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民族危机和社会变化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紧宰割中国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像洪水一般冲进中国。欧美垄断金融资本已经不以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为满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国领土，以保障资本输出的最大利益。当时全世界大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它们在中国的争夺就表现得特别尖锐、激烈。但是帝国主义者毕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样的方式来瓜分中国，而且它们害怕中国再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猛烈的革命运动，因此它们一面维持清朝政权，一面分别夺取“租借地”和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东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如所谓“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带）开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统治。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中国的阴谋正在不断酝酿和发展。19世纪最后5年，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俄法集团在战后第一次大借款期间的勒索侵占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此举损害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纠合法、德两国，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万两的所谓“赎金”给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俄、法两国结成一个侵略集团，又以“辽事出力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为了偿还对日本的第一期“赔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银行家签订了一个由沙俄政府出面担保的四亿法郎（约合一亿两白银）借款合同，借款实收94.125%，年息四厘(4%)。俄、法银行家联合组织了“华俄道胜银行”，提出控制中国财政的目标，如“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以及“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等。在借款交涉的过程中（6月20日），法国胁迫清政府割给云南边区的猛乌、乌得等地，开放云南河口、思茅为商埠，并给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的优先权[23]。贷款合同成立之后，9月间，法国又要求由“费务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伸到中国龙州的铁路[24]，并于次年（1896年6月5日）订立这项合同。这就开了外国侵占中国铁路线的恶例，也就是后来法国强修滇越铁路[25]的先声。此后法国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并计划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俄国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积极支持法国。英国一面和法国约定无论何方在四川、云南两省取得的特权，均由双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伦敦协定》），一面又乘机向总理衙门强称“两乌”的割让损害英国利益，要求把云南边区野人山地方割给英国，并开放西江通商，作为“补偿”[26]。

英德集团夺取第二次大借款权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和法国的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南北夹攻的阵势。英国就和被俄、法撇开了的德国联合组成另一个侵略集团。于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为筹措对日本第二期“赔款”而进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现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相向中国贷款的闹剧。总理衙门大臣说自己“终日处在虎豹丛中”[27]。3月23日，第二次贷款权被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抢走了，这个高利贷合同规定借款数目1600万英镑（约合一亿两），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偿款期限为36年，不得提前偿清；同时又规定款未偿清前海关行政不得改变，这样来保证英国人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28]。

沙俄诱订中俄密约和夺取中东路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诱清政府和它订立盟约，从而实现侵占东北甚至华北作为势力范围的阴谋。这时清朝统治集团中亲俄派头子是西太后和李鸿章。李鸿章“一意联络俄人”，主张完全投靠沙俄。亲英派的长江流域疆吏，如刘坤一、张之洞等，这时也建议和沙俄缔订密约[29]。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Ⅱ.Kaccини）要求建造通过东北的铁路，以便将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参崴联接起来。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指名要李鸿章充贺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Bиттe)进行秘密谈判。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所谓“中俄密约”，在对日防守同盟的名义下，规定由道胜银行在黑龙江、吉林修造铁路，给俄国以必要时运兵过境的权利。接着清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在9月间和道胜银行签订《东省铁路合同》，这就成为沙俄占据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的根据。

各国激烈争抢卢汉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贯穿中国心脏地区的卢汉（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线，争夺尤为激烈。张之洞原是这条铁路的倡议者。早在1889年，他从两广总督任被调到湖广（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为了主持修路事宜。但是，1890年，李鸿章主张将该路经费移建京奉铁路。189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招殷实华商承办卢汉路，但问津者都是以外商资金冒名影射的买办商人们，其中包括工部尚书许应骙（广东番禺人）的堂弟许应锵。真正华商吃过洋务派“官督商办”的亏，不敢再来尝试。到了8月间，由于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联衔上奏，请借外债，并设立“铁路公司”，还推荐盛宣怀任督办。于是帝国主义各国展开争夺。首先俄法集团由法国公使施阿兰(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办[30]。继之，和盛宣怀勾结的美国垄断资本洛克菲勒、哈里曼集团的“华美合兴公司”派遣前参议员华士宾（W. D. Washburn)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动，要求“包办全工，事权独揽”[31]。最后，英、德两国资本家提出联合要求[32]，并要承办粤汉铁路。这些侵略目的如此明显，争抢又如此激烈，清政府当然不敢答应。于是1897年5月，在法国迫使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之后两个月，张之洞决定向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的银行团借款并决定用比国工程师监修铁路，以免这条干线落入欧洲强国手里。7月27日，铁路借款合同[33]正式签订。但是比利时银行团实际上却是法、比金融资本的联合组织，结果这条铁路依然被俄、法集团控制。于是英国向东北展开攻势，和山海关到奉天（沈阳）线铁路督办、亲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英国人金达（Kinder)为技师长。10月18日，俄国警告英国说，“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界接壤的中国各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34]。

俄、德、法占夺海港和强划势力范围　到了1897年底，帝国主义开始以武力强占中国沿海港口，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阶段。11月4日，德国借口山东曹州巨野县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德教士，派遣海军占领胶州湾。德国在中日战争后，一直蓄意夺取中国港口，在它计划中考虑过的有大鹏湾、厦门、舟山和胶州湾等处。1896年，李鸿章从俄国到西欧游历，德国外交部就向他流露过这个意思。李鸿章提出交换条件，希望德国允许增加中国关税以提高他个人在清统治集团中已经没落的政治地位[35]。1896年底，德国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公然索取胶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应允德国要求[36]。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对德国侵占胶州之后[37]，德帝国主义悍然侵占胶州湾（青岛）。清政府下令不许山东官兵进行抵抗。德国照会俄国，承认它“不仅把朝鲜而且把华北全部包括北京与黄海都划在内的独占势力范围”，并且声明支持俄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38]。于是俄国一面表示支持德国的侵占行为，一面于12月14日突然将舰队驶入旅顺口，开始了对旅大地区的侵占。德国外交部向俄国表示支持，并以“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华帝国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39]而表示快意。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实即“租借地”）条约》，租期99年。三星期后（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等又同俄国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期限25年，可以延长。中国在这些“租借地”的行政权和驻军权都被剥夺。德国还取得从胶州经潍县、济南直至“山东边境”和从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线的独占权，并且垄断沿线两旁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国不久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山东全省成为德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俄国在“租约”中，还取得直达旅大的中东铁路支线（包括后来所谓“南满铁路”）及其经过地方铁路利益的独占权[40]。东北全部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再过14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国提出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割让”，广州湾（湛江）“租借”99年和全国邮政管理权的要求。于是俄、德、法三国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

英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第三次大借款权　半世纪以来在中国维持着最优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国主义，加紧要求增强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中国的控制，企图永久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它积极扩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侵略势力，阴谋进一步伸入华北。事后企图把自己粉饰为热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英帝国主义，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积极参加了势力范围的争夺，而且提出了广泛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要求。1897年秋，英国先由一个公司出面，与盛宣怀草签第三次大借款1600万英镑的合同，然后由英公使窦纳乐（C. M. MacDonald)向总理衙门要求粤汉、沪宁、宁汉三条铁路权，作为交换条件[41]。交涉延至胶州、旅大被侵之后，英国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对中国重要税收（海关、厘金、盐课、常关）的管理权和从缅甸修铁路到长江流域的权利[42]，同时要求开放大连和进一步保证它永远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于是俄国以李鸿章为内应，来进行对第三次借款的竞争。1898年1月15日，俄国以“绝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绝英国开放大连的要求[43]。总理衙门也不敢接受英国贷款及其附带条件，而于2月10日向英国保证凡当英国对华贸易“超过他国”时由英人充当总税务司；又于次日照会英国，“扬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义让予他国”[44]。长江流域这个广大地区竟然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了。清政府在英、俄之间，左右为难，一度想不举行第三次借款而筹办国内公债，因此发行了“昭信股票”。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扫地，民间应者寥寥。结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签订由赫德阴谋撮合的汇丰、德华两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时期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鄂、皖盐厘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帝国主义贷款的高利贷性质一次超过一次；英国不但控制中国海关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国的厘金、盐税了[45]。

英国在南方借口抵制法国的势力范围，在6月间，强划九龙深圳湾到大鹏湾（即九龙半岛新界地区）为定期99年的“租借地”，只许中国保留九龙城内地面和从九龙通至新安的陆路以及附近的一个码头[46]。在北方，它又借口抵制沙俄势力，将军舰集中威海卫，于7月1日和庆亲王奕劻等订立专条，把刘公岛和威海湾内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英里地面强“租”25年[47]。英国还提出五条铁路干线的要求，包括天津镇江线，晋、豫到长江线，广州九龙线，浦口信阳线和苏杭宁波线。总理衙门在9月6日居然照复接受除津镇一线外这一在中国腹地的庞大铁路系统的侵略要求。英国又于10月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和从山海关到营口两条铁路线的所谓《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为了夺取津镇这条重要铁路权，英国和德国谈判划分铁路投资的范围（1898年9月英德协定），并加强英德金融资本的合作，终于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银行团订立草合同，规定津镇铁路北段归德国建筑，南段归英国建筑[48]。1899年4月，英俄缔结协议，互相承认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瓜分局势的形成　这样，在1896—1898的两三年中，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帝国主义划作势力范围，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被外国侵占或控制，中国主要铁路干线都落在外国手里，连粤汉路路权也在1898年4月被当时还忙于进行对西班牙战争的美帝国主义抢去了[49]。

列宁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他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50]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这几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动。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更大的打击，农民生计日益穷蹙，同时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设厂垄断中国工业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除了攫夺中国经济命脉如路矿等之外，还设立各种工厂，企图垄断中国工业，首先是纺织业。1897年在上海正式开工的，就有英国怡和、老公茂，德国瑞记和美国鸿源四个纱厂。英国又收买中国官商合办的裕晋纱厂，改名协隆。这五个厂共有纱锭16万枚。日商东华纱厂不久也在上海开设。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鼓励他们的资本家进行投资。甲午战争前，上海原有由盛宣怀控制的中国官商合办的纱厂五家，纱锭十几万枚[51]，中国每年仍输出大量原棉（主要向日本），而从印度输入大量棉纱。在侵略特权庇护之下，帝国主义把上海变成它们在华纺织业的中心。中国纱厂渐难立足，不断倒闭、出卖（如裕晋）、“出租”或招洋商入股（如裕源纱厂）。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结果，首先是对于中国工业的压迫。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但是外资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时期内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既允许外人投资，也就不能禁止民间设厂。洋务派对工业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官办企业不能维持，“官督商办”的信用也已丧失干净。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的呼吁下，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于是国内商办工业的兴起，就成为不可遏阻的事情。1895—1898年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新创办的厂、矿五十余家，资本约1200万元。在纺织业方面，上海外国纱厂林立，华厂易受倾轧。于是无锡业勤纱厂（1896年）、苏州苏纶纺织厂（1897年）[52]、杭州通益公纺织厂（1897年）和南通大生纱厂（1898年）先后兴办。缫丝工厂在上海、苏、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仅上海一处就达二十家左右。面粉、火柴等公司在国内各地纷纷开设。1897年，张之洞奏说：“数年以来，江苏、浙江、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器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向来火者。……陕西现已集股立机器纺织局。……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筹仪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53]。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54]这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一个很生动的写照。但是民族资本还只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没有力量对抗帝国主义巨大资本对中国工业的逐渐控制。

大资产阶级势力的迅速扩张　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势力，在这时期却在迅速扩张。盛宣怀系官僚买办集团不但继承了洋务派的衣钵，并且加紧投靠帝国主义。除了仍旧握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以及上海华盛总厂的纺织系统外，盛宣怀又从张之洞手中接收了湖北的汉阳铁厂。华盛纱厂以不断捏报亏折的手法，成为盛氏的私产。汉阳铁厂后来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成为汉冶萍公司，愈来愈多依靠日本资本家而逐渐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盛宣怀又把卢汉路的“铁路公司”偷偷改为“铁路总公司”，企图依靠外资把持全国铁路。1897年开业的中国通商银行，也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质。盛宣怀拟定的营业办法是“于通商大码头用洋人为总管，于内地各省用晋人为总管，……专用西帮，仍悬通商银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山西票号）办法”[55]。在他心目中，银行只是山西票号的化身和准备偿付外债的厘金盐课的收存所，甚至还要允许英国公司派员驻行查核[56]他所招榄的银行股东，大部分是官场人物。号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通商银行，就是这样露骨的官僚买办的金融机构。它对于民族工业当然不可能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官僚买办势力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发展较为显著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中下层力量发展得十分有限。上层力量的发展较为显著。更多的官僚富商，即所谓“绅商”，投资于新式工业，他们本身亦官亦商，和封建势力有密切关系。他们投资的企业随时有被帝国主义挤倒的危险。他们和官僚买办势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无锡业勤厂主杨宗濂兄弟本来依靠淮系而成为上海织布局的投资者。杨氏兄弟都身兼官商。杨宗濂本人和翁同龢关系极密[57]。1893年，织布局被焚，李改派盛宣怀接管，并改组为华盛总厂[58]。杨氏兄弟只好另行设厂，这样才有1896年无锡业勤纱厂的设立。杨氏兄弟一面和盛宣怀官僚买办集团有利益矛盾，一面又和官僚势力有密切关系。苏州和南通的纺织厂最初是由有关地方当局派绅招集商股，以官商合资形式组织成立的，因而在开始时都是官商不分的，但不久由于形势的改变，改为“由商承办”（如苏纶纺织厂），或实际变成商办（如大生纱厂）。苏纶纺织厂初设时，苏绅陆润庠因亲丧家居，以国子监祭酒身份被派为“总办苏州商务绅董”。他名义上“自开两厂”[59]（苏经丝厂与苏纶纱厂），实际上是向商务局“承领息借商本”[60]，因此他既是“商董”又是官派经理，厂权实际属于商务局。到他服满赴京，两厂才由另一绅士祝承桂承租包办五年，成了商办企业，但遇事“仍由江苏藩司（即布政使司）会同商务局督察商办”[61]。祝承桂和其他负责人原来也都是官绅[62]。南通大生纱厂原由张謇奉张之洞命招股创办，但招股困难，改议官商合办，以他所领到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购买搁置的纱机2.04万锭，作为官股25万两。大生纱厂成立的经过十分困难。张謇自己没有多少资本，如果没有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关系，他的纱厂是不可能创办起来的，而两江督署对张謇的支援就因为他本人是有政治影响的官绅。如上所述，就江南一隅已可看出这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上层和封建统治势力极其密切的关系。

下层群众在危机形势下酝酿新的革命风暴　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更直接的侵略压迫和更严重的封建剥削，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抗捐、抗税的风潮席卷全国十余省份。捣毁厘捐局的事件时有所闻。各地发生农民暴动以至武装起义。1898年，苏北、皖北、河南都发生大刀会、小刀会等组织的起义。广西天地会领导的起义，攻下梧州、浔州等地。四川大足县哥老会首领余栋臣[63]再度组织农民群众，在打教堂的号召下同时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四川、湖北两省人民纷纷卷入战斗。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说，“飘布所到之处，人民起而随之”。在1898年初，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警告说，“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偪，揭竿斩木已可忧危”[64]。

甲午战后两三年中，人民斗争的锋芒突出地朝向帝国主义。除了各地风起云涌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外，在侵略势力直接蹂躏下的“租界”、“租借地”和铁路线地带，到处都有人民的暴动和武装斗争。19世纪末年中国人民群众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正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