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阿佤山
遥远的阿佤山[1]
阿佤山是遥远的。
只有三十万人口的佤族，出了一个女作家，这是叫人激动的。这个女作家还不能说是已经成熟，她的作品的成就参差不齐，有时甚至悬殊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作家，一个很有潜力、会有后劲的，有前途的作家。她的进展也许是缓慢的，艰难的，但不会昙花一现，悄然消失。
董秀英给我们揭示的佤山，是一片新奇的土地。“莽莽的老林，参天神树，奇花异草，老虎、豹子、野牛、大雕、猴群、马鹿、麂子、白鹇、小鸟等等，都和阿佤人同时生活在巍巍的阿佤山上，同喝阿佤山的泉水，同食山林中的野果，在山林中生养后代。”（《我的爱，深深地埋在阿佤山》）
阿佤人的原始宗教似乎非常简单。他们曾经相信杀人头祭谷神可以获得丰收。他们相信天鬼、地鬼、水鬼。但是这些鬼似乎都没有很大的威慑性的超人力量。他们也有巫师（魔巴），但巫师并不是神人之间交通的使者，他只是会念咒驱鬼而已。阿佤族有木鼓，但似乎没有带有神秘色彩仪式性的歌舞。他们相信自然。主张万物各适其性，一切顺乎自然。“在阿佤人的眼里，阿佤山上有生命的植物、动物，都是老天给的。花就是花，草就是草。”（《我的爱，深深地埋在阿佤山》）在阿佤人看来，动物是有灵性的。岩巴拉和白孔雀的故事是很特殊的。岩巴拉和一只白孔雀建立了感情。岩巴拉死了，白孔雀拔下身上的长羽毛，含在嘴里朝岩巴拉走来，“看见白孔雀来，四条汉子又把老人放到地上，白孔雀把白色的羽毛放在老人的身上。”这似乎是一个童话，然而董秀英是当作现实来写的。大概在阿佤人心目中，现实和童话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
阿佤山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状态，连最简单的商品贸易也没有，阿佤人几乎没有货币的概念，他们不知道“钱”的价值。因此，他们的心理结构和“文明人”不一样。他们自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他们的私有意识是很淡薄的。到现在还保留原始共食的习俗，有吃大家吃，无分彼此。董秀英曾到一家茅草竹楼，竹楼里只有一只煮饭煮猪食用的铁锅，除此以外，一无所有。但是随董秀英一起进入竹楼的大队干部告诉她：“这家年前一日之内剽杀了六头黄牛，当时被寨子人分光吃光，留给主人的只是六个牛头和一朵牛肝。”他们对人是尊重的，爱的，愿意给任何人以帮助，他们没有民族的成见，更没有“政治”的成见。岩巴拉从河里救起一个淹死的汉人工作人员，不管他的来历，也不问他的去处。背阴地的阿佤老人先后救过一个黄皮兵，一个绿衣兵。他给黄皮兵用解药放血，让他吃“扁米”“塞脖子”。他给绿衣兵用草药玉芝兰医治断腿，喂他老鼠烂饭。但对黄皮兵、绿衣兵为什么用枪把屁股打成了红屁股，全不理会。绿衣兵走了，留下一叠红纸票。他把红纸票贴在竹墙上，小虫虫在上面打洞、密密麻麻。岩巴拉为了让水上漂来的汉人能吃饱，竟至用割牛肉的刀，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瘦肉，不慌不忙地放在手心上，抹上盐巴、辣子面，在火炭上烤熟了，把这块平均分为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给了汉人，吞吃了。吃完了自己的腿肉，岩巴拉把汉人送出了山！割掉腿肉的地方长了一个大疤，这疤到岩巴拉死后还明显地留着。沙木戛从部落来到一个小镇，破竹篾、编竹器，他编的竹器不卖钱，谁喜欢，就拿去。但是一窝女人拿了他的竹器，却去卖钱。他为此很生气，他听了些他听不惯的声音，看了些看不惯的事，他走了，走回到江山木戛古老的部落。他对这种重利轻义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阿佤山不是世外桃源。“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同样卷到偏远的山寨。《猫头鹰来的夜晚》是阴森、恐怖、叫人毛骨悚然的。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阿佤山的生活是贫穷、困苦的。董秀英笔下的阿佤山，浸透了沉重的悲剧性。《背阴地》使人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悲凉感。这是一片多么荒凉、寒苦的，被遗忘的土地呀。《九颗牛头》里的岩戛拉因为家里没有一个牛头，没有脸“串姑娘”，等到他有了九颗牛头，他和他曾经中意的姑娘都已经老了，“两个老人都淌眼泪了”，九颗牛头记录了岩戛拉一世的辛酸。这种辛酸在董秀英的小说里几乎无往而不在，因此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产生震撼和压抑的力量。这，当然来自董秀英对本民族的严重的关切与挚爱。
董秀英所写的不仅是佤族的粗犷、剽悍的“男性”的生活。她同样具有优美的抒情气质。除了熟悉佤族生活，她对拉祜族的、傣族的生活，也是熟悉的。但是我觉得她所写的拉祜族、傣族的生活，都带有佤族生活的影子，可以说是佤族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我很喜欢《远处，高高的阿佤山寨》和《河里漂来的筒裙》。这两篇小说都有抒情气息，写得都很玲珑。“小姑娘看着他用肥皂洗过的地方，还是黑黑的。她伸出手，在他脊背上轻轻地摸了一下，瞧了又瞧，自己的手还是白白的。小姑娘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瞧他。”这写得非常富于幽默感，很有情趣，很可爱。白面团姑娘要求大老黑在小石磨上打一朵缅桂花，表现爱美的天性，大老黑捡起岩香队长遗落下来的缅桂花，吹去粘在花上的灰尘，仔仔细细地数花瓣，表现这个佤族的大老黑并不是一个“粗人”，他的感情也是很细腻的。《河里漂来的筒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写得淡淡的，但是让人感到很温馨。我们的阿佤族女作家毕竟是个女作家，虽然她是阿佤。她的这一类作品具有一种很温柔的女性的魅力。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不同的色调，不只以粗犷胜。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是一篇力作，是董秀英写的唯一的中篇。一篇小说写了三代女人，构思是很好的。但我以为这篇东西写得不算成功，三段之间比较缺乏贯串性的内在情绪，也缺乏必要的起伏跌宕。最后一代的女人妮拉的生活是充满阳光的，温暖的，作为对比，前两代的生活的悲怆情绪就显得不足。我以为董秀英对前两代女人的命运思索得不够，没有完全把自己放进去，缺乏作者的主体意识，有些地方停留在客观的叙述上，有些地方甚至像是提纲。我希望董秀英把这篇东西重写一遍，好好锤炼一下，让三段，三个乐章既有统一的内在主题，又能各具鲜明的变化。
董秀英在写作时所遇到的语言上的障碍一定是很大的。她在写作时当然不会用本民族的语言思维、表达，我估计她用汉语思维的。她的基本上是普通话的汉语中有一些明显的云南口语的特点，比如写果子在树上“要掉要掉的”，这使她的语言有一些地方色彩，我希望她能保留这点色彩。董秀英大概读了不少汉语文学，包括汉族诗歌。她有些语言的“汉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一般的汉族作家，这使我很惊异。比如：
背阴山腰背阴地。
下栽包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
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带瓜，绿瓜头上戴朵蛋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雀闹。
背阴地四周绿茵茵，高处有蓬顶天竹，十来棵竹子直苗苗地扫着老天，低处一条黑河横过山脚，不吭不声，白天黑夜只顾走。半山的黑林里藏麻鸡窝、野兔洞，时常听它们跑出跑进，打打闹闹。
这段描写充满汉语诗的韵律感，在汉族作家的文学语言中也算是上乘的。我很高兴一个佤族作家能如此精细地感觉到汉语之美。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能有这样好的汉语语言感，其所经过的艰苦的学习是不难想见的。因此，我希望董秀英继续在汉语上下点苦功夫，多读一点汉族的古典诗词，更深入地研究研究云南话，并且考虑能否把佤族话的某些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溶入汉语，形成自己的更具特色的文学语言。
我对董秀英的小说了解甚少，只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两三遍。她自称是我的弟子，我也就说了一些好为人师的闲话。我的话无甚深意，但说的倒都是真心话，态度是诚恳的，不知道董秀英看了高兴不高兴。是为序。
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大雪。
[1]本篇原载《文学界》1990年第1期，是为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