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文丛”总序
“国风文丛”总序[1]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国风文丛”？无非是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而已。对读者说起来，可以获得一点知识，增加一分对吾土吾民的理解和感情，更爱我们这个国，而已。
中国很大，处处不乏佳山水。长江三峡、泰山、黄山、青城、峨嵋……的确很美，足为“平生壮观”。除了自然景观，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天下名山僧占多”，有山必有庙，庙多宏伟庄严。四大道场，各具一格。道教的山，比起佛教的山似稍逊，因为道教的神本来就比较杂乱。我在国外似乎见到人文景观较少。故宫、颐和园令外国人称赞不置。像网师园那样的苏州园林几乎没有。把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很会写游记。郦道元《水经注》记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把一个绝大的境界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用鱼的动写出环境的静，开创了游记的新写法。柳文之法成了诗文的一种传统。能继承郦道元的传统则很难，没有这样大的笔力。
当代散文延续了古典散文的余绪，有些是写得很好的。这套丛书的一些篇可以证明。
华夏诸神的神际关系很复杂，很乱。如泰山碧霞元君，一会儿说她是泰山神的侍女、女儿；一会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她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东岳大帝，成为泰山的主神。关云长的地位不断提升。他在黄河以北一直做到“伏魔大帝”，但没有听说像华南那样是财神。关云长和发财不知道怎么会拉扯在一起。沿海几省乃至东南亚敬奉的妈祖，北方人对她却相当陌生。黄河以北有些城里有天后宫，天后是不是就是妈祖，很难说。北方比较重视城隍。属于城隍系统的官员有城隍——土地——灶王。有的地方在城隍以下，土地以上，还有个级别在两者之间的“都土地”。这一官列的干部大都有名有姓，但其说不一。拿城隍来说，宋初姓孙名本；明永乐时是周新。灶王也有名有姓，《荆楚岁时记》说此公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搏颊，但是民间却说他叫张三。北方俗曲云：“灶王爷本姓张”，他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钻进了灶洞，弄得脸上乌七抹黑。我不想劝散文作家对民间神祇作一些繁琐的罗列考证（那本是一篇胡涂账），但是建议写地域散文的作家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些无稽之谈所折射出来的心理文化质素，这不是简单的事。比如妈祖是海的保护神，这是无可怀疑的。海之神是女性，顺理成章。但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却也是女性，是很耐人寻味的。民间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权主义者。
与神鬼佛道有密切关联的是过年过节。各地年、节互有异同。如送灶，各地皆然，但日期不一样。北京是腊月二十三，我们那里则是二十四。军民也不一样，“军三民四龟五”。没有人家是二十五送灶的，这等于告诉人这家是妓女。过年是全国的假日，自初一至初五，不能扫地，也不能动针线。这可使辛苦一年的妇女得到一个彻底的休息，用意至善。对孩子来说，过年就是吃好吃的。“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北方过年大都吃饺子，“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倒着”。不过不能顿顿吃饺子，得变变花样。东北人的兴奋点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饸子往家攥”。从北京到厦门，都兴吃春饼，以酱肉、酱鸡、酱鸭、炒鸡蛋，裹甜面酱、青韭、羊角葱、炒绿豆芽，卷而食之，同时必有一盘生萝卜细切丝。过年吃脆萝卜，谓之“咬春”。春饼很好吃，“咬春”的名字也起得好！正餐以外有零吃，花生、葵花籽、柿饼、风干栗子。北京家家有一堂蜜供。不到初五，供尖儿就叫孩子偷偷掰掉了。我们那里家家有果盒，亦称“盖盒”，漆制圆盒，底层分好几格，装核桃云片糕、“交结糖”、猪油花生糖、青梅、金橘饼、荔枝干、桂圆。这本是待客佐茶用的（故又称“茶食盒”），但都为孩子一点一点拈到嘴里吃掉了。
过节各有时令食品。清明吃槐叶凉面、荞麦扒糕。依次为煮螺蛳、“喜蛋”——孵不出壳的毛鸡蛋；紫白桑葚、枇杷（白沙）、麦黄杏；粽子、新腌鸭蛋、炝白虾、黄瓜鱼、砗鳌（即花蛤）；藕、莲蓬、煮芋艿、毛豆、新蚕豆、菱、水晶月饼（素油）、臭苋菜杆、（一种水鸟）、烧野鸭、糟鱼；最后为五香野兔、羊糕（山羊大块连皮，冻实后切片）……这些都是对于旅居的游子的蛊惑，足以引起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地域文学实际上是儿童文学，——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
搞地域文学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语言。中国地大山深，各地语言差别很大，彼此隔绝，几乎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人类交际的工具”。福建的大名县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党代会，台上的翻译竟有七个！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也影响到文学。现在的文学都是用普通话写的，但这是怎样的普通话？张奚若先生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说过：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文学语言不是莫里哀喜剧里的一个人物“说了一辈子散文”的那种散文。散文的语言总还得经过艺术加工。加工得有个基础，除了“官话”，基础是作家的母语，也就是一种方言。作家最好不要丢掉自己的母语。母语的生动性只有作家最能体会，最能掌握。文丛中有些散文看来是用普通话写的，但“话里话外”都还有作家母语——方言的痕迹。这增加了地域的色彩，这是好事。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从历史发展看，“官话”有一个不小的问题，即入声的失去。入声是怎么失去的？周德清以为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派入”，有点人为的意思，谁来“人为”了？这变化恐怕还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入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唐宋以前的诗词是有入声的。没有入声，中国语言的“调”就从五个（阴、阳、上、去、入）变成四个（阴阳上去），少了一个。这在学旧诗词和写旧诗词的人都很不便。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很“怕”入声，他写的旧诗遇有入声，都要请南方人听听，他说：“我对入声玩不转”。我听过一段评弹：一个道士到人家做法事，发现桌子下面有一双钉鞋，想叫小道士拿回去，在经文里加了几句：
台子底下，
有双钉靴。
拿俚转去，
落雨著著，
也是好格。
“落雨”的“落”、“著著”的“著”都是入声，老道士念得有板有眼，味道十足。如果改成北京话：“把它拿回去，下雨天穿穿，倒也不赖”，就失去原来滑稽的神韵了。我觉得散文作家最好多会几种语言，至少三种：一普通话；二母语；三母语以外的有入声的一种方言，如吴语、粤语，这实在相当困难。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不是写地域性文学的作家么？一个搞地域文学的散文作家不掌握几个地区的语言，就有点说不过去。
写散文，写地域性的散文既可使读者受到诗的感染，美的浸润，有益于人，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觉得写这样的散文是最大的快乐。不知道文丛的作家以为如何。
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1]本篇原载《国风文丛——中国地域文化散文大选》（汪曾祺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该丛书包括湘鄂卷、西藏卷、北京卷、吴越卷等卷；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