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群体性格(3)

这种主动进击的精神，在一些游民身上发展成为“谁强谁有理”的“强盗逻辑”，在李逵这个人物形象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水浒传》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写李逵在寿张县代替知县坐堂，表演了一出审案喜剧。他审理打架斗殴案，不问是非曲直，只是赞美会打人的：“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表现了游民对于力量的崇拜，对于人间应有的秩序的蔑视。游民们一无所有，只有两膀子力气和一身好武艺，他们就是靠这些在江湖上得以生存和发展。《水浒传》中的人物往往还从自己的认知出发，以为自己凭着暴力解决世间的人事纠纷，正是为人间主持正义。武松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夺回了快活林酒店后，在宴会上对诸邻居说，自己并非是施恩的属下，来为他出气，而是抱打不平，“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实际上，施恩与蒋门神相去无几，他也是当地一霸，是当地黑恶势力的的头头，不过武松与施恩关系好而已。夺回快活林这件事却正反映了游民敢于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精神，打了蒋门神个措手不及，灰头土脸。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句，极为准确地表达出游民的心态，这正是游民在利益的争夺中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霸”本来是“伯”的借字，有首领之意，春秋时称诸侯之长为“霸”，本无贬义。由于传统上对“出头椽子”的畏惧和厌恶，它逐渐变成了带有贬义的一个词汇，含有“恶势”、“强横”、“只讲力，不讲理”、“谁强谁有理”等义。对于“称霸”，人们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因为只凭力量不凭理，那还不成了强盗世界？而《水浒传》中对于许多“称霸者”是肯定的，因为在作者心目中，敢“称霸”是具有主动进击精神的表现。上面说的施恩便是快活林的一霸，后被蒋门神抢去，武松又为他夺回，故有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对施恩“称霸”于孟州是肯定的，回目的文字里也透露出洋洋得意。又如浔阳江一带有“三霸”，他们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勾当，“三霸”中的李俊，同样也洋洋得意地对宋江说：

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知道。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阳镇上，是他弟兄两个(指穆弘、穆春)一霸。浔阳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以此谓之三霸。

《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三霸”中的六个人都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最后也都上了梁山。“霸”，这种令人听而生畏的字眼，在李俊口中成了骄傲的本钱。因为他们把“称霸”视为敢于向社会秩序主动进攻的表现，循规蹈矩的人们谁敢“称霸”呢？因此，“称霸”的人们认为自己也是叛逆者，只是没有树起造反的大旗罢了，他们最后上梁山也是顺理成章的。

游民中的许多造反者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它最早出现在元代“水浒”题材的杂剧中。《李逵负荆》中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还牢末》有“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在这个口号下，游民反抗者可以积极向皇权专制统治者进攻，可以向社会讨还公道，可以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予取予夺，也可以蔑视和破坏人间社会的一切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或法律。总之，它是极具弹性的一个口号，极易成为干一切于己有利事情的借口。这个口号被《水浒传》的作者所接受，影响后世近千年。从内容上来说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是什么特别“革命”的口号。按照“天”的代言者——九天玄女——的权威解释就是：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梁山好汉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家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应该说，这些符合皇权专制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这个口号溢出皇权专制统治者允许的规范之外的，是游民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的主动精神。游民提出和利用这个口号，表明他们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较好的出路与前途，不必靠谁赐与。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用不合法的(实质上也没有合法的)、暴力的手段，去实现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清除“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为国出力”，谁也不能说是错，但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干，统治者总是不放心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僭妄行为。皇权专制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权是得之于天的，“行道”是自己的职责，更是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随便假手于大臣亲信的，如果那样，便是“太阿倒持”。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最底层的游民？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道”宁肯不“行”，也不能允许处于被?治地位的人们去“替”他“行道”，也就是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允许人民自己去取他们答应赐予人民的东西的，认为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可是当他们自感力量不足，或者稍有理性的时候，便会较多地考虑一下这个口号的目的，给它一定的存在空间。因此，“替天行道”的口号带有临界性，有时统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帜，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广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在皇权专制时代主要是游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带领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向朝廷投降，接受招安。后世的绿林豪强、游民暴动、农民起义，都爱打出“替天行道”这面旗帜来，就是考虑到它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并且能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我们应该指出，“替天行道”的口号所体现的主动进击精神并没有超越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可以作为和缓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替天行道的口号是对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协调作用的。

④拉帮结派与强烈的帮派意识

上面提到，在长时间的皇权专制共同体的保护与控制下，古代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存在着人格萎缩的现象，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差，于是，人们就特别重视团体的力量。士农工商都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成集团，以增加与他人竞争的能力。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也就是靠血缘联系成为网络的集团。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文人士大夫总要讳言这一点，因为有孔老夫子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教导在那里摆着。“结党”就意味着“营私”。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又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朋”，这种声音虽然不能说是千古绝响，但它也绝不会占到主流地位(清代的雍正为了实施极端专制还对此大加驳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这样，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但是口头上还是要遵循社会主流舆论。而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的游民则不同，他们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他们没有了家族的负担，同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依靠。他们成了一个孤伶伶的个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又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任何一点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们摧垮。这时唯一能够增强他们生存信心与力量的，就是与相同命运的人们联合起来，拉帮结伙，互相提携，求得生存与发展。

游民群体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主流社会的人们认定他们是犯罪分子的渊薮；清代统治者为了把他们与“四民”区别开来，在编造户籍册时，把他们归入“另册”，以便随时加以监视。可是越孤立他们，就越激发了他们对结成帮伙的渴望(以致《大清律》把焚表结拜视为重大犯罪)；已经结成帮伙的，更因此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使他们每个人的帮派意识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