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陈辞修赴日观操 失东北蒋氏下野
蒋介石派陈诚赴日观操，陈诚以天皇自比，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
1930年11月，蒋介石派陈诚、钱大钧、黄毓沛、潘竟、李国梁等人前往日本参观秋操，同时考察日本的军事教育。陈诚由湖南岳阳驻地先到南京，由南京转上海，然后去日本。
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后，一直抱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尤其在其少壮军人中，此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根本不把中国军队和中国军官放在眼里。
陈诚到日本后，除参观了日军秋操外，还在东京、名古屋等地参观了日本士官学校、陆军飞行学校，访问了孙中山的老友宫崎寅藏等人。
这是陈诚第一次出国，看到日本军事教育如此发达和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感到非常欣赏。在访问一位日本高级将领谈话时，便把自己年轻时曾有过进日本士官学校的想法说了出来。不料这位日本将领对他说：“看来你身体矮小，而且并不强壮，似乎不适合作军人呢！”话虽说得委婉，却明白清楚得很，陈诚听了颇有受侮辱的感觉，心中非常不快。
还有一位日本高级军官，当面颇有讽刺意味地问陈诚：“你这么年轻，怎么当上了上将？”陈诚应声反问道：“你们的天皇也很年轻，怎么就当上了天皇？”天皇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偶像，陈诚当众如此问答，日本方面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侮辱，因此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后来由何应钦出面向日方解释，才平息了这段外交上的口舌风波。
陈诚此次出访日本，深深地感受到了日本对中国侵略之心的强烈和对中国的轻视，他写道：“目睹人日谋我，我日自铄，彼上军民骄焰十倍，在在逼人。”
1930年12月19日，陈诚一行回国。21日，由南京乘船到武汉，转牯岭向蒋介石汇报去日本观操情况。
蒋介石亲自指挥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陈诚受命打头阵，因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劳而无功
蒋介石本没把在各地活动的共产党放在心上，所以他先搞垮了唐生智、李宗仁，然后打赢了中原大战。1930年10月，蒋介石在河南省柳河总部对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号）负责肃清。”谭要求多派军队帮他回江西作战，蒋介石说：“补给可以，加派军队的事，我看现在足够，往后再说吧！”于是，谭道源率兵返回了江西。
1930年12月19日，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指挥12个师3个旅共14万人向红军发起进攻。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黄公略第三军、林彪第四军、罗炳辉第十二军和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李杰第八军和孔荷宠十六军应战。30日，蒋军前敌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龙冈被围歼，随后于1月2日在东韶附近谭道源五十师被击溃。蒋军第一次“围剿”于是失败。
1931年4月初，蒋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调集20个师和4个独立旅，共20万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江西红军基本上都参战。5月16日，王金钰第五路军公秉藩二十八师在东团附近白云山下将军帽被红军围歼，随后协同作战的郭华宗四十三师也在东因被歼灭。同时，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在九寸岭被红四军击溃。5月中旬，高树勋二十七师于中村被歼。5月29日，刘和鼎五十六师在建宁被击溃，这样，第二次“围剿”就失败了。
1931年5月，蒋介石调十八军前往江西参加“围剿”，于是，陈诚率十八军军部离武汉抵抚州。6月21日，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第三次“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何应钦兼领的左翼集团军、陈铭枢右翼集团军、卫立煌总预备军，共19个师2个旅又5个空军大队共30万人。陈诚所部十八军编在左翼集团军，由陈诚任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下辖十一、十四两个师。7月1日，蒋军各路发动进攻，但一直捕捉不到红军主力，双方在江西南部丛山峻岭之中开始了捉迷藏式的作战。
蒋军在江西处于欲罢不能，欲进不得的时候，发生了两广出兵反对南京的事件。
原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前夕，10月3日，蒋介石在河南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反对制订新约法，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得到全国响应。爆发了蒋胡约法之争。蒋介石争不过胡汉民，便决定将胡囚禁。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扣押胡汉民，随后将胡软禁在南京汤山。
胡的被囚禁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30日，粤方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囗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27日，齐集广州的各派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9月初，粤桂方面出兵北上，分别向江西、湖南进攻，占领郴州、衡阳等地。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将部分主力调往赣南和湘南，准备对两广作战。
正在蒋介石被“剿共”军事、对两广军事和与广州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的争吵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袭击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开始了占领中国整个东北的作战。由于张学良主力部队已调入关内，虽有东北军精锐之一王以哲族，仍住在北大营。但张学良此时还在北平，沈阳东北军缺乏可以作主的人，于是在慌乱之下，只能请示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便以蒋介石的主张“不抵抗”作为答复，日本军队于是顺利地占领了辽宁。
日本出兵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使蒋介石的“剿共”军事、宁粤之争全部停顿了下来，救亡图存成为全国议论的焦点。9月19日，南京方面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等人，要求停战议和，共赴国难。21日，广州方面回电以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为条件。10月13日下午，蒋介石释放胡汉民。14日上午，胡汉民乘快车赴上海，蒋介石和张静江到车站送行。在车站，蒋介石对胡汉民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此时，正心中感愤，就毫不客气地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当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哪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这却是在错。”当天，胡汉民发表宣言，声称：“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现在问题的关键，“必军阀统治倒，而后中国可以致统一，盖难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政权。
“九·一八事变”使国民党中央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是否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于是第三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行动就停了下来。
陈诚反对杀邓演达，因邓坚决反蒋，蒋介石还是杀了他
据李宗仁说，“蒋介石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磺，这次却是邓演达。民国38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决定“分共”的当天，邓演达化装逃离武汉，8月15日，到达莫斯科，和已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职能”。1927年11月1日，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27年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赴德国柏林，然后开始对西欧各国、近东、中东和印度各国进行考察，1930年5月初由印度加尔各答城乘船到香港，和彭泽民相见。然后邓演达秘密居于上海，开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在原来“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以邓演达为总干事的中央干事会，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支机构。
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的办法和汪精卫等人不一样，汪精卫等人主要是运动各地军阀反蒋，而邓演达由于曾任黄埔军校总队长、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颇有影响，主要活动的对象是黄埔嫡系。邓积极奔走，到处联络，很快就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1931年初，蒋介石先后扣押了胡汉民、李济深，汪精卫乘蒋引起众怒之机，开府广州，另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搞得天怨人怒，邓演达认为爆发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决定在组织上加强发动群众直接采取行动。同时，和各方面取得联系。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严重、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邓演达发起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均设分会，联络各期黄埔毕业生，以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
陈诚投奔粤军时，就是投奔邓演达，以后又随邓进入黄埔军校，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从陈诚的思想和作风看，是属于励精图治，对国家、对民族都要有所贡献的一类，这一点他也更接近邓演达。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忙着在上海组织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费无着，陈诚到上海看望邓演达时，仍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十八军十一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费用。陈还请邓派人到十八军中工作，十八军的一些军官，除陈诚而外，如萧乾，对邓演达也相当尊重。
陈铭枢和邓演达是广东陆军小学同学，以后两人又是保定军校的先后同学，二人关系颇深。这时陈铭枢正在江西率十九路军参加“剿共”，蒋介石对陈极力讨好，但陈仍认为“我在对内对外的许多问题上，与蒋有极大的分歧，而当时我所处的地位，又极重要，曾意识到若不当机立断，毅然与蒋分裂，十九路军会活活被断送”。因此，陈铭枢主动和邓演达联系，并将打算告诉了邓演达，邓演达完全同意。随后，陈铭枢又通过杨杏佛联系蔡元培，蔡同意和邓演达、陈铭枢一起反蒋。
邓演达还联络了冯玉祥、杨虎城、刘湘等军事实力派人物。冯玉祥正打算以来哲元部二十九军为基础，东山再起，很想借助邓演达在长江流域的政治、军事活动，彼此配合，推翻蒋介石，因此对和邓演达的合作也很感兴趣。
广东军队的基础是邓铿的粤军第一师，而邓演达在粤军中深孚众望。此时广东的实际统治者陈济棠严防邓演达和粤军联系。而邓演达对他在粤军中的号召力颇具信心，认为粤军主要将领和他都很有渊源，因此只要他义旗一举，粤军将领必然响应。
按照邓演达和陈铭枢商定的计划，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
邓演达临行前三天，前往留守上海的负责人朱蕴山处，对他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对邓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回答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可未等邓演达成行，1931年8月17日当邓演达去第三党干部训练部作结业讲话时，为叛徒陈敬斋告密，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先是被扣上镣铐押往英租界巡捕房，第二天，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21日押往南京。
蒋介石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时上海的一家小报形容蒋对邓的看法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所以此时蒋要求邓演达，最好是能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也不要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反对他。
邓演达刚到南京，陈立夫就按蒋介石的意思，派齐世英劝邓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辞拒绝。蒋介石又让段锡明以私人关系找到邓的助手谢树英，对谢说：“邓演达已到南京了，你们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今天特来请你写封亲笔信，劝邓先生与蒋先生合作。如果合作，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谢拒绝。蒋介石又派人劝邓演达出面调解宁粤分裂，并准备让他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两职由他自行选择，邓拒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亲自找邓演达谈话，问他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希望趁此时机，和邓重归于好。邓演达指责是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造成了日本侵略。蒋介石又派人劝邓，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困难。”要他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表示“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月下旬，在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蒋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去见邓演达，“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仍然拒绝，表示“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邓演达毫无妥协余地的做法，事实上等于是逼迫蒋介石杀他。邓心中始终存在一种想法，即蒋介石此时不敢杀他。
在此期间，各种救援活动也在进行。但是，蒋介石突然将邓由陆军监狱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墟内关押，并断绝了邓和外界的联系。于是，各种营救活动失败。而在此期间，又发生了历届黄埔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邓演达的事，蒋见黄埔学生如此支持邓演达，更有杀邓之意。
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都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胡宗南等一些黄埔一期学生也联名向蒋呈诉：“如果校长不除邓演达，我们的兵也就带不成了。”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戴季陶的话正中要害。
实际上，蒋介石之所以敢在下台前杀邓演达，与粤方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在武汉属于最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中的人物，自然都有点恨他，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也和邓水火不容，陈济棠更因邓支持他的政敌陈铭枢重回广东，而欲置邓于死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息兵和谈，粤方提出的条件中是蒋介石下野，释放胡汉民、李济深等政治犯。孙科和陈友仁在广州提出应加上邓演达，结果为汪精卫和陈济棠反对，未能如愿。汪精卫和陈济棠的这种态度，事实上等于赞同蒋介石对邓演达的处置。
1931年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卫队长王世和率卫兵数人，将邓演达提出囚室，谎称移住汤山，行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王世和将邓演达枪杀。
1931年12月14日，宋庆龄听说邓演达被处死的传闻后，即到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介石不做任何表示。宋庆龄又追问说：“如果你觉得在这时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在宋一再追问下，蒋介石见搪塞不过，最后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随后逃到楼上。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申报》发表反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央则树要津，营私固位；在地方则鱼肉乡里，作威作福。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的骨干；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邓演达回国后，陈诚先是经费上支援邓演达，对邓演达介绍去十八军的干部，也都进行了适当的安置。邓演达被捕后，陈诚在江西前线，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演达。在听到蒋处死邓演达的消息后，陈诚十分震惊，“极为伤感，曾有数天不进饮食”。当时萧乾和宋瑞珂的驻地离吉安不远，闻讯后二人去吉安劝慰陈诚，见陈诚“面容消瘦，甚为忧戚”！由于邓演达被杀，陈诚还曾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在援救邓演达时，参与活动的邓克敏和张涛被蒋介石通缉，便到十八军避难，陈诚也收容了他们。
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邓有思于陈；但此时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也早非一般，陈非常得蒋赏识，蒋也已大力栽培陈诚。陈诚作风雷厉风行，在思想上更靠近邓演达；但陈诚又勇于任事、服从指挥，对政治上谁是谁非，并不很注意。邓演达需要支援，陈诚给以经济上的帮忙，邓向陈军中安置人员，陈也接受；但蒋介石的命令，陈也听。邓演达和蒋介石是死对头，陈诚尽量使双方都满意，在私人关系上对得起邓演达，在工作关系上也对得起蒋介石。在这一点上，邓演达对陈诚认识是颇为清楚的，他并不认为陈诚会带十八军随他起兵。而是要由他本人“带领一、二人亲自到江西十八军军中，强制该军立即起义”。“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当时，邓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自己捆送给蒋，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蒋介石并未因陈诚曾支援过邓演达而疏远和陈诚的关系。事后蒋亲自找陈谈话，说陈诚和邓演达的交往，纯属私人友情，不涉及政治，勉励他安心工作。对于邓演达安插在陈部的人员，蒋未追究，陈也仍加以保护。以后，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黄琪翔等人还为陈诚重用，蒋介石并不过问，而是顺水推舟，放手让陈诚使用。
蒋介石、宋美龄做媒，将善解人意的谭三小姐嫁给了陈诚
陈诚1918年就结了婚，妻子是他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同学吴子漪的胞妹吴舜莲，二人感情还好。以后陈诚到保定军校读书和投奔广东，1925年4、5月间，陈诚父亲去世陈诚返乡葬父，因军务在身，急于归队，使妻子误会他有了外遇，便出现了吴舜莲自杀的事，自此，陈吴感情名存实亡，而吴舜莲也未生下子女。
1930年初他在确山打败唐生智，因唐是北伐名将，陈非常得意，便很有停妻再娶的念头。在班师回汉口时，陈诚特邀当时任中将参谋长的保定同学、湖北籍老朋友朱怀冰同行，途中对朱怀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和湖北人的关系最密切，希望将来能做个湖北女婿，怎么样？帮帮忙吧！”朱怀冰老实不客气地回绝说：“可惜我没有储备人才，这杯谢媒酒，恐怕吃不成啰！”
1930年9月，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县人，1880年生，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督军，1912年加入国民党。从谭延闿的身世看，他在二十四、五岁时便已取得功名，不属于穷极无聊被逼上梁山参加革命那种；他参加革命后，也未被高官厚禄束缚住，为保官保位而倒向北洋军阀。谭为人做事都极为圆滑，向有“甘草”之称，但以其出身和参加革命时的地位，能够保持为国为民的进取精神，已属不易。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谭先是变卖家产将穷途末路的孙中山迎往上海，随后他又聚湘军一万多人，讨伐陈炯明。1924年，谭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以后又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谭延闿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当吃饭时都是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菜添饭，而不能同桌。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又是长子，但灵柩仍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闿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由于母亲的遭遇，谭对封建习俗颇不满，誓不纳妾。谭妻生了一子三女，很早便去世了，临终前嘱咐谭延闿，望他不再婚娶，将几个子女带好，谭对夫人的遗嘱颇能信守。
谭延闿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使孙大为感激，孙谭关系，也更加密切。此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
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会蒋家。谭祥字曼怡，上海女子学校毕业，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品貌端庄、聪颖出众，又辈份小嘴甜，所以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病中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并嘱蒋在他死后替他照看第二军将士。谭延闿死后，蒋氏夫妇即开始为谭祥物色夫婿。在当时年青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而陈诚比胡宗南小两岁，此时的军功、地位以及政治见解都比胡为优，最后蒋氏夫妇选中了陈诚。蒋氏夫妇商定后，便征询谭祥本人的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答道：“军长。”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答道：“十八军。”谭祥表示同意。
蒋介石对陈诚和青田老家夫人吴舜莲感情不睦早有耳闻，对陈诚半真半假到处托人“物色对象”也听到些风声。1930年12月，陈诚从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向陈诚正式提起了这桩婚事。为使婚事顺利，并要陈诚解除和吴舜莲的婚约。
1931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去上海的专车车厢中为陈诚和谭祥搓合，蒋先派副官将陈诚叫来，问他元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诚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谭样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而陈诚个头虽小，但面目清秀，颇有一副英气勃勃的气概，所以两人一见钟情。陈诚返回江西“剿共”前线后，和谭祥书信往来，并商定在1931年10月10日双十节结婚。
谭祥嫁给陈诚，条件是正娶，可陈诚是有妇之夫，虽然陈诚说和吴舜莲已解除婚姻，但若没有个正式手续，谭祥总觉得不放心，依法也说不过去，就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话，急得陈诚团团乱转，连忙给在江西十八军军部的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打电话，要他赶快到南京。
吴子漪是陈诚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陈诚进入广东粤军后，一直在陈诚手下管理军需，并随陈诚的升迁而提升。陈诚任团长，吴是军军需主任；陈诚任师长，吴是师军需处长；陈诚任军长，吴是军军需处长。吴子漪赶到南京，陈诚就让他回青田，劝他妹妹同意离婚。
吴子漪也觉得陈诚和吴舜莲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且陈诚官越做越大，吴舜莲又未生育，婚姻破裂已成定局。于是便允陈诚所请，回去说服妹妹，陈诚又托吴家的亲戚，让当地德高望重的杜志远帮忙，终于使吴舜莲同意了办离婚手续，条件是“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吴舜莲不识字，便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又由吴子漪代为签名盖意。这些手续都办完后，谭祥又要见吴子漪，在吴当面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后，谭才放心。
陈诚和谭祥的婚事议定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陈诚决定取消原定婚期，随时准备率军北上抗日，谭祥也颇为理解。后来，战事继续扩大，乃决定于1932年元月1日结婚。
1932年元旦，陈、谭在上海结婚。宋美龄作双方介绍人，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闿主婚，证婚人为蒋介石。婚礼热烈又隆重，之后，二人便去杭州度蜜月。
陈诚和谭样结婚后，吴舜莲仍旧住在陈诚在青田高市的家中，照常侍奉陈的母亲，陈的母亲也仍将吴当儿媳看待，常说“舜莲孝顺”。街坊邻里也仍认吴舜莲是陈家的媳妇。
谭祥很重视名正言顺的名声，对于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义和陈诚的母亲住在一起不怎么满意，她很想让陈诚的家里人接受她是陈诚妻子的事实，就怂恿陈诚带她回青田老家，并将陈母接到南京，和她一起住。对吴舜莲，陈、谭二人商定在青田县城给她盖一座洋房，让她离开高市陈家。
1935年4月陈诚与谭祥、他的弟弟陈敬修、弟媳庄秀慎一同回高市老家。这时陈诚已任军政部常务次长，他的老搭档罗卓英正率十八军驻在丽水，罗卓英便派专车和警卫人员相送。
到高市陈诚老家，谭祥雍容大方，邻里亲友都夸陈诚娶了个好媳妇，陈诚母亲当然更高兴，吴舜莲也自知不如。过后，陈诚将母亲接到了南京。在青田县城新寺巷8号盖一座二层洋楼给吴舜莲住。
陈诚此次回家，还应邀到高市小学参观讲话。陈诚为小学写了一首校歌，这首校歌，即使现在看来，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歌词是：“学校是我们的第二家庭，他指导我们做人的方针。莫忘了前辈缔造的艰苦，莫忘了父兄期望的精诚。尊师力学，日新又新，忠党爱国，努力前程，做一个健全的国民。”因为歌写得好，陈诚官又越做越大，后来附近的小学都采用当校歌。
陈诚和谭祥，共生有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长女幸、次女平。所有儿女学业均佳。
吴舜莲离高市陈家后，独居县城，收养了一个叫春花的养女。1948年9月，陈诚见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便派吴舜莲的侄儿吴玉屏带人将她接到了台湾，陈诚给了她一所住房。每逢过年过节，谭祥都要孩子去看她。1965年陈诚去世后，谭祥仍负担吴的生活费，直到1978年吴去世。
赣州解围，但这次战功远比不上他的政治经济改革成果
以“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人事公开”作为口号，陈诚将十八军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蒋军王牌，不仅表明陈诚有军事指挥能力和军队训练能力，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表明陈诚有绝非一般的管理能力和创新的勇气。中原大战十一师攻占郑州，得奖金20万元却分给上官云相四十七师一半，表明陈诚有全局观念，顾全大局。然后将余下的10万元，4万元发给全师官兵每人2元，6万元作为公积金创办“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收容十八军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陈诚既照顾了士兵的眼前利益，使之打胜仗得奖金，保持士气的旺盛；又为伤残和老病士兵以后着想，使士兵无后顾之忧，这当然会激发士兵的士气。这种举措可以说，既现实，而又具有远见。难怪乎蒋介石对陈诚的重视了。
1932年1月，正当陈诚在杭州度蜜月时，鄂豫皖红军打到武汉附近，蒋介石密调陈诚赴武汉，接替何成浚的湖北绥靖主任职务。陈诚立即动身。但援助湖北尚未成行，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由于京沪一带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于是在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进攻的同时，蒋介石急令张治中组织第五军，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由于形势紧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一部分驻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已奉调移驻浙江，陈诚的十八军也接到了开往淞沪的命令。
1月10日，中央红军已经开始对赣州发动进攻，但由于赣州城防坚固，为避免过大伤亡，攻击并不猛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军各部纷纷东移，使赣州陷于孤立。蒋军各部在东移时，对赣州的防守作了调整，加上国民党方面又早就有“死守赣州”的打算，故筹集了大批的粮草、弹药，又在周围修筑了大量工事，本不易攻取。
1932年2月3日，红军共2万余人包围赣州，随后展开攻城爆破，猛烈攻击，守城的马崑支持不住，连连告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也一再致电陈诚，要求他先解赣州之围，再开赴上海。此时，陈诚作为驻赣南最高军事长官，是奉令东调，还是先解赣州之围，陈拿不定主意，乃急电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要陈“相机处理”。陈诚于是决定先解赣州之围。蒋要陈“相机处理”事实上是一种不想负责任的办法，因如果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发展成全面的中日战争，十八军因救援赣州贻误战机，必将受到严厉的指责。而如果上海战事不扩展，急忙将军队开往上海，导致赣州失守，至少也是指挥上的失误。
陈诚派罗卓英率两师一旅部队，赶到赣州城外。此时围攻赣州的红军，已经由坑道三次实施爆破攻城，并到处张贴“夺取赣州，活捉马崑”，“只杀马崑，不杀守城官兵”的标语。
罗卓英到赣州后，陈诚认为赣州之围已不可解，因此命令罗设法将守城部队接出，万一接不出，也要设法将马崑救出来。陈诚此时抗日心切，并不想让罗卓英在和红军硬拼中拼去实力。罗卓英刚到赣州不久，陈诚就给罗卓英、马崑去电报，称：“罗指挥官、马旅长：查赣围已解，本军奉命东下抗日，惟赣民有愿随军北往者，由兄妥为部署。”想将城内愿意随国民党军走的人接走就算完事。3月2日，罗卓英利用围城红军警戒不严的缺点，指挥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偷渡赣江成功，潜入城中，加强了城中防守力量。6日深夜，赣州城内马良旅和黄维旅各一团，分由城西和城南出城袭击红军。红军仓促应战，损失颇大。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3月7日，红军撤围。陈诚对解救赣州之围的决策非常得意，他后来说：“照人情讲，当时多数官兵的心理，哪一个不愿到沪淞，既可做民族英雄，又可获得较好的给养，但如果一开拔，共匪要立即进占赣州，江西剿匪形势立刻发生动摇，所以我当时召集一个全体官长会议，凡是校官以上阶级，一律参加，一切由会议决定进止。后来这个会议反复讨论，决定先确保赣州，所以当时凭借几天的粮，一鼓气便把赣州附近的共匪肃清了。”
陈诚解赣州围后，沪淞抗战已经停火，陈诚的十八军也就没了东调的必要，陈诚部进驻抚州。在抚州期间，陈诚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能生存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统治腐化，他认为只有刷新政治、清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清除贪污腐化，才能消除动乱之源。于是，他搜集有关江西政治中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让邱行湘加以整理，指控熊式辉，但没有结果。第二个建议是，陈诚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并未实行。共产党所以在江西深得民心，是因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如果想让农民也支持国民党，就得让其得到土地。因而陈诚建议，实行“限田制度”，一方面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用赎买的办法，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安抚这些人，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陈诚要求江西省政府先做实验，但为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