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共谈判南辕北辙
2月中旬，名曰下野的蒋介石得到汤恩伯的密报，一个电话就撤了公开主和且密谋和共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职，然后又秘密将其从上海逮捕，押往浙江衢州看管。这件事让李宗仁坐卧不安，不得不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保驾。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侯，甘介侯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张有CC派、黄埔系帮腔，齐声鼓噪，硬是顶着不办。此事气得李宗仁背地里对下属大发脾气，正在南京的白崇禧也七窍生烟，扬言要调四十六军到南京来。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表示不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个时候的南京上层，已经是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似的。
为了稳固住自己的脚跟，李宗仁不得不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极力拉住国民党内各方势力，以迫使坚决主战的孙科将他擅自撤到广州的行政院回迁南京；一面千方百计还是想要劝蒋出国，以便能够取得实际权力。为了使府院能够重新统一，李2月20日专程飞往广州，争取粤系将领的支持，并向已到广州的国民党人示好。广州之行，据蒋经国耳目报告称：李宗仁突出强调两点，即“（一）和谈问题须使之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事，改进政治，至和谈基本原则，则与白健生所公开发表之意见大致相同，必须全面和平，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为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其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的联合组织。此似与美国方面之主张相符合。（二）军队必须彻底整理，减缩兵额”[54]。为此，他明确表示赞同当时部分国民党人提出的《和平方案》。该方案坚持：国共“双方代表应以蒋总统引退文告所列两大原则及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一月十四日声明所列八项条件为和谈之基础”。而条件包括“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现有之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之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中华民国之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即须废除亦应列举应予废除之事项；军队应分两期办理整编，议和条款签字后，目前双方保留之兵额应相等；“没收官僚资本，原则上可予同意，但须依法办理”；“改革土地制度，原则上应使‘耕者有其田’，应由新政府制定法律实施之”；同意由“新政府审查现行中外条约，如有损害国家主权者，应即交涉废止或修正之”。[55]李宗仁此行，终于达成了迫使孙科回到南京的目的。
至于劝蒋出国问题，据说最初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蒋辞去总统，仍是国民党总裁，权力和地位实际还在空头的“总统”和政府之上，没有几个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只有当年做过蒋的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才有这个胆量。2月下旬，张从兰州回南京后，果然自告奋勇，愿意到溪口去做说客。即使如此，李宗仁也还是担心，此举会使蒋疑心桂系意在夺权。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李宗仁和白崇禧就约好同时写信给蒋介石，大谈“职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惶，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之类的话，甚至向蒋保证：“共党企图以局部和平分化我内部，以遂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各方同志早烛其奸谋，不至再蹈北平覆辙。”[56]而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李宗仁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担心惹出祸端。7日午后，张治中突然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李宗仁又兴奋得不得了。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过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虽然劝蒋出国事实上并没有成功，但能拉上何应钦，李还是有些飘飘然，以为拉住何，就掌握住黄埔系，也就拿住军权，纵使党权在蒋手里，也不致翻船。
中共中央这时高度关注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它很快就得知，李宗仁要改组内阁。邵力子还在北平时，叶剑英就逐一询问过南京要员的和战态度。邵当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中共中央当即命叶剑英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马上致电李宗仁，让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57]然而李宗仁显然不为所动，坚持要何组阁。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完事之后，他才向中共中央做出解释。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江，那样他实在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58]
刘仲华和刘仲容对中共的了解自然比李宗仁深入得多。他们当即告诉李宗仁，中共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不渡江这个前提条件，中共已表示广州、昆明、台湾、琼崖都要到，因此绝不能提不过江的问题。况且即使解放军渡江，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只会对你及和平有利。而李宗仁仍坚持，和谈期间解放军不能渡江。他对中共中央格外关心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未置一词。对于让何应钦组阁，他信誓旦旦地向中共保证说：“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即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保）证。”[59]其实，还在得知邵力子等带回来的条件之后，国民党人就确定了对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双方谈判地位必须平等，不能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能接受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不能全部接受毛的八条，必须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等。对这些原则，李宗仁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为了争取何应钦和黄埔系，李宗仁的态度反而较过去强硬了不少。他明确表示，反对北平方式，主张划江分治，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的联合组织即可。[60]很明显，李宗仁希望与何应钦联手，把国民党团结起来，通过和谈，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如此举成功，不仅可以保住半壁江山，而且可以使蒋介石很快失去影响力，不再有复出的机会。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上述决定。在反复接触和交换意见之后，它这时相信李宗仁是准备与自己合作的。因此，得知蒋系势力肆无忌惮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地希望加快推进和谈进程。他于22日亲自拟电，要上海方面通过刘仲华转告李宗仁：“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李暗算。”同时“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愈快愈好”。他还特别询问，李宗仁本人是否有意于必要时与中共当局直接商谈？在毛看来，解放军渡江只会对李宗仁有利，而不会对李宗仁有害，因此他特别强调李“不要惧怕我军渡江”。[61]对此，李均做了善意的答复，惟对渡江事仍再三表示异议。26日，李宗仁致电黄启汉电，特别提出：“自宗仁主政以来，为解除人民痛苦，顺应民意要求，曾尽最大之努力，以谋和平之实现。凡遇共军进逼时，我军均节节后撤，避免冲突，致碍和平之进行。事实俱在，中外共睹……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62]
这时中共中央对争取李、白颇具信心，注意到李宗仁对解放军逼近长江一事感到为难，毛泽东十分爽快地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他在以军委名义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故决定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63]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对争取白崇禧合作如此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做参议的刘仲容来到北平。鉴于白崇禧在华中以及长江防守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早就寄希望于白崇禧，并多次劝白，派人尽快与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官进行接洽。但以往白崇禧派来的人，大都是一些地方中间人士。这些人与白既无深交，与中共更无关系，难以取得中共中央的信任。刘早年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为中共工作，以后虽投靠桂系，但30年代中期又重新与中共接上关系，协助中共做过一些对李、白的统战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早就急欲通过刘仲容来建立与白崇禧的直接电台联系。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中共中央迅速批准这一计划，要求刘行前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并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其后，中共中央不断电询中原局，急切了解刘的行踪，要求中原局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亲自批示：“勿误至要。”[64]
由于种种原因，刘仲容直到3月16日才从南京飞往武汉，后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经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30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暂停向花园以南推进的当天，刘仲容已经到达北平，并立即被齐燕铭接到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65]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4月初，白崇禧接连致电刘仲容，强调“目下正当和谈之时，共军在皖则攻击安庆已十余日，而未稍停；在平汉线则向驻马店以南节节进迫，我军已退至花园，似此边谈边打，以往覆辙可为殷鉴”，“今若尤而效之，其何以昭大信于天下！”[66]白来电明显地带有不满甚至要挟的味道，毛泽东却压下火气，尽量容忍，指示前线指挥员：“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67]当然，毛泽东同时也还用解放军参谋部部长李涛的名义，亲自致电白崇禧，说明中共中央的立场和处置方案。电称：来电“所述立场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68]
在接到3月22日毛泽东关于加快选派代表开始和谈的电报之后，李宗仁就积极开始与何应钦讨论南京和谈人选问题。最初提出的名单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与莫德惠，何应钦报到溪口，蒋嫌章、莫都是党外代表，故删去莫，增加国民党中委兼立法委员李蒸。后又临时决定增加一军事干部，即前军令部次长刘斐。3月26日，名单正式确定后，李宗仁通过黄启汉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方面和谈正式代表已决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六人。对此，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并提出自己的代表名单，即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林彪、李维汉、聂荣臻。同时通知南京方面，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地点北平，且应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69]
南京方面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在李宗仁与何应钦主持下讨论通过的，直接针对毛八条而拟定的谈判腹案，基本上依据前拟《和平方案》。第一条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但腹案也有不少让步，如同意重订宪法与相应变动法统，同意商订具体条例以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革土地制度，同意依据独立自主之精神和平等互惠之原则，审查过去签订的对外条约，修改或废止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南京随后还成立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和谈事宜。[70]然而，即使如此，国民党内反对势力仍十分强大，特别是已经迁往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政治委员会态度强硬。他们在得知南京的决定后，迅速召开谈话会，对腹案提出限制性决定，强调和谈必须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减租减息，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71]当然，就李宗仁而言，他这时还是衷心希望能够与中共达成协议。因为只有和下来，他才能在现在的位子上坐下去。因此，他在代表团临行前特别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强调他支持和谈成功的态度，说：“此次和谈，必须成功，因为，与其现在破裂，不如在新政协时破裂，与其在新政协时破裂，不如在联合政府时破裂。”“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72]
4月1日是一个阴天，但是南京机场上却人声鼎沸，华盖如云，热闹异常。原来，这一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宁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场面相当隆重。
南京和谈代表团也是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四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十人、译电员两人及随员五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两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两个译电员，总共八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3点多，黄绍竑特意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代表们都相信北平机场也一定十分热闹，周恩来、叶剑英都会来接。没想到当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打开机舱门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不仅如此，住进六国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发现满篇仍在骂国民党是匪，骂蒋介石是贼，甚至骂张治中是蒋介石的走狗，一些代表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到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来到饭店，并举行丰盛的晚宴，代表们的情绪才又有所振奋。不过，晚宴后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邵力子谈话，以及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李蒸谈话，都清楚地显示，中共中央对代表团不仅不信任，而且态度强硬。周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对章士钊明确讲，在战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让步。对此，张治中忿忿不平，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谈成功。章士钊则认为：战犯问题不松口，势必谈不成。此次六个代表，除他之外，均是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这个字怎么签？[73]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74]
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对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特别是代表团顾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原本就是中共地下人员，每天均将代表团讨论情况及个人表现详细汇报给中共中央。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南京方面又提出种种限制，中共中央对通过和谈求得根本和平解决已不抱太多幻想。
还在一个月以前，即在3月5日至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和谈的原则就已经确定，那就是：不拒绝谈判，但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项条件，“不许讨价还价”。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予保护，如此而已。[75]毛泽东已经很清楚，他的八条，说到底就是要国民党承认彻底失败，宣告投降，就国民党本身而言，它是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同意谈判更多地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因此，中共这时的策略主要应当用在分化争取国民党中主和派上，尽一切可能促使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系分化，以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几度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公开登在北平的报纸上，激烈批评李宗仁、何应钦的南京政府仍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警告他们不要靠向蒋介石一边，也不要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以此来向代表团和南京方面施加压力。[76]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再三公开批评李宗仁，很显然是张治中临行前3月29日去溪口见蒋一事引起中共领导人对李宗仁的严重不满。因为这个消息31日即在南京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了。他们怀疑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否真的摆脱了蒋的控制。张治中等来平后，一连几天周恩来等都在严厉地提出这个问题。[77]3日晚，毛泽东特地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并谈话，言谈话语中也一再批评李宗仁没有完全与战争主犯蒋介石脱离关系。他讲，南京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态度很坏，不谈战犯问题、渡江问题、土改问题，都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再说，而联合政府还要由国民党与中共商量决定。毛说，我都把它们改了过来，而且将来联合政府要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来决定。周恩来也说，张治中赴溪口，证明南京并没有把自己与美、蒋分开，看来南京有几靠，靠美帝、靠蒋、靠和平攻势、靠广西军队、靠南京和平官僚，只是这些都不可靠，只有靠中共才有办法。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强调说，中共的政策还是要拉过李、白，孤立美、蒋。毛还建议李济深帮助再做些工作，派代表去宁、汉，设法拉李、白到北平来。李济深当即表示同意，次日即决定派朱蕴山、李民欣两人到南京去，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共同起草了一封信，邀请李宗仁到北平来。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一天天苦撑，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经过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中共中央显然不能理解，明明南京政府说好了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什么代表团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周恩来为此专门要黄启汉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78]
4月5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南京代表团得讯后一时乱了阵脚，不知道中共意图所在，态度迅速软化下来。他们于6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忽然收到何应钦来电，“望代表团本悲天悯人之情，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79]给人印象，南京政府方面好像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始终态度强硬的代表，如李蒸、刘斐等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如邵力子等，则如释重负，脸上神采飞扬。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决定要在代表团最敏感的战犯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可以不点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南京代表们反复强调的困难问题。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援引傅作义通电的例子，提出：为什么傅作义通电不提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就可以，而我们主张不提战犯的名字就不行呢？邵力子也说，北平的和平十三条，并无战犯一项，中共既然主张全国各地都要以北平方式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在与南京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必提战犯的名字呢？他并且援引日本投降签字的例子，说明盟国要日本投降时并未将惩办战犯作为必须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日本投降后逮捕和惩治战犯。显然，这确实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谈判。8日，毛泽东亲电李宗仁，说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80]而当天上午，毛泽东也确曾亲自接见张治中。张是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齐燕铭乘专车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的。车到院子前面，周恩来亲自出门将张治中引进院内，然后引见给在院子里等他的毛泽东。
据陪同人员报告说，张治中去时坐在车里不时长吁短叹，但与毛、周谈了四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已是眉开眼笑。9日当晚，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召集代表团开会。张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代表就急切地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一连说出四个“很好”，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张治中最后颇为兴奋地讲：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从今天谈话看，双方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只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81]
听到张治中的传达，代表团成员都相当兴奋，一致相信中共确有诚意。会议决定，一旦中共和平方案出来，代表团就立即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派黄绍竑带赴南京报告，争取当天到，当晚谈，请李、何保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溪口，以免主战派破坏。
当晚，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称：今晨毛泽东先生派共方代表团秘书齐燕铭来邀请治中前往其郊外驻地谈话，由九时至下午一时始毕，周恩来在座。所谈要点如下：（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是我们与周恩来交谈中双方最僵持之点，毛表示可不提蒋总裁之姓名，亦可不提任何名单，但仍坚持在条款上必有追究责任之文字。经我强调仍望此点不成为条款之一后，毛虽未表示完全同意，然似已大为让步。（二）毛表示彼方所拟方案完成时，先由双方代表商量妥当后，拟邀请德（李宗仁）敬（何应钦）两公与居（正）于（右任）吴（忠信）童（冠贤）诸公等来平，参加代表团之签字仪式，毛本人及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亦参加，以扩大和平运动。毛并询问还有何人可邀，周谓张岳军（张群）先生亦可邀来。我说德、敬两公均来恐有不便，毛谓敬公暂不来亦可，同时毛对立法和监察两院多数主和人士特表重视。（三）军队改编问题，第一期悉照原有番号，原官长、原兵额不予变更，只须商定驻地，希望各得其所。第二期再议改编，毛并表示可慢慢做不急。（四）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毛表示和平协定签字后，尚须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共同纲领，组织法规等准备工作，颇为繁重，联合政府尚需若干时间，甚或延至四五月之久，始能成立。在新政府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希望一定不要解体。（五）军队渡江问题，此亦为数日来双方极僵持之一点，毛询问协定签字后，立即渡江还是过若干时日再渡江，我回答等方案提出后再向政府请示，但此事共方极重视，曾多次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共军势必渡江。（六）对于将来之外交政策与国际形势等，亦曾谈及。（七）我等到平八日，今天是我与毛氏第一次晤谈，其所表示态度，除渡江一点，毛似都有所让步，显示颇有希望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思，但其具体方案是否相符，尚待证明。[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