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曲的方言与官话
词曲的方言与官话[1]
我的家乡，宋代出了个大词人秦观，明代出了个散曲大家王磐。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点外乡人不大会有的兴趣，想看看他们的作品里有没有高邮话。结果是，秦少游的词里有，王西楼的散曲里没有。
夏敬观《手批山谷词》谓：“以市井语入词，始于柳耆卿，少游，山谷各有数篇”。今检《淮海居士长短句》，“以市井语入词”者似只三首。一首《满园花》，两首《品令》。《满园花》不知用的是什么地方的俚语，《品令》则大体上可以断定用的是高邮话。《品令》二首录如下：
一、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恰而今，较些不？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肐织！衠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
二、掉又臞。天然箇品格，于中压一。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楼相见，见了无门怜惜。人前强，不欲相沾识。把不定，脸儿赤。
首先是这首词的用韵。刘师培《论文杂记》“宋人词多叶韵，……（秦观《品令》用织、吃、日、不、惜为韵，则职、锡、质、物、陌五韵可通用矣）。”刘师培是把官修诗韵的概念套用到词上来了。“职、锡、质、物、陌”五韵大概到宋代已经分不清，无所谓“通用”。毛西河谓“词本无韵”，不是说不押韵，是说词本没有官定的，或具有权威的韵书，所押的只是“大致相近”的韵。张玉田谓：“词以协律，当以口舌相调”。只要唱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就行。《品令》所押的是入声韵，入声韵短促，调值相近，几乎可以归为一大类，很难区别。用今天的高邮话读《品令》，觉得很自然，没有一点别扭。
焦循《雕菰楼词话》：“秦少游《品令》‘掉又臞，天然箇品格’，此正秦邮土音，今高邮人皆然也”。焦循是甘泉人，于高邮为邻县，所言当有据。其实不只这一个“箇”字，凭直觉，我觉得这两首词通篇都是用高邮话写的。“肐织”旧注以为“即‘肐’，意犹多曲折，不顺遂”，不可通。朱延庆君以为“肐织”即“胳肢”，今高邮人犹有读第二字为入声者，其说近是。“啜持”是用甜言蜜语哄哄，整句意思是：说两句好听的话哄哄你，准能教你笑，也用不着胳肢你！这两首词皆以方言写艳情，似是写给同一个人的，这人是一个惯会撒娇使小性儿的妓女。《淮海居士长短句·附录二，秦观词年表》推测二词写于熙宁九年，这年少游二十八岁，在家乡闲居，时作冶游，所相与的妓女当也是高邮人，故以高邮方言写词状其娇痴，这也是很自然的。词的语句，虽如夏敬观所说：“时移世易，语言变迁，后之阅者渐不能明”，很难逐句解释，但用今天的高邮话读起来，大体上还是能体味到它的情趣的，高邮人对这两首词会感到格外亲切。
少游有《醉乡春》，如下：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顷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此词是元符元年于横州作，用的是通行的官话，非高邮土音。但有一个字有点高邮话的痕迹：“舀”。王本补遗案曰“地志作‘酌’，出韵，误”。《词品》卷三：“此词本集不载，见于地志。而修〈一统志〉者不识‘舀’字，妄改可笑”。《雨村词话》：“舀，音咬，以瓢取水也”。《词林纪事》卷六按：“换头第二句‘舀’字，〈广韵〉上声三十‘小’部有此字，以治切，正与‘悄’字押”。看来有不少人不认识这个字，但在高邮，这不是什么冷字。高邮人谓以器取水皆曰舀，不一定是用瓢。用一节竹筒旁安一长把，以取水，就叫做“水舀子”。用磁勺取汤，也叫做“舀一勺汤”。这个字不是高邮所独有，但少游是高邮人，对这个字很熟悉，故能押得自然省力耳。
王磐写散曲，我一直觉得有些奇怪。在他以前和以后，都不会听说高邮还有什么人写过散曲。一个高邮人，怎么会掌握这种北方的歌曲形式，熟悉北方语言呢？
《康熙扬州府志》云：“王磐，字鸿渐，高邮人，……与金陵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这“南曲”易为人误会。其实这里所说的“南曲”，是指南方的曲家。王磐所写，都是北曲。王骥德《曲律·论咏物》云“小令北调，王西楼最佳”。又《杂论》举当世之为北调者，谓“维扬则王山人西楼”。又云“客问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任中敏校阅《王西楼乐府》后记：“观于此本内无一南曲”。
写北曲得用北方语言，押北方韵。王西楼对此极内行。如《久雪》：
乱飘来燕塞边，密洒向程门外，恰飞还梁苑去，又舞过灞桥来。攘攘皑皑，颠倒把乾坤碍，分明将造化埋。荡磨的红日无光，隈逼的青山失色。
“色”字有两读，一读se，而在我们家乡是读入声的；一读shai，上声，这是河北、山东语音，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读音。然而王磐用的这个“色”字分明应该读（或唱）成shai的，否则就不押韵。王磐能用shai押韵，押得很稳，北曲的味道很浓，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他对《中原音韵》翻得烂熟，还是他会说北方话，即官话？我看后一种可能更大一些，否则不会这样运用自如。然而王西楼似未到过北方，而且好像足迹未出高邮一步，他怎能说北方话？这又颇为奇怪。有一种可能是当时官话已在全国流行，高邮人也能操北语了。我很难想象这位“构楼于城西僻地，坐卧其间”的王老先生说的是怎样的一口官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本篇原载《中国文化》1990年总第二期“城南客话”专栏；初收《汪曾祺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