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切除胆囊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我就感觉到肝脏下面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以后，就不舒服，好像有一股气从左到右，隐隐作痛，痛的时候，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因此我经常敲门要哨兵转报管理人员找医生看病，医生来了以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给一点止痛药吃。

以后，白天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每次发作的时候，我都找医生要止痛药吃。就这样，吃了两个来月的止痛药以后，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别厉害。哨兵从门上的孔里看到我蜷缩在铺上，就打开牢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告诉给了他，他便立即找来了医生。医生详细地给我检查了腹部，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突然从北京医院来了一个大夫，由监狱里的医生陪同着，来到我的牢房，特地给我看病。我想，这一定是监狱把我的病情报告了公安部，因此请了北京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会诊。

又过了三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又来了三个大夫，两男一女。他们带来了一台仪器给我检查，着重检查了腹部的右面。他们检查了半天，又没有告诉我任何结果。我不由地问大夫，如此频繁地给我检查身体，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大夫回答说，可能是胆囊里有结石，但是还要作进一步地检查。

这之后的一天上午，这三个大夫又一起来到我的牢房，向我说明，要到监狱的门诊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以后，他们首先给我照了几张大片子，然后叫我吃下四个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没有吃过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给我照了三张片子。他们对我说：“结果出来以后，会专门给你谈的。现在条件好，什么病都能查出来，请放心，不要着急，查清楚以后，给你治疗，不要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们还要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再给你检查，他们的设备全、技术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点，管理员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饭，去北京城里检查身体，回来后再给我吃饭。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楼上了汽车。我坐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管理员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警卫。监狱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后面是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的车由秦城往南开，以后转向了北京市区。因为是夜间，看不清楚，车到了东单，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已经是大变样了，新修了一座大楼房。医院门口有辆吉普车在等候，他们是公安部的两个处长，事前同北京医院联系好了，并在前面引路。他们带着我径直走向医院的X光的照射室，只见大夫和技术人员都已经身穿工作服在里面等候，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他们看见我时有一点惊异，但是态度还是好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我到透视室以后，押送的监狱管理员、医生和护士，都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没有进来，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来给我检查身体的那位大夫和技术人员安排。他们先给我打了一针红色的液体，稍稍休息以后，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台，左一张、右一张地先后一共照了十几张。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后，同样让我吃了三个荷包蛋。然后又拍了几张。最后，我看见大约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医院的工作作风还是那样细致，认真负责，我内心里非常感动。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约有四个半小时，到了午夜一点才统统拍完。回到秦城，已经是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了。管理员给我搞来了一饭盒的馄饨，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点才起床。

以后十多天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十八日，监狱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到“放风场”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病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块石头，需要动手术来切除胆囊。他们已经写了报告给公安部，公安部又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已经批准给我做手术。他还说，这种手术是大手术，但是没有什么危险，叫我不要紧张。

我一听说是剖腹的大手术，从心里就不想做。我问大夫：“不动手术，吃药是不是也可以治疗？”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非动手术不可。动手术是没有危险的，如果不动手术，胆囊破了，腹中积水，就会有生命危险。党和政府对你很关心，让你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动手术。没有问题的，请放心好了。”我还是没有答应，提出要和家属商量一下。他答应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四月二十日上午，公安部又来了两位处长，向我解释手术的问题。他们说：“中央对你很关心，决定你住北京医院，请最好的大夫来给你动手术。一切我们都会安排好的，请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手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完，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线，半个月就可以出院。”我又提出见家属。一位处长说：“中央没有批准，一切由我们公安部负责。据我们了解，你的家属都很好，都在北京，你放心好了。”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监狱方面正式通知我，准备去北京医院住院，要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天黑就走。身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无非是拿上了脸盆和几件衣服而已。七点钟出发，和上一次一样，乘三辆汽车来到北京医院。到了北京医院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公安部的那两位处长在门口等候，他们已经为我办好了住院的手续。我到了以后，就把我带到了一座朝东的大楼里，大夫和护士已经在楼里等我了。接着，他们把我带到地下室的一层楼房里。我一看，大约有二十来个房间，都是空的，他们让我住进了靠西面的一个房间。隔壁是护士的值班室，给我检查过身体的大夫就在对面的办公室和医疗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主治医生，大约三十多岁，精力充沛，诊断处理果断，工作态度也好。

过了一会儿，护士给我拿来了一套住院的服装，还给了我一件睡衣。她要我洗一个澡，然后睡觉休息。在这个地下一层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皮沙发，有两个公用厕所，还有一个大浴室，里面有四个淋浴间，洗澡非常舒服。病房里还开着暖气。我一看温度表，足足有二十多度。我在走廊上可以随便活动和休息，就是不准到外面去。虽然是这样，这里和监狱比较，简直是两个天地了。押我来的那个管理员和一个副排长，带着五名战士住在我病房的对面，担负着看守我的任务，同时在我手术后不能起床的一段时间里，帮助我料理生活上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医院增派了一个护士和两个特护，都住在我的隔壁，一共四个人轮流值班。只有那位大夫，没有人替换他，白天黑夜里都在这里守候着。

这一天早上起床以后，他们叫我在走廊里活动了一下，护士同志给我打来了早饭，有牛奶、鸡蛋、面包和火腿。这是我几年来吃过的最好一顿早餐了。同时他们给了我中午和晚上的菜单，说规定，我的伙食每顿饭是三菜一汤。

吃过早饭，主治大夫告诉我说：“上午做准备工作，有两位专家要来同你讲手术的情况和要注意的事项。下午卧床休息和输液，因为手术以后，有两天不能吃饭，要靠输葡萄糖来维持。

大约到了九点钟，进来了两位专家。虽然他们的年纪都比以前大了，而且带着大口罩，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一个是吴蔚然教授，一个是王历耕教授。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外科教授。为怕他们感到不方便，我没有开口同他们打招呼，但是从心里暗暗感到高兴。公安部的人对我说，中央批准要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做手术，这一下子得到了证实。

王历耕教授一九五四年为我做过切除阑尾手术，当时我住在北京医院的老楼上，他对我的情况，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吴慰然教授虽然没有给我看过病，但他是负责刘亚楼治疗工作的，是他最先发现刘亚楼得了肝癌。另外，中央领导同志得病，都是由他负责组织治疗。

他们两个人，先是给我检查身体，量血压，检查心脏、肝脏，看心电图，研究X光片等。接着，他们告诉我说：“手术的部位在右腹部，因为你的身体比较胖，刀口可能比较大一些，大约有二十公分。另外，你的胆囊里装满了结石，大的有三块，还有许多小石头。这些结石如果不摘除，胆囊一破，就会危及生命。日前其它的一些治疗，如针灸、中药等，都不能解决结石的问题，除了手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动手术切除胆囊，这是最安全的办法。摘除胆囊对人的影响不大，这样的例子很多，手术的时间也很短，有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手术由我们两个和主治医生来给你做，你尽可以放心。“另外他们还非常耐心地解释了我关于手术的一切疑问，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也踏实多了。

上午谈完话以后，我开始躺在床上输液。困为怕我心脏负担过重，输液进行得很慢，一直到下午才输完。到了下午四点，吴、王两位教授又来告诉我，手术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要我放松精神。那天整个下午，护士长都在我的床前观察，并不断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主治医生也来看我。

到了晚上七点钟，护士长穿上手术服、戴上帽子，推来一个车子，要我躺在车上。接着，她和另一个护士推我出了病房，经过走廊，上了电梯，一直来到手术室，要我上了手术台。上面一盏大灯，把整个手术室照得雪亮。

我在手术台上看见子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都在消毒。不久，一位麻醉师走过来，要我侧着身体曲着腿，从腰部给我打了一针麻药，然后给我带上了氧气罩开始吸氧。我听到吴蔚然教授说““我要上台了。”王历耕教授说：“你不要客气。”我感觉到有人在肚子上给我盖了一层布，有东西在我的肚子上从左到右划了下。在手术过程中，我不觉得有任何疼痛，脑子也一直是比较清醒的。主治医生和麻醉师不断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没有”。当教授翻动我肠子的时候，我感到很难受。王历耕教授告诉我说：“挪动肠子主要是看一看，胆管里有没有结石，如果有就一起摘除。搬动肠子是有些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你忍受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拿了一个瓶子给我看，里面装了三块大石头，还有一百七十多粒小石头。整个手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胆囊切除了，胆管保留了。吴蔚然教授给我缝刀口的时候，我的神志仍然清醒，没有感觉到疼痛。

手术完了以后，两位教授回去休息，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就把我从手术台上，移到了手推车上，推回病房。主治大夫在我的腰上涂了一种药水，护士长又给我输上了液，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钟我醒了，急于要小便，但是在床上又无论如何也小便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输液瓶下床。护士长说：“你的身体真好！”护士给我量了一次体温，没有发烧。这时主治医生告诉我，要尽量向右侧身睡，因为刀口上还有一根小管子，以便排出血水。他又要我尽量不要下床小便，这样刀口才容易长好。他还告诉我，要先吃两天流食，第三天就可以吃东西，第七天可以拆线。我请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不肯，说现在我这里还不能离开人，需要轮流来护理我。

这一睡就到了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看见我醒来，主治大夫又来检查了一遍，又在我的背上涂了一些药，还再三告诉我要向右侧躺，以便让血水流出来。下午三点，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问了我的感觉情况，又查了血压和脉搏，说一切正常。

公安部的那位处长也来看我。他跟我说，拿出了这么多的石头，证明不动手术是不行的。押送我来医院的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来看我。他们告诉我说，我动手术的时候，他们都在另一个窗口观看，看到了手术的全过程，手术非常顺利，他们都很高兴。

北京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来看我手术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八点钟，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他们都说，情况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后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输液，他们说不能停，还要继续输液，如果晚上睡觉右侧比较难受的话，可以让护士帮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输液，也不想吃饭。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个屁，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听到以后都说，这就好了。因为动手术时翻动了我的肠子，只有肠子通了，才能放出屁来。我问他们，我在卫戍区吃的饭里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子砂子以后，才产出这么多结石的。护士长说，这跟吃进去砂子没有关系，结石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我又问医生，切除了胆囊，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说：“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就行了，因为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别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五月一日，节日放假，但主治医生和护士照常来上班。值班护士给我量了三次体温和血压，一切情况都很正常。他们都说：“像你这种情况很少，一般人做了手术以后，总有一些低烧，可你和平常人一样，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这证明你的身体是不错的。”

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觉到医院很安静，只是看到外面起了风，地面上风沙很大。自从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来，六年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城过“五一节”，而且是在病床上度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没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监狱，而且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想自己为了革命而抛下的父母，想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和孩子是死是活。他们不会知道我的情况，他们也不能来看我，反而我时刻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说：“可以下来，走几步试一试。”我爬了起来，就觉得肚子像捆着绳子一样，但是对走路没有多大的妨碍。从这一天开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饭，但还得继续输液。

这天上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又来查房，问了问手术以后的情况，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后告诉我，手术以后的情况一切良好，过四天以后就可以拆线，就可以正常起来活动，正常吃饭。他们还祝我早日恢复健康。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真诚负责，对我的病情也很关心。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

五月三日，我开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动，但是开始吃饭以后，一天大便四、五次，还带有血色。主治大夫详细地问了过去的情况，还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验，结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住院期间，看守我的几个战士，无论白天黑夜都轮流在我房间里放哨。他们每人发了十五天的饭票，到医院食堂里吃饭。听他们说，食堂的伙食很好。

在床上躺着没有事情，就想让护士帮助找两本小说看一看，但是管理员硬是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我心里想，这里的人哪个职务不比你高，上面的斗争懂得什么？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后我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

身体逐渐地恢复，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两次给我拆了线。九日下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再次来看我，为我检查了伤口。检查以后他们告诉我，一切正常，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来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院了。他们给我带一些药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来医院结账，并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医生和护士都在办公室和治疗室清理自己的东西，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下午五点，公安部的两位处长来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护士长送我到大门口，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不好问他们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车子开动的时候，有六、七个医护人员向我招手致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仍然让我回原来的牢房住。管理人员在门口接我，他询问我手术的情况，并跟我说，胆囊切除了，今后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监狱的大夫和护士，立即来给我检查了身体，量了血压，并看着我吃下了所有的药。我要求给我一粒安眠药，他们立即就拿来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还和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