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办民用企业的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转向民用企业方面发展　自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当时江南制造局和福建造船局糜费过多，难以维持。1871年，顽固派官吏提出攻击，要求撤销这些局厂，但李鸿章、左宗棠等不肯停办。李鸿章当时致淮系官僚闽抚王凯泰函中说：“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自曾相，鄙人早知其不足御侮，徒添糜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1]，意思就是说，善后无策，欲罢不能。为了“求富”，并为军用工业提供原料、经费和运输、通讯等设备，洋务运动显然不得不转向民用企业方面发展。

轮船招商局　70年代初，清政府决定兴办轮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决漕运问题，二是为中国船厂所造轮船寻找出路。1872年初，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于是轮船招商局由北洋主办。李鸿章调浙江省承办海漕十余年、由沙户（经营旧式沙船运输的商人）出身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设局招商，特许轮船承运一部分海漕作为补贴，并奏请户部准借20万串（约十三万两）作为“商本”，“盈亏与官无涉”。但所谓招商局是以官督商办形式兴办的。洋务派虽然允许由商股中选出“商董”并听任他们“自立条议”[2]，但实际上企业全由官僚操纵，商股没有发言权。朱其昂向苏浙帮商人招股，所得不多[3]。洋务派本想吸收“诡寄洋行”的买办资金，也没有成功。1873年夏间，李鸿章以招商局“资金太少，恐致决裂”，就招致由盛宣怀介绍的多年充任英国怡和洋行买办的广东人唐廷枢为“坐局商董”（即业务经理），目的在于招徕买办资金。洋务派声称“两月间招股近百万”，实际上几度募股，到1876年才实收二十几万两[4]。从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怀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枢和另一买办徐润在名义上代表商方，负责经营。唐、徐两个买办捐得官僚的身份，实际也不代表商人利益。招商局这些“总、会、帮办，俱由北洋札委”[5]，他们把持用人“理财”之权，把招商局当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盛宣怀除1882—1884几年因被参劾离局外，前后代表李鸿章把持招商局数十年之久。民间商人股东实际没有发言权。

开平矿务局　70年代中叶，湘、淮洋务派都在开办采矿事业，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鸿章开办的滦州开平煤矿。最初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和唐廷枢等拟定的《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官督商办和每年结账按股分红的办法。原定招股80万两，直到1880年才招得30万两，但开销早已超过此数，结果只好由天津机器局、海防局等机构出官款支持。官款商股混杂，矿务局实际成为官局。最初的商股大半出自北洋官吏。1882年，股本才招足120万两。

电报局　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试设电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第二年，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在天津、上海之间设分局七处，由丹麦大北公司代为购料、雇人、勘路。到1881年敷设津沪间电线，全线用银约18万两。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汉口的电线于1882年和1884年相继敷设完成。电报局也是官督商办的机构。

机器织布局　1876年李鸿章接受黎兆棠兴办“机器织布局”的建议，派魏纶先在上海会集商人议订节略，并函南洋提议由南北洋各筹公款，定购机器，存局生息。所议未就而魏纶先于次年到湖南勘矿。1878年冬，一个可能是买办出身的候补道彭汝琮从上海拟出招商章程寄李鸿章，并亲来谒李自称能筹资50万两。李札委他为机器织布局总办。他回沪后招不到股本。第二年他和原与他共同拟议的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龃龉决裂。李鸿章将彭革职，另委镇江官绅戴恒的侄子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局务。1880年原局撤销，就由戴恒另行筹办，定出章程，认股的有官绅龚寿图，盐商候补道李培松[6]，商人捐郎中蔡鸿仪和戴恒自己四人各五万两。不久，李鸿章派郑观应总办局务，龚寿图“专管官务”。1881年郑观应叠以“招商局同人”（即“商人”）名义禀请出品免厘和十年专利，1882年春（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据以上奏获准。郑观应成为织布局的主要筹备者。他和龚寿图发生摩擦，因挪用款项于1884年经龚寿图揭发，在广东规避不回。直至1887年经淮系官僚江海关道龚照瑗清查，郑观应才禀称原来号称招到股本50万两，其中14万两是股票押款，另有现金14万余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局中已无现银。织布局迟至1890年才部分开工。

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的性质　轮、矿、电报、纺织四个局都是洋务派为“求富”而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企业有私人投资，有新式工人和劳资关系，但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因而本身就包含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矛盾。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各种企业也不可能有计划地发展，因为它们只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过程中的产物。轮船招商局的兴办是由于外国轮船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航运，也是由于洋务派已经不能禁止民间“雇搭洋轮”而希望建立自己的航运企业与外商分享利润。照赫德所拟经曾国藩略加修改的章程，中国轮船要向各海关交纳和外国轮船一样的船钞货税。轮船招商局以分享利权办法和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勾结妥协，共同垄断[7]。电报的兴办也是由于丹麦大北公司已经于1871年从香港架设海底电线到上海，而且在1874年已经把它私行连接到陆地上来。煤矿的开采，则符合当时侵略者在中国以至远东航运的需要。织布局的创办是外国布匹大量进口引起的。80年代以后洋纱进口量大增，于是洋务派就想积极发展纱厂。

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始产生　这个时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买办商人）投资于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他们的资金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商股”。除了洋务派官僚集团的成员以及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一些人外，一般的投资者都是被侵渔的对象。在这些企业中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的前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

另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小型新式企业的投资者，他们资本一般不过数千元，最多也不过数万元。另有一部分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采用机器，成为新式小企业如机器缫丝业、小型面粉厂之类，但数量很有限。民族资产阶级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

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各部门的破坏，是为了把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洋务派对民族资本采取压迫侵渔和垄断窒塞的手段。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只是在夹缝中勉强挤出一条生路，资金少，规模小，力量很弱。正因为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对它们保持着既有矛盾又有依附的双重关系，使自身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两面性。

近代产业工人的开始出现　洋务运动发生时期，资本一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加紧进行半殖民地原始积累。农村自然经济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封建统治势力和侵略势力密切结合，地租、高利贷剥削和资本一帝国主义榨取合为一体，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外来势力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只是使农民极端贫困化以至饥饿死亡。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源，但其中只有少数人转化为新式产业工人。有的破产流浪，成了无业游民。绝大多数农民脱离不开土地，逃不掉空前的残酷剥削。新式产业工人也没有遭到更好的命运。他们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现于外人在沿海各地所办的运输业、船舶修造业和一些进出口品加工工厂中，首先受外国资产阶级侵略势力的无情压榨，接着又在官僚企业和民族企业中受到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些情况使得中国新产生的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