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淡一些
再淡一些[1]
——《文牧散文选》序
对于散文诗我实在说不出什么。
我甚至连散文诗是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人在生活中遇见一点什么,有点印象,有所触动,有所感悟,凝眸片刻,随手记了下来,自自然然,潇潇洒洒,这可能成为一首散文诗,一首好的散文诗。散文诗是不能“做”的。散文诗不能不像散文诗,也不能太像散文诗。现在,有些写散文诗的人唯恐读者不把他的作品当做散文诗,于是变得装模作样,满身诗味。这样的散文诗只能让我觉得:讨厌。
散文诗可遇不可求。
我很喜欢文牧的一些散文诗。如《春》:
在融融的春水里,一群鸭子欢快地游着,啄食着刚刚开江冰凌滚动着的草根。
在喧闹的江边红柳枝上,飞鸟喳喳地唱着一支歌。
碧绿的秧田里,歌声阵阵,那巴答巴答的有节奏的洗秧苗的水声,是动听的劳动的旋律。
啊,春天来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本是苏东坡的诗,但是这里的鸭群啄食滚动冰凌的草根,这是图们江特有的,这不是“脱化”,更不是抄袭,这是文牧的直接的、“切身”的感受,所以很新鲜。诗要有未经人道语,须有别人没有的一双眼睛。
“巴答巴答”洗秧苗的水声,“巴答巴答”只是状声词,但是很美。这里写声比写形传出更多的画意。
如《啊,古丽盖》: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来到这里。啊,我就住在西拉木伦河畔一个牧民的村里。
西拉木伦河啊,滚滚奔腾不息,河上翻波浪,两岸有歌声。第三天,牧民的小女儿树枝领我来到河畔,十三岁的小姑娘,是我的向导。她长得很高,两个羊角辫子在头上摇摆着,她走得很快,时刻在前面催着我,不时在草地上等着我。
突然,在坨子边上,在那刚刚抽芽的新绿的草地上,有一丛开着白色的小花朵,深深地把树枝吸引住了。
“呀,你看这花多好看,你不愿意看看么?”
“我老远就看见了,这是一种什么花?”
“这叫古丽盖哟,额吉(蒙古语母亲之意)说,它是我们草原上最好的花哩。熬成药水可以治胃痛、腹泻。”
啊,乳白色的小花朵,春天开花最早的花朵,牧民们最喜爱的花朵。它是花也是药。
我们又往前走了,我禁不住赞叹了一句:
“古丽盖啊!”
“嗯,你叫我干什么?”
啊,我才知道,原来树枝这小姑娘还有一个美丽而朴素的小名叫古丽盖的。
草原上的女孩子都有一个美丽的好名字。
啊,古丽盖啊!
这只写了一个蒙古女孩的名字和草原一种野花的名字的巧合,然而……
《春》并没有写春天给人的喜悦,然而读者感觉到了。《啊,古丽盖》并没有写古丽盖的可爱(只是写她走得很快,梳了两条羊角辫子,连她的身材、眼睛都没有写),然而读者感觉到了。文牧没有写对生活,对人,对自然的赞叹,然而读者感觉到了。文牧非常懂得节制感情,节制辞藻。大音希声,绘事后素,文牧很能欣赏平淡之美。有评论家说作家文牧文笔朴素清新,我找不出更恰切的词儿,只能表示同意。
散文诗最好适可而止,不要“点题”。比如《草原的日出》:
所有的马群都昂起了头,所有的羊群都默默地停止了啃草,所有的牛都像沉默的山一样。(曾祺按:这写得多美!)
这时,远远的草原的尽头,跃起一个大火球,这一跃非同小可,整个草原沐浴在金红的霞光之中。
我和牧马队长相对微微点头,我们会心地庄严地笑了。
我知道了草原的人们不贪睡早觉,所有的人们都要迎接,沐浴第一缕阳光。
我认为“会心”有些多余,“庄严”就很好,“会心”反而把“庄严”冲淡了。“庄严”是个有分量的,有宗教意味的独特的词,“会心”则是一般化的词。
又如《花》:
我的花留在你的案头,你每夜可以看见。
不,我的花置在你的枕边。
我的花插在你的发上,你伸手可以触摸。
这就很好,很完整,下面的两句:
不,我的花开在你的心上。
不是不爱花,花有残谢,我爱的是你的笑容。
就显得多余。本来很轻盈,变得笨重了。
诗、散文里最好不要出现“心”、“梦”、“爱”、“诗意”、“激情”、“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这些意思只能使人意会,不能说出。如倪云林所说:一说便俗。
文牧有时称他的散文诗为“儿童小散文”,他是自甘为儿童文学作者的。儿童文学是神圣的。儿童文学的对象是谁?是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儿童是真正的诗人。他们有诗情,并且有哲学。儿童文学的作者对儿童应该是尊敬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有些儿童文学作者认为给儿童写作就要把自己的思想、语言降低下来,说上些“阿姨腔”的话,这实在是对儿童的侮辱。千万不要跟儿童说些甜腻腻的话。
《文牧散文选》(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二百余题散文、散文诗,是从文牧七八个已出集子精选的,也有一部分是近年所发表的新作。
文牧所写的环境,基本上是科尔沁草原和长白山地区:大草原、牧群、守桥战士、墓碑;大森林、松塔、大雪、小河、野花、小车站、邮递员、小学、果园……安静、和平、香甜。但是老写这些,不免使人有单调之感。我希望文牧能出来走走,开阔眼界,也开阔思路,想得更多一点,也更深一些。
文牧的散文诗似乎缺少一种东西:悲愤。愤怒出诗人。我们需要苹果梨,也需要辣椒。因为世界并不总是那么美好。
我这篇序实在写得不好,因为属于鲁迅所说的写不出来硬写。
[1]本篇原载1996年6月7日《文艺报》,又载1996年7月15日《长春日报》,有改动;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