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敦煌画卷《观音经变图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开始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海运和空运发达之前，它一直是联结东西方的主要交通干线。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中，丝绸之路也经常被阻断。隋唐帝国的兴起，不仅使国家回归统一，也给古老的丝绸之路带来了新的繁荣。

在丝绸之路上，有许多迷人的绿洲城市，而敦煌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在某种意义上，敦煌甚至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这不仅是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的要冲，更因为它保存的大量壁画、雕塑与文献资料，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文化及中外关系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敦煌，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1900年初夏，敦煌的天气渐热，但莫高窟却仍旧显得荒凉而破败。虔诚而节俭的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他试图用节省下来的香火钱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理洞窟中的积沙。

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这个洞窟开凿于晚唐，窟主是当时河西归义军地位最高的僧官——河西都僧统洪辩。不过，与莫高窟数以百计的洞窟相比，此窟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一次十分偶然的发现，却将一个隐藏了近九百年的秘密揭了开来。

在休息时，王道士雇来的一位姓杨的工人无意中发现16窟甬道的北壁是空的。当晚，二人偷偷挖开墙壁，一个装满古老经卷、绢画的小洞窟呈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十七窟的藏经洞。

藏经洞

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藏经洞中的那些写卷和绘画究竟有多大价值，不过，他也意识到这些东西非比寻常。于是，他不时从中挑选一些精美的绢画和书法漂亮的写经，送给地方官和一些名流，以期引起他们对莫高窟的重视，从而实现自己募集钱财重修莫高窟的计划。这样，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与洞中的一些文物逐渐开始在西北地区流传开来。

令今天的国人扼腕叹息的是，藏经洞的发现时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当时正值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正在侵略中国，忙于逃命的清廷自然无暇顾及西北边陲发生的事情，而当地的官员大多昏聩无知，致使这一宝藏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却成为西方“探险家”巧取豪夺的目标。

来到敦煌劫掠藏经洞遗书的外国探险家有很多，盗取文物最多的，则是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7年5月，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并诱使王道士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十六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被运抵伦敦，安置在大英博物馆中。伯希和则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凭借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伯希和用三个星期把所有的写本都翻检了一遍，并从中挑选了最有价值的七千多件经卷与文书，这一切，他不过花了五百两银子。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名叫“敦煌学”的显学，而敦煌，这座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九个世纪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开始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当藏经洞的宝藏与莫高窟的艺术瑰宝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敦煌与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也渐渐清晰而鲜活起来。

华戎所交的都会与灿烂的敦煌艺术。敦煌，是一个被戈壁、荒漠与高山环抱的小绿洲，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由于地处内陆，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四十毫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很大，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是滋润这片绿洲的主要水源。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夺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并陆续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自此开始。

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在敦煌的西部，还设立了阳关与玉门关，调兵戍守。从此以后，敦煌就成为联结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门户与军事重镇，东汉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便长期驻守在敦煌。由于地处丝路南、北两道的交会之处，敦煌也成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重要中转站，《后汉书•郡国志》就称之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历经千年的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一千七百四十米的石窟群。在十五至三十多米的断崖上，分布着七百三十五个历代营造的洞窟。这些洞窟可分为南、北二区，南区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是礼佛之地，共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两千多身；北区则是僧人修行居住的场所，画、塑很少。那么，莫高窟是从何时开始兴建的呢？

莫高窟

月牙泉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许多少数民族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敦煌在这一时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直到北魏灭北凉，敦煌才又重归北方统一政权之下。

目前所见敦煌佛教的确切记载，是西晋时世居敦煌的月氏高僧竺法护，他率领一批弟子在这里译经修道，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不过，莫高窟的开凿却要比法护的时代晚得多。

据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敦煌望族李克让所撰的《莫高窟佛龛碑》（原立于332窟）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忽然眼前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他认为这里就是他所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通碑文的记载，是有关莫高窟最初开凿情况的最早记录，虽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由于是当地的文献，还是可以信赖的。

不久，另一位高僧法良也来到敦煌，在乐僔的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从此之后，莫高窟的兴建绵延千载，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可惜的是，乐僔与法良所开凿的最早的洞窟，却早已无法确认了。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占了北凉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凉王沮渠牧犍投降，其驻守敦煌的弟弟无讳、安周最终率万余家撤离敦煌，入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这一过程中，敦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不过，当地的佛教却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北魏王朝直接统治敦煌以后，又带来了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是北魏吸收了凉州佛教因素之后，经过平城（今山西大同）到洛阳的发展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文化。

从孝昌元年（525年）到武定二年（544年），被封为“东阳王”的北魏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虽然北魏末年中原地区发生了连年的战乱，但远处边陲的敦煌却未受到太大影响。在元荣统治敦煌的二十年中，他不仅团结当地豪族，保持了境内的安定，而且大量抄写佛经、开凿洞窟，使莫高窟营造的规模日益扩大。

元荣之后，于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年）担任瓜州刺史的北周建平公于义，继续了东阳王元荣在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在《莫高窟佛龛碑》中就说：“建平、东阳弘其迹。”这些王公贵族的做法，不仅给当地各阶层民众做了榜样，上行下效，敦煌掀起了一个造窟的高潮，而且，他们也带来了中原的艺术风格，使莫高窟逐渐突破之前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了大隋王朝，并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完成了再造统一的伟业，也为丝绸之路的再次繁荣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敦煌、张掖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在《隋书•裴矩传》中，保存着他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数百年的开拓，丝绸之路已由南、北两道发展为三道，即当时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也就是今天地中海，共有三条路线：

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

中道从高昌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

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翻过葱岭，经瓦罕山谷，过吐火罗地区（今阿富汗），进入印度。

这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清楚说明了敦煌在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在隋代文帝、炀帝大力倡导佛教的推动下，全国崇佛之风大盛。在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就保存着一批隋朝皇室成员的写经，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43《大楼炭经》卷三题记就说：“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这显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在长安所写的，可见当日佛教发展的盛况。

敦煌壁画《飞天》

独孤皇后写经题记

在这股崇佛的浪潮中，敦煌也不例外。短短的三十多年里，莫高窟就兴建了九十多个洞窟，这在其千年的营建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隋窟绝大多数集中在莫高窟南区的北段，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占据了莫高窟中心崖壁中上层的最佳位置。无论是从洞窟的数量还是壁画的篇幅来看，隋窟都大大超过莫高窟之前二百年间保存下来的洞窟总和。

第420窟西壁佛龛塑像

第420窟开凿于隋代中期，是最具代表性的隋代洞窟之一，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和西夏时期均有修复，例如洞窟入口处的壁画即为西夏所绘。本窟属于覆斗顶殿堂窟，平面方形，西、南、北壁各开一龛。西壁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左右亦各塑有一身菩萨。主尊释迦牟尼佛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体态丰满，面容慈祥。在佛陀的身后，左右分立阿难、迦叶两大弟子，前者恭敬虔诚，脸带稚气，后者肋骨毕现，一派苦行僧的模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龛外侍立的菩萨的服饰上，绘有非常漂亮的连珠狮子纹，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今伊朗）的纹样，可见隋代的佛教造像，也吸收了某些外来文明的因素。

在壁画题材上，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及须达拿太子等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在隋代逐渐减少，而经变故事画开始丰富起来，如《文殊变》《普贤变》《药师变》《弥勒经变》等，特别是维摩诘经变开始大量创作，成为引人瞩目的新内容。在420窟西壁龛外两侧的上方，就绘有文殊菩萨前往探视称病的维摩诘居士的故事。窟顶四披，则绘制了《法华经变》，风格细密而精致。

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又数次征伐辽东，终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抗。大业十三年（617年），一个地方军官李轨在武威起兵，自称凉王，控制了河西地区。李唐王朝在长安立足之后，利用粟特胡人安氏的势力，平灭李轨政权，把河西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唐初的敦煌局势并不稳定，几经变乱，直到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局势才最终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年），敦煌正式定名为沙州。

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武德末、贞观初，河西地区州县萧条，百姓凋敝，帑藏空虚。敦煌以西、以北地区都是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以南则是吐谷浑的地盘。当时，唐王朝特意关闭了西北关津，“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贞观元年（627年）西行求法的玄奘就是偷渡出去的，没有经过敦煌的州城。

吐鲁番与敦煌。隋末以来，从西域到内地的使者、商人主要还是通过经由高昌的中道。

高昌，即今天的吐鲁番，它是丝绸之路上除敦煌之外，另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纳、哈拉和卓等地进行了艰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的文书，这些宝贵的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吐鲁番盆地乃至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认识。

隋与唐初的高昌王国是一个由汉人麴氏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是高昌城，其遗址位于今天吐鲁番市东南四十公里的三堡乡境内，面积2.2平方公里，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在它的西北，则是著名的交河城，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李白、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

与敦煌一样，高昌国也是一个佛国圣地。通过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在面积并不算大的吐鲁番盆地，当时仅以姓氏命名的家寺，就有四十多座。高昌、交河城内，一些显要之地，也往往矗立着宏伟的寺塔建筑的遗迹。

另外，在火焰山山谷中，也有重要的石窟寺遗址，如吐峪沟中现存的四十六个洞窟，在唐代之前叫作“丁谷窟寺”；木头沟中，则有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八十三个洞窟，它开凿于十六国时期，麴氏高昌国时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称为“宁戎窟寺”。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异常精美，可惜其中不少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家勒考克盗走，藏于柏林博物馆，又毁于二战末盟军的轰炸中。

交河故城

高昌佛教的兴盛，对于唐初西行求法的玄奘来说，尤其意义非凡。

当麴文泰得知玄奘来到伊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对他优崇备至，甚至与他结拜为弟兄。当玄奘从高昌继续西行时，麴文泰为他置办了丰厚的行装，又给高昌以西诸国写下了二十四封书信，并附上礼物，还向西域的霸主西突厥的叶护可汗献上厚礼，请他们为玄奘提供方便。二人约定，等玄奘取经归来，要到高昌国住三年，接受国王与信众的供养。只可惜，当玄奘从印度载誉归来时，高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虽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极力模仿和学习中原制度，但由于势力单薄，高昌国不得不臣服于先后控制西域地区的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大唐王朝于贞观四年（630年）二月一举击溃东突厥汗国，原属东突厥的伊吾随即称臣内附时，高昌王麴文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他与西突厥连兵，东攻伊吾，企图封堵这个唐朝进入西域的门户，又多次劫掠西域各国前往唐朝进贡的使者。这就给了唐太宗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牛进达、姜行本等将领出征高昌。这次行军非常顺利，到第二年八月，刚刚接替病死的麴文泰担任高昌王的麴智盛就开城投降了。唐朝在高昌设立西州，在天山北面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设庭州，又在西州交河县置安西都护府，以控制西域。这是唐王朝进军西域的关键一步。

参加平灭高昌的唐军大将姜行本曾在天山立了一块纪功碑，即《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纪功碑》，它记载了唐军这次平灭高昌的壮举。在碑文所记率军鼓行而前的将领中，第一位就是“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可见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

显庆三年（658年），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今新疆库车），并设立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镇守西域广大地区。然而，从龙朔二年（662年）开始，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的军队也进入西域，同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的控制权。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四镇几度易手，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名将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此时焉耆已被碎叶取代），并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大大增强了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从此以后，直到8世纪末的一百年间，西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控制，丝绸之路也进入到一个极盛时期。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描绘的就是唐代丝路的繁忙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与吐鲁番也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在两地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有来自西域的香料和奇珍异宝，也有来自北方的驼马和毛织品，还有当地出产的五谷。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沙州有六千三百九十五户，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人，达到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粟特地区来的九姓胡商有关，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以撒马尔干的康国为中心，分布着大小十余个操粟特语的民族所建立的城邦王国。

从4世纪初以来，粟特商人已经来到了敦煌。1907年，斯坦因就在敦煌西北的一座长城烽燧中发现了八封粟特文写成的信件，学界通常称之为“粟特文古信札”，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都是在武威、敦煌等地经商的粟特人发往家乡撒马尔干的，却不知什么原因，遗失在敦煌的长城脚下。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人经营的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许多人在敦煌、吐鲁番这样丝路绿洲城市中定居下来，有些则继续向东，来到长安等地进行贸易。1973年，从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文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胡商带来的商品不仅是香药与奇珍异宝，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族奴婢。

《唐荣买婢市券》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月，在吐鲁番的市场上，沿着丝绸之路做生意的粟特商胡米禄山，就将一位年仅十二岁的胡族小女孩作为奴婢卖给了来自京城长安附近的商人唐荣，他得到的是四十匹白练。这可能是当时一个胡婢的正常价格。

在这份西州都督府发给的买人市券上，还有五位保人的签名，他们是：石曹主、曹娑堪、康薄鼻、康萨登、罗易没。从这些名字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出身于中亚的胡人，除了罗易没来自吐火罗国，其他四位和米禄山一样，都是出身于粟特的昭武九姓胡人，他们正是丝绸贸易的主要担当者。

在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开元二十年（732年）粟特商人申请“过所”也就是通行证的文书，其中记载了已经在西州落户的粟特人石染典，带着奴婢和牲口等，从新疆的库车到瓜州市易，瓜州都督府给予通行证后，他经过悬泉守捉、长乐守捉等唐朝镇防机构官员的盘问勘察，来到敦煌。

石染典在沙州向官府呈报了自己所携带的奴隶与牲口，并申请到伊州去。在文书上，就有沙州主管市场的官员——“市令”张休“勘同”的批注，确认石染典所带人员与牲口数目属实。这件难得的文书，也印证了粟特商人在敦煌市场的活跃。

在唐代沙州敦煌县的十三个乡中，有一个从化乡，这是一个7世纪初形成的粟特人聚落。到了天宝九年（750年），这里有三百户，一千四百人，大部分居民都是康、安、史、石、曹、何、米等姓的粟特人。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唐朝的百姓，但依旧信仰着自己的传统宗教——祆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中，就有记录：“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百步。”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过所实物《石染典过所》，过所相当于今天的通行证明。

这所祆舍，无疑是敦煌粟特百姓精神信仰的中心。

除了祆教之外，从丝绸之路上还传来了景教和摩尼教，来自中原传统的汉文化也得到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道教典籍，都传到了敦煌。当时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按照唐王朝的规定，教授儒家经典。在藏经洞中，也发现了许多儒经的注释本，如《论语郑氏注》等。由于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先祖，道教得到了历代皇帝特别是唐玄宗的大力弘扬，敦煌与中原诸州一样，建立起紫极宫、开元观等道观，为国设斋行道。同样，敦煌文书中也包括了许多唐代的道教典籍，如《老子化胡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

当然，佛教依然是敦煌最流行的宗教。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如翟氏、李氏、阴氏等，都争先恐后地在莫高窟开凿“家窟”，其中220窟就是翟氏所建，故称“翟家窟”。它始建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从甬道北壁10世纪的供养人图像来看，翟家世代供奉此窟，历时约三百年，这不能不让人惊叹。

220窟东壁《听法帝王图》

在东壁北侧的下方，有一幅《听法帝王图》，画中的帝王头戴冕旒，青衣朱裳，形象高大，在两旁身后恭谨扶持的群臣簇拥下，显示出帝王的威严，与传世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比，亦显得毫不逊色。考虑到当时正是初平高昌，唐太宗威震西域之时，画中的帝王无疑正是暗喻太宗，这自然也显示了翟氏对朝廷的忠心。

220窟的壁画色彩非常鲜艳。20世纪40年代时，敦煌研究院移除了上层归义军时代的壁画之后，才显露出初唐的壁画，由于有上层壁画的保护，这些下层的壁画才显得如此鲜亮。南壁绘的是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大大小小的佛、菩萨、天人化生等约一百五十身围绕四周，空中有天女散花，佛前平台上舞乐齐动，一派欢乐的景象。这也是此后唐代壁画的常见构图。

武则天一生崇佛，据说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面容就是照她的形象来塑造的。无独有偶，莫高窟第一大坐佛据说也是如此。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年），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又称“北大像”，高达三十五米半，围绕着大佛像，则是高达四十五米的九层木构窟檐。今天，“北大像”是人们到敦煌时必去的地方。在窟中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是否还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事事敢为天下先的一代女皇？

在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二十七米的“南大像”。据专家考证，本窟开凿于盛唐，壁画绘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之后。当人们走进十米进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时，一定会感受到盛唐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

《王氏夫人供养图》

在甬道南北两壁，绘制有巨幅的供养人画像，其题记曰：“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南壁共有十二身供养人像，第一身形象最大，描绘的是乐庭瓌的夫人王氏，她头饰鲜花、宝钿，身着碧衫红裙，足登笏头履。在她的身后，是两个女儿与九个婢女，她们造型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是敦煌供养人壁画中最精彩的一幅。

在盛唐的繁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惊慌失措的唐玄宗无奈逃往成都避难。为了抵御叛军，唐肃宗调集驻守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的西部各地劲旅，前往中原平叛，虽然完成了勤王的任务，却使得西北地区的防卫空虚，吐蕃乘虚而入，从青海北上，开始蚕食唐朝的疆土。在三十年间，陇右、河西诸州相继落入吐蕃之手，到了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从此以后，敦煌进入到吐蕃统治的时代，直至大中二年（848年）。

由于与吐蕃订立了“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755—796年在位），他大力弘扬佛法，而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在占领敦煌之后，赞普马上邀请高僧昙旷入藏讲道，又招请汉僧摩诃衍入藏传播汉地禅法。在敦煌，吐蕃也大力扶持佛教，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尊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佛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十三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归义军时期。会昌二年（842年），采取灭佛措施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僧人刺杀，吐蕃陷入战乱之中，其河陇地区的大将论恐热、尚婢婢也相互攻击，使吐蕃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其在河西、西域的统治秩序也迅速崩溃。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出行图》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的守将节儿，夺取了瓜、沙二州，并派多路使节向唐朝报捷。大中五年（851年），唐朝为之新置了一个方镇，名为“归义军”，张议潮被任命为节度使，敦煌从此开始了延续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时期，直到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为止。

初期的归义军名义上是唐朝的一个军镇，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到了曹氏执政的归义军后期（五代、宋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地方王国，因此，在宋代的典籍如《宋会要》中，就把瓜、沙二州列入《外国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特殊的。

10世纪中叶之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对峙状态，这也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夏在占领瓜、沙之后，还征发百姓去攻打宋朝，使敦煌日趋衰落。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南宋建都杭州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起来，敦煌与吐鲁番这样的丝路绿洲，逐渐失去了往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宝藏，却无时不在吸引着我们，去领略它们昔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