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与沅州》《常德的船》赏析二篇
《桃源与沅州》《常德的船》赏析二篇[1]
《桃源与沅州》赏析
沈从文先生1934年因事回湘西；1937年由北平往昆明，又由湘西转道。两次回乡，各写了一本书。一本《湘行散记》，一本《湘西》。本篇即取自《湘行散记》。《湘行散记》有几篇有人物、有故事，近似小说，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一篇写有关两个地方的见闻和感慨，无具体人物，无故事情节，是一篇纯粹的散文。
从表面看，这两本书都写得很轻松，笔下不乏幽默谐趣，似乎在和人随意谈天，且时时自己发笑，并不激昂慷慨，但是透过轻松，我们看到作者的心是相当沉重的。这里有着对家乡的严重的关切，对于家乡人的深挚的同情，乃至悲悯。
桃源并不是“世外桃源”。作者一开头就说“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这地方是沅水边的一个普通的水码头，一个被历史封闭在湘西一角的小城。这里的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些渺小、卑贱、浑浑噩噩的人。他们在这里吃饭穿衣，生老病死。在他们的生活上面，总有一层悲惨的影子。
在沈先生的一些以沅水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中，经常出现的有两种人：妓女和水手。这篇散文主要说及的也正是这两种人。妓女是旧中国通商码头必不可少的古老职业。桃源的妓女是所谓“土娼”。她们在一些从大城来的“风雅人”眼中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些人往桃源洞赋诗前后，必尚有机会过后江走走。由朋友或专家引导，这家那家坐坐，烧匣烟，喝杯茶。看中意某一个女人时，问问行市，花个三元五元，便在那龌龊不堪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压着那可怜妇人胸膛放荡一夜。”这些土娼“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水手呢？小水手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这些话说起来很平静，“若无其事”，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是作家的内心是激动的。越是激动，越要平静，越是平静，才能使人感觉到作者激动之深。年轻的作者，往往竭力要使读者受到感染，激情浮于表面，结果反而使读者不受感动，觉得作者在那里歇斯底里。这是青年作家易犯的通病。
散文到底有多少种写法？有多少篇散文，就有多少种写法。如果散文有若干模式，散文也就不成其为散文了。不过大体分类，我以为有两种。一种是不散的散文，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文章写得很规整。这一类散文的作者有意为文，写作时是理智的。他们要表达的是某种“意思”，即所谓“载道”。他们受传统古文，尤其是唐宋八大家影响较大。另一种是松散的散文，作者无意为文，只是随便谈天，说到哪里算那里。章太炎论汪容甫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沈先生这篇散文的写法属后一种。他要表达的是感情，情尽则止。文章的分段与衔接处极其自由，有时很突兀。如写了一大段乘桃源小划子溯流而上到沅州，看到风致楚楚的芷草，富抒情性，紧接一段却插进城门上一片触目黑色，是党务特派率乡民请愿，尸体被士兵用刺刀钉在城门示众三天所留下的痕迹，实在很出人意料。沈先生的散文，有时也作一些呼应。如本文以风雅的读书人对桃源的幻想开始，最后也以风雅人虚伪的人生哲学作结。不过沈先生的文章的断续呼应不那么露痕迹，如章太炎所说：自在。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沈先生在这篇文章附注的一行小字：“1935年3月北平大城中”。注明“北平”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明“大城中”？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到沈先生的一点愤慨。沈先生对于边地小人物的同情，常常是从对大城市的上层人物的憎恶出发的。文章有底有面。写出来的是面，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是底。有面无底，文章的感情就会单薄。这里，对边地小民的同情是面，对绅士阶级的憎恶是底。沈先生的许多小说散文，往往是由对于两种文明的比照而激发出来的。
《常德的船》赏析
沈从文先生逝世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新华社记者找到我，希望我用最少的语言概括沈先生的一生。在那种场合下，不暇深思，我只说了两点。一是：沈先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二是：他是我所认识的真正甘于淡泊的作家，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种人的境界。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悼念沈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一个爱国的作家》。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沈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有熟悉沈先生的为人的同志，说这是对沈先生最起码的评价。但是就是这样最起码的评价，也不是至今对沈先生持有偏见的某些现代文学史家、评论家所能接受的。
沈先生的爱国主义，我以为，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祖国文化的热爱，这有他的有关文物的著作为证；一是对故乡的热爱，这有他的许许多多小说散文为证。沈先生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作品，是以沅水为背景的。一个人如此不疲倦地表现自己的家乡，实在少见。高尔基的伏尔加河，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都不像沈从文的沅水那样魂萦梦绕。《湘西》就是一本有关沅水流域的极其独特的书。
有一个时期，不知是一些什么人，把沈从文和“与抗战无关论”拉在了一起，这真是一件怪事！沈先生的《湘西》写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题记》中明明白白地提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他正是从民族兴衰角度出发，希望湘西人以及全国人有所作为而写这本书的。他说：“我这本小书所写到的各方面现象，和各种问题，虽极琐细平凡，在一个有心人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值得深思！”这样的创作思想是极其入世，极其现实的，怎么能说是“与抗战无关”呢？抗战初期，全国人民都在一种高昂兴奋的情绪中。沈先生这本《湘西》也贯串了一种兴奋情绪，这篇《常德的船》也如此。
说《湘西》是一本极其独特的书，是因为它几乎无法归类。这本书把社会调查、风土志、游记、散文、小说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同样的书，似乎还没有见过。
《常德的船》，这样的题目真是难于措手。似乎用一张大纸，绘制一个“常德船舶一览表”，注明各类船只的形状、特点、用途，也可以了。沈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各类船只依次罗列，如数家珍，只几笔，就勾画出这些船只的不同“性格”，这就不是任何一览表所能达到的效果了。能把本来应该是枯燥的事说得很生动，是作家的本领。《湘西》里有不少题目看起来都是枯燥的，如《沅陵的人》、《辰溪的煤》，但是都很能引人入胜。这里，作者所取的态度、角度，以及叙述的语调，是起决定作用的。《常德的船》写了船，也写了人，写了船户。“这个码头真正值得注意令人惊奇处，实在也无过于船户和他所操纵的水上工具了。要认识湘西，不能不对他们先有一种认识。要欣赏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户是最有价值材料之一种。”《常德的船》所以能产生强烈的感情力量，是由于作者对人的同情，对人的关心。
作者是本地人，十四岁后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大约住过六七年，既有浓厚的乡情，又对生活非常熟悉，下笔游刃有余，毫不捉襟见肘，其感人艺术效果，当然不是开几个调查会，口问手写，现趸现卖，率尔操觚所赶制出来的“报告文学”所可比拟。
常德的船户之中也有“辰溪船”，弄船人那样“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的，但给人总的印象是忙碌紧张，生气勃勃。这种“生气”，也可说是抗战初期的“民气”，虽然常德暂时离战地还比较远，船户中也并没有涉及抗战的谈话。
《常德的船》除船户之外也提到当地的一些名人，如丁玲、戴修瓒、余嘉锡，特别是麻阳人塑像师张秋潭。沈先生写家乡的散文，总不忘提及当地杰出的人物，这是中国修志的一个传统，一个好的传统。
[1]本篇原载《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王纪人主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