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刚一当上代总统，就雄心勃勃地试图兑现自己实现国内和平的诺言。1月22日，上台伊始，李就发表文告称：“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兹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复，和谈即可进行。”[27]李同时分别致函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宋庆龄、张澜、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陈铭枢等中间派人士，征求他们对和平问题的意见，说明自己求和的决心。[28]其后，他迅速令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项事宜：（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三）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纸、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他同时还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29]

白崇禧本不赞成李宗仁做这个“代总统”，因为一旦形势稍有变化，蒋介石即可重新行使职权。但蒋既然已经离开南京，李宗仁也已取得名义，他也还是多少抱有一些希望。他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就一不做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总之，冒险一搏，假如搞不过蒋，那就与蒋撕破脸。李宗仁显然也试图一步步照此去做，但由于一切实权仍旧操在蒋及其亲信手中，李的大多数命令其实连南京城都出不去。

就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国民党的将近两百万军队基本落入中共之手，形势对南京更加不利。李宗仁这时的思想也颇为矛盾。他无论如何不想看到南京政府会走上北平傅作义的道路，并且深知他能否很快阻止解放军向南推进，将成为他显示政治能力，迅速赢得党内外广泛支持，最终取代蒋介石的关键。为此，他这时一面秘密派专人送电文给李济深，请其力劝解放军缓和攻势，开始和谈，以符人心，一面秘密派过去为中共工作过的刘仲华与黄启汉同去北平，带信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极力表示自己只求“迅速推动和谈”，“决尽棉薄谋和平之实现，名位权利绝不计及，也绝不为特权做掩护，求外援之支持也”。[30]

对于李宗仁上台，中共中央早就有所准备。但李宗仁上台还是使形势略显复杂，中共中央一时还无法判断蒋介石是否真的能退出政坛，也不清楚当上代总统后的李宗仁能否真的赞同毛泽东的八项条件。因此，当南京政府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宣布要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和谈代表后，毛泽东当即起草中共发言人的公开谈话，强硬表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根本就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绝不接待这样的代表。而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毛泽东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上与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只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它愿意接受八项条件，那么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就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问题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31]。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通过陕北广播电台，进一步宣布一份包括蒋经国、潘公展、胡适等人在内的37人的战争罪犯名单，以此来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32]

鉴于形势尚不明朗，中共中央决定继续从军事解决着手。它电示潘汉年转告黄绍竑，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黄绍竑当即表示：一定马上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派人前去接洽。黄绍竑同时告诉潘汉年，他得知李宗仁代总统的消息之后，就立即电报李，要李务必停止所谓的“戡乱”，取消紧急法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否则的话无法与中共商谈和平。黄认为，李宗仁当这个代总统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把战争停下来。他明确表示，他不想充当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只愿以私人身份奔走和平。他问道：你们能否设法派人和我一同到北平去，同你们的中央负责人商谈出一个和平基本协议的草案，然后我拿给德公和健兄去考虑？

潘汉年对此表示拒绝，说明：李宗仁如能效法傅作义，先明确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就好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像李宗仁现在这样，在南京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建议黄还是尽快劝告白崇禧与刘伯承、邓小平洽商军事反蒋。因为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将来很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33]

第二天，黄绍竑按照与潘汉年的约定离开香港，经广州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据黄绍竑回忆，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白崇禧这时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变化。[34]25日，白崇禧并没有派他的心腹干部前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洽，只是派了身为湖北省社会名流的鄂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解放军刘、邓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经军委批准，四纵政治委员雷荣天等接见李书城和李瀛刚。李书城称：临动身时，白崇禧一再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并无多少不同意见，只是感到中共方面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据李书城说，白崇禧甚至表示，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中共合作。若得中共同意，他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的先驱。

雷荣天的答复是：白崇禧愿意反蒋，我军欢迎，但白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中共为敌的事实也不容抹煞。因此，白崇禧应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我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他希望知道白崇禧有何具体计划。李书城和李瀛刚对白在军事上的考虑显然毫无所知，只是强调白希望能够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根据他们的想法，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中还应给白以相当的位置。当然，他们也表示，对白还是有必要施加一定的压力，如此估计白也会接受改编军队的条件，只是最好能够讲求方式，酌量缓急适宜，尤其对白应从宽处理，允其立功赎罪。[35]

二李关于白崇禧希望保全军队的一席谈话，多少可以反映出白崇禧这时的心态。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之后，白崇禧也像李宗仁一样，对于和平问题存在着相当多的幻想。他在给黄启汉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甚至在1月22日写给李济深的信中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抉择”。这种态度，清楚地显示他在蒋介石下野后心态上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就难怪，他在与黄绍竑争论时会强硬地表示：“如果（中共）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36]

对于李、白心态上的这种变化，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十分了解。注意到李宗仁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八项条件，毛泽东对按照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解决南部中国的问题开始有了相当的信心，因此突出强调要利用李、白与蒋系的矛盾。他特别去电要吴克坚转告在上海的刘仲容，要他转告李、白：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使自己与蒋系有所区别。[37]

就在李书城等密访漯河解放军前线的同时，黄启汉与刘仲华也于26日由南京飞来北平。28日上午，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二人谈话约一个小时。黄、刘二人详细介绍李、白两人手下可以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待，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局部和平，并与中共并肩作战；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李的计划是想等蒋离开后，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38]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对叶剑英介绍的谈话内容都表示不满意，因为刘、黄二人并没有带来多少新的东西。可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简报后，却认为黄、刘二人的谈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复电中，特别批评北平市委对利用桂蒋矛盾重视不够。电报指出：“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对我十分重要。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具体指示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这就是，要刘仲华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社和CC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CC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李、白确愿在行动上有反蒋反美的表示，刘仍可来平，并携带密码呼波与叶接洽，以便建立联络。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39]

2月2日，叶剑英根据中央来电，再度接见刘仲华，转达中共中央电报的内容。刘仲华听后，多少有点犹豫，他说：李太稳重，恐怕不敢作为。昨天上午，自己在电话中曾告诉他，蒋这次公然释放冈村宁次等战犯，他作为代总统，应先把冈村扣起来，听候人民处理，李却以在电话里听不清为由，不置可否。据刘仲华说，李的打算是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李那时或许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共并肩作战。但刘估计，李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中共所提到的那些人。他建议一方面中共应向李进一步施加压力，一方面可考虑抛开李，单独与白崇禧谈判，策动白单独与中共合作。[40]

刘仲华还未动身，就接到李宗仁的电话，李坚持要刘留在北平，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平事宜。而与此同时，眼看解放军仍在节节逼近长江北岸，国民党主战派重新发出战争鼓噪，李宗仁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不得已，他又亲自找到过去曾经和陈毅在苏北有过交往的李明扬，请他秘密前往江北陈毅部所在地，向陈毅解释他的难处，要求解放军南下能缓以时日。

李明扬于2月4日在南开大学教授姜颖初的陪同下离开南京，秘密渡江北行。行前，李宗仁亲自接见与中共有关系的姜颖初，态度显得异常恳切，激动时甚至声泪俱下，说是从北伐至今，蒋一贯企图消灭桂系，自己却仍受蒋的驱使，当了蒋二十多的走狗，实在痛心之至。而今他确实想与蒋决裂，同中共一起实现全国和平。人家说他这是要投降，但他为了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向人民投降，并不算是耻辱。对于他目前的苦衷，还希望中共多加谅解。

5日，李、姜二人到达淮阴中共军队驻地，随后被送至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陈毅和饶漱石一起接见了他们。

据李讲，蒋已将嫡系部队及实权机关随同主战分子，一同撤至粤、闽、台，表面上说是政府南迁广州，实际上主要机关和重要物资全部移往台湾，准备解放军渡江后在台湾组织政府，与美、日建立东亚反共同盟，订立军事协定，继续顽抗。蒋介石甚至还有计划，想要建立日本志愿军，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此。对释放冈村一事，李宗仁表示十分遗憾。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曾命顾祝同将其抓回，但顾假装派人去搜捕，然后用“不知去向”来打发他。现在，蒋介石把江防大部都交给了桂系军队来防守，而让汤恩伯留守京沪。蒋的如意算盘是这次决不能谈成和平，中共非过江不可，那时首先倒霉的必是桂系，而他的嫡系将能够顺利后撤并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现在李宗仁在南京其实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因此李宗仁对于逮捕在南京的战犯一事，颇感为难，称：“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姜的讲法略有不同。他说，李宗仁临行前曾对他说，在蒋介石的军队中，他已经能够掌握百分之二十，如李延年、刘汝明等部，他有把握可以争取。黄旭初在广西的部队也可以参加反蒋，进兵广东。整个桂系有三十万军队，加上正在广西招募的二十万新兵，可以和蒋一拼。只是现在必须设法把桂系军队一部调至江西，一部调来南京附近，同时逼迫汤恩伯所部十余万军队退出京沪杭防区，另外改组国防部和联勤总部，撤换蒋之嫡系徐永昌及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人。那时候，如果汤恩伯还不听话，他就可以想办法把汤恩伯给解决掉。[41]

还在陈毅等人与李明扬进行谈话之前，李宗仁就在南京那边一个劲儿地给北平的刘仲华打电话，要求中共方面尽快安排南京和上海的代表来平，说是要来北平谈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老先生甚至闹到总统府来，那些中外记者更是吵着嚷着要来北平。有个“南京人民代表团”早在3日就飞到青岛，等着进去了。

2月初，毛泽东估计“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对和平谈判较前积极。他明确表示：李宗仁、白崇禧，只要能站在有利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太原如能照北平方式解决，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阎锡山。2月2日晚，毛泽东听到南京电台说，南京、上海都有代表团要来北平为沪宁和平游说。3日凌晨，毛就起草专电给北平的叶剑英和彭真等，要他们“不要拒绝”，而且要“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42]可见，中共中央这时已采取积极推进和平进程的方针，凡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几乎是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