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 何清涟
作者说明：
本书是在中国人权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2003年）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比原报告增加了11余万字。但因版权所限，未能将书稿登载于个人网站，只能刊登序言、目录及书中的书评等内容。敬祈中国读者见谅。《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请见本网站上链接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站。
多重的真相还原
――何清涟着《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道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道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道周边事情的能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1]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2]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3]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4]，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道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个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5]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道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中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道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道，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立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媒体是谁的玩偶？在“喉舌论”的背后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理和揭露了这些东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像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没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6]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7]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过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么“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事情的两个方面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道，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今状态的中国的媒体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份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计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8]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道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像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更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道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其被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9]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着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党国向国外媒体（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何着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着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HannahArendt,TimesItalic{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SanDiego:HBJ,1948/1973);CarlJ.FriedrichandZbigniewK.Brzezinski,TimesItalic{TotalitarianDictatorshipandAutocrac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
[2]例如，PeterKenez,TimesItalic{TheBirthofthePropagandaState:SovietMethodsofMassMobilization,1917-192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3]例见：AlanP.L.Liu,TimesItalic{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1);FrederickT.C.Yu,TimesItalic{MassPersuasioninCommunistChina}(NewYork:Praeger,1964).}
[4]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Hu,TimesItalic{ChinaandAlbertEinsteininChina:TheReceptionofthePhysicistandHisTheoryinChina,1917-1979}(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着，《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Leeed.,TimesItalic{VoicesofChina:TheInterplayofPoliticsandJournalism}(NewYork:GuilfordPress,1990);Chin-ChuanLeeed.,TimesItalic{China'sMedia,Media's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4);Chin-ChuanLeeed.,TimesItalic{Power,Money,andMedia:CommunicationPatternsandBureaucraticControlinCulturalChina}(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Lully,TimesItalic{ChinaTurnedOn:Television,Reform,andResistance}(London:Routledge,1991);DanielC.Lynch,TimesItalic{AfterthePropagandaState:Media,Politics,and'ThoughtWork'inReform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YuezhiZhao,TimesItalic{Media,MarketandDemocracy: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6]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7]出处同上。
[8]GuoguangWu,"TheBirthofSophisticatedPropaganda:DomesticPoliticsandMassMediainPost-ReformChina,"inDavidFinkelsteinandKristenGunnesseds.,TimesItalic{TheChineseMediaSystem:Continuity,Chaos,andChange}(Armonk,NY:M.E.Sharpe,forthcoming).
[9]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
万山不许一溪奔
张锦华（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
我最近在做一份研究，分析台湾的媒体如何报导中国大陆与贪腐相关的新闻。一般学者听到这个题目，都很好奇的问：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中国有贪腐，台湾也有啊！我问他（她）们：台湾的高捷泰劳弊案，最近的ETC收贿案，媒体都接连报导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之久，相关官员下台的下台，起诉的起诉，如果有人再爆料背后还有其他藏镜人，媒体显然仍可以再报、再查。但是，大家看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被连续报导超过两天以上吗？甚至，大家记得最近台湾的媒体报导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吗？
答案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很多人会说：我看到媒体报导大陆如何高速开发、很多台商投资成功赚大钱的例子；也常常看到报导大陆的黑心商品，或是偶尔有少数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贪腐弊案，这个现象很严重吗？
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囊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报告还指出，“在逃官员中大约有2/3是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非法带出国的资金数额约在87.5亿和500亿美元之间。”
我们当然不完全确定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过，从相关的资料中已可发现，中共的贪腐问题不但是很严重，而且，累积的民怨已不可想像。例如，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到2003的十年间，中国民众抗争事件从每年1万件起，逐年大量增加，2003年已有6万件，2004年爆发了7万4千次维权抗议（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众抗争事件），参加人数估计高达360万。到了2005年则更创新高至８万5千件，平均每天发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贪腐猖獗正在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贪腐正成为社会不满的一个源头，形成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安因素，并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
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台湾的各电视台在去年(2005)几乎没有报导任何一件！主要报纸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平均每年只报导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经被绳之以法，无论这些贪腐案牵连数百人或广及各种层级，就是从来没有中央高层涉入，报导中通常显示中央高层己经在努力惩治贪腐；而且，从来没有一个贪腐个案被报导一天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台湾媒体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吗？我们不是有不少媒体派驻大陆采访吗？世界各国不是也有很多媒体派驻大陆吗？大陆两千一百多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难道都没有报导吗？大陆媒体不是已经比以前更开放了吗？还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呢？为什么它们可以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不利于整体中共形象的贪腐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体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陆记者被整肃的悲惨状况，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不仅是一部资料丰富，解析透彻的著作，它其实是一个不向强权妥协、并已付出沉痛代价的知识份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涟的这本书，和她其他的著作一样，是在刀子口上做学问，在揭开刀口的伤痕和血腥的同时，随时也可能为利刃所伤。这当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体控制的学术著作，要了解本书的价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这个作者所处的时代。以下的介绍是综合相关的报导而成：
湖南才女 铁肩妙手
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阳的何清涟，中学未毕业即下放农村，由于其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屡遭打击与孤立的痛苦屈辱经验中成长。但在一片红卫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却努力读书，自学完成中学课程。恢复高考后，凭借其过人的毅力和聪慧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其后再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广东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任杂志和报纸编辑。
何清涟第一部受到学界注意的作品为《人口：中国的悬剑》，但成名作则是《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写的是改革开放后，至一九九七年之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官僚寻租（亦即贪腐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公。该书未出版前，曾辗转连续寻求过八家出版社，所有看过的编辑都极为赞赏，但却没有人敢于出版。直到受到刘吉的好评及作序才获得出头的机会。刘吉曾是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经约何清涟进京长谈了五小时后说：“这本书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
《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据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说，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
《我们仍然仰望星空》则是何清涟近年的作品，该书是由多个中短编评论，以及一个自传式叙述组成。其中，二万五千余字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国当前各利益集团精英，如何在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这场改革中的形成经过，以及造成严重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和对立等尖锐问题，该书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学术界还就此文自发性的组织了十多场研讨会。
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这大概是她平生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导火线据说就是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她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即时的选择了逃出中国，终能成功的摆脱的监控，于二○○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国。
何清涟在接受外界访问时，曾特别强调，她坚持做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湖湘文化一向以经世致用、敢于担当天下事为己任。湖南那所天下闻名、长达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里，至今还留有很多表达湖南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的诗词。她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湖湘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半世纪以来，“两广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血“。作为一个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经历，树立了一位不惧流血的知识侠女型像。
为什么这位经济学者会跨足媒介领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析理透彻，强烈的散发着一股铁肩侠骨、勇者无惧的二十万字的大着《中国如何控制媒体》呢？
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并因言论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继而只身逃亡海外，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的优秀的媒体同业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亲身体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书中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路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路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些重要议题，必将成为今后中共体制和传播研究及教学的重要课题。
读完这部著作是沉痛和愤怒的，没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民主的机制，言论自由像一只笼中之鸟，笼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终究是插翅难飞。在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国到来之前，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作者最后的呼吁十分深沉有力：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犠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中国。．．．我真诚的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这本书显然是这样的努力之一。这本书在台湾所征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书局，在经过征询学者专家的专业意见后，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阅读本书的您──相信也将加入这份让涓滴汇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或许更生动的描绘出这份期待：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2005/3/20于台大杜鹃花开时节
致读者：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神话褪色之后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自序
何清涟
2006年，中国政府日益加紧控制媒体的种种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从2005年年底开始，中国媒体接连受到政府整肃的消息在网路上广为流传，从《新京报》停刊开始，继之是《中国青年报·冰点》被封，《公益时报》总编换人，《深圳法制报》关张，《百姓》一度停刊。尽管事情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一连串事件却组成了中国媒体受政府整肃的悲情画面。紧接着就是美国国会在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就帮助中国政府控制网路一事，两度传召微软等四大网路公司。尤其是7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用法律的形式限制媒体报道疫情、灾害等突发事件，对于违反政府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信息的媒体，草案规定将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此公然限制新闻自由的恶法出台，终于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良好期望撕得粉碎，外国驻华媒体终于开始考虑他们的记者对中国的采访报道是否也会受到这条法律的限制――而这距离我完成“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已经有两年半之久。
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想法，并非始自我流寓海外。早在当年就职于深圳一家媒体时，因为对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内幕有太多的了解，就一直在搜集资料，期望有一天能够将其写出来公之于世。而来到美国之后，承蒙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资助，使我在2003年完成了《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目前这本英文稿就是在当年这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完成的。
通过这本书阐述的事实，读者会明白一个严酷的现实：在中国，是中国政府在监督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而并非媒体这些所谓“社会公器”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而且中国媒体与民主国家媒体最大的不同，完全可由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定义而见一斑，中国的媒体号称“党的喉舌”。由于拙著对中国政府制度化控制传媒已有系统的阐述，在这篇为台湾读者写的序言中，笔者就只分析在写作这本书时，中国之外的媒体采访我时，经常会提出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疑问――因为这些疑问代表海外对中国传媒现状的一些普遍误解。
误解之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
当我申请“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资助时，反复遇到的一个提问是：“中国的媒体正在市场化，外国传媒也在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这些都将促使中国传媒业的自由化，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能够成功地控制媒体吗？”――这个问题远未过时，就在2006年2月16日BBC英文部的Tim采访我时仍旧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只能尽量简明扼要地陈述事实。中国媒体业人士对市场化有一段精确的描述，那就是：在不放松新闻管制的情况下迫使媒体下海（即市场化），有如先捆住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为了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中国网路媒体上的色情内容早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而中国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至于外国媒体在中国投资，也必须遵循中国的新闻审查规则，尽量不碰政治话题。
而外国各大媒体在中国为了生存，为了在巨大的中国传媒市场当中分一杯羹――虽然这仅仅只是想象，但已经让他们激动不已，怀抱这种理想的典型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的BBC。他们忙于向世界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中国传媒市场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如何瓜分这块蛋糕，将牵涉到21世纪世界媒体市场的利益格局。如果说世界各大传媒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还曾经幻想过假以时日，缓慢地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但到了2000年以后，早已没有任何传媒集团愚蠢到要在中国坚持传媒理念。大家心照不宣的话题是：在绝对服从中国政府政治领导的前提下，中国当局究竟将中国媒体市场这块蛋糕赏给谁吃？
对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瓜分一块蛋糕最有信心的当属世界传媒大亨、新闻集团（NewsCorp.）的默多克。多年来，为了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默多克曾花了不少精力金钱与中国高官结交，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而他的成功秘籍就是从不涉足政治领域，更不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甚至中国媒体都关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对促使中国媒体自由化，他更是刻意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之态。他甚至还采取了一些中国式的借道方式，比如投资香港凤凰卫视（这家电视有很明显的中国政府背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总之，直到2005年8月3日中国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之前，谁想要告诉世界：市场化并不能促进中国媒体自由化，谁都认为言说者有偏见。BBC虽然还未走得那么远，但至少也效法默多克的态度。
默多克在中国撞了墙之后，市场化将促进中国传媒自由化这一声音暂时沉寂下去，但将市场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挂起钩来的声音还照样那么强烈。这些人误解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与多种政治体制相结合。比如历史上曾有纳粹的极权政治，现实中有美国的民主政治、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与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统治，这些国家都是高度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误解之二：网路能够促进中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化
20世纪留给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文明就是网路的发明与普及。毫无疑问，在若干年后，它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如果将这个结论往近拉至现在及今后5－10年，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因为网路在中国的使用，却让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发展了网路业的一大偏门：网路控制。
作为一个网路的使用者来说，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网路并非易事。我在写作中国政府管制网路这一部分时，非常有幸地发现了几篇英文文章，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那篇题为“金盾工程：中国庞大的电讯科技监控系统”。该文作者GregWalton曾参加中国的互联网开通建设工作，对外国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政府建设网路控制系统的情况非常了解。回到美国后良心发现，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另一位作者干脆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夺回互联网这一促使信息自由流通的工具，“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我根据自己对国内互联网的分析，以及这些英文文章对外国高科技公司内幕的介绍，写成了有关互联网控制的有关章节。此后，我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要求：希望美国立法限制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这种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在研究中国网路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哈佛大学的一个项目，openNetIntiative。这个项目的研究小组有关中国的报告是《中国的网路过滤，2004－2005》，而事实上他们这个报告是连续性的，在此之前还有2003年中国网路控制情况的一个报告。去年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在国会的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也曾要求国会立法限制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控制网路言论。
在这里还必须要提到的两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与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这两个组织从未相信过中国政府的谎言，一直在为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做持续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当年遭受中国政府的迫害，被安全局特务24小时全天候监控时，记者无疆界组织为此专门给江泽民写信，要求停止对我的迫害。其他受迫害的中国记者也都得到这些组织的关注。现在世界终于相信中国媒体严重受到控制，言论自由于中国人还只是个遥远的梦，这里面，有上述这些组织与研究者的功劳。
误解之三：中国人可以骂国家领导人＝言论自由
还有一些人士（包括常常回国的海外中国人）常说：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有一位从事人权活动的女士曾充满怀疑地对我讲：她的家人告诉她，目前中国人在朋友家人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什么禁区。末了她还问：“你的文章不也是在国内媒体上大量发表吗？”
对于我的著作与文章在国内发表之后的遭遇，我可以列举出若干媒体因发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整肃的事例。但将朋友家人之间可以自由讨论等同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却是个很大的误解。我不止一次地对持类似误解的人解释：私人之间的自由谈话与公共领域内的言论自由有实质区别。前者只表示在彼此信任的人之间一种意见交流，而后者才代表社会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
最重要的是，这一见解还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苏联斯大林铁腕统治时期，苏联还有一种“厨房文化”，即家人坐在一起讥骂苏联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而中国人现在这种私下里可以批评时政，但在公共场合又被迫说假话的政治文化，只使中国人现在养成了一种两面性格，随时在不同的场合根据政治需要变换面孔。
误解之四：中国老百姓不需要新闻自由
由于中国的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任何媒体都必须挂靠在党政机关之下，让党政机关做主管与主办单位，更兼中国公众无结社自由，这就使得中国公众完全被剥夺了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的任何可能性。这种现象外国人无从了解，而中国政府又常常代民立言，甚至声称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太成熟，因此许多外国人常常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是否觉得经济生活改善就已经足够，不需要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这实在是太深的一种误解。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与现在的新极权政治，当局者确实在利用权力剥夺人民的记忆并重构历史。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政府对人的思想的的控制和操纵不仅能扭曲国民的历史记忆，并且能够使人民对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产生免疫力与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九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阐述关于新闻自由的理念当然不太可能，但中国底层社会近十余年来几乎养成了一种将报社电视台等媒体当作申诉冤情之处，至少表明他们已经模糊地知道通过公众传播媒介帮助他们讨公道，申诉自己的利益主张。这种投诉大多数时候无果而终，但愤慨的民众却难免发出对传媒的指责，比如“你们也是吃官饭的，当然官官相护”之类。
而中国知识界对新闻自由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是心知肚明，这些年来一直有不少人身体力行，为了披露一些社会真相、说一些真话而被中国当局无情整肃。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记者与知识界当中的良知人士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在研究报告当中专门撰写了“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与“牺牲者墓园”。
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争取新闻自由开始
平心而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言论管制相对宽松时期。当时，《南方周末》的大胆敢言一度在报业独领风骚，而《书屋》等杂志更是一度成为知识界人士发表前沿思想的阵地。与这些媒体相比，《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所载文章并不算出位。只是上述媒体相继遭到大整肃阉割之后，“冰点”以及后来开办的《新京报》就成了韭菜地里最高的那一茬韭菜。而这两家绝不涉足政治，只涉足社会领域的报纸最终也被中宣部挥刀相向，只说明中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日益加紧，已经收缩到让人们无法再有任何腾挪余地。
遭受整肃的媒体在中国几乎无时无之。以往媒体受到整肃时，知识界往往有人说这是因为所发文章言论太偏激，作者、编者不善于保护自己。这种心态说是“犬儒主义”也罢，说是“明哲保身”也罢，其结果使得中国政府日益肆无忌惮。
最近这几年有一段话在中国被引用得最多，那就是“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指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後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我想借此提醒我的中国同胞，争取自由民主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但同时我还想说明，在这一过程当中，国际社会的帮助也绝不可少。一个极权专制的中国政府，对世界的自由和平只能起负面作用。也因此，国际社会负有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义务。
我很欣慰的是，从2006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与新闻自由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已经意识到一个专制极权的中国政府无法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种关注使得为中国人权与政治民主化而奋斗的人不再那么孤独。而行动必始于思想，新闻自由不仅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也将使诸多有价值的独立思考得以传播，而这些正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2006年7月初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购书联系方式：
出版者：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聯絡人：王君小姐
邮局划拨帐号：13732643
电话：02-2331-4046????02-2311-6829
传真：02-2381-7230
地址：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49号
前言：云遮雾罩的神秘中国
何清涟
世界早已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媒体的报道自然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借助媒体（现在得加上网路信息）提供的各种信息，构想他国景象。旅游者们凭兴趣一游，对于各种信息的真实性要求较低；但投资者对于各种信息的要求则要严格得多，因为一旦判断失误，花一生心血积累的财富可能付诸东流。随着中国成了世界瞩目的投资宝地，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与分析逐渐占据着媒体越来越多的版面。
每个国家都向世界展示着它们各自的魅力。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媒体有言论自由，信息杂然纷陈，呈多元状态；而专制国家的媒体却受到严格控制，必须随着当局的指挥棒起舞，因此只有一种声音。在“冷战”结束以前，世界各大国当中，苏联与中国显得最为神秘。但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退下了蒙在铁幕上的神秘面纱，而看似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却因其真实面目笼罩于神秘云雾之下，总是让世界感到困惑。
这层神秘云雾，实际上是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而产生。中国一直以外松内紧的方式严格控制媒体，将中国与世界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异端”紧紧包裹在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之中，使得中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世界的主流价值正在接近。中国当局控制媒体的目的简单明了：对国际社会，永远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内则要让人民因信息不畅而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丧失分辨事实与假相的能力，并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力量。可以说，中国的媒体是只被政府紧紧控制的“万花筒”，国际社会只能通过这只“万花筒”了解中国。由于信息的“万花筒效应”，使得许多号称“中国通”的专家们都认为“了解中国是一场挑战”。
一、一些专家的感叹：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不了解中国
在世界眼光中，中国的13亿人口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了解中国成了开拓市场者们所必需。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却实在让国际社会莫衷一是。且不论中国为世界勾勒的“中国”是何种图景，仅仅是国际社会，就有“崩溃论”与“繁荣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持两种看法的论者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外国人了解中国为什么如此之难？为什么对同一个观察对象会得出如此水火不容的印象？这一问题恰好是笔者多年来就关心的。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将这一问题带入了英语世界的视野，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这位学者交谈时，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5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信息与中国人私下里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至少他们在自己行内获得了如此评价）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美国外交官曾对我谈到：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道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信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道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不无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在采访中对我谈过：“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样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能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农村地区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出租车看过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也没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信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也主要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屏蔽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省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拿上海与纽约及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的真正面貌。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有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坂、福冈等不少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画出一个你们日本人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全面。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人，越是知道应该怎样解读中国。曾从事对华工作50年，并于1989年开始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R.Lilley）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并举出一位到中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的美国人比尔（Bill）为例。这位比尔先生因为自己到过中国（其实就是作为旅游者走马看花），以为已经了解中国，而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坚持认为自己主观诠释的“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李洁明先生谈到，有比尔特点的绝对不止比尔一人，还有美国一些四星上将及其他各种人物。因为这类凭自己一管之见观察中国的人太多，故此李洁明一再强调：“中国有许多令人费解、难测的地方。矛盾遍地都是，使得了解中国成为棘手的挑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erryLink教授的经历，正好是美国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的左派青年的典型经历。他年轻时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深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向往与热爱，最后却因对中国的深刻了解而破灭，最终他成为对中国政府持坚定批评态度的人士，因而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二、中国的“媒体”是公共传媒还是政府的宣传机器？
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我当然知道认识中国之所以会如此困难，完全是因为政府控制与操纵媒体，并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所致。
一个人如果仅仅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得到的印象肯定与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我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地演讲以及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都指出：被视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被视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是《纽约时报》。但如果某位读者同时阅读这两张报纸任何一段时间的报道，肯定会得出一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结论：美国社会弊端丛生，治安状况不佳，公民经常抱怨政府，总统更是不得人心，备受指责；而中国人则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政府勤政爱民，官员廉洁奉公，时刻倾听下情；失业率低下，失业者也常得到政府关心爱护；人民对政府感谢不已，对国家领导人更是由衷热爱，经常主动学习他们的讲话与指示；虽然偶而有点腐败，但总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得到纠正……
其实，只要对这两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就应当明白这一结论之荒谬。但产生这种荒谬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两国的媒体性质有着根本差异。美国的媒体奉行“新闻的专业主义”，这是上一世纪中叶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其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因此，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只需要秉承媒体的几个原则：尊重事实，秉持职业道德与良心。防止官员营私舞弊，监督与批评政界要人，讨论各种正在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都被视为媒体的天然职责。
美国新闻界有个名词，叫做Muckraker（耙粪者），意为“专揭丑事的人”，这个名词的发明者是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他在任的20世纪初期，正是美国政界与实业界腐败现象严重之时。当时一群记者不畏艰难，专门揭露腐败现象，他们写的报告震撼人心。罗斯福总统担心记者们写的报告会引发社会危险的不满情绪，于是他向这些记者们开火，称这些记者象英国作家约翰·布尼安(JohnBunyan)所著《天路历程》(Pilgrim’sProgress)一书中的人物。这个人因揭发丑事有功，被请去天堂称帝。然而这个人对献给他的皇冠看也不看一眼，原来他只会手握粪耙，看脚下的污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些参予调查的记者就象这个人一样，乱耙污秽，胡乱指责主要的实业公司，指责他们控制政界人士。
但这些记者们骄傲地接受了这“耙粪者”这个名词。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所写的文章引起了全美国对腐败问题的关心，结果促使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政府开始对存在多年的腐败弊病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时至今天，“耙粪者”留下了一个献身改革的传统，而每一个社会总是需要责任心强的专揭丑事的人。“耙粪者”也早已不再是个贬义词，成为美国新闻行业引以为傲的职业要求。
与此同时，西方的媒体还经常要遇到来自于媒体行业内部的批评，以及来自于全国新闻委员会与职业记者协会的批评监督。总之，民主国家媒体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于专制制度下苟活的中国媒体。
而中国的媒体则是由中共政府掌握控制的巨大宣传机器，中共政府自己将其定位于“党的喉舌”，意即新闻媒体必须为党的利益说话，粉饰太平被视为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至于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记者的道德良心必须让位于中共政府的利益。中国的新闻记者们对此感到痛苦，曾编了一段打油诗来描绘媒体在中国的角色：“我（媒体自称）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最深的印象是这些报纸满纸洋溢的那种对权力的敬畏与对权势者的谄媚。香港回归以后，这一特点也已经为香港一些报纸与杂志维妙维肖地加以模仿。
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等前苏联集团国家已经民主化，不再控制新闻舆论及学术研究；而中国媒体因其展示的“改革”形象与世俗化、市场化方向，使西方社会忽略了中国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性质，并产生一个误解，将中国媒体“市场化”与走向新闻自由等同起来，虽然时有新闻媒体遭受整肃的消息传出来，但人们却总将其当作个案或者政府一时一地的控制行为，而不是一种体制化暴力。这一误会相当普遍，笔者经常遇到由外国人提出的这类问题。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的南京大学于80年代在南京合办了一所“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这地方如今已经成了美国有志于中国研究的语言与中国文化学习摇篮。笔者曾于2000年11月受邀到该中心讲学。一位美国学生在提问时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看你们的报纸，上面总是谈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好，与你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你的书在中国那么受欢迎？这说明中国人相信你的分析。但如果报纸说的东西不可信，那么中国又为什么要办这些媒体？”一位南京大学的教师当时非常激动地站起来说：“你对中国政治还不了解，否则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中国哪有什么新闻自由，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报纸上说的大都是谎话”。
这位美国学生生长于民主国家，不了解专制独裁国家都有操纵媒体的天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素质不高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里，控制媒体就基本上能左右国民的思想。
这位美国学生的问题已经有几位受聘于中国媒体工作的美国人作了回答，其中一位是受聘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的美国人琼·玛尔蒂丝（JoanMaltese），她回到美国后，曾将自己在中国工作时的亲见亲闻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宣传机器是如何欺骗世界的”（HowChina’sPropagandaMachineWorks）i。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好几年，终于弄明白“冷战”期间的一个常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新闻自由，媒体就是一架不断制造谎言的宣传机器。有这种经历的西方记者还有好些，将其经历写出来的就有好几位。
真正的问题在于：受到蒙蔽的外国人总还有觉醒的一天，因为他们从小养成的价值观与是非标准让他们对事物还有起码的识别能力。但在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体宣传灌输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有不少人丧失了分辨事实与假相的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灌输的意识形态还让他们坚信：只有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点将使中国人在觉醒的路上步伐迟缓。一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修博士学位的中国姑娘，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分析中国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她做得非常努力，并且得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吃惊的结论：“中国1950年代的报纸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她的论文计划未获通过，论文指导教授委员会做的结论是：这位学生连分辨事实的能力都没有，因此不具备任何研究能力。
这位姑娘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其父母是军队干部。她在中国得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统一编写的教科书。而在中国政府统一编写的教科书里，所有的历史都涂饰了厚厚的谎言，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更是如此。2001年7月，中国当局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光辉历程展览”，在这个展览里，不但看不到1989年“六四事件”，甚至看不到对“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大饥荒、1957年“反右派”等由于“党的错误”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的最一般、最简略的叙述。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历史已经被完全“叙述”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Nottoknowwhathasbeentransactedinformertimesistobealwaysachild.)”这位姑娘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的受害者，我相信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定是想用她的“研究”证明“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描绘是相反的，要按照毛泽东说的“将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她，以及与她相似的中国人之最大悲剧在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在这位姑娘看来，论文题目被否定只不过是“国际反华势力”在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的一次“思想围剿”。
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对本国历史的完全无知，或者完全颠倒地去认识更让中国人感到耻辱呢？
三、中国传媒业（含出版业）是怎样处理“新闻”与敏感内容的？
且不说中国人是否享有言论自由，仅仅是知情权一项，中国人就被严重褫夺。中国人看到的新闻经常是被肢解与过滤的残破新闻。比如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民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1的大游行，震动世界，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而中国所有的电视、电台、纸质媒体却都保持可耻的沉默，不置一辞，而在此日期之前的报道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拥护二十三条立法”的消息。即使是号称总部设在香港但在中国能够收视的凤凰电视台，也因惧怕审查而保持沉默，只能在若干天之后在转播别的新闻时插播一两句而已ii。2003年9月13日至15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中国，相继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举行了三次演讲，在演讲中提出了人权、新闻自由与信息自由等中国政府严厉禁谈的问题，照例被中国政府所封杀，只能见之于德国媒体iii。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大使馆照例阻止列在中国政府“黑名单”上的数家媒体进入会场采访，直至美国国会广播委员会加以干预，才有一家媒体（自由亚洲电台）获准入场。而演讲期间，一位美国女学生因呼喊“给西藏自由”，而被在场的三位中国女士夺去标语并“请”出会场，中国对这次演讲的所谓“现场直播”也因此中断一段时间。iv
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这里只分析几件牵动世界的大事。通过这几件事情，读者可以知道中国媒体是如何“尊重”事实的。
1、SARS事件
2003年2月开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笼罩于怪病“SARS”阴影中，而SARS的源头中国大陆却对疫情的真实状况讳莫如深。从2002年11月中旬广东佛山开始出现第一个病例，到2003年2月初数百人被感染这段时间，中国广东省政府一面按照惯例压制媒体对实情的报道，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内部渠道上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但北京方面当时正值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时期，维持表面上的安定是第一要务，中共高层领导根本无心过问疾病流行这类事情（因为区域性的疾病流行在中国是常事），于是习惯性地掩盖疫情，对外则矢口否认SARS的发源地是中国，从而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机，最后导致SARS传播至世界范围，与中国大陆毗邻的香港更成了SARS肆虐之地。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公众从官方传媒那里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与国际社会完全不相同。根据广东一位新闻记者的披露，面对SARS的肆虐，广东省一位官员居然说出如此惊人之言：“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其言下之意是：如果疫情失去控制，还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封锁消息；而如果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那比疫情失控更可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制约、干预“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记者对SARS的报道其实早在2002年11月刚出现疫情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受到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干预。2003年2月份（中国的春节期间）SARS随着香港人到大陆过春节而传播至香港，此事在香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引起恐慌。但从2月8日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下达各种禁令，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要求媒体从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不得采访报道此事。据广州一位资深编辑称，从这天起，有关部门针对“非典型肺炎”（中国对SARS的称呼）的通知就没有停止过，最多的一天达到三道。v当海内外逐渐了解到SARS的源头在中国时，广东省政府于2月11日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疫情公布没有“缓报、漏报、瞒报”现象，被称为病源的广东省广州、佛山、河源、中山等四个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全省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分别于当天、2月14日与17日，多次以书面与口头通知的方式，警告全省各媒体，不要擅自报道有关SARS的任何消息，有关报道一律采用官方提供的宣传稿。与此同时，官方更将有关SARS的统计数字列为国家机密，泄漏者一律按泄漏国家机密罪行处理。仅仅在广东，因为报道SARS而受处罚的媒体就有数家，最先被用来祭旗的是广东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因这家报纸隶属于《南方日报》集团，由此株连至《南方日报》集团旗下各报，中共广东省委趁机改组他们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南方周末》vi。
然而，该部门的禁令只堵住了媒体的嘴，却堵不住社会的口耳相传，从官方媒体那里得不到可靠的消息，社会上各种流言蜂起，出现了罕见的恐慌性抢购。在媒体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政府的宣传部门作了“让步”，安排刊发“通稿”2，但“通稿”内容语焉不详，没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直到4月8日，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冒着极大的危险投书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Jakes――此信原来是写给中央电视台4频道与香港的凤凰电视，未获答复，这才通过人转投给《时代周刊》记者――将他所了解到的SARS疫情透露给国际媒体，国际媒体才算是有了第一手的资料vii。
在这段情况最紧急，最需要政府承担防疫责任的时期，中国政府却完全未采取任何行动去防止疫情的扩散。那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是将SARS的病源说成是美国。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SARS并不可怕，可以治疗，也可以防治。即使在美国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每年也有560万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住院死亡率达13％。与美国相比，广东省有7,000万人口，目前发病的比例是很小的viii。此后的50天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除了继续敷衍塞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假情况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做ix。正是在此阶段，SARS传播至香港，并经由香港传向新加坡、台湾和加拿大等地，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直到4月4日，中国政府才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防疫中心调查，第二天被迫承认中国确有SARS出现x。
根据中国媒体后来陆续发布的资讯，其实早在1月21日，中共高层领导就得到广东省通过政府内部秘密渠道送上来的疫情报告，此后一个月内也派出卫生部的专家们三次去广东取样回北京分析。这说明中国政府高层非常清楚疫情的流行，只是中国政府从来未将知情权作为公众的天然人权，垄断信息并堵绝任何“负面消息”的流传是中国政府控制新闻舆论的主要目的。
二是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早在3月15日就拿出了有关SARS的全球疫情报告，并指出SARS“看来是21世纪的第一种严重和易于传染的疾病”xi，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到疫区观察的要求，但中国政府足足让WHO等了两个星期，直到4月2日，才允许WHO派员前往广东。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了逃避WHO的检查，要求北京一些医院将SARS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拉着在全北京城乱跑。直到疫情高潮过去，世界卫生组织都一直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病情资料表示怀疑xii。
三是迅速立法，将传播SARS信息定为“传播谣言”，声称将予严惩。中国政府被迫承认SARS疫情之后，对国际社会承诺此后将每天公布疫情的真实数字。但这种承诺无非是对外欺骗而已。5月中旬，SARS正由北京向全国扩散，各种流言随着北京的外地民工纷纷回乡不胫而走。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开始抓捕“传播SARS谣言者”。所谓“谣言”，其实就是与中共官方版本不一致的消息xiii。事实上，根据在疫区的人士观察，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新闻与实情差距太大。一些人冒着被政府逮捕的危险向北京电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披露真实情况xiv。中共政府还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惩罚了《中国青年报》及其下属《青年参考》的两位编辑与一位记者xv。用这种“抓谣言”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与民众的知情权，当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韩和中国等少数几个极权国家还在实行，这真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亵渎。
最滑稽的是中国政府如同变色龙一般的表现：开始是隐瞒疫情，继而又找出两只替罪羊（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书记孟学农）来洗刷中央政府的严重过失，最后又将自己打扮成“率领全体人民抗击SARS的英明领导”。
2、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回忆录中文版被删改风波
2003年8月下旬，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History）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异常畅销，一个月内已印刷至少4版，总销量售超过20万册。不过，中国读者或许没想到，他们看到的中文版至少有10处被删改，这些改动甚至没有及时通知版权所有者－－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Schuster)。
据美联社报导，有关删改主要涉及美籍华裔人权活动家吴弘达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已在其网站上专门设置一个页面，将中文版的改动做了标识，为了方便中文读者阅读，该网站专门附上了英文原文和对应的中文翻译。例如，中文版中有一处称吴弘达在中国被捕，因间谍罪等候审判，但英文版原文是：吴弘达是一名“人权活动家，作为政治犯在中国劳改营被关押了19年”。据该网页显示，英文版共有10页被删改，删改之处集中在两章，分别是“妇女权力是人权”（Women'sRightsAreHumanRights）这一章当中的第298、299、300、301、302、304、306和308页，以及“想像未来”（ImaginetheFuture）这一章当中的第457、460页。其它一些章节，比如描写希拉里的中国之行，前总统克林顿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国政府压制媒体，镇压西藏和政治异见分子等，都被删短或修改xvi。
据《纽约时报》披露，希拉里对这些改动表示“吃惊和愤怒”，她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已致信出版该书中文版的译林出版社，要求收回已经发行的中文版，重新依照英文原文翻译。译林出版社则以时间紧迫，来不及同美国出版商联系并告知他们这些改动为由，承认是“失误”，但又表示这些修改只是微小的“技术性修改”，不影响书的完整性xvii。中国青年作家余杰将该书的大陆中文版与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作了仔细对照，发现这两个中文版本之间的差别相当大，余杰撰文逐项罗列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别，任何一位中文读者看了余杰的分析后都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译林出版社所犯的绝不是“技术错误”，而是故意改动文义。余杰的结论是：“经过这样的一些巧妙的处理，希拉里的回忆录已经面目全非了。大陆的编辑和新闻检察官们都是图书整容手术的高手，他们能够让每一处的删改都不留痕迹。我不得不戳穿他们的把戏，我不接受这种对读者智力的侮辱和对读者自由的侵犯”xviii。
希拉里自传《亲历历史》被删改一事，让国际社会颇为失望，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一事实：虽然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中国的出版社已经相当市场化和商业化，但依然受到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和审查。此后经过将近4个多月的谈判磋商，译林出版社未对此做出任何让希拉里及其出版代理满意的答复，2003年12月24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向译林出版社发出正式信函，取消译林在中国大陆的《亲历历史》出版权，并要求译林销毁库存的擅自删节的印本。代表克林顿夫妇谈判其书籍在外国出版事宜的律师罗伯特·巴奈特表示，鉴于《亲历历史》在中国出版的不愉快经历，今后克林顿和其他西方作者可能会要求事先审核中国出版社的译文，然后再最终授予中国出版社出版权。在过去，中国的出版社在出版外国书籍的过程中没有这种外方的事先审核xix－－这一要求其实只是美方出版代理保存体面的做法，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这本书将会在市场上继续销售，而出版社与政府都会解释成这是“盗版”，并承诺他们会“尽力打击盗版行为”。但真正的事实则是：只有等这本书根本销不动了，这本书才会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绝迹。
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始终装聋作哑，宣布这是“企业行为”，与政府无关。这当然是遁辞，因为多年来对翻译著作中有关中国与社会主义的部分进行删改，几乎是中国出版界约成俗定的做法。这当然是出版社在多年言论管制下形成的反应，因为不这样做书就会被查封，出版社将被关闭。在就业艰难的今日中国，为了出一本书而导致出版社关门，会遭致同事的集体怨恨。卡尔·波普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上卷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版，但因其下卷内容尖锐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始终未能出版，中国的学者想看全本的书，必须购买台湾版本。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UptotheMountainsanddowntotheVillages:TheTransferofYouthfromUrbantoRuralChina）3，1993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但无论是书中章节小标题还是书名，都已经被偷梁换柱，改得面目全非，而且那时连版权都未购买xx。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AsFreedom）在2002年在中国出版时，因为书中谈到中国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批评了毛泽东的专制政府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并多次谈到言论自由与多党制民主对促进民主的重要性，该书中文版在出版过程中先是被反复审查，继而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比如“言论自由”被“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类词句所取代，“多党制民主”被删去或用一些与原来意思相去甚远的词句代替。当作者与译者共同对此表示不满时，编辑的回答是，他们面对一个政府宣传部门颁发的禁用词清单，不得不作如此修改xxi。这一次仅仅只是因为希拉里这位作者的“特殊性”，删改作者文字才演变成一场风波，绝大多数作品的中译本被删改，几乎就如一片树叶飘落在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未曾荡起。
最能让人们了解中国政府在尊重新闻自由方面口是心非的行为是如下事实：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在伯尔尼版权公约上签了字，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又再次承诺要遵守国际规则。对于注重人情关系的亚洲国家来说，还应当看到一点：克林顿政府时期曾刻意软化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按照亚洲价值观的思维，中国方面应该对希拉里“特殊照顾”一些，但事实却给了相反的结论。无论如何，擅自删改希拉里的回忆录不可能不被发现，但在中国政府看来，外国的观点，即使是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的观点，只要不合中国政府的言论尺度，就必须删改，控制中国公民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四、观察中国最重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
如果仅仅是听中国政府自己的宣称，中国现在一定已经跻入世界上最亲民、爱民、重民、最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国家行列，如果中国现在还没有进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主要是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假民主，而中国此刻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再一次强调上述观点。二是中国民众的“素质太低”，这决定了中国目前还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必须在“英明伟大”的中共政府领导下慢慢成熟长大，直至具备政府认可的能够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为止。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演讲中，仍然继续坚持“贫困者不能享有民主论”，只不过包裹得更为精巧一些而已。
中国政府认为，基于如此“特殊国情”－－这一特殊国情是中国政府与御用学者们多年来反复向国际社会论证的主题－－中国现在正在进步，“中国的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视而不见。”xxii再则，人权、民主，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要干涉，政府就组织人民上街游行抗议去！
上述概括读起来象“黑色幽默”，但确实是中国近十余年来的宣传主题。国际社会曾经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二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会逐渐改变国内的专制政治。由于相信这两个假设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家断定中国社会正在迈向民主化，所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态度友好得多。除了深知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国际组织，如“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与“世界人权观察”等，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媒体和国际组织现在并不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因言论获罪的罪名越来越多，明文列入《刑法》的就有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3条），煽动颠覆政府罪（第105条），煽动民族仇恨、歧视罪（第249条），煽动群众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78条），这四条主要针对媒体及言论自由而来。《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8项第2条所写“发表、散布文字或者言论，或者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危害国家安全的”，就是指使用出版物或者其他传播媒介“煽动犯罪活动”。
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极权体制。从种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看，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头到脚发散的都是极权政治的气味。它与斯大林体制及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血缘关系。过去20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极权体制是公开的自夸自赞，而1978年改革以后则演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机会主义。目前中国当局表面上宣称中国“正在推进民主化进程”，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但实际上仍沿袭旧制，政治控制从外表上看起来松驰一些，但骨子里却沿袭毛时代的做法。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做法，与其说其欺骗性很大，还不如说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愿意相信这些说法。
在极权制度下，谎言与暴力是政府实施统治的主要方式，政府的言论是不可信任的，只有仔细观察政府行为和社会真相，才能准确判断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圣哲孔子曾说过，观察人的品行应该“听其言，观其行”，即考察一个人的品行，不仅要听这个人说什么，还要看他怎样做。对于长期以来依靠谎言统治的中国政府，更应该看它怎样做，它对人民的承诺有多少是实现了的。只有掌握了这一标准，观察中国才会找到一个不至于太离谱的角度。
五、中国当局为什么总被美化？
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政府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国际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从严要求，但每逢评价中国政府，标准立刻就自动降低。每逢中国政府有什么承诺，不管这些承诺是否每年都要重弹却从不见落实的老调，国际社会必然一片赞颂声音。比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再次重复每年都要表达的反腐败决心与访贫问苦活动，这都被国际媒体解释成中国的“新政”。
就在2003年，国际社会一些媒体曾制造了两个神话，一是宣称中国要实行新闻媒体改革，另一个是中国准备推行宪政改革。第一个神话因8月份中国政府颁布了一个法规性文件而告结束，那个5,700字的《实施细则》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媒体的控制，中国媒体从业人员都明白，“媒体业的冬天真正开始了”（详细内容见第一章）；而第二个神话“宪政改革”更是一度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2003年3月“十六大”后一段时期，一些观察家们仍然习惯性地将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归结于江泽民对胡锦涛的制衡，但就在许多媒体与中国观察家们一致认定胡温领导的中国政府将会实行宪政时，中国政府却由中共中央下令关闭了四个讨论宪政的网站，这4个网站是www.caosy.com，www.libertas2000,net,www.xianzheng.net，www.cc-forum.comxxiii，关闭的理由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冷战”思维使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档案中指控“外部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为国内一些人士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国内就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问题进行辩论。
这种情况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政府正在走着与民主宪政相反的路子：民主宪政的本质就是民众参政议政，而民众参政议政的前提就是要开放新闻媒体，让人民有言论自由。既然中国政府连民间人士边缘性的讨论都要禁止，政治民主化又从何谈起？不允许民众参与的政治能通向真正的宪政改革吗？
尽管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总是让一些热情赞颂中国改革的人士的预期落空，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继续歌颂的热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后，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还在评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胡锦涛有可能象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释放出引导中国实现真正改革的力量”xxiv，至于那些实际上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媒体更是将马屁拍到了极点：“胡锦涛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
笔者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对待前苏联与中国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差别。但被迫辞国后侨居海外后，对海外媒体及“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尤其是“爱国华侨”们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在经历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我终于理解了一点：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自然也就无须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之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怎么能放弃人权这样的人道原则与这样的专制国家打交道？但如果要过问中国的人权，势必引起中国政府反对，指责这是“干涉内政”。在利益权衡之下，国际社会各利益集团认识到自己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行将告别专制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与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至于有些非常活跃的“爱国华侨”，早已经成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养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动的外围力量。2003年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案中的女主角陈文英就是旧金山（SanFrancisco)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评论上述情况多少有点令人感到沮丧。利益第一，这是人类社会永远的现实原则，这有二战前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作为先例。美国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总裁曾托他的下属问过我：“我知道中国市场将来必然出问题，因为政府实在太腐败。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吸引人。我们先进去投资，再在未衰落前撤出。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这主意听起来很美妙，有这种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确保自己能够选择最好的时机，并在最好的时机前撤出来。”
六、阅读中国媒体的几条重要经验
毫无疑问，媒体（现在还包含网络信息）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许多人虽然知道中国媒体消息不太可靠，但却无法辩识其中真假。我遇到过的外国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这样问过我：“我们要怎样才能了解中国？”我思索了许多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经验是三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积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去“调查”得到的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常识需要长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才可获得。作为“外来者”与“内部人”的经验也完全不一样，几乎具有不可替代性。当我在国内受整肃时，一位曾做过中共地委书记的退休官员对她的女儿（我的一位同事）说：“这位学者肯定是好人。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共产党说哪个知识分子反动，哪个知识分子就是好人；共产党查禁哪本著作，哪本著作肯定就是好书。你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位学者。”这位退休官员作出如此判断，就是根据他在中国官场多年打滚获得的“常识”。但学会阅读中国的媒体，并了解如何作出判断，却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重要经验。在此我想向读者贡献几条重要的常识：
第一，对灾情、治安、腐败等一切所谓“负面消息”，阅读时可以将情况设想得严重很多。因为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一次灾情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实际受害情况的报道，如规定报道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灾情损失汇报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员们的机会。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11月湖南衡阳一处住宅因大火坍塌造成伤亡，完全是建筑物不合质量要求造成的灾难，却被中国的媒体变成了赞扬官员们如何亲临救火现场指挥、武警战士如何勇于牺牲的故事。各地矿难频繁发生，隐瞒死难人数，赞扬官员们如何关心抢救矿工生命更是各地媒体反复弹奏的老调。
第二，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比如当中国的媒体说政府关心下岗工人问题时，大可以把这样的报道理解成下岗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媒体说某领导谈一定要关心“农民问题”，就可以理解成农民已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了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表示“关注”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报纸上讲要“搞好廉政建设，整顿党风”，就说明这一时期贪污腐败之风已经非常严重。又如，当媒体强调要加强某高级领导人在党内与中央的领导地位，要加强党内团结，那么就一定是某位领导的地位不太稳固，而且党内出现了一些分裂，其领导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对于一个未长期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认识中国确实是一场挑战，但愿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找到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
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纳粹党与共产主义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事实和假相（即所谓“经验的真相”），分辨真实与虚假（即所谓“思想的准则”）能力的民众。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HannahArendt:Totalitarianism）
思想罪不是该当死罪，思想罪必须处死。（Thoughtcrimedoesnotentaildeath，thoughtcrimeISdeath.）
乔治·奥威尔：1984（GeorgeOrwell:1984）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控制新闻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