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孩子们的探视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之交，狱方突然叫我搬到西南楼中一间小得可怜的牢房里。我不断地想：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对我实行惩罚？那所楼房里没有广播，我就要求听广播。他们研究以后告诉我说：“你刚来秦城的时候，给你卖烟的钱，还有三十多元，我们给你买一个收音机吧。”以后，他们果然给我买了一架收音机，允许我早上、中午、晚上各听三次广播，但是声音要小，不能让隔壁的犯人听到。这又算是特殊的优待了，我真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一面调整我的牢房，一面又给我收音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冬天里，我的这间小牢房暖气放得少，牢房里非常冷。我要求把自己的皮大衣拿来，他们也同意了。就这样，我整天都披着皮大衣挨日子，白天趴在小桌上读报、看书；晚上盖着大衣挡严寒。

一直到了七九年的开春，因关我这栋楼要修理了，才把我搬回到一间大的牢房里，心里才觉得舒服一些。这样，秦城监狱的四座楼，我都住了一遍。以后，他们开始允许我在院里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每天两小时。虽然累一点，但是院子里的空气要比“放风场”里好得多，而且劳动一下，对身体也是大有好处的。

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脑子里不禁会胡思乱想，有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晚上还经常做恶梦。有时好像是光天化日之下，拼命地工作；有时又好像是在暗无天日之中行军走路，走到一个悬崖峭壁，无路可走的地方，就有人告诉我，跳下去。有时候梦见和孩子、家属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又梦见他们饥寒交迫，受到折磨。但是每次醒来，我都是身处牢狱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坚持活着，盼望有一天澄清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九春的一天，管理员突然来告诉我，说是经领导上批准，我的孩子们可以来探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就反复问管理员。问的多了，他显得不耐烦了，说：“领导上批的，还会有假的吗？”

接着，管理员让我把孩子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统统写了一遍，然后向我宣布了探视的规定：不是直系亲属不准见；每一次探视两个小时；带来的食物要当场吃下去，吃不完的东西要经过检查才能带进来；凡是金属器具一律不准带进来；衣服要经过检查才能穿；会见的时候监管人员要在场，不准说监狱中的任何情况。

自从听说孩子们要来探视，我的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我一天一天地盼望。终于，一天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要来探视，要我刮刮胡子，做些准备。他同时劝我，不要过分激动，要控制情绪。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又喜又悲，泪流满面。八年不知道孩子们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受冻、挨饿、受累？这些年都是如何过来的？我出事的时候，两个小女儿只有九岁和十一岁，没有人管，她们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些年他们的任何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在狱中，日日夜夜都在惦念和思念着他们。见面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中午，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我实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每一分钟都显得那么长。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把我带到探视室。我一看来了不少人，但是我一下子都认不得了。这时，我见到一个人走上前来，我还以为他是公安部门的干部。看见他走过来，我还问他：“同志，你贵姓？”没想到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新潮，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接着，我又问新潮身边的一个女同志是谁，她说：“我是采芹呀，你也不认识了吗？”

这一问，把他们几个都问哭了，但怕我伤心，他们很快都忍住了悲伤，和我说家常。他们给我介绍说：这是仲秋、这是京秋，还有巴璀和梦璀。我走的时候她们那样小，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回头一看，没有我的妻子陈绥圻，我不禁问：“你们的妈妈没有来吗？”孩子们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被发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一下子来不了。”我听到这个情况，禁不住一阵心酸。

虽然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五个孩子，仅仅靠两个在农场当工人的孩子的一共一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但是个个穿得都比较整齐，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吃的东西。他们怕我回到牢房以后吃不上，就拼命地让我吃，但是我哪里有心思吃东西，我是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孩子们怕增加我的负担，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只是说，他们一切都好。经过我的询问，才知道新潮已经从部队转业，当时还没有工作。仲秋和京秋早已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劳动。巴璀下乡当了知青，梦璀还在上学，采芹已经成家另过。他们虽然生活上比较困难，却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听到这些，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孩子们虽然过早地受到了磨难，但是已经成长起来了。

关于这次探视，我的儿子吴新潮曾写了一个回忆，我把这个回忆摘录如下：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年春，我和巴璀、梦璀住在广安门站东街十一号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有一天邱路光（邱会作的大儿子—引者注）找我，说是公安部的通知，已经让看了（指探视黄、吴、李、邱），黄春光（黄永胜的大儿子—引者注）他们已经去秦城看了黄永胜，他们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内可以去秦城看人，让我们也去公安部联系。

第二天我和京秋赶到了公安部。到了传达室，来访的人很多，我们说是吴法宪的子女。传达室的同志很认真，立刻打电话进去，并要我们等一等。不一会儿，就招呼我们到一个房间，出来了十三局的两个同志，找我们谈。他们详细地问了我们的情况，在京的一共几个子女，姓名、单位一一记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说：经领导批准，直系亲属可以去探视，也就是爱人和子女可以，但是非直系亲属不能去。探视的时间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挖视的间隔为三个月。探视时允许带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带生活用品和香烟。我们和公安部的同志约定了探视的时间和人员名单。总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比较客气。

回到家里，我们立刻开始通知采芹、瑞荣（采芹的丈夫—引者注）、仲秋、平原（仲秋的丈夫—引者注），并且分头去买东西。已经八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又要见到父亲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见到父亲。难过的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不知他老人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拿出所有的生活费用，到街上买了水果、点心、熟肉、罐头。。。。。。。哪怕不让带进去，让父亲看一看也好。让他知道孩子们在想念他，让他有坚强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上还在闪烁着星星，我们就冒着早春的冷风，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了北郊市场，在那里同采匠、仲秋会合。然后，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秦城的汽车票。那个时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级监狱，是我们党关押国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们这一行人，拿着这么多的东西去秦城，车站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都知道我们一行的目的。

我们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为怕她们见到父亲时哭，在路上我们就相约规定：见了父亲谁也不准哭，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车子一直向北开去，我们没有想到秦城是这样远，而我们想见到父亲的心情又是这样的迫切。车子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北京郊区燕山山脉的脚下，远远地看到一大片灰色的建筑，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车子不能开过去，因为那是我国戒备最严格的地区。我们下车走了两、三里路到了监狱的门口。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岗哨林立、高墙电网、森严的黑色大铁门，而是看上去像是一座废弃的机关建筑，一排排的平房。在门口的警卫室里，我们通报了来意和一行人的名单。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叫黄妙龄的女同志，她一个个地核实了我们每人的身份，然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平房里。这个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好像长时间没人来，桌上有一层灰尘。

还是和在公安部里一样，黄妙龄对我们很客气，但是绝对没有多余的话。她和我们讲了一下探视的要求：一、不准谈和案情有关的事情，不要哭；二、带来的食品要经过检查，可以在探视的时候吃，不准带进监狱；三、探视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我们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通知我们说，父亲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考虑到安全，他们决定让父亲下午再来，由狱方安排我们中午到招待所里休息。

我们到了招待所，他们给了我们两个房间，房间都还干净。我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于是饭后大家就到后面的山上去走一走。无意之中，我们来到了后山，在山坡上看到了春城监狱的大致面貌。秦城监狱一共是三层：外面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筑，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花园；后面是监狱的办公区，有一排排的办公楼；最里面才是监狱的主休。但是外面是绝对看不见最里面这个主体建筑的，那是一个方形的堡垒式建筑，高大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高高的监房上面，是一个个黑洞洞的小铁窗，一色猩红，看上去就让我想起了故宫的午门。午门是“推出斩首”的地方，是权力与法律的象征。这里的警卫也分了两层，外面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里面是公安部的警卫，可以互相监视和牵制。这样的警卫体制在中国也是数一流的。里面不过是关了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我想不要说是林立的岗哨和层层电网，就是弄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和一米八的墙，他们哪一人人也跑不出去。但是，这些人却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下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见室。两点以后，看到公安部的几个人出出进进，我们估计父亲可能快出来了。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几个公安同志陪着一位老人走来。是的，这就是父亲，我们都认不出来了！他满头银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罩衣。看得出来，他的衣服刚刚洗过，脸也修饰了一番，但里面的棉衣袖口脏得发亮，裤子上没有扣子，用一根线系着。他面容显得苍老，行动迟缓，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一个“犯人”的痕迹。

我赶紧走到门口去迎接，可父亲竟然认不出我来了，问我是哪位同志，我一阵的心酸，直想哭。我强忍住泪水，并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男人。。。。。。。然而姐妹们却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个个双泪长流。还是父亲劝我们，说见面应该高兴，不要伤心。

接着，父亲详细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问了妈妈的情况，还问到了采芹和仲秋爱人的情况。我们也问父亲生活的情况，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闭口不谈。我们知道，这方面监狱有规定，不让说，但是我们看得出来，父亲在里面就是“犯人”的待遇。父亲要我们好好学习，遵纪守法，互相帮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亲饱经风霜的面孔，想到监狱里面的生活，我们想抓紧时间让父亲吃点东西，也享受一点人间的生活，我们有的剥水果，有的拿点心，一个劲地往父亲嘴里塞。父亲不住地说，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说得我们的心里一阵阵地发酸。我们想尽量让父亲多吃点，可是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父亲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们注意看了一下父亲穿的衣服，发现里面的棉衣脏得很，于是就问父亲有没有干净的衣服。父亲连连说有，说是由于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纪大了，动作困难，懒得动，也就凑合了。父亲还说：在里面，不仅钢笔和手表被收走了，为了防止“犯人”自杀，连皮带也都给收走了 。裤子是用两根两寸来长的绳子钉在两边系上的，就像是农村老人穿的“缅裆裤”。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每天放一次“风”，吃饭是监管人员从铁门里递进来的。每天可以看报纸，看看革命小说，而他经过上面的批准可以听广播，给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另外，还批准他可以学习英语。这些待遇，监管的同志说，都是其他“犯人”没有的特殊待遇。

父亲还悄悄告诉我们，在里面关了许多人，但是天天“放风”，出出进进的，却从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的犯人。在这里面，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的代号叫“七六O二 ”。我想，这大概是指一九七六年被关进去的二号人物。父亲还说，他这是第一次走到监狱的墙外，他悄悄数了数，一共经过了十三道铁门。这些话，我想隔壁房间的人员是都听到了，但是他们没有来干涉，装聋作哑了。

我们和父亲会面的房间里没有监管人 员，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窃听器，因为我出去上厕所时，看见了公安人员拿着报话机闪进了隔壁的房间。我想，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去向领导汇报吧，父亲的一切，党中央都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很担心父亲的身体，父亲说，他有过几次发烧感冒，还有一次得了胆囊炎，被送到了北京医院检查，以后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吴蔚然教授亲自主持的。父亲说着还掀起了衣服给我们看了伤疤，刀口大约有十几公分长。父亲说：你们放心吧，监狱里面是定期检查身体，如果有病，里面有医生、有药，不要紧。他们也怕我们死在监狱里。

我们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说，父亲也好像有许多情况要问我们，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黄妙龄同志两次来提醒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向黄妙龄同志提出要求，说父亲没有吃完的东西，希望能让父亲带进监狱去，让他能多吃两天。她去请示了一下，回来表示说可以，但是东西要交给监管人员保管，尽快吃完。

时间到了，监管人员要送父亲回牢房，我们一起搀扶着父亲，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蹒跚离去。然后，趁着黄昏，我们离开了这座名闻天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监狱”。

一路上，大家的心中都无法平静，但谁都没有说话。因为，这里关押着我们的父亲，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浴血奋战过的父亲，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的父亲。作为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他在这里坐牢，为人受过，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