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囚徒生活

由于长期的监禁，没有事可干，为了消磨时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经他批准，把我家里原有的马、列著作全部拿来了。以后李震又转告我，周恩来说：“专看马、列等大部头著作太枯燥了，还可以看一些小说和历史书籍。”这样，他们又给我拿来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许多书。宋参谋为此还专门给我做了两个书架子。周恩来专门批准给我一台收音机。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广播和新闻了。

以后，周恩来又批准我听英语广播，学习英语。为此，宋参谋和医生给我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一些参考书及英汉词典。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听五次英语广播讲课。由于年纪的关系，我学起来非常困难，不少英语现在说起来别人也听不懂。不过在那个时候，总算有一点事情干，不去想别的。当时，除了写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学习七、八个小时。看守人员看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太长，就经常叫我出来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来往的汽车很多。他们这个团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可能有五百辆汽车。我看见过他们的乘车演习。

团里派来的医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随叫随到。小病他自己进行及时的治疗，比较重一点的病，他就找团里的卫生队长，或者请北京其它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每年还由北京卫戍区派医生来，给我检查一次身体。我关押在卫戍区的期间，心脏病发作过两次，氧气用完，就派人到空军总医院去灌。

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较安定一些，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有时候读不懂，我就反复地琢磨，以求能够初步了解。但是学了以后又用不上，也就渐渐地忘记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天气热了，读不下去了，我就改为看小说，先后看了《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看守我的人员，和我轮换着看。有时他们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们要，只有等他们送回来再接着看。有时午睡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床头上，他们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时候，还抄我的学习笔记，并经常向我请教一些繁体字。另外，还有两个干部，同我一起听英语广播。他们经常同我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讲一些历史故事，但是从来不涉及国事和政治。至于部队的情况，我也从不向他们打听。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轮流给我做饭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后来我提议固定一个人，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一个人做半年。我因为身体比较胖，不敢吃猪油，就请他们不要买肥肉。他们说，我的油票不够用，只能去买一点肥肉来熬油。有个时期买鸡蛋比较困难，他们就派人到农村去，买十几斤鸡蛋存起来。

有一次王团长当着我的面，交代看守人员去买一点饼干来。我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要节省一些。王团长则说：“这都是用你的钱。照现在这个水平，一年大约七、八百块，比你过去的生活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虽然寂寞，但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过去几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习，看一点书，以便分散和转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来夏天给我用的蚊帐、凉席和电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浃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经我的要求，他们每天给我的房间里打点“敌敌畏”。蚊子虽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咙也呛得不行，有时候整天感到憋气难受。这样，对我的身体也影响很大。原来的大米和富强粉，这时也被取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现在是一律吃标准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时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干净，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里。对这样的生活，我也逐渐地适应了，不再提意见，一切由他们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济南以后，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党籍，撤消了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了，前后生活的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

在监禁的时间里，使我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写交代和证明材料。除了中央专案组提审以外，找我写材料的人络绎不绝，每个星期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来，事前没有通知，来了以后，就在一间房子里等着。看守人员一声喊，我就得跟他们去。他们提出问题以后，不给我一点时间回忆，问了就要我回答，答了还要写，十分不好应付。在当时，我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只有听命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

来找我的人，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几乎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过。至于空军、民航、三机部来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有时，一个同样的材料要写许多次，大军区来一次，省军区来一次，军里又来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里、市里、县里来的人反复地问。有的人态度很坏，当然有的态度比较好，只是要求我帮助他们弄清问题。我认为，帮助弄清一个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但是来找我调查的人实在太多。当时，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同我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不拉，统统都要我一个一个地写出证明，说明与他们的关系。有的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触的人也要写，还要查几十年的关系。我十分不耐烦，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心想，这简直就是怀疑一切。我出了问题，和我有过联系的人就都有问题。难道同我有关系的人已经统统被打倒了？无一幸免了吗？他们不论是组织领导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一概都要追究。

特别是不少长期在空军、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成了他们调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在“三支两军”中派出了大批的干部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到这时，空军派出去的这些人，也同我一样受到了审查。那些专案人员到我这里追查，要我证明是什么时候派他们去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派他们去的，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专案人员甚至还说他们是我的同伙，是我派去篡党夺权的。当时，我为他们的主观无知感到好笑，又为因为我的问题这样地被无限扩大，伤害了很多人而感到伤心。于是，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三支两军”是毛泽东所赋予解放军的任务，中央曾经下达过不少文件，并规定了明确的任务。空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完全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在还派干部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去，是经过动员，反复说明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们才去的。现在说他们是吴法宪派去篡党夺权的，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况且“三支两军”的任务，不仅空军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执行了，这是很大的一批人，这些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历史情况。

据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的五年中，我写过的材料总在百万以上。真的是写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