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老”达成和平使命

4日清晨，“南京人民代表团”的代表吴裕后拨通北平电讯局的电话，电话很快就转接到叶剑英那里。叶很痛快地表示同意代表团飞来北平，只是规定：（1）6日下午2时由青岛起飞；（2）各代表名单、籍贯、经历、现任职务，必须先送中共方面，取得同意；（3）新闻记者不许同来。吴对此一一承诺，并当场将代表情况详加介绍，叶记录后表示认可。对此，毛泽东明确电示：“此种处置是妥当的”，对上海代表团亦可照此处理。[43]

不过，北平方式虽以和平为手段，实质却同样是彻底否定南京政权。因此，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以南京政府代表自居，于5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扬言他也准备前往北平，且“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这个消息惹得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当即告诉叶剑英：“我们决不许其来平。如果他混来了，剑英应拒绝接见，并将他驱逐出北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很快挥就一篇声明，公开警告说：“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44]

2月6日，以邱致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人民代表团一行人，乘坐美式运输机，从青岛起飞。飞临北平上空时，驾驶员应代表团成员的要求，特意在北平上空略作盘旋。没想到，当日上午和中午刚刚发生过国民党战斗机轰炸并扫射南苑机场和朝阳门东的情况，代表团的飞机又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防空部队刚进城，与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联络还未及架通，结果飞机遭到高射炮的射击。好在驾驶员迅速反应过来并与机场取得联系，虚惊一场。飞机降落后，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员立即向代表们表示慰问，并用准备好的大轿车把代表团送到了北平最好的六国饭店。晚上还举行宴会，款待并压惊，叶剑英市长亲自主持。代表们对此深感满意。几位代表甚至面红耳赤地发誓说，不论此次接头有无结果，回去后一定不顾一切迫害，把人民解放军的情形和叶先生坦诚态度反映到南方去，说明共产党是要和平、爱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45]

第二天，根据副市长徐冰的电话通知，代表团成员留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8日，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邱致中等在书面意见中强调：元气大伤，江南不能再战，且战犯远飏海外，打到广州亦无损其生命财产，解放军为民众武力，损耗过大也可惜。何况李宗仁求和心切，利用李、蒋矛盾，则兵不血刃即可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蒋系的军队。待联合政府成立，明令讨伐蒋系军队及其占据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但是，代表团中人明显地对共产党及其革命到底的决心缺乏了解。吴裕后等在谈话中提出：若和谈不成，国民党内开明分子愿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彼此以工作成绩争取人心。吴等问：贵党用武力击败国民党，则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势必全部被毁，加重贵党建国之困难，贵党以为如何？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纲领”甚至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由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领袖六方各出六人组成；联合政府亦应由上述六方共同组成，主席应由社会领袖担任，副主席由国共各派一人担任。[46]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及书面意见，彭真与叶剑英两人于9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那时蒋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我们只表示了善意的欢迎，均未表态。对此，中共中央复电强调：“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47]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这边南京人民代表团刚刚离开北平，那边上海和平代表团就到了。

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共中央显然更加重视。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被蒋查封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相对来说不高。而这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却是由国内享有盛名的四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分别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其中，颜惠庆已73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早年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章士钊68岁，是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早年也担任过大学教授、校长，办过报纸，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72岁，早年做过北洋法政学堂教习、学部参事，也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员、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权研究会总长。邵力子，68岁，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驻苏大使、中宣部长等职。这些人在国内外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代表团到达北平前和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几度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毛泽东明确讲：这些代表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应付这些代表，并由总前委及董、薄、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好，就越有利于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据此，毛泽东对交谈方式、参加人员、谈话内容以及迎送办法等都一一做了相当具体的指示。指示甚至具体到谈话措辞和语气、神态，如指出在谈到国民党现已四分五裂，并无统一政府存在，将来究竟找何人谈判颇为困难时，应做出“不胜感叹”的表情之类。[48]

14日下午5时左右，上海代表团抵达北平。徐冰、艾秀峰与刘仲华等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到六国饭店，安排住宿。同机到达者除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四人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秘书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惠庆因身体欠佳，另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同行者还有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为恢复南北通航充任联络工作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合计达25人之多。

在六国饭店等候住宿的过程中，徐冰顺便问诸位代表：南苑过来，一路上对北平印象如何。众人一致说好。颜惠庆和邵力子当时就提出应当迅速恢复通航、通邮，因为他们这次不得不帮很多人带了钱和信来。徐问：各位打算在北平留多少时间？江庸、章士钊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个把礼拜”。颜惠庆也表示，北平有很多亲友，想去看看，希望提供方便。徐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徐同时问：这次谈话打算如何进行，是集体谈，还是个别谈？黄启汉在一旁道：大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是个别谈好。最后，邵力子、刘仲华、黄启汉与徐冰漫谈时，邵力子特意说：我不是捧你们，只要你们力量强，不腐化，站得住，就是愿意战争的人，要打也是打不下去的。[49]

15日上午，叶剑英前往六国饭店拜访颜惠庆等。寒暄之后，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三百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对内对外均好。此意请转达毛先生。邵力子解释说：三位老先生远道而来，负的使命很重大。大家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原来还请了冷老先生，因冷先生的工厂闹工潮，几至不能解决，走不开。后来李先生又请了世界制碱权威、永利化工厂总经理侯德榜先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先生和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先生，只因通知北平方面太晚，刘仲华先生在电话里没有提到，所以没有来。所以最后李先生又要我来，虽然我也68岁了，但看到来的三位先生都比我年龄大，我也不能不答应。其实，张治中先生对和平很热心，只是现在回兰州处理中苏贸易纠纷去了，如果和谈开始，我想他还是可以来的。李先生已有电报，同意以毛先生的八条作商谈基础，只是如果八条一点都不折不扣，李先生实在为难。

叶剑英当场表示对各位代表的感谢之意，并说明一定转达他们的意见给中共中央。但他同时表示：“李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必然会提出的。一九二七年以来，由于蒋的反动，使中国历史走了廿年的弯路，人民的死亡，农村城市交通的破坏，人民会追究责任的。……这一责任谁来负，是中共呢，还是国民党？是全体国民党呢，还是四大家族中的少数反动集团？必须明是非，追责任。但是像傅作义本人，以前也列为战犯，因为他过去一样是一贯反人民、反革命的积极负责者，但北平和平解决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傅的问题。总之，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决不含糊。”

颜惠庆强调：最主要是怎样使人民跟上来。因为人民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领袖不能走得太快，要等他们跟上来，否则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跟不上你们。你们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你们、欢迎你们了。就好像武戏唱了，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

江庸则说：其实哪一党执政都可以。当年我们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这个班子唱不好，就换一个班子唱一唱。我不是说空话，现在中国需要改革，什么人能够实现这个改革呢？只有中共了。最希望中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彻底刷新政治。[50]

经过15—17日连续三天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已基本了解四个人的态度与意见。在消灭了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之后，毛泽东这时最反感有人抬出美国和桂系来吓人。因此，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人再三强调中共多少应当有所让步，以免美国援蒋到底，装备日军来华参战，及桂系被蒋拉去，这都难免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他明确批示：“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按原文如此）出来的。”他为此特别要叶剑英等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他并且指示林彪、聂荣臻唱武戏，董必武唱文戏，叶剑英文戏为主、武戏为辅，去见四人的民主人士也要安排一批左派表示激烈态度。当然，所有这些都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51]

不过，毛泽东也并非完全不重视代表们的谈话。颜惠庆一辈子搞外交，说话十分策略，虽讲得与邵、章并无根本不同，但却让毛泽东听得较入耳。他很重视颜关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学唱文戏很重要”，以及中共要得民心，在策略上应该抓住和平的旗帜这些话，明确表示赞同颜所提“先用武力，到一定程度改用政治；政治无效，再用武力。表明中共态度，不是好用武”的意见。毛并且当即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要求会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批准四位代表及颜的私人医生，另外加上傅作义、邓宝珊和北平市委一人，总共八人，于22日经石家庄前往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52]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转赴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根据毛泽东所谈诸点，章士钊起草了八项协议，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等数量之代表在北平谈判；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达成协议，南京政府和平力量即应与中共共同克服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及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并有步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53]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这实在让四位代表兴奋不已。据叶剑英报告：24日下午5时诸代表平安返平时，“均表现喜悦”。殊不知，随后发生的种种复杂情况，使几位老先生的喜悦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