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寻根小说选》序
《中国寻根小说选》序[1]
“寻根”是一个模糊的，混乱的概念。一人一个说法，谁也说不清楚。提出“寻根”的几位青年小说家，谈论“寻根”的评论家，都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把自己都说糊涂了。这种糊涂，也许倒是好事。“寻根”本来就是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冲动，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和尺度。不可能有一杆公平秤，能约出来这是“寻根”，这不是。反正，这是中国有过的，谁也不能否认的一个文学现象。并且，这不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就完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寻”什么“根”？寻文化的根。简单地说，就是企图疏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血脉，我以为。
新时期的文学屡次易帜，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从反思文学引起对文学的反思，是很自然的。反思的结论之一，是当代文学缺少一点东西——文化。
有人说“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未必是这样。“五四”时期，对文化问题有过一些偏激的提法，但是事实上“五四”运动的主将并没有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真正的断裂可能是从四十年代起。相当长时期以来，我们只是强调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而比较忽视文化的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对于传统文化多谈批判，少谈继承。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文化有阶级的属性，但是它又能突破阶级的局限，成为全民族的东西。文化要受时代的制约，但是它的生命力又可以延续到产生它的时代以后。封建时代的文化不都是封建文化。而在我们一些人的头脑里，这二者几乎是等同的。这就形成了断裂。三十多年的文学不重视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在人物心理上，在生活场景的表现上。这是事实。这就使一些作品停留在外部事件的表述上，削弱了作品的深度。这是四十、五十年代的文学的一个缺陷。是一些敏感的青年作者发觉了这一点，他们要在现实生活中去捕捉依然活脱的文化传统。这种努力，我以为未可厚非。
对于“寻根”不能讲得太死。一定说某个作家，某篇作品寻的是什么根，有时就会流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同的作家寻根意识的深浅也不一样。寻根小说受到指摘的一点，是这些人寻根寻到了深山老林，蛮荒时代，意思是逃避现实。这是一种误解。韩少功有几篇小说是有意去寻找远古的湘鄂文化的，突出的代表是《爸爸爸》。但是韩少功并没有把那样的生活当作羲皇盛世来歌颂，引导读者缅怀向往那样的时代，返璞归真，脱离尘世。这篇小说读了之后，是叫人非常痛苦的。这种依然保留杀人头祭谷神风俗的巫鬼文化是叫人颤栗的噩梦。但是我们相信，韩少功所写的那样的生活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民族的胎记，有什么可讳言的？为什么不能写？有人对这样的小说反感，是因为他们心中还横亘着一个“两结合”的方法，他们害怕真实，需要说谎的浪漫主义，愿意听一些吉祥如意的“拜年话”。寻根小说的作者的确很少说“拜年话”。他们一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看过去的。他们的作品会引起读者对于民族文化的憬悟。我认为这些作者是入世的。他们是立足于现实看过去的。有些寻根小说与古代哲学思想有关系。人们很愿意在这些小说寻找老庄、寻找禅宗佛学。但不是人人如此，篇篇如此。阿城的《树王》把人和自然溶为一体，树死了，人也死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诚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但是《孩子王》就看不出有多少道家思想。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是闪烁着秦汉文化的斑斓色泽的，但是究竟哪里是秦，哪里是汉，谁也无法确指。秦耶？汉耶？将近代耶？他写的仍是活生生的当代生活，不能说贾平凹的立意就是在寻找秦汉文化。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也很难说与断发纹身的越文化有多少直接的关联。本集所选《最后一个渔佬儿》，就是这样。“最后一个……”是一个世界性的题目，这样题目的作品大都是挽歌，写的是一种文化，一种风俗的消逝。《最后一个渔佬儿》写的只是在社会的（渔霸垄断）和自然的（环境污染）压迫下，渔民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方式的消逝，不一定就是越文化的消逝。王安忆的《小鲍庄》可以说是寻根小说的“外围”作品。说它是寻根小说也可以，说不是寻根小说也可以。有人说安忆这篇小说寻的是汉文化的根，儒家思想的根，我以为这不无勉强。把王安忆和儒家拉在一起，有些滑稽。如果说这跟儒家思想有一点关系，那是间接又间接的。不能因为小说里出现“仁义”字样，就说这是儒家。这种茄子辣椒式的分类法，未免过于简单。“寻根”是一个流动的，不固定的概念，我希望评论家“毋意、毋必”，不要搞得“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有人埋怨寻根小说的作者故意把故事的时间搞得很含糊，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的事。这种埋怨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小说的时间一定要交代得很清楚呢？意思无非是说这样的作品脱离时代，缺乏现实感。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寻根小说都是这样。第二，时间有其变动的一面，也有其恒常的一面。“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这样的地区有的是。时间在这里爬行得很迟缓。用在皮绳上挽扣来计日的人，几乎还处在“绳语”时代，怎么能有清晰的时间观念呢？只有在被拖拉机“咬了一口”的时候，才会感到这世界变了。这一点不稀奇。前几年，河北省农村的一架手扶拖拉机脱了钩，机头单独跑出去了，一个农民挥舞着赶车的大鞭追它，一面大声地喊：“吁——！”在他看来，拖拉机也是一头牲口。寻根小说注意表现历史文化的积淀，这是寻根小说作者共有的觉悟，也是一种优势。这样的小说的生命力往往较长，不太容易因为世事的沉浮而成为明日黄花。我倒是觉得只有现实感而缺乏历史感的作品往往显得单薄。寻根小说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作者往往用很多笔墨刻画自然环境。他们不是静态的，纯客观地表现自然，而是把自然当着人格的一部分来描绘的。只有那样的环境，才有那样的性格。我们可以说某种性格是山的性格、江的性格、草原的性格、沙漠的性格。表现自然，本来是一般小说都不缺少的一个构成部分，但不像寻根小说的作者对这一点更为自觉，赋予自然以更多的人性。复次，寻根小说十分注意对风俗的描写，几乎无一例外。风俗是一种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某种文化的集中表现。我们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了解是从他们的节日歌舞中获得的。看了泼水节，才知道傣族少女的性格是多么开朗，多么珍爱易于消逝的青春。曾见一篇评论，说某人的小说只具有民俗学的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有些迷惑了。对风俗的描写，本身就是有艺术价值的，除非这种描写不精确，不生动。当然寻根小说是小说，不是风土志或民俗志。寻根小说写的是人，是在某种特定风俗的雨露中生活的人。
寻根小说作者的语言意识是很强的。他们不把语言只看作是表现的手段，而是看作作品的本体，是内容。他们的写作是刻苦的，很少有轻率的，滑俗的句子。他们企图从土语和古汉语中汲取精华，重新铸造，成为自己的独特的“雅言”。对于这种苦心，我是欣赏的。但是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的语言搞得过于奇崛，过于古奥。我希望他们能够融会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脱离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过远。
“寻根热”的高潮好像暂时退去了。有些人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他们寻不下去了！谁也无权指令小说作者一条道走到黑。何况这样一些先生是希望寻根小说作者只写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寻到“深山老林，蛮荒时代”，希望他们碰到南墙，低头认输，然后说：“你们不行吧！”这种人的心理有点点像鲁迅小说里的衍太太。寻根小说的作者也许不再寻找湘鄂文化、葛川江文化，但是他们的寻根意识是不会熄灭的。他们在写似乎不是寻根的小说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意识是会灌注在所有作品里的。
我近年很少读小说，“寻根小说”读得尤少。本书编者把写序的差事摊给我，我深感力不从心，只能写一点感想，如上。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三日
[1]本篇原载《中国寻根小说选》，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