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两年来的文学主题是否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主题有什么变化，说老实话，这两年作品看的很少，这个主题原来是什么样，后来又有什么变化，我不清楚。更说不出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我认为文学的主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应该研究，不过我觉得历史的年限应放得宽一些，这两年究竟有什么变化，那当然也可以说了，但作为主题，一个是一定时期的现实生活在作者思想的反映，形成为主题。同时也结合一定时期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也形成主题。不要过分的强调在文学创作现象里边的主题问题，因为一个主题是作者思想的反映，作者思想也不能是两年一变、三年一变。我倒觉得一个作者应该有自己的贯串始终的主题，就是它所谓的倾向性。比如契诃夫，他每个作品都清楚反映了这个东西：反庸俗的小市民。现在是否可以这样的研究，从历史发展上研究一个作者的思想，观察他的作品主题的一些变化。假如两年就去研究一个普遍性的主题，就会变成大家一窝蜂地去赶浪潮。一个作者对社会对生活的思索，我觉得应该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当然总的应该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去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因此，我就觉得现在有些作者往往说你这个作品观点或者思想又落后了，好像赶一种什么浪潮似的。青年的思想是不稳定的，他可以一会儿相信存在主义，一会儿又回到朦胧哲学，他可以回到其他东西上去，要跟他跑就没完了，这种追随青年的某种不很稳定的倾向是有的。我觉得作者还是自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独立思考地去看社会、看问题，不一定形成一个时期的普遍性的所谓浪潮式东两。我并不主张无主题论，一个作者是有思想的，是需要有他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许融化在作品中，不是那么表露，这也就是贯串它的主题，因此，我觉得最好时间放长一些。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写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它是就一个世纪整个文学状况来说的。我是不太倾向于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伤痕文学，那个时期划分为反思文学，它是一个大的主要的潮流。主流什么东西，这样一个须从较长时期，从历史条件来看的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上来。

要说我自己的作品，与主流的变化不发生太大的关系，因为我没有考虑过如何去迎合当时的某种浪潮。有时我自己也想了，我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前几个月我在大连的一个地方刊物《海燕》上，发表了三个很短的小说，题目是《钓人的孩子》，写一个小孩叫昆明，他扔了一张钞票在街上，拴一条黑线，有人路过一捡，他就一抽，抽过去钓人。第二个故事，写常常跑警报，有一个学哲学搞逻辑的，他推论跑警报的时候，大家一定把值钱的东西带上，值钱的东西是金子；既然带金子就会有人丢掉金子；丢掉就会有人捡到；人可以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第三个故事，买航空奖券。国民党人发一种航空奖券，每年中奖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富翁。有一个大学文学系的人，很清高，读的都是十九世纪的雪莱的诗，李商隐的诗，自己也写那种漂亮的散文。他喜欢一个女同学，他听人说这位女同学已经许配人了，与人订婚了，因为她家比较贫穷，她的未婚夫拿钱供她上学。这位抒情诗人下定决心，要把她从这种境地中救出来，他就每年买航空奖券，后来发现蛮不那么回事，是瞎编的，那个女的和她的未婚夫关系很好，未婚夫在旅馆里送那女朋友，他也在隔壁旅馆里，听到女同学同她未婚夫放浪的笑声，他觉得如遭电殛，但是航空奖券他继续买下去，因为已买成习惯。要问我这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人与金钱”。虽然也是这两年发表的，但是和那文学主流不相干。但是我还是比较严肃的来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可以按照作家的思想倾向、思想发展或是他的主题某些不同的表现来研究。一个断代，在一定的时期里边，也可以研究一下。如果我觉得把它分得比较细，就是刚才说的，这两年往往是把主题和题材混为一谈，过分的强调主题，就可能导致“题材决定论”。

我再接着说一点。现在所谓主要变化，实际上指的是问题小说。它所提出问题的变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东西，或是更具体地说，提出青年思想问题的变化。这问题要注意，但是也不要过分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