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桥集》再版后记
《蒲桥集》再版后记[1]
《蒲桥集》能够再版，是我没有想到的。去年房树民同志跟我提过一下，说这本书打算再版，我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料现在竟成了真事，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有人愿意看我的书。有人是不愿意有较多的人看他的书的，他的书只写给少数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看。日本有一位女作家到中国来，作协接待她的同志拿了她的书的译本送给她，对她说：“很抱歉，这本书只印了两千册。”不料她大为生气，说：“我的书怎么可能印得这样多！”她的书在国内，最多的只印七百本。中国古代有一个文人，刻了集子，只印了两本。我没有那样的孤高。当然，我也不希望我的书成为“畅销书”。
读者不会是对我一个人的散文特别感兴趣，我想这是对散文的兴趣普遍地有所提高。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人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有不如意事，便想寻找可与言人。他需要找人说说话，聊聊天。听人说说，自己也说说。我始终认为读者读文章，是参与其中的。他一边读着，一边自己也就随时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在交谈。当然，散文的作者最好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角色。也许这说明读者对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乃至对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对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总之是文化素养提高了。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才是真正值得高兴的事。
上个月，有一个很年轻的从上海来的女编辑来访问我。她说我是文人文学或学者文学的一个代表。这大概是上海文艺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在北京，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过。过去我只知道有“学者小说”、“学者散文”，还没有听说过笼统的“学者文学”。“学者小说”是小说中的一支，作者大都是大学教授，故亦称教授文学。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在小说中谈学问，生活气息较少，不用方言俗语，语言讲究而往往深奥难懂。海明威、福克纳、斯坦因贝克等人的小说是不能叫做“学者小说”的。亨利·詹姆士的小说大概可以算是“学者小说”。那是我读过的最难读的小说。我的小说大概不是“学者小说”。“学者散文”的名声比“学者小说”要好一些。英国的许多Essay都是“学者散文”。法布尔的《昆虫记》可以说是“学者散文”，因为谈的是自然科学而文笔极好。中国的许多笔记，是“学者散文”，鲁迅的《二十四孝图说》是学者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学者散文”。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等一系列论学之作，都可作很好的散文来读。“学者散文”在中国本来是有悠久传统的，大概在40年代的后期中断了。唐弢同志在十多年前就说过中国现在没有“学者散文”，认为是一缺陷，这是具有历史眼光的见识。我愿于此少留意焉，然而未能至也。我没有学问。近年来我痛感读书太少，不系统，没有精思熟读，只是杂览而已，又不做札记，看过便忘。有时为了找一点材料，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了，有用的不过是两句，真是“所得不偿劳”。有时想用一个成语，一个典故，大体的意思是知道的，但是这出于何书，这句话最初是谁说的，就模糊了，正如宋朝人所说：“用即不错，问却不会。”——连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洪迈。我倒乐于接受“学者散文作家”这样一个桂冠的，可惜来不及了。我已经七十岁，还能读多少书？
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强调了散文接受民族传统，这是不错的。但我对新潮或现代派说了一些不免轻薄的话。我说：“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新潮派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和不是新潮的人写的散文也差不多。这对于新潮派作家，是无可奈何的事。”最近我看了两位青年作家的散文，很凑巧，两位都是女的。她们的散文，一个是用意识流的方法写的，一个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都是新潮，而且都写得不错。这真是活报应。本来，诗、小说、戏剧都可以新潮，惟有散文不能，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反映出我的文艺思想还是相当的狭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我想和我一样狭窄的人，甚至比我还狭窄的人还有。在文艺创作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要以权威自命。不要对自己看不惯，不对自己口味的作品随便抓起朱笔，来一道“红勒帛”，“秀才辣，试官刷”。至于有的把一切现代派，新潮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戏剧一概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大人物，则宜另当别论。
校阅了一遍初版本，发现错字极少，这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是难得的。于此，我要对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潘静同志，责任校对马云燕、华沙同志深致谢意。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日
[1]本篇原载《随笔》1991年第二期；初收《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