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说中国政府在1998年前还装模作样反对股市投机，那么到了1998年以后，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钱是化解金融危机的一条途径，乾脆公开为股市泡沫造势。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于是中国股市近几年常常出现这么一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萎缩时，鼓励银行贷款给机构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时，又开始“查处”银行违规放贷。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励下，不少机构大户贷款入市，股市暴涨。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查处数家商业银行“违规贷款”一事，造成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在一个月内，中国股市总市值缩水7,000亿元，下跌幅度为14％。[26] 近几年中国股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暴涨暴跌，过度的投机色彩使得证券市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严重受损，长此以往，资金市场将失去一条腿。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的《证券法》出台，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要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的时候，证券市场却出现了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件。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日益增多，中国金融危机隐患已经非常严重。中国各级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各种丑闻不断。
1999 年，首先是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之内上升了1,000％以上。[27] 此事被揭穿以后，造假之风不仅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海南支柱性产业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兴业聚酯公司(交易代码为600259)。该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不到一年时间，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就被全部质押或冻结，由此带出一连串问题：项目从未真正验收，公司从未盈利，银行贷款动机可疑，内部职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这一切问题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票上市的规则相悖。事后根据调查，这一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项目竣工报告是由政府部门“海南省工业厅琼工纺字(1998)245号文件”替代的。[28] 海南省政府部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 年8月被揭穿的“银广夏事件”更是一个天衣无缝、持之以恒，以股市上数亿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巨大谎言。“银广夏”公司的全称是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码0557），这只股票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后一路狂升，到2000年末时其价位与一年前相比上涨了440%，涨幅位居当年中国深沪两地股市第二位。从1998年10月起，“银广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经从德国客户手中拿到5,000万马克的供货协议；到2001年 4月，“银广夏”经审计的数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对德出口额为1.8亿马克，“银广夏”的利润主要由此而来。仅在2000年，此项利润据推算已经达到 4.7亿元左右；与此同时，该公司公告他们已经与德方客户签订连续三年、总额达60亿元的订货合同。为了证明这种超常规的暴利为事实，“银广夏”不仅有财务报表还向社会展示该公司的“真实投入”：为生产那种能够出口的“萃取产品”（一种化工产品），公司已经出资2 .8亿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芜湖建成新的生产线，试车典礼时各路记者云集。该公司还宣布：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尚在申报中，据称将投资5亿元。然而到 2001年8月惊曝内幕时，公众才发现，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与利润全是虚假的！银广夏两年来的全部对德出口只不过1,070万马克( 约合当时汇价480多万美元)[29]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如上市公司缺少公开透明、提供准确信息的传统，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国有控股，实际上变成了家族控股的公司。[30] 而一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的证券分析人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将中国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31]
股市上的另一个大骗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许甚至参与的“资产重组”活动。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部分经济学家与传媒吹得神乎其神的 “资产重组”活动，根本就未改善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大多数进行资产重组的公司即使当年业绩有显著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当年从股市上圈到大量的钱，并非效益的提高），但随后便出现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负增长。事实证明，这种以政府行政行为主导的“资产重组”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投机目的所用，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政府主导“绩差股”重组运动。从表面上看，控股权有偿转让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控股权无偿划拨中强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与一些私人利益集团相联系，一方面导致这些利益集团直接利用廉价控股权掠夺上市公司的财产，另一方面在重组事件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权有偿转让为题材，利用资金优势大幅度炒作股价以获取高额的超额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实业公司6年以来，棱光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就未获得改善，但恒通却通过溢价转让资产、股权质押、经济担保等多种手段，前后从棱光实业弄走了8个多亿的资产与信用。其次是玩账面游戏，纯粹为获得资金而进行资产重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进行了资产重组，其中有123家利润出现负增长，29家亏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公司重资产重组而轻视产业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提高。ST公司的重组也同样如此。2000年中期，中国深圳与上海两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ST郑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第三种行为则是公司频频变脸，不断进行资产重组。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资产重组事件2,000多起，成为部分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锏。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国股市共发生770起比较重大的资产重组，涉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一家上市公司发生将近两次大型资产重组，其中有25家公司连续3年实施资产重组。[32]
这些证券市场上的腐败行为背后几乎都有政府官员参与，证监会本为监管股市而设，但近年来，证监会却频频传出腐败丑闻。据公开载于媒体的消息，中国证监会成立12年以来，就有7位官员因腐败行为曝光而受惩戒。[33]
上述情况具体揭示了中国前几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运动的本质：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与所谓 “资产重组”，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与广大中小股民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予手段，对社会资源的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这一点只要考虑到中国股市的基本特点“两个90％”就可以了然于心。一个“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国有企业；另一个“90％”是中国目前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有90％是国有的或是公有的。[34] 这一特点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钱，将其作为摆脱国有企业从而也是国有银行危机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过程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改造”确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一顿“免费午餐”－－只是享受者限于权势者群体而已。
历史上，“种瓜得豆”的经验屡见不鲜。正如中国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毛泽东领导的以消灭有产阶级为手段、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并未带来期望中的富裕与社会安定一样，这场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也与初衷相违。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客观上只为大批权力圈中人物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财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从社会整体的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造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整个社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付出，因为大量资源浪费在企业为谋求“改造”以及“改造”后上市的寻租活动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够看清楚中国股市黯淡的命运，2000年末，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个人投资者 5,500多万户，[35]证券市场总市值高达5.4万亿，这些数字表明股市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中国政府任由股市的腐败与投机行为泛滥下去，使中国股市成为一个政府“坐庄”的超级大赌场，最后不仅赌掉了国家信誉，还使中国股市濒临死亡。股票虽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值总额仅为4万亿，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流通市值减少近万亿。[36]而股票总市值仅占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37]
中国企业一向视上市为敛钱之捷径。国内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国企业就将圈钱的目标转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一季度为止，中国企业在香港、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总市值已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600亿美元左右）。这些海外上市公司当中，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17家，筹资规模较大的石油石化、电信类的国有大企业都是同时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38]
但习惯了在中国弄虚作假、只管圈钱而不对投资者回报负责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却遇到了在中国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烦。根据英国律师事务所Herbert Smith提供的数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体诉讼的困扰，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17.2%。[39]中国人寿股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陆纽约，半年之后，由于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国人寿集团的审计结果，中国人寿股份由此招致美国投资者集体诉讼，包括公司董事长王宪章、独立董事龙永图在内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诉之列。[40] 也因为中国企业声誉不佳，中国政府想推出四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梦想，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使用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有二，一是指资本积累的初始性，二是指其掠夺性。中国自1978年后开始的资本积累，正好兼具有这两大特点。本书作者使用这个概念，并不意味作者本人信仰马克思主义。
[ii] 价格双轨制：中国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推出的一项改革措施，到90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后逐步废止。当时中国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许多商品都严重短缺，绝大多数商品供不应求，不少商品如钢材、木材、煤炭以及许多其他物品都由政府发放指标，按计划供应。买者需要从政府部门拿到计划指标才能购买到所需商品。 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对紧俏商品实行两种价格，一部分由政府发放指标，按计划内价格供应，这种价格是固定的，比较便宜；另一部分则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这部分称之为“计划外商品”的价格相对要高，在商品短缺时期，有些计划外商品的价格竟比计划内商品的价格要高出一倍。这种所谓“价格双轨制”为负责审批这些商品指标的官员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他们将这些紧俏商品的指标批给他们的亲戚、熟人、朋友以及其他“关系户”，这些人拿到指标后立刻按照市场价格转手卖给需要这些商品的客户，从中赚取商品的差价，并与官员本人分肥。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的子弟利用特权在80年代倒卖批文，成了富翁，中国人称他们为“官倒”。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反腐败，提出的主要口号就是“打倒官倒”，当时人们视为最大的“官倒”是邓朴方（邓小平长子）。
[iii] 承包责任制：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方式，主要内容是让企业经理（厂长）承包经营企业，按规定上交利润，以此做为激励方式，改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弊病。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承包者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掠夺性使用，往往承包期还未满，工厂损耗非常严重，故实行几年后，即告失败。
[iv]所谓“事前寻租”是指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包括权力和金钱）贿赂政府部门，促使政府制订某种政策，形成某种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分配格局。
[1]《深圳法制报》，1993年10月12日第3版。
[2]湖北省潜江市体改委郑家荣：“股份制目前不宜全面推开”。
[3]新华社1993年4月8日电：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违章集资问题的通报》。
[4]《经济潮》创刊号（湖南出版社），子诚：“内部股‘陷阱’与‘原始股’神话”。
[5] 这方面已曝光的有深圳市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野”上市之后被停牌，原因之一是串通会计师事务所，在验资时弄虚作假。 “鸿华”原已被批准在1991年上市，也因同样的问题被审查，后一直未获准上市。笔者曾参予过一家大型企业深圳市家用工业公司的“股份制改造”，该企业连续三年的利润率均在7％以下，不符合政府规定的资本年利润率12％的要求。为提高资本利润率，通过审批这一关，竟在政府官员的指示下，串通某会计师事务所，在半年时间内连续三次修改资产规模，最高时为1亿7千万，最低时仅7,900万。同一笔资产，三次送政府审批时竟相差近1亿之巨。最妙的是政府部门从未对此中差异质疑。
[6]《信息参考》（新华社深圳信息社编），1994年7月7日。
[7]湖北省潜江市体改委郑家荣：“股份制目前不宜全面推开”。
[8]作者调查手记。
[9]《粤港信息日报》1995年12月4日，“内部股票惹乱子，珠海组织大清理”。
[10]《信息参考》（新华社深圳信息社编），1994年7月7日。
[11]“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二次讨论会上中国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的发言。该讨论会由渤海艺术创作村、《工人日报》、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共同主办。陈清泰任此职前，曾在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担任领导职务多年，对中国企业情况有较深了解。
[12]同注4。 此处引用的是中国政府“证券法”起草小组副组长高程德的说话。
[13]郭东风、刘兆彬文：《国有资产流失惊人 产权改革刻不容缓》。
[14]深圳市监察局审计室报告：《林某某的主要问题》；深监审字 （1990）131 号，《关于林某某同志所犯错误的处份决定》。
[15]本节资料来源：
深圳市审计局：《审核结果通知书》，深审审核字（1991）4号，1991年4 月18日。
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审核结果通知书〉深审审核字（1991）4号的申辩函》，1991年5月8日。
深圳市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东投资等方面情况的8个专题材料》，1991年6月13日。
原野问题，从头开始就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后面黑幕重重，未见诸文字的各类传说太多，而那些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在彭建东与后来的深圳市市长厉有为发生巨大矛盾时，邓小平侄女丁岚在厉有为的支持下将此公司据为已有，并更名为世纪星源。
[16]新华社北京1995年6月1日电，见《羊城晚报》1995年6月2日。
[17]《法制日报》1996年1月24日。
[18]新华社北京1996年7月12日电。
[19]《深圳特区报》1993年7月9日。
[20]“郎咸平七问顾雏军，曝光格林柯尔并购神话”，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8月16日，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40816。
[21]“8月28日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实录”，见乌有之乡，网址：http://www.wyzxwyzx.com。
[22]“科龙：能跨过又一道坎吗？”，《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 ( 日期：2005-07-01 17:53)
[23]“中国证监会查处一批违规机构”，1996年事见《深圳特区报》（1996年12月6日）。
[24]“中国股市‘股权分置’问题大事记”，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30日 13:39:48，来源：《资本市场》杂志。
[25] “暴跌创四个之最，中国股市再次站在千点悬崖前”，中国新闻网，2005年7月11日上午9点32分，http: //news.allnet.cn/finance/stock/17739.html；“中国股市2005年面临三大危机”， www.XINHUANET.com，2005年03月22日 08:38:35 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26]《世界日报》2001年8月5日A8版。
[27]《财经》（北京）1999年4月号。
[28]“兴业聚酯疑窦”，《财经》（北京）2001年4月号。
[29]“银广夏陷阱”，《财经》（北京）2001年8月号。
[30]“周小川痛批上市公司”，《世界日报》2001年9月11日D5版。
[31]《财经》（北京）2000年10月号。
[32]黄湘源：“上市公司滥用资产重组”，《广州日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2日）。
[33]“金融腐败求解：证监会成立12年落马七官员盘点”，www.XINHUANET.com，2005年01月11日 07:39:29，来源：《财经》杂志。
[34]《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7日B3版。
[35]《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15日：“中国股市风雨十年路”。
[36]“中国股市的二难选择”，原载《经济观察报》（2005年04月30日 ），http://finance.sina.com.cn。
[37]“祭奠‘5.19’，回顾六年中国股市的惨痛”，http://topic.news.hexun.com/stock/。
[38]“股市的格雷欣法则”，《数字财富》 2005年第1期，
www.digitalfortune.com.cn/cn/issues/ 。
[39]“海外证交所涌进中国抢客”，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 13:29，原载金羊网-民营经济报。
[40]“三银行海外上市选址之道，香港之外是否还有绿洲”，中国投资网，http://www.invest-in-china.cn/gzh/hwdetail.asp?id=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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