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维新运动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在上述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具有爱国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三重性质。

七八十年代，从反对封建统治的专横腐败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议，到中日战争后发展为一套政治主张，并且形成了一个以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中心的维新政治运动。这时期的改良派客观上是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他们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　康有为是变法理论和纲领的主要提出者。他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饱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1876年，他投于同邑学者朱次琦[65]门下，治程、朱兼及陆、王理学三年。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云洞，开始研究道、释书籍，并阅读清初顾炎武和顾祖禹的著作。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归途经上海，购读江南制造局和英美教士“广学会”的译书。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个秀才的身份上书皇帝，请求变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达。1891年以后，他在广州讲学，署学舍[66]为“万木草堂”。这几年中，他著就《新学伪经考》并写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初稿。《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宣告东汉以来所谓古文经学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学，出于刘歆伪造。这部书在学术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顽固官吏的嫉视，于1894年被给事中余联沅参劾毁版。“大同”思想提出历史不断发展的见解，认为其最高发展阶段是“大同极乐世界”。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学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应试，发动来京应试的各省举人进行公车上书[67]（即第二次上书），都察院拒不收，但上书稿被缮印散发，影响甚大。榜发，他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来到署，又上书（第三次上书）陈自强雪耻之策，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项，得到光绪帝的赞许。一个月后，他又上书（第四次上书）请设议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长官都拒不肯代达。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由官保护”。“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求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教士”的内容，就是广开学堂，招收学生，每人除“专学一经以为根本”外，要着重学习“专门之业”。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这些主张遭到顽固派官吏的坚决反对。

梁启超、严复、谭嗣同　梁启超[68]，广东新会人。他师事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协助他著述和在北京进行政治活动。变法运动开始后，他成为最有力的政治鼓动家。严复[69]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随兵船实习数年，被派赴英留学。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国后努力译述，最早译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初刊印），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警醒国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先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鼓吹发愤图强，又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废八股，倡新学和废除专制政治。谭嗣同[70]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人物。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生于北京，游历甚广，西北至新疆，东南至台湾，大江南北踪迹几遍。他胸襟开豁，对新事物感觉敏锐，阅览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响最大，也推重龚自珍和魏源。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他也热心于一些工矿企业的创办。维新运动开始时，他在湖南，没有参加北京强学会。1896年春，他到北京，结识梁启超[71]。1896—1897年，他写成《仁学》两卷，大胆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网罗。

从强学会到《时务报》　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中外纪闻》，日印千份，附《京报》分送朝士大夫。同年10月，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参加学会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达官贵绅的子弟。学会的目的就是组织这些人讲习资产阶级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学会兼具学校和政党的性质。学会在北京和上海的设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张之洞的一时赞助。谭嗣同写当时情况说，“内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张），名士会者千计，款亦数万”[72]。这些“名士”中有倾向维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单纯投机取巧的如李鸿藻的亲信门生张孝谦和张之洞的儿子张权等。但这些关系都挡不住反动势力对强学会的破坏。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疏攻击强学会，参劾文廷式。结果北京强学会被查封，同时上海的强学分会也被张之洞取消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两书，并推动两广（包括港、澳）的维新运动。当时风气已开，各种学会的组织和报刊的传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事情。1896年春，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议办报馆，继续强学会的活动，并延请梁启超到上海任编辑。8月，《时务报》（旬刊）在上海发刊，揭出“变法图存”的宗旨。梁启超在报上陆续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大声疾呼，抨击顽固派“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变法通议》等论文代表当时思想界的新潮，是对旧制度的公开挑战。《时务报》在数月中每期销至万余份。但是《时务报》经费仍是仰赖张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张之洞的旧幕僚身份操报馆经济用人大权。梁启超因为在报上撰文批评金陵“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习，指摘他们“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触怒张之洞[73]，又与汪康年龃龉，结果于1897年11月离上海赴湖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

维新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　湖南成为运动的重要中心　1897年这一年中，各地纷纷创办报刊。澳门出版康梁系的《知新报》[74]，在报上刊登《孔子改制考》，以变革和发展的思想，鼓吹变法。天津出版严复等编辑的《国闻报》。长沙出版了《湘学新报》。鄂督张之洞、湘抚陈宝箴分别札饬湖北、湖南各书院订阅《时务报》和《湘学新报》。在陈宝箴和提学使江标的热心提倡下，湖南一时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各省新办的学堂中，长沙时务学堂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各省纷纷成立学会，如桂林的“圣学会”、苏州的“苏学会”、北京的“知耻学会”和“西学会”，其中亦以湖南的“南学会”为最著。谭嗣同于1897年10月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招，从南京回到长沙，和江标、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梁启超、唐才常等讨论推行新政并发起成立南学会，谭嗣同演说鼓吹变法，讲义交唐才常主办的《湘报》陆续发表。这些言论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讲的民权学说，都被湖南顽固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目为洪水猛兽，力加摈斥。张之洞甚至电令陈宝箴限制《湘报》的议论。但是从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开始，国事更加危急。1898年春，总理衙门对德、俄屈服，分别订立“租借”港口的合同，更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震动和愤怒。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更迅速地传播着。变法运动以1898年4月间由康、梁等在北京组织的保国会的成立而进入新的阶段。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大论战　这两三年中，维新派对顽固派、洋务派在思想领域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下面几个主题：第一，旧法是否可变？顽固派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点出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人治”，反对“法治”。例如湖南顽固派学者曾廉说：“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则法度举，周公亡则法度紊”[75]，“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76]。他甚至由此推论，一切具体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77]。叶德辉也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78]徐致祥说，“变人”之道无他，只须给皇帝开经筵讲理学就行，因为孟子说过“一正君而国治矣”[79]。洋务派也认为封建纲常制度不可变，只是他们需要一些更适合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治要求的改变。

维新派吸收西洋“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康有为把公羊学家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解释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各阶段。他主张当时中国社会应该进入“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他指出清朝已经改变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屡次改变自己的法制，以此来驳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他进一步诘问：清朝祖宗的成法已经不能用以保卫祖宗所开辟的疆土，难道因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吗？对于只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诡辩，维新派正面指出要学习新的学问，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

第二，要不要让绅商享受政治权利？顽固派认为“民有权则君无权”，民权是“违反纲常”，是“用夷变夏”，提倡民权是“率天下而乱”[80]。洋务派同意这样看法，张之洞提出“民权四无益说”[81]。顽固派如叶德辉还提出“废君主则政出多门，地方割据之局成”[82]。维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和人权学说来反对顽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传统说法，而且他们也同样害怕君权被推翻将引起革命或是割据之局。他们大都主张“民智未开”不能即设议院，而只是希望给绅商一些政治权利，借以达到所谓“君民共治”的目标。他们还要极力躲开对方提出的“离经悖道”的责难。康有为向《礼运》的大同说寻找民主政治的根据，说“民主之大公，尤为孔子所愿望”；梁启超甚至企图证明代议制度自古已有，把汉代的“议郎”曲解为西方议院的议员。这些论点都说明了维新派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根据。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时，着重发挥“民权”的理论。他认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因此他提出“以群为体，以实为用”[83]。“群”的概念是从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即“群学”）搬来的，所指的是社会上不同的团体。但是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深重的时候，着重指出“能兴民权者，国无可亡之理”，主张“合举国内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来抵抗外侮，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

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提倡新学？顽固派这时期依然拒绝“西学”，洋务派只要“西学”皮毛，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新派一些人士如严复，对“旧学”开始作了一些批判，认为无论汉学或宋学[84]以至词章之学，都“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这代表当时最激烈的论调。他批评洋务派“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提出学习西方就要“穷理劝学”，也就是说要开办学校，学习西洋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但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维新派并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自己甚至也沿袭这种说法。因此维新派在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反对八股取士这一点。

从这次论战中，可以看出，旧势力是死心踏地地维护一切旧制度。而维新派毕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学说，寻找救国道路的主张。他们初步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初次被打破了一个缺口，给后来民主革命学说的传播提供了初步的条件。变法讨论的本身也打破了过去民间不得议政的沉寂局面，一时报章纷纷出版，学会和学堂公开讨论宣传，这样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维新派要求以皇帝权力推行新政　维新派要光绪皇帝效法的只是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他们理想的政治改革只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层相互妥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自身也十分害怕革命，极力宣传近世革命的“惨烈”。但是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时候，他们奋起高呼救亡，使运动呈现了鲜明的爱国色彩。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康有为在北京上书皇帝（第五次上书），提出国家就要沦亡的警告。他说：“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同时指出，人民反抗活动在近几年中的酝酿，也已成为对统治者的严重威胁。他请求皇帝下罪己诏，广集群材，明定国是，从此将国事付国会议行。他强调指出“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奏被工部堂官扣压，未能上呈。后由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光绪准备召见。恭亲王奕诉以皇帝接见小臣不合制度相阻，改由总理衙门大臣与康有为面谈，并令康有为条陈所见。于是在1898年1月，康有为就上有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85]，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86]的主张，建议（1）“大誓群臣以定国是”；（2）“立‘对策所’以征贤才”；（3）在内廷设“制度局”，协助皇帝谋议新政。这三条办法，说明维新派要求以皇帝权力推行新政，吸收维新派参预政权，并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对政权机构的改革。

保国会　接着，更多的港湾被外国侵占，全国震动，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帝党和后党的矛盾加剧，当权的顽固派暂时收敛了气焰。维新派在1898年4月间成立的保国会，以三年前一个上谕的几句话作为组织团体的根据，但它揭著“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组织全国性的（北京、上海的两个总会）和各省的救亡团体。保国保种就是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保教就是维护康有为所谓孔教。在“保教”的名义下，保国会规定会员“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助”，企图这样来达到康、梁等主张“合群”的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维新运动是局限于少数官绅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一种政治活动，虽然有一定的群众性，但是脱离广大下层群众。

百日维新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开始“百日维新”。维新派通过皇帝发出一系列改革命令。但是顽固派已在磨刀霍霍地伺机反扑。就在上谕发布的第四天，支持维新派的帝党领袖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撤去一切职务勒令回籍；那拉氏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第二天，光绪帝派康有为充总理衙门章京，许以专折奏事。康有为编写并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建议光绪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各项新政改革。

从6月到9月间，新政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1）对旧机构的改革，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闲散衙门和“督抚同城”各省分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撤绿营；允许官民上书言事；（2）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3）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的商务局，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商办实业，组织商会。

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政权实质上的变动，也根本没有提到设立议院，但旧制度的局部破坏（尽管只是对于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具体制度的破坏），和一些极必要的新制度的建立，也引起旧势力的顽强反抗。不论顽固派和洋务派都竭力阻挠新政，地方官吏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新政。颁发的诏令大都成为废纸。到了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公然阻挠部员上书，反对新政。光绪帝下令将礼部堂官[87]全体革职，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维新运动在顽固派反击下迅速失败　那拉氏早已密切注意她所掌握的政权可能发生动摇。一切不满意裁撤旧衙门和冗员以及废除八股的顽固势力，都集合在她的周围。怀塔布等人奉她的旨意到天津和荣禄密谋。荣禄调军队聚集在天津和长辛店，具体计划如何不得而知，一时盛传他们将在秋季以皇帝赴天津阅兵为名乘机迫光绪退位。光绪身处危境，密谕杨锐等设法。维新派想出依靠军事实力派的办法，推荐袁世凯可用。袁世凯于1895年在小站练兵，一度参加过强学会，不久投靠荣禄，任直隶按察使并统带新建陆军。光绪召袁世凯进京，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光绪还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请教变法经验。顽固派感到形势紧张，西太后遂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拉氏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

维新派前此幻想依靠一些外国（英、日）的同情来反对另一些外国（如德、俄）对那拉氏的支持。他们曾经推荐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光绪顾问，甚至主张聘伊藤博文为客卿。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流亡国外。谭嗣同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他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同被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维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几乎全部被废止，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职驱逐。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国的道路走不通，也反映了当时新旧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封建官僚、豪绅、富商转化的资产阶级刚在形成，维新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提倡推动。由于他们本身的软弱，不敢和旧势力及侵略势力公开决裂，因而只能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并照搬日本明治维新模式实行变法。结果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击下，“百日维新”迅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