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民族危机加深和义和团反帝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不能阻挡帝国主义侵略的狂潮。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英、德、俄）完成了关于划定势力范围的协议。连西方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阴谋来华夺取侵略基地。清政府在全国愤激舆论的压力下，拒绝了意大利强迫“租借”三门湾的要求。1899年9月，美帝国主义提出“门户开放”宣言。
美国垄断资本向中国市场大举进攻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中，美国是一个后起者。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西欧各国。美国的纺织品、钢铁工业品、石油、面粉大量倾销中国。在中国南部和长江流域，美国遇着英国的激烈竞争。1897年，美孚石油公司阴谋通过买办势力向广西当局夺取豁免厘金的特权，把广西变成美国煤油的势力范围[88]。但被英国反对而失败。在这些地区，美货的推销还要利用英国长期建立的买办网，因而不能和英国公开冲突。于是美国垄断资本就特别着重对华北和东北市场的进攻。在这些地区，美国的纺织品和钢铁制造品迅速夺取了英国的市场。美国铁轨和机车大量输入。美国煤油以减价推销办法，击败俄国石油的优势。天津、牛庄和烟台在这几年中成为美货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
所谓“门户开放”的宣言 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实行垄断，对于美国的庞大侵略计划是有妨碍的，同时，这对于早已取得最优越地位的英国也不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国取得英国的事先同意，在1899年9月6日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俄、德三国发出照会，要求：（1）各国在“利益范围”和“租借地”内，不得对条约口岸或他国的既得利益加以干涉。（2）在这些地区的条约口岸中，规定的税率适用于各国的装卸货物；不得侵夺关税收入。(3)这些地区对船舶征收的港口税，各国一律；铁路的货物运费也不能有差别待遇。在11月中，美国又先后向日、意、法发出同样的照会。这些要求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反对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而是主张列强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也要允许美国自由出入，不妨碍美国扩张它的侵略利益。由于海约翰的照会符合当时各侵略国的主要利益，因此各国先后答复表示同意[89]。“门户开放”宣言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凭借自己优越的经济实力而采取的一个积极侵略方针。此后半世纪中，美国每一次对中国的侵略行动，都以所谓“门户开放”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美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年到辛亥革命后几年中，也一直在阴谋强占三都澳，企图夺取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加紧搜括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没有能够促使清政府走上改革之路。统治机构在戊戌政变后继续腐烂。北京的王公大臣们高谈“筹饷练兵”[90]、增厘折漕，以及糖、盐、烟、酒、茶叶的加税和田契、房契的加税，再加上豪商捐输，种种方法都用尽了，但并不能挽救财政的破产。官吏舞弊中饱比实际报解数目总要多出三倍。清中央政府一年收入只有8000万两，除了以2000多万两付洋债利息，3000多万两付军饷，2000多万两付“洋务”之外，剩下的只有几百万两，中央和直省地方经费以至八旗兵饷都没有着落[91]。于是西太后接受礼亲王世铎的提议，命令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决定要各省督抚把对关税、厘金、盐课的“陋规中饱”尽量吐出，并命令直督裕禄和大买办盛宣怀把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余利”全部归公。西太后特派刚毅到江南、广东等号称富饶的地方进行搜括。但官吏吐出的赃款不多，“陋规”反因此而合法化，各地巧立名目渔利的办法更多了。盛宣怀和刚毅勾结，由刚毅奏称他对招商、电报两局“只有督办之名”，全无实权，至于各局总办如黄祖络、龚照瑗、沈能虎、黄建筅等这些买办官吏，也都被说成一清如水，毫无侵蚀。结果只是由招商局每年“报效”六万两，电报局每年“报效”四万两了事[92]。盛宣怀报效刚毅和西太后的数目，不问可知。清政府加紧搜括，官吏放肆贪污，一切灾难落在人民身上。
铁路和教会对华北社会的破坏性影响 华北的社会经济恶化特别剧烈，农村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山东、直隶两省铁路都在兴修，京津、津榆、榆锦[93]各段铁路先后完成。卢汉铁路在湖北、河北两头同时施工。河北从卢沟桥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铁路经过的地方，洋货倾销，旧式交通运输骤被弃置，失业农民和游民数目剧增。运河运输被沿海轮船代替，漕米改征折色。运河河道成为废物，沿河城市衰落。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河北、山东、苏北人民的生计。农民、失业的运输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下层群众形成了反抗斗争的庞大队伍。
拆铁路、打教堂是这时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重要内容。部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不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所谓“教民”中，有不少恶霸地主、罪犯、讼棍、地痞。他们在外国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善良，欺凌孤弱，强占人妻，横侵人产。教会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人民摊派。因此乡间群众众口一声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民谣道“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修造胶济铁路，所过之处恃强逞凶，在高密一地就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起因是占地钉地柱和农民冲突。农民看到铁路不但影响自己生计，而且带来侵略压迫，因此反对铁路和反对教会就成为各地农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两个具体内容。
义和团的性质和特点 1898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起义。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帝运动，民族危机促成了运动的爆发，因此农民群众斗争的锋芒更鲜明地朝向帝国主义。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义和拳和白莲教有源流上的关系，它和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东、直隶、豫东、苏北、皖北等地继续发展。它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本身不是一个教门。它以设厂练拳作为组织群众的方法，但同时宣传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鼓舞斗志。到了19世纪末叶，面对着拥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义和拳就把“刀枪不入”改为“枪炮不伤”。义和团也采取“乾字号”（以黄布为标志）、“坎字号”（以红布为标志）等名称组织队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区别的。当时山东、河北的反动官吏，如蒋楷、劳乃宣等，诬蔑义和拳是“邪教”，怂恿清政府严厉镇压，以斩首和凌迟处死等刑律对付参加斗争的群众。
义和拳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失业的城市劳动者和运输工人。阶级成分本来比较单纯，反封建性质也很鲜明。但在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矛盾激化、农民斗争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时候，斗争的反封建性质逐渐被掩盖下去了。
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 1898年夏间，山东、河北交界各地农民纷纷组织拳会反对帝国主义。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员到冠县一带调查，并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杀大刀会的毓贤[94]商议，然后上奏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95]。张汝梅、毓贤等看到群众声势浩大，阴谋对义和拳进行暗中控制，同时又提出“分别良莠”加以迫害[96]。北京政府给张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97]。但义和拳在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1898年秋末，河北威县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在冠县18村发动起义，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东反动军队的联合镇压。1899年春，德帝国主义借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临沂一带），占据日照县城。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贤代张汝梅任山东巡抚。
1899年秋末和冬间，平原县人民在义和拳领导下，进行反对“教民”乘灾囤积居奇的斗争。他们击退了平原知县蒋楷的进攻。参加起义的有在茌平设拳厂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等教门头目。他们斗争很勇敢，但给运动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后的色彩。毓贤派兵镇压，捕杀朱红灯、本明等。但他不同意对未参加起义的义和拳实行一律严厉镇压的政策。帝国主义对毓贤不满，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员袁世凯代替毓贤。袁世凯从直隶带新军7000人到山东，并就地扩充军队。他一面以武力缉捕坚持斗争的义和拳首领，一面严令地方官和地主团练加强防范，防止义和拳闹事。山东义和拳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 直隶义和拳早已十分活跃。1899年下半年逐渐由东南部向北推进。1900年三四月间，保定以北的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县等地，已经受到义和团的控制。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禄“派兵弹压”、“严行禁止”。裕禄也一再增调军队进行镇压。但义和团却越剿越多。5月底6月初，义和团破坏保定到北京之间的铁路和若干车站。涿州被义和团占领。
帝国主义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军队在塘沽相继登陆。
美、英、法、意、日、俄、德军队，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进北京。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西太后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一时举棋不定。义和团在清军暂时放松镇压的形势下，大量进入北京和天津城内。
帝国主义开始武装干涉 帝国主义指责清政府镇压不力，决定直接出兵，组成英、美、日、俄、德、法、奥、意八国的侵略联军来镇压中国人民。义和团群众以旧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他们从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击由英国海军少将西摩（Edward Seymour）率领的各国侵略军2000人。6月18日，董福祥部甘军也投入阻击战，迫使侵略军沿运河向天津退却。6月17日，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大沽炮台并向天津进攻，八国联军战争正式爆发。
统治者的两面手法 清政府在得到外国进攻大沽的报告后，于6月21日，被迫向帝国主义宣战。清政府一方面调兵遣将，勉强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国求和。驻守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部和由山海关调来的马玉昆部在曹福田、张德成等率领的义和团积极配合下，与侵略军激战多日，聂士成在战斗中英勇牺牲。7月14日，天津被外国侵略军攻陷。清政府在被迫继续抵抗的同时，进一步加紧求和。
东南互保 东南各省督抚，在英、美、日、德势力的操纵下，和帝国主义者磋商妥协条件，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证在“长江及苏沪内地”替侵略者维持秩序。两广李鸿章、湖广张之洞、两江刘坤一和山东袁世凯等买办官僚直接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侵略军的野蛮暴行 从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义和团和少数清军英勇抗击八国侵略军四万余人的进犯。西太后在7日电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代表。14日北京陷落，她挟着光绪帝出逃，经山西到陕西西安。在逃亡途中，她下谕各地痛“剿”义和团。
由德国将领瓦德西统带的八国侵略军在北京、保定、张家口及附近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穷凶极恶，无所不为，表现了帝国主义凶残、野蛮的本性。北京几世纪来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献中，包括当时仅剩八百多本的《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八国联军的将官、士兵和一些外国传教士都参加了洗劫的行为。
在八国侵略军强占北京、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同时，沙俄占据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无论在东北、直隶和内蒙，义和团及其所号召的群众都坚持反抗。
康梁系的“勤王”运动 1899年起，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组织“保皇会”，宣称奉有光绪的“衣带密诏”，在华侨中骗取大量的款项。1900年春夏间，康、梁派人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组练武装，在广东联络会党（并曾密谋以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组成雇佣军），企图攻占两粤，进窥湘鄂。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数十人（包括容闳、严复、文廷式、汪康年、郑观应等），倡议设立“中国国会”，宣称“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唐才常又在长江一带设立“自立会”，吸收会党、清军官兵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会员，组织“自立军”，准备在两湖、安徽等处同时起兵“勤王”。长江一带会党所发的凭证“飘布”上，原来普遍印有“灭洋”、“杀尽洋鬼”等字样，唐才常按照梁启超的意图，收回各种飘布而换以“富有票”，完全删去会党所原有的反帝口号。自立军有日本人参与密谋，指挥起兵的总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内，预拟的起兵宣言中着重要保护洋人、洋行、教堂。康有为给各埠保皇会的信中说，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于不败之地”。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时也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们也起兵“勤王”，反对西太后。但当帝国主义决定仍然承认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时，张之洞就在英国领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杀害。自立军在安徽、两湖十余处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各省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牵连被杀者达数百人。
兴中会举行惠州起义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也联络两湖、闽、粤的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1900年六七月间，当义和团控制北京城时，英国曾阴谋在南方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制造“独立”政府，分裂中国。在英国影响下，兴中会一度同意与李鸿章合作。同时日本企图占领福建（于8月底已在厦门制造借口，派遣海军登陆），允许以军械及军官供给兴中会。10月初，孙中山由台湾命郑士良在惠州率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并在起义后攻向厦门，以便取得接应。起义军在半个多月内曾经发展到两万多人，屡次击败沿途的清军。日本在各帝国主义牵制下，感到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一时不能实现，就停止对兴中会接济军械，并迫使孙中山等离开台湾。起义军在弹尽援绝情况下，只得自行解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没有能在会党之外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又对帝国主义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惠州起义也就只成为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
帝国主义从着手瓜分到不敢瓜分中国 各帝国主义在纷纷派遣军队来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企图乘机抢夺地盘，扩大侵略势力。沙俄占据整个东北后，又控制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声称要将直隶全省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准备攻取烟台，扩大在山东的侵略，并在南京、上海停泊战舰，要将势力深入长江。英国则在上海驻重兵，并加紧控制张之洞、刘坤一[98]，力图巩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同时阴谋在两广制造以李鸿章为首的“独立”政权，占据华南。日本计划吞并福建，8月间已派兵在厦门登陆。法国则企图占取云南。美国阴谋“租借”秦皇岛、舟山、三沙湾。各帝国主义间剑拔弩张，有发生火并的可能，为了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不能不暂时谋取妥协。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在义和团群众的打击下，已经感受到中国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八国侵略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暂时不瓜分，以防止别国占领更多的地盘。10月16日英、德订立协定，声称对华政策的原则是要将中国的河川海港向各国自由开放，“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中国之领土利益”。帝国主义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国，只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过这个共同代理人来统治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各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901年9月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向帝国主义认错道歉；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勒索赔款4.5亿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10亿两），关税盐税都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在北京设东交民巷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外国军队驻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毁；由清政府下令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刑。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清朝政府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表示从此要忠顺地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页。
[2]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40页。
[3] 号称招股12万两，缴款的只有1万两。
[4] 徐润《愚斋自叙年谱》（第18页）说，1873年拟招百万，仅得47.6万两，这还只是认股，不是实缴的数字。他又说1882年才招足额。
[5] 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见《盛世危言后编》卷十，第1—2页。
[6] 他与郑观应合认五万两。
[7] 经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与怡和、太古订立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见《居易初集》卷二，第42页。
[8] 袁世凯，字慰亭（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
[9] 即龚照瑗主办的纺纱局。
[10] 孙文，字逸仙（1866—1925年），广东香山人。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于寓所门首，所以人称孙中山。
[11] 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13]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二，第4页。
[14] 《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323页。
[15]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45页。
[16] 同上书，第52页。
[17] 同上。
[18] 俄国红档（《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36页）。
[1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页。
[2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4页。
[21] 同上书，第27、28页。
[22]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十九章。
[2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1—624页。
[24] 同上书，第652页。
[25] 1897年6月18日和1898年4月10日总理衙门致法国公使照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21、745页）。
[26]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897年2月4日，李鸿章和英国订立《滇缅条约附款》和《西江通商专条》（见上书，第686—690页）。
[27] 《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42—643页，《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第二款、第七款。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1页，刘坤一奏；《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6—38页。
[30] 施阿兰《使华记》，第175—176页。
[31] 《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五，第23页。
[32]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一，第23页。
[3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09页。
[34] 《英国蓝皮书》1898年，中国第一号，第6页。
[35] 《德国外交文件》(D．G．P．)第十四卷，上册，3363号。
[3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第8—9页。
[37] 《德国外交文件》第十四卷，上册，3711号。
[38] 同上。
[39] 同上书，3734号。
[4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4页（1898年5月7日《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三款）。
[41] 《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八，第13页。
[42] 《英国蓝皮书》1898年，中国第一号，第11页。
[43]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
[4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1—733页。
[45] 同上书，第733—738页，1898年3月1日《英德续借款合同》。
[4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9页，《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4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783页。
[4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98—903页。
[4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6页，1898年4月14日，《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50] 列宁：《中国的战争》，见《列宁全集》卷四，第335—336页。
[51] 1895年海关册（中文本，上海口，页32）作“五家，纱锭十二万枚”。英领事詹悟生说：《马关条约》签订前，华厂有五六家，开工的纱锭15万枚（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82页）。由盛宣怀控制的有华盛、华新、大纯，裕源、裕晋五厂，见《愚斋存稿初刊》卷五，第42页。
[52] 先由陆润庠经理，后于1898年改由祝承桂承办。
[53] 王先谦组织的宝善公司，仍是官督商办，后改官办。
[54] 《张文襄公全书》卷四五，第18页。这里所举各项企业，一部分（主要如纺纱业）是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
[55]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73页。
[56] 同上书，第41页。
[57] 甲午前七八年中，杨和翁往来极密。癸巳（1893年）春，杨告翁“上海一织布局，杨藕舫（宗瀚，宗濂弟）办；一洋纺局，龚仰蘧（照瑗）东。织布局现在每月出货十二三万，每日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又云洋纱局获利亦厚”（《翁文恭公日记》卷三二，第21页）。织布局这些内幕情况是从不公开的。
[58] 翁日记云“布局合肥派盛杏孙，艺芳（杨宗濂）兄弟无分”（《翁文恭公日记》卷三二，第78页）。可以看出翁代他们不平的口气。
[59] 《刘忠诚公（坤一）奏议》卷二五，第4页，“自开两厂以为之倡”。
[60] 同上书，卷三二，第54页，当时办法，商股交商务局，开厂人向商务局出息借本。
[6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687页。
[62] 如费念慈（屺怀）就是退职官吏和富绅，也是翁系官僚。
[63] 绰号余蛮子。“蛮子”是勇于斗争的美称，并没有“蛮不讲理”的意思。当时余蛮子的威名传布中外。
[64] 康有为第五次上皇帝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92页。
[65] 朱次琦，字子襄（1807—1881年），长期在南海县九江乡讲学，被称为九江先生，传说洪秀全也曾从他受业，但不可信。
[66] “学舍”先在广州长兴里，1892年迁卫边街邝氏祠堂，1893年再迁至府学堂的仰高祠。
[67]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故后人以“公车”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
[68]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
[69] 严复，本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字几道（1853—1921年），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70] 谭嗣同，字复生（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
[71]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和《三十自述》中都说乙未年（1895年）和谭定交。但谭自记“乙未冬间，刘淞芙归自上海，袖出一书云南海贻嗣同者，并致殷勤之欢。若旧相识。嗣同大惊，南海何因知有嗣同。……其明年春（1896年），〔赴北京〕道出上海，往访，则归广东矣。后得交梁（启超）、麦（孟华）、韩（文举）、龙（泽厚）诸君”（《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一期）。则二人相识应在丙申年春。
[72]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信，见《谭嗣同全集》，第332页。此信“乙未除夕”作于湖北。
[73] 《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卷二，第16页。
[74] 原名《广时务报》，1896年底梁启超由上海到澳门筹办出版。次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创刊。
[75] 曾廉《蠡庵集》卷七，第19页。
[76] 同上书，卷一八，《论保甲》。
[77] 同上书，卷二一，《习用论》。
[78] 叶德辉《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第16页。
[79] 《嘉定先生奏议》卷下，第27页。
[80] 《翼教丛编》卷六《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先谦）祭酒书》。
[81] 《劝学篇》内篇第六《正权》。
[82] 《翼教丛编》卷四，《轩今语评》。
[83]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文集》之三，第73—74页。
[84] 详见本书最后一节。
[85] 此折被顽固派抑压了一个多月，到3月5日才转到光绪手中。
[86]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97页。
[87] 即满汉尚书各一人和侍郎各二人。
[88]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5—76页。
[89] 俄法两国对美国照会有保留，不肯放弃它们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享有的在税收和运费方面的特殊待遇。
[90]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401页，刚毅等奏。
[91]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389—4396页。
[92] 同上书，第4417—4418页。
[93] 津榆：天津至榆关（山海关）；榆锦：榆关至锦州。
[94] 时已升任按察使。
[9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页。
[96] 《直东剿匪电存》卷一，第1、5页，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张汝梅先后致直督裕禄两电。
[97] 《直东剿匪电存》卷一，第1页。亦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页。
[98] 1900年8月英外交大臣电致刘坤一、张之洞称：“目下北京失和，嗣后停战议和时，他国非我所知，我英夙重两江总督及湖广总督，自专恃二人主议。”见《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2586页。八国侵略军统帅瓦德西（A．Waldersee）在《拳乱笔记》中也一再提及英国以金钱供给刘、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