943年1月到11月的共事，是史迪威在华合作最好的时期。陈、史之所以合作愉快，一方面是二人性情有类似之处，都有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作风；二者二人只是合作练兵、合作指挥作战，没有诸如处理中国内政、外交、对日作战等问题的共事机会，这些矛盾没发生在二人之间；第三是史迪威赏识陈诚，而陈诚也对史迪威作了忍让。例如，在编制问题上，陈诚与史迪威的看法就不同。史迪威主张每军2师，而陈诚认为3师比较合适。最后陈诚决定远征军编制为每军3师，但目前每军按编制仅先补充装备2个师。既照顾了史迪威的意见，又未改变原有编制。
史迪威号称“中国通”，但不通的地方太多了。在蒋。陈、史的关系中，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对蒋忠贞不二，而史迪威竟存有扶植陈而取代蒋介石的企图，岂不是画饼充饥了。
在远征军内，陈诚和关麟征、胡宗南展开了吞并大战
陈诚和关麟征早有矛盾。当陈诚组织十一师时，关在十一师任团长。关瞧不起陈，曾说陈：“当将军太矮了，当童子军领袖又绰绰有余。”陈也看不上关，不久便保荐关麟征去杂牌军第五师当副师长，第五师不久被遣散，关麟征折腾了一通，只好回中央军校去当大队长，从此他恨透了陈诚。
1943年关麟征在昆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驻滇的一部分部队，此时陈诚的基本部队之一五十四军列入第九集团军系列，归关指挥，关麟征于是有了将五十四军吃掉的想法。恰好有人向军事委员会驻昆明参谋团团长林蔚控告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贪污，将军队的空额薪饷挪作别用。关麟征以此为借口，趁机将事情弄大，派人去五十四军清点人数，证明吃空额事情属实，便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黄维破坏军需独立，公积金不拨不缴，并请将其撤职查办。何应钦签呈蒋介石将黄维撤职，蒋批“可调本部高参”。关麟征立即调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接任。
时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劝关麟征说：“五十四军是陈辞修的基本部队，你吃它一定要惹出麻烦，不如慢慢来，升他的副军长傅正模为军长，较为恰当。”关麟征拍着桌子气愤地说：“正因为是陈诚的基本部队，我才要吃它。这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不听杜聿明的劝告，在任命张耀明为五十四军军长后，又令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师团对调，以打破五十四军系统，遭到了五十四军官兵的普遍反对。由副军长傅正模领衔，全军干部依次签名，列举关麟征扰乱军制，任用私人等罪状，向何应钦、蒋介石控告关麟征吞并五十四军，关麟征任命的军长无法到五十四军上任，事情出现了僵局。
关麟征控告黄维的罪状，很多并不存在。1939年冬，五十四军由广西调入云南，当时的军长陈烈突然死去，黄维受命为军长。黄到任后，发现军中士兵每人每日主食定量只有22两（旧称），而且主食粮米质量不好，掺了泥沙，士兵常挨饿。在1940年至1941年间，主食增到24两，但仍不够吃。黄便不顾军政部的规定，将每人每日的伙食定为26两。1942年秋冬间，重庆下令军需独立，各军师的军需供应由军需处长按照法令办理，军师长无权决定。黄维命令军需处长，主食仍按26两发给，并以米质不好为由，请求军政部增加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为26两，并几次把领到的坏米用小袋寄去军政部控诉，这样黄维就和军政部产生了矛盾，何应钦对黄维也有了看法。因为军师长们对实行军需独立都不同意，何应钦便将黄维当了反抗的典型，派军需署的人到五十四军检查。黄维不肯低头，就把他任军长以来各年各月经费、军粮公布表交给了检查人员，让其检查。并对检查的人员说：“如我有贪污中饱之处，请现在就向我指出，你们可以如实报告军政部，以便将我法办。至于自我任五十四军军长以来，发给主食26两，是维持部队的必要，只要我当一天军长我仍然照发，责任由我负。”随后，黄维一再给何应钦去电辞职，语多愤激。等何应钦到昆明，黄维又当面和何吵了一次，这就使二人矛盾激化了。
陈诚也觉得黄维的做法有点过分。黄维就把事情经过向他报告，并将自己辞职的电报稿给他看了。陈看后对黄维说：“你这样的电报给我没关系，给总长（何应钦）能受得了吗？”随后视察了五十四军。黄维到重庆见过蒋介石，汇报了五十四军的情况，就回了江西贵溪老家。
黄维走后，就发生了关麟征肢解五十四军的行动。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曾任五十四军军长，他亲自去重庆见陈诚，说服陈诚出面挽救五十四军。陈于是亲自去见蒋介石，要求惩办关麟征。而关麟征也以何应钦为后台，致电蒋介石，要求惩办傅正模。蒋介石无法，只得将五十四军拨归宋希濂指挥。事后，陈诚调十八军军长方天为五十四军军长，而何应钦也将士兵每人每天24两的主食增加到25两。
关麟征这次吞并五十四军不成，心中总是不甘，待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关属陈指挥，就跑去当面对陈诚说：“辞公钩座是即将掌握全国事的领袖人物，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个军长的职务都不肯放手，这不是干大事业应有的心胸啊！”以后，陈诚与关麟征见面，不论吃饭还是开会，二人往往拍案互骂，绝不退让。陈诚觉得这事总是难堪，就嘱咐杜聿明从中劝一劝关麟征，杜对关说：“中央部队在云南应该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不要被龙云等杂色部队看不起。”关虽稍有收敛，但每得机会，仍不忘要挖苦陈诚几句。蒋介石逃往台湾后，陈诚在台湾大红大紫，关麟征避居香港，累经蒋介石电召，陈诚也请他去台湾居住，关麟征都不理。可见关麟征对陈诚成见之深。
1937年11月胡宗南的第一军从上海撤退时，十八军孔令恂部到西安整补，被胡宗南编入了他的序列。孔令恂一再要求返回十八军，胡宗南不准。不久将孔令恂另调，让自己的亲信接任师长，吞并了这支部队。陈诚对胡宗南此举非常不满。
1943年秋，中国驻印度的新一军拟从印度向缅甸发起进攻，但驻印军兵力不够，乃由国内空运胡素新三十师去印度，归入新一军建制。1944年夏，蒋介石和陈诚又准备空运五十四军到印度，接受美械装备。但史迪威只要两个师，不要军部。五十四军调出了两个师，按照国民党军惯例，军部应取消。恰好胡宗南指挥下的第八师从西安空运到了昆明，立即补入了五十四军。同时，将原属宋希濂的一个师也拨入，这样五十四军便又有了3个师。
蒋介石命陈诚去整理蒋鼎文、汤恩伯留下的烂摊子，陈诚官运亨通
1944年是蒋介石最难过的一年。先是在1943年末的开罗会议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向史迪威表示，可以设法推翻蒋介石，并说：“谁接替他的职位，就支持谁。”而在开罗会议前，史迪威甚至曾有制造空难事故，谋杀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从开罗回到中国后，到昆明去看多恩，向多恩下达代了一个命令，让他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据史迪威转述，罗斯福总统曾对他说：“你如果无法和蒋相处，又不能把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因此史迪威对蒋更为强硬，积极物色可以取代蒋介石的人选。罗斯福对蒋介石政权失望的最直接的表现，是连一美元的美援也不愿意给了。1944年1月初，美国正式拒绝对蒋贷款10亿美元。中国作为弱国，蒋介石没有什么可用于对美国进行报复，只得表示这样中国可能单独对日媾和，退出战争。并命令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不得进攻缅甸，坐观史迪威和日军在缅北苦战。最后在马歇尔的威胁下，蒋才命令进攻。
1944年4月份，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企图击溃国民党军队，打通平汉线和湘桂线。国民党军在河南的迅速失败，使罗斯福认为史迪威主张改革中国军队是正确的，史迪威的联合共产党的思想也有道理，乃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和蒋介石具体商量派美国观察小组去延安，试图与共产党直接建立联系。华莱士来华后，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已无法合作，建议调回史迪威。但罗斯福总统认为以前史迪威的主张都正确，对史迪威更为支持。1944年9月13日，史迪威会见中共代表，中共表示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他，史迪威致电罗斯福称：“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人。”为了保证真正能指挥军队，9月18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由史迪威转交，称中国必须把军队指挥全权交给史迪威，否则停止美援，蒋介石因此更加痛恨史迪威，称这“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随后命宋子文致电罗斯福，更换史迪威，否则不惜和美国关系破裂。10月18日，罗斯福被迫妥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来华后，“反共”态度鲜明，也不干涉蒋介石的指挥权，深得蒋介石的好评。但美援来得却不像原来那样顺利了。
除了美国外，1944年蒋介石还有两个烦心事，一个是共产党军队的迅速壮大，另一个就是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了。共产党军队的壮大使华北和山东几乎已全部“赤化”，日本军队的进攻打得国民党军丢盔卸甲，驻河南蒋鼎文、汤恩伯的第一战区部队几乎完全被打垮。为了整理残破的第一战区，蒋介石命令还在休养的陈诚结束休养，于1944年5月12日，奔赴豫西前线指挥作战。6月，又奉命赴西安，整顿西北政务和军务，西北地区所有党政军机构，陈均有督导之权。7月6日，接替蒋鼎文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一到任，立即在陕西商南县的清油河镇召开了一次中原战役的检讨会。在会上，陈对汤恩伯大加指责，指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对汤恩伯的指责相当有道理，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已经“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汤恩伯部军纪坏是有名的，据说“杨军藉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所以汤军到处，民怨沸腾，河南人称：“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陈诚趁汤恩伯在中原战败之机，大杀他的威风，被汤恩伯久加压制的怨气便潮水一样地涌了出来。河南党政代表团方策、鲁涤平、马乘风等人写成了请愿控诉书，当着汤恩伯的面控诉汤的十大罪状。汤恩伯手下“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刘培初也落井下石，写了一份报告，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许多事实。陈诚人证物证俱在，汤恩伯只得认罪。会后，汤恩伯大发牢骚说：“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自己头上。”
汤恩伯中原失败后到西安，胡宗南又故意给他难堪，在胡公馆设宴为汤去重庆饯行时，胡宗南首先说招集大家聚在一起宴会“是为了汤先生到重庆饯别，同时借此机会检讨这次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请汤先生报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见”。汤恩伯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可报告的，总不能把自己被打得丢盔卸甲的事再向别人报告一番，就“沉默了许久，然后抱头大哭”，咿咿唔唔地说：“中原战争失败之责全由我负，蒋长官虽然拉了我的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说起。”汤恩伯就这样结束了报告。
汤恩伯到重庆后，仍受宠于蒋介石，但经过中原大败，威风大不如从前，而且也逐渐没了实权。汤恩伯的起家部队石觉的十三军，马励武三十九军和第八十五军，都归陈诚指挥，陈诚利用军政部长职位掌握军队裁并大权，拆散了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当然，陈诚之所以敢于对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大下辣手，是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汤恩伯崇拜曹操，野心不小，汤恩伯的小集团若发展下去，蒋介石担心会控制不住，所以这次趁汤恩伯的中原之败，在军队中彻底瓦解了汤系。但汤恩伯对自己的处境尚不自知，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夕，蒋让汤恩伯和白崇禧防守长江，在军队部署上，汤只守上海，引起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的不满。只守上海，本是蒋介石的意思，蒋知道长江守不住，不如只守上海，抢运上海的物资到台湾。但汤竟在会议上将蒋的手令公布，蒋因此对汤更加不信任。加上陈诚不满意汤恩伯，以致汤逃台湾后无法在台湾立足，只得避居日本。
早在1944年9月，史迪威便有让陈诚出任军政部长之议。此时军政部长为何应钦，任此职已十余年，正准备出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也不愿再兼军政部长职，蒋介石便让何应钦推荐继任人选，何推荐顾祝同、刘峙、薛岳3人。蒋介石搁置不批，待何催问时，蒋批曰：“辞修如何？”何于是改荐陈诚。1944年11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任命陈诚为军政部长。1945年1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后方勤务部改组为后勤总司令部，隶属军政部，由陈诚兼任总司令。1945年5月，陈诚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31日，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仅有25名，陈诚得票数位居第六。10月，兼任中央训练团主任。12月，任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
1945年的陈诚，已远非1938年任湖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三青团书记、军委会政治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可比。陈诚那时虽春风得意，但还未进入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不能对内政、外交等各种重大政策施加个人影响。而此时的陈诚已登上了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层，开始对内政外交施加他个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