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盛世

《打马球图》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忆昔》诗的前面四句，他所回忆的，是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如梦如幻的时代，在饱受战争煎熬而不断奔波流离的杜甫心中，现实是冰冷残酷的，而那个刚刚逝去的繁华年代却显得那般美好。

的确，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玄宗时期，唐王朝进入了真正的盛世。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中，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都迈入了一个巅峰时代，后人通常将其称为“开天盛世”。这也是中国文化最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的时代，对于当时那种无所不在的宏大开阔、昂扬向上的精神，人们习惯于称之为“盛唐气象”。

讲武立威。开天盛世是从乱象中走出来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刚刚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唐玄宗在骊山脚下举行了一次讲武阅兵仪式，当时征兵二十万，旌旗相连五十里，规模非常宏大。

然而，就在这次军礼仪式上，发生了一件令全军震慑的大事。玄宗突然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斩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于旗下，在张说、刘幽求等大臣的苦苦哀求下，郭元振才最终免死，被流放边地。另一位具体负责制定军礼的官员唐绍却没有这么幸运，未等其他大臣求情，就被迅速处斩了。

这个事件极不寻常，因为郭元振身为宰相，又一直是唐玄宗的心腹，在平灭太平公主时立有大功，而唐绍也素来以直言敢谏著称。以这种显而易见的借口而欲处斩宰相，不过是唐玄宗对功臣集团的一次警告。对于唐玄宗而言，如此处置功臣，自有其不得已处，绝不可以“鸟尽弓藏”来解释。

玄宗的皇位来之不易，此前的十年，是大唐开国以来政局最为动荡的岁月。神龙元年（705年）正月的那场宫廷政变，终结了武则天时代，中宗李显被扶上了皇帝宝座。然而，中宗时的朝政更加混乱，野心勃勃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一心想步武则天后尘，武三思等武氏家族的成员也力图保持他们此前获得的各种特权，而朝中的大臣则纷纷拉帮结派，一时间卖官鬻爵、大兴土木，使得朝纲大坏。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没过多久，韦皇后毒死了中宗，并秘不发丧，派韦氏子侄担任禁军将领，自己则临朝称制，刚刚复辟的唐王朝再次面临着被篡夺的危险。在这个危急时刻，年轻的李隆基站了出来，他联合姑姑太平公主，掌控了禁军，于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十九日夜发动了政变，杀死了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并拥立父亲李旦登上皇位，自己则成为皇太子。

唐玄宗像

不过，乱象仍未结束。很快，极富政治权谋与野心的太平公主就发现侄儿李隆基不易控制，她开始积极活动，企图说服睿宗李旦换掉太子，却未能成功。两年之后，睿宗下诏传位给太子，但自己仍掌握着军国大事的决定权。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在七位宰相中安插了四位自己的亲信，并试图控制禁军。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得知太平公主即将举兵作乱的密谋，立即先发制人，粉碎了这次未遂的政变，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中。至此，二十八岁的唐玄宗才真正掌握了军国大权。

太平公主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玄宗很快发现，自己又被功臣集团所包围。在杀韦皇后、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过程中，唐玄宗得到张说、崔日用、王琚、刘幽求、郭元振等人的大力帮助，这些人都很有才干，通过参与玄宗的密谋，他们都步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并试图继续把持朝政。于是，有人就直接提醒玄宗说：“这些功臣大都是机变权谋之士，可以与他们共渡危难，但决不可使他们得志！”

一语点醒梦中人，要清除神龙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就必须有能够拨乱反正的贤臣的辅佐。可是他的那些功臣作为既得利益者，只希望维持现状，甚至自身还可能成为下一次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为了显示自己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玄宗决定在骊山举行这次盛大的讲武仪式。一方面，借以震慑潜在的政敌；另一方面，则通过对郭元振等人的处罚，向功臣集团敲响警钟。

“救时宰相”姚崇。唐玄宗选择在骊山讲武，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当时在距离骊山不远的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正是伴随着姚崇的登场，开天盛世的序幕才缓缓拉开。

姚崇并不是政坛的一个新面孔。早在武则天末年，姚崇就曾经担任过宰相，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且为人刚正廉洁，即使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多次平反冤狱，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威望。然而，由于功臣集团的反对，玄宗被迫采取了不寻常的手段才实现了拜姚崇为宰相的目的。

就在骊山讲武的第二天，玄宗来到渭川打猎，召见了姚崇，并任命他接替郭元振留下来的宰相职位。据史官吴兢记载，当时姚崇并未马上谢恩接旨，他提出，只有在玄宗答应他的十条建议之后，才愿意出任宰相。虽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姚崇拜相的过程太过戏剧化，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十条建议却非常切中时弊，代表了姚崇后来施政的基本方向，即迅速安定政局、澄清吏治、与民休息，并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唐玄宗完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是姚崇同意出任宰相，他们重整朝纲的努力就此展开。首先，把张说、刘幽求等功臣全部从朝廷要员贬为外州刺史，同时又把玄宗的兄弟如宋王成器、岐王隆范等出为外州刺史，这样使功臣和宗王无法结合起来，杜绝了再次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

其次，大力整顿吏治。开元二年（714年）五月，罢去了武则天以来所有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并严禁皇亲国戚利用权势，为人请托。

最后，通过几次对皇亲国戚犯法的严惩，使国家重回法制轨道。一次是皇后的妹夫长孙昕因殴打御史大夫李杰，被玄宗杖杀，玄宗还专门下诏向百官谢罪；另一次，则是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凌百姓，被御史纠弹，在姚崇的坚持下，王仙童被治罪。这两个案子的处理震动朝野，使从中宗以来骄纵无比的权贵们看到了玄宗的态度，开始收敛自己的不法行为。

在唐玄宗和姚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时间，稳定政局的任务已经完成。到开元四年（716年）底，号称“救时宰相”的姚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在罢相时，他推荐宋璟接替自己主持朝政，开元之治继续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开元初被贬出的功臣张说被召回京，重新出任宰相，而外放的诸王也被相继召还长安，这表明政局已经彻底稳定下来，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承平发展的时期，盛唐的繁华就在前面不远处。

唐代的制礼作乐。文坛领袖张说的归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开元十一年（723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延揽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任职其中，两年之后，它被改称为“集贤殿书院”，张说以宰相的身份兼领其事。玄宗对集贤院的学士们非常优礼，一些人甚至觉得耗费过多，张说解释说：“自古以来，在国家承平之日，帝王们通常会大兴土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当今皇上却优礼文士，研习典籍，这才是国家之福啊！”

在张说的支持下，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唐玄宗在东岳泰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封禅典礼。盛世封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古老传统，具体仪式是皇帝在泰山顶上筑坛以祭天，称为“封”，在泰山脚下的社首山祭地，称为“禅”。封禅的目的既是为了向天地报告统治的成功，更是为了炫耀帝王的功业。

这次封禅仪式规模弘大，参加者除了朝中的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外，周边民族和国家如突厥、契丹、日本、新罗、大食、日南等都派使者参加了这次盛典，这当然是为了营造一种万国来朝、天下一家的气氛。在玄宗祭天的玉牒中，他特意申明，这次封禅，他没有任何个人的秘请，只希望为天下苍生祈福。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大典，玄宗亲笔书写了一篇《纪泰山铭》，镌刻在泰山之巅的摩崖上。一千多年过去了，在晨曦的照耀下，这面粲然生辉的石刻依然是泰山最为醒目和壮观的遗迹，向人们诉说着盛世的辉煌。

除了封禅，唐玄宗还下诏进行《大唐开元礼》与《唐六典》的编纂。《大唐开元礼》从开元十四年（726年）开始编纂，直到开元二十年（732年）才得以成书。而《唐六典》的修纂历时更长，从开元十年（722年）开始，直到二十六年（738年）才最终成书。这两部书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在玄宗制礼作乐的背景下修成的。

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石刻

《大唐开元礼》的主要内容是唐代五礼制度中各种仪式的仪注，而《唐六典》的内容则是唐代各官府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及其执掌。在某种意义上，《大唐开元礼》可谓唐代的《礼记》，而《唐六典》则相当于唐代的《周礼》，可以说，它们都是唐玄宗营造盛世的产物，其撰作目的都是树立本朝典制的权威。

空前繁荣的富庶时代。开元、天宝年间，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大唐，西南以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为天然屏障，与天竺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大食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茨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涌出自豪感。

开天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也就是对那些因战乱或沉重的赋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农民进行全面普查，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从神龙元年（705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增加到开元十四年（726年）的七百零六万户，人口则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人。到了三十年后的天宝十三载（754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而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

那么，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业的发展，是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

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喜人局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据学者推算，盛唐时代，全国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比例，这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

含嘉仓铭刻砖

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含嘉仓遗址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砖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含嘉仓。这个粮仓始建于隋代，至唐代和北宋时都在沿用，其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六百余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十八米，深约十二米，可藏粮一万几千石以上。

其实，含嘉仓只是唐政府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在人口增殖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下，开天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江南的发展态势尤为迅猛。或许，天宝二年（743年）春天在长安城东广运潭的那次盛会可以被视作这个富庶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广运潭遗址千余年来仍有迹可寻。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其遗址应该在今西安东北光大门（唐禁苑光泰门）一带。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已建成了西安世博园，供游人赏玩。

这次盛会是由陕郡（今河南陕县）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策划的，他预先准备了三百多艘新船，分别标示各郡之名，除了满载大米外，每艘船上都陈列了本郡的土特产品，例如：

广陵郡（扬州）：锦、铜镜、铜器、海味；

丹阳郡（镇江）：京口绫衫缎；

会稽郡（绍兴）：铜器、罗、吴绫、绛纱；

南海郡（广州）：玳瑁、真珠、象牙、沉香；

豫章郡（南昌）：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

宣城郡（安徽宣城）：空青石、纸、笔、黄连。

这些产品的种类反映了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唐玄宗时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江南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高级的丝织品，取代河北地区成为唐代丝织品生产的中心只是迟早问题；其次，豫章茶具反映了茶叶生产已经有了巨大发展，饮茶在唐代社会已经蔚然成风；第三，宣城纸笔则说明，从唐代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文房四宝的生产基地，这同时表明了唐代社会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四，广州船上所陈列的主要是进口商品，这表明，唐代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

三月二十七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

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

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在各郡贡船中，为首的第一艘船尤为引人瞩目。船头上站立着陕县尉崔成甫，他身着绿衫，外罩锦半臂，头系红抹额，亲自领唱起他新填词的《得宝歌》，在他身后，一百名盛装的美女齐声应和，鼓、笛之声响彻云霄，欢乐的气氛弥漫在广运潭边。

紧随着陕郡船之后，各郡船只依次前进，驾船的人都头戴斗笠，身着宽袖衫，使人恍若置身于江南水乡。在望春楼下，这支庞大的船队接受着玄宗的检阅。不过，这却不仅仅是一次检阅各地物产的博览会，更像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聚会。为了观看这次盛会，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也都涌到了广运潭边，其中不少人从没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显得异常兴奋。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那种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

昂扬与超越的盛唐气象。就在广运潭盛会的前一年（742年），一位旷世的天才也来到了长安，他就是李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李白，盛唐的韵味将会如何黯淡？虽说天才总是成群结队出现的，盛唐的诗坛也是万紫千红，但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来代表盛唐气象，那么李白无疑是不二人选，他的出现，实在是这个时代的幸运。

李白像

李白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在四川江油县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自幼读书击剑，才气横溢。二十多岁时，他出三峡，泛舟而下，开始了十多年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布吴越、荆楚、齐鲁等地，在饱览各地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具有豪迈无前的浪漫主义风格，语言瑰丽，意境辽远，而且极富音乐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

　　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李白书法《上阳台帖》

《将进酒》排山倒海、恣意汪洋的气势，至今让人读来魂悸魄动，目醉神迷。宋代的严羽曾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而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张口一喷就行了。这实在是知者之言！同样是李白，他也能写出“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清新婉丽的词句。事实上，不管是哪种体裁，也不管是哪种主题，只要出自李白之手，都一定会达到极高的水平。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连唐玄宗也知道了李白的大名，终于，在天宝元年（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被召入翰林供奉。

在兴庆宫的沉香亭，四面遍植名贵的牡丹，当年唐明皇与杨贵妃常在此饮酒赏花。宿醉的李白曾为之写下了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其中之一曰：“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然而，对于傲岸不羁的李白来说，长安的宫廷生活终究不是他所习惯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就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知李白者，杜甫也！寥寥四句，就把一位豪放俊迈、诗酒无双的李白形象勾勒出来。可是，李白这种傲视权贵的态度使他得罪了高力士等人，没过多久，他就自请还山。

然而，仕途失意并不影响李白的狂放与激情，盛唐的人们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天才诗人的，他的朋友遍布各地，这其中，就有另一位诗坛主将——杜甫。

和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李白相比，小他十一岁的杜甫通常被视作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风格的不同并未影响二人的交谊，特别是杜甫，他对李白一直非常仰慕，时常牵挂在心。据学者研究，在杜诗中，赠怀李白的诗篇多达十五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他对李白诗篇的高度评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则吐露出他对李白遭遇的不平之气；“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更充分表明，只有杜甫，才是李白的真知己。

成都杜甫草堂中的杜甫塑像

至于杜甫自己，他一生的科举和仕途都不如意，早年曾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窘迫生活，中年时，又遭逢安史之乱这样的家国巨变，被迫流离失所。然而，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就不可能写下被后人称为“诗史”的《北征》、《春望》、“三吏”、“三别”等忧国忧民的诗篇；如果没有战乱中他到处奔波、寄人篱下的经历，他也写不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那样感人至深的篇章。安史之乱终结了开天盛世，而杜甫沉郁顿挫的诗篇则给盛唐的诗坛画下了有力的句点。

盛唐气象也表现在绘画艺术上。与诗坛一样，开天时期的画坛同样群星闪耀，各种题材的绘画都出现了繁荣景象。人物画方面，有善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适生活的张萱。在辽宁省博物馆中，保存着相传为宋徽宗临摹的张萱所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等骑马游春的场景，画面生动，是唐代贵族妇女生活的形象写照。张萱的另一幅名作《捣练图》收藏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刻画的则是宫廷妇女从事捣练、理线、熨平等工序的劳作场景，富于生活气息。这两幅仕女图都显示了张萱在刻画人物方面的精妙技艺，也反映出盛唐艺术那种雍容华贵的气度。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在山水画方面，则有被称为“大小李将军”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代表的金碧山水画，以及王维所代表的水墨山水。后世对王维推崇备至，奉其为文人水墨画的鼻祖，宋代的苏东坡就说，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在鞍马画方面，其代表人物是韩幹，他流传至今的名作《照夜白》生动表现了唐玄宗所喜爱的名驹的神气，另一幅《牧马图》后来也曾成为宋徽宗宣和内府的珍藏之宝。

正如李白、杜甫辉耀盛唐诗坛一样，盛唐的画坛同样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大师——“画圣”吴道子。无论是人物、花鸟，还是台阁、山水，各个门类的绘画，他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当吴道子还在世时，他高超的绘画技艺就已经被民间所神化了。

据说在开元中，一位名叫裴旻的将军为了给亡故的母亲做功德，请吴道子在东都天宫寺画几面墙的神鬼壁画，吴道子答应了，但他要求裴旻先献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剑舞，“以增壮气”。只见裴旻走马如飞，剑如闪电，突然将手中的宝剑高抛数丈，在其笔直下落的一瞬间，他拍马赶到，刚好将急速下坠的宝剑纳入手里的剑鞘中。和围观的百姓一样，吴道子看得激动无比，随即起身作画，很快就完成了一幅时称“天下壮观”的得意之作，可见吴道子画风的跌宕豪放。

韩幹《照夜白》

另一则故事更为有趣。据说吴道子在长安一座寺院绘制了“地狱变”壁画，将地狱中的阴森恐怖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许多长安百姓看过之后，都不敢杀生吃肉了，当时市面上的屠户和渔夫们失去了生意，不少人甚至因此改行。

在唐代，绘画艺术的载体主要是壁画和屏风，卷轴画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吴道子的作品大多集中在长安、洛阳的寺观壁画之中。据史料记载，他前后画寺院墙壁三百多间，而人物与神鬼的面貌无一相同。

可惜的是，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无缘欣赏到这些壁画杰作，只能从一些后人的摹本中依稀看到它们的风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流传到日本的《送子天王图》。这幅画描绘的是佛陀释迦牟尼降生的故事，无论是天王、神怪，还是大臣、宫女，神态各异，生动表现出不同身份的人面对佛陀降生这一重大事件所发生的不同的心理变化。整幅画作兰叶描，并略作渲染，用线挺拔，轻重顿挫似有节奏，衣带随风飘举，体现出吴道子一派的典型画风。

《送子天王图》（局部）

盛唐的书坛同样精彩。无论是张旭、怀素、贺知章的草书，还是李邕的行书、楷书，都冠绝一时。李阳冰的隶书，甚至被称为秦代李斯之后的第一人，而后世艳称的书法大师颜真卿，他的青春岁月同样是在开天时期度过的。

当然，能与李白诗歌、吴道子绘画一起代表盛唐气象的，当数张旭的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将一个豪放不羁、旁若无人的艺术家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张旭在当时影响极大，无论是怀素还是颜真卿，都曾向他学习书法。而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等均有褒贬，唯独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在艺术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相传，张旭因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遂得草书之神。这与吴道子观裴旻舞剑而得壮气，可谓不谋而合。

据说，在任职常熟县尉时，张旭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处，甚至用头发蘸着墨汁疾书于墙壁。酒醒之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自己也不能相信，认为一定是有神力相助。今天，当我们看着张旭仅存的几件作品时，他奔走挥毫的身影似乎依然在眼前闪动。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开天盛世来之不易，它是从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中走出来的。只有政治稳定，才有经济的发展，也才有文化的繁荣。

随着李白、杜甫、王维、张萱、韩幹、吴道子、张旭、怀素、李阳冰、颜真卿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华与个性，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读出了“盛唐气象”的真义。直到今天，盛唐文化所代表的那种昂扬与超越的精神仍值得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

然而，即使是盛世，也有繁华落尽的时候，在唐玄宗的晚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引发了安史之乱，开天盛世从此成为中晚唐人心目中的一个梦境，而唐玄宗早年的励精图治和晚年的骄奢淫逸，也都成为后世君主时常借鉴的一面镜子。

唐朝形势图（741年）