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淡一些
再淡一些[1]
——《文牧散文选》序
对于散文诗我实在说不出什么。
我甚至连散文诗是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人在生活中遇见一点什么，有点印象，有所触动，有所感悟，凝眸片刻，随手记了下来，自自然然，潇潇洒洒，这可能成为一首散文诗，一首好的散文诗。散文诗是不能“做”的。散文诗不能不像散文诗，也不能太像散文诗。现在，有些写散文诗的人唯恐读者不把他的作品当做散文诗，于是变得装模作样，满身诗味。这样的散文诗只能让我觉得：讨厌。
散文诗可遇不可求。
我很喜欢文牧的一些散文诗。如《春》：
在融融的春水里，一群鸭子欢快地游着，啄食着刚刚开江冰凌滚动着的草根。
在喧闹的江边红柳枝上，飞鸟喳喳地唱着一支歌。
碧绿的秧田里，歌声阵阵，那巴答巴答的有节奏的洗秧苗的水声，是动听的劳动的旋律。
啊，春天来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本是苏东坡的诗，但是这里的鸭群啄食滚动冰凌的草根，这是图们江特有的，这不是“脱化”，更不是抄袭，这是文牧的直接的、“切身”的感受，所以很新鲜。诗要有未经人道语，须有别人没有的一双眼睛。
“巴答巴答”洗秧苗的水声，“巴答巴答”只是状声词，但是很美。这里写声比写形传出更多的画意。
如《啊，古丽盖》：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来到这里。啊，我就住在西拉木伦河畔一个牧民的村里。
西拉木伦河啊，滚滚奔腾不息，河上翻波浪，两岸有歌声。第三天，牧民的小女儿树枝领我来到河畔，十三岁的小姑娘，是我的向导。她长得很高，两个羊角辫子在头上摇摆着，她走得很快，时刻在前面催着我，不时在草地上等着我。
突然，在坨子边上，在那刚刚抽芽的新绿的草地上，有一丛开着白色的小花朵，深深地把树枝吸引住了。
“呀，你看这花多好看，你不愿意看看么？”
“我老远就看见了，这是一种什么花？”
“这叫古丽盖哟，额吉（蒙古语母亲之意）说，它是我们草原上最好的花哩。熬成药水可以治胃痛、腹泻。”
啊，乳白色的小花朵，春天开花最早的花朵，牧民们最喜爱的花朵。它是花也是药。
我们又往前走了，我禁不住赞叹了一句：
“古丽盖啊！”
“嗯，你叫我干什么？”
啊，我才知道，原来树枝这小姑娘还有一个美丽而朴素的小名叫古丽盖的。
草原上的女孩子都有一个美丽的好名字。
啊，古丽盖啊！
这只写了一个蒙古女孩的名字和草原一种野花的名字的巧合，然而……
《春》并没有写春天给人的喜悦，然而读者感觉到了。《啊，古丽盖》并没有写古丽盖的可爱（只是写她走得很快，梳了两条羊角辫子，连她的身材、眼睛都没有写），然而读者感觉到了。文牧没有写对生活，对人，对自然的赞叹，然而读者感觉到了。文牧非常懂得节制感情，节制辞藻。大音希声，绘事后素，文牧很能欣赏平淡之美。有评论家说作家文牧文笔朴素清新，我找不出更恰切的词儿，只能表示同意。
散文诗最好适可而止，不要“点题”。比如《草原的日出》：
所有的马群都昂起了头，所有的羊群都默默地停止了啃草，所有的牛都像沉默的山一样。（曾祺按：这写得多美！）
这时，远远的草原的尽头，跃起一个大火球，这一跃非同小可，整个草原沐浴在金红的霞光之中。
我和牧马队长相对微微点头，我们会心地庄严地笑了。
我知道了草原的人们不贪睡早觉，所有的人们都要迎接，沐浴第一缕阳光。
我认为“会心”有些多余，“庄严”就很好，“会心”反而把“庄严”冲淡了。“庄严”是个有分量的，有宗教意味的独特的词，“会心”则是一般化的词。
又如《花》：
我的花留在你的案头，你每夜可以看见。
不，我的花置在你的枕边。
我的花插在你的发上，你伸手可以触摸。
这就很好，很完整，下面的两句：
不，我的花开在你的心上。
不是不爱花，花有残谢，我爱的是你的笑容。
就显得多余。本来很轻盈，变得笨重了。
诗、散文里最好不要出现“心”、“梦”、“爱”、“诗意”、“激情”、“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这些意思只能使人意会，不能说出。如倪云林所说：一说便俗。
文牧有时称他的散文诗为“儿童小散文”，他是自甘为儿童文学作者的。儿童文学是神圣的。儿童文学的对象是谁？是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儿童是真正的诗人。他们有诗情，并且有哲学。儿童文学的作者对儿童应该是尊敬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有些儿童文学作者认为给儿童写作就要把自己的思想、语言降低下来，说上些“阿姨腔”的话，这实在是对儿童的侮辱。千万不要跟儿童说些甜腻腻的话。
《文牧散文选》（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二百余题散文、散文诗，是从文牧七八个已出集子精选的，也有一部分是近年所发表的新作。
文牧所写的环境，基本上是科尔沁草原和长白山地区：大草原、牧群、守桥战士、墓碑；大森林、松塔、大雪、小河、野花、小车站、邮递员、小学、果园……安静、和平、香甜。但是老写这些，不免使人有单调之感。我希望文牧能出来走走，开阔眼界，也开阔思路，想得更多一点，也更深一些。
文牧的散文诗似乎缺少一种东西：悲愤。愤怒出诗人。我们需要苹果梨，也需要辣椒。因为世界并不总是那么美好。
我这篇序实在写得不好，因为属于鲁迅所说的写不出来硬写。
[1]本篇原载1996年6月7日《文艺报》，又载1996年7月15日《长春日报》，有改动；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