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群体性格(4)

游民生活在日趋没落的皇权专制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他们想不出什么新型的人与人结合的方式，于是，他们还是模仿主流社会的宗法制度，建立起非血缘关系的、人为的宗法制度(当然，他们模仿的不是先秦那种“家国同构”的宗法，而是宋儒提倡的家族制度)。其中最为简单的就是结拜为“义兄弟”，或称“义结金兰”，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桃园三结义”正是我们论述的游民意识的载体《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的主题之一。

宋代以前，如唐代的文学作品中，用到三国典事时，主要谈刘备和诸葛亮，歌颂二人君臣如鱼似水的关系，杜甫《蜀相》所说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就是用以寄托文人士大夫的“君圣臣贤”的理想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可是到了宋代江湖艺人的口中，“说三分”的重点转移了，艺人们反复歌颂的是刘备、关羽和张飞结拜兄弟生死与共的“义气”。作品主题的转变，说明了创作者的视角与唐代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的刘、关、张只是较为亲密的君臣，江湖艺人用游民的眼光把他们的关系改造了。我们看一下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是怎么写的：

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可见，即使在刘备未称帝之时，刘、关、张之间也是有主从关系的，并非平起平坐的结拜兄弟。异姓男人结拜为义兄弟的人际结合方式，产生于三国归一统以后，我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出自《颜氏家训·风操》：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始如终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诸子集成》第八册，上海书店，1986。

如果这是最早的记载，那么结拜的出现会更早一些，但由于不甚普遍，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颜氏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认为结拜要慎重，只有志同道合与互相了解之后，才能结拜为义兄弟。他责备北方人的“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随意结拜，有时甚至弄错了辈分。但是这种做法恰恰与后世的游民结拜相类似。这些人结合的目的是谋生，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只要命运相同、能够在需要时互相救助就可以了，至于“道”和“志”是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的。这种结拜，最初是流行在时刻有伤亡威胁的军旅生涯的人们之中。《隋唐嘉话》记载隋末徐世勣与单雄信结拜为义兄弟，誓共生死，后世勣降唐，雄信为王世充部下，世充失败后，雄信被唐所斩，世勣身已许国，不能与雄信共死，遂以己肉啖雄信，借以表示“无忘前誓”。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各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多出身于游民军汉。这些人拜义父、认义子，结为义兄义弟，勾结成为死党，已经成为时代风气，用以增加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实力，以求得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宋代游民激增，结拜现象更为普遍，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被他的一帮哥儿们黄袍加身、拥上皇帝宝座的，为本朝的游民们树立了楷模。“说三分”如果是“讲史”，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写，但江湖艺人要藉此抒写自己的怀抱、寄托自己的向往，历史的原貌有许多是游民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的，他们就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历史，去建造真实。这样《三国志演义》虽然写的是帝王将相，但“俱以《水浒》萑苻啸聚行径拟之”。章学诚《丙辰札记》。《三分事略》描写刘关张三人结拜完全是游民心态，其结拜目的是关羽、张飞二人看到刘备“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有靠他得以发迹之意。他们结拜的地点是在张飞宅中，宅院之后，有个桃园，园内有一小亭。

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从祭祀形式来看，“桃园三结义”的传说生成于五代末至北宋期间，因为只有辽国人才有这种祭祀方式。《辽史·太祖纪》写到太祖“至库哩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其他各朝都没有这种习俗。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其他有关三国故事的通俗文艺中，还有说关羽最年长，只是刘备最有帝王之“福相”，只有靠他才能把自己带上“发迹变泰”的道路，这样关张才拜他为大哥。这更表现出游民对于“结拜”这种结合形式的内心真实的期待。《三国志演义》是经过了文人改造的，它除去了游民头脑中对眼前利益的赤裸裸的渴望，增加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套话。书中写由张飞提议三人结为生死之交，然后共同为国出力。

次日，于桃园中列下金纸银钱，宰杀乌牛白马，列于地上。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共拜玄德为兄，关某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将祭福物，聚乡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余，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游民的结拜多带有秘密性质，因为他们结拜的目的多与从事非法活动有关。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严禁歃血订盟、焚表结拜为兄弟，并视同“谋叛”行为，还一度定为“十恶不赦”之罪。其他朝代虽没有像清代那样严厉打击，但参与结拜者也多被统治者视为莠民。《三国志演义》对此大加张扬，是为了突出刘、关、张结拜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正面意义。其实，游民的结合，从小的方面说是谋生存，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求发展。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就要有社会动乱，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有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组合。游民不怕乱，甚至他们有些企盼社会动乱。在他们结拜的“誓词”上都要有“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这样的句子，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就不是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能够理解的了。孟子说得好，“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生死寿夭，也是各随其身体状况的。为什么要都死在一天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表明这种“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更不是寿终正寝，而是他们要从事某种冒险活动，其中蕴涵着死亡的可能性。这种冒险活动可能是偷盗、抢劫、上山落草、聚众造反等等，所以他们要在事前发誓：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大家一起死。“同日死”意在勉励大家不要怕死，要敢于出击，同心协力，干好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的《花关索出身传》中也写到，在刘关张结拜时发誓：“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此后，三人便落草为寇去了。另外一种意思是，要为冒险活动中死难的兄弟报仇，而且要“生死以之”，不计成本。《三国志演义》写到关羽被害后，蜀汉为关羽复仇的过程中，刘备、张飞已经达到丧失了理性的地步，而且谁的劝告也不听，连诸葛亮也束手无策，最后弄得“火烧连营八百里”。刘备多年积蓄的家当几乎是一扫而光，他没脸回成都，连气带病死于白帝城。王蒙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完全是“黑手党”的语言。见《〈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读书》，1995。他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游民结拜实际的。

结拜是游民结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后来又有结成帮伙、秘密会社等较高级的形式出现，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