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社会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洋务运动

政治上的加速半殖民地化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国封建政权。英、美、法、俄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包揽其他许多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随时派遣兵舰肆行恫吓，督促他们维持侵略者所需要的秩序，这就是所谓“炮舰政策”。更多的西方大小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普鲁士、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其中许多是经过英国的所谓“介绍”）也来和中国建立外交或商务关系，享受不平等条约的一切侵略权利，参加对中国的掠夺。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产阶级正忙于开发西部的利益争夺。他们标榜反对英国炮舰政策来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时利用基督教宣传来灌输美国式的“文明”。美国经常利用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在中外纠纷中把自己打扮为居间调停人，借以加强自己对中国国际事务的干涉，并从中取利。

1868年清政府决定遣使出洋，却又为使臣人选和中外礼节感到为难。总理衙门竟任命刚卸任的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n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由两位中国官员、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组成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笼络各国”。蒲安臣还在美国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中国外交使团却要由美国人率领，反映了晚清中国政治、外交的半殖民地色彩。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到80年代之初，中国社会经济显著地进一步半殖民化。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被英国太古、怡和和美国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道光年间，中国原有沙船3000余号，成丰年间减至2000多号，到70年代之初，只剩了400号。外国银行（如186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和更早设立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汇丰银行迅速成为英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构。外国银行和洋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且对清政府进行短期高利的贷款。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通航，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进口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迅速地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外国纺织品的进口数量逐渐增加，由洋行通过买办网送到内地各处。这直接打击农村家庭手工业，使已经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陷于更加贫困的境遇。

原料生产者也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榨取的对象。在60年代，如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缏，都已经被外国商人的收购组织向小生产者压价掠夺。70年代以后，压价收买的情形，逐渐严重，以茶叶为例，福建6种茶叶的每担平均价格从1870年的36两跌至1885年的25两。两湖茶价则受俄国砖茶商人的控制。

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对生产者的直接掠夺下，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丧失过去的优势，而且呈现着性质上的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中国旧式商业资本逐渐丧失和外国资本争夺控制市场的能力。1883年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墉为了和外商竞争控制丝价而破产。茶丝这两项长期以来最主要的出口贸易品几乎全被外商控制了。棉花也从80年代开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经济开始陷入同样的悲惨命运。1860年英国资本家已经派代理人到蒙古收买驼绒。1882年英商代理人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收购该地区的羊毛，从天津大量出口。中国在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农、牧、手工业的日益破产和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日益贫困化。

洋务派的产生　和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就机构上说，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权力不断扩充，成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成为最有权势的官吏，因为他们是“洋务”的管理者，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密切的关系。

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洋务派在外以湘、淮军阀头子，特别是从1870年起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内以恭亲王奕诉为代表。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洋务派举办新式军事工业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他们把这些措施标榜为“自强新政”。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并在南京设立由英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这都是以前此为了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小型军火厂（“炮局”）扩充而成的，而且被他看作淮军的私产。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后来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供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各营之用。1870年李鸿章接管后加以扩充，分设东西两局。此后，地方性的军火厂在内地各省也逐渐出现。这些工厂在生产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管理上采用腐朽的官僚制度。原料如煤、铁等主要来自外国。产品数量不大、质量不高。这些工业对国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对社会经济没有多少影响。其中较有成绩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桢先后主持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这个船舶修造厂初期也依靠法国技师，并用法国人管理。在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企图把它变成法国侵略势力的禁脔。这个厂前后造出小型兵船三十余艘。这些船质量较差，不能出海作战，只能供沿海巡逻缉私之用。该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却培养了一批海军和科技人才。

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内地，各地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传教和办学堂、医病、育婴等“文化”“慈善”事业作为招牌，深入中国内地边区活动。有的外国传教士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制造“教民”与群众的纠纷，强夺田产，甚至指使教会武装杀害反对教会的民众（如1869年四川酉阳“教案”），并向清政府提出撤换地方官吏的要求。这种征服者的姿态和不法行为，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自发地起来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经发生这种斗争。到60年代后期，在河北、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以及许多有外国教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群众性反教会侵略斗争，当时称为“教案”。1870年，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这个事件是由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手枪威吓并且射击包围法国天主教堂的群众而引起的。群众给这个凶徒以应有的惩罚，并焚毁教堂。愤怒的群众接着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国教士。这个暴动使得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把曾国藩从南京调到天津来执行残暴镇压的任务。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这种媚外方针，处死天津人民16人，企图这样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头。

但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潮流仍在继续往前发展，在长江流域各省活动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不久就成为反教会斗争的组织者。斗争愈来愈具有农民反侵略运动的鲜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两地人民先后焚毁教堂多处的斗争，就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中法战争期间，长江沿岸和华南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这一直发展到70年代而形成为斗争的高潮。反教会斗争成为这时期人民群众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