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日甲午战争
1885—1894年即中法战争后到中日战争这十年中，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阶段。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过渡，表现了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列强分割世界的斗争更加激烈。
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 就对外贸易说，90年代初年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70年代初年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1/5，棉纱从70年代初的3%弱跃增为14%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作灯油用）、染料、针等物。而机械在输入的货物中所占比重不及1%。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也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70年代初年的占出口总值80%，减为不及60%。大豆（1%强）、猪鬃、皮革、菜油和短绒棉花（5%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括出口的对象。这都说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和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
外国侵略势力深入朝鲜 由于洋务派官僚对外实行妥协政策，边疆危机没有缓解而是更严重了。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大举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当时全世界几乎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朝鲜成为美、英、俄、法、德和日本争夺的场所。李鸿章、袁世凯[8]等想在朝鲜发展北洋势力，这当然不能防止英、美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朝鲜。就朝鲜局势而言，北洋派官僚军阀正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日本势力没有被阻挡，而英、美以至沙俄的侵略势力反而愈来愈深入。前后通过李鸿章推荐到朝鲜充当外交、财政官员的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和美国人德尼（O. Denny)，先后把沙俄和美国侵略势力引进朝鲜。德尼在1890年居然推荐前此勾引日本侵略台湾的美国人李仙得充当朝鲜税务司。李鸿章所标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结果只是使朝鲜和中国更多受制于西方列强和日本。
英国吞并缅甸、侵犯西藏 英国在中法战争之后，以防止法国势力进入“上缅甸”为借口，急忙实行对缅甸的全部的侵占。1885年底，英国侵略军攻入当时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缅王。1886年7月清朝政府被强迫和英国签订条约，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
英国虽然在1886年假装答应放弃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但1888年，英军悍然向中国西藏地方隆土山要隘发动进攻。1890年清政府和英国订立了《藏印条约》。1893年12月，清政府又订《藏印续约》，同意英国开放亚东为通商地点，于是英国打通了侵入西藏地方的大门。
官僚集团加紧控制新式企业 从80年代中叶开始，北洋官僚集团变本加厉地把所办的民用企业变为派系私产。商股遭侵吞，洋债侵入并控制了轮船招商局。80年代后期的五六年中，淮系洋务派计划大借外资，和美国合办“华美银行”，以银行为“总枢”举办各项“新政”，以大量出卖铁路利权为交换条件。前后数次交涉，都因为遭到朝野舆论的激烈反对而中止。淮系洋务派在机器织布局的名义下，对纺纱业也进行垄断，由官僚投资经营的“纺织新局”[9]于是产生了。新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得李鸿章的特别许可，在广东筹设纺织官局，不久他移督湖广，就将工厂移设武昌，成立湖北纺织官局。张之洞得到北京的支持，在淮系之外另树一帜，开办了许多“官局”（即官办工厂），但企业本身都成为官僚机构，没有发展前途。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在1893年遭火焚毁。1894年他派盛宣怀接手重建，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当时十年专利已经满期，各地绅商也在讨论设立纱厂。所以李鸿章和盛宣怀等在计划重建华盛纺织厂时就决定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集股分设10厂，“官督商办”，限定全国纱机40万锭，布机5000张。这时期实际成立的有华盛、华新（即“纺织新局”）、裕源、裕晋、大纯5厂，均在上海，另有通久源厂，在宁波。
初期的改良思想 80年代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开始提出一些见解，发出一些呼声，但还不可能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孙中山[10]在中法战争后已经认为清政府日益衰落，但他在1894年还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改革，以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康有为[11]在1888年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上书皇帝要求下诏罪己，虽然已经主张“变法”，但只是发挥了“法弊必变”的老说法，还没有揭示具体的政治内容。早期改良思想家开始抨击官办企业的垄断和官督商办的侵渔。《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说“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他们憧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有议会政治就可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12]，而且把议会政治看作可以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他们对于洋务派除了反对官僚包揽商务而外，也没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这个时期农民斗争潮流逐渐高涨。1891年长江一带数十城市的暴动，是会党领导的反对各地外国教会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发展。这些斗争有很多农民参加，有的发展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如四川大足余栋臣的起义）。这些斗争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甲午战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在国内外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发生了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吞并朝鲜并向中国大陆扩张为目的而发动的侵略战争。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东亚成为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争夺焦点。朝鲜更是日、俄、英、美的角逐场所。当时西方国家和日本都把中国看作它们侵略朝鲜的障碍。于是英国采取勾结日本进攻朝鲜的方针，并且逐渐形成英、美、日联合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十年的时间暗中准备一举摧毁中国海陆军力的战争。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却在外交上妥协退让，在国防上坐视军备的废弛。
1891年李鸿章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3]。他一味饰词敷衍以逢迎西太后的铺张浪费。直至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他还奏称据英国水师提督查看，大连炮台“工坚费省”，“各局厂制造西洋枪炮、药弹、水雷均能力求精进”。由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就不再添船购炮，实际上，中国军备和日本相较已略处于劣势。李鸿章却把希望寄托在一旦中日发生冲突时由英、俄出面排解，于是中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陷入完全被动地位。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决定乘机下手。朝鲜统治者同时向中国和日本乞援，日本驻朝鲜署理公使杉村就向袁世凯假意表示：如果清政府派兵到朝鲜，日本不会借题出兵。6月初，淮军叶志超部开抵朝鲜牙山，但日本先已设立大举侵朝的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由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一部分侵略军于次日进驻汉城，日军陆续开抵汉城。14日，日本政府通过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并决定以武力执行这个把朝鲜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案。正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14]。李鸿章看到形势紧张，急命袁世凯和大鸟磋商“中日同时撤兵”。大鸟拒绝撤兵，但佯称“不再添兵到朝鲜”。这连袁世凯都认为不可靠，因为“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15]。李鸿章依然把希望完全寄托于英、俄对日本施加压力。6月25日，他电袁世凯说俄皇已训令驻日俄使“勒令〔日本〕照华议同时撤兵”。他又令叶志超的部队“仍静待勿妄动”[16]，并电斥丁汝昌说：“日虽添军谣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17]这样，海陆军将士都在思想上被解除武装了。接着，在26日，日本公然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后，英国立即通知俄国“绝对不愿对日本采取威胁手段”[18]。然而李鸿章到了7月1日还幻想要求英国派海军到横滨“勒令撤兵，再议善后”[19]。
西太后和李鸿章的妥协求和路线引起了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言官的反对。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形成了一个拥护光绪皇帝的“帝党”，反对当权派西太后系官僚，即所谓“后党”。侍读学士文廷式揭露李鸿章“终身以洋人为可恃，……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权归于赫德，北洋之兵权归于德璀琳，故一有变端，徬徨而罔知所措”[20]。在7月14日“速筹战备以杜狡谋”的密谕[21]催促下，李鸿章拟出了他的作战计划，即加调卫汝贵、左宝贵等军进平壤，而命令叶志超撤出牙山退到平壤，把朝鲜南部完全放弃。但日本先下手了，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控制朝鲜政权。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偷袭击沉中国运输船高升号。同日，驻牙山地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在敌人进攻后溃退平壤。于是8月1日，中国和日本同时宣战。
平壤之战 局势本来还是很有可为的。虽然朝鲜政府已经为日军所控制，但是朝鲜人民仍以极高的热情支持中国军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中国集中在平壤的军队数达二万多人。日本还没有控制海上航路，不敢把军队送到仁川登陆，而取道离平壤一千多里的釜山，因此运输很迟缓。中国军队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守准备，但是淮军和东北系军队不相统属，没有积极备战。到了9月15日敌军进攻平壤，据守北城的总兵左宝贵率部坚持抵抗，壮烈牺牲。但身为主帅的叶志超，却仓皇下令大军后撤，一直退过鸭绿江。
黄海海战 仅仅两天之后（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黄海开战。中国方面虽然船舰吨数较多而速度不及敌人，在战斗中损失很大。但许多将士都能舍身杀敌。“致远”舰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中炮火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船士兵坚持战斗，与船俱毁。海战结果日本海军也受了重创。但在这一次海战后，李鸿章下令海军只能守口，“不得出大洋浪战”，放弃了制海权。于是陆路战事形势也就更加不利了。
清军在辽东、威海一再失利 投降派屈辱求和 后党官僚和淮系洋务派不从平壤和黄海两个战役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要利用军事的失败作为政治资本来压倒主战的舆论。9月底恭亲王奕诉再度主持总理衙门，一意主张由英国调停，竟然表示愿意赔款。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加紧进攻，从10月下旬开始，一路日军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和安东，另一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占领凤凰城和金州，从后路包抄攻陷防务号称巩固的大连和旅顺。辽东半岛全部陷落，日军占领旅顺后屠杀当地居民二万余人。主和派就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中立、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国，请它或是单独出面，或是联合欧洲各国调停战事。由于美国方面的示意，清政府在年底派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聘请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J.W.Foster)作为顾问，前往日本广岛议和。日本一面利用和谈的空气来麻痹清朝统治集团，继续进攻；一面拒绝承认张、邵的“全权”，迫使他们立即回国，并通过科士达要求清政府派遣确能代表它割地求和的最上层人物如奕诉、李鸿章等。1895年2月中，北洋海军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投降派如奕诉、孙毓汶等就内定割地求和。到3月中，主战派推荐的湘军在关外溃败，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接踵沦陷。日本海军攻占澎湖列岛。于是西太后、李鸿章等向侵略者表示完全屈服。
投降派的屈膝求和和人民的英勇的反抗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就东北地区说，岫岩群众以抬枪和敌军相持多日，辽阳群众扼险拒敌，迫使敌人放弃占领辽阳的企图，奉天东边道一带民团向敌人反攻，收复被占领的宽甸城。当时中国海陆军虽然受挫，但是全国人心奋发要求抵抗，而日本已经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作孤注一掷，如陆奥宗光所说的“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军需也已告缺乏[22]。假如中国坚持抵抗，日本就要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中日战争的失败结局，是国内反动派的投降路线造成的。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谈判签约，《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1．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禁止中国协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4．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商船驶到上述各地。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侵占土地，勒索巨款，并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势力。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对华侵略进入帝国主义新阶段。
“公车上书”和兴中会的成立 中国人民不能容忍清政府的割地求和。马关“议和”条款传出后，以康有为为首的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签名上书，主张迁都抗战。这次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也就是开明士绅和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展开政治运动的前奏。孙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华侨中间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组织广州一带会党，预定当年秋末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但以事机泄露而失败。孙中山在这时期还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这样的团体也带有浓厚的旧式秘密组织色彩。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台湾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是甲午战争中最有声色的一幕。《马关条约》传出之后，4月25日，台北人民罢市抗议，宣告饷银不准运出，税收留供抗敌。台湾士绅致电清政府反对割地；人民发出檄文誓杀李鸿章等卖国贼。5月底，日军先在基隆东面三貂角强行登陆，开始侵台战争；6月2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在基隆口外日舰上处理“让渡”手续。从5月底到6月初，台北士绅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企图在“台湾民主国”自主抗战的名义下抵抗日本侵略者。但到6月初，基隆失陷，台北、台中的官绅仓皇内渡，敌军从台北向南进攻，台湾人民拥护台南守将刘永福进行浴血抗战。英勇的台湾军民先后在台北新竹和台中彰化、云林等处阻击敌人。刘永福的亲军七星队在彰化的保卫战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10月间，日军海陆联合进攻，台南守军弹尽援绝，于21日失陷。刘永福事先乘船内渡。台湾人民在各地继续坚持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