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共斗争大局底定
还在李宗仁、何应钦等待自己的谈判代表送来中共中央的和平协定之际，南京国防部就已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秘密拟定“国军今后作战计划”，报蒋批准。计划以“确保广州与重庆两大陪都”为目的，准备“首先沿浙赣路与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并建立及巩固沿海口桥头阵地，培养战力，加强后方，相机转入攻势。应于三十八年八月底前完成各海口桥头阵地工事，三十九年底前完成反攻准备”。具体部署着重于加强青岛守军实力，意图以此为恢复华北之据点，并牵制解放军南下。另自崇明岛至广州湾各海口建立坚固据点工事，以台湾为补给总枢，支持浙赣路与湘桂路及其以南之各抵抗力量。同时，胡宗南部与宋希濂部、罗广文部由汉中及其以南渐次集结，形成西南重心；以马步芳等部负责西北，逐渐捕捉战机，造成有利态势。[101]蒋介石得知谈判结果后，马上想到的是坚守上海，争取造成国际影响。20日，蒋亲自电示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其死守上海高桥、江湾、殷行、吴淞、南翔、闸北六区，并以杨行、大场、彭浦三区为其外围。当然，他也清楚汤未必能够坚守半年以上，故特别指示道：万不得已“预备放弃各区之工事同时，须有彻底爆破之准备，勿使为匪所利用也”[102]。
21日，解放军大举渡江。何应钦主持行政院发表公报，声称：“政府为谋取全面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生息之机会，派遣代表前往北平与共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之办法，经过两周有余之折冲，未能达到协议。最后共党竟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并限期答复全文八条二十四款，完全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受降之处置，其目的在施用武力以消灭国家军队，造成恐慌，以摧毁人民自由与社会安全，一面更发动全面攻击，强行渡江。至此，共党毫无谋和之诚意，而甘心破坏和平，扩大战乱，与国家人民为敌，已大白于天下。”[103]
解放军渡江次日，蒋介石从溪口赶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决议四项方针：“（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持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103]蒋随即电示广州中央党部，要他们做好欢迎南京府院各负责人南下的准备，电称：“现在和谈已告结束，反共作战继续进行。际此空前危难之时，本党同志惟有精诚团结，同心一德，奋斗到底。过去京、穗两地一切误解，务须力求消除。（一）南京情势危急，府院均已下令迁穗办公。中常会应推举一二同志亲往德邻同志所在地欢迎来穗。君佩、铁城两同志似可一行。（二）请余主任、薛主席联名致电李代总统、何院长，表示欢迎之意。（三）中常会可再电阎百川同志来穗。（四）留京中委立委来穗后，务望在穗同志勿作刺激性之言论。以上各节分别转达各常委为要。”[104]
几天后，即4月27日，蒋介石公开出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态度强硬地声称：“现在共党匪军强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八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时未及四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我们今日面对着这一种摧残人民自由，毁灭国家独立，威胁世界和平的黑暗的暴力，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已经是与整个国家的存亡结成一体而不可分了。……我们知道共产党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中国所能单独解决的……我们承认过去东北和华北屡次的失败，我们预料当前局势也许更要恶化，但是我们决不气馁，更绝不失望，要知道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是匪军实力怎样坚强，而是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渡江是匪军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党暴露他最大的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105]
然而，蒋的信誓旦旦并不能使国民党四面楚歌的悲惨局面有一丝改变。由于败象尽显，还在北平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大批军政骨干就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地与共产党联络，意图倒戈。除浙江省主席陈仪秘密策动汤恩伯起义，事泄被捕，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策动的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起义事被特务破坏外，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的一〇六军二八二师、奉命开往江阴担任长江江防守备任务的“重庆”号巡洋舰、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等，均先后起义。解放军大举渡江，国民党军更是兵败如山倒。4月20日夜，解放军长江下游渡江部队就已经突破国民党军江防，然后迅速推进，攻占繁昌、荻港、铜陵等地。西段部队亦于22日占领安庆。东段国民党重兵防守的江阴要塞，于22日凌晨被中共地下组织从内部占领，要塞总台长等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国民党在整个长江下游的防线至此土崩瓦解。23日晚，解放军已经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月初，更占领江浙各重要城市，完成对上海的合围。随后借助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的起义，以东北野战军组成的第四野战军也于5月中相继占领武汉三镇，夺取长江中游南岸的广大地区。
军事上已不可守，国民党中央内部政治上依旧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蒋介石为防止李宗仁再度干扰其政策，和谈刚一破裂，他就提议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决策，必须先在此委员会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106]李宗仁本来就忿忿于蒋介石幕后把住权力，自己全无施展空间，如今更不愿被蒋弄成傀儡，充当国民党失败的替罪羊。因此，身为代总统，他离开南京后却坚持不去广州，跑到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桂林，躲了起来。5月2日，广州方面派居正、阎锡山和李文范三人前往劝驾，李直言相告：所以不愿来广州，原因有二：“（1）过去三个月，军政经济大权均未能行使，今后若仍如此，安能负责？（2）非常委员会由主座任主席，孙与李作副，认为无何作用，未便赞同。行政院既对立法院负责，如又对特委会负责，则与宪法抵触。”据《谈话纪录》，李称：“（一）自宗仁代行总统权后……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力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使政府无法接受，不得不毅然拒绝，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难期有所更张。更遑言彻底改革。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耗，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实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决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裨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1）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2）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以应政府急需。（3）所有前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4）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指挥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5）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为对政府之建议。（6）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转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急，忽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107]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批评与抱怨自然一概否认。他除指责桂系白崇禧擅自“截留军械，阻止军队，甚至截留现金，不听调度外”，对下令将黄金、武器等运往台湾，下野后仍幕后任意指挥军事的事实也都振振有词。称：“总统职权既由德邻兄行使，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任何人不能违反也。”“中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而进行，且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具在，尽可稽考。”“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中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理核。如中个人果从中把持或擅发一弹，尽可处我以操纵公物之罪。至于款械由台运回一切，此乃政府之事，应由政府自行处理，无关于中之事，而中自无不同意也。”“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此皆为当然之事。”“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商所决定，当时德邻兄曾经参与，而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中乃依据会商结果向中常会提案，今德邻兄既打消原议，中常会自可提出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所约束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如以共党指摘本党之蜚语为自相责难之准据，岂非自毁其党，自毁其历史。此应请德邻兄慎思明辨者。”[108]
蒋介石的上述表示及无心复位的种种表态，自然并非发自内心。因其对李宗仁及其桂系将领早已深恶痛绝，并把近期一切失败算在他们的头上。尽管李宗仁在广州方面的反复劝说之下，已经飞抵广州，重新开始履行其代总统的职责，但蒋暗中仍旧担心李可能会利用美国舆论对自己不利，因而指示秘书周宏涛于5月22日给在美国的俞国华去电，要其在美国的部下将李、白的罪恶广为告知，并说明国民党正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开始重振。
蒋此电稍长，但从中可以清楚了解蒋对李、白自1948年底以来种种恶感之由来，故特别引述如下：
去年杪桂系勾结共匪以要求总统下野作为和平条件，于是有所谓和平运动，在李、白主持策动之下，在华中发动。当时徐州会战正酣，华中方面不但按兵不动，甚且阻止中央调遣援军，卒致会战归于失败。此役以后，桂系主和益亟，倡言总统如不下野，则共党不愿言和。总统乃向李德邻、孙哲生、吴礼卿诸同志指明：“中可尊重大家之主张，絜身引退，惟个人引退后，共党将不但不与政府谋和，并将要求政府无条件投降。”自本年一月廿二日，总统毅然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共匪行径果如所言，初则迟迟不与李、白谈判和平，继则提八条廿四款，迫使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是方忍无可忍，群起反对，使李、白无法签降。因之有四月廿二日总统与李、白等在杭州之会商。当时议定，如李、白决心反共到底，则本党当予全力支持，以贯彻戡乱政策。惟此后李、白仍继续与共匪暗通声气，放言如欲再战，必须总统出国。事之不合理者，实无逾于此。盖其意欲逼使总统出国，俾能遂其任意处分国家财产，背叛反共国策，达其所以勾结共匪之目的。目前国内政令纷歧，地方政府分崩离析之情形，有如报章所传。恐今后在现状下继续有恶化之可能。惟一般军民仍属拥戴总统，愿意接受领导，反共到底。吾侪今日必须外抗共产侵略，内振革命阵营。新生力量在此种原则之下，正在总统培养扶植之中。兄等久旅国外，对于此种实情不免隔阂，特专电驰告，请即转达游建文兄转陈并知。惟果、之迈、宗敢诸仁兄俾作宣传之参考。[109]
周宏涛电中所提在总统培养扶植之中的“新生力量”，其实就是蒋介石这时冥思苦想，希望重建国民党和恢复政权的年轻干部。长期以来，蒋一直抱怨国民党内无人，并且相信所有失败大都与部属的无能密切相关。5月10日，魏德迈致函蒋介石，详细说明撤退现有力量，在台湾建立反共基地之各种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他明言：国民党依靠现有的士气和人才已经不可能守住在大陆的任何省份，必须赶紧将有生力量退往台湾。胡适对此曾担心地表示说：“台湾止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台湾是不够做我们复兴的基地的。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110]魏德迈则声称：“我若有权，我可以派丁伯曼将军……去中国，由美国筹拨十亿美金为‘周转专款’，并授他全权，可以招集专家（包括在德国挑聘四五千个军事专家）为中国训练新军人。他说，即使国务院根本改变政策，即使此计划可以实行，也需要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始可生效力。”魏德迈此说正中蒋下怀。他当即批示并复函称：“所提意见皆至理名言，但事实行动因缺乏现代科学常识之干部，尤其缺乏领导之干部，所以徒有计划，往往结果不良。此非有赖于美国之协助不可。而台湾如欲树立为复兴反共之根据地，关于军事经济政治各项人才亦非借助于美国不为功。”“目前最重要者厥为美国之人才及各种技术对我协助，急于其他一切，未知阁下其能为我设法援手助我一臂之力否？如果阁下能来华助余，因彼此相知有素，无谓之隔膜自可消除，则余相信今后中美合作必能融洽无间。”[111]
蒋介石这时一心指望美国政府能够注意到共产党有夺取整个中国大陆的危险，而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但事实上，包括这时在美国求援的宋美龄、宋子文在内，所有蒋之部属都强烈地担心美国可能会抛弃蒋，而选择李宗仁，甚或会因为幻想毛泽东可能走与苏联分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的道路，而准备承认共产党政权。蒋介石不顾李宗仁仍代行总统之职，必欲在美国破坏李的形象，其实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而为了阻止美国政府走向承认共产党政权的趋向，蒋这时更不惜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强调立即援助国民党的必要性。他反复告诫美国人说：“中国反共战争，倘不能获得及时之支援，则民主国家将来须付之代价，恐将不止百倍。我人倘不能在中国防止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必将蔓延及于整个亚洲。如亚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则另一次世界大战更无法避免。故无论就其代价及民主国家对世界爱好自由各民族之责任而言，余必须指出，倘再坐失时机，而不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之蔓延，实属危险之至。”“美国认为中共能与莫斯科分裂之幻想，亦与数年前认中共非真正之共产党，信为‘土地改革者’，皆是受共产党诡诈宣传之蒙蔽。”[112]
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援还没有等到，美国政府却于7月底发出美中关系白皮书，把导致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责任完全推诿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蒋介石在事前即得知消息，紧急动员在美人员，劝告美方切勿给国民党雪上加霜。美国政府公布白皮书后，蒋马上组织力量翻译、研究，告诫党政军不得轻易发表言论，以免造成美国政府的反感，导致更多的损失。结果，国民党人很快发现，白皮书也有积极一面。外交部公开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对于吾人素所坚持之两个基本观点，已表示相同之意见”甚表欣慰。“其一为中国共产党乃彻底之马克思主义者，且为莫斯科之工具。其二为苏联确已破坏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之条文与精神。”[113]然而，白皮书到底对蒋和国民党批评太多。为表现自尊，蒋还是在党内严辞驳斥白皮书，声称“美国对华白皮书的发表，为本党最大的耻辱，凡有良心血性者，莫不愤恨，今日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成立于革命复兴基地的台湾，大家一定要重建革命信心，恢复革命精神，并痛下决心彻底打破依赖美国的心理”。[114]他同时致电宋美龄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明：“美国务院现既发表白皮书，如其国会援华案未通过以前，我国不宜再向美政府要求其援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蒋在这里讲的只是现在时。他明显地仍寄希望于美国国会会通过援华法案，因而准备那时“我乃再提出正式要求”。换言之，他并非是真的想要“自力更生，独立奋斗”，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反共战争的胜利。[115]而事实上，蒋8月9日电告暂不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要求，8月15日，其驻美大使就依据广州国民党政府的电示，向美国政府正式提交总额为2.8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的请求。[116]
当然，无论美国发表白皮书与否，到这个时候来指望美国人会帮助自己挽回在中国大陆的失败，都已经来不及了。
5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三天后，又攻占上海。毛泽东随即指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福建推进；指挥第二野战军经营川、黔、康；指挥第四野战军进入湖南，占领两广；并以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进军新疆，一路进军川北，与二野协同解决贵州、四川和西康。[117]在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强有力进攻下，各地国民党军更加不堪一击。大批省区国民党军政长官宣告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先后实行起义。而国民党内却更加矛盾重重，争吵不休。据档案记载，至9月各地军事失利后，国民党各种势力自行其是，不听号令的问题已经引起众多人的强烈不满。“李德公恒以胡宗南、马鸿逵不能按原定计划援助马步芳，致兰州沦陷，胡琏不听调度，刘安祺两军不全部调粤，致华南危险为口实，对军事号令纷歧颇多指摘。粤省当局亦同此论调，余（汉谋）迄未肯就华南长官职，薛（岳）则始终表愤懑。”以至于部分国民党人以军事措施不当，责难攻击顾祝同不留余地，甚至要求明令撤其国防部长之职。李宗仁更是临时召开非常委员会，检讨战局，发言中含沙射影指责蒋介石乃此一切混乱之幕后操纵。称“胡琏兵团原在赣南，归华中长官部指挥，不知奉何人命令自己调到广东东江来。据说是东南方面的命令，他明明不属东南指挥系统，而这一命令显然不对……再刘安琪兵团调粤东，总裁上次来穗时说广州要守，既然要守，无非要兵。总裁这次来也说广州兵力不够，并允调刘部，但事实上并不全部调来，岂非矛盾？今后大的决策，应请总裁指示，小的如军队调动等应听国防部命令。总裁说过他领导党，不问政事，曾见诸文告。揆情则此类事件当非总裁之意。其症结何在，责任何属？实难揣测。”[118]
国民党中央系与桂粤湘等地方派系军人互不信任，甚至相互防范和掣肘，蒋习惯性地直接插手军队调动，使一切军事计划形同虚设，都由来已久。在国民党军已成惊之鸟、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更加剧了国民党人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随着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长沙，华南以至西南，已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矛头之下。不出三月，白崇禧部大部就分别在湖南和广西被聚歼，广东、广西先后为解放军攻克。退往重庆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也仅撑持到12月即告崩溃。除去退往台湾和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军队以外，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军事抵抗，至1950年4月即不复存在了。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废除中华民国的旧法统。到1950年5月，解放军又成功地夺取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样，除了台湾岛、澎湖列岛和浙江、福建沿海的个别小岛外，共产党已经解放整个中国大陆。尽管，很快爆发的朝鲜战争使退至台湾的国民党人从此得到了美国的保护，但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斗争乃至于战争，至此已是彻底失败了。
[1] 《白崇禧致张秘书长岳军、张长官文白转呈蒋总统电》（1948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张岳军卷。
[2] 《北平傅作义致南京蒋总统电》（1948年12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8册第8号。
[3] 转见《被遗忘的大使》，第258页。
[4] 《李济深致李宗仁、白崇禧等电》（1948年12月22日），见《刘斐将军传略》，第147页。
[5] 《白崇禧致总统蒋电》（1948年1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8册（上一）第5号。
[6] 《1948年12月28日李宗仁左右呈蒋总统建议书》，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革）第30册（国共和谈字）第1号。
[7] 《蒋总统洁身引退及和谈大计纲要草案》（1948年12月），台北中研近史所档案馆藏，张岳军卷。
[8]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页。
[9] 转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9页。
[10] 《张轸、鲁道源致南京蒋总统电》（1949年12月31日），《程潜致南京蒋总统电》（1949年12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国共和谈字）第10、11号。
[11]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
[12]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程思远前引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80页。
[13] 《总统府参军处致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电》（1949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8册（上一）第19号。
[14] 《蒋中正致信阳张主席翼三电》（1949年1月2日）、《蒋中正致汉口白总司令健生电》（1949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8册（上一）第16、14号。
[15] 《白崇禧致总统电》（1949年1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8册（上一）第32号。
[16] 《黄绍竑致李任潮函》（1949年1月14日）。
[17] 《潘汉年致周（恩来）、李（克农）并中央电》（1949年1月18日）。
[18]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577页。
[19]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页。
[20]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9页。
[21] 毛泽东：《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94页。
[22] 《潘汉年致周（恩来）、李（克农）并中央电》（1949年1月18日）。
[23]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
[24] 《周（恩来）、李（克农）致汉年电》（1949年1月20日）；《周、李致汉年、克坚电》（1949年1月21日），转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1页。
[25]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2日。
[26] 王正元：《监听专员见闻录》，第275—281页。
[27]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3日。
[28]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3、24日。
[29]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5日。
[30] 《李宗仁致毛、朱、周、叶、林、聂函》（1949年1月23日）。
[31]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43—244页。
[32] 《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33] 《潘汉年致周并中央电》（1949年1月25日）。
[34]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57—58页。
[35] 《刘、陈、邓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1月29日）。
[36] 《白崇禧致李济深函》（1949年1月22日）；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
[37] 转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8页。
[38] 《彭（真）、叶（剑英）：李、白代表谈话简报》（1949年1月30日）。
[39] 《中央致彭、叶并告林、罗、聂电》（1949年2月1日），并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11页。
[40] 《彭（真）、叶（剑英）、徐（冰）：与刘（仲华）谈话经过电》（1949年2月3日）。
[41] 《彭（真）、叶（剑英）、徐（冰）：与刘（仲华）谈话经过电》（1949年2月3日）。
[42] 《中央致彭、叶电》（1949年2月3日）。
[43] 《中央致剑英并告林、罗、聂、彭电》（1949年2月7日）。
[44] 《中央致剑英并告林、罗、聂、彭电》（1949年2月7日）；《人民日报》1949年2月7日。
[45] 《南京代表团之反映》1949年2月8日。
[46] 《和平谈判纲领》（1949年2月）。
[47] 《中央关于对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1949年2月10日）。
[48] 《中央致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电》（1949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57—258页。
[49] 《与颜惠庆等谈话情况》（1949年2月14日）。
[50] 《与邵、颜、江、章谈话情况》（1949年2月15日）。
[51] 《中央致林、罗、聂、薄、董、彭、叶电》（1949年2月19日）。
[5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60页。
[5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61—462页。
[54] 《郑彦芬致溪口蒋经国电》（1949年2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12号。
[55] 《和平方案》（1949年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卷53120。
[56]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13、15号。
[57] 《黄启汉致南京李代总统电》（1949年3月11日）、《白崇禧致总裁蒋函》（1949年3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15号。
[58] 《文义致竺声电》（1949年3月16日）。
[59] 《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16日）。
[60]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1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国共和谈字）第12号。
[61] 《周（恩来）、李（克农）致文义电》（1949年3月22日）。
[62] 《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26日）。
[6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1页。
[6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68—469页。
[65] 《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的一些内部情况——访问刘仲容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12月5日。
[66] 《达观致志廉兄电》（1949年4月4、5日）。
[6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2页。
[68] 《李涛致达观先生电》（1949年4月5日），转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4—475页。
[6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0页。
[70] 其中包括李宗仁、何应钦、孙科、于右任、居正、吴铁城、吴忠信、徐永昌、朱家骅、张群、童冠贤。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27号。
[71] 《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92—795页。
[72] 《中社：南京代表团情况》（1949年4月2日）。
[73] 《中社：南京代表团情况》（1949年4月3日）。
[74] 转见《黄少谷致蒋经国电》（1949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25号。
[7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7页。
[76] 毛这时亲笔写了新华社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47—1449页。
[77] 转见前引《黄少谷致蒋经国电》。
[78] 转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页。
[79] 《何应钦致黄启汉转张治中电》（1949年4月7日）。
[80] 《毛泽东复李宗仁电》（1949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31号。
[8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63—664页。
[82]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29号。
[8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1949年4月6日条，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印刷。
[84]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26号；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3页。另据谷正纲10日致蒋经国电可知，会上陈立夫、贺衷寒等强烈反对同意组织联合政府，何应钦坚持，会议未能形成决议。为此，谷正纲、程天放等先后电告蒋经国，希望通过蒋介石规劝何应钦改变态度。引自《革命文献》，第30册第30号。
[85]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36号。
[86] 《何应钦致张治中电》（1949年4月11日）。
[87] 《李宗仁致总裁函》（1949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34、35号。
[88] 转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张岳军卷。
[89] 参见《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294—300页。
[90]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1号。
[91] 参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2号。
[92]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3号。
[93]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53—1458页。
[94] 《中社：南京代表团情况》（1949年4月15日）。
[95]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6号。
[96] 《张治中呈蒋总统函》（1949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5号。
[97] 《何应钦呈蒋总统函》，1949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7号。
[98] 《徐永昌日记》，第九册，第302—307页。
[99] 《中国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处分中华民国条款之声明》（1949年4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革命文献》，第30册第50号。
[100]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49号。
[101] 《国军今后作战计划》（1949年4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1册第15号。
[102] 《俞济时（蒋拟）至致上海汤总司令电》（1949年4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02号。
[103] 转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0册第52号。
[104] 《蒋中正致广州中央党部郑秘书长彦芬兄电》（1949年4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0卷53125。
[105] 《蒋总统告全国同胞书》（1949年4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1册第18号。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107] 《谈话纪录》（1949年5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08号附件。
[108] 《蒋中正致敬之兄函》（1949年5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09号。
[109] 《周宏涛致华盛顿俞国华兄电》（1949年5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0卷54437。
[110] 《胡适致介公总统函》（1949年5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11号。
[111] 《魏德迈致蒋总统函》（1949年5月10日）、《蒋中正复魏德迈函》（1949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10号；特交档案28卷54582。
[112] 《蒋总统接见美国两记者谈话》（1949年6月25日、7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9卷54548—3、4；《革命文献》，第29册（上二）第156号附件一。
[113] 《八月七日非常委员会关于研议白皮书部分谈话纪录》（1949年8月7日）、《洪兰友致总裁蒋电》（1949年8月8日）、《黄少谷致蒋总统电》（1949年8月）、《对白皮书批评之要旨》（1949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47册第21、28、29号；特交档案55卷54666。
[114] 《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第一次会议总裁训词》（1949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5卷54670。
[115] 《蒋中正致蒋夫人电》（1949年8月9日）、《蒋中正致顾大使电》（1949年8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47册第25、26号。并参见上引注。
[116] 《顾维钧致草山蒋总统电》（1949年8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43册第185号。
[117] 毛泽东：《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91页。
[118] 《洪兰友致总裁蒋电》（1949年8月1日）、《洪兰友致黄秘书长少谷电》（1949年9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第31册第132、1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