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中央军插足西南 国民党政策转变
广昌一战后，蒋介石派陈诚去主持“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国民党的政策重点开始有转变的迹象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可以说是志在必得，动用的军队，有100万人左右。他当时也并未想要彻底消灭红军，曾说：“不管红军南下广东或西去湖南，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了心腹之患。”1934年4月，蒋军占领广昌后，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指日可待，便命陈诚，前往庐山，筹办训练团。当时国民党军界人士认为，筹办训练团是统一思想、提高士气的一种好办法，“创办庐山训练团，纠正错误观念，统一战术思想，增进剿匪技能”，奠定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基础。所以在此之后，国民党以此作为成功的范例，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训练团。
1934年4月，陈诚将前方军务交由罗卓英代理，自己前往庐山进行训练团的筹备工作。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开学，由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此次训练由7月初开始，9月25日结束，共办了3期，培训对象遍及全国，除中央军外，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晋军、桂军、滇军、粤军也都参加了培训，培训人员为少校以上军官，由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旅长担任排长。
1934年7月开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这次训练团虽然也还有“剿共”的内容，但主题显然是在思想上、战略战术上研究如何对付日本，蒋介石在训练团上数次作长篇演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提出了一整套的对日作战战略战术。
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另一个迹象，是开始整顿全国陆军。红军开始长征后，蒋并未以主力追击红军，只是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吴奇伟第四军、薛岳第五军、周浑元第三十六军和刘建绪部3个师追击作战，另令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部队沿途截击。动用的追击部队仅10个师，10万左右人。
红军长征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顾祝同为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将在江西的部队划分为8个绥靖区，分由张钫、孙连仲、赵观涛、毛炳文、罗卓英、汤恩伯、余汉谋、樊嵩甫为司令，负责对红军遗留江西部队的“清剿”工作。同时，开始策划整理全国陆军。1934年1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理全国军队，“以备‘抗日’”。陈诚即率参谋长郭仟前往武汉组织陆军整理处，并以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杨正治为副处长。陈诚原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一职，由罗卓英代理。
在陈诚就任陆军整理处长之前，蒋介石曾要求陈诚草拟整军计划，陈诚于是草拟《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整理炮兵建设》等文件，建议“为避免世人注目，不特设整理机关，只在武汉总部、南昌行营或绥署之下附设暂练处或编练处”。计划以武汉为第一编练处，编练河南、安徽、湖北未参加追剿的部队；以南昌为第二编练处，编练江西、浙江所驻部队。蒋介石认为，全国陆军必须统一编练，所以设了陆军整理处。3月1日，陆军整理处在武昌正式成立，由陈诚任处长，杨杰、周亚卫、俞大维、邹作华、卢致德、郑大章、冯庸等人为研究委员。3月18日，陈诚到北平，同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商量华北驻军整理方案，检阅了华北晋军、东北军和中央军的第二、二十五师。4月28日，陈诚赴贵阳，同正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见面，商讨整军方案。
按陈诚的整编方案，全国陆军在4年内，完成整编60个师，其中1935年整编6—10个师，1936年整编16－20个师，1937年整编20—30个师，1938年整编4—16个师。
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又命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陈诚决定：骑兵分两期整理，第一期整理连、团、旅，第二期增加新式兵器，整编成骑兵师，统一番号；炮兵将现有可用火炮457门编成两团制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4个；工兵1935年先成立3个工兵营，分配给各教导师。
此时国民党各种部队包括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滇军等共有180师、94旅和40个独立团。骑兵有9师零10旅，炮兵有炮567门。工兵无团以上建制。此次整理，全部划一编制，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炮兵中已不能使用的110门过于陈旧的火炮，予以废弃。
国民党政策重心转变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开始认真构筑国防工事。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就有构筑国防工事的设想，但由于忙于内战，一直未付诸实施。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北上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划全国为4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制订了初步对日作战计划。1932年2月1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之下，专门设立了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任主任。城塞组成立后，开始着手要塞工事的准备工作。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鉴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吴淞要塞被日军摧毁和日本军舰2月1日炮击南京下关，南京守备空虚，被迫迁都洛阳的教训，国民党开始筹划长江江防和构筑京沪一带防御工事，并决定在西安建陪都，洛阳建行都，以西北各省作为对日作战的后方基地。1935年以后，由于日本发动华北事变，阴谋吞并华北和红军长征，蒋介石开始认真策划修筑国防工事，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执行部，由唐生智任主任，专门筹划对日国防工事的构筑工作。
国民党国防工事构筑最好的是京沪杭国防工事。京沪杭国防工事共分4线，以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阵地，在两线主阵地前后，分设前进阵地和后方阵地。京沪杭国防工事是在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国防区长官张治中主持下建筑的，工程由3个步兵师承担。另外，国民党分别以南京和武汉为中心建筑了南京及其附近国防工事、武汉国防工事和京沪杭国防工事的侧翼沪杭市国防工事。为了防卫长江，沿长江建筑了一系列要塞，并准备了阻塞长江的计划。在北方，南京政府的国防工事构筑重点放在豫北，构筑了漳河北岸阵地、道滑浚阵地、汲新辉阵地、安阳淇阵地、封延阵地、焦博沁阵地、内黄附近阵地、巩洛阵地和归兰汴阵地等。在北京附近、山西、山东和苏北也都构筑了国防工事。
武汉附近国防工事是由陈诚负责构筑的。1935年11月，武昌行营撤销，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转隶陆军整理处，此时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便兼任了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注重武汉周围的防务，所以他构筑工事的原则是：“对将来武汉会战，使国军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从1936年初起，陈诚以武汉为中心，督修了武汉周围的江防和陆防工事。江防要塞有田家镇、半壁山、阳逻、白浒山、青山、金口、大军山、城陵矾等；陆防工事推进到了豫南信阳，沿信阳、大别山脉，直到江西北部和幕阜山一线。
1935年以后，蒋介石继续在庐山举行训练团，除继续培训军官外，党政人员、校长等也在培训之列。1936年夏和1937年夏举办的第一、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还包括各地的警察局长、民政科长、教育局长等。训练团的团长仍由蒋介石自兼，陈诚仍任副团长兼教育长。
陈诚对当庐山训练团副团长一事非常自豪，所以他的部下尊称他为“总座”时，他并不高兴，而称其为“副座”或“副团座”时，陈诚就感到非常得意了。
1935年秋，蒋介石随中央军入川，为了统一川军思想，将四川纳入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在峨嵋山举办了训练团。仿效庐山训练团的办法，由陈诚具体主持训练团事务。以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峨嵋训练团共办了3期，每期3星期，每期学员千人左右。轮训人员军队少校以上，政府县长以上，学校中学校长以上。峨嵋训练团主要是训练川军各部和各地党政、学校人员。这次训练对四川以后成为抗战基地，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乌江战败，陈诚受蒋介石之命，率部围攻红军二、六军团，迫其也走上了长征路
1935年蒋介石和陈诚都非常忙碌。对蒋介石来说，“剿共”军事虽然还算顺利，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对日作战的准备更加提上日程。“剿共”和对日军备整顿，蒋介石把很多实质性工作都交给了陈诚去办。陈诚先是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随后任武昌行营参谋长兼陆军整理处处长。4月，又负责组织庐山暑期训练团，任筹备主任。5月，兼任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团长。8月，兼任峨嵋山训练团副团长、教育长。11月，出任宜昌行辕参谋长，并负责督修武汉周围的国防工事。
按照蒋介石“追剿”红军的意图，是由湘军在西面组成严密的防线，让红军不得突破，而被迫向南突入广东，中央军随后跟进，赶走广东军阀陈济棠。可湘军不济，抵不住红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突破了湘军的四道防线，进入湘桂交界一带。蒋介石严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堵住红军去路。
李宗仁、白崇禧早就认为中央军将红军逼得向西南撤退是别有用心，李宗仁认为：“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阎、乌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这次将缺口留在西南，显然有将红军逼入广西的意图，然后中央军跟进。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李、白“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侵。同时将本省常备军14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白崇禧到了桂北前线，严格约束佳军的行动，“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40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人贵州”。双方并无大的战斗。不久，中央军周浑元部先头部队两个连进入佳境，白崇禧立即下令将其缴械，然后以“误会”为由礼送出广西。所以，蒋介石的驱狼饲虎之计，并不得传。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薛岳随后率部追入，红军在云贵高原创建根据地的设想不能实现。 1935年初，红军一渡赤水，到云南东部遇到蒋军重兵，被迫东撤，2月27日回师遵义。蒋军不料红军有此举，遵义守军王家烈部被打得措手不及。薛岳、吴奇伟急令驻贵阳的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的九十三师唐云杰部向遵义驰援，在乌江又被打得大败，退回乌江南岸。此战后，蒋介石指责薛岳、吴奇伟指挥作战不力，决定亲自到重庆督师，并召在武汉的陈诚到重庆，商讨围堵计划。陈诚到重庆后，为薛岳。吴奇伟辩护，加上蒋也无其他人选，乃决定仍由薛岳、吴奇伟指挥，改用严密封锁、四周多建碉堡的围困战术。红军不能立足，乃于3月21日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在遵义和茅台间直插乌江，追剿军找不到红军去向。3月24日，蒋介石和陈诚等人乘飞机抵贵阳。3月31日红军突破乌江防线，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直逼贵阳。4月4日，红军过息烽，离贵阳仅百里左右，蒋和陈诚等人在贵阳一面调集援军，一面加强贵阳城防。4月5日，红军抵贵阳城郊。蒋介石在亲自检查城防时，发现贵阳工事筑得不像样子，乃斥责郭思演督率不力，玩忽职守。郭思演是陈诚提拔起来的，陈诚即以傅仲芳接替郭思演任师长。
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和陈诚都在贵阳，不久便撤兵西去。蒋介石于是决定趁中央军云集贵州之际，将贵州统一于中央。此时贵州省主席是王家烈，蒋介石让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项职务中，选择一个。王于是辞去了主席职，蒋派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但蒋对王家烈仍任二十五军军长并不放心，乃收买王的部下向王逼晌，王家烈交不出响银，只得辞职。当蒋介石离开贵阳返南京时，王家烈亲到机场送行，蒋介石怕王家烈留在贵州，仍是隐患，“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在处理王家烈问题上，陈诚是主张斩草除根的，蒋介石觉得中央军刚入西南，如果借故杀了王家烈，必然引起西南各军阀的矛盾，导致他们的敌对情绪，所以也就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削去权力了事。1935年5月初，蒋介石让王家烈到张学良的武汉行营服务，并送旅费5000元，临行前，陈诚又找王谈话，这样，蒋介石和陈诚便顺利地将王家烈赶出了贵州。
1935年4月上旬红军由贵阳撤走，开往昆明，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商讨的结果，认为红军的真正作战意图还是想渡金沙江，便命薛岳督率各纵队迫击，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金沙江南岸。薛岳尚未弄清红军的确实位置，红军已经化装成国民党军，赚开了禄劝、元谋、武道三座县城，抢占了渡口，于5月8日在绞车渡渡过了金沙江，直向大渡河逼近。5月20日，蒋介石率陈诚等人飞抵昆明，部署大渡河作战，并用飞机散发传单，声称要让朱德、毛泽东做第二个石达开。5月下旬，红军分别由安顺场和沪定桥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进入四川后，见四川形势险要，物产丰饶，便决定建为将来对日作战的后方基地。研讨控制四川的办法，陈诚认为，对于四川若扶植拥护南京的刘湘，使之统一四川必然养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现在就由南京政府直接控制四川，也办不到。最好的办法是，略为提高刘湘的地位，各军番号仍保留，统一编制，逐渐树立南京政府在四川的权威。蒋介石采纳了陈诚的意见。1935年10月峨嵋山训练团一结束，蒋介石便让陈诚着手整顿川军。
1935年11月，陈诚受蒋介石命，组织宜昌行营，负责指挥对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的“围剿”。陈诚指挥徐源泉、孙连仲、刘建绪和樊嵩甫部，以在江西对付中央红军的办法，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攻。按照陈诚的计划，“围剿”工作分3期完成。这一计划从10月10日开始执行，第一期尚未完成，红二方面军于11月19日从桑植的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在慈利和大康之间的溪口附近突破封锁，强渡沣水，向沅陵、溆浦疾进。随后离开湖南，向贵州、云南挺进，沿中央红军前进路线，开始长征。陈诚一面派部追击，一面组织军队，对留守在湘西的红军进行“围剿”。
阎锡山要留陈诚在山西指挥军事，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到达陕北，和原在陕北的第十五军团会合。陕北地广民稀，地处偏僻，确实是躲避蒋介石“围剿”的好地方，但也存在问题，人员稀少使红军难以补充兵员，经济落后，粮食供应不足使现有红军都难以生活。这样，如果红军守在陕北不动，无疑等于坐以困毙。为了打破这种困难局面，1936年2月，红军以“扩红”和“筹款”为目的。发兵东征，部队渡过黄河，进攻山西。
山西号称“表里山河’，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直在阎锡山的统治之下。相对于全国其它好多地方来讲，山西政治较为修明，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1936年2月20日晚，红军突破晋军黄河防线，3月10日，在兑九峪地区又歼晋军两个团。随后，红军将阎锡山布置在汾河一带的防线完全突破，并切断了同蒲铁路。阎锡山眼见只靠晋军已不能支持，乃急电南京，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军入晋作战。
此时陈诚正任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和陆军整理处处长，在武昌主持陆军整理工作。3月19日，先后接到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电报，要他迅速到山西赞助军务。3月23日，陈诚抵太原，在车站受到赵戴文、徐永昌、朱绶光、贾景德等人迎接，当晚即与阎锡山商讨对红军作战事宜。3月18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委任陈诚为第一路总指挥，指挥第五纵队关麟征，第六纵队吕济和第七纵队汤恩伯部，以打通同蒲铁路南段为首要作战目标。陈诚于是督率所部，向临汾、洪洞一带猛烈进攻。4月8日，同蒲路南段全部被打通。
按预定作战计划，陈诚第二期作战目标是与晋军南北呼应，将黄河东岸的红军全部消灭。他仍用在江西时的办法，构筑碉堡工事。4月13日，陈诚飞侯马指挥，随后进驻稷山督战。20日，红军被迫退到汾河以西。4月27日，陈诚设想的汾河碉堡线构成。他乃电请国民党中央，再调两师部队入山西，4月29日，决定采取第三期作战行动。此时山西国民党大军云集，对红军作战非常不利。5月2日，红军分由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返回陕北。
红军此次东征，使阎锡山大吃苦头，阎心里很是害怕。红军渡河返回陕北后，阎锡山向蒋介石要求留陈诚继续指挥军事。但此时蒋对陈诚的能力信任非常，乃致电阎锡山称：“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为彻底消灭红军，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司令”，由阎锡山节制指挥，“集江西和山西的剿共经验，拟进行全力围剿”。6月1日，陈诚在太原就职，随后到阳曲设指挥部，准备对陕北红军作战。
陈济棠自认祖坟风水好，就想起兵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急令陈诚南下，对付两广事变
正当陈诚在山西阳曲策划西北“剿共”的时候，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蒋介石急召陈诚到南京商讨对策。6月6日，陈诚乘飞机由山西阳曲飞往南京。
两广此次发动事变，一反过去的常态，倡导者是广东，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反而是被动的追随者。名义是北上抗日，而真正深层次的原因，看上去就有点荒唐可笑了。
原来陈济棠本是李济深的部下，1927年后陈济棠逐渐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广东实际上对南京一直处于独立状态。由于胡汉民在广东颇有威望，广东历次反蒋，大都是以胡汉民作为政治领袖。但陈济棠一直是广东的实权派，他既不愿意让蒋介石势力深入广东，对胡汉民常以广州为基地反蒋，心里也不满意。所以胡汉民历次反蒋，陈济棠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他的真实意图，是由他来作西南政治力量的领袖。1936年5月，胡汉民突患脑溢血去世，而此时广东有号召力的其他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因福建事变失败而处在情绪低落阶段，陈济棠在广东的政治身份大为看好，他觉得由他领袖西南的时机终于来了。于是，陈济棠由原来的反蒋不热心，变得大为热心了。
陈济棠有一个哥哥，名叫陈维周，粗通文墨，人也机灵，陈济棠对他最为敬佩。陈维周迷信风水阴阳相术之道，曾经专门到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家的祖坟，发现洪家的祖坟正葬在“涺龙口”上。根据陈维周本人和他的善看风水的朋友推算，洪家的祖坟只是埋得高了一些，如果向下移几十尺，就正在“穴口”上了。这样，洪秀全也就不会只拥有半壁河山，以至最后失败了。陈维周认定了这块墓地好，就不择手段地弄到手，把生母的遗骸迁往该地安葬，并深信陈家不久就要出一位大人物。但看一下陈家子弟，能成大器者，也就只有陈济棠，陈济棠便心中常有自己就是真龙天子的念头。
陈济棠觉得蒋介石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谋划解决广东问题，所以在胡汉民去世后，派陈维周去南京见蒋介石，蒋设宴款待，优礼有加，答应广东维持原有局面，要求陈济棠协助中央，解决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驱逐在广东的反蒋派元老人物萧佛成等人。陈维周回广东将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了陈济棠，陈济棠犯了嘀咕，驱逐反蒋派元老等于是自剪羽翼，出兵广西是制造两广不和。广西一去，广东势难维持原有局面。而且陈济棠还怕蒋介石对广西也采取同样的手段，要求广西协助中央解决广东。所以思前想后，觉得拉上广西一同反对南京最好。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自北伐占领南京后，就一直和蒋介石不和，隔阂很深，不难说服，这样，陈济棠就决定以反蒋作为获得两广领袖地位、维持广东局面的手段。可出兵反蒋，要有名义，此时日本谋划华北正急，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扛起抗日的大旗，最得人心不过。
陈维周衔陈济棠命去南京见蒋，这就给了陈维周一次给蒋介石看相的机会。据陈维周回广东后对人说：“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陈济棠当然也把这事算在了自己身上。
然而，蒋介石已将红军从南方各根据地迫走，正是春风得意之时，陈济棠此时反对他，心中不免也有些犹疑。事变发动前，陈维周又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算卦，卦称“机不可失”。陈济棠一下便确定了信心，有点急不可耐了。
陈济棠要联合广西“请缨抗日”，李宗仁、白崇禧本不热心。李、白从1929年蒋佳战争失败逃回广西后，勉力维持，很是艰辛。由于陈济棠往往助蒋反桂，李、白对陈济棠除了利益上还有一致的地方外，也没有太多的好感。但陈生性多疑，若李、白不赞成他北上反蒋，必疑为李、白已同南京暗通款曲，共同反粤了。那样，陈济棠就会马上向南京输诚，先下手为强，助南京反桂。在蒋介石眼里，陈济棠的政治、军事才能都不过尔尔，难成大器，可解决广西的李。白，他却是处心积虑。所以李宗仁、白崇禧对陈济棠的要求，是不感兴趣，而又不能不附和。
1936年5月，他给李宗仁打电报说：“在此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到南宁，催促李宗仁和白崇禧到广州，共商大计。李宗仁怀疑这样可能引起内战，对他们说：“伯南（陈济棠字）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林翼中和陈维周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这两个人还一再说，即使广西不参加，广东自己也是要干的。无奈之下，李宗仁便和白崇禧商量，由白去广州，劝陈济棠不要发动抗日。几天后白崇禧回到南宁，告诉李宗仁说陈济棠意志坚决，无法挽回，李宗仁乃于5月底亲去广州。陈济棠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迎李宗仁，并向李详细介绍了此次发动抗日的原委。但在李宗仁给陈济棠的部下宣讲发动抗日时，“只见陈氏部将面面相觑，无丝毫热烈反应”。李宗仁更觉得发动这一运动凶多吉少。但此时在广州的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已经决议要北上抗日，一些主张抗日反蒋的人物也都云集广州，形势也成不可不发之势，李宗仁也只得追随陈济棠了。
1936年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开会，通电全国，呼吁抗日。6月4日，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以两广将领数十人的名义，发表通电，表示要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7月5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议定，两广部队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随后，两广部队分途向湘南进发，拟由湖南，进攻武汉。
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前很久，蒋介石即已在广东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他派蒋伯诚为代表，常驻广州，花费数百万元，专门用于收买广东将领的工作。所以两广事变一发生，蒋介石便政治调解、军事进攻和内部瓦解三管齐下，开始对两广展开全面工作。
陈诚由山西飞南京后，和蒋介石商量认为，两广军队，广东实力雄厚，广西训练精良，两广部队必先谋占衡阳，然后向北发展。目前中央军应首先确保衡阳，这样一可以稳定湖南政局，二可以遏制两广军队的进攻，三可在衡阳集结部队，向两广施压。此时广西部队正向衡阳出发，陈诚认为，广西部队离衡阳路途虽近，但徒步行军，前进不快；中央军距衡阳虽远，但以火车运兵，要比桂军快。
1936年6月8日，陈诚由南京飞赴武汉，以武汉行营参谋长身份，命令平汉、粤汉铁路暂停客货运输，日夜赶运军队南下。9日，陈诚赴长沙，督率各部前进，控制衡阳，此时进攻衡阳的桂军离衡阳仅30里。两广部队未能占衡阳，北上受阻。于是，双方在衡阳一带对峙。与此同时，各方政治力量纷纷奔走，调解两广和南京的冲突，南京方面也加紧了对粤方的分化。
7月6日，广东空军40多人在黄志刚率领下驾机投奔南京。不久，全部空军在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部投蒋。在陈诚等人拉拢下，7月9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粤军师长李汉魂称病赴港。7月14日，余汉谋通电就广东绥靖主任职。陈济棠众叛亲离，于7月18日，通电下野，避居香港。
当陈济棠起兵时，卦师占卜曾有“机不可失”一语，陈以为是时机不可错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陈氏反蒋不久，广东空军即全部飞南京投蒋，随即陈济棠也就垮台了。“机不可失”，原来如此。
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宣布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时，声明对广西维持原状，仍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于是，蒋介石就势想解决广西，于7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想借此将李、白势力赶出广西，李、白拒不接受。蒋介石于是调顾祝同、陈诚、汤恩伯、薛岳各军，由东、北两面向广西压迫。李、白在广西紧急动员，将广西省防军由14个团迅速扩编到44个团，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南京方面见广西难以攻下，派居正、朱培德、程潜等人人桂游说，又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兼广西省主席，但广西方面仍不妥协。无奈，蒋介石只得在8月初收回成命，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16日，李、白通电就职，并表示服从中央，“今后一切救国工作，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
在蒋介石摆出对广西用兵架式时，陈诚从两江率十八军溯江而上，但当时蒋桂双方都不愿真打起来，不久也就罢兵言和了。9月初，陈诚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身份处理两广事变善后事宜。不久，前往南宁，会见李宗仁，协调和广西的关系，并具体安排广西军队整理计划和未来参加抗战的序列问题。
西安事变，蒋介石和陈诚一同被捉
陈维周相面，说蒋介石过不了1936年这一关，没应在陈济棠身上，却在张学良身上实现了。
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流落关内之后，一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加上屡战屡败，不仅编制人员减少，待遇降低，而且屡受世人白眼。1933年热河失陷，张学良被迫出洋，回国以后，也很不被见谅，所以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更加坚决。
但蒋介石这时却把他的东北军安置在陕北的“剿共”前线，劳而无功，而且得不到各界同情，因而东北军更有上抗日前线的热情了。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百灵庙取得百灵庙大捷，将由日本顾问指挥的伪蒙军李守信部和大汉义军王英部击败。消息传来，震动全国，使东北军上前线和日本人一拼的想法更加强烈，因而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苦谏，要求抗日，蒋皆不允。苦谏不成，张学良最后被迫对蒋采取了“兵谏”的办法。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信任有直接关系，蒋在事变发生前对东北军不稳早有耳闻，但他信任张学良，觉得张学良不会有对他不利的行动，所以事先也就毫无防范，没有一点准备了。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在寿辰之前，陈果夫和何应钦商量，“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这样，便在全国开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活动。为了避免在这种公开场合公开宣布比较敏感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早在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便以“避寿”为名，借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实际上，蒋此次北上，名义上是“避寿”，实际上一是督促西北的“剿共”，二是检查河南省主席刘峙、中央军军长樊嵩甫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等人主持的河南军队整理和豫北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到洛阳面见蒋介石，除了继续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外，对蒋陈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趟。而蒋通过各种情报来源，对西安的情况以及东北军和红军停战互助的情况早有所知，认为凭自己的威信，可以改变这种状态，也觉得很有去西安一次的必要。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矣。”12月4日，蒋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随行者有钱大钧、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蒋方震、陈调元、邵元冲、万耀煌等人。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劝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战，蒋介石不允。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了盛大的请愿示威活动，并先后到西北“剿总”和杨虎城的陕西绥署、陕西省政府请愿。学生们要求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张学良劝阻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此时，张学良显然已决定武力逼蒋了。
9日，张学良去华清池见蒋，报告了学生请愿情况。蒋责备张说：“一个人绝不能做两方面代表面站在中间。”当晚，张学良对他的下属应德田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并明确表示要“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11日，张学良再次带人到华清池，查看捉蒋的路途。和杨虎城分担了任务，由杨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各大员，由张负责捉蒋。
陈诚1936年6月离开山西赴南京商讨讨伐两广时，内蒙德王和汉奸李守信等正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策划内蒙特殊化。6月，在察哈尔德化成立“军政府”，并向绥远进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绥东积极备战。鉴于晋绥力量不足，陈诚令汤恩伯率所部十三军，用晋绥军番号，将中央军开入集宁一带，作为傅作义部的后援。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和德王的部队在绥东展开激战。此时陈诚正在广州，因他对晋绥情况比较熟悉，蒋介石命他前往山西，策划作战。11月18日，陈诚到绥远，会同傅作义，准备收复商都。12月4日，陈诚携带他和傅作义制订的收复商都、张北的全部计划到西安，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就在他滞留期间，发生了西安事变。据说在事变以前的11日，陈诚有事去见蒋介石，事完离开时，曾将从张、杨部下处得到的张杨有可能发动政变的情报向蒋当面报告，并请蒋介石和他一同乘陇海铁路特别快车离开临潼。蒋介石不答应，并让陈诚也留在西安，不要离开。
抓蒋介石的部队，是12月11日夜间布置的，主要由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和警卫团团长孙铭九带领。12日凌晨5时，部队到达华清池。蒋介石卫队死亡殆尽。蒋孝先当场被打死，钱大钧负伤。蒋介石在梦中惊醒，由后门逃出，躲到山上，到上午7时才找到。随即被送往西安，在新城大楼住下。大家就推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向蒋解释此次行动的目的。蒋精神萎顿，怒容满面，一言不发。第二天张学良去见蒋介石，双方话也未谈拢。
张学良抓蒋，并不想杀他，只是想逼蒋抗日。但杨虎城就不同了，杨很有杀蒋以绝后患之意。新城大楼在杨虎城警卫下，张学良担心蒋的安全，只过了两天，便让蒋搬入张学良公馆对面的高桂滋公馆。
杨虎城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诸大员，当事变起时，天还未亮。陈诚一听到枪声，立即在酒吧间的柜台里躲了起来。这样，在华清池蒋介石是最后被捉的一个，在西安陈诚是最后被捉的一个。事后传说，因为陈诚是主张“剿共”最坚决的一个，若在天亮前捉到他，将予以当场枪毙。
12日上午9时，张学良带着拟好的向全国通电的文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拘各大员宣读，并希望他们联署，陈诚等各大员均署名。13日，张学良来看陈诚，陈对张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讲，只有一句话，赶快送委员长回南京。”
陈诚并不反对抗日，他认为马上就抗日，尚非其时，应该准备差不多了再打。他最怕的是共产党插手，听完了张学良对发动事变的解释后，对张说：“汉卿，我有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情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不要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来，我们就完蛋了。”张学良反问道：“你为什么那样怕他们？他们来了你也不要怕。”陈诚还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
陈诚初被扣时，自认凶多吉少，还对张学良说：“如果委员长遇害，你就早一点把我枪毙。”因为陈诚在武汉行营时就和张学良关系颇熟，张那时是武汉行营主任，他还摘下了手表、拿出钢笔、小日记本等物品，要张转交给谭祥，但张摇头不接。
从12日下午起，被扣各大员均回原卧室，只是房间都被搜查，个人衣物也多有遗失。被扣者的生活待遇，与事变前似有天壤之别，晚餐汉白饭一碗菜一盘，夜间没暖气，每人给一床毛毯。警卫森严，各房门均不许关闭，室外有卫兵巡视。到14日，用膳改为西餐，并按居住条件，分东西两处自由结合共餐。陈诚在东边，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等以卫立煌的房间为活动中心。西边蒋方震、陈调元、蒋鼎文。朱绍良和陈继承夫妇以陈继承房间为活动场所。15日下午，所有人员搬到张学良公馆附近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宅邸，室内用品均由西京招待所搬来，每室有便衣3个监视，院内武装士兵10人。被扣诸要员每人送《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银洋200元，以资消遣。其中以蒋作宾最为活跃，整日活跃于麻将桌上，颇不寂寞。
西安发生事变，南京立即产生了恐慌。何应钦力主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派兵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近郊轰炸。此时宋美龄正在上海治病，闻讯后赶往南京，坚决反对讨伐，主张和张、畅谈判。一时在南京政府之内，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双方妥协，一面派人去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联系，一面做军事准备，讨伐张杨。
张杨发动事变后，乃通电全国，结果全国各地，反应不一，有主张杀蒋者，有主张放蒋者，还有言词模糊，语焉不详者。张学良自扣蒋的那一天起，就试图和蒋介石及其所率大员谈判，但蒋介石拒绝，终未成功。
12月14日下午5时，宋美龄所派的端纳见蒋介石。端纳将宋美龄的信交给了蒋，宋信暗示蒋同意抗日主张。16日，何应钦兴兵讨伐张、杨，并轰炸西安近郊，宋美龄对何应钦的举动无可奈何，乃要求端纳再去西安，要求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张学良也请被扣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蒋于是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
12月12日，张、杨将扣押蒋介石的情况通报了中共，中共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组成的代表团，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当晚周恩来和张学良举行了谈判，决定了拥蒋抗日和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共同防御的问题。18日，周恩来同杨虎城谈判，杨勉强同意了周、张的放蒋意见，但仍担心蒋会报复。
由于蒋拒不谈任何问题，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一同到达西安，在宋美龄的劝说下，蒋介石最后答应了抗日的条件，但为维护其领袖尊严，拒绝在正式文件上签字。
25日下午，张学良在本通知杨虎城和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行前蒋介石要求张学良致电西安，先让陈诚、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4人离陕。张立即急电杨虎城，嘱将西安所扣要员全部送回。杨虎城虽有犹豫，但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力主照办，杨遂同意。26日晚，杨虎城亲自举行饯行宴会，为被扣大员送行。27日晨，陈诚由杨虎城亲自陪同，送往机场。其他大员，也分由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陪同。27日下午各大员均返回南京。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一方面将张学良送交审判，一方面坚请辞职。最后国民政府准假一月，让他回奉化溪口休养。陈诚回到南京于28日受到蒋的接见，受蒋委托，去狮子山宋子文公馆看张学良。29日，又奉召去蒋介石公馆照相。1930年1月4日，陈被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于当日离开南京，经汉口飞洛阳、潼关，负责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不久，陈诚即瓦解了在西安事变期间形成的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同盟关系，并瓦解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西安事变对国民党的整个内外政策来说，是个根本性的转变。南京政府基本停止了在陕北的“剿共”行动，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日作战的准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